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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設「中等收入陷阱」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29/100285266.html

如果開始盲目自大、不思進取、停止改革,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綁架經濟政策,中國可能不知不覺地走入一個自設的陷阱
胡祖六

  近來有許多關於中國即將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指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5000美元至15000美元區間時,GDP增長減速,經濟發展失去動力,進入低增長的軌道。中國2011年人均GDP預計達 5000美元,剛好入圍所謂低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國家之列。

  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證上,「中等收入陷阱」並非經濟成長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如果觀察近兩百餘年的經濟史,歐美相繼實現工業革命,從傳統農業社 會的低成長低收入狀態,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後轉型成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會。包括日本乃至亞洲四小龍等都走過了一個動態、複雜但連續的發展過程,並沒有 在所謂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

  如果真有所謂經濟發展陷阱的話,那麼「低收入陷阱」更加可能也更加可悲。自從錯失西方工業革命,中國經歷了近兩百年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在世界 經濟中的比重直線下降,曾是世界上最落後貧困的國家之一。現在,中國已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和持續大規模貧困問題,擺脫了低收入陷阱,開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 列。那麼,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是否可以高枕無憂?

  中國過去30餘年高增長的奇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成就,來自於明智合理的宏觀經濟與結構政策。而今天中國經 濟中的深層矛盾——宏觀經濟的失衡、金融體系的不透明和低效率、房地產的潛在泡沫、國有產業的繼續壟斷主導地位、政府過度的監管和干預、裙帶關係和腐敗的 盛行、科技創新能力的嚴重不足、能源與環境的空前壓力等——意味著增長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巨大的挑戰。近年來日益高漲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也給中國的未 來增長蒙上了陰影。

  令人不安的是,中國在某些方面確有步拉美國家之後塵的跡象。拉美大國資源豐富,曾為歐洲殖民地,經濟發展條件得天獨厚。在20世紀初,阿根廷的 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僅低於美國,高於加拿大。但在大蕭條後,拉美國家出現了激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嚴重地傷害了經濟的發展。進口替代、 限制外資、不可持續的公共部門工資福利政策、腐敗和收入嚴重不均等,使拉美經濟和社會喪失了活力,其天然的發展優勢無從發揮。到了20世紀80年代,拉美 國家政府債台高築,陷入了嚴重債務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急劇貶值的惡性循環。拉美經濟曾陷入停滯,人均GDP 增長緩慢,經歷了「失落的二十年」。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話,拉美國家或可被視為最近似的案例。

  但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規律,而是人為結果。是壞政府和壞政策把充滿發展潛力和資源優勢的拉美國家推向一個絕望的陷阱。而東亞四小龍的自由市場、開放與 審慎財政與貨幣政策,使它們克服了土地狹小、人口擁擠和自然資源短缺等瓶頸,極大發揮了企業家的創業潛能,取得了持續的高速成長,使之快速而平穩地邁入富 裕的高收入社會。

  「中等收入陷阱」本不存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行列,應該說為後續經濟發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礎。東亞四小龍所走過的發展路徑可以成為中國未來增 長的軌跡,我們不必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多慮。但是,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必定會面臨新的挑戰與風險,曾把中國提升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模式需 要調整和轉型。如果我們在一個韓國、台灣早在25年前就已實現的收入水平上開始盲目自大、不思進取、停止改革,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綁架經濟政策,那麼中 國有可能重蹈拉美覆轍,不知不覺地走入一個自設的陷阱。

  作者為春華資本集團主席

不要 自設 中等 收入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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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無陷阱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1-23/100464419.html
□ 葉翔 | 文

  任何一個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的第一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之後,都要面臨轉型問題。所謂轉型即是製造業從技術含量低、勞動生產率低的狀態,上升到技術含量高、勞動生產率高的狀態,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伴隨著這種轉變,經濟體內許多結構都要發生根本性變化,如農業、服務業的比重,就業的結構,產業鏈的轉化,乃至商業文化等。

  製造業要轉型升級,一要有壓力,二要有動力。壓力在於,如果不轉型,企業就難以生存;動力在於,如果轉型了,會有更好的前景。製造業升級的最主要壓力來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動力來自仍在擴張的市場前景。

  當製造業進入升級階段,必然出現的情況是,增加資本支出,提升技術,減少勞動力,特別是中低端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主流市場如供大於求,勞動力的成本就難以持續上升,製造業升級的壓力就會減弱。

  同樣,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下,任何一個國家都面對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如果升級後製造業的產品,能處於一個擴張性的市場中,製造業就有升級的動力。

  在目前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製造業升級所需的擴張性市場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要擴張,居民的真實收入與消費就必須不斷地增加。

  一國經濟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在於伴隨著製造業升級而出現主流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失業隊伍不斷擴大,居民收入無法提高,始終處於中等水平。此時,如果還有通脹,居民的真實收入還會下降,進入惡性循環。這就是拉美有關國家在轉型中所面臨的困境。

  反觀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製造業就進入這一轉型升級的過程。我們確實看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加工製造業中心已有相當多的低端企業減產或關閉。然而,儘管如此,佔就業人口超過80%的中低端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感覺到供大於求,反倒是供不應求。正是這種供不應求,推動了中低端勞動力的收入以高於名義GDP增長的速度增長。

  這說明中國經濟在進入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開局良好。在宏觀經濟穩定下,收入增加——消費增加——消費服務業擴張——就業需求增加——收入增加,這樣的循環是可以良性發展下去的,使中國從「中等收入」上升到「高等收入」國家。因此,中國經濟轉型的良好開局能否持續,就在於中國經濟是否存在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對穩定宏觀環境的破壞,有兩大因素:一是外部衝擊。歐債危機帶來的衝擊已大部分顯現,並未對我們的宏觀經濟造成實質性的破壞。即使未來歐洲經濟進一步惡化,對我們的影響應是有限的。未來國際上可能的衝擊是日債危機或美債危機、美元危機。即使發生,前者的衝擊應更小於歐債危機,後者的危機近期應不會發生。二是通脹。歐美經濟在二戰之後能夠享受20多年的黃金期,宏觀背景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沒有嚴重的通脹。一旦通脹嚴重,銀根緊縮,經濟正常的增長就受到抑制。

  中國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嚴重的通脹。這主要是由於全球的資源市場相當長時間內已進入熊市。目前中國工業企業的成本結構,大體上是原材料佔60%-70%,勞動力成本佔10%-20%,其他佔10%-20%。如果原材料成本穩定,勞動力成本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對企業的成本上漲的壓力只是1%-2%。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年通脹率都將維持在3%以內。

  這種經濟轉型所帶來的黃金期的長短,就取決於製造業中勞動力成本所佔的比重何時超過原材料的成本比重,即成本差(Cost Gap)縮小的速度。■


中等 收入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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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個謬論!釋老毛

http://xueqiu.com/6146070786/22649535
很多投資者不敢在中國長期投資,特別是不敢持有金融、地產這些優質資產,總是抱著末日心態,中短期持股,長期看淡,悲觀主義、失敗主義情緒濃厚,典型者為@歲寒知松柏 @天地俠影 等同志。他們認為中國不可能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必然存在天花板,肯定會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跌倒,崩潰,也許就在明天……

「拉美化陷阱」(The Latin america trap),也是也混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The Middle-income trap),並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甚至被該領域的學者認為是一個偽命題。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一些學者在討論中國改革時偶爾提到「拉美化」或「拉美病」。2002年,由於阿根廷金融危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國內一位學者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反思拉美金融動盪:中國會拉美化嗎?」的文章。2003年末和2004年初,「拉美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拉美化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說一大批拉美國家通過60~80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工業化,人均收入已經超過3000~5000美元甚至更高,產業結構已經顯示出發達國家的樣式,明顯要邁進准發達國家行列時候,突然在90年代相繼出現不可逆轉的經濟危機,不僅連年經濟倒退,而且經濟體制上出現嚴重的,惡性的缺陷。墨西哥、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大國就是代表。

2004年1月6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一次會議上說:「根據他國經驗,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國家發展趨勢會分化為兩類:一類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人均1000美元後繼續向2000美元、4000美元發展;另一類,如拉美等地的國家,人均達到1000美元後經濟就停滯不前。原因在於,人均1000美元後,這些國家原來的比較優勢降低了。」

中等收入陷阱,沒那麼可怕,也不是發展中的必然現象,大多數國家都是正常的永續發展的,學者搞出來這個東東是用來警世的、推動改革的,說不好聽就是危言聳聽來嚇人的。南美洲、東南亞這些地區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5000美元一線長期停滯,有他們非常複雜的特殊國情,中國哪裡具備這些條件?反而是,東亞這種儒家文化圈的經濟體都紛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韓國、台灣,早就人均GDP上1萬美元了。
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文化上:伊斯蘭或天主教;
政治上:偽民主+真民粹;
經濟上:偽市場經濟;
社會上:族群分裂+階層固化。

中等收入陷阱的病根是民粹主義。有學者認為:「許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貧富兩極分化,事實上,貧富分化是『拉美化』現象的後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於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土壤是族群分裂+階層固化,這種族群和階級之間的衝突藉著民主體制發酵,才能形成牢不可破的民粹主義勢力。

中國雖然有@天地俠影 @歲寒知松柏 等這種批判社會黑暗的憤青人士,但很難演進為成氣候的民粹主義勢力,因為中國是單一民族主體國家、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實際上相當之高(想想我們自己的出身就明白了)、中國也沒有民主體制支持民粹勢力坐大。因此,中國只有經濟上暫時具備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而且健康的力量和改革的聲音遠遠壓倒了反對者。關鍵是現行的政治體制根本不能容忍中等收入陷阱,連斯巴達報告都承諾,人均收入翻一番,翻番之後早就超越了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啦!

不必杞人憂天,放心大膽持有優質股權,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是正道![鼓掌]
中等 收入 陷阱 是個 謬論 釋老 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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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做的淘寶生意:小賣家活不下去 中等賣家賺不到錢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5733.html

7月17日,幾十個淘寶賣家在杭州文二路上的一個賓館開了兩天閉門會議。這些賣家都不願單純靠打折提高收入。

他們分成幾個小組,討論「如果未來不靠打折促銷,又是否有新的賣點能夠保住足夠的流量?」他們試圖用新的場景、套餐來吸引買家,例如推出一次去夏威夷旅行的全副裝備——草帽、沙灘裙、墨鏡……甚至避孕套,又或者推出全年的定製服務,每個月定期給買了套餐的美女寄送衛生巾。

對於淘寶網賣家運營事業部總經理湛盧,他要做的就是試圖引導這些不願再靠打折提高收入的賣家們找到一個新的玩法。

湛盧稱,他們正在試圖建立一個越來越沒有淘寶小二的全新遊戲規則,淘寶只負責建立制度以及「定製度的制度」,提供工具和開放數據,其他的一切都交給賣家來做。

而在花名「語嫣」的淘寶網負責人口中,把2013年淘寶要做的這件事情形容為「失控」——他們決定不再把一切流量、規則和判斷都抓在淘寶自己的手裡,而要讓市場自己去判斷。

從表面看,淘寶在做一件類似於「自殺」的事——新政策將讓商家不需要再依賴砸廣告位、做促銷以及投重金去做SEO搜索優化。要知道前兩項,是淘寶收入的重要來源。

但淘寶依然要改變。淘寶集市的管理者正在醞釀又一次重大遊戲規則調整,新規則將影響所有賣家生態環境,重新定義「淘寶小二」,重鑄賣家與買家之間的信息鏈渠道。這個計劃很有可能將在今年9月實施。

生意難做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淘寶上「生意難做」:小賣家抱怨活不下去,中等賣家則抱怨賺不到錢。

經濟觀察報在淘寶上隨機抽取了100多名中小賣家,在75個有效問卷的調查結果中發現,超過九成賣家網店的經營時間不超過三年,兩年以下的賣家佔到60%,不到一年的接近30%。這意味著大部分淘寶賣家是新的經營者,需要一定時間去建立信譽和業績。此外,調查中大約一半的小賣家團隊不到3人,另外的超過三成中小賣家的團隊有4-6人以下,其餘的不到兩成的線上店有超過8名人員。

張如晨的網店就是家庭式作坊,只有她的爸爸和媽媽兩名「員工」,月平均收入不到3000元。她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前赴後繼的價格拚殺者:一茬又一茬大學畢業生到淘寶來創業,他們拿著父母的血汗錢先砸「好評」,大約一年後錢燒完了退出淘寶,但此時又有一批新的創業者,同樣從燒錢砸「好評」開始。

盧經理的公司目前不到30個人,2012年總收入不到2000萬,仍然沒有盈利。一件衣服在成本之上的加價率是2-3倍,行業平均推廣費用是10%到15%,還有房租水電、員工工資,以及一切雜七雜八……庫存如果不能控制在10%以下就絕對都是虧的。

「就這樣熬著,一個草根型的自有品牌公司如果年營業額不到3000萬以上根本無法大規模盈利。」盧經理稱。他的公司在這兩三年中還交了幾百萬學費,對供應鏈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會的,90%的服裝企業都是死在庫存上——當然,這可能並不是淘寶的錯。

但這就牽扯到了一個電商的悖論,商家只有下大單、大庫存才能讓平均成本降下來,但是這樣的話庫存風險極大:「神仙難斷款量」。因此創業公司就只能小批量、多批次。不過這樣的結果就是很高的成本,沒有競爭力。

儘管沒有店面的租金壓力,但如果沒有推廣,賣家也不可能有好的收入。慘烈的價格競爭、無休止的打折以及必須支出的推廣費讓網店盈利能力極低。

經濟觀察報抽取的受訪者中僅有18.67%表示半年內利潤上升,38.67%表示利潤持平,而42.67%的店舖表示自己的利潤在下降。這讓57.33%的賣家認為競爭環境已經「較激烈」,29.33%則毫不掩飾地稱「過於激烈」。

當然,不能忽視淘寶上的賣家數量已高達幾百萬。

淘寶給出數據來說明情況並不那麼糟:年成交額10萬以下、10萬-100萬、100萬以上的賣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截至今年6月,年成交額10萬以下的賣家同比增長60%,10萬-100萬賣家同比增長30%,100萬以上賣家同比增長33%。

2012年5月淘寶上在線店舖的數字是5964460家,改版後店舖數字永久地消失了,本報獲悉,目前這個數字在800萬左右。

馬云在2012年在網商大會上強調了兩點:第一,淘寶要減少中間環節,讓賣家跟買家直接溝通;第二,要培養100萬個年營業額在100萬的賣家。

這樣的淘寶仍然是創業者的天堂嗎?在經濟觀察報的隨機調查中,29.33%的賣家認為「是」,26.67%的賣家認為「不是」,還有44%的賣家認為「不好說」。

那麼,現在的淘寶,是什麼呢?

改變

中國互聯網這些年一直都遵循著一種邏輯:有流量就有生意,沒有流量就等於被世界遺忘。

淘寶上商品的展現機會來自於購買頁面右側直通車廣告、儘量做所謂SEO優化才能在搜索結果中排在高位,以及去買廣告「坑」位獲得流量——網上的生意規則被固化為一種拼資源獲取流量的較量。

在經濟觀察報的調查中,40%的網店推廣費佔到總成本的10%-30%,22.67%的店舖推廣費佔到總成本的30%到50%,甚至有5.33%的網店推廣費佔到總成本的50%到75%。僅有33%的店舖推廣費佔成本的10%以下。

盧經理的經驗是,燒錢的事一定不能做,例如在淘寶首頁做廣告。

儘管在淘寶投廣告的ROI(轉換率)可能是整個電商中最高的,但部分商家卻感覺「直通車」的價格在一路上漲,效果卻越來越差,花錢買了「爆款」詞,生意卻沒原來那麼好。而語嫣也看到微博上「生意難做,淘寶已是同台的競爭」等抱怨,但淘寶的數據讓她認為「不是這樣」:在外面喊的是沒賺到錢的,賺到錢的都不說,悶聲發大財。在這位淘寶的管理者眼中,倒是商家們的思路亟待解決:原來店舖少,一些商家躺著都能掙錢,但是現在商家多了,流量成了稀缺資源,且買家行為變了,商家如果不能隨之改變,生意就會越來越難做。

如何發現變化?搜索就是買家行為變化的晴雨表。

在語嫣看來,2011年到2013年的買家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2013年5月淘寶上長詞搜索對PV的導流貢獻同比上漲了9.4%,而高頻詞、爆款詞的搜索量下降了6.4%,另外低頻詞佔整個引導PV的比重上升了3.5%——這意味著,買家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這個時候賣家就需要作出改變:搜索量向長尾發展,不會集中幾個頭部詞。賣家投的關鍵詞廣告如果不改變,生意當然不如以前。

事實上,淘寶管理者早已開始反思過去的買搜索流量和廣告位等機制是否對淘寶的未來有益。他們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靠拼錢的流量只屬於少部分商家,有些寶貝永遠無法獲得展示的機會。

於是,淘寶的管理者們一直試圖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來讓淘寶的商家們重新站在一個公平的展示機會面前,這個機會並非通過砸錢,而是要通過他們自己對產品進行定義「標籤」——讓買家通過搜索標籤來直接找到賣家的寶貝,而不需要通過拼資本來獲取流量。

例如某賣文胸的店舖給小號文胸貼的標籤是「小胸也聚攏」,「飛機場」型的女生自己搜「小胸」或者「小胸也聚攏」時就能讓他的產品出現在其面前,而不用去買廣告。

退後,再顛覆

淘寶建立時,遵循的是ebay的拍賣機制,按照商品的上架、下架時間來排序。後來到了2006年前後,搜索的出現讓淘寶的整個生態發生了一次大變革,商品開始打亂順序,按照搜索的內容呈現。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種傳統的呈現方式就是類目,一直延續到今天。類目之下再有子類目、子類目之下還有類目……目前淘寶網上大約有2萬個類目。

在第二個時期,基本上淘寶的賣家都是靠流量為商業基礎——在淘寶內部被稱為「獵手型賣家」,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搞到流量後賣貨即可。

而這次,淘寶正在醞釀第三次大變革,其核心是讓淘寶創造SNS,建立以每個商家為核心向四周擴散的毛細血管。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商家搞來了流量後,就不再單純是賣貨,而是要集中找出那些最符合該店舖的買家,並且沉澱下來,經營他們。淘寶試圖讓這些商家的生意不再依靠獲取新用戶來實現增長,而是要靠老客戶。這個時期,流量不再絕對重要,流量的使用效率才重要。

語嫣說「2013玩法變了」。湛盧用「鬆綁」和「enable」(記者註:enable 意為「賦能,使之能夠」)來形容淘寶即將推出的新政:讓賣家有能力直接找到新、老買家,賣家將不再被「鋪面位置」(也就是流量)所困擾,他們自己能吸引新用戶,圈住老用戶,買家也能順利找到商品,提升購物效率。

淘寶的管理者試圖用搜索個性化、推薦引擎和大數據來實現這個意圖:他們嘗試讓買家在搜索結果中看到自己關注的店舖排名在靠前,「我的淘寶」頁面則會猛推用戶收藏的店舖新品,不管它是不是皇冠店。淘寶還計劃引導賣家用微博、微信、論壇等方式做推廣,比如紅味坊的紀丙健和雕爺牛腩,他們從來不在淘寶開直通車投廣告, 生意照樣紅火。再比如無數口碑相傳的特色小店。

越來越多的大數據工具以及「更好的環境」將可能開放給淘寶賣家——這源於湛盧等管理者的一些觀察:一些熟悉的店舖某天突然把店名改成了「向小米蟲子致敬」之類的。這讓他們開始反思,為什麼商家為了做生意連名字都不要了?管理者認為還是自己做的不好:沒有提供一個讓買家通過字號記住賣家的通道。

因此淘寶要推出「淘字號」,每個賣家有一次機會重新給自己命名,但不能重名,淘寶將建立從店舖名稱進入店舖的通道,以及基於淘字號的買家和賣家建立連接的工具。語嫣稱之為「這個可能是賣家最終安居樂業最基礎、最底層的東西」。

此外還有防盜圖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夠更數據化地對自己老客戶進行實時營銷、個性化搜索,商品分類以標籤的體系進行,瞭解消費者的興趣愛好並把消費者變成粉絲,徹底打通賣家觸達和影響買家的通道,比如微淘、微博、購物車等。

而語嫣口中的下一個「樣板房」概念就更加「玄妙」——此前賣家經常為了一個商品放在哪個類目下能夠獲得更多的流量而糾結,而語嫣正試圖讓賣家擺脫這樣的流量困境。她希望未來的淘寶就像宜家,所有的商品在庫的固定地方,但是消費者通過去看樣板間選擇產品,最後再根據貨品號到庫裡去提貨。

於是賣家的事情只簡化到:去想辦法搭建好自己的「樣板間」,自己搭也可以,與別人合搭、請別人搭、跟著淘寶搭都可以。最終消費者是通過樣板間認識到寶貝,擺脫賣家在類目之間的流量資源爭奪問題。

這樣做的結果會讓淘寶損失多少廣告收入?又會有多少新收入出現?這一切都還是未知。

現在的阿里巴巴集團已經是賺錢能力最強的公司——根據雅虎在分析師電話會議中披露的數字,阿里巴巴集團2013年第一季度淨利潤為6.6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2.2億美元,增長了兩倍。

按照淘寶內部人士的看法,淘寶如果想要往前走,既要留住買家又留住賣家,這件事必須做,一旦成功,淘寶將進入一個新的飛速發展階段,且不再有瓶頸。

當然,前提是淘寶商家們很快學會使用新規則,包括那些新工具。

難做 做的 淘寶 生意 賣家 活不 下去 中等 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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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生直銷商 為何贊助101煙火?

2013-11-11  TCW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歡迎總裁暨集團執行長……賀楚門( M. Truman Hunt)先生!」主持人宣布完下一位出場來賓,全場目光隨聚光燈,一致轉向體育館天花板,只見一位西裝革履的男士,吊著鋼索從三十米高空,穿過全場緩緩滑向舞台正中央。

瞬間,全場一萬七千名觀眾爆出驚呼聲……。這位跨國企業總裁,也是今年年底,台北一○一跨年煙火秀的贊助商,屆時,更將引爆廣場上撼動人心的驚呼聲。

股價、單季業績創新高大中華區營收連季成長

這是日前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直銷商如新(Nu Skin)兩年一度的全球年會上,最高階經理人打破常規的上台方式。

不只領導人出場吸睛,這家在美股那斯達克(Nasdaq)掛牌的公司,股價同樣吸睛。

在全球有逾百萬直銷商大軍的如新,去年是全球排名第八大的直銷商,主攻美容保養品與抗衰老產品市場,營收規模雖僅約直銷業龍頭安麗(Amway)的四分之一,但自金融海嘯後,股價持續上漲,光從今年初以來,便就足足漲了兩倍有餘,攻上每股逾一百一十美元的歷史新高價,期間股價漲幅更打敗名列全球前三大直銷商的雅芳(Avon)、賀寶芙(Herbalife)等對手,堪稱是今年全球直銷業的大黑馬。

股價大漲,反映的是猛暴的營收成長力道。

根據如新揭露的最新財報,今年第三季,該公司單季業績創下新紀錄,全球營收金額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較去同期增長七六%。

至於包含中港台的大中華市場,更連續第二十三季成長,今年第三季亦較去年同期增長二四○%,貢獻整體營收首度逾五○%。

這也將使如新全年營收規模,有機會從去年的逾二十一億美元,暴增至三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九百億元),並在全球直銷業的營收排名,搶進前五大之列。

「大中華是如新的未來!」這正是在這次年會上,賀楚門以略顯生硬的普通話,和全場三分之一,來自大中華地區直銷商夥伴交心的原因。

表面上看起來,和安麗等跨國直銷商一樣,從近年放寬對直銷業管制的中國市場,取得重大成功,是如新營收成長的新引擎。

不過,賀楚門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唯靠創新才有成長,「如新要做直銷業的蘋果(Apple)公司!」掏出上衣口袋裡的最新款iPhone 5S,本身也是「果粉」的他表示,從產品、營運到人才發展等,全方位創新的結果,是如新今年業績大爆發,最核心關鍵。

採「限量預購」做行銷兩年只專攻一項重點產品

賀楚門所說的全方位創新,最主要有二。其一,是兩年前,如新收購美國生命基因科技公司(LifeGen Technologies),這家研究抗衰老機制的生技公司;其二,顛覆直銷業傳統,改採預購的銷售模式,運用飢餓行銷的心理戰術,激發出消費者的需求。

「新的產品線,是蘋果作業系統iOS;預購,就是iPhone的行銷方式,」賀楚門比喻。

但有別於一般消費性產品,對直銷公司來說,幫總部賣東西的直銷商,是最內圈的核心客戶,直銷商為了衝刺業績領取高額獎金,往下線塞貨、囤貨,是業界常見的操作方式。顯然,如新擺明反其道而行,師法iPhone、小米機,上市前先炒熱一波產品知名度,供貨的第一時間再營造出供應不及的熱賣印象,吸引更多消費者的目光。

如新大中華區域副總裁鄭重表示,這套如新內部稱為LTO(Limited Time Offer)的預購模式,四年前嘗試導入,在產品銷售過程,由於採限量供貨,醞釀需求,反而可以提高直銷商的興奮度,且最大的好處是,拉長了上市前產品教育訓練的準備期。「銷售大軍在預購階段就準備好了!」如新台灣區總裁姜惠琳這樣認為。

姜惠琳表示,業績是直銷業的命脈,也因為如此,過去如新一年推五、六項產品,希望讓直銷商有更多東西可賣,但這三、四年來卻發現,深度贏過廣度,產品聚焦、上市前建立內部高度共識,才能真正凝聚銷售力。

現在,如新兩年才推出一項重點產品,上市之前,會先在全球大會、區域大會進行預購,暖身一年後,才會正式發表,「少即是多、慢即是快」是她的心得。

鄭重則是強調,直銷銷售力來自下線組織的快速發展,對直銷商來說,透過預購流程,更能找到對產品有真正需求的消費者。「先開發商機再進行銷售」,而不再是為了盲目創業績而做銷售,這讓直銷商發展下線的成功率更高,經營績效更穩健,也造就了過去五年來,大中華地區,如新直銷商人數成長四倍的亮眼成績。

「提早到手」助漲買氣三天預購金達一百八十億

如今這套預購模式,已成為如新衝刺業績的萬靈丹,今年的全球年會上,短短三天,來自預購的訂單金額便高達六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八十億元),是上屆年會一億美元的六倍、四年前一千六百萬美元的三十七倍。

政大商學院副院長別蓮蒂提醒,iPhone透過預購,激起消費者渴求的心理,前提是產品具備絕佳的吸引力,並帶給提早到手的消費者,炫耀性的價值,這也可以做為觀察直銷業,運用這套行銷模式,能否獲得持續成功的關鍵。

事實上,如新這招在直銷業創新的預購模式,靈感雖是來自iPhone,但發想則來自大中華的經營團隊。

姜惠琳說,一開始,總部方-面只是想要改變,直銷商每次開大會,總是只顧著搶產品,不重視產品的教育訓練課程,所以,大中華經理人才共同想出「預購」這樣的新點子。「打破框架,顛覆傳統,是如新的企業文化,」她說,只要不違法、失誠信,總部幾乎從不干涉各區域經營團隊的創意。

而這正也正是賀楚門的領導風格。「放手,不只有利創新,更幫助人們成長。」賀楚門分享,分散式領導,而非中央集權式的管理,是如新在全球零售業景氣低迷,能逆勢不斷創高峰,背後的管理思考。

不只強調創新,更點名挑戰老大哥。「安麗是過去,如新是未來(Amway is past, Nu Skin is future),」賀楚門公開點名的,是年營收規模衝上百億美元的全球直銷業一哥。

問賀楚門,憑什麼說這句話?「兩家公司結構不一樣,我們更年輕、更有活力,且沒有包袱。」他給了自己這樣的夢想藍圖。夢想,也正是驅動直銷業前進,最重要的助燃劑。

【延伸閱讀】如新今年營收、股價雙雙創新高——集團歷年營收與股價

註:股價統計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4日,2013年營收數據為預估值資料來源:那斯達克官網、如新集團

【延伸閱讀】台灣夫妻檔,奪下如新慈善義賣王

「六十萬(美元)、六十一萬……、七十萬、七十一萬……」「八十萬第一次、八十萬第二次、八十萬第三次……,恭喜您!」

這是今年如新全球年會前一晚,慈善晚會上壓軸的競拍高潮,由來自台灣的王寬明、陳明珠夫婦,以八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最高出價,在全球逾五十個國家的高階直銷商面前,標下明年如新三十週年、在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鐘的權利,八十萬美元金額,也創下如新有史以來慈善義賣會上的最高紀錄。

王寬明、陳明珠這對夫婦檔,是如新台灣的傳奇人物,六年前,他們就已取得累計獎金兩千萬美元、如新最高領導人等級的頭銜,是台灣第一位拿到該頭銜的直銷商。最特別的是,競標最後一輪和王寬明夫妻搶標的,是來自中國的直銷商許東,許東在落敗後第一時間,隨即趨前向對手致敬握手。原來,中國的如新直銷商,七成以上是王寬明夫妻的下線,許東便是王寬明夫妻帶進如新的下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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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房地產將何去何從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8431.html

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房地產將何去何從

中國房地產金融 聶文 2015-10-17 10:21:00

在“中等收入陷阱”期間,中國經濟加速轉型,力求在人口老齡化之前實現跨越。中國房地產在經濟“新常態”下也將呈現三種與以往不同的發展特征。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今年4月24日在“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表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截至2015年7月1日世界銀行的歸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間。2014年人均GDP7485美元,如果按照5%~7%經濟增速,突破人均12735美元的中等收入瓶頸,需要8-10年。意味著未來幾年,中國房地產業將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期的大經濟環境下運行。

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期間,經濟面將出現以下的顯著特征:一是,人口拐點出現,購房總人數趨於下降: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16-60歲)人口數開始下降,2015年起結婚年齡階段(25-35歲)人口總數也開始下降。二是,“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突破的標誌是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未來中國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將逐步向投資消費雙輪驅動模式過渡。三是,中國中產階層逐步形成,居民由住行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第三產業加速發展。四是,為了確保新舊經濟增長動力順利交接,貨幣政策將保持寬松,不過與此同時,債務高杠桿下金融風險增加。五是,改革力度將逐步增強,為了培育新的增長動力,也是為了建立適應新的經濟形態的制度。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有土地制度改革、計劃生育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等。

在“中等收入陷阱”期間,中國經濟加速轉型,力求在人口老齡化之前實現跨越。中國房地產在經濟“新常態”下將呈現三種與以往不同的發展特征,即產業增速從高速轉入中低速,產業供需出現明顯分化,經營管理模式集中化和輕型化。

從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

從發達經濟體走過的路徑來看,人口結構和房地產拐點是息息相關的。日本(1978年)、韓國(2000年)、德國(1965年)等國,當年輕人口(20-50歲)出現拐點後,房地產投資出現拐點,其後房地產投資增速和經濟增速均出現明顯下降。

中國也是如此,2014 年前後20-50 歲主體置業人群到達峰值,人口周期決定房地產長周期拐點到來。2015年前8個月房地產投資增速3.5%,僅為2011年同期增速的十分之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前,絕大部分家庭是租賃公房居住,只有少部分繼承私房歸家庭所有,到2014年住房自有率高達85%,遠高於發達國家平均60%的水平。房地產市場已由供不應求向供求基本平衡、高速發展向平穩發展階段轉換。

不過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要求經濟增速達到5%~7%,新的經濟動力形成和改革取得成效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房地產等國內需求的助力,其他投資難以全面替代房地產投資。

2014年房地產投資12.4萬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4%,由於地產投資鏈條長、帶動能力強,地產投資相關聯的投資合計估計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40%左右;而所有的基建投資加起來占20%,所有的制造業投資加起來占32%。

另外,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4.77%,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於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從流動性角度來看,為了保增長,未來幾年我國貨幣政策也將保持相對寬松,有利於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仍將保持一定速度增長,由20%~30%高速增長期進入5%~10%左右中低速增長期。

中國房地產業將出現明顯分化

從地域角度來看,2014年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7省市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發達國家城市化歷程中,在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城鎮化率50%~60%,出現明顯的大都市化現象,人口向大都市集中。

發達國家大都市化率一般在10%~30%,中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都市常住人口占全國比例為5%,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加之,2012年一線城市限購後,房地產商普遍集中投資於二、三城市,一線城市房地產投資相對不足。未來幾年一線城市和部分供求相對均衡的二線城市房地產仍將保持較高的增速。而大部分二、三線城市,由於庫存過高,將繼續調整。

從結構看,目前中國處於首次置業和改善型需求的年齡段人口分別約占全部購房年齡段人口的1/3 和2/3,中國房地產市場正逐步由首次置業向改善型置業、新房市場主導轉向存量房市場主導的階段轉變。

從消費傾向來看,中產階層逐步形成,住房需求以改善型住房為主,服務消費要求提高。房價將結束十多年單邊上漲的階段,消費者選擇自由度增加。房地產消費對舒適度、美觀、人文自然資源等內外品質要求將越來越高。隨著消費要求的逐步提高,房地產產品業態日漸豐富多元——住宅(毛坯、精裝、科技、綠色、集成等)、商業(購物中心、商場、獨立店、街鋪等)、酒店、體育文化和旅遊度假物業、酒店式公寓、養老養生物業等等,門類將逐步齊全。

房地產業將集中化和輕型化

房地產將集中化。中國房地產由高速增長過渡到平穩發展階段;房價由過去單邊上漲到價格平穩或大漲大跌;房地產資金周期大幅延長,資金鏈風險顯著上升。早期依賴土地溢價的開發模式逐步消失,未來伴隨產品溢價、品牌溢價、高周轉溢價模式來臨,行業由原來普遍的粗放式經營管理模式逐步過渡到標準化甚至精細化的管理模式。

行業競爭大幅增加,未來行業會逐步集中,大量的中小型開發商將被迫采用“機會滾動式”開發或幹脆退出行業。2013年十大標桿房企銷售額占全國市場銷售額的10.78%。資料顯示,美國房企十強市場占有率在30%左右。

房地產將向輕型化轉型。通過開發、建設、銷售獲取高利潤的“黃金時代”結束,房地產企業更需要通過高周轉、提高運營效率、增加服務附加值的模式提高回報率,重資產轉向輕資產方向的運作,是未來大型房企實踐新的運營突破的重要方向。

從美國的房地產輕型化經驗,結合近年來房地產企業輕型化實踐,未來幾年中國房地產企業輕型化可能有幾種模式:一是,產業鏈重構,去集團化和產業鏈外包等方式,實現專業化生產和降低成本;二是,金融化,通過房地產基金、互聯網金融、金融產品的銷售鎖定目標客群、資產證券化等多種途徑,拓寬房地產企業的融資渠道,改善房企的資金壓力,並向旅遊地產、養老地產、產業地產等新興領域轉型提供助力。三是,提供標準化的產品,進入更多的細分市場,提高運營效率,如工廠化生產、社區服務等。

(作者聶文為華寶信托首席經濟學家)

編輯: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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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n & Co:掘金中等规模并购市场的新锐PE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510/t20151015_759248.htm

 Hahn & Co是韩国PE行业的新锐,创办人抓住了中等规模并购市场的机会,迅速崛起,在高伟电子私有化再上市项目中也取得不错的回报。不过,从2014年底投资 HVCC项目所出现的巨额浮亏来看,其已经背离了创办之初设定的中等规模交易目标。目前来看,说其成功还言之尚早。


  在高伟电子的发展中,PE公司Hahn & Co的适时出现,帮了这家企业和大股东一个大忙。那么,它究竟是一家怎样的PE?


  初出茅庐,已一鸣惊人


  Hahn & Co成立于2010年,由原来担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PE业务CIO的Scott Hahn创办。据《Asia Venture Capital Journal》杂志介绍,Hahn创办PE是看到中型市场的机会。在韩国PE市场,中大型交易和小型股权交易的竞争都过于激烈,反而是中等规模的并购市 场不够发达。而韩国很多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寻求出售,同时,也有更多的多元化产业集团出于业务重组的目的,可能出售一些业务单位。


  2011年,有15只韩国本土(以韩国为基地)的PE基金完成了资金募集,共募集18亿美元。其中并购基金占总金额的73%,最大的并购基金便 是Hahn & Co I,共募集7.5亿美元,占当年韩国本土PE基金总募资额的比例超过四成。可见,这家初出茅庐的基金体量比较大,从资金募集来看,可以说是一鸣惊人。


  通常投资者不大愿意投资刚成立的基金,根据Preqin的资料,只有不到20%的投资者愿意这样做。从募集规模来看,Hahn & Co I的规模属于2011年第三季度亚太区完成募集的最大的5只基金之一(排第4)。Hahn & Co第一只基金的投资者包括淡马锡和Asia Alternative Investment等。2014年,Hahn & Co又有两只基金完成募集,其中一只是Hahn & Co II,募集了12亿美元;另一只是Hahn & Co II Co-Investment Fund,募集了7亿美元。


  作为对比,2011年共有76只专注中国内地的PE基金完成募集,总募资金额达到24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是并购基金Hony Capital RMB Fund II,总金额达到15.7亿美元(数据来源为Preqin)。可见相对中国PE市场来说,韩国PE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资金募集规模约为中国的1/10。


  不过,从交易额来看,韩国PE市场并不算小。以2014年的情况看,在中国发生的交易总值从2013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90亿 美元,而韩国的总投资额也在2013年的基础上增长106%,达到9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一半。其中包括2014年12月Hahn & Co联合Hankook Tire收购Halla Visteon(018880.KS,简称HVCC)七成股权,这个交易是2014年亚洲最大规模的PE类投资,占了当年韩国PE总投资额的四成。即使去 除HVCC这个最大的交易,2014年韩国PE行业的总投资额仍然达到54亿美元,约为2014年中国发生交易总额的三成左右。


  旗下主要投资组合


  Hahn & Co成立5年来,专注的产业包括制造、IT、科技和金融等,主要投资组合包括H-Line Shipping、COAVIS、N Search Marketing、熊津食品等(附表)。其持股比例通常在50%左右,投资金额多数是几千万到过亿美元。



  这些企业多数属于遇到财务困难的多元化企业,目标是出售其非核心业务。其中,H-Line是Hahn & Co于2013年6月底投资3.75亿美元,与LNG下属的Hanjin Shipping成立的合资公司,Hahn & Co持有78%股份。Hanjin Shipping于1972年创办,历史超过40年,年销售收入达6亿美元。


  此外,2013年12月,Hahn & Co通过法院,以1.9亿美元购买了遇到困难的Woongjin集团的饮料制造业务Woongjin Foods的57.9%股权。这家公司是韩国第三大的非酒精饮料公司,母公司在2012年下半年破产。据说当时其共收到23封资产购买意向书,最终有5家 公司参加了投标。


  2012年6月,Hahn & Co通过法院,以6500万美元投标收购了Daeham水泥的全部股权。


  2012年5月,其又收购了汽车零部件公司COAVIS的66%股权。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燃油泵等产品,此前连续5年是通用汽车(GM)的年度供 应商,年销售收入约1.52亿美元,运营利润约740万美元。如估算其净利润约为500万美元,那么此次投资接近20倍P/E,公司估值近亿美元,66% 股权也就是接近7000万美元。


  Hahn & Co还投资了韩国最大的在线营销顾问公司N Search Marketing,它是从韩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Naver分离出来的。


  HVCC投资出现巨额浮亏


  Hahn & Co最新的投资包括2014年12月与韩国最大的轮胎制造公司韩泰轮胎(Hankook Tire,161390.KS)共同投资36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二大的汽车温度控制系统供应商HVCC的七成股权,其中韩泰轮胎出资9.82亿美元,占 19.49%股份,其余由Hahn & Co持有(总投资约26.2亿美元,相信是杠杆收购,HVCC每年的运营现金流约3亿美元,相对稳定)。


  收购中,HVCC的估值是2014年9月底为止的前12个月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约10.1倍(HVCC在2014年底的净 利润为2904亿韩元,约合2.6亿美元,其在交易时的股价约为51.4亿美元,约是2014年净利润的19.3倍)。HVCC的2014年净利润较上一 年下降约7%。这样的估值只能说是大致合理,并不便宜。


  这一交易原本计划在2015年上半年完成,但目前Hahn & Co的账面浮亏已经接近8亿美元(因为HVCC目前市值约3.89万亿韩元,收购价为52000韩元/股;7月15日收市价为36400韩元/股,跌幅约 30%)。如果按照整个交易两成为股权投资(也已经出资约5.2亿美元),八成由银行提供(类似八成按揭),交易正式完成时,Hahn & Co在这个交易上就已经是负资产了。


  估计Scott Hahn先生这半年不容易睡好觉。在向2014年刚完成募集的两个基金的投资者要钱时(capital call),可能会不知道如何开口。以高伟电子这样回报不错投资案例来说,投资7700万美元,经过近4年的时间,目前账面利润约1.97亿美元,赚的钱 也只够HVCC这个案子账面浮亏的约1/4。


  有的陷阱,名字叫机会


  Hahn & Co创办人Scott Hahn是投资行业的老兵,在摩根士丹利历练多年,创办新基金瞄准韩国中等规模并购市场的股权投资机会,眼光很好。从过去5年成功募集三个较大规模的基金 来看,成绩已经不错。但是,目前判断Hahn & Co是否成功还为时尚早,作为一家历史只有5年的公司,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我们所整理的Hahn & Co的投资案例来看,多数项目的投资规模都在数千万美元到两亿美元。唯有2014年底的HVCC的投资规模实在太大,交易总金额36亿美元,Hahn & Co所承担的部分高达26.2亿美元。


  是因为这个项目难得一见,太有吸引力(公司为全球汽车空调领域排名第二),还是因为2014年刚刚完成两个大型基金的募集,基金经理有投资压力,或者是因为前面5年做得都还顺手,在风险控制方面明显大意?


  从投资规模来看,对HVCC项目的并购为全亚洲2014年PE基金所参与的最大型交易。相信交易宣布的时候,Hahn & Co和创办人的风头一时无两。加上2014年公司两个大型基金募集成功,相信创办人和主要管理层当时对前景的看法一定较为乐观。随着半年内HVCC的股价 下滑三成,相信目前管理层的心情一定已经大不相同。基金还有时间,市场也有起有落。不过,如果因为这么一个大项目拖垮了整个基金,实在有些令人惋惜。


  从2011年单笔交易不到8000万美元(如高伟电子),急剧提升到2014年底HVCC交易的36亿美元(Hahn & Co自己的投资额超过26亿美元),无论如何,Hahn & Co还是给人有些冒进的感觉,也背离了创办人一开始所看到的中等规模交易的市场机会。


  有很多时候,陷阱的名字叫机会。相信这个项目是通过竞标投得,由于竞标时的高估值,赢家在中标时就已经为项目可能的失败埋下伏笔了。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赢家的诅咒”吧。


Hahn Co 掘金 中等 規模 並購 市場 新銳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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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3306.html

北大教授: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

一財網 陳儀 2016-01-24 20:04:00

筆者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除非果斷推動新一輪重大改革。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來學界和政策界廣泛討論的話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去年4月在一次校園演講中說,中國在未來的5~10年內有50%幾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熱議。筆者也想談談自己的觀點。
現有文獻中並不存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定義。美國教授艾肯格林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視同為經濟增長失速,即經歷一段較長的高速增長期(增速大於3.5%)後進入一段較長的低速增長期(前後增速相差至少2個百分點)。北大王勇教授給出的判定條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長時間內不顯著高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實現趕超。上述定義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強調與本國的過去進行比較,王勇強調與同期發達國家進行比較。筆者以為兩者的結合即為完整的定義,換句話說無論是增長失速還是趕超失敗,都足以讓我們懷疑一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產出,產出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產出的趨勢性變化,更適宜采用供給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說,供給面分析將增長的源泉歸納為兩點,一是有效要素的積累,二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進步。前者可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如物質資本的積累)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如人力資本的提升)實現。後者有很多實現途徑,最受重視的是技術進步。
增長文獻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人均產出的可持續增長只能通過TFP的進步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實現,而無法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質資本的積累實現,因為後者受制於邊際產出遞減的鐵律。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若幹東亞經濟體(不含當時的中國)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因此不可持續。
以下筆者將使用供給面分析框架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主要成因,並對各個因素的未來演變趨勢及其影響進行預測,最後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會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斷。
(一)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可通過不同渠道作用於經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給定其他因素不變,撫養比的下降有助於人均產出的提高。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撫養比持續走低,成為同時期人均產出增長的助力之一。隨著嬰兒潮世代逐漸步入老年期以及預期壽命的延長,中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演變為老齡社會,撫養比已進入不可逆轉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無法扭轉這一大趨勢,這無疑增大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幾率。
(二)物質資本積累。
中國逾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也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根據經濟學家彭文生的測算,物質資本積累為1992~2007年間中國實際GDP增長貢獻了4個百分點。中國的資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國儲蓄而非外債,因此更具可持續性。目前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仍存較大距離,不少學者據此認為中國仍有通過進一步資本深化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空間。
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從長期看,資本邊際產出遞減是顛撲不破的規律,艾肯格林明確指出,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國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短期看,中國資本市場中的一系列“摩擦”嚴重妨礙了資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業(企業)“融資難”和一部分行業(企業)“重複投資”、“產能過剩”並存的獨特局面,在此情況下通過加大投資為經濟增長提速很可能得不償失。2009年“4萬億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諸多後遺癥,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產率。
彭文生、朱曉東等均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是TFP的進步,因此克魯格曼對東亞增長模式的批評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國TFP的進步,此處筆者想強調兩點: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術進步可通過學習、技術引進或自主研發實現,在過去30余年里學習和技術引進是中國技術進步的主要實現途徑。中國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個面向,既體現為要素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移(如早年鄉鎮企業的興起和持續多年的城鄉勞動力轉移),也體現為要素從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的轉移(如國企改制和外資企業的壯大)。朱曉東發現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進入經濟起飛軌道後均經歷了TFP的長期快速增長,這一勢頭直到TFP達到美國的60%時才有所減緩。他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TFP雖增長很快,但到2007年才僅達美國的13%,據此可判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筆者對此也不無疑慮。一方面,朱曉東對中國TFP水平的估計可能過低。根據劉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國的TFP已接近美國的40%;根據Penn World Table 8.1中的數據,2007~2011年間中國的TFP始終在美國的40.3%到41.8%間徘徊(見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國的TFP水平與美國相比仍較低,也並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的TFP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事實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TFP增速已明顯放緩,如經濟學家白重恩和張瓊發現2008~2012年間中國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間這一數字為4%。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的一份預測報告,雖然21世紀前10年里中國TFP的平均增速高達5.5%,但在接下來的20年里這一數字將降至1.5%~2.2%,且將低於部分其他亞洲經濟體的同期TFP增速。
在筆者看來,中國TFP增長之所以缺乏後勁,可能有如下幾點原因:從技術角度看,通過學習和技術引進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在不斷縮小,而自主研發不僅投入不夠(2007年中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韓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後的創新體制的制約;從要素配置角度看,應該承認中國的要素配置效率還存在較大改善空間,如以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仍偏低、勞動力流動和土地流轉還存在較多限制、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部分是因為市場失靈,更與政府對市場的無效幹預有關。更關鍵的是,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要素市場改革的阻力不低於改革開放以來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對外開放。
從供給角度看,對外開放可通過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推動技術進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進經濟增長。另外資本賬戶開放能使一國私人部門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風險的作用。中國的貿易開放程度已較高,所謂“WTO紅利”已接近耗盡。但金融開放的空間仍較大,允許企業“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資將有助於增加凈海外要素收入。但這一效果的顯現需要時日,且短期內積極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可能並不成熟。
艾肯格林還發現匯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國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這些國家更缺少產業升級的動力或能力。而歷史經驗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快速實現了產業升級。人民幣匯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確實被嚴重低估,但近年來升值壓力已大大減輕乃至逆轉。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計算結果表明中國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僅略高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慮到中國接近50%的加工貿易占比,中國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還要更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除非果斷推動新一輪重大改革。中國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難度不遑多讓的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動了改革,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我們衷心期待這一次會做得更好。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
編輯:黃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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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 教授 中國 陷入 中等 收入 陷阱 幾率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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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煩惱:腹背受敵的中型航企陷“中等規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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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正處於困難的“三期疊加”發展階段,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有人擔心這“三期疊加”,會不會使我國難以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什麽是“中等收入陷阱”呢?通俗地解釋,就是很少有中等收入國家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近幾十年來,只有日本、韓國等少數國家由中等收入國家躋身高收入國家行業,而像墨西哥、巴西、菲律賓、馬來西亞、南非以及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仍然掙紮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000~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因為這些國家在由低收入發展為中等收入後,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其實,我們在民航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當航空公司由小規模發展為中等規模後,往往進入競爭力下滑、發展乏力的階段,既無法在市場專註、機制活力方面與小規模公司競爭,也無法在樞紐網絡、規模效應上與大型航空競爭,陷入進退兩難的“中等規模陷阱”。

航空公司的“中等規模陷阱”

首先,到底民航業有沒有所謂的“中等規模陷阱”呢?我們把航空公司按2011年的機隊規模大小劃分為三類。其中,國航、東航、南航、海航機隊規模超過100架,屬於大型公司(深航財務數據暫缺);天津航、廈航、川航、山航機隊規模不足100架,但大於40架,屬於中型公司;而奧凱、春秋、吉祥、成都、華夏、首都、西部、幸福機隊規模小於40架,屬於小型公司。

我們觀察這三類航空公司在整個“十二五”階段的整體盈利表現,如下圖所示,2011~2015年,三類公司中中型航空公司的盈利能力由最強變為最弱,出現“神奇”的“反轉”,中型公司發展明顯“後繼乏力”。2011年,中型公司盈利能力最強,平均收入利潤率10.2%,而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分別以8.5%和7.9%的收入利潤率分別居二、三位。而2015年,中型公司平均利潤率下滑至8.7%,盈利能力最弱;而小型公司平均利潤率上升至12.6%,成為最有競爭力的代表;大型公司平均利潤率也增長至11.1%,反超中型公司。從發展趨勢來看,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在2011年還遙遙領先,但在2013年便被小型公司反超,緊接著2014年又被大型公司超越,至2015年差距並未縮小。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中型公司“十二五”期間發展乏力,似乎是步入了“中等規模陷阱”。那麽,中型公司為什麽會步入“中等規模陷阱”呢?這可能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來解釋,外部“腹背受敵”和內部“成長的煩惱”。

外部:“腹背受敵”的中型公司

在“十二五”初期,中型公司主要執飛國內中短程幹線市場,並少量涉及國際短程航線。而這一市場,受到大型公司和低成本小型公司的雙重擠壓。一方面,四大航充分利用三大門戶樞紐的“優質碼頭”,大力發展國際、洲際航線,拓展市場空間。

近五年,國航加大歐美航線投入,始終占據市場領導地位;東航主打“太平洋計劃”,並布局日韓短程航線,建設上海樞紐;南航啟動“廣州之路”工程,並後來居上成功成為澳洲市場的老大;海航堅持“國內一線飛歐美二線、國內二線飛歐美一線”的差異化戰略,成為洲際市場“新貴”。同時,四大航還利用國際、洲際航線及強大的樞紐網絡吸引中轉客源,利用完善的網絡和高頻次的航班吸引公商務旅客,不斷擠占中型公司的國內幹線市場。另一方面,部分小型公司選擇低成本模式,抑或成功轉型、正在轉型為低成本公司,如春秋、西部、首都等。低成本公司專註於點對點幹線市場,以“單一機隊、單一座艙布局、高頻次、高客座、低管理費用、低銷售費用”的“兩單兩高兩低”模式打造低成本競爭力,對同一目標市場的中型航空造成巨大威脅。春秋航空行業領先的收入利潤率,以及上市後股價的“現象級”表現,西部航空轉型低成本後當年實現扭虧為盈,這些都體現出了國內低成本航空的競爭力。特別是在幹線市場上,9元、99元的白菜票價,讓傳統航空、特別是中型公司苦不堪言。中型公司的目標航線市場受到擠占,公商務旅客要與四大航爭奪,而價格敏感的旅客又被小型低成本公司明顯分流,可謂“腹背受敵”。

如今,在成熟的歐美航空市場也早已呈現兩極分化的“3+2”競爭格局。即歐洲為“漢莎、英航、法荷航”三家全服務網絡型航空和“瑞安、易捷”兩家低成本公司;而美國也已形成“美航、達美航、美聯航”和“美西南、捷藍”的兩極競爭格局。而中型航空公司的“根據地”被不斷“蠶食”,發展突破困難重重。

此外,對於國內中型航空而言,不僅要面對大型公司和低成本公司的上下夾擊,在其國內幹線市場上還要應對國內“八橫八縱”高鐵的巨大沖擊,面臨較大的發展阻力。

內部:中型公司“成長的煩惱”

其實,中型公司的敵人不僅僅來自外部,內部同樣面臨著航線網絡、基地布局、機隊構型、管理效率等多方面升級更新的挑戰,主要可概括為“三大挑戰”。

第一,網絡升級。隨著規模的逐漸增大,同時也是避開競爭日益激烈的國內幹線市場,部分中型公司開始了“網絡升級”,主要是由點對點幹線網絡升級至區域門戶樞紐和點對點幹線並重。換句話說,中型公司原來主要是打遊擊戰,化整為零、各自為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哪里能賺錢就飛哪里,航線間很少有配合和協同。現在不同了,“遊擊隊改編為正規軍”,需要從樞紐飛一些國際甚至洲際航線,同時要圍繞洲際航線安排一些國內航線提供中轉客源,打造區域中轉網絡,目標是提升整體網絡競爭力和收益性。“十二五”期間中型公司的網絡升級以廈航和川航最為典型。廈航於2015年開通了自己的首條洲際航線廈門-阿姆斯特丹,後又相繼開通廈門/福州-悉尼航線,並計劃開通廈門-西雅圖、廈門-溫哥華、福州-紐約等歐美航線,向全球網絡大幅邁進。而川航的網絡升級則更早,目前已開通悉尼、墨爾本、溫哥華、莫斯科等洲際航線。網絡升級,將使中型公司的市場由國內拓展到海外、競爭對手由國內公司發展至外國公司、收益管理由針對單一航線升級為整體網絡,這些無一不帶來巨大的挑戰。

第二,機型多樣。中型公司以往節約成本的最大法寶就是沒有歷史包袱,容易實現單一機型。2011年,廈航、川航、山航已基本均打造出單一機型的代成本、高效率優勢。其中,廈航一直以B737系列機型為主,輔以6架更大座級的B757飛機;川航主要以A320系列機型為主,搭配3架A330-200飛機;而山航則是以B737系列飛機為主,同時兼顧5架CRJ200飛機;天津航則是走支線道路,以ERJ145/190為主力機型,同時引進2架A320飛機。然而,隨著網絡的升級,機型也就不得不相應多樣化。在“十二五”期間,只有山航在退出支線客機的基礎上,仍然保持專註於B737飛機的單一機型優勢。而廈航相繼引進了6架B787-8飛機;川航也將A330機隊擴充至8架飛機、增加了A330-300機型;天津航在保留支線機的同時將A320機隊增加至21架,均使得簡單機型的成本優勢明顯減弱。在航材儲備、飛發修理、飛機調配、飛行員調配、地面保障、人員培訓等方面均帶來了不少的麻煩。而在寬體機平穩運行並找到合適的市場空間之前,多機型運行都將對中型公司的成本控制乃至盈利水平帶來不小的影響。

第三,效能下降。2011年至2015年,廈航機隊規模由76架增加至130架,川航由63架增加至107架,山航也由46架發展到86架。伴隨著大機隊、多機型、多基地、洲際化運行,必然會出現機構增加、層級增加、人員增加和流程增加。誇張地虛構幾個例子。比如人員可以由5000人增長到10000人,部門可以由10個增加到20個,層級可以由公司、部門、處室三級管理進一步分化為公司、大部門、部門、處室、班組五級審批,審批一個運價由原先的個把鐘頭延長到半天、一天,買幾架飛機的審批流程由原來的1個月延長到半年,花在協調公司各部門的時間越來越多、而花在真正分析市場研究業務的時間越來越少……如何在規模擴張的同時保持較高的工作效率,避免官僚習氣、避免大企業病,這才是中型公司保持強大競爭力的最大挑戰。

航空公司的發展歷程其實和遊樂園的過山車體驗大體相同,但一家航空公司由十來架飛機的小公司發展為三四十架飛機的中等規模公司,規模效應逐漸顯現、專業技術能力逐步積累,公司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也節節攀升。但公司由三四十架飛機的中等規模要發展至二三百架飛機的大型公司,不僅面臨外部“腹背受敵”,在內部同樣面臨著航線網絡、基地布局、機隊構型、管理效率等諸多挑戰,將不可避免進入競爭力和盈利能力的低谷。隨後如能完成各方面轉型升級,成長成為大型航空公司,將再次進入新的規模經濟的競爭力高地。而後可能還將面臨在分子公司管理體制、管理層級過多、市場壓力傳導等諸多管理挑戰,並可能逐步進入“規模不經濟”超大型航空發展階段。

從過去五年來看,國內中型公司整體上尚在爬坡過坎,還在苦苦跋涉。在未來的五年里,他們能否走出“中等規模陷阱”,實現從中型到大型的跨越,十分令人期待。

(作者為民航業內資深人士,本文刪節版曾發表於中國民航報)
 

成長 煩惱 腹背 受敵 中型 航企 企陷 中等 規模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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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048.html

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經濟學家總結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經驗和教訓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是指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000美元之後,會出現長期停滯的現象。

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金融體系日漸脆弱,資產價格出現嚴重泡沫,勞動力增長緩慢,民主政治停滯不前,腐敗不斷蔓延,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等,都是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與國家的經濟結構有關,另一方面與國家的政治結構也有密切的聯系。拉丁美洲國家通過引進外資、發展本國經濟,但由於缺乏有效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發展很快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部分國家依靠獨裁政權為投資者保駕護航,結果導致整個社會矛盾迅速增加。在大規模投資的刺激下,拉丁美洲國家很快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由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投資者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當一些國家獨裁政權垮臺、投資者失去保護迅速撤離後,整個國家的經濟出現空心化狀態。

西方經濟學家分析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現象後認為,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會出現經濟奇跡是因為發展市場經濟;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會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現象,是因為拋棄了市場經濟。上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拉丁美洲國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到華盛頓召開會議,總結出了著名的“華盛頓共識”,提出經濟自由化的主張,認為拉丁美洲國家乃至所有轉型國家都必須實行經濟自由化,通過發展市場經濟解決本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拉丁美洲國家一些領導人物聚集到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重新分析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他們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認為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出現危機,就是因為過分依賴市場經濟。他們提出玻利瓦爾社會主義的概念,認為拉丁美洲國家要想避免出現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必須在整個拉丁美洲國家實行玻利瓦爾社會主義,一方面充分照顧到中下層居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類似拉丁美洲國家的困境,一方面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大量投資在向外轉移,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嚴重的動力不足問題。雖然政府提出創新驅動戰略,試圖通過發展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帶動經濟增長,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如果不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可能會步拉丁美洲國家的後塵。

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國家治理的陷阱,它考驗著一個國家政府的管理水平,同時也反映出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明程度。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必然會出現“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危機。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能依靠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問題。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一方面要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調整國家的經濟結構,盡可能地讓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應該加快行政體制改革,以政府的有形之手,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看到政府的重要性,沒有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去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那麽,中國經濟可能會陷入長期停滯陷阱之中。

非常遺憾的是,一些學者沒有看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他們認為只要加快發展市場經濟的步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就能解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市場經濟不是“永動機”,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動力不足的現象。解決市場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必須尋找新的動力,而另一方面則必須改變市場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減少市場運行的摩擦力,從而使市場經濟在一定的時期內能繼續發揮作用。

筆者認為,當前解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必須跳出市場經濟看待問題。

首先,必須降低市場主體的經營成本,通過大幅減稅,讓企業輕裝上陣。現在許多企業經營困難,根本原因就在於稅負沈重。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整體稅負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並不重,中國沒有必要實行休養生息、讓利於民的政策。筆者的觀點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從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社會轉型,整個國家的稅收主要集中在消費環節,因此,稅收結構相對合理,而我國當前的稅收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稅收結構極不合理。減輕企業稅負,是中國今後一段時間改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必須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步伐,盡可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資本的擁有者掌握的財富越來越多。這種現象不僅會導致社會矛盾不斷積累,而且很重要的是,會嚴重削弱居民消費能力。從絕對數量上來看,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正在膨脹,但從相對數量來看,中等收入階層民眾相對較少,由於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嚴重不足,因此,一場大病可能會讓一個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一把大火可能會讓一個中產階層家庭徹底失去最基本的住房保障。中國人均收入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由於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因此,中國大多數居民的消費能力明顯不足。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應成為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當務之急。

第三,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對精神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應在滿足民眾物質需求的同時,不斷滿足居民的精神需求,通過加快文化社會等體制機制改革的步伐,讓每個居民都能暢所欲言,讓每個居民都能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獲得足夠豐富的精神產品。

部分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一定會出現調整或者轉軌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的發展速度就會下降,整個社會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但如果統籌兼顧,未雨綢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各種因素,不斷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精神需求,那麽,就能集思廣益,廣納善言,有效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認清 中等 收入 陷阱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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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等收入陷阱”憂思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398.html

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並不是一個新鮮課題,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一個被學界爭論了很久的話題,但最近這個話題突然又熱了起來,這跟近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發生重要轉變,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密切相關。

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後,經濟是否會硬著陸?居民收入是否難以提高?一旦發展長期停滯不前或增幅回落,是否意味著我國真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此,學界其實並沒有統一看法,各種觀點眾說紛紜。

有些人認為,中國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中國有大國優勢,騰挪空間大,居民儲蓄高,投資高,重視工業化深入發展和轉型,而且堅持改革開放;但也有些人認為,今後五年十年,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目前經濟轉型困難,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投資率逐漸下降,工業和制造業正在被金融和資產價格泡沫擠壓,稍不留神很容易在中等收入階段停滯不前。像東北地區,就因為重工業轉型乏力,導致產業日益空心化,經濟增速直線下滑甚至負增長,居民收入難以提高,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兆。

最近的這些爭論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等人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劉世錦近日在《人民日報》刊文認為,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於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而且供給側改革可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當然,這些結構性改革尤其要聚焦於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包括放寬準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抵制經濟泡沫的幹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要把制造業仍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幹部隊伍激勵機制等等。

姚洋也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自身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大國優勢,二是經濟改革優勢。

大國優勢首先體現為大學入學規模。中國的大學在校生是3000萬左右,每年600多萬大學生畢業。另外,我們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員,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2.1%。這個比重每年增加0.1個百分點的話,到2020年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2.5%的水平。

大國優勢還體現為巨大的空間。中國的國土面積超過歐洲,人口是歐洲的2.4倍,內部差異也要超過歐洲。中國內部的差距遠遠大於沿海地區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過去發展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區,近年來內陸地區已經開始迅速追趕。

經濟改革優勢也很重要。在本輪經濟改革中,金融改革是比較徹底的。通過金融改革來促進創新,通過資本市場來承擔創新的成本,發展資本市場也是中國正在做的。

姚洋同時認為,中國也面臨一些短期問題,比如經濟增速下行。原因主要包括世界經濟在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在調整,工業化過程的頂點時刻已過去;經濟周期的影響。

當然,除了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充滿信心的學者外,也有不少官員和學者存在擔心和憂慮。

比如樓繼偉在2015年4月24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就直言,中國未富先老,滑入拉美陷阱可能性非常大。

樓繼偉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如果我們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奮鬥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後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他甚至認為這個概率是五五開。

為什麽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樓繼偉看來,我國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從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那怎麽防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樓繼偉開出了藥方,他認為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麽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法治化比較差等。

蔡昉則從數據測算方面對我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警示。他認為,中國現在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接近1.2萬美元的門檻,就是中等偏上收入,看起來是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一個動態標準。現在說的人均1.2萬美元的標準,是世界銀行在2010年的時候制定的,到2020年,這個標準很可能會變。另外,我國的人口紅利在加速喪失;大宗產品價格持續下降;貿易增長速度慢於已經很慢的GDP增長速度,這些都是長期的挑戰。

所以蔡昉的結論是:至少2030年之前,中國都不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到底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有哪些優勢,同時面臨哪些挑戰?為了避免這個比較壞的結局,決策者和市場主體應該做些什麽?歡迎讀者和社會各界向我們投稿來信,發表你的真知灼見。聯系信箱:huangbin@yicai.com。

(作者系本報編輯)

中國 中等 收入 陷阱 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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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稱中國成中等偏高收入國家 6省市人均收入超1.1萬美元

據中新網報道,10月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5-2016)》發布會在北京召開。報告中指出,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增長階段,已經成功跨過中等偏高收入門檻,成為中等偏高收入國家。

據悉,報告將經濟增長階段劃分為六個階段,與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相比,第一階段近似於低收入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為中等偏低收入階段,第四階段為中等偏高收入階段,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為高收入階段。

對於中國各省份經濟增長特征,報告指出,一些省份經濟增長較快,已經成功邁過第五階段的收入門檻,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成為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中國進入第五階段的省份有6個,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古。

報告指出,“中國過半數省份集中在第四增長階段,人均收入為6000~11000美元,處於中等偏高收入階段。”

據報告來看,中國進入第四階段的省份有16個,即遼寧、福建、廣東、山東、吉林、重慶、湖北、陜西、寧夏、新疆、湖南、河北、青海、黑龍江、海南、河南。

同時,報告提醒,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目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未來可持續的城市化。

報告認為,中國工業化時期的持續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投資驅動和廉價勞動力基礎之上的,通用技術部門的投資效率不斷下降,已經成為制約可持續增長的突出問題,投資高積累推動的工業化生產方式越來越不可持續,這樣的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城市化時期的結構性減速趨勢。

“因此,可持續的城市化成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如果把物質資本投資轉化為人力資本進而進行技術創新,就很有可能形成新的增長潛力。”報告說。

報告建議,要轉變增長方式,將要素推動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增長方式。推進有利於釋放新供給要素潛力的金融和財稅改革,推進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轉型。同時,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知識部門人均產出增長率。

報告 中國 中等 偏高 收入 國家 省市 人均 1.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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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中國面臨“雙重中等收入陷阱”

“中產焦慮”已經成為國際話題。在18日開幕的2017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專門設立了“直面中等收入群體焦慮”討論環節,探討問題所在及解決途徑。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在會上表示,中國面臨雙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中國能否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是中產階級能否成為大多數,建設成“橄欖形”社會結構。

“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個人發展機會在減少,低收入者能否進入中產、中產能否保住地位,變得不確定,”李培林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發生深刻變化,2016年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達到65%,這是前所未有的,但這並非是消費的絕對增加,而是投資和出口下降造成的相對上升。

按照世界銀行等使用的標準,中等收入群體是指人均每人每天收入或者消費10~100美元,按照這一標準,2015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到44%,涉及到5億多人;若根據中國自己按照國情設定的探索性的標準,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萬到45萬之間的被劃為中等收入家庭,那麽中等收入家庭涉及到3億多人。

除了絕對標準,還有一個相對標準。即按照一個國家收入的中位線衡量,中國2015年中等收入群體占到38%,也涉及近5億人。“相對標準帶來的問題是,不會根據收入標準提高而不斷增加,除非改變收入結構,”李培林認為,目前按照6.5%的GDP增長率,中國有信心在2022年~2024年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

“這個在中國來看,還是比較確定的,時間不是很長,有信心在那個階段保持6.5%的增長率。”他表示,當前比較難的問題是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此,中國目前提出了人力資本優先發展戰略、促進大眾消費的稅收政策,將通過完善分配政策,讓大學生和農民工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部分,同時提高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

在李培林看來,中國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會有更大的購買力,這同時也會給美國創造就業機會,改善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的關系。

中國 社科院 社科 院長 李培林 面臨 雙重 中等 收入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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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多數國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是最大公約數

“一帶一路”倡議尋求的是與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但要做到這些,首先需要摸清“脈博”。

這個“脈博”就是沿線各國目前處在什麽樣的發展階段,如何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

“把握準‘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在充分了解‘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的基礎上,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5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說。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44個國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張其仔所帶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分析課題,第一次系統地對“一帶一路”64國的產業競爭力進行了分析。他對記者說,刻劃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最簡潔方法,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或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世界銀行在實施貸款計劃時,就是以人均GNI為標準的。”

以人均GNI為標準,世界銀行將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劃分為四種類型: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

張其仔介紹,世界銀行對國家按人均GNI進行分類,其標準是動態調整的。按2015年的標準,人均GNI少於或等於1025美元的國家屬低收入國家;人均GNI為1026~4035美元的國家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NI為4036~12475美元;人均GNI高於12475美元的國家,屬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張其仔告訴記者,課題組在分析“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時,沿用世界銀行的做法,用人均GNI指標來考察“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研究發現,按2015年世界銀行的標準,“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極少數屬於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也為數不多。

所列64個國家(包括中國)中,只有18個國家已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只有2個國家屬於低收入國家,其他44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其中,22個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22個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其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但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張其仔說。

世界銀行在2007年出版的《東亞複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指出,比起富裕或較窮的國家來,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很多中等收入國家在較快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並沒有輕而易舉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就像有些國家或地區長期陷於貧困陷阱一樣,中等收入國家確實面臨著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風險。

張其仔對記者說,就“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一些國家早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一直沒有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進而從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就十分典型。

“‘一帶一路’的多數國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張其仔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有所差異,但都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的任務,面臨著收入邁向新水平、產業邁向新高度的挑戰。

上述課題組認為,為了實現這一共同目標,應對這一共同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以創新為根本,共議創新發展藍圖,協同推進創新戰略。過往的全球化推動者都是發達國家。

張其仔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需與一批與自身同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這一特點決定了,“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將引領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而且將在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轉型上發揮重要作用。

東南亞仍處全球分工體系中低端

中國自發布“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與貿易聯系出現了可喜變化。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62517億元,比上年增長0.5%,其中,出口增長0.5%,進口增長0.4%;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2905家,增長34.1%,直接投資金額458億元;中國對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760億美元,增長9.7%,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的47.7%。

“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各國與中國聯系密切。但課題組研究也發現,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仍處於中低端。

東南亞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也是對外開放較早、開放程度較高和工業基礎設施較完善的發展中國家聚集區。

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在全球排名進入前十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是“亞洲四小虎”,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突飛猛進。

進入21世紀,越南、緬甸、老撾等國家開始實施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軌道。2008年以來,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地區仍然保持增長態勢,到2015年,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基本恢複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總體上看,東南亞是全球經濟活躍地區,也是我國對外貿易和‘一帶一路’的重要目標地區。”課題組稱。

研究發現,從東南亞各國主要貿易產品和貿易對象的變化情況看,近年來各國產業競爭力有所提高,但除新加坡,東南亞國家在全球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產業集中於農產品、礦產品等低端領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處於中低端位勢。

課題組介紹,東南亞地區整體開放程度較高,外向性特征明顯,日本、歐洲和美國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主導產業形成有深遠的影響,東南亞國家高端產品進口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依賴較大,產品出口也受這些國家跨國公司全球布局戰略的影響。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關系雖然持續升溫,但經貿聯系主要還是以產品進出口為主,深層次的合作開發、產業轉移還比較少,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直接投資,參與東南亞國家重點和重大工程建設還不足。

課題組認為,從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出發,我國與東南亞各國貿易拓展潛力巨大,應利用“一帶一路”進一步提高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規模,以及開展更深層次的產業合作。

例如,東南亞地區水果、水產品、橡膠、稀有礦產是我國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急需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工業基礎設施相對較好,在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上具有優勢;而新加坡在技術研發、企業管理、產業促進政策上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重點路線圖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上述課題組在具體的國別和地區研究上,也對“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分析。

張其仔對記者表示,對南亞地區,中國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由此可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合作空間。

近年來,南亞地區已成長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研究發現,從產業競爭力來看,南亞8國中,印度商品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強,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的產業競爭力較弱。

從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來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強,印度、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來看,印度與中國產品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強,南亞其它7國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來看,阿富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尼泊爾四國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高,印度、巴基斯坦、馬爾代夫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低。

調查發現,中國與南亞地區存在較好的歷史合作基礎,雙方經貿產品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大米、面粉、黃麻、棉、茶等農業產品和紡織服裝、有機色料和天然染料等勞動密集型初級工業商品為主。目前,中國已成為南亞各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既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出口目的地國家,也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進口來源地國家,中國還是南亞地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

課題組認為,中國和南亞地區應著重政府和民間上的經貿合作機制,優化貿易方式和貿易結構,實現雙邊貿易均衡發展。加大對南亞地區投資,特別是工業園區的投資,平衡國際收支,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包括高速列車、老舊鐵路改造),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雙邊合作空間。

“一帶一路”上,中印兩國的關系比較特殊。張其仔介紹,中印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兩個鄰國,兩國產業貿易結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但目前,中印仍需共同化解諸多難題。

總體上看,目前西亞與中東地區國家,產業國際競爭力整體較弱。課題組介紹,但由於該地區石油資源較為豐富,因而石油業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絕對優勢,石油石化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土耳其則在食品及活動物、非食用原料、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雜類制成品等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以色列則在化學品和相關產品與機械及運輸設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格魯吉亞則在有色金屬、黃金、生鐵等礦產資源類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中亞國家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自然資源形成單一要素比較優勢的現狀,加大吸引外資力度,發展本地區制造業。

課題組分析認為,中國在推動中亞地區發展上,可通過關鍵通道、能源基礎設施、跨境光纜和國際運輸便利化建設,推動雙邊貿易規模,擴大中亞國家優勢產業的出口規模,拉動中亞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帶動中亞國家產業發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中亞投資存量80.9億美元,約是中國對俄投資存量的58%。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是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產業載體,目前我國在中亞國家已建立兩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別是吉爾吉斯斯坦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和烏茲別克斯坦“鵬盛”工業園。

一帶 一路 多數 國家 跨越 中等 收入 陷阱 發展 最大 公約數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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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中國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1-14/1182757.html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老話題。最近西方媒體又出現一種新論調,宣稱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論調反映出非常陳舊落後的發展理念,表明他們完全不明白中國新發展理念的意義。那麽,中國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麽說中國經濟會因環保和扶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站不住腳?本期請幾位專家給出分析解答。

一、以高質量發展邁向高收入國家(人民觀察)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劃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更可持續、更加包容的高質量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綜合判斷,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準確理解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水平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銀行對各經濟體收入水平的分類標準。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各經濟體進行分類,但當時並無明晰而固定的分類標準,只是粗略地參照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經濟體制等把各經濟體分為這樣幾類:工業化經濟體(即當時的經合組織成員),發展中經濟體(又分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兩類),資本富裕的石油輸出國,中央計劃經濟體。

為方便分析,從1989年開始,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為唯一依據,劃定了一系列門檻數值,對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即:以1987年美元計價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經濟體,介於1941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介於481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經濟體。之後,在1987年美元計價的門檻線基礎上,根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幣種的物價指數,逐年滾動調整為現價美元。由於物價水平有漲有跌,所以門檻線就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有升有降,而並不是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直線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依次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實,雖然門檻線會根據物價進行調整,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的門檻線“真實水平”相對固定。由於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長期來看,高收入門檻線相對於全球和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現降低態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收入門檻線相當於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僅相當於後者的22%。同期,高收入門檻線也由全球人均國民總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還需要指出的是,用於劃分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不同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國民總收入包括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資本折舊、資本的報酬即利潤、政府收取的間接稅,也即包括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用於衡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則僅指居民可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數值上顯然要小於人均國民總收入。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直觀上看首先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那麽,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國屬於低收入國家,1999年鞏固地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相當於對應年份高收入門檻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向高收入門檻值的收斂速度幾乎是指數式的。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保守預測,我國有可能在今後幾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據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2016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國今後一段時間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於2007—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因物價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後門檻線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國今後物價漲幅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6.7元人民幣。綜合這些假定,我國在2023年可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預測的假定條件可能會和未來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在各種假定條件組合下,我國於2030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從2010年我國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算起,用時13—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與過去30多年間先後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的經驗是吻合的。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屆時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將明顯超過高收入門檻,鞏固地處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真正成為高收入國家

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從直觀上看是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務。

持續推動技術和產業升級。我國人口規模堪比一個大洲,這樣的巨型經濟體可以容納的技術和產業譜系是非常寬廣的。在這個寬廣的技術和產業譜系中,我國目前只有少數領域處於全球比較領先的位置,還有很多領域如工作母機、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生物、醫藥、醫用設備、材料等,與技術前沿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縮小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未來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源泉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實這些部署,將推動我國技術和產業不斷邁上新臺階,進而在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明顯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展非農產業內部勞動力向高生產率部門配置的空間,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更加包容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要條件。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眾多,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風險偏好等原因,這是合理的、有利於社會整體進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我國看,主要包括某些稅費不合理、一些體制性因素不利於保障農民權益、一些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一些人違法違規謀取利益等。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機會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三個方面提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對策。落實好這些措施,不斷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趨於合理,將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處於比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高發展的環境可持續性。生態環境質量較差,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長。為改善生態環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氣、水和土壤質量的措施等,固然會增加經濟社會運行成本,抑制高汙染高排放行業的投資活動和產出增長,但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帶動作用,因為生態環境監管措施會促進綠色環保技術研發和擴散,帶動相關投資活動。研究表明,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經濟增長和汙染排放將脫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落實這些部署,構建充分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內在要求。

綜合起來看,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會拖累經濟增長,而且將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和社會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性目標並非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即使我國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在高收入國家中也仍然處於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避免因戰略和政策失誤導致收入水平絕對意義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對意義上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力爭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持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持續推進技術和產業升級,朝著全球技術前沿邁進。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者:林毅夫 劉培林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二、具有世界引領意義的中國實踐(觀察者說)

自2010年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國外一些媒體就不時拋出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然而,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各方面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國民總收入快速提高的鐵的事實面前,這些論調不攻自破,被中國經濟學家評價為“不值一駁”。日前,某西方媒體又拋出一種新論調:經濟增長、環境保護、扶貧之間存在矛盾,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思路。事實上,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不僅不是我國發展的阻礙,反而恰恰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同向同行。中國秉持的新發展理念的一大價值追求和實踐指向,就是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那種認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的觀念終將被歷史所淘汰。習近平同誌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破除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相對立的認識誤區,使人們認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當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識,生態環境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之一,綠色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被深入踐行,生態環境優勢正在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優勢。近年來,各地政府都在抓緊落實中央提出的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的要求,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傳統高耗能、高汙染的發展老路已漸行漸遠。

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精準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攻堅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我們所追求的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的增長,消除貧困的過程也會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消除貧困提供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消除貧困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從實踐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比如,產業扶貧通過發展產業帶動脫貧、促進發展,既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又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環境保護與扶貧相互協調。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脆弱區和生態保護區,過去存在著“要溫飽”和“要環保”的兩難選擇。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這些地區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生態扶貧產業體系,以生態扶貧帶動精準脫貧,真正做到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有機統一,正在收獲減貧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雙贏”局面。

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良好條件。無論是從理論界的討論看,還是從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我國經濟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觀調控科學高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顯著,能夠有效防範重大風險和抵禦外部沖擊,保持長期穩定健康發展。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表明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很有信心。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中國不僅能為世界提供增長動力和發展機遇,而且能向世界貢獻先進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新發展理念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就是對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理念和實踐。

(作者:張占斌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

三、環保與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新秘方

進入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是:既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保護好生態環境,還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在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理念具有先進性,中國實踐具有開創性。可以說,環保和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秘方,發揮著助推創新驅動發展的積極作用,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環境保護: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我國政策目標體系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環境大保護比經濟大開發更具政策次序上的優先性: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但是,也絕不可因此就認為保護環境必須犧牲經濟增長。其實,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沒有工業化的推進,環境是不可能得到長期有效保護的。例如,如果沒有現代能源工業,人們就不得不上山砍柴,這怎麽能保持綠水青山?如果沒有以強大工業為基礎的國土整治能力,怎麽能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強調環境的重要性,絕不是不要經濟增長,而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只要協調好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能進入經濟持續增長—優化環境能力增強—環境質量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協調好二者關系的關鍵是摒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後觀念,堅持新發展理念,在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同時,使環境保護有利於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從調整產業看,應按照生產和消費清潔化的要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這不是要抑制產業發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長”來消極保護環境,而是讓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限產停產以至關閉,讓環境友好型產業和企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從而在整體上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史表明,正是不斷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才有效利用和節約了人類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土地和水源。否則,初始的自然資源根本不可能為數十億人口提供生存條件。

從提升技術看,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境友好型技術來實現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和環保產業具有巨大增長空間,可以形成前景廣闊的產業鏈和循環經濟體系。各種科學成果和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運用和發展,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形成新興產業,促進經濟強勁增長。

從激勵創新看,提高環境保護標準能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我國的實踐中可以看到,節能減排要求的逐步提高並沒有損害產業包括資源型產業的發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術或轉變技術路線。環保政策的創新激勵效應越來越顯著。環境保護所激發的創新浪潮和科技應用,是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

精準扶貧:激活基層、啟發民智、拓展市場

我國的實踐證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扶貧脫貧戰略的實施,強有力地將經濟活動的動能推向基層,滲透到經濟體的“毛細血管”和“細胞”中,特別是有效激活了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的“老、少、邊、窮”地區的創造性經濟活動,使之擺脫低收入惡性循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

還應看到,扶貧過程不僅是物質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極大地啟發民智,促使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現代觀念、產生創新靈感,較快形成新的生產力。筆者曾考察過一個地區,一家企業為了推動電子商務向廣大農村腹地延伸,連續舉辦互聯網運用和電子商務培訓班,很快形成了地區性創業熱潮,使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變為開展電子商務的特色地區。這個地區的諸多電商將本地產品賣到全國和境外,大大提高了當地投資吸引力,促進了規模化生產。還有一些地方,電子商務向農村下沈,不僅激活本地傳統產業,而且帶動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如工業設計、視頻攝制、軟件編程、傳媒廣告、倉儲物流、包裝保鮮、金融服務等)同當地產業合作,激發和促進原有的“草根產業”發展成為產品行銷全國以至世界的大產業,使整個地區走上創新脫貧之路。可以說,只要有效啟發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貧困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的寶地,形成特色經濟增長極。

扶貧對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積極作用就是拓展市場空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現代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經濟包容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就業和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斷增長。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入推進,能大大增加貧困人口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進而大大增強經濟體系的包容性。可以說,每實現一個貧困戶脫貧,就是增加一塊有效需求的“蛋糕”,經濟發展也就相應擴大一份新空間。

措施到位:優化供給、擴大需求、互促共進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環境保護和精準扶貧在國家政策目標優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實際上改變和優化了企業決策的選擇環境,從而增強了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選擇環境的安排既是一種約束條件,也是一種路徑指引。在當前新的選擇環境中,企業必須更加註重提高供給質量和技術路線的先進性,更加註重將先進技術和經營活動下沈到經濟相對落後的貧困地區,使更多傳統產業和傳統技藝同先進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接軌和融合。對連片貧困地區進行創新性援助和點對點幫扶,將環保、扶貧與革新創造相結合,特別是進行制度創新,使“輸血”機制轉變為“造血”機制,既能顯著改善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吸引勞動者回鄉就業創業。同時,進行扶貧的企業自身也能拓展業務範圍和市場空間,得到更大發展。

在實踐中,不僅有眾多具體案例可以表明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而且從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近年來已成為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深刻吸取其他地區的經驗教訓,非常註重高標準環保,更好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地區優勢。總之,中國豐富的實踐表明:只要政策得當、措施到位,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勵相容的關系。其中的關鍵是必須由創新來引領,靠創新驅動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要真正實現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互促共進,需要進行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勵效應的體制機制,通俗地說就是“要把激勵搞對”。只有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上搞對激勵方向,才能形成創新驅動局面,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才能實現目標相容和行為相容。這樣,鼓勵環保、支持脫貧同促進經濟增長的努力就能相互協調和方向一致,匯合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力量。

(作者:金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來源:人民日報 圖片來源:攝圖網)

人民 日報 中國 何以 跨越 中等 收入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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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擊即中等做媽媽?面圓圓熊黛林變紅衛兵食春茗

1 : GS(14)@2017-02-18 09:51:48

盛傳陀B,近日明顯工作減產嘅熊黛林(Lynn),日前孖老公郭可頌出席model公司春茗,當晚唔少名模都Cosplay到場,不過就以Lynn嘅紅衛兵造型最突出。當晚紥住兩條孖辮嘅Lynn,雖然睇唔到有冇肚凸凸,但塊面明顯飽滿咗。而當晚Lynn除咗着紅衛兵造型,心口仲專登掛埋毛澤東頭像,佢老公郭可頌就便裝上陣。至於馬詩慧同王敏德夫婦,老婆做交通警,老公做飛虎,拍戲做過N次飛虎嘅王敏德,絕對駕輕就熟,而當晚名模琦琦同樂基兒都有出席。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tertainment/art/20170218/19932406
一擊 擊即 中等 媽媽 圓圓 熊黛 黛林 林變 紅衛兵 紅衛 春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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