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出殘忍的事情，是因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礙」？
2012年10月6日晚，蘇州一名女子在該市一商場的停車場內準備上車時，遭遇持刀搶劫被割喉，腿部也被刺了一刀。這則殘忍行兇的消息後面，網友的 跟帖不少。一條說，「逼近基尼指數極限，經濟衰退，這樣的事會越來越多的。」還有一條說：「昨天是寧波，今天是蘇州，受害者仍然是女子，仍然是割喉！對待 惡性刑事犯罪當用重典。」
我正好在讀一本關於「殘忍」的書——《惡的科學：論同情與殘忍的起源》（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這本書要是在中國出版，也許會遭到上面兩位網友的痛罵，因為作者西蒙·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殘忍」問題上的觀點是：人做出殘忍的事情，是因為他的心理有「同情障礙」，形成了人格發展的自然缺陷。雖然巴倫-科恩也考慮 到殘忍者的環境生長條件（如兒時受到侵害和父母虐待），但他認為殘忍主要與當事人的腦部基因狀況有關。這種看法雖然與基尼指數極限或者不重罰則犯罪頻發的 外因決定論相左，但同樣也是一種決定論。
這本關於殘忍的書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殘忍是人們在生活中經常碰到，但又一直沒有得到較好解釋的問題。人們通常用「惡」來言說殘忍，而惡是什麼 呢？惡又體現為怎樣的社會行為呢？巴倫-科恩的解釋是，惡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同情的能力（他用的是「移情」empathy一詞）。他以生物醫學 的研究結果提出，特別無情的和特別替人著想的人都是少數，而大多數的人則是處於中間。
這與大衛·史密斯（David L.Smith）在《非人：為何我們會貶低、奴役、滅絕他人》一書中對殘忍的討論有不謀而合之處。史密斯說，我們如果把別人當作同類來對待（也就是具有 「同情」）時，就不會有殘忍的行為。馬克·吐溫說過，「人類是唯一殘忍的動物」，但史密斯認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會有殘忍對待他人的幻想。誰沒有想像過以 牙還牙、以眼還眼？……但是因為你覺得將渴望復仇的白日夢變成現實是錯誤的，然後就克制住了。或者也許你確實施行了報復，但是報復手段卻沒有幻想的那麼誇 張（你只是發了一封令人不快的郵件，而不是把他們大卸十八塊）。人們在想像殘忍行為時的愧疚程度，與他們眼中該行為的殘忍程度成正比。而愧疚程度則與約束 程度成正比。這便是為什麼殺人和折磨人的行為很難實施，尤其是在正常情況下。」
心理學家們討論「正常情況下」的殘忍，因為只有在正常情況下，人才必須也才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美國民眾普遍關心人的行為責任問題，他們堅信人的 自由選擇和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個人責任。但他們也知道，人的行為並不都是自由意志的結果，社會應該重視人有時會身不由己的情況，這是因為，兼顧個人責 任和可使罪行減輕的情節，事關整個社會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巴倫-科恩討論殘忍的心理成因，將它與個人的犯罪行為聯繫起來，正是在法治文化環境中的美國人所關注的。巴倫-科恩強調，「對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 們並不叫他為他的幻覺負責；對糖尿病患者，我們不叫他為他的口渴負責。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水平低，我們說那是因為他的細胞對胰島素反應不正常，也就是說， 我們承認他的行為的生物醫學原因。同樣，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是由低同情心所造成，而那又是因為他頭腦的同情電路（empathy circuit）不起作用，那麼這個人該在什麼意義上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呢？」
巴倫-科恩有關大腦基因決定人的殘忍的看法引起了不少爭議。有人擔心，對犯罪行為的單純心理學解釋，會給一些人製造逃脫刑責的藉口。心理理由是很容 易被濫用的，對此該持審慎的懷疑態度。例如，一個犯下謀殺罪的罪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允許以「犯案時行為控制能力弱」為理由得到減刑？生物醫學對殘忍的 解釋也許可以滿足人們的知識好奇，但不應該成為為殘忍犯罪開脫的藉口。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