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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巡視】「惡的科學」難以解釋「殘忍」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765

人做出殘忍的事情,是因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礙」?

2012年10月6日晚,蘇州一名女子在該市一商場的停車場內準備上車時,遭遇持刀搶劫被割喉,腿部也被刺了一刀。這則殘忍行兇的消息後面,網友的 跟帖不少。一條說,「逼近基尼指數極限,經濟衰退,這樣的事會越來越多的。」還有一條說:「昨天是寧波,今天是蘇州,受害者仍然是女子,仍然是割喉!對待 惡性刑事犯罪當用重典。」

我正好在讀一本關於「殘忍」的書——《惡的科學:論同情與殘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這本書要是在中國出版,也許會遭到上面兩位網友的痛罵,因為作者西蒙·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殘忍」問題上的觀點是:人做出殘忍的事情,是因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礙」,形成了人格發展的自然缺陷。雖然巴倫-科恩也考慮 到殘忍者的環境生長條件(如兒時受到侵害和父母虐待),但他認為殘忍主要與當事人的腦部基因狀況有關。這種看法雖然與基尼指數極限或者不重罰則犯罪頻發的 外因決定論相左,但同樣也是一種決定論。

這本關於殘忍的書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殘忍是人們在生活中經常碰到,但又一直沒有得到較好解釋的問題。人們通常用「惡」來言說殘忍,而惡是什麼 呢?惡又體現為怎樣的社會行為呢?巴倫-科恩的解釋是,惡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詞)。他以生物醫學 的研究結果提出,特別無情的和特別替人著想的人都是少數,而大多數的人則是處於中間。

這與大衛·史密斯(David L.Smith)在《非人:為何我們會貶低、奴役、滅絕他人》一書中對殘忍的討論有不謀而合之處。史密斯說,我們如果把別人當作同類來對待(也就是具有 「同情」)時,就不會有殘忍的行為。馬克·吐溫說過,「人類是唯一殘忍的動物」,但史密斯認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會有殘忍對待他人的幻想。誰沒有想像過以 牙還牙、以眼還眼?……但是因為你覺得將渴望復仇的白日夢變成現實是錯誤的,然後就克制住了。或者也許你確實施行了報復,但是報復手段卻沒有幻想的那麼誇 張(你只是發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郵件,而不是把他們大卸十八塊)。人們在想像殘忍行為時的愧疚程度,與他們眼中該行為的殘忍程度成正比。而愧疚程度則與約束 程度成正比。這便是為什麼殺人和折磨人的行為很難實施,尤其是在正常情況下。」

心理學家們討論「正常情況下」的殘忍,因為只有在正常情況下,人才必須也才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美國民眾普遍關心人的行為責任問題,他們堅信人的 自由選擇和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個人責任。但他們也知道,人的行為並不都是自由意志的結果,社會應該重視人有時會身不由己的情況,這是因為,兼顧個人責 任和可使罪行減輕的情節,事關整個社會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巴倫-科恩討論殘忍的心理成因,將它與個人的犯罪行為聯繫起來,正是在法治文化環境中的美國人所關注的。巴倫-科恩強調,「對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 們並不叫他為他的幻覺負責;對糖尿病患者,我們不叫他為他的口渴負責。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水平低,我們說那是因為他的細胞對胰島素反應不正常,也就是說, 我們承認他的行為的生物醫學原因。同樣,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是由低同情心所造成,而那又是因為他頭腦的同情電路(empathy circuit)不起作用,那麼這個人該在什麼意義上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呢?」

巴倫-科恩有關大腦基因決定人的殘忍的看法引起了不少爭議。有人擔心,對犯罪行為的單純心理學解釋,會給一些人製造逃脫刑責的藉口。心理理由是很容 易被濫用的,對此該持審慎的懷疑態度。例如,一個犯下謀殺罪的罪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允許以「犯案時行為控制能力弱」為理由得到減刑?生物醫學對殘忍的 解釋也許可以滿足人們的知識好奇,但不應該成為為殘忍犯罪開脫的藉口。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公民 巡視 惡的 科學 難以 解釋 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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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41003「公民抗命」入門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03/sense%E9%9A%A8%E7%AD%86141003%E3%80%8C%E5%85%AC%E6%B0%91%E6%8A%97%E5%91%BD%E3%80%8D%E5%85%A5%E9%96%80/

SENSE隨筆141003
「公民抗命」入門
執筆人:蟬

近日,爭取「真普選」運動發生激烈變化, 學聯號召全港大專院校罷課;而「佔領中環行動」提前啟動,更令香港出現前所未見的示威模式:巿民大規模佔用主要路面,癱瘓交通,並以相對和平的方法表達訴求。
自發、無推動領袖、和平等多種元素的組合在香港可算是相當新鮮,令不少老派社會運動搞手大感意外和欣慰,美稱之為「公民覺醒」。

在眾多特質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違法」。*** 執政者一直指陳「佔領中環」的活動是非法的,參與者將面臨法律責任; 而參與者亦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並作出心理準備去承擔後果。 活動發起人辯稱這是「公民抗命,是現代文明社會人民表達訴求的一種和平且具影響力的途徑。
到底甚麼是公民抗命?又為何明知而故犯?

公民抗命的元素〉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說法首次在美國作家Henry Thoreau的同名文章中出現。 Thoreau因拒絕繳交政府徵收的 “墨西哥戰爭稅” 而被判監。他是一個「小政府主義」者,認為社會應該儘量抗拒政府的幹涉,遂以拒稅來作出抗議。 此後,舉凡人們以違法行動抗議不滿意的政府政策或立法, 便被稱為「公民抗命」。***

守法原是公民的義務。 人民認為個別法律或政策不公義,可以遵循程序經由立法機關作出修訂。 人民也可以透過合法的抗議活動去表達不滿,將民意傳遞給政府或立法機關。 但當此路不通之時,便得透過非法的途徑去表達:此即公民抗命。

公命抗命並沒有嚴謹的定義, 歷史上許多對政權和法例的不滿申訴都被視為公民抗命的例子,當中包括印度 聖雄甘地和美國 馬丁路德金的所作所為。 雖然諸多事例的手段、過程與背景千差萬別,但學者仍嘗試為「公民抗民」下定義,當中以美國殿堂級政治哲學家 羅爾斯Rawls的說法最具影響力。

羅氏的觀點被學界評為 最狹窄觀點”:即對各種元素均提出較為嚴謹的要求,而學界一向對於應包含何種元素則無大爭議。***

A. 謹慎而認真Conscientiousness
在公民抗命中,抗命者disobedient抱持嚴肅、誠懇的態度,深信自己合乎道德地違反法律。***
原始的抗命,如Thoreau,抗命者以違反他們反對的法律來表達訴求。
但在實際操作當中,被針對的特定法例可能無法在生活中加以違反。 例如2014年臺灣的 “318佔領立法院事件”,抗命的對象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這種情況下,抗命者一般會選擇違反一些傷害性較少的法例, 如擅闖trespassing和佔領等

羅氏認為公民抗命針對的法例, 應該只限於違反公義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管治者不尊重人民平等和自由的權利。*** 但學界一般認為,應以較寬鬆的準則去看待它:即該法例違法了社會的整體利益。***

抗命者的認真態度亦反映在對違法後果的承擔之上。**** 抗命者一方面堅信自身道德上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為了表示對法治的忠誠,願意為幹犯法律負上責任。

B. 溝通Communication
法律是以武力為後盾的,在現代社會體現為懲罰。 法律透過懲罰與社會溝通:除了向過去的同類行為作出譴責,還為未來的行為作出規範指導。
公民抗命是一種與懲罰平行parallel的溝通:透過違反過去訂立的法律,向當權者反映不滿, 藉此謀求改變,所以是一種社會向法律的反向溝通。****

C. 公開宣傳Publicity
羅氏認為公民抗民必須公開並且大肆宣傳。 為了將不滿的觀點傳達給執政者,抗命者應事先通知政府和大眾其意圖與行動。 預告行動可能引致各方的阻止,所以特定情況下需要策略上保持低調。
公開與宣傳更能讓大眾覺得抗命者有誠意與掌權者溝通, 並將事件解決。***

D. 非暴力Non-violent
出乎意料地這是一個比較具爭議性的特點。
一般認為非暴力的抗命可減低違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有學者認為公命抗命本質上便是非暴力的。 非暴力可以避免激發當權者的敵意, 降低他們使用暴力鎮壓手段的合法性,也可以減少人民對活動的反感。

反對意見卻指出:非暴力主張的背後精神模糊,若是為了減低因抗命行動而對社會造成實際的傷害, 則個別合法抗爭行動,如救護員罷工,所帶來的傷害可能更大。
又或抗命者向自身施以暴力,如自焚等行為,除了不對其他人造成傷害之外,可能更有效地宣傳了活動。
羅氏甚至認為,在個別情況下, 有限度的暴力可以提高溝通素質。****

資料來源: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ivil Disobedience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ivil-disobedience/

和平佔中的《抗命手冊》
http://oclp.hk/index.php?route=occupy/activity_detail&activity_i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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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隨筆 141003 公民 抗命 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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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立法補償公民與企業所遭西方制裁損失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142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10月8日一讀通過一項法案,該法允許用預算資金補償因西方制裁俄羅斯公民和企業遭受的經濟損失。

這一法案當天在國家杜馬一讀審議中,僅以233票贊成、202票反對、2票棄權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法案規定,俄羅斯公民和企業因西方制裁而引起的經濟損失,可由聯邦財政資金予以補償。

法案起草者、統一俄羅斯黨杜馬議員弗拉基米爾·波涅韋日斯基10月8日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指出,該法的首要目標是保護在其他國家遭非法起訴的俄羅斯公民權利。他說,今年春季以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系持續緊張,而且這影響到後者對俄羅斯公民海外資產的決定。

今年3月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因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不少俄羅斯官員、商人和企業的海外資產遭到凍結。

7月下旬以來,美國與歐盟相繼對俄羅斯施加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制裁,著力打擊能源、金融與國防三大俄關鍵經濟領域。制裁已經對俄羅斯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今年俄官方經濟增長預期僅有0.5%,去年為1.3%。

華爾街見聞上周報道,一位歐盟的外交官表示,烏克蘭的親俄分裂武裝可能企圖趁停火之機擴大勢力範圍。他警告,這種攻城掠地的行為會激起歐盟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俄羅斯 立法 補償 公民 企業 所遭 西方 制裁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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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41024公民身份與權利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10/24/sense%e9%9a%a8%e7%ad%86141024%e5%85%ac%e6%b0%91%e8%ba%ab%e4%bb%bd%e8%88%87%e6%ac%8a%e5%88%a9/

SENSE隨筆141024
公民身份與權利
執筆人:蟬

近日社會爭端激烈,媒體較多地以尖銳的政治問題詢問巿民。 當受訪者想表達自身擁有的某些政治權利時,往往會用到“公民權”或“人權”等字詞。 香港“公民”在基本法中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是指擁有香港永久性居住權的中國公民。 參照基本法,香港居民的權利與義務是非常清楚的,但為何是這樣,背後的理據為何,則語焉不詳。
公民的身分與權利在歷史上的變化是巨大的。 公民觀念隨著時代脈絡及理論更叠而改變, 每個時代皆形成一種主流思想,同時受到不同理念和學說的挑戰。

歐洲約在13世紀,冒起的 布爾喬亞bourgeoisie階級(ie資產階級) 在城邦和巿鎮的影響力漸增。 有別與莊園的農民與武士,他們不隸屬封建主義等級系統,卻能享有較佳的社會地位。 作為城巿的居民,他們參與巿政,分擔公共事務經費,並抗拒君主的壓迫。 這種對抗稱為共同體運動Commual Movement」,為當時的政治思想家,如馬基維利,提供理論背景與材料。

「共和主義」肯認公民的自由身分與結社權利。 這種自由結社,或所謂的 “公民的結社civil association” ,構成了“人民populus”的概念,並強調任何主權的正當性必須奠基在“人民”的自由之上。***

〈霍布斯的間接主權理論〉
英國學者Istvan Hont曾指出歐洲現代國家的發展,其顯著的性格乃是「現代主權以君主制的形式制度化,此即“絕對主義”,以及後來所謂“開明專制”的興起。」 描述君主制或絕對主義的主權理論早在中古世紀便已出現,但直到中世紀的 霍布斯Hobbes與 布丹Bodin才得到較有系統的論述。

「主權理論」關註政體的合法性與權力的限制。 霍布斯提出,主權者是人民經由契約關係的同意而產生的,他被賦予權威authorization,而權威源自人民的同意。 主權者可以合法地,並壟斷地,使用暴力工具以防禦暴力,並可制訂法律、建立政府以及管理公共事務。 主權者既是法律的根源,操有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地位超越法律以及憲政秩序之上。***

他進一步指出,個體在主權者的治理下,其政治身份毋寧是「屬民subjects」,個人須服從政治權力、法治以及承擔相對的責任與義務。 他認為多元分立的群眾由於處於彼此交戰的 “自然狀態”, 因懼怕橫死而統合自身,發展成國家。 而國家的關鍵,乃是能推舉一位最高權力的決斷者,以具體表現社會的統一性。*** 洪德稱此理論為「間接主權」理論。

人民在自然狀態中,保留了個人生命與財產權,把餘下的權利悉數讓渡與主權者並成為屬民。**** 屬民並非奴隸,而是自由人。 他們的自由程度由主權者設定;與此相反,其自由卻不能限制主權者。 屬民被取消了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權,他們只能關切私人福祉。
屬民可以抵抗主權者施加於他們身體的暴力,但抵抗權僅限於自身,不能應用於公共領域。

〈人民主權理論:盧梭〉
踏入18世紀,霍布斯推崇的主權理論備受挑戰,而現實政治上面君主制也行將就木。 盧梭Rousseau大力抨擊霍布斯的間接主權理論, 認為人民必須得到解放,透過砍斷君主之頭顱,以人民的集體取而代之。

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把主權從君主手中轉移到人民手中,取消了人民與主權者之間的距離,繼而將兩者合而為一。 主權者即是人民,他們彼此互訂契約,將權利悉數讓渡給人民的整體。

「人民主權」理論具革命性,它重新詮釋了共和主義的公民觀念。 公民由屬民一下子躍升為主權及憲政法律的主體,成為主體性的公民。 民主國家創制的正當性得以確立。
然而,盧梭高度理想主義的思想在法國大革命中暴露其殘酷失控的一面。

〈法國大革命時期〉
法國革命理論家 西耶斯Sieyes嘗試就人民集體建立新憲政提出理論。

西耶斯循就霍布斯的思想脈絡, 提出人民必須選出代表組成制憲機關,即所謂的「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由它來代表人民制訂憲法。 即制憲權必須賦與權威的代表機關,這在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中清楚表明。

西耶斯認為主權是獨一的、不可分割、不能讓渡,也沒有時效性。 它屬於全部人民,沒有任何個體可以宣稱有權操作主權。***

西耶斯認為可以區分出 積極性與消極性的公民資格。 為一般生活上的行動而設的權利屬於 “消極性的公民資格”;而政治權利則屬於 “積極性的公民資格”。 所以國家內的居民均享有消極性的公民權,但並非所有人皆是積極性的公民。*** 西耶斯認為那些對「公共建制public establishments」沒有貢獻的人皆不應享有積極影響公共事務的權利。

與西耶斯理論對立的 雅各賓黨則力圖實現盧梭的共和理想而不惜任何代價。 他們堅持人民即主權者,政府只是他的創制和財產。人民可以任其所好改變政府,並且隨時撤換代理人。 任何代表制理念皆違背革命的基本精神,更不應該將公民劃分為積極性的和消極性的。 雅各賓黨人提倡公民德行,以凝聚全體的團結意誌,即是共和之“愛國情操patrie”。

雅各賓將此等理念付諸實踐,革命最終卻走向“恐佈統治”。 其中一種解釋指出,人民整體是矛盾體而非合作體,內在的分裂將局面推向獨裁,以暴力維持秩序, 導致號稱自由民主的政黨最後實行專制。 鄂蘭稱之為「美德的恐怖統治terror of virtue」:崇高的政治理念在歷史的過程中自我否定,並釀成政治災難。

參考:
《當代政治思潮》 (2009)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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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隨筆 141024 公民 身份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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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改革的起點 我們該往哪裡走 公民x柯文哲

2014-12-08  TWM

 

這是一場值得被記住的選舉。

公民參與,台北市出現了第一位非藍也非綠的素人市長,公民覺醒,蔑視民意的執政者遭到最嚴厲的選票審判,公民崛起,一股新的力量即將改變台灣。

2014年九合一選舉後,選民幾乎全盤否定了執政者的既有路線,站在改革的起點,新的路線在哪裡?

也將仰賴台灣公民的集體智慧。

製作人‧方德琳、楊紹華 撰文‧楊紹華 研究員‧黃家慧十一月二十九日,歷史會記住這一天,因為台灣人民用選票表達了他們對執政黨強烈的不滿。

晚間九點二十分,國民黨終於有了這天晚上唯一的六都首長勝選感言。國民黨新北市長當選人朱立倫站上講台,以毫無勝選喜悅的低沉語調緩緩地這麼說:「人民的怒吼,我聽到了。」

選舉大翻盤之後……

「人民的新仇舊恨一次算總帳」 新力量崛起這是一次必須被記住的選舉,「我們清楚看見了人民對執政者的審判力量。」國安會前副祕書長、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的張榮豐解讀,這場選舉「像是人民對國民黨新仇舊恨的一次算總帳。」「首先是房價高漲、薪資停滯的問題始終無解,國民黨唯一的清楚訴求,只有兩岸開放和貿易自由化;但幾年下來,年輕人完全感受不到開放與自由化的好處,得利者似乎只有財團。」這兩年,苗栗大埔案、桃園航空城等事件,政府被公民團體指控是「掠奪人民土地,標給財團」;到了《服貿協議》爭議,學生浮上枱面,控訴代議政治失靈、質疑中國野心,最終發展為太陽花學運;再到公民發起的「滅頂運動」,又將中國、權貴、財團全都列入打擊範圍。

張榮豐說,這次選舉的主角是柯文哲,他打權貴、訴求以全民參與改變代議政治,每一箭都射向民眾對國民黨的極度不爽之處,自然引發可觀的擴散效應。而在整個審判國民黨的過程中,學生、年輕人、公民團體、首度參選的政治素人都是要角,「民進黨的角色卻淡化了,所以我會說,這場選舉,人民對執政者審判的強度,高過了對於民進黨的肯定。」張榮豐作出結論:「選舉過後,新的力量將會崛起。」這就是二○一四年九合一選舉必須被記住的原因:公民覺醒的力量,正要開始改變台灣。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對公共事務冷感的代價,就是被糟糕的領導者統治。」這句話,被認為是公民覺醒的最佳注解;然而,經過一場標識為「公民勝利」的選舉之後,台灣就會變得更好嗎?台灣的下一步,該走向何方?

台灣指標民調公司總經理戴立安分析,某種程度上,這場選舉像是全盤否定了國民黨過去的邏輯,但從「賭爛票」明顯增加的情況來看,人民似乎也沒有透過這場選舉「肯定」了什麼新的路線。「稍微明顯的,是柯文哲的『公民參與』訴求獲得認同。」

改變 第 1 步:

還人民完整公民權 改善失靈的代議政治從「柯文哲現象」出發,台灣公民覺醒的下一步,要衝撞的該是「公民權」的完整,或者應該說,是公民權的正常化。

公民權,又稱為「人民的參政權」,清楚寫在《憲法》第十七條:「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然而雖有《憲法》保障,但與國外民主國家相較,顯然台灣的公民權與世界潮流是脫軌的。

罷免、公投門檻高 皆落後國際主流在選舉權方面,對比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是十八歲就可以投票,台灣是唯一年滿二十歲才有投票權的國家,阻斷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權利;在罷免權,台灣的門檻也明顯偏高。

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內湖區投票所的門口都會站著幾位學生,他們是「割闌尾計畫」(民間發起的罷免立委活動)的支持者,「請連署支持罷免蔡正元立委行動!」每當投完票的選民經過,他們總會試著請求連署簽名。這一天,割闌尾團隊成功完成了將近四萬份的連署,達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的「第二階段」罷免門檻,興奮之餘,他們卻還不敢大意。

依據《選罷法》,罷免公職人員必須經過四道關卡,首先是「提議」。提議要成功,必須要有「被罷免人當選時原選區選舉人二%」的提議人數;第二關是「連署」,必須要有「被罷免人當選時原選區選舉人一三%」的連署人數,且「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經過這兩關,這趟罷免算是「成案」了,但接下來,還有兩大門檻擺在眼前。

《選罷法》規定,罷免案要通過,需要「被罷免人當選時原選區選舉人五○%」的人數參與投票,也就是投票率必須超過五成;而有效票中,「同意罷免」者必須過半。

在這過程中,還有層層阻礙,其一是「連署時間必須在三十日內完成」,此外,《選罷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的宣傳行為」,割闌尾計畫團隊就質疑,「無法宣傳,如何以理性說服人民同意罷免?如何行使《憲法》保障的權力?」同樣是罷免民意代表,在美國加州,連署門檻需要全體選民的兩成,但連署期限長達一六○天;在日本,選民人數不到四十萬人的地區,連署門檻拉高到選民人數的三分之一,但連署時間為兩個月,且沒有投票率的要求。

選舉、罷免之外,再看攸關創制、複決權的《公投法》,同樣也像是台灣走入公民社會的一道高牆。

依據現行《公投法》,首先,任何涉及《憲法》的議題均不能直接透過公投修改;再者,需要選舉公民過半的投票人數,且有效票數超過半數同意,始能通過。相較於法國、日本,或是今年九月舉行的蘇格蘭公投,盡皆未設投票率門檻,且法國與蘇格蘭公投更是採取「簡單多數決」。

強化公民參與,弱化政黨協商下的政治運作,一方面是符合這場選舉當中選民所傳遞出的不滿訊息;另一方面,或許也是有助於台灣解決當前諸多社會、經濟困境的途徑之一。

十一月七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報告,「二○一五年十大趨勢」,報告指出,明年全球影響最大、排名居首的兩大趨勢,分別是「所得分配不均」與「失業率繼續攀高」;而WEF也在報告中明白表示,解決這些問題無法單純仰賴政府,而必須靠「全體公民共同關注、採取行動」,尤其,年輕人不能缺席。

改變 第 2 步:除了繼續貿易自由化 更要提升產業競爭力「這次選舉結果,代表年輕人對悶經濟的感受很強烈,也證明了操作藍綠已經是假議題。」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認為,站在這樣一個改革起點,人民要思考的是「路線」問題,「是要走向更開放與自由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修正過去的路線,改為均富導向、消弭對立?這才是真議題。」其實,從馬英九執政初期,這些「悶經濟」的問題就已經露出徵兆。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雙位數,但人民薪資仍然停滯,那一年八月,《今周刊》以封面故事創造了「無感復甦」一詞,提醒政府必須思考,如何把經濟成長率轉化為讓人民有感的薪資成長。此後,馬政府上下多次把「讓人民有感」掛在嘴邊,但「無感」現象至今依然。

二○一二年馬英九競選連任,他提出的解方是利用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敲開中國市場大門,取得搶進世界市場的入場券;但兩年多過去了,這套政府口中「利大於弊」的解方,已被解讀成「利在財團、弊在庶民」的路線。問題是,如果公民在這場選舉否定了馬英九的路線,新的路線又是什麼?

十一月三十日,「九合一」選舉後第一天,台北市美國商會執行長吳王小珍的手機安靜得出奇。

作為台北市美國商會執行長,她經常得向在台灣的外商解釋國內政經環境變化,但即使「執政黨全面挫敗」的選舉結果早已出爐,吳王小珍卻沒有接到任何一通表達憂心的詢問電話。

「選票差距之大,的確是在預料之外,但,我們認為它終究只是地方選舉……。直到禮拜一上班後,」吳王小珍說:「意外的是,一場地方選舉,竟然能夠造成內閣總辭。」她表示,從外商對台灣投資環境信心的立場,對這場選舉的憂心是從「內閣總辭」開始,「政策要有延續性,我們比較擔心最近兩年的開放腳步會不會因此轉向。」國民黨敗選不影響開放的腳步不過,吳王小珍也提出美國商會過去一年多來與民進黨交流溝通的心得:「在貿易自由化的部分,我想民進黨主流意見多半也與目前執政黨的大方向一致,他們也了解開放的急迫性。」她相信,即使是在國民黨選舉潰敗之後,台灣的自由化腳步會繼續走、也應該繼續走,「兩黨之間較大的差異是在中國政策,但也只是『深度』與『速度』的不同,方向上應該不會逆轉。」至於台、美自由化談判的另一絆腳石,開放美國豬肉進口問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先前已經喊出『任內絕不開放』,所以美國商會本來也就沒有太大的期待。」不過,即使自由化、開放的路線應該持續,張榮豐還是提供了公民力量在經濟政策上的另一個施力點,「自由化,說穿了就是『賣東西更方便』,是一種cost down(降低成本)的思惟,但你的政策不能只有『賣東西』,還要想想怎麼做出大家會想買的好東西。」他說的,是台灣需要一套具體可行的產業升級政策。

換言之,當公民以選票抗拒了「從中國切入世界市場」的路線,接下來,我們必須以務實理性的態度,共同思考讓台灣產業維持競爭力的新解方,「應該要求政府,不能只是用力簽FTA(自由貿易協定),但卻不花工夫在產業、產品的競爭力提升。」至於童子賢口中的「均富路線」,背後的根源是「分配」與「相對剝奪感」問題,「這是世界潮流,也是世界挑戰,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韓國房價高漲、自殺率也高漲,貧富不均的問題其實全球都一樣。」童子賢說。

不過,回望歷史,睿智的改革者總能找到一條顧及發展與公平的改革路線,「台灣在民國四十年代,國民黨推動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就成功消弭了台灣農村的怨氣,讓社會穩定發展數十年。」童子賢舉例。

台灣能不能再次找到一條美好的新路線?在「審判國民黨」之後,公民有了聲音,但責任才要開始,每一位公民都成了推動進步的力量,也必須符合「公民覺醒」的真義,有意識地回頭思考每個牽絆台灣進步的環節。

改變 第 3 步:「除舊」之後要「立新」 理智思考下一步「國民黨倒了,台灣不一定會更好。」選後第一天,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在臉書上這麼說,他提醒這場選舉的勝利者──公民,「下一步,我們更該進一步思考,我們要一個怎樣的更好的、公平正義的國家社會。」是的,公民展現了「除舊」的力量,接下來,也要展現「立新」的能量。

其實,老天對台灣很好。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投票日,在明明該是陰沉溼冷的冬日季節裡,祂忽然給了全島一整天的溫暖陽光,讓每個人充分展現公民意志;兩天之後,全台低溫驟降至二十度以下,於是,我們又能從激昂的選戰情緒裡,很快回復日常冷靜,冷靜想一想,在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後,台灣得到了什麼?揚棄了什麼?我們的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公民意識已經覺醒,接下來,如同哲學家康德的那句啟蒙運動經典名言:「勇於使用你的理智吧!」公民自覺正在改變台灣!

九合一選舉,執政者被選民嚴厲審判,但這場被標識為「公民勝利」、「公民覺醒」的選舉果實,其實是在過去一年多的許多事件裡,不斷滋養,匯聚成勢。

2013年7月╱白衫軍運動緣起: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因被關禁閉操練,導致中暑死亡事件,引發全民對軍中陋習不滿。

公民運動:「公民1985行動聯盟」組織成功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創下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自發性社會運動。

2013年8月╱大埔事件緣起:2010年,苗栗縣政府強制徵收大埔農地,3年後又鏟平抗爭拒遷的四戶住宅,其中張藥房老闆張森文因此自殺。

公民運動:網友自發製作懶人包供網民了解始末,樂團五月天則在MV以自殺的張藥房老闆照片作結,引發社會討論。

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緣起:3月17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30秒宣布完成《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通過委員會審查。

公民運動:3月18日,大學生和公民們發起占領立法院行動,為期23天才結束。

2014年7月╱桃園航空城緣起:徵收土地達3300公頃,7200多戶居民需要搬遷,被稱為最大徵收案。

公民運動:網民於臉書集結「桃園航空城自救會」,也引發網友廣泛討論。

2014年10月╱全民「滅頂」緣起:2013年10月,味全混摻大統長基含銅葉綠素的橄欖油,今年9月爆發餿水油事件,10月更爆發將進口飼料油混入食用油。

公民運動:全民拒買頂新旗下商品,台灣網友列出所有頂新產品,臉書上出現多個「反頂新」粉絲團,此稱「滅頂行動」。

「罷免權」形同虛設公民權不完整──各國地方自治罷免門檻

台灣

針對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等,須有13%選民連署。

連署期限:30天

日本

依選區選舉人口分三級並採累加模式:針對地方首長、議員等,若選民人數少於40萬人,則以全體選民數乘以1/3;若選民總數超過40萬人,則前40萬人數之1/3,再加上超過40萬部分之數乘以1/6合計;若選民超過80萬人,則再加上多出部分之數乘以1/8。

假設選民為84萬人,則有效連署人數應為:40×1/3+40×1/6+4×1/8=20.5萬人連署期限:2個月(都道府縣)

美國加州

針對全州官員:須有全體選民之12%連署,且每個郡須有1%的人連署針對州參議員、議會成員、公平委員會成員等,須有全體選民20%連署

連署期限:160天

激烈選戰過後

來自各界的建言

從根本消除怨氣

台灣應該微幅修正政策,在經濟發展的效率能維持下,改善稅制與金融、經濟制度,使制度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前進。溫和的稅制改革,例如資本利得稅的調整,若是成功,可從根本消除社會不公化解怨氣。

如果沒有朝這個方向前進,換一個政黨執政,一再喊美麗的口號,終歸是隨波逐流,台灣會繼續停滯;而候選人也會繼續困惑:「我真的有這麼爛嗎?」和碩董事長、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

童子賢

別再搞黑箱政治

台灣政治運作模式要改變,過去政治亂象,讓我們看見民主代議體制的缺失,在網路世代興起後,有了改變的契機。台灣政治必須越來越公開透明,不能再是密室黑箱。

作家,曾任華視總經理

小野

好好處理「分配」問題

拚經濟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拚經濟是政府被財團綁架,就是今天選舉這個結果。過去的經濟發展,人民不覺得得到好處;未來,「分配」會是台灣最刻骨銘心的問題。

衛生署前署長,現為亞洲大學教授

楊志良

變成世界的一部分

不能只想自己,要突破歷史的束縛想未來,不只5年、10年,甚至未來50年台灣在世界中的角色。台灣缺乏自然資源,必須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但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也不能為了成長造成分配不均,更須考慮碳排放對環境的傷害。

雲朗觀光集團執行長

張安平

火力 來自長久的悶經濟年輕人對悶經濟的不滿,在選舉中一次爆發;但,悶局已經累積太久,《今周刊》自2010年8月製作「無感復甦」封面故事開始,不斷對困擾台灣年輕人的苦勞經濟、退休金不公、居住正義及世代正義等問題進行探討。

站在 改革 起點 我們 該往 哪裡 公民 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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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絕食掀起公民反核一周年大檢視 兩件事 戳破政府非核家園假承諾

2015-05-18  TWM

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新推出家用蓄電池,一上市就在全球掀起旋風,而台灣期待已久的「能源革命」何時啟動?從近日的核廢料立法草案爭議,與全台第一座「公民風場」澎湖能源公司未發電即熄燈的過程看來,答案似乎不樂觀。

撰文•何欣潔

二○一四年四月,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宣布以無限期禁食方式,訴求核四停建,並號召社會大眾以行動響應,當時因太陽花學運而騷動不安的台灣社會,旋即再度掀起「反核」熱浪。在當時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總統馬英九宣布核四封存、停工不停建來回應訴求。

核廢料立法爭議

政院推「行政法人」逃避監督學者版排除場址居民公投權然而,一周年過去,台灣是否真往非核家園的夢想邁進?又或者,除了換得核四暫時停工之外,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仍然持續原地踏步?從兩個近日發生的能源議題,或許可以窺見問題的答案。

四月二十四日,正值「反核運動占領忠孝西路」行動一周年前夕,知名反核作家劉黎兒,發出了一封憂心忡忡的信件:「請千萬注意核廢料管理立法的問題!」指核一、核二廠燃料棒貯存池早已放滿,即將尋覓核廢料地點,行政院卻打算以「行政法人」方式成立專責機構來解決核廢料,恐將使核廢料處置過程脫離國會監督。

目前已送立法院審議的核廢料立法草案,有行政院所提的「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以及由中研院院士李遠哲等學者領銜連署、透過立委黃昭順提出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草案,兩個版本均各有爭議。

行政院版草案以成立行政法人做為解決核廢料的機構,業務範圍包括最終處置設施選址、設計、建造、運轉、維護等;而爭議性極高的「境外再處理」條款,也在其中。草案明訂,該行政法人未來可接管三千億元核電後端營運基金,核撥經費不受《預算法》、《政府採購法》限制,僅須受經濟部監督,不受立法院的審查,遭反核團體形容為「錢坑黑洞」。

嫻熟行政法的環保律師蔡雅瀅分析,在過往經驗中,行政法人本來就很容易產生濫權、不受監督的風險,「現在的行政院版本,更是漏洞百出,恐怕會生出一個核廢處置怪獸!」而另一個學者版草案,同樣引起爭議。雖然草案提出了核廢料基金法制化、建立專責處理機構等設計,解決部分行政院版本所造成的問題,但在眾所矚目的核廢料候選場址中,卻規定僅由地方議會同意,即可成為候選場址,並由「放射性廢棄物資訊交流委員會」就候選場址,行使最後同意權。

這形同完全取消當地居民公投反核廢的機制,不僅幾個候選場址的居民急得跳腳,反核團體也毫不留情地痛批:「(學者版草案)大開民主倒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祕書長洪申翰表示,「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由反核團體共同成立的組識)的立場很簡單:目前的兩個版本都有問題,不應倉促通過。回到問題的根本來說,如果政府不願意全面廢核,核廢料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他認為,政府該做的,是先讓所有核電機組停下來,確定核廢料的總量,然後才能明確討論核廢料處理的方式、場址與經費問題。

根據洪申翰的觀察,「政府動作很多,一面想推動核一、核二、核三延役,同時也從沒放棄過重啟核四;另外一手又希望以行政法人方式來處理核廢料問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沒有廢核誠意,卻只希望把核廢料處理「外包」給不受監督的行政法人;政府回應民間廢核力量,仍被認為是虛應故事、誠意不足。

澎湖風能夭折

投報率灌水 台汽電拒增資

首批綠電公民股東變泡影

第二個與非核家園有關的議題,則是在今年四月,台灣第一座公民風場胎死腹中。「綠能取代核能」的夢想,始終無法上路。

一四年中,澎湖縣政府宣稱,為開發澎湖縣境內充沛的風力發電資源,以官民共同入股方式,成立澎湖開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又稱澎湖風能公司)。縣政府和台汽電各認股二五%、中興電工二○%,其餘開放給縣民認股,澎湖縣共有一千四百多位縣民表達入股意願,最後有八百一十位幸運兒中籤。原本有望成為台灣第一批「綠電公民股東」,創造典範,未料在一五年初,最大股東台汽電拒絕增資,讓美夢化為泡影。

台汽電表示,不增資的主要原因,是澎湖風場的經濟規模無法達到當初預期的最低報酬率,「原本聽澎湖縣政府講得很不錯,但後來發現,與實際狀況恐怕有一段不小距離。」再者,澎湖風能公司未來所發電力,無法與台電的既有線路並聯,若公司要自行架設電網,約需經費三十億元,台汽電董事會評估非澎湖風能公司所能負擔,最後決定放棄。

台汽電不願再增資的原因,說得委婉,但從澎湖縣政府所引起的連串風波可以窺見,地方政府推動公民風場事業,仍難免出現公司治理能力不足、「小孩開大車」的窘態,這恐怕才是台汽電撤資主因。

不僅事前欠缺周詳計畫即開始集資,澎湖風能公司揭牌成立時,內部僅有桌椅,無人員與設備進駐,遭鄉民譏為「膨風公司」。當地退休公務員、土木技師郁國麟痛批,澎湖風能當初計算投資報酬率時,未計入濱海風機鏽蝕故障的維修費用,也未考量風機設置地點的環評問題,「若要達到公司向縣民承諾的利潤,澎湖全島幾乎都會設滿風力機組,衍生的噪音、景觀、居民抗爭問題,也完全沒有處理;我早就說過,這是一個超大型詐騙計畫。」此外,縣政府表現荒腔走板、人事問題複雜,也影響台灣第一間公民綠能公司的命運。

綠能革命淪為口號

台灣應拿出魄力積極面對

澎湖風能公司原由國民黨籍的前任縣長王乾發所推動設立,未料一四年底民進黨籍縣長陳光復上任,「改朝換代」後,計畫推動過程看起來更不順利;在台汽電表明不增資後,還衍生出「新縣長不知情」的羅生門。

新任縣長陳光復對外指稱,自己並未在第一時間得知台汽電不增資消息,指責王乾發任內即擔任風能公司推手的建設處處長葉國清,未立即呈報訊息,涉嫌故意隱匿,但遭葉國清否認,暗指遭新縣長誣賴,決定提前退休,以示清白。

雖然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卻讓不少有意投資的縣民心驚,認為綠能事業與地方政治勾連過深,「下次有人再提倡什麼公民風場,澎湖人恐怕已經不會買單。」一名縣民股東表示。

郁國麟批評,從澎湖的例子可知,地方政府根本不具備經營綠能事業的視野與能力,「如果根本沒能力做,就該放手給民間業者經營,並給予最大的協助。」澎湖風能公司的失敗經驗,凸顯地方政府投資新創事業能力不足,重創台灣綠能發展士氣。不過,知名風機廠商英華威公司未放棄,仍試圖在雲林麥寮等地推動「公民風場」,卻同樣必須面對法令不友善、輸配電成本過高、居民抗爭的問題,前景難以樂觀。

歷經去年的反核熱潮後,台灣本有走向能源轉型的契機,政府卻沒有適時把握,該負起責任的核廢料工作,意圖用行政法人來規避監督;該放手鼓勵民間發展綠能時,卻又放任地方政府「自理」。

當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公司,以家用蓄電池在全世界掀起旋風時,令人不禁要問:台灣期待已久的「能源革命」,究竟何時會來?

核廢料管理立法 兩版本草案都惹議版本 行政院版 學者版(中研院院士李遠哲領銜連署)草案名稱 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爭議●以行政法人為解決核廢機構,缺乏立法院監督●3000億元核電後端營運基金不受《預算法》與《政府採購法》限制,遭質疑為錢坑、黑洞僅由地方議會同意,即可

成為核廢料處置候選

場址,完全取消當

地居民公投反核廢

的機制

??分鐘認識「澎湖風能」

完整名稱:

澎湖開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1400萬元

股權結構:

澎湖縣政府25%、台汽電25%、中興電工20%、縣民認股30% 預期發電量:12.48萬千瓦核准成立:2014年7月清算與解散:2015年4月


林義 絕食 掀起 公民 反核 核一 一周 周年 年大 檢視 兩件 件事 戳破 政府 非核 家園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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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巡視】 “偷流量”該怎麽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492

他們會為“偷流量”退一賠三嗎?這不是做夢吧!

買來的智能手機,剛一開機就發現里面已經預裝了數十個軟件,不僅占用大量的內存,而且還會偷跑流量,還有很多“流氓”無法卸載。

2015年7月,上海市消保委向市一中院正式起訴天津三星、廣東歐珀(OPPO)公司侵害消費者知情權和選擇權。目前,法院已經受理此案。

這次“公益訴訟案”,得到了中國消費者協會的公開支持。巧合的是,7月2日,最高檢發布《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方案》,明確了公益訴訟案件中,檢察機關應以“公益訴訟人”的身份提起訴訟。

侵害消費者權益事實明擺著,社會輿論也是一邊倒,初看好像消保委是贏定了這官司。但再細想一下,且慢高興,我看這訴訟的結果很“懸”。消保委敗訴,這肯定不會發生,但要判消保委贏也很難,難就難在廠商如何賠償。

2015年7月5日,央視新聞《每周質量報道》曝光蘋果手機偷跑流量:每月可偷60元流量費,從報道上看手機預裝軟件“偷流量”不是少數,“不偷流量”的才是少數。

那麽問題來了,對此類明顯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該怎麽處罰?是像“紅牛,給你一雙翅膀”廣告語一樣,因喝了沒長翅膀,所以被告廣告欺詐。紅牛同意支付1300萬美元賠償,過去10年,在美國買過紅牛的消費者都可以獲得10-15美元的賠償。或者像國外的公益訴訟一樣,罰得廠家傾家蕩產……

當然,這似乎只是美好的“想象”。在國內,消費者大多溫柔敦厚,豈會像刁民那樣慣於“獅子大開口”?所以,料想多數消費者不會要求按新消法“退一賠三”。手機生產商要能象征性退還“偷流量”的錢款,大夥也會心滿意足的。至於這個“偷流量”會不會牽出網絡供應商這個“幫兇”,而網絡供應商會不會最大限度地“回饋”消費者,更是讓劇情添加戲份,讓消費者充滿了美好的期待!這樣看來,我大膽預測,法院很可能搞庭前調解,手機廠商也會大大方方地道個歉,再做個保證“下不為例”的承諾……謂予不信,請君拭目以待!

嘿嘿,等您收到“偷流量”的退款的那一天,請記得為拙文點贊、打賞!

(作者為上海市工商學會秘書長)

公民 巡視 流量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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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巡視】高鐵成功拼文化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586

解決好基本問題,建立高鐵標誌性文化

近年來,中國高鐵的成功已經是舉世認同的事實。不僅本國的高鐵長度已經占全球百分之五十多,而且在國際上的高鐵建設工程中也表現出強勁的競爭力,最近繼印尼工程外,甚至將取得英國歷史上第二大高鐵項目的聯合建設權。

中國的高鐵技術及其應用,確實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它提升了中國的實力和形象,改變了國人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縮短了這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時空距離。如果說這是一種偉大的革命,我想一點都不過分。

然而我們現在的成功,主要還是在硬件方面,也就是高鐵的制造和建設方面;而軟件方面,也就是高鐵的制度和服務管理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可以說,高鐵發展成功最高的標誌,是高鐵文化的建立和成熟。相對於高鐵發展已有相當歷史的西方,我們在這方面的距離還很遠很遠。

比如城市軌道與高鐵的對接問題,它如同飛機航班的轉機,本應是很簡單的事情,但目前我們高鐵的管理卻多數時候要乘客先出站再進站,兩次安檢。

高鐵上的管理,2014年以前還不錯,一切有板有眼,嚴謹細致。但近來卻松懈了許多,尤其是公共衛生狀況在明顯變壞;還出現違規賣站位票現象,一些人坐在過道,甚至跑進一等車廂在地上打地鋪也沒有人管;有高鐵職員讓買站票的熟人亂占座位……如此等等,不得不讓人心懷高鐵淪落之憂。

以上現象,所體現的都是低層面的文化問題。如果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又怎能建立體現高鐵事業成功的標誌性文化呢?

這個標誌性文化,應該是以服務為核心的一種品質、一種品牌、一種形象。

中國的高鐵都叫“和諧號”,那麽中國的高鐵文化就是和諧文化。或許,等到我們真正建立“和而不同,人皆可言”的和諧文化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高鐵事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作者為中山市政協主席)

公民 巡視 高鐵 成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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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救在海外被劫持中國公民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226

11月20日,在馬里首都巴馬科受襲的麗笙酒店附近,安全人員幫助一名男子撤離。中國駐馬里大使館20日晚向新華社記者證實,巴馬科麗笙酒店發生的襲擊事件中,3名中國公民不幸遇難,另有4名中國公民獲救。 (新華社/法新/圖)

最根本的辦法,是提高綁票勒贖者的“經營成本”,讓他們從事綁票活動風險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有份送死沒份收錢”,綁架事件就會越來越少。

遭“伊斯蘭國”扣押的中國人質樊京輝剛被證實遇害僅3天,2015年11月20日,馬里首都巴馬科又發生恐怖分子闖入市區五星級酒店,劫持約170名人質的暴恐事件。最終,有二十多名各國人質在解救過程中不幸遇害,其中也包括中國中鐵建公司3名管理幹部。

國際恐怖主義的肆虐,令全球範圍內人質事件頻繁發生,而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在海外的中國人勢必越來越多。他們難免遭遇恐怖襲擊的威脅,一旦發生意外,靠什麽去解救他們?

“不能付贖金”已為大多數國家所認同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營救人質的思路無非兩條:以談判為主,不惜繳納贖金;以直接解救為主,拒不繳納贖金。

前者的思路是建立在“人質安全第一”的前提上,希望“先花錢把人撈回來,別的以後再說”。法國是這一思路的代表。法國政府曾多次直接介入人質贖金談判,並多次直承支付了贖金。

後者則是基於“不鼓勵恐怖主義行為”的原則,並且認為繳納贖金會刺激“肉票市場”,促使更多劫匪對綁票勒贖趨之若鶩,反倒加大了海外僑民的人身危險。美國、日本等國甚至立法禁止企業和私人繳納贖金,違者追究法律責任。而大多數國家僅僅拒絕政府出面繳納贖金,但不阻止企業或個人與綁匪做交易。

早在東漢末年,中國就因“橋玄幼子劫質案”制定了“要子無將”(即不允許向綁匪支付贖金)的法律條文。但是,現實中“贖票”行為比比皆是。近年來,在海外發生的劫持中國人事件中,中國解救人質的主要思路是“找關系”——即試圖通過靠得住、夠得著的各種關系進行斡旋,嘗試各種解救方法。

如今,“不能付贖金”已為大多數國家所認同(雖然程度有差異)。之所以如此,一是IS等組織把人質當生意且經常收了錢還撕票,毫無信義可言。這讓越來越多國家開始認同不能助長“肉票”市場商機的理念;二是近期幾次惡性恐怖襲擊(如巴黎11.13和巴馬科11.20暴恐案)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恐怖分子根本不給任何談判的機會,直接通過屠殺人質尋求影響最大化。

綁匪和綁匪不同

綁匪和綁匪不同。有些綁匪(如尼日利亞的“三角洲解放組織”等),定期綁架外國人質只是為了“上頭條”,真實意圖是迫使當地政府和國際社會正視其政治經濟主張,並讓自己不至於被世人遺忘。被他們綁架的人質通常可以談判解救,並且未必需要支付贖金;有些綁匪(如索馬里海盜)是不折不扣的經濟綁匪,一般“越貨而不殺人”,給錢就放(雖然下次還做且越做越起勁);而像IS這樣的極端原教旨綁匪,他們綁架人質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恐怖,震懾國際社會,並借此向背後的金主和各地追隨者顯示實力,以吸引更多人力、物力、財力。對人質而言,這類綁架是最危險的,因為不論是否給錢,他們都可能“撕票”,並且留給解救者的時間很少。

正因如此,就必須確保有能力迅速、準確判明劫匪動機、暴力屬性,並據此作出最有利於保障人質安全的選項。而要做到這點,情報工作必須加強,並需設立有針對性的專屬機構。

國際恐怖事件往往牽涉到多個國家、多種勢力,這就需要相互溝通,以利於配合。不僅如此,各方利益並不一定完全重合,有時出於自身考慮,其它合作者會有意無意采取一些未必對人質有利的做法。這就要求政府外交及其他相關部門早介入,更及時、全面了解綁架者的動機、背景、訴求和人質狀況,也可盡早讓對方知道自己的立場。在大多數時候,底牌越清晰,態度越明確,攤牌也會越快,人質相應也就越安全。

軍事營救手段是不得已的備案,可以不用,卻不能不備,在軍隊編制、裝備上適當傾斜,組建專門編制單位。此外,還從外交、情報、法理上為一旦必須動用這一最後手段掃清可能的障礙。

這種最後手段是中國目前在海外人質營救方面的最大短板——不僅體制、裝備、投送能力等硬件不足,觀念、信息情報、地利等差距更大。如果不能從觀念、體制等各方面進行整合,即便具備一定武力解救的條件,也未必能及時反應。IS在敘利亞境內扣押中國人質,中方實際上暫不具備直接武力營救的能力;而馬里人質事件發生時,中國在當地駐紮一支編制額度達500人、隸屬於聯合國馬里多層面綜合穩定特派團“(MINUSMA)的部隊。但事發時,這支部隊主要集結在遠離巴馬科的北方重鎮加奧。

最根本的辦法是什麽

最根本的辦法,是提高綁票勒贖者的“經營成本”,讓他們從事綁票活動風險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有份送死沒份收錢”,綁架事件就會越來越少。仍以索馬里海盜問題為例,最初許多國家、尤其一些跨國企業熱衷繳納贖金,結果索馬里海盜越聚越多,越幹越起勁,甚至有外地“發燒友”帶錢帶槍入夥。待各國相約不再繳納贖金,並紛紛采取護航等打擊行動,索馬里海盜行業便日漸萎縮,如今已不成氣候。

但要完成這一點,需要國際間共同行動,索馬里反海盜的卓有成效,奧妙即在於此。而這種各相關國家在特定問題上的互相配合,卻還不能在每一次事件上都生效。

在巴黎“11.13”系列恐怖案發生後,聯合國安理會以15:0全票通過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擊IS的決議。希望年末所發生的這一系列不幸,能促使國際間像在索馬里協同反海盜那樣,在應對恐怖主義的行動中真正攜起手來,共同摧毀罪惡的綁票勒贖產業鏈。

如何 解救 海外 劫持 中國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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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董狐之筆」揭公民黨的虛偽狡詐──有關外傭爭取居港權案

從「董狐之筆」揭公民黨的虛偽狡詐 
       ──有關外傭爭取居港權案

一、公民黨所謂的澄清與聲明

  公民黨利用香港法律漏洞,濫興訴訟,損害香港根本利益,早有前科。這次幫助三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以違反基本法為理由,挑戰《入境條例》,可謂賊性難改。茲事體大,政府已嚴陣以待。假若一旦敗訴,長遠的惡劣影響,絕對較以往幾次來得嚴重。

  菲人興訟,事情發生於去年十二月,入稟狀由公民黨核心成員、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撰寫。在最近一次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民建聯陳鑑林議員提出:「有很多事往往是防不勝防,有一些不負責任的政黨或政客在某一些時候會搞一些事而使特區政府無法應付,譬如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問題,最近也有一些大狀協助外傭打官司,這問題是最近在社區內有很多人非常擔心……」。事件曝光後,隨即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網上討論區,公民黨成為過街老鼠,眾矢之的;Facebook 亦出現若干關注群組,對公民黨所作所為,口誅筆伐。

  七月二十日,公民黨發表聲明,全文如下:

  公民黨澄清聲明 : 關於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件
  近日有報導指公民黨涉及一宗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件,公民黨有以下澄清及聲明:
  1.  公民黨自創黨以來從未參與任何訴訟。
  2.  公民黨黨員各有不同職業,黨員在履行其職業上的責任時與公民黨無任何關連,而公民黨亦不會干預黨員的工作。


二、《春秋》大義中的「董狐之筆」

  要揭穿公民黨虛偽的面紗,其實並不困難。如此缺乏政治常識的遁詞,只能欺騙思想不成熟的廢青。我們不妨從中國傳統政論經典《春秋穀梁傳》中一個故事說起。

  成語有所謂「董狐之筆」,用來歌頌那些敢忤權貴,直書無隱的史家。話說春秋時代,晉國有一位賢臣,名叫趙盾,忠君愛國,卻不幸遇上一個極度兇殘暴虐的國君晉靈公。趙盾屢次進諫,晉靈公不獨不聽,還派人去刺殺他,趙盾被迫逃亡。不久,晉靈公被趙盾的姪兒趙穿所弒,趙穿迎回趙盾,繼續執政。由於靈公是位暴君獨夫,人神共憤,死有餘辜,趙盾並沒有追究趙穿弒君之罪。晉國史官董狐於是在國史上直書「趙盾弒其君夷皋」七個大字。趙盾不服氣,大呼冤枉。董狐解釋說:「……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即是說:「你回來沒有懲辦兇手,這就表示你跟他有相同的想法,一鼻孔出氣。想法相同,便由地位高的人去承擔罪名,這個人還不是你嗎?」趙盾表示嘆服。

三、政黨有責任作政治表態

  現實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幾重不同的身份。如果公民黨這群律師「只是」律師,他們的確有權接任何案件,不管是強姦案、殺人案,旁人皆無可非議,他們亦沒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為何要接這些生意。但作為政黨政客,則不能如此「側側膊,唔多覺」,左閃右避。最基本一點,你要向普羅選民澄清你的「政治立場」。你究竟是以意識型態為重,還是以港人的現實利益為重;你會否不惜以損害香港人長遠利益為代價,去維護你的「司法獨立」原則。

  特別是當一個政黨的某位成員,作出了一些引起公憤的事情時,不管他在法律上有否犯錯,政黨皆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場。這原是極普通的政治常識。按照上文《春秋》大義的精神,「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不表態,不譴責,就表示貴黨持贊成的立場,日後受到任何非議,貴黨都要一力擔承,責無旁貸。

  以近年香港發生的政治風波為例,2000年程介南事件,程議員以權謀私,被判入獄,民建聯事後為此對全港市民作公開道歉,而程氏亦辭去一切黨內職務(惟保留其黨籍)。假若運用公民黨以上「聲明」的邏輯,則程氏「在履行其職業上的責任時」犯罪,與民建聯並「無任何關連」,而民建聯「亦不會干預黨員的工作」。然則,致歉是否多餘的呢?

  又以近日民主黨的陳家偉事件為例,陳氏嫖娼,乃其個人行為,跟政黨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然則,為何他要立刻辭職,而民主黨又為何立刻批准,劃清界線呢?

  「食得鹹魚抵得渴,無得側側膊」。你可以說這是從政者的悲哀,但這正正就是現實政治的潛規則。


四、贏了法律,輸了政治

  周顯先生曾經對公民黨的大狀們有此評價:「只懂得打官司,政治智慧低能」。上文那份澄清聲明,就是最佳的例證。就其第一點聲明看,所謂「公民黨自創黨以來從未參與任何訴訟」,站在法律的立場,這是沒有問題的。公民黨作為一個團體,的確從來沒有以「原告」或「被告」的身份,出庭應訊。不過,以一個正常成年人的日常中文語言為標準,所謂「從未參與」,最合理的解釋,應指其核心成員在歷次事件中,皆「完全置身事外」。但事實上是這樣的嗎?

  在早前爭取擱置興建港珠澳大橋事件中,為了取得法援,省回數百萬元訴訟費(實質上是由全港巿民埋單),讓一位六十六歲的綜援老婦出面,跟政府對簿公堂。假若她的背後,沒有得力人士唆擺教導,她能夠有此本事嗎?事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辯稱:該黨從不諱言有「協助」朱婆婆,但卻否認曾「操控」發動有關的司法覆核。噢!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從未參與任何訴訟」嗎?

  公民黨的一眾核心成員,根本就是滿腦子打官司思想,只懂得咬文嚼字。可惜,現實政治不是上法庭,大家不會管你採用甚麼特殊定義。總之,你一時說「從未參與」,但前此又曾說「協助」,你就是說謊!公民黨一方面興波作浪,擾亂香港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妄圖憑藉詭辯,推卸責任。莊子謂:「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如斯劣行,早晚是會被選民唾棄的。

[附]公民黨自創黨以來從未參與任何訴訟

  認為有利便歸功於黨,一旦發覺勢頭不對勁,便推卸為黨員的個人工作。所謂跳樑小丑,蝠鼠行徑,此即最佳例證。

董狐 狐之 之筆 公民 黨的 虛偽 狡詐 有關 外傭 爭取 居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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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當百姓 進化成公民吧

2015-12-28  TWM

公民與百姓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權利及義務對等、權力與責任相符; 總統大選將屆,如果台灣上下又出現要求低稅率、營造高福利的現象,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會如何呢?

每次大選,都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率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率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分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給別人了。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一二%,卻期待福利比照平均稅率三五%至四五%的國家。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實際稅率 卻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與責任上,受雇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內線交易一樣,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 家,至少社會精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的人。如果社會精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 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

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力,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那麼就可 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二○一六年的選舉,參選的年輕人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 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率有多大、百姓比率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

撰文 / 范 疇

別當 百姓 進化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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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同個體 羅氏給員工最大決策權 職場公民》這裡,沒有工作守則、不必事事回報

2016-02-22  TWM

從萊茵河畔的小肥皂廠,到全球第三大製藥商,羅氏深信,負責的經營態度,是企業得以永續發展的不變鐵律。但對內,羅氏鼓勵員工展現差異,因為挑戰未知領域的熱情,是企業前進的動力。

緊鄰著萊茵河岸的羅氏藥廠總部「二十一號大樓」(Building 21),除了長方形排列的玻璃窗,找不到其他裝飾。同一條街上距離不到一百公尺,就是去年剛完工、建物高度傲視全瑞士的羅氏辦公中心;相形之下,二十一號大樓只像是一片陰影。

這棟八十年前落成的三層樓建築,至今仍扮演羅氏這個全球第三大製藥廠的神經中樞。在它白色的屋頂下,有每一位董事會成員的辦公室;每一項關乎企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都在這裡做決定。

穿過玄關,是一條有如醫院病房的白色長廊,留著一頭金色長髮的羅氏歷史文獻館館長比爾利(Alexander Bieri),就站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棟建築,代表羅氏的傳統。而羅氏今天的面貌,都源自於創辦人的家族價值(family values)。」他說。

一八九六年,霍夫曼.拉羅區(Fritz Hoffmann-La Roche)以他的姓氏Roche,為他所經營的企業命名。當時,羅氏只是一家以肥皂為主力商品的小工廠,「尊重不同個體」、「責任」,卻已經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經營守則。

「十九世紀的瑞士,是個非常分歧且脆弱的國家,所以瑞士沒有發展出中央集權,而是強調分權與制衡。這樣的歷史背景,直接影響了羅氏『尊重不同個體』的企業文化。」比爾利說,「請跟我來吧,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故事。」搭乘貨梯前往地下室,穿過另一條天花板只有兩公尺高的白色走廊,打開密碼鎖,眼前出現的是一座近似小型圖書館的檔案室。比爾利俐落地從牆邊的鐵櫃搬出一本精裝相簿,指著一張黑白照裡、站在日本街頭的西方女性,「她是凱勒(Alice Keller),羅氏最優秀的經理人之一。」他說。

打破傳統雇用未婚女性,讓她,成為日本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五年,羅氏破天荒地延攬了擁有巴賽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凱勒。這段雇傭關係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在當年的瑞士,婦女若有意就業,必須先取得丈夫簽名同意;而凱勒當時未婚,按理不能被企業合法雇用。「顯然,羅氏的管理階層不太在意這項規定;他們重視的是凱勒的能力,而不是她與其他人一不一樣。」比爾利說。

凱勒進入羅氏後隔年,就被派往日本擔任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九年,更成為羅氏成立以來第一位女性資深主管,「凱勒認為,只有你對工作懷有本質上的熱情與信仰,才能成功銷售,並在面對危機時做出正確決定。直到現在,這依舊深深影響羅氏的經營理念。」尊重不同個體,也意味著企業願意留給員工更多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會限制任何職涯的可能性。「你知道嗎?我剛進羅氏時,負責的工作也是基因與癌症治療;但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對檔案文獻充滿熱情,主動要求轉換跑道,也獲得同意。我只能說,一切都太美妙了。」比爾利說。

「轉換跑道,在羅氏是很常見的。當然,變化不一定成功;一個人離開熟悉的位置,短期生產力當然會下降;但是只要員工提出合理要求,通常能獲得充分支援,因為羅氏樂見每個人發展不同的潛能。」羅氏媒體關係主管杜南(Nicolas Dunant)說:「羅氏傾向長遠思考,畢竟研發每一款新藥,也都是超過十年的漫長歷程。」杜南解釋,由於生技製藥產業講究自主性與延續性,在羅氏工作並沒有太多的細節管理,「你不必對主管回報每一件小事。

因為尊重每一個個體,所以羅氏盡量把決策權力交給基層員工。」位於二十一號大樓角落的幹細胞研究室,每次進出都必須消毒雙手,並且換上無塵衣與鞋套,約五十坪大的實驗室裡,培養著取自不同器官的幹細胞。研究員必須仔細照顧在近似人體環境中生長的細胞,隨時觀察,並剔除細胞自我分化增生的部分。

「基本上,每個人為自己的樣本負責,這裡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或工作守則。若你不是頂尖的科學家,或並未對研究充滿熱忱,是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研究團隊主任葛拉夫(Martin Graf)說,「即使是耶誕假期,我們也不可能放著保溫櫃裡的細胞不管,就像照顧嬰兒一樣。」企業裡的成員有充分機會探索自我、擁有較多的決定權,這一點,很有瑞士風格;但該承擔的責任也少不了。「羅氏的員工,絕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遭到淘汰;但也有一些不能妥協的價值必須遵守,例如責任、誠實、熱情。」杜南說。

「惟有用對股東、社會、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經營事業,才有可能成功。」這段話,是羅氏集團網站首頁的企業精神。羅氏確實也自○九年起,連續七年被「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為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第一名。企業除了策畫各項慈善活動外,也鼓勵員工主動加入,○三年起每年舉行的「羅氏兒童遊行」(children’s walk),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策畫全球創意募款活動,讓員工,為美好事情一起努力兒童遊行最初目的,是為了馬拉威愛滋兒童募款。但過去十三年來,已成為全球羅氏分公司的重要年度計畫,除了固定的健走活動,全球各地的羅氏員工,自行以創意策畫公益募款活動,羅氏總公司最終再挹注相同金額的捐款,所得可用來幫助馬拉威兒童或當地社區。

例如台灣羅氏在一五年就捐助五十九萬元、約一半兒童健走捐款,協助台灣愛滋基金會。

「公益活動不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更認為這對員工而言,是滋養個人生命的珍貴經驗。當你知道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能與同事一起支持需要協助的人與事,人生將更為豐富。」杜南說,「當所有人聚在一起,一同為一件美好的事而努力,是最直接讓人感到『身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方式。」它孕育3座諾貝爾獎,腫瘤藥研發領先全球羅氏藥廠在腫瘤藥的研發領先全球,旗下研究室曾拿下3座諾貝爾獎,主要的兩大核心業務為藥品和診斷。

過去15年間,羅氏購併近20家相關藥廠,使羅氏成為全球最大的生化科技公司,擁有在癌症、免疫、感染性疾病、眼科及中樞神經系統等領域的獨特藥品。其中,乳癌用藥賀癌平(Herceptin)、大腸直腸癌用藥癌思停(Avastin)等藥物,皆為全球暢銷的抗癌用藥。

撰文 / 鄭閔聲

尊重 不同 個體 羅氏 員工 最大 決策權 決策 職場 公民 這裡 沒有 工作 守則 不必 事事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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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不如實際參與 看選舉轉播也是公民課 公民教育》這裡,連營養午餐吃什麼都能討論

2016-02-22  TWM

接受教育,不只是被動的吸收知識。瑞士的小學,鼓勵學生透過表達建立自我意識,並藉由多語言課程認識他人、學習尊重。

「她說的不對,應該是……。」日內瓦州奧涅公園小學(Ecole d'Onex-Parc)四年級的法語課上,坐在後排的一位男學生突然開口,糾正誦讀習作解答的女同學。站在女孩桌前的導師立刻抬頭,用食指按住嘴唇,提醒插嘴男孩尊重同學發言,再示意女孩繼續。

第一堂:尊重

插嘴是不禮貌的,舉手才能發言在這之前,班上其他十多名學生已爭相舉手發言過一輪,女孩卻只是靜靜地坐著。到了這一題,導師刻意略過其他高高舉起的手,來到女孩面前。

被打斷誦讀的女孩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目光緊盯著桌面,怯生生地重新念出習作上的文字。等她說完,導師到黑板上寫下幾個字,才又走回女孩面前。這一次,在導師鼓勵的眼神陪伴下,女孩一字一字慢慢說出了正確答案。

「très bon!(很好)」導師轉身離開前,微笑地拋下這兩個字。

「你可能預期瑞士像其他國家一樣,有全國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實際上沒有。我們認為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但反覆討論後,還是決定讓『公民意識』(citizenship)融入整體教育裡。所以無論語言、歷史或其他科目,教室裡的每一堂課,都是強調獨立思考、親身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課。」瑞士聯邦政府教育專家傑林斯(Alexander Gerlings)說。

在瑞士,基礎教育屬於各州與市鎮的自治權,因此全國二十六個州,就至少擁有二十六套不同的教育系統與教材內容;甚至在同一州內,也可能因不同語言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例如伯恩州)。直到二○○七年各州政府達成共識、簽訂教育一致性條約(Harmonize Treaty)之前,各州連義務教育起始年齡都不相同。

「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精神,聯邦政府把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盡可能留給各地區自行決定。」瑞士聯邦教育廳長委員會(EDK)副祕書長哈梅爾(Susanne Hardmeier)說。

對瑞士人來說,教育的意義並不該只是政府由上而下地灌輸知識,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進而實現自我的歷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將辦理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最了解當地學生需求的地方政府,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但在分歧的系統與課程之上,瑞士教育仍有共同的「精神目標」:平等、獨立思考及溝通參與、多元融合。

在瑞士,無論本國公民、外籍人士,甚至非法移民,只要你是學齡兒童,就必須強制入學,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因為教育,是無排他性的基本人權。但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童,沒有選擇學校權利,只能按照居住地就近入學;儘管家長有權讓小孩就讀私立學校,但官方統計,就讀私校的學生,比率不到五%。

第二堂:獨立思考

老師不給評論,讓學生自行討論哈梅爾指出,為實現讓每一位學生擁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目標,各州政府有義務讓所有學校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但維持相同教育品質並不等於齊頭式平等,例如日內瓦州,就將社經地位較低或犯罪率較高的區域劃為優先學區(Priority education network),投入更多資源,縮小班級規模、安排專任社工隨班關心學生。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參與,則散見在日常課程中。傑林斯舉例,在他九歲那年,適逢瑞士政府四年一度的聯邦委員會選舉,當天一早到學校,老師就告訴全班同學:「今天有重要的事,大家來看電視吧。

」於是從八點到十二點,整班同學跳過了課表,只盯著電視螢幕上的選舉實況轉播,全程參與了瑞士重要的政治儀式。

「看完電視後,老師要大家提出疑問,或發表感想。我當時對政治一無所知,老師也沒有教導我任何知識,但在問答和討論中,我弄懂了什麼是聯邦委員會、他們平常做些什麼、為什麼要被選出來。」如今,已逾四十歲的傑林斯,仍對這堂特別的「公民課」記憶猶新,「我想老師這麼做,是為了不讓學生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要我們憑自己的雙眼,認識一件事。」瑞士獨特的直接民主,讓居民能透過公投,對學校的經費使用、建設等表達意見,間接培養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興趣。「當家長收到一張『是否同意學校蓋新建築』的公投票,和孩子討論該怎麼做決定時,就是最好的教育。」哈梅爾說。

不僅成年人享有直接民主,小學生也可以班為單位推出代表,集結成「學生議會」,體驗民主。議會的討論事項可以天馬行空,「可能向學校要求午餐多吃點肉、少吃點海鮮。他們的目的不一定能實現,但至少是一種尋求共識的練習。」傑林斯說。

多元融合,是瑞士教育最重要卻最困難的一項目標。語言,則是融合並尊重差異的最重要工具。

自○七年實施「一致性條約」後,有四種官方語言的瑞士,統一讓全國學生在八歲時學習第一外語、十歲學習第二外語;但學習什麼外語,則交由各州依使用頻率決定。因此出現靠近法語區的德語州,將法語列為第一外語;靠近德國的德語州,則選擇先學習英語而非法語的有趣現象。

為了讓使用其他母語的外籍移民學生快速融入瑞士社會,各州小學設有專門的語言強化課程,如官方語言為法語、法語母語學生卻僅占五八%的日內瓦州,替六歲以上的非母語學生設計最長一年的「歡迎教室」(Welcome class)。

這批學生按學區入學,但課程期間,只有一半時間和一般同學上課,其他時間就在特別師資協助下強化語言,直到跟上進度。

非母語學生跟上進度前,不必與一般學生一起接受課堂測驗,最長可持續兩年,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說:「這是希望減少外籍學生挫折感,以免影響學習意願。」

第三堂:包容

鼓勵移民學生,在學校說母語瑞士基礎教育講究的多元融合,不只是單向的「同化」;相反地,瑞士不歧視任何非官方語言文化,學校也鼓勵外籍學生與家長以母語溝通。伯恩州基礎教育的家長手冊上就寫著:「在與孩子的溝通交流過程中,請你堅持使用最擅長的語言。請讓你的孩子接受額外的母國文化及語言課程,因為學習父母使用的語言,對孩子的良好語言發展至關重要。」課外的母國文化語言及課程,通常由學校與外國企業、外交使館等合作籌辦,在移民比率較高的日內瓦、巴塞爾、蘇黎士、伯恩等城市相當普遍。這類課程也鼓勵其他語言學生參與,以促進相互理解。

「有些國家有成文憲法,有些國家沒有。瑞士的公民教育像是後者,你找不到一套全國的標準公民守則,但你從每個小地方,都能找到一些素材。畢竟,『公民素養』,本來就不只是單一論點,應該存在於各個領域。」傑林斯下了這個注腳。

撰文 / 鄭閔聲

上課 不如 實際 參與 選舉 轉播 也是 公民 教育 這裡 營養 午餐 什麼 都能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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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成為「社會人」 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 公民養成》這裡,父母是導師而不是操縱者

2016-02-22  TWM

在瑞士,獨立思考與尊重差異的公民素養,在家庭生活中即開始養成; 艾斯林傑一家人,擁有截然不同的天賦與性格,卻同樣堅定地相信, 同理心與包容力,是終身不能停止的學習。

兩隻手掌像比腕力似地緊緊交握,再同時伸出左掌輕觸對方背脊。湯瑪士.艾斯林傑(Thomas Esslinger)見到兒子時的問候方式,像是剛進行完一場激烈競賽的運動員,深深地向對手的拚戰精神表達敬意。

周日午後的瑞士蘇黎世近郊,二十三歲的盧卡斯(Lukas)正在重訓室進行訓練:先用雙手奮力拉扯有如超大型手動馬達的訓練器,接著是一百下雙迴旋跳繩,最後再走到一旁,深蹲挺舉起兩百五十磅重的槓鈴……。

身型壯碩的盧卡斯,目前身分是蘇黎世大學金融系學生,也是歐陸頂尖的CrossFit(交叉式健身運動)選手,今年初他剛取得外卡資格,參加在美國加州舉行的全球大賽。

「這是非常講究自我紀律的運動,選手必須隨時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我每個月休息不超過四天,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練。」剛做完一輪「菜單」,呼吸有些急促的盧卡斯解釋。

當盧卡斯走回訓練器材從頭來過,湯瑪士眼神望著兒子,嘴裡卻幽幽地說:「你也看得到,這項運動不是沒有危險性,尤其是舉重,一個意外就有可能讓頸椎受傷、全身癱瘓。」「那你沒有阻止過他嗎?」我好奇地問。

當兒子喜歡高危險性運動……爸爸說: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當然會分析所有正反因素,但盧卡斯是成年人了,我不會影響他的決定。父母的角色應該是導師(coach)而不是操縱者(manipulator)。」湯瑪士說:「身為父親,我只能替他買一份保險,如果他不幸發生意外失去工作能力,至少能靠保險金過活。但當盧卡斯開始工作以後,我就不會再支付這張保單,因為,他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五十七歲的湯瑪士,是在蘇黎世執業的商業律師。由於嫻熟國際貿易與投資法規,他目前是十多家瑞士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也是台灣企業環瑞醫控股公司(Swissray)的瑞士法律顧問及獨立董事。

即使是在薪資所得與物價水準都高得嚇人的蘇黎世,湯瑪士一家也絕對屬於高收入族群,他和妻子克莉絲汀(Christine)、盧卡斯、小兒子法蘭克(Frank),以及十九歲的女兒妮可拉(Nicola),住在蘇黎世西北方約三十分鐘車程的博珀森(Boppelson),一個人口一千兩百人、可以在森林裡生火露營,或用長槍獵捕野豬的寧靜小鎮。

當生命不像童話般甜美……媽媽說:希望孩子找到自己的幸福「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固定在早上五點半起床工作,確保孩子一睜開眼,就看見父親努力工作的樣子。這是為了教導他們,你擁有的一切,從來不會是憑空得來。」走進湯瑪士建在山坡上、室內空間約九十坪、前門有花園、後院大得可以養一窩雞的別墅時,他一邊介紹環境,一邊說明他的教育理念。

「生命不會永遠像童話故事般甜美柔順(sweet and tender),從小就必須讓孩子知道世界的真實面貌,你得試著應付對你不友善的人,你必須付出努力,但也同時做好心理準備:『我不會永遠是表現最棒的』……。」克莉絲汀接過丈夫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盡可能讓每一個人發現自己的長處,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幸福,而不是滿足父母的期望。我們的三個孩子,各有不同的天分,我完全尊重他們必須負責任的人生選擇,只希望他們能夠樂在其中。

」她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天賦與性格,是艾斯林傑一家最重要的共同價值。法蘭克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說明父親如何用具體行動,讓他感受到尊重。

從小,哥哥盧卡斯就表現穩重,課業成績也很傑出,是老師心目中的模範生;相較之下,法蘭克沒那麼愛念書,上課時也常調皮搗蛋。九歲那年,一次例行性的家庭訪問中,法蘭克的導師當著父親的面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多學學你哥哥?」這時湯瑪士毫不客氣地打斷導師的話:「恕我直言,我們現在談的是法蘭克,不是他哥哥;比較孩子,從來不是我的教育方式。」

當哥哥比較優秀……

弟弟說:我崇拜他,但不想成為他「我一直把盧卡斯視為我的模範,但不代表我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我很感謝父親當下為我說的話。」法蘭克說。

「在我的眼中,如何教導小孩成為健全的『人』,永遠比他拿幾分重要。」湯瑪士解釋。

因為父母親的完全尊重,艾斯林傑家的三個子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盧卡斯小學畢業之後就考進預科(Gymnasium,相當於台灣的升學高中),順利錄取蘇黎世大學;法蘭克則進了職業學校,到烘焙店當了三年學徒後通過檢定,成為合格的麵包師傅。

妮可拉從小就立志當護理師,目前正在燒燙傷專科醫院實習,父母親也從未要求她申請醫學院,嘗試做個收入更高的醫師。

「我面對重大抉擇前,會想聽聽父母親的意見。但我不必然要按照著他們的想法做決定。」妮可拉笑著說,「至少我做出不同決定時,他們不會表現出失望的樣子。」尊重孩子性向,不代表湯瑪士與克莉絲汀採取放任式的教育。

在他們心中,孩子必須具備身為一個健全「社會人」的特質,而這是父母無可迴避的責任。

包容差異、誠實、負責任,是兩個人共同信仰的觀念。但克莉絲汀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她認為,沒有人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因此必須擁有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同理心,是能關心其他人,進而包容彼此的前提,「這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優秀,也沒有人永遠是對的;試著同理他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學習。」試著從孩子角度理解事情,「想清楚了就去做吧」「當法蘭克說想當烘焙師時,我第一個想法是:『太辛苦了,你得半夜一點鐘起床準備,假日不能休息、收入也不高。』但當我試著從他的角度想,很快就理解這是他喜愛且擅長的,也一定希望得到父母支持。所以我告訴他,『你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她說。

「不讓孩子過得太舒服,提前學習面對挫折。」則是湯瑪士的信念。因此儘管家庭收入無虞,湯瑪士的三個孩子,都是按照學區就讀公立小學,因為他相信,唯有從小與不同階層背景的同學和諧相處,日後才能自在地融入其他團體與社會。

為了讓孩子體驗人生,湯瑪士曾在盧卡斯中學時,安排他到鄰近的牧場冷凍室打工,負責清洗切分冷凍蔬菜,賺取每小時十四瑞士法郎(約等於瑞士一份麥當勞大麥克餐的價格)的薪水,當作暑期生活費。「在那裡的同伴全都是外籍勞工,沒有人會說瑞士德語,社會比我想像得更加困難。」盧卡斯說。

一家人周日的晚餐,是簡單的義大利肉醬麵與蔬菜沙拉。餐桌上,喝了點紅酒的湯瑪士,愉快地對遠從台灣而來的我們,談論瑞士房價也曾在九○年代大幅飆漲;瑞士年輕人在物價昂貴的蘇黎世,生活同樣艱難……。

「我雖然是父親,但沒想過讓孩子變成自己的樣子」當湯瑪士一時口誤,將蘇黎世最低階受雇勞工的月薪略高於三千瑞士法郎,說成三百萬瑞士法郎時,就讀金融系的盧卡斯立刻插嘴糾正。「喔,當然,是我說錯了。」湯瑪士笑著說,「我雖然是父親,但我從沒想過讓孩子變成我的樣子,而是從他們與我不同的地方學習。所以我常說:『當你開始抱怨年輕人,就是你開始老了。』我盡量不這麼做!」湯瑪士家門外的花園裡,幾片疏落的紅色花瓣,夾雜在濃密的針葉枝芽之間,顯眼卻不突兀。這盆植栽,就像是屋裡的一家人,鼓勵彼此發展獨特的潛能,並努力尊重隨之而來的差異,期望在共同的土壤上,綻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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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全球共享價值 雀巢150年不敗的智慧 世界公民》這裡,來自90個國家的員工合作無間

2016-02-22  TWM

世界公民,是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的自我定位;「創造共享價值」,則是它扮演世界公民角色的方式。賺取商業利益的同時,它們努力地在全球各角落,試著留下能永續存在的正面影響。

位在瑞士第五大城洛桑的雀巢研究中心(Nestlé Research Center),有一座醒目的階梯,連接地面上下各樓層;雖然階梯的坡度不能算陡,但往來的雀巢員工,無論走得快或慢,都一路緊握扶手,彷彿正在通過一段溼滑的雪地。

階梯末端,有一塊小告示牌用英文寫著:請使用扶手,注意安全。一旁的雀巢職員主動解釋:「包括雀巢總部在內的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標示,目的除了維護安全,也提醒所有人:『面對再平凡無奇的狀況,也永遠必須謹慎。』」雀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六六年:當時亨利雀巢(Henri Nestlé)發明了以牛奶及燕麥為主成分的嬰兒食品,經過一百五十年,這個從日內瓦湖畔小鎮沃韋(Vevey)發跡的瑞士企業,已經成為全球營收最高的食品公司。小心維護的食品安全是雀巢一百五十年來持續茁壯的基礎,但企業認同度居高的另一關鍵,則是「世界公民」的品牌印象。

在雀巢,世界公民的核心精神,是「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

讓我們暫且跳離當下,來到二○○七年的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額爾古納市。這一年,雀巢在此投資興建的工廠正式投產,雀巢董事長包必達(Peter Brabeck-Letmathe),特別從瑞士總部飛到這片草原:「雀巢的母國在瑞士,但它已經成為世界公民。」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這片草原上每一位奶農都是雀巢的一分子,「我的責任,是讓人們共享價值。」這句宣言,早在九○年代就已成為雀巢的企業基因;雀巢總部公共關係副總監傅提格(Christian Frutiger)說,「我們並未擁有任何農場,而是將所有供應可可、牛奶、咖啡的農民視為夥伴。

雀巢有責任協助農民提供高品質的原料,雙方就是透過每一次的技術交流與生產供應關係,創造共享價值。」

信念一:做世界公民

把整條供應鏈當作自己的夥伴「對許多企業而言,CSR(企業社會責任)只是個從事公益的獨立部門;但我們是把『世界公民』的意識,整合進企業經營的每一環節。」說完,傅提格領著我們走到雀巢總部二樓,正對湖景的員工餐廳,迎面就看見戴著印度傳統頭巾的男士,與身穿西式套裝的女同事自在地交談;午餐提供歐洲、亞洲、印度等地菜色,也有符合伊斯蘭教戒律的清真料理(Halal food)。

傅提格說,光是在總部內的固定職員,就來自多達九十個不同的國家!一個公民社會的強大包容力,在這個企業具體而微地完美呈現。而包容的另一面,是尊重不同,「雀巢在全球有四百多座工廠,但每一家分公司,也同時是最在地(local)的企業。因為學習尊重並融入各地的文化、習俗、法律,是創造共享價值的基礎。」因應各地區的不同文化與社會需求,雀巢創造共享價值的計畫,像是超商架上的食品一樣琳琅滿目。

信念二:在地化

針對不同國家問題,調整奶粉配方在越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咖啡產地,雀巢與當地政府及農民合作,發展最多可以省下六○%用水量的灌溉技術。在菲律賓,嬰兒腦部發育遲緩的案例,比其他已開發國家高出許多,雀巢也與當地研究單位合作找出問題癥結,並開發添加鐵質的特殊奶粉因應。

在包括台灣的富裕國家,飲食不均衡或營養過剩造成的兒童過重,是影響整體國人健康的嚴重問題,雀巢因此籌畫全球性的「兒童營養計畫」,與政府、學校、民間組織合作,對學童傳達正確的飲食觀念。

「雀巢對社會的責任,主要著重在食物與健康層面,只是針對不同國家與區域的問題,扮演不同角色。」雀巢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崔伍迪(Mayank Trivedi)說。

除了可可、咖啡等只能在特定氣候下生產的作物之外,雀巢各分公司銷售的當地食品,原料多半來自周邊區域;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與生產者的直接互動,盡可能確保供應鏈也能遵守「共享價值」精神。

然而,雀巢也曾犯錯。例如雀巢西非的可可供應鏈,就不只一次傳出童工問題;二○一五年十一月,雀巢也主動公布調查報告,承認公司在東南亞國家使用的原料海鮮,是血汗供應鏈下的產物。

信念三:永續經營

針對童工問題,提出長期計畫「供應鏈的勞工遭受雇主壓迫,也許與雀巢沒有直接連結,卻不代表現象可以被忽視;只是這些問題,不是雀巢得以獨力解決,所以我們必須與當地的民間組織合作,改善供應鏈的勞動環境,這也是創造共享價值的具體實踐。」傅提格說。

西非的象牙海岸,是雀巢重要的可可來源地,卻也是童工問題最嚴重的區域,許多兒童為了改善家計而離開校園,到農場從事勞動。雀巢在承諾不使用童工參與生產的原料之餘,進一步深入農村,宣導讓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未成年人不應該接觸化學殺蟲劑的觀念;另一方面,雀巢也在當地興建學校與衛生設備,讓兒童得以就近入學,試圖以系統性作為扭轉童工現象。

「我們追求的共享價值是長遠的(Long lasting)。」傅提格解釋,雀巢高階主管的內部訓練課程中,個案研討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參與者必須針對不同案例,提出類似解決象牙海岸童工現象的長期計畫,「既然雀巢希望成為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提出長期解決方案,就是必須承擔的責任。」雀巢目前在全球有數百家分公司與關係企業,瑞士總部對於各分公司業務盡量維持最低限度的干預,這樣的分權模式,與瑞士聯邦制度十分類似。傅提格指出,尊重與責任,是雀巢經營事業最基本的原則;每一家分公司,對於如何實踐責任與創造價值享有充分的自主權,「講究民主,大概是瑞士文化對雀巢最大的影響。」「但我認為,雀巢要傳達的是一種普世價值,並不只是瑞士獨有的;就像紅十字會雖然是發源於瑞士,但人道精神是超越國界的。」原來傅提格的前一份工作,就是在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還曾在飽受戰火蹂躪的車臣,從事第一線救援行動。

從國際人道組織轉換到營利事業,心態調適大概很不容易吧?

信念四:傳達普世價值

提供協助,最終全面改善人們生活「其實兩者之間的衝突與差異,比我想像的小太多了。」傅提格解釋,「對我而言,兩份工作的重要內容都是『提供協助』。

在紅十字會,我分送食物、藥品給情況危急的難民;在企業裡,我做的事情性質相同,甚至可能帶來更正面的影響。」「人道救援是幫助人們度過眼前的難關,但如果要全面改善人們的生活,你必須提供就業與長期計畫。這些價值被創造出來之後,不但不會消逝,甚至會持續向外擴張。我認為,在這裡工作能對世界產生更大、更正面的影響。」傅提格說。

訪問結束,站在雀巢總部知名的螺旋狀階梯準備拍照時,傅提格像是想起了什麼:「創造共享價值的一切,都與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有關。只要你掌握住最核心的原則,內容可以非常多元。

」他說。說話的同時,傅提格的手掌,下意識地握住扶手,像是想抓緊那道最核心的骨幹。

撰文 / 鄭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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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公民進化的天敵

2016-03-07  TWM

大政府之下,人民難以產生公民意識;於是,政府這機構就變成國家進步的絆腳石、社會創新的阻斷器。

我認為沒有人會反對,台灣現在需要進行兩件事:其一,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心;其二,推動人民向公民角色逼近。前者若做不到,政府的效能(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難以改善;後者若推不動,社會的公義(Justice)將持續扭曲。

國民黨完全執政,沒做到這兩件事,接下來民進黨完全執政,倘若也做不到,那就證明一件事:台灣的問題在體制,而不在誰執政。換句話說,這個叫作台灣的地方,其體制中的某種天然成分,使得社會對政府永遠沒信心,即使政府是自己選出來的;而浸淫在這個體制中的人民,已經長期習慣於利用這體制的內在缺陷,以看守、謀取自己的利益,而輕忽公民義務。

如果民進黨也無能(或不願意)改造這體制,那麼我們只能寄望於新生代,如果新生代也被證明他們寧可先享受這體制帶來的快感再說,台灣的命運也就只能這樣了。

台灣人一向對政府沒信心,乃是因為政府所直接、間接控制的有形、無形的資源太多了,多到了哪個政黨一執政,都眼花撩亂、心猿意馬,很容易就陷入「黨府不分」、「府院一家」的老常態,黨的邏輯踰越府、院的機制,黨內的權力分配傾軋了政府的資源分配。

資源控制無所不在的大政府,乃是強人體制的遺產;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只應該是小政府,也就是其控制的資源,只有政策方向及財稅分配。已經拒絕強人統治的國家如台灣,若還保留大政府,勢必形成上下交征利、左右互拉扯。於是,政府這機構就變成國家進步的絆腳石、社會創新的阻斷器。

大政府之下,人民難以產生公民意識,因為既然政府這麼大,政府就該「照顧百姓」;同時,國家社會出現的所有的錯,人民都不覺得自己有擔當之責,而能一切歸罪於政府。於是,人民與政府對立乃天經地義。

人民轉公民,社會公義才可能。HP公司前女總裁卡莉費奧里納退出美國共和黨初選時說了一段話:只有努力推動公民的角色,才可能把國家從一群只服務於權力、財富、關係的政治階級的手中解放出來。誠哉斯言!

撰文 / 范 疇

政府 公民 進化 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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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巡視】橫幅里的女生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824

別忘了女生“顏值”“氣質”之外的東西;也不要傷害“沈默的少數人”。

被放在三八“婦女節”前一天的三七“女生節”,已然成為近些年大學生校園文化的重要一部分。這一天,橫幅是最重頭的,也是每年被大家談論最多的。但各地高校校園里迎風飄揚的“女生節”橫幅中,有幾條格外刺眼,像“春風十里,不如睡你”、“你的引力‘波太大’我HOLD不住”……乍一看這些橫幅的標語,似乎體現了男生對女生的贊美,倒不如說體現了一部分異性戀男生赤裸裸的欲望,令女生反感的同時,也令很多男生感到不快。

我和身邊同學談到這些“刺眼的橫幅”時,大家都認為其背後是一種“集體性騷擾”,某學校甚至有針鋒相對者招來了55名小夥伴,號召大家“拿起你的訂書機”,用它將事先在A4紙上打印好的反對答語訂到上述橫幅下方。

當然,這樣的橫幅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橫幅並沒有惡意。我們班男生2015年做的橫幅里,就寫有“佳人皆心儀,賢淑雨萌朦”;隔壁清華的女生們,在2016年也看到了工科男生“霸氣”的橫幅留言:“女神,別玩原子彈了,跟我回家吧!”不過,正如你所看到的一樣,這類橫幅作品,本意是在誠心誇贊女生,可誇贊的側重點依然是靚麗的外表與“賢淑”的氣質,價值落點依然是婚姻取向——君不見,按照橫幅的邏輯,即使是能玩得起原子彈的工科女生,在被誇“女神”、跟男生修成正果“回家”後,也得放棄一部分自己的職業理想。

我自然不會因為一條橫幅的性別偏見,就全盤否定男生們的精心準備與辛勤付出。不過,在女生們努力完成性別角色期待,像盧梭在《愛彌兒》中所言,“等待她自己成為一個布娃娃的時刻”時,男生們恐怕也得吞下自己的眼淚,同為男性刻板性別氣質規訓的受害者。

也有三觀比較正的“女生節”橫幅,突出專業特點,幽默風趣,主題側重於對女性智識的欣賞。這次北大哲學系男生創作的橫幅“康德初生,海德格爾初盛,追問十里,不如你”就是如此:男女並肩追問哲學問題,女學霸太優秀,男孩子只好甘拜下風。

有“女生節”亦有“男生節”,二者遙相呼應,寫橫幅送早餐實現心願等種種節日戲碼,往往也是男女生之間相互的行為——如僅僅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並不能武斷地做出“女生節不可過”的結論。但看了這麽多“女生節”橫幅,我對橫幅背後的節日現狀有兩點憂慮:

一是,本來與“男生節”互補的“女生節”,逐漸有替代一天後的性別平權運動本尊“婦女節”的趨勢。這有“婦女”一詞的定義被窄化,甚至被汙名化的原因:自認為正值青春的大學女性,無法接受“婦女”之“婦”所承載的“潑婦”“小媳婦”“家庭主婦”之印象,反而囿於社會對女性“年輕”這一價值的看重,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是年輕可愛的“女生”。以社會學的反思視角來看,“女生”與“婦女”兩個詞都同樣負擔著本不該承受的刻板印象,而這恰恰是需要婦女節所應有的平權行動與意識提升來匡正的;以社交性質為主的“女生節”,無法承受這一重擔——更何況,倘若社會上一部分女性只過“女生節”,另一部分女性才過“婦女節”,由此形成的女性內部基於年齡與婚姻狀況的區隔,將使女生們沈醉於象牙塔里暫時而虛幻的“性別紅利”中,忽視了幾年後的自己將面臨的女性就業、婚姻、生育等平權議題。

二是,“女生節”(包括“男生節”)的慶祝方式中有“隱性社交強制”與“忽略多元”的傾向。大學異性戀群體有交友需求無可厚非,可當“女生節”與“男生節”順著這種需求逐年增強了戀愛甚至是性的意味,性少數群體的身份就在這樣的節日里更顯得尷尬:“女同性戀被迫接受異性戀男生的與戀愛或性相關的示好,被迫參與進那些異性戀範式的遊戲里;男同性戀則被當做一種反向的‘承諾’和‘饋贈’獻給女性,成為嘲諷和歧視的對象;而第三性別、跨性別、泛性戀……又陷入了迷之沈默。”說到這里,又想起一條“女生節”橫幅,它真實地懸掛在某所校園里:“五三女生一出現,電機再無同性戀”。

僅僅是一名高校學生,或許並不能力挽狂瀾,改變整個學校的“女生節”慶祝方式,但作為女生,即使過完“三七”也要按照本意好好過“三八”;作為男生,即使在橫幅里誇完女生外表,也別忘了“顏值”“氣質”之外的東西;不管哪種性別,都不要讓橫幅上的話語對沈默的少數人構成二次傷害——這些,我們總是可以做到的。

我期待,在一年後的“女生節”那天,那些橫幅將有些微的可喜的變化。

(作者為北京大學大二學生)

公民 巡視 橫幅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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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防諜,小心你身邊有“偽裝者”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580

《偽裝者》劇照(影視劇照/圖)

電視劇《偽裝者》中三兄弟表面各為其主,暗地里卻展開著喪鐘行動、粉碎計劃、死間計劃等一系列秘密活動。潛伏、刺探、拍照、加密、發送、間諜、策反這些影視劇中才會出現的情節,似乎離我們很遠,但是小心!間諜很有可能就在你身邊。

隨著互聯網高速發展、全球化的今天,人們接觸世界的機會已不可同日而語。情報分子的網絡情報竊密活動日益複雜,互聯網已成為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實施策反竊密的主要渠道。近年來,境外間諜借互聯網威逼利誘策反大陸公民的情況日益突出,各地不斷爆出大學生為學費成為軍事間諜的新聞。

“偽裝者”都在做些什麽?

情報工作無孔不入,情報人員其實就出沒在我們的周圍。她可能不像丘吉爾“最喜愛的女間諜”克里斯蒂娜那樣雙面難猜、魅力難擋,他也不會像007中邦德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英俊冷酷,他們很可能只是你身邊最普通的朋友——你最熟悉的陌生人。

簡單來說,影視劇里那些傳遞情報、潛伏和反水的劇情並非臆想。現實生活中的間諜們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負責日常情報的收集工作以外,他們還需要第一時間將獲得的情報分類整理,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進行深入分析。例如專門分析報刊雜誌上面政經信息的駐外文官,實際上是情報分析員,坐在某軍工研究所附近餐館吃飯的常客,或許是在留意研究人員吃飯時無意透露的最新武器研制信息。這些不一定要專業的情報人員才能做到,身邊普通人也有這方面的驚人才能。互聯網發展造就了大批技術“黑客”,有頭腦的不法分子才是最可怕的!他們不僅能使用一般技術手段獲取敵方的技術圖紙、數據、圖片、錄音等秘密信息,以及偷竊對方的某些技術裝置,如特種合金碎片、芯片、導彈制導裝置等部件。技術間諜們還會通過手機、電腦等設備在你周圍的局域網撕開一個小口,潛伏你的個人設備,各類信息、機密皆為囊中之物。

在輿論開放的今天,論壇、討論群組、社交媒體上各類信息都唾手可得,特別是私人信息。“偽裝者”可通過這些信息找到你,開始進行洗腦。洗腦的方式多種多樣:一人多個賬號,隨時更換網址、域名,采用美國式的戈培爾CNN方法讓“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人海戰術包圍你最終“三人成虎”,策反“so easy”。

一眼找出你身邊的“偽裝者”

作為情報人員的“偽裝者”並非無孔不入,他們特有的行動特點和生活習慣,總會在細枝末節處讓他們露出馬腳。

策反類“偽裝者”往往目標明確,混跡於各類任務場所附近。如軍港碼頭,伺機與情報人員接觸或拍攝新軍艦圖片。他們大多憤世嫉俗,持鮮明反華、反共立場;外表看來經濟狀況良好,卻並無明確經濟來源。平時與你私交甚好,他的社交圈你卻不得而知,“可遠觀不可褻玩”。更可怕的是,你經常聽到與他專業背景明顯不符的反常言論,如在網絡上常常把“中國應該解除武裝”作為口頭禪。值得註意的一點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間諜不一定就是外來留學生,也有許多是被策反了的大陸學生。以學生的身份出現,無疑具有更大的親和力,也可以降低我們的警惕與防範、更易混淆視聽。

不要成為下一個“偽裝者”

美國的情報機構,以下簡稱CIA,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總結他們進行情報工作慣用的招兵買馬良策概括起來可以用4個字母表示:MICE。

M= money,即金錢。“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一些情報工作者囊中羞澀,難敵高額的情報交易費用,簽了賣身契。I=ideology,意識形態。在特殊軍政時期會非常管用,如內戰時期那些極端厭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路線的人,在本國受挫後,常常在反華勢力“自由”、“民主”的旗號煽動之下,主動投靠反華勢力,充當其走狗。C即個人表現。用光圈效應忽悠你,比方說CIA告訴你當間諜就能成為007那樣受到萬人追捧的明星,實現人生的最高價值等。E即道德壓力, 就是常見的非常手段請君入甕,抓到把柄後以此為要挾,逼良為娼,被迫成為間諜。如果你身邊符合這四條中任何一條的人,都很有可能被美國反華勢力發展成為間諜。請你加入到反諜行列中來。

間諜是“高收入、高風險”的“雙高”職業,必然不是長久之計。但請佛容易送佛難,如果間諜想金盆洗手,就沒那麽容易了。停掉高額收入是肯定的。電影中被迫賣命的地下工作者都多因朋友家人受到威脅而不無法全身而退。現實生活中情況也大同小異:切斷間諜與其家人的一切來往,限制出入境等。

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情報戰爭的烈度不減當年,不僅要靠國家安全部門的專業人員,我們也應加強對公民的國家安全教育,應從身邊做起,不能對這些鬥爭置若罔聞。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公民的義務,我們都應投身到國家安全工作中,不被這些間諜的言論所蠱惑,讓那些緊鑼密鼓地策劃和實施著“以華人制華”的策略的反華勢力不戰而敗。

公民 防諜 小心 身邊 偽裝者 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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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考慮每月給公民發1.6萬元基本工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355.html

瑞士正考慮向每個成年公民發放每月2500瑞郎(約合1.65萬元人民幣)的基本保障收入。

6月5日,瑞士將就該基本保障收入提案進行全民公投。該提案的支持者希望政府保證至少每人每月2500瑞郎的稅後收入,未成年人則獲得四分之一。

政府反對

這筆基本保障收入將替代其他多種福利。瑞士政府對該提案表示反對,稱政府若要支付這筆保障收入,每年的開支將增加250億瑞郎。而若削減其他部門開支或實施新的稅收政策將會損害瑞士經濟。

該提案的倡議者稱,瑞士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完全可以負擔這筆開支。他們稱,由於先進技術的使用,成千上萬的瑞士人面臨失業風險,基本收入將給予他們更好的保障。

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不一樣,瑞士沒有全國最低工資標準。

民調顯示,目前有40%的瑞士選民支持基本保障收入。不過,即便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2500瑞郎的水平僅僅略高於估算的“貧困線”2219瑞郎(約合1.47萬元人民幣),遠低於該國工資中值稅前6427瑞郎(約合4.25萬元人民幣)。

據瑞士資訊的報道,4000瑞郎(2.64萬元)在瑞士被視為薪水的分水嶺,月工資低於這個數目被視為低薪崗位。瑞士蘇黎世州經濟勞工辦公室出版的2016年瑞士工資年鑒顯示,瑞士目前約有40萬人的全職月薪沒有達到4000瑞郎。

外交官位於瑞士工薪階層收入的“金字塔頂端”,稅前月平均工資達13474瑞郎(約合8.91萬元人民幣)。機場空中交通管制員和主治醫生等也是高薪族,稅前平均月薪分別達13106瑞郎(8.67萬元人民幣)和12824瑞郎(約合8.48萬元人民幣)。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空中乘務員月平均收入僅為3400瑞郎(2.25萬),在收入排行榜中排在倒數位置。

10%考慮辭職

有人擔心,該政策推出會令瑞士今年來本已好轉的就業數據受到不利影響。根據瑞士聯邦經濟事務總局當地時間本月10日公布的數據,4月瑞士失業率降至3.5%,環比下降0.1%。其中,15~24歲的年輕人失業人數環比下降5.5%。

不過,大部分受訪瑞士人稱,即便基本保障收入政策成為現實,他們也將繼續工作。根據就業機構DemoSCOPE的調查,僅10%的選民稱他們會考慮辭職。有超過一半的人稱會利用這筆收入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和學習進修,有40%的受訪者稱會更多地參與誌願活動。

瑞士關於基本保障收入的爭論始於2013年,有10萬瑞士民眾簽名支持該提案,按照法律可以進行公投。但要將該提案變為現實,仍需得該國26個州大部分選民的支持。

擁有830萬人口的瑞士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政府盡量減少幹預。統計數據顯示,瑞士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6423億美元,按上年價格計算的實際增長率為2%,人均GDP達到8.56萬美元,排世界第4位。

瑞士不是第一個提出基本收入保障的國家。北歐國家芬蘭去年底提出每月無條件給每個成年公民免稅發放800歐元(約合5852元人民幣),替代其他一切福利。提案預計今年12月提交,如果正式實施的話,該方案將令芬蘭每年支出約467億歐元。

這個 國家 考慮 每月 公民 1.6 萬元 基本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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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給成年公民發錢 很多瑞士人反對!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6-06/1010667.html

  歐洲富國瑞士5日就一項基本保障收入提案進行公投,以決定未來是否向每位公民無條件發放2500瑞士法郎(約合1.68萬元人民幣)月薪。

法新社報道,瑞士政府和大部分政黨均建議選民否決這一提案。公投前民調顯示,71%的受訪者表示會投反對票。公投後初步結果預測印證了這一點。公投結束後大約1小時,調查機構gfs伯爾尼說,78%的人投了反對票。

瑞士並不是第一個提出要給全民發基本工資的國家。去年,北歐國家芬蘭提出要向每位國民每月發放800歐元基本收入,最終提案將於今年年底前提交。此外,荷蘭、加拿大等高福利國家也在考慮類似方案。(綜合新華社)

  • 每日經濟新聞
  • 祝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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