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來學界和政策界廣泛討論的話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去年4月在一次校園演講中說，中國在未來的5~10年內有50%幾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熱議。筆者也想談談自己的觀點。
現有文獻中並不存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定義。美國教授艾肯格林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視同為經濟增長失速，即經歷一段較長的高速增長期（增速大於3.5%）後進入一段較長的低速增長期（前後增速相差至少2個百分點）。北大王勇教授給出的判定條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長時間內不顯著高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實現趕超。上述定義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強調與本國的過去進行比較，王勇強調與同期發達國家進行比較。筆者以為兩者的結合即為完整的定義，換句話說無論是增長失速還是趕超失敗，都足以讓我們懷疑一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產出，產出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產出的趨勢性變化，更適宜采用供給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說，供給面分析將增長的源泉歸納為兩點，一是有效要素的積累，二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進步。前者可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如物質資本的積累）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如人力資本的提升）實現。後者有很多實現途徑，最受重視的是技術進步。
增長文獻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人均產出的可持續增長只能通過TFP的進步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實現，而無法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質資本的積累實現，因為後者受制於邊際產出遞減的鐵律。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若幹東亞經濟體（不含當時的中國）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因此不可持續。
以下筆者將使用供給面分析框架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主要成因，並對各個因素的未來演變趨勢及其影響進行預測，最後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會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斷。

（一）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可通過不同渠道作用於經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給定其他因素不變，撫養比的下降有助於人均產出的提高。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撫養比持續走低，成為同時期人均產出增長的助力之一。隨著嬰兒潮世代逐漸步入老年期以及預期壽命的延長，中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演變為老齡社會，撫養比已進入不可逆轉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無法扭轉這一大趨勢，這無疑增大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幾率。
（二）物質資本積累。
中國逾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也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根據經濟學家彭文生的測算，物質資本積累為1992~2007年間中國實際GDP增長貢獻了4個百分點。中國的資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國儲蓄而非外債，因此更具可持續性。目前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仍存較大距離，不少學者據此認為中國仍有通過進一步資本深化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空間。
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從長期看，資本邊際產出遞減是顛撲不破的規律，艾肯格林明確指出，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國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短期看，中國資本市場中的一系列“摩擦”嚴重妨礙了資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業（企業）“融資難”和一部分行業（企業）“重複投資”、“產能過剩”並存的獨特局面，在此情況下通過加大投資為經濟增長提速很可能得不償失。2009年“4萬億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諸多後遺癥，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產率。
彭文生、朱曉東等均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是TFP的進步，因此克魯格曼對東亞增長模式的批評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國TFP的進步，此處筆者想強調兩點：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術進步可通過學習、技術引進或自主研發實現，在過去30余年里學習和技術引進是中國技術進步的主要實現途徑。中國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個面向，既體現為要素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移（如早年鄉鎮企業的興起和持續多年的城鄉勞動力轉移），也體現為要素從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的轉移（如國企改制和外資企業的壯大）。朱曉東發現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進入經濟起飛軌道後均經歷了TFP的長期快速增長，這一勢頭直到TFP達到美國的60%時才有所減緩。他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TFP雖增長很快，但到2007年才僅達美國的13%，據此可判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筆者對此也不無疑慮。一方面，朱曉東對中國TFP水平的估計可能過低。根據劉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國的TFP已接近美國的40%；根據Penn World Table 8.1中的數據，2007~2011年間中國的TFP始終在美國的40.3%到41.8%間徘徊（見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國的TFP水平與美國相比仍較低，也並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的TFP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事實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TFP增速已明顯放緩，如經濟學家白重恩和張瓊發現2008~2012年間中國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間這一數字為4%。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的一份預測報告，雖然21世紀前10年里中國TFP的平均增速高達5.5%，但在接下來的20年里這一數字將降至1.5%~2.2%，且將低於部分其他亞洲經濟體的同期TFP增速。
在筆者看來，中國TFP增長之所以缺乏後勁，可能有如下幾點原因：從技術角度看，通過學習和技術引進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在不斷縮小，而自主研發不僅投入不夠（2007年中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韓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後的創新體制的制約；從要素配置角度看，應該承認中國的要素配置效率還存在較大改善空間，如以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仍偏低、勞動力流動和土地流轉還存在較多限制、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部分是因為市場失靈，更與政府對市場的無效幹預有關。更關鍵的是，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要素市場改革的阻力不低於改革開放以來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對外開放。
從供給角度看，對外開放可通過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推動技術進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進經濟增長。另外資本賬戶開放能使一國私人部門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風險的作用。中國的貿易開放程度已較高，所謂“WTO紅利”已接近耗盡。但金融開放的空間仍較大，允許企業“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資將有助於增加凈海外要素收入。但這一效果的顯現需要時日，且短期內積極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可能並不成熟。
艾肯格林還發現匯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國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這些國家更缺少產業升級的動力或能力。而歷史經驗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快速實現了產業升級。人民幣匯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確實被嚴重低估，但近年來升值壓力已大大減輕乃至逆轉。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計算結果表明中國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僅略高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慮到中國接近50%的加工貿易占比，中國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還要更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除非果斷推動新一輪重大改革。中國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難度不遑多讓的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動了改革，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我們衷心期待這一次會做得更好。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