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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警方偵破宗慶後受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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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9月18日從杭州市公安部門獲悉,經過連續幾日調查,杭州警方已偵破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受傷一案,犯罪嫌疑人系向宗持刀要挾行兇。目前,涉案嫌疑人楊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中新網18日上午11時報導,18日,有媒體曝出,9月13日清晨,中國內地前首富、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在其住所附近被砍斷左手四手指的肌腱。目前杭州公安已證實其被砍事實。

18日12時52分,前述新華網報導披露,9月13日清晨,宗慶後在杭州上城區其住處附近遭人襲擊,手部受傷,隨即被送往附近的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救治,經醫院診斷,宗左手有兩根手指肌鍵受傷。

9月13日下午15時,杭州警方在上城區某出租房內抓獲犯罪嫌疑人楊某(49歲,江蘇蘇州人)。經初步審查,楊某於今年上半年借了3萬元來到杭州找工作,因年紀較大,一直沒有找到工作。據楊某交代,以前在電視節目上看過宗慶後熱心幫助農民工的訪談,也想得到宗慶後的援助在其公司安排一個工作,便到宗慶後的住處附近找到宗慶後,因未如願,於是實施了違法行為。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中。

報導稱,目前娃哈哈集團的各項經營業務一切正常,宗慶後已經照常上班。而宗慶後本人則表示,這次遇襲事件只是一場意外,自己受了一點小傷,但並不嚴重,目前恢復情況良好。

另據浙江在線引述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相關人士消息稱,9月13日當天,確實有名為"宗慶後"的男子因手外傷入院,住在普內科。住院記錄顯示,傷者宗慶後,男,67歲。

中新網報導援引有醫學方面人士稱,肌腱斷裂可以通過手術來修補的,後期經過康復性鍛鍊可以恢復手指功能,不會致殘。

8月份,彭博最新公佈的億萬富翁排行榜數據顯示,宗慶後估測資產淨值110億美元,為中國第二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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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一起公安部督辦販嬰大案偵破之後的故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246

2014年11月13日下午,浙江海鹽。60多歲的福根(化名)抱著買來的孩子接受警方訊問,默默流淚。他的妻子和兒子都是智力殘疾,有著對孩子強烈的期待。但是,他忘記了觸犯法律需要承擔的代價。 (CFP/圖)

他們被“解救”出來了,卻失去了家。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幾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賣掉他們的,是他們的親生父母。

在各地社會福利機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孩子。卻少有人問津,他們被“解救”後的人生。

雲敏(化名)喜歡反鎖上門,將自己關在房間里。

對她而言,雖然門外是一群沒有任何殺傷力的孩子,其中還有一名智障兒童,但她還是不喜歡聽到保育員每天扯著脖子催促她學習的聲音。

在福利院工作人員眼里,這個女孩顯得過分安靜。

從不多話,也不會像另外一些孩子一樣經常惹人生氣。當然,有時候難免“挨板子”。這種時候,她從不哭鬧,一句話也不說,頂多是眼里噙著淚水。

她寧願一個人在門內。

在這里,她和他們不一樣。她有過家庭,有過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哥哥。

開了門,她又和他們一樣,都是無父無母的孩子,甚或是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在三年前公安部督辦的一起打擊拐賣兒童大案中,被從人販子、買家手中解救出來,又找不到親生父母的孩子。

公安部督辦的大案

她是被從一個叫梁正芬的中年婦女手中解救出來的。

那年,雲南省文山州人梁正芬46歲。當然這只是個估計,因為她從來沒有辦過身份證。自小沒讀書,19歲時由家里人包辦婚姻嫁了,生了兩男一女,也沒辦過結婚證。

大概30歲時,她被老鄉帶到千里之外的福建華安打工,就在當地又結了一次婚,同樣沒辦結婚證,生了個男孩。2011年初,她在幹活的山上遇到一個雲南口音的男人,稱他有兩個女兒,想把小女兒賣了;她剛好想收養一個女孩回家,就花了5000塊買了。回家後才發現:女孩說話不流利,眼睛有些斜視。

2012年,在公安部督辦“2011.12.29”特大拐賣兒童專案全國統一行動中,華安縣公安局逮捕了一批買賣兒童團夥,並從中解救出12名被拐兒童。雲敏就屬於其中之一。

警方迅速查清了她的來歷,把她從“新家”帶走,送到漳州社會福利院。一年後,福利院把她送到一戶城里人家寄養,但是因為無法融入新的家庭,一個學期結束後,她又被送回到福利院。

目前,雲敏所居住的這套房子,是漳州社會福利院院長謝俊波為他們特別組建的“模擬家庭”,一共有8個孩子,兩個保育員。年齡最大的雲敏得以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

在謝俊波看來,早前那戶寄養家庭各方面都很適合雲敏。領養人本身也是孤兒,被養母撫養長大。成家後,夫妻二人都算白領階層,養母家又緊鄰雲敏就讀的小學,方便照看孩子。

家里有一個智障的弟弟,因此那對夫婦希望能領養一個健康聰明的小孩。但也許,雲敏在這一點上有些讓他們失望。

因為沒上過學前班就讀一年級,雲敏的學習成績總是跟不上。除此之外,雲敏在前一個“養母”梁正芬家養成的一些習氣——如看到什麽零食就一口氣全部吃光,也讓他們看不慣,又難以糾正。雙方僵持到雲敏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她就被接回福利院撫養了。如今,這對夫妻再也沒有來過福利院。

自那以後,雲敏變得愈發沈默了。謝俊波正打算送她去省會福州的另一戶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寄養。還不知會如何。

福利院的“臥底”

對雲敏更有感情的,反而是先前買下她的梁正芬夫婦。

不知哪兒泄露出去的消息,他們得知雲敏已回到福利院,今年又從一百多公里外的山里來看她。他們摟著她的肩膀,帶些吃的穿的給她,詢問她的學習狀況。

不過,畢竟隔了這麽久,孩子的記憶也淡了。她從不在別人面前提起他們。問起以前的事,以前的名字,以前的住所,都被她一句簡單的“不知道”所掩蓋了。

這也是在“2011.12.29”專案中,絕大部分被解救的孩子所面臨的困境。

一下子增加了12個孩子,本來以養老為主業的福利院立即面臨人手不夠的窘境,不得不面向社會招聘了幾位護工。孰料,其中一個被解救的孩子,與護工見面時,竟然抱著其中一個護工喊“媽媽”,福利院這才發現不對。一查,發現這個護工竟然是此前買下這個孩子的買主。她是特地來“臥底”的,只為了看孩子一眼。

一位辦案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當時在公安局審訊,“真的像骨肉分離”。這些買下孩子的養父母舍不得,大哭大鬧,有人當場昏倒。

孩子到達福利院後,買家們也多次找來,希望能把孩子帶回去。其中一個孩子,甚至已經托關系上了當地的戶口,成為收養家庭的合法成員。

“很多事就是合情不合法,合法不一定合理啊。”謝俊波很無奈。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選擇收養家庭時,他們刻意避開了原先的買主們。“不能讓警察把孩子從買家那里帶走,交到福利院手上,我們又把孩子還回去吧。”

閩南人傳宗接代的觀念重。華安縣毗鄰安溪縣,同為鐵觀音產地,也都是全國重點產茶縣,在這里,由於氣候原因,茶葉生長周期相對較短,一年可產五季。

不乏雲南人來華安縣打工,也不乏安溪茶商來此采購茶葉。徐秋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只有一個女兒,一直想買個男孩,來華安縣購茶時碰上了一個雲南籍的中間人,便順理成章地買下了一個嬰兒。他連名字都已經替孩子取好,名叫“徐世穎”,視若掌上明珠;甚至找當地關系,為這個繈褓中的孩子上了戶口。

看到徐秋明高興地抱上了兒子,鄰居楊金鐵也想買個嬰兒,長大後給他有點癡呆的二兒子養老。後來通過互相介紹,買下了一個男嬰;還有更多的買主,或是無法生育,或是失獨家庭……他們都成了罪犯。

但對於這些買主,司法機關並沒有過度追究責任。他們並未阻撓辦案,也沒有虐待孩子。在辦案過程中也主動投案,所以均以從輕情節,判為緩刑。徐秋明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緩刑18個月,並罰款5000元。

當然,人財兩空是最終的結局。“徐世穎”被註銷戶口,送到福利院。

在孩子被送到福利院一段時間後,徐秋明還找過辦案民警。他說,去福利院看到孩子孤零零的,想接回來。警察們雖然動容,卻也沒有辦法。否則,豈不等於默許了買賣人口的事實?

“說是解救了這些孩子,可又好像不是。”一名參與辦案的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賣掉孩子的父母

其實,在2011年7月之前,當地政策上是允許被拐兒童在未找到親生父母的情況下,交由買方繼續撫養的。但為了打擊“買方市場”,在此之後,公安部規定,打拐解救又沒有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不得再送回買方家庭撫養,而應放在福利院中撫養。

按照規定,被拐賣的孩子在公安部門錄入DNA後,與丟失孩子的父母DNA進行比對後,就能相互配對,確定親子關系。但實際上,通過DNA數據庫被找回的孩子並不多。

此前,公安部和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到2011年全國開展的打拐專項行動中,共解救被拐兒童13284名。通過全國打拐DNA數據比對後,其中未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約12100名。也就是說,只有不到10%找到了父母。

根據華安縣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林炎福的經驗,一般丟失孩子的父母都會來報案,如果是正常被拐賣的,那很快就能在DNA數據庫中找到。反之,“如果是父母親手賣掉孩子的,怎麽會來報案呢?那不是自投羅網?”

一種不忍面對的現實是:大多數被拐兒童,實際上是經父母同意被賣出的。

當年的媒體報道也已有統計:漳州市福利院累計接收的17名被拐兒童,有14個是被父母親手賣掉的。

在“2011.12.29”專案中,“貨源地”主要來自雲南廣南縣。這個縣位於滇、桂、黔三省交界地帶,是國家級貧困縣。林炎福記得,自己審訊過兩名親手賣掉孩子的父母:原因都源於一個字——窮。

2010年7月,廣南縣女子李仕芳在華安縣仙都鎮招山村的出租房誕下一名男嬰。而她的丈夫因為搶劫,早已鋃鐺入獄。在雲南老家已有兩個孩子的李仕芳,沒有能力一邊打工,一邊再撫養一個孩子。因此孩子一出生,她就委托弟弟聯系買家。

通過中間人介紹,最後這名剛出生二十多天的男嬰,被徐秋明以三萬五千元的價格買走,成了“徐世穎”。

幾個月後,李仕芳的老鄉、1988年出生的李富春有了一個身體不太健康的孩子。由於實在沒有能力為其繼續治療,李富春輾轉聯系上徐秋明,請求其幫忙將這個出生十多天的男嬰賣出。賣主就是徐秋明的老鄉楊金鐵。

被警方逮捕後,親手賣掉子女的李仕芳和李富春沒有一點悔過意識。審訊過程中,他們一直在強調,在雲南老家,誰家不要孩子就“送”出去、收點錢,是很常見的事。

“他們都蒙蒙的,不知道怎麽回事。”林炎福回憶,“在他們心里,完全沒有買賣孩子是違法的這種意識。”

當年,檢方共起訴了11名參與拐賣兒童的人員,包括李仕芳姐弟以及李富春。華安縣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李仕芳屬主犯,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但因當時她又有了身孕,而不得不緩刑處理。李富春也被判緩刑。而他們之後是否還會重蹈覆轍,無人能夠肯定。

被判得最重的,是那些應他們請求,也想賺點兒中間好處費的老鄉。這些沒有什麽文化的農民,自以為沒拐沒騙,結果成了“拐賣兒童團夥主犯”。其中一人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而賣掉雲敏的父母並未被警方認定為“以買賣為目的”,未被列入起訴的範圍。

而“買賣同罪”“人販子一律死刑”一類的呼聲,在這起現實的販嬰大案中,都顯得無所適從。

無論是警方還是民政部門,都完全不認可這兩個近日在網上走紅一時的概念。“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只會增大我們的工作難度。”一位民警說,只要有買孩子的需求,有賣孩子的需求,這種情況就無法杜絕。

按照過去慣常的做法,同雲敏情況類似的孩子們都可以返回到收買家庭繼續生活。但因為當時全國統一專案的打拐力度加大,他們只能被送往福利院。

而此一別,他們再也回不去了。他們是被“解救”出來了,也從此失去了家庭。

華安縣距離漳州市福利院大約1個多小時的車程。接他們的工作人員回憶,一路上氣氛很壓抑。雲敏沒有說話,偶爾有年紀小的孩子低聲抽泣。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如今3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世界的複雜性

目前,雲敏和正常孩子一樣在當地最好的小學讀書。

沒有人會知道,每天她聽到同學們談起父母時的感受。但也許,她已經從“閑言碎語”中明白,自己是被親生父母賣掉的。她曾堅定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想找他們。”

她對“保育員阿姨”笑,對福利院的“弟弟妹妹”笑,對“院長伯伯”笑,卻也會低著頭沈下聲音說:“不喜歡這里,不想留下來了。”

就連院長謝俊波也覺得,“原先的買主肯定是孩子們最合適的收養家庭”。一是原先已經生活了好多年彼此已經熟悉,二是對方本來也願意撫養,有條件撫養這個孩子。

但讓很多福利院更頭痛的是,不僅原先買方家庭不得收養被拐兒童,其他正常家庭也無法收養他們。依據收養法,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且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才可以被收養。

而打拐解救回來的兒童並未在其中。因為他們既不屬於孤兒,也不屬於棄兒,因此陷入不能被領養的困境。甚至嚴格地講,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們,並非被“拐”兒童。

而在福利院生活的缺陷,顯而易見。這里,很難配置專業心理教師,而這又是他們最為需要的。

廣東省惠州市旅遊局長、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修訂收養法。在第四條前三項收養規定的後面,增加第(四)項:“被拐賣兒童被解救一年後仍找不到親生父母的,經公示後可通過合法手續,在國內辦理收養。收養後找到親生父母,親生父母要求解除收養關系的,應當解除收養關系”的規定。

為此,她在惠州做出的嘗試是,讓民政局、計生委、公安局、福利院一起參與進來,為孩子甄選收養家庭。

起初,幾個部門也互相推諉。“民政部門說公安沒結案,不是棄嬰;公安說已經到民政部了,應該由民政來負責。後來由幾個部門一起解決,就不會出現誰主要擔責的情況了。”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深圳市社會福利中心,一些同樣被解救出來的孩子已經待了十幾年,有些已經超過了14歲這一收養法規定的最低被收養年齡。目前,社會福利中心也開始了對這些孩子的寄養、收養工作。

為何這一政策遲遲不能出臺?或許,也在於世界的複雜性。

“如果家長找到了孩子,他們可能更希望孩子是在社會機構中代養,而不願意被領養,因為孩子與收養家庭更容易產生感情,與親生父母會存在一定隔閡。”深圳市民政局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處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民政部對此沒有認可但也沒有否定。收養對孩子的成長有好處,但也會有一定風險。”

畢竟,還是有一些孩子,是從幸福的家庭中被拐走、騙掉的。

現在,雲敏每天放學後回到的是福利院那間房間,沒有特別的裝飾,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櫃,書櫃里淩亂地丟著一些書,還有一張小寫字臺,和一把坐久了會覺得硌的塑料椅子。

坐累了,她有時會像小孩子一樣認真地趴在地上寫作業。

自動鉛筆沒芯了,只能暫時借別人的木質鉛筆,寫一會兒用卷筆刀削一下鉛筆,動作稍顯笨拙。“筆頭尖點比較好寫”,偶爾,她也會這樣突然轉過頭,沖著你呵呵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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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偵破巨額電話詐騙 美國人竟被騙走數千萬美元

印度最近發生一起電話詐騙創下了該國史上最高紀錄,但這起詐騙並非選擇印度本國人,而是針對地球另一端的美國。

根據印度警方的最新報道,由700來名印度人組成的電信詐騙團夥佯裝成美國稅務局官方人員,對美國人進行大規模電話詐騙,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數千名美國公民成為受害者,共700多名涉嫌的印度人接受了調查。

印度塔那公安局局長帕拉姆維爾·辛格(Paramvir Singh)表示,如今已有70名涉案人員被正式拘捕,余下約630名工作人員正在接受調查,涉案人數很可能進一步增加。

“欠稅請補稅”

上周,200名警員突襲了印度孟買的9處詐騙據點。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些詐騙人員佯裝成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官員,通過打電話的形式通知美國公民他們拖欠了稅款並面臨國稅局的起訴。

“這些詐騙人員會提供一個美國姓名和號碼,告訴電話那頭的美國人他們欠國稅局4000至1萬美元不等的金額。”帕拉姆維爾稱,詐騙人員還利用威脅的方式恐嚇受害人,稱如果他們掛斷電話,警方將會在30分鐘內對他們的住處進行搜查。

“你必須支付欠下的稅費,不然你就會失去工作、錢和你的房子!”在這類的威脅中,部分受害人被迫根據指令到就近的塔吉特(Target)商場或沃爾瑪超市購買現金卡並進行充值,隨後將款項匯入到一個美國銀行賬戶。

印度警方並未公布具體涉案金額以及是否有其他國家的受害人,但辛格表示,詐騙中心已運營了一年多,預計已騙取了數十億盧比。警方懷疑,此案主謀可能在美國有同謀幫助處理款項。

此案的告破歸功於臥底警察。“此前我們就派遣了一名警察在詐騙中心進行調查。最好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確錄下了他們行騙時所打的電話。所以我們已經掌握了851個存有電話錄音的硬盤,並將著手調查這些錄音。”帕拉姆維爾稱。

截至上周四,美國當局尚未與印度警方進行接觸,但預計將盡快聯手調查。

外包中心轉移

作為全球的外包中心,印度人憑借良好的英語水平和廉價的勞動力成為了不少國際公司和部門的呼叫中心。從列車時刻表到推銷手機,呼叫中心的業務範圍五花八門。

但近年來,由於美式英語在菲律賓等國越來越普及和流行,這些呼叫中心的重心漸漸從印度轉移到了菲律賓以及中國等地。

此前的相關行業報告與菲律賓官方數據顯示,菲律賓已經超越印度,成為占據全球外包市場份額最大的國家以及全球的電話熱線服務業中心。

在制造業不景氣的當下,服務外包產業成為了中國開放型經濟體系中頗具活力的組成部分。據官方介紹,中國服務外包企業承接的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已占到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份額的近30%。

此前仲量聯行發布的相關報告稱,盡管印度、菲律賓等成熟的離岸市場持續吸引到最多的投資和工作機會,但是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在考慮將業務回遷至離本國更近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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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貴等人偽造國家機關公文案被偵破

重慶市公安局23日下午召開案件通報會,向中外記者通報重慶公安機關近期破獲的郭文貴陳誌煜等人偽造國家機關公文案相關情況。參與偵辦該案的重慶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出席通報會。50余家中外媒體記者參加通報會。

根據通報,2017年8月以來,潛逃美國的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在逃人員郭文貴為尋求政治庇護,編造大量虛假信息,進行所謂網上“爆料”,授意並指使犯罪嫌疑人陳誌煜、陳誌恒偽造30余份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國務院有關部委名義印發的國家機關公文,作為其“爆料”的主要內容,在境外公開散布傳播,誤導公眾,造成惡劣影響。公安部指定重慶公安機關立案偵查。2018年2月18日,重慶市公安局分別在廣東、湖南將陳誌煜、陳誌恒抓獲歸案,依法扣押了相關涉案物品。

據介紹,郭文貴,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在逃人員, 男,51歲,戶籍地為北京市大興區,同時擁有香港居民身份,河南裕達投資有限公司、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

陳誌煜、陳誌恒為雙胞胎兄弟,41歲,廣東東莞人。陳誌煜早年曾在廣州市社會醫療保險服務管理局等單位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2012年辭職後在加拿大生活;陳誌恒2008年獲得加拿大國籍,但長期在國內工作生活,現任廣州某科技公司技術總監,負責軟件開發工作。

公安機關查明,2017年5月,陳誌煜、陳誌恒看到郭文貴公開懸賞征集中國政府所謂“秘密文件”等消息後,覺得有利可圖,由陳誌煜出面,化名“周國明”主動與郭聯系。經多次試探接觸,郭文貴認為陳誌煜有很強的偽造文件能力,遂於2017年8月正式與其建立起合作關系。雙方商定,郭文貴以每月4000美元的工資雇傭陳誌煜,讓陳誌煜專職為其提供“爆料”所需材料,並為陳支付差旅費及購置手機等費用,郭文貴還承諾出資5000萬美元建立基金供陳支配。此外,應郭文貴要求,陳誌煜還四次到美國與郭文貴和其助手見面。

按照郭文貴的授意和指使,2017年8月以來,陳誌煜、陳誌恒2人偽造了《國務院辦公廳、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關於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國安部人民警察赴美值勤工作方案的批複》《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調整針對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貴宣傳工作策略的批複》《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就進一步深化解決該國核問題開展溝通協調工作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司法力度打擊以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貴為首的境內敵對勢力的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2017年度加強針對美國科學技術領域統戰力度工作計劃的批複》等30余份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國安委、財政部、人社部等相關部委名義印發的國家機關公文,涉及“朝核問題”“統戰工作”“境外情報”“科研項目”等所謂“絕密”“機密”內容,分批次提供給郭文貴。

2017年10月起,郭文貴及美國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多次對外公布所謂得到美國政府機構驗證的中國政府“秘密文件”,如,《國務院辦公廳、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關於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國安部人民警察赴美值勤工作方案的批複》《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就進一步深化解決該國核問題開展溝通協調工作的決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2017年度加強針對美國科學技術領域統戰力度工作計劃的批複》等,引起媒體高度關註,美國國務院也表示關註。經偵查鑒定,上述文件均系郭文貴、陳誌煜、陳誌恒三人偽造。

公安機關偵查調查和訊問勘驗發現,郭文貴和陳誌煜、陳誌恒在偽造國家機關公文過程中分工明確、手法專業。先由郭文貴提出文件涉及方向或主題,陳誌煜利用其曾在國家機關工作過、熟悉文件起草和制作規範的經驗,研究公文的行文規範和習慣,在互聯網上大量搜索造假相關主題的資料、公文樣式和最新信息、專業用語,編造所需的公文內容,再用公文制作軟件,套用國家機關公文版式格式,編輯排版後加密傳送給陳誌恒。陳誌恒利用掌握的計算機專業技術,將網上下載的文頭、公章圖譜進行編輯處理,套用於相應的偽造文件。偽造公文成型後,陳誌恒將其打印拍照回傳給陳誌煜,由陳誌煜提供給郭文貴。陳誌煜、陳誌恒從接到郭文貴指令到完成一份偽造文件,大約需要一個星期。

到案後,陳誌煜、陳誌恒對受郭文貴指使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公安機關偵查還發現,除受郭文貴指使造假外,為牟取經濟利益,陳誌煜、陳誌恒從2013年起就開始偽造國家機關公文,並有償提供給境外一些機構。到案後,公安機關在其電腦、移動硬盤里查獲了大量偽造的國家機關公文,發文單位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國安委、中宣部、中央編辦、人社部、教育部、財政部等,涉及中國軍事、國防、外交、統戰、金融政策、經費預算等多個方面,甚至還有偽造的中紀委的辦案案卷。

重慶公安機關表示,目前,公安機關已以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對陳誌煜、陳誌恒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對郭文貴謊稱假文件是經美國FBI等政府機構認證,以及發現的大量郭文貴向個別美國議員和前政府官員提供政治獻金等情況,公安機關將通過執法合作渠道,與美方執法部門合作進行核查,相信美方執法部門也不會容忍這種犯罪行為的存在。

郭文貴、陳誌煜、陳誌恒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的行為,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公安機關將堅決捍衛國家政治安全,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堅決依法嚴厲打擊偽造國家機關公文這種嚴重犯罪活動。

偵查發現,郭文貴還夥同陳誌煜、陳誌恒等人編造了包括多位中央領導和省部級領導在境外有私生子、房產、情婦、巨額存款等虛假信息,以及涉及其他單位、企業和公民個人的虛假信息,情節嚴重、影響惡劣,已經涉嫌嚴重犯罪,公安機關還在進一步偵辦中,並將繼續公布相關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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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億虛開增值稅發票案被偵破:團夥跨區域犯罪手法被揭

花費半年時間,稅務、公安、海關及人民銀行聯手在深圳破獲一起特大虛開增值稅發票案。這則被命名為“海嘯一號”案件,共查處企業658戶,涉案虛開金額超過500億元,抓獲64名犯罪嫌疑人。

稅務總局稽查局副局長於海春告訴第一財經,“海嘯一號”稅案是深圳市歷年來規模最大、團夥最多、抓獲犯罪嫌疑人最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近年來,虛開騙稅違法犯罪手段呈現出新的特點,包括盜用海關票信息抵扣稅款、大量成立空殼企業暴力虛開等行為,嚴重破壞正常的經濟稅收秩序,必須毫不手軟地對虛開騙稅行為實施嚴厲打擊。

今年,稅務總局將聯合公安等部門,在全國範圍內深入開展跨部門、跨區域打擊虛開騙稅專項行動,重點查處跨區域違法犯罪案件,並實施聯合懲戒。

500億虛開發票手法透視

去年年初,國內多地多家企業包括大型國企發現公司的海關進口繳款書(下稱“海關票”)的信息被盜用,這一情況也反映到了稅務和公安等部門。

海關票的專業術語叫進口貨物增值稅專用繳款書,即企業進口貨物繳納增值稅後,海關開具給企業的繳稅憑證,可以由進口貨物的企業用作進項抵扣稅款。而且一份繳款書只能被抵扣一次,所以一旦被盜用抵扣,這意味著那些真正從事進口貨物的企業將因沒有進項抵扣稅款,而面臨重大損失。

多個地方短時間內集中爆發海關票信息被盜引起了監管層警覺。根據企業們反映的線索,監管部門開始“順藤摸瓜”,一起500億虛開增值稅發票的作案路線圖浮出水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獲取的海關票信息,通過變換商品類型名稱的手段,把發票提供給沒有真實購買貨物的企業,用於增值稅進項稅款抵扣憑證,致使用票企業大量偷逃國家稅款。

辦案人員調查發現,作案的起點在廣西憑祥地區。憑祥地處中越邊境,轄區內各類口岸最多,邊貿交易繁榮。辦案人員多次喬裝暗訪後梳理發現,廣西憑祥地區的一些報關行及深圳許某控制的外貿公司,利用代理進出口貿易及報關業務便利的條件,負責收集或非法盜取商家進口貨物不需要抵扣的海關票信息,比如水果海關票。

深圳市國稅局稽查辦案人員表示,由於進口水果很多都是在國內批發市場直接進行銷售,進口方多數是不需要用於進項抵扣。因此一些人非法獲取這些水果海關票抵扣信息,通過從中轉手,獲取經濟利益。

在獲取完上述水果、木材、凍肉等海關票信息後,許某為首的兜售海關票團夥以票面金額的1.5%至2.3%賣給深圳的不法中介。隨後,深圳的不法中介再按票面金額的2.35%至2.8%,賣給深圳地區虛開團夥。

虛開團夥根據深圳、重慶、成都等多個下家的需要,通過控制的近千家“空殼公司”,開出虛假增值稅發票。比如進口的品名多是水果、凍品一類,到了虛開團夥設立的空殼公司那里,開出的品名卻根據下家的需要變成了電子產品等發票。而這成為辦案人員稽查突破點。

開好發票後,虛開團夥以票面金額的5%至5.5%收取手續費,下家們則將這些虛開的增值稅發票用於抵扣,達到少繳稅款的目的。

暴利的存在,讓虛開團夥不擇一切手段虛構購銷合同、收款收據、送貨單等一系列憑證資料,甚至根據下家需求偽造一整套資料,虛構整個業務流程;開設銀行賬戶,虛構支付貨款,通過多個公司賬戶層層虛轉資金,最終回流到個人賬戶,實現非法獲利。

專案組發現,這起虛開案件貌似是一件案子,實際上里面嵌套複雜、盤根錯節,此次共查獲了10個犯罪團夥,包括以許某等人為首的2個兜售海關票團夥;以廖某、蔡某等人為首的7個虛開團夥和以陳某為首的1個虛開、騙稅團夥。

而且這些團夥組織結構穩定、分工明確,上下遊團夥相互勾結作案,手法隱蔽多變,極其所能逃避稅務部門的監管和稽核。

不過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目前,相關犯罪嫌疑人已經移送司法機關起訴。深圳市公安局經偵局綜合處處長賈慶國說,這個涉稅犯罪,直接侵害國家利益,基本上就是弄幾個票一抵扣錢就到手了,零成本但危害極大,我們希望通過判重懲嚴,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震懾作用。

按照《刑法》規定,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另外,去年8月深圳國稅已提請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對涉及全國36個省市3萬余戶受票企業進行協查處理,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國累計查補稅款、罰款達29億元,入庫總額21.9億元。

深圳市國稅局稽查辦案人員說,2017年2月,我們就在稽核系統增加了對企業名稱的比對,現在已經杜絕了虛抵海關票的現象。

重點監管團夥、跨區域案件

由於暴利,虛開增值稅發票案件近些年一直呈現多發高發態勢。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數據,2017年全國稅務機關共檢查涉嫌騙稅和虛開企業6.86萬戶,認定虛開和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其他可抵扣憑證584.23萬份。2018年一季度,全國各級稅務機關共檢查虛開和騙稅企業9271戶,認定虛開和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其他可抵扣憑證121萬份。

而針對虛開增值稅發票高發天態勢,稅務部門打擊虛開和騙稅的高壓態勢也從不放松,而且監管還在不斷升級。

早在2016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安部、海關總署、中國人民銀行四部門已經建立協作機制,開展聯合行動打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和騙取出口退稅,極大提高了辦案整體能力和案件查辦質效。

而“海嘯1號”專案就是一個“稅警關銀”四部委緊密協作的典型案件。

深圳市國稅局稽查局副局長黃凱明表示,公安發揮偵查優勢,海關發揮情報和數據的優勢,對相關的海關繳款書等海關報款數據進行統一的取證,人民銀行發揮反洗錢的資金監管優勢,提高了這個案件查處的力度和效果。

於海春表示,今年稅務總局還要會同公安部、海關總署和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範圍內深入開展跨部門、跨區域打擊虛開騙稅專項行動。

比如,稅務總局將組建若幹個重點案件專案組,實施項目制管理,直接指揮協調對重大虛開騙稅團夥案件的查處,集中全國稅務機關的精幹力量“查大案、辦鐵案”。

另外,稅務總局將重點查處跨區域違法犯罪案件,將主要案發地作為牽頭單位、上下遊相關涉案地作為聯動檢查單位,同步聯合開展案件查處工作,形成虛開騙稅一起打、上下遊涉案企業一起查的聯動打擊模式。

而涉及虛開騙稅的企業、個人將列入稅收違法“黑名單”,並遭到有關部門開展聯合懲戒。目前參與聯合懲戒的部門一共有34個,聯合懲戒措施由18項增加到28項,包括限制出境、限制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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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偵破虛擬貨幣詐騙案,涉資5800萬港元似“傳銷”

投資虛擬貨幣風險大,涉及虛擬貨幣的詐騙案件也屢禁不絕。香港警方近日偵破一宗牽涉虛擬貨幣的投資詐騙案件,涉及資金高達5800萬港元,12人落網,受害人多達百人,其中大部分為內地人。有業內人士稱,這種宣傳手法與“傳銷”類似,投資者需要特別小心。

香港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張樂泉在簡報案情時稱,受害人自2017年11月起,分別與涉案的3家投資公司接觸,期間公司職員向他們推銷不同的“投資”項目,包括一種虛擬貨幣,並作出虛假保證,聲稱投資相關項目後,可短期內得到豐厚利潤。

根據現場消息稱,案中牽涉的虛擬貨幣,可能是“CIACIACOIN”(恰恰幣,簡稱“CIA”),推出者曾在社交網站發布一段簡介,稱CIA將“顛覆歷史,創造奇跡”,CIA將通過創建一個對開發者友好的區塊鏈底層平臺,支持多個應用同時運行,每秒可處理百萬筆交易等。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這種方法屬於小圈子買賣,可接觸人數有限,也不會太過於張揚,如果這些人是騙錢的,用這種方法也沒有那麽容易被人揭發,通常投資者想套現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他奉勸投資者在投資前要認清投資產品,分辨真偽並了解承受的風險,再決定是否投資。

根據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詐騙集團的推銷人員稱,只要投資該集團,每隔50天就可以“分賬”一次,又稱3個月後投資者就有機會取回本金,一年後更可獲得超過13倍利潤,而且每介紹一位朋友加入投資項目,就可以獲得一成回傭。可是有受害人在投資4個月後,仍取不回本金,更沒有任何“分賬”,這才發現上當受騙。

張樂泉稱,受害人在作出投資決定後,按照對方指示,通過其他已在該公司投資的親友將投資本金帶到內地,存入指定的公司或私人銀行戶口,然後才可以通過公司的手機應用程序開設個人賬戶,在程序內控制及管理自己的投資項目。今年5月,陸續有受害人發現手機應用程序端口出現故障,無法操作,更無法取回資金,於是向涉事公司查詢,但公司職員卻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受害人懷疑受騙,於是報警。

案件涉及三家在尖沙咀區設有辦事處的香港公司,為母公司與子公司的關系,三家公司在2017年11月之前已經在運作,其中兩家在香港註冊,一家還沒有在任何地方註冊。據了解,目前向警方求助的受害人有116人,其中30人為香港人,其余大部分來自內地。張樂泉稱,受害人損失的金額由1400萬至4500萬港元不等。

方保僑稱,目前虛擬貨幣交易及發行仍屬於灰色地帶,監管層也很難對其相關產品進行有效監管,普通投資者無法核查虛擬貨幣或相關公司的真偽,因此監管層應該盡快落實虛擬貨幣監管,例如設立保證金制度,讓不合格的公司或平臺不能買賣虛擬貨幣,減少投資者上當的可能性。

香港證監會在今年1月曾要求下架多款“證券”類虛擬貨幣,無論是股份、債權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都被香港證監會視為“證券”,這類數碼代幣提供交易服務或提供意見,或者管理或推廣投資數碼代幣的基金,都可能構成“受規管活動”。從事“受規管活動”的人士或機構,不論是否位處香港,只要其業務活動是以香港公眾為對象,便須獲香港證監會發牌或向香港證監會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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