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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財辦主任劉鶴浙江調研：化解房地產庫存

中財辦主任劉鶴浙江調研：化解房地產庫存

浙江日報 應建勇 2015-11-12 15:14:00

劉鶴在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講話。他表示，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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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財辦楊偉民：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

據新浪財經實錄，在12月17日舉辦的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他表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明年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

楊偉民表示，去年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今年拓展為四個方面：一是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二是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四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也就是說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但是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

他還表示，金融政策宏觀上要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主購買，嚴格限制信貸資金流向投機性住房。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

我國今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只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這一戰略思想必須堅定不移，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近兩三年來，金融業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業比重卻在快速下滑，這種變化是不正常的。

要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現在企業負債100多萬億，按照4%的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萬億，相當於2015年全年GDP增長總量。長期下去會掏空實體經濟，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同時，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

中財辦副主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明年經濟工作重點

12月17日，由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聯合主辦的“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於北京舉行，本次年會的主題是：圍繞主線、著力攻堅、穩中求進、進中求好。

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楊偉民表示，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之年，各地區、各部門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努力推進，應該說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也要看到還存在一些問題。分析這些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供給側改革本身就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工作層面出現的問題表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存在一些模糊的、膚淺的、片面的認識。

楊偉民指出，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總的要求是總結今年工作，落實已部署的各項任務，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的進展。去產能要緊緊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通過處置僵屍企業來達到去產能的目的。要繼續推動鋼鐵、煤炭化解過剩產能，嚴格執行環保能耗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標準，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這兩方面是去產能當中的突出矛盾。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也就是說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但是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

第二，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十分迫切的，現在總量過剩，但是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所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方向上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建設、質量安全監管，同時在源頭上加大農村環境突出問題綜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力度，這樣從根源上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在政策上要積極穩妥的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加大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的消化工作。在市場主體方面，要通過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等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使之成為農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一支生力軍。在產權制度方面明確農村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

第三，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實體經濟是強國之本、富民之基。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實體經濟，今後要跨越高收入國家也只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這一戰略思想必須堅定不移，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近兩三年來，金融業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業比重卻在快速下滑，這種變化是不正常的。

第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針對今年以來房地產泡沫擴大的問題，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專門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和“三去一降一補”當中的房地產去庫存相互補充，房子本來是給人住的，在一個穩定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下，也可以作為投資品購買來出租，通過收取租金來取得回報。但如果政策不當，特別是制度不完善，住房的投資屬性很容易演變成投機行為。所以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位。

中財辦韓俊：靠增加外出就業令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2月15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在京舉行，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動力、質量”。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出席並發言。他表示，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這方面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場硬仗就是激活市場，主要是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另一個硬仗是激活要素。

在激活要素方面，韓俊指出，這離不開農民“三權”確權和保護。

一是確權，要加快推進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加快“房地一體”的農村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辦證工作。“讓農民像重視結婚證一樣重視自己的土地權利證書”。

二是賦權，要支持引導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為實現土地財產權創造條件。

三是護權，要維護好進城落戶“三權”，不得強制或變相強制收回。

談到激活要素的背景，韓俊還表示，現在外出農民工增長乏力，靠增加勞動力外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去年，農民人均種植業收入只有2240元，名義只增長了1.1%，外出農民工的人數只增加了0.3%，實際增加了50萬人。

韓俊還強調，目前絕大多數農民不願意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權利來進城落戶，農民在城市落戶率低，土地退出率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放在歷史的大進程中去審視。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還是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來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更不是強迫農民來選擇。

以下為韓俊發言實錄：

韓俊：大家下午好!根據論壇的安排，我就深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談一些看法。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布，主題就是深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號文件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堅持質量興農，提出要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去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是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註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發展，這是思路一個重大的調整。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放在一個更加的突出上。一號文件大篇幅論證這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結構要調優，再一個是農業生產方式要調綠，實現綠色發展。如果不調的話，很多農產品的國內需求會越來越飄洋過海。我們去年糧食進口雖然五年以來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高達1.14億噸，相當於黑龍江和吉林的糧食總產量。當然這個主要還是大豆，大豆的進口高歌猛進，進口8391萬噸，三大谷物的進口量不大，占國內總產能的比重也就2%。值得註意的是像乃肉、業態奶、嬰兒奶粉、葡萄、櫻桃進口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也里有一些數據，不具體說了。我們去年食品進口額是554.8億美金，增長的非常快。

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這方面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場硬仗就是激活市場，主要是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另一個硬仗是激活要素，剛才其仁教授也講到，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激活市場方面，最近幾年可以說有了重大的進展，一個重大的進展就是油菜籽、棉花、大豆、玉米臨時收儲制度已經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棉花、大豆實行目標價格試點，先定一個目標定格，我們對市場經濟進行監測。為什麽改玉米和棉花呢?2014年東北四省區玉米國家政策性收購占到了88%以上，黑龍江已經占到104%，小麥、稻谷也需要改，但是壓力比玉米要小一點。小麥政策性收購只占20.6%，稻谷只占15.6%。現在我們政策表述，就是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今年還是繼續堅持完善，去年我們政策性稻谷收購比重只有12%，已經很低了，也是主要由市場來形成價格。

棉花、玉米這種臨時收儲取消以後，價格很快就與國際接軌了。這里有幾個數據說一下，棉花在改革以前，我們每噸接近兩萬塊錢，跟國外的差價一噸差五5300塊錢。現在這個價格已經降到15000多塊錢，差價只有三百了。玉米的變化更明顯，13年7月開始價格倒掛，17年1月我們的國內玉米價跟國外玉米價已經沒有差別了，去年玉米進口下降了33%，玉米替代品的家口在15年高達四千萬噸，16年降到了兩千多萬噸，降幅是非常大的。我們收儲制度改革，我們的一個基本導向，是堅持市場化趨向與保護農民利益並重。農民的基本收益也得到保障，棉花現在在新疆，農民還是有盈利的，而且是相對穩定的。玉米現在價格下浮幅度比較大，15年最高的時候，一斤收購價達到1.12元，這個價格是市場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持續的。現在降到了有的地方五毛、六毛、七毛多，反正完全由市場來形成。

激活要素方面，這場硬仗就是要深化農村土地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是重頭戲。14年以來，我們在中央政府層面出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這些文件也都公布了。激活要素首先是要放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現在提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要分治，三權分治，適應現代農業化的需要，關鍵是放活土地的經營權。這方面我們小規模土地經營的格局變化不大，到15年規模在兩公頃以上的農戶全國只有1032萬戶，流轉的承包土地占承包地總面積的比重，這個比重是提高比較快的，過去五六年。現在已經達到三分之一，流轉率達到33.3%。

激活要素最需要破解的是農村的建設用地，農村用不了，農村不好用。最近幾年，大家下鄉可以發現一個很大的變化，農村的電商、休閑農業、鄉村旅遊等一些新的產業發展非常迅猛，返鄉下鄉創業這種熱潮正在悄然興起。但是就像當年鄉鎮企業為什麽發展起來，還有土地可以用，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地來發展鄉鎮企業。但是現在發展新形態，建設用地指標下不了鄉，農村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滿足。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多調研，我們的基本判斷，就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個改革會釋放極大的紅利。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現在這個改革已經擴展到33個縣，比如入市的第一錘是在德清，我們在德清做了調研，現在入市只有45塊地，不到四百畝，成交額是一個億。這個縣有1118塊，一萬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下一步可以入市，如果都入市的話，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可以為當地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註入巨大的推動力，農村靠新產業新業態，有了地了，跟當年發展鄉鎮企業一樣。

現在農村反映，這個地過去一征了之，只要是建設用地都要征用。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很多規劃的前提下，直接參與土地開發，或者參與聯營、聯建、入股等多種形式來開發存量的建設用地，讓農民更多的來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結合這個產業轉型和新型的城鎮化，要使得集體土地上的建築形態和它附著的產業加快實現高端化，這個可以為農村的發展註入巨大的動力。

講到激活要素，這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現在支撐農民增收的東西在逐漸削弱。現在外出農民工增長乏力，靠增加勞動力外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這是去年的幾個最新數據，去年農民人均種植業收入只有2240元，名義只增長了1.1%，外出農民工的人數只增加了0.3%，實際增加了50萬人。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74萬，增速為3.4%。農民就地轉到新產業新業態有大量的空間，有大量的潛力。

激活要素將會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異軍突起，我們提出應該拿出當年發展鄉鎮企業那種勁頭來，來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和返鄉創業。2017年一號文件提出了在土地方面，在金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比如一號文件提出允許通過村莊整治等節約的建設用地，采取入股、聯營等方式，重點支持鄉村休閑旅遊養老等產業和農村三產容器發展，但是嚴禁違法違規開發房地產或建私人莊園會所。

講到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對農民土地三權的確權和保護。農民的三權指的是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的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些方面一個總的政策方向，一是確權，現在承包地確保等登記辦證正在加快推進。農民講你發一個跟結婚正一樣管用的土地權證，我才真正珍惜這個權利。農民覺得以前發這個證沒什麽法律效力，像結婚證一樣就有效力了。第二是賦權，支持引導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三是護權，維護好進城落戶農民的三權，你不能把放棄三權作為他落戶的先決條件，這是行不通的。

對進城農民推出三權，也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比如我們去寧夏的一個縣，也是我們的一個試點縣，這個縣搞了幾年的試點，每個村平均完全放棄土地的農民只有一戶，占農戶的比重也只有1%，他是一個試點縣。目前絕大多數農民不願意放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權利來進城落戶，農民現在在城市落戶率低，土地退出率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放在歷史的大進程中去審視。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還是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來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更不是強迫農民來選擇。歷史經驗證明，什麽時候我們強迫農民選擇，我們一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就匯報這些，謝謝大家。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繼續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不能只記得目標，而忘記改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3月18日在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失衡，要繼續從範圍和手段上進行深化，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18日上午開幕的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了“發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論壇，就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討論。

楊偉民在會上表示，實體經濟存在供給結構性失衡，首先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原因，一是中國長期處於經濟快速增長階段，有面向低端消費為主的結構性特征，產能也是面向低端消費需求。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中高端消費迅速擴大，原來低質產能就變成過剩產能。二是人口結構變化，與原來人口結構相適應的家電、汽車等產品，需求減少。如果將這種結構性需求變化，認為是周期性變化，而進行總量刺激，就會加劇供需結構失衡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種失衡?楊偉民認為，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他表示，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在許多領域已經取得進展，但是力度還要加大。“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楊偉民稱，深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範圍和任務的擴展，二是手段要深化。不僅要盯著去產能的目標進行管理，還要研究市場化的手段去實現，不能只記得目標而忘記改革。

在他看來，當前需要改革的制度、需要完善的機制有很多，比如國企改革不到位、財稅體制改革不到位等。一方面，在煤炭等產業當中，國有資本占比依然比較大，沒有完全按照市場化機制進行運營;另外，去僵屍企業，如果沒有財稅體制改革配套，地方政府也會不積極。因為去掉僵屍企業，對地方政府直接的影響會體現在稅收減少，銀行不良貸款的情況也會體現出來。

楊偉民表示，中國目前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通過鼓勵新興產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去替代過去傳統產業。比如在養老領域，這樣的變化已經有所體現。

“傳統商業在下降，未來失業的人有可能會增加，但是也可以看到養老護理人員的需求非常大，特別是有專業護理技能的人員比例非常低。”他介紹稱，中國有670萬張養老床位，但是養老護理人員只有57萬，有執業資格的只有不到10萬人。今後可能會有摩擦性失業(因季節性或技術性原因而引起的失業)，但是可以經過培訓，轉到護理行業。過程要通過市場化方式，但政府也會加大職業培訓、轉崗培訓力度，去年中國安排了1000億元資金支持轉崗及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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