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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周強武：G20杭州峰會 中國留下深刻印記

西子湖畔的杭州已經進入G20時間。中國擔任主席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於9月4日下午在杭州開幕。

各方期待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G20杭州峰會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和G20機制本身留下什麽?為此，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主任周強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杭州峰會將為G20留下深刻的中國印記。

“2008年以來G20的歷次峰會，中國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但還沒有哪一次G20峰會能夠像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的杭州峰會)這樣，中國在G20議程設定上，在推動改革上，起到這麽重要的作用，留下這麽深的印記。”周強武說。

今年G20杭州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具體包括，“創新的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發展”四大主題。

談到G20杭州峰會眾多成果，周強武認為，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的G20財金渠道的最大亮點是結構性改革，第二個亮點是投資與基礎設施。而過剩產能問題可能成為核心議題外的一個略有爭議，同時充滿博弈的關註點。

上海、華盛頓、成都，周強武全程參與了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舉辦的歷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親歷了結構性改革量化方案的提出與推動的全過程。

在今年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的公報中，各方同意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所有政策工具來增強信心，維護和增進複蘇。

周強武告訴本報記者，杭州峰會將通過提出結構性改革的“九大優先領域、48項指導性原則和12大指標體系”的量化儀表盤來衡量問診G20各國的結構性改革進展與問題。

周強武指出，明年擔任G20峰會主席國的德國同樣將結構性改革作為核心議題之一，他期待能進一步優化相關指標和評估體系。

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主任周強武

周強武認為，作為主席國，在籌備G20峰會的這一年中，中國較好地協調了4組關系，一是G20下的中美協調;二是三駕馬車的協調，即中國與上任主席國土耳其、下任主席國德國的關系;三是與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多邊機構的協調;四是中國作為主席國自身與G20各方的協調。

同樣歷經多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周強武，談到G20中的“G2”(中美)時說，“從2月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上海會議開始，中美協調為今年G20財金渠道的成果奠定了一個最堅實的基礎。”

周強武告訴本報記者，如果沒有中美的協調，G20幾乎就不可能升格為峰會。2008年G20形成峰會機制以來，盡管中美在歷次峰會中，有一些不同，但還是以協調為主。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今年中國接過G20主席國地位以後中美間的協調。

談到G20的未來，周強武認為，短期應該關註G20杭州峰會成果下一步的具體落實、“中國印記”議題的連續性;中長期來說，G20機制應該更聚焦，更專註，避免過度泛化。

對於中國在G20中的作用，周強武認為，中國現在是東道國，明年是三駕馬車成員，未來中國在G20當中都是作為最重要的一方。

“中國在議程設定上，不僅要保持和落實杭州峰會成果，而且還要在未來發出更有力的聲音。過去這幾年力量比較大，今年主席國的印記很深，將來同樣值得期待。”

結構性改革是當之無愧的亮點

第一財經：在您看來，G20杭州峰會最應該聚焦的亮點是什麽?

周強武：我認為今年G20杭州峰會當仁不讓的最大亮點是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中國力推下，G20在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形成了一套衡量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這一頂層設計將在峰會上獲得通過。

這對全球經濟中長期增長將是濃重的一筆。也許眼下看不出其效果，但三年五年，只要結構性改革衡量體系被傳承下去，並不斷實現優化，這將對全球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治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到現在快8年了，世界經濟仍未真正起色，一個側面能說明G20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G20確保了世界經濟沒有更壞，但如何使其更好仍缺乏手段和約束力。G20應該更有效地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更有力地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實際上每年都會討論結構性改革，遺憾的是G20結構性改革過去更多是定性分析，缺少定量推動。

中國作為主席國的亮點在於，把過去四五年來G20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采用新的方法來推動。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帶有明顯中國印記的解決方案將是杭州峰會一個重要的成果。

第一財經：結構性改革的量化指標體系具體是怎樣的?

周強武：所提出的九大優先領域，48條指導性原則和12項指標體系已經使深化結構性改革(方案)固化出來，未來G20各方結構性改革進展將做成一個儀表盤(dashboard)。值得註意的是，根據成都G20財長會，各方同意根據指標體系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並且評估結果將納入到G20問責體系中。這本身對G20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將是一種牽引和一種壓力。

12項指標體系中包含勞動生產率、就業率、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以及公共投資占比等構成了相對核心的指標。經過各方充分討論後，除這四大指標外，最終確立了涉及投資貿易、創業、研發投入等方面的12個指標。未來，各個國家可以從12個里面自選7項指標。這些指標的制定以及量化體系的搭建是中外專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其中，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財經：如果依據上述結構性改革量化指標儀表盤來評估，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將呈現出怎樣的差異?最終的約束力又如何體現?

周強武：這個結構性量化儀表盤是7項指標體系，最終拿出來的“成績單”很難預測。

一定要比較的話，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某些指標的起點得分可能會比新興市場國家好看一點。比如，歐洲、日本等國家，由於社會保障很好，收入差距這項指標起點數據就會更好些。不過美國和歐洲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且很難推動和有起色。

在中國大力推動下，G20並非想制定一套指標來壓低一些國家，擡高另一些國家。若推出儀表盤，中國自身的起點指標數字未必很好，會有高有低，例如以收入差距為例，數據就會比較低。所以拿出這套改革設計，中國作為主席國，是站在一個推動世界經濟中長期向好的高度來看這個問題的。之所以是結構性問題，都是些各國難以解決的頑疾，但只有推動這些結構性頑疾的解決，世界經濟才能真正向好。

中國領頭推動深化結構性改革，表現出作為主席國應有的責任和擔當，也表現出中國自身能直面問題。事實上，在推動G20的結構改革的同時，中國國內正面臨供給側結構改革、財稅改革、去產能等領域改革深水區任務，這些改革可以與G20結構性改革一起，形成合力，全力推進我們自身各項改革。

第一財經：未來結構性改革會失去當下在杭州峰會中的地位嗎?

周強武：據我了解，第一，下一屆主席國德國對G20結構性改革是非常支持的。德國長期以來一直重視結構性改革，這也是德國經濟為何一直能保持韌性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覺得，德國接過G20主席國位置以後，將在現有共識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改革。希望德國能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指標體系，包括能簡化指標體系，甚至加權做出一個結構性改革的衡量指數，這將會更直觀，更具可比性。

第二，G20各方一致同意“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將此寫入正式公告當中，要把結構性改革每兩年進行一次審議，並將審議納入G20的問責報告體系當中。

第三，全球經濟形勢會讓人們越來越關註結構性改革。在可見的未來，兩三年里或更長，全球經濟都有很大的下行壓力和不確定性。越是這樣，G20機制就越顯重要，相關的議題就會繼續推進。

有這樣機制的保障，我們應該對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有信心，會在下一任以及下幾任主席國當中，把結構性改革不斷引向深入，而且會在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儀表盤的可對比性、可監測性方面做得更清晰。

G20原本是一個全球危機應對的機制。如果一旦遇到國際經濟重大問題，比如黑天鵝事件，G20峰會的風向標都有立刻發生轉變的可能。但是G20正在由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機制轉變，這種轉變將十分有利於推動結構性改革。下屆主席國德國明確支持這一議程，前景很好。同時，作為G20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後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覷。中德等國一起協同，將能有效保證G20有關結構性改革的勢頭。

建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

第一財經：您認為今年峰會還有哪些亮點?

周強武：我認為第二個亮點是基礎設施投資和互聯互通建設。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要想中長期進行發展，全球互聯互通能夠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因此要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其中包含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美國都有這樣的需求，美國的基礎設施多建於上世紀50年代，目前已嚴重老化。

具體包含三個方面。第一，要體現多邊開發機構核心作用，世界銀行等11家多邊開發機構共同發表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各自通過優化資產負債表等措施，宣布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量化目標，並加強新老多邊開發機構的合作。

世界銀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等機構都承諾在未來三到五年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幅或占總投資規模的比例。

第二，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全球和區域主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合作與協調，加強基礎設施信息分享和溝通。世界銀行將作為聯盟秘書處具體負責該項成果的後續落實工作。

第三，鼓勵多邊開發機構、機構投資者和私人部門協同構建基礎設施投資多元資金機制和渠道。多邊開發機構資金的引導性很強，其一元錢可能帶動投資3~5元錢，這些引導性的力量可以撬動機構投資者和私營部門的資金進入基礎設施。

中國這些倡議得到多邊開發機構的積極響應和G20各方的支持，將成為杭州峰會的重要成果。下任主席國德國將繼續推動多邊開發機構調動私人部門投資這一重要議題。

可以說，加大對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G20各方共識，這恰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所在。

G20與“G2”

第一財經：您認為美國在本屆G20杭州峰會上最感興趣的是什麽話題?

周強武：過剩產能問題是美國一直熱衷的議題。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此已展開了討論，並形成了一定共識。中美雙方在G20杭州峰會前一直保持溝通和協商，過剩產能問題是討論的一個重點。

中方觀點在中美雙邊場合和G20多邊場合已表達得非常清楚，產能過剩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尋求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在今年G20貿易部長和財長層面都進行了較充分的討論，達成了共識，並反映在有關公報中。若杭州峰會繼續討論這一議題，取決於各方的意願和各方的共同努力。能否在已有的共識基礎上形成新的成果，值得觀察。

我認為，過剩產能是個結構性問題，也確實需要加以認真對待。但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需耐心和智慧，而不是相互抱怨和指責。中國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已表現出了壯士斷腕的決心，拿出了具體的方案。中國的做法應該得到G20各方包括美方的充分肯定。

第一財經：您如何評價中美在G20機制下的協調?特別是中國擔任主席國的杭州峰會?

周強武：坦率地講，依我看，如果沒有中美的協調，G20幾乎就不可能形成峰會機制，這個大家在閱讀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自傳里面已經寫得非常清晰。當時美國提議將G20升格為峰會的時候，中方給予了關鍵支持。如果沒有中美在G20的合作，像2010年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和國際貨幣基金份額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得以實現。

在G20於2008年升格為峰會以來，中美在歷次峰會中，有分歧，但總體上協調的勢頭和力度不斷得到提升。今年中國接過G20主席國後，中美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都加強了溝通和協調。

以今年2月份上海財長會為例，此次財長會首次確立了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各方首次承諾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從而穩定了市場預期。G20上海財長會成功舉辦為G20財金渠道甚至是峰會成果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這得益於G20各方的合作，也得益於中美在會前會中進行的大量充分和有效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接下來，杭州峰會的大量成果，如果要得以順利落實的話，還需要中美加大協調，包括進入到德國周期以後。

總體看，在G20機制下，中美協調並非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若沒有中美協調，G20將更糟，其有效性將更打折扣。

世界期待中國方案

第一財經：您如何看待未來杭州峰會後中國在G20中的作用與角色?

周強武：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G20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G20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成員國也真心希望中國為完善包括G20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願同G20各方一道，為推動杭州峰會成果的落實，為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繼續貢獻中國的智慧。

第一財經：您認為G20應該擴大合作領域還是更加聚焦?

周強武：G20這個機制實際上在我看來還是應該更聚焦。

在全球層面，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國際貿易組織(WTO)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不同作用。G20是一個負責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論壇，不是萬能的，也不是萬向的;在其還遠未機制化的情況下，G20討論的議題應更聚焦，G20及其他全球多邊機制應各司其職，同時又要相互配合，相互倚重，各方今後應探討如何加強G20政策的執行力和有效性。

第一財經：您認為哪些問題是必須要通過G20來洽談完成的?

周強武：G20峰會機制是雙軌制，即協調人渠道和財金渠道。協調人渠道主要是從政治上為峰會協調和鎖定成果，包括協調和統領各專業部長會議對相關問題的討論，進一步豐富峰會成果。

但G20峰會主要成果還是出自財金渠道關註的問題，包括：如何把脈全球經濟形勢，如何把控短期風險，如何應對中長期挑戰，通過加強宏觀層面的政策協調，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各種政策工具，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稅收合作等也是重要議題。

此外，金融監管改革和國際金融架構改革是另外兩個重點領域。

近年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果，全球金融體系穩健性不斷增強。但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還需加強，包括需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優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工具。

我們一直都在呼籲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認為，G20就是討論這一問題最好的場合。未來，各方要花大氣力，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一階段的改革，讓發展中國家真正能享有平等的聲音和權益。這個改革有難度，需逐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