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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美聯儲“偷偷摸摸”退出，改變全球投資格局

美銀美林首席投資官Michael Harnett近日在報告中指出，盡管在通脹缺位的情況下美聯儲的緊縮政策將會非常緩慢，但美聯儲“偷偷摸摸的退出”已經開始改變全球投資格局。

Harnett建議投資者可以增持受到此前零利率政策傷害的行業/國家的頭寸，包括做多美元和美國的銀行股。

他同時建議減持受益於零利率政策的行業/國家的頭寸，特別要小心黃金、企業債券和套利交易。

在很多基金經理的眼中，美國的經濟也就算是好壞參半，比如就業人數增長了但工資沒漲，能源開發出現了熱潮但政府在減稅、移民及基建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

不過，跟歐洲和日本相比，美國的經濟還是要好得多。資金希望流向美國，因為這里的收益率更高，並且有望繼續走高，雖然沒人知道具體什麽時候會發生。

新興市場的前景會更加複雜。過去，美國表現好時，新興市場也會跟著一起好。摩根大通首席投資官Michael Cembalest曾指出，在過去25年里，能一直賺錢的一個策略就是：相較於歐洲和日本要超配美國及新興市場的股票。

但是如今的情況已經不是這麽簡單了，特別是亞洲。中國的增長在放緩，東亞整體的出口增速都在減慢。大宗商品生產企業和制造業企業都在承受壓力。

摩根士丹利亞洲信貸研究主管Viktor Hjort表示，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高收益債券發行企業的情況要比2008年還糟糕，很多行業面臨產能過剩及定價能力不斷下降的問題。信貸違約情況越來越多出現在房地產、采礦、水泥等行業。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很多對沖基金在押註做空澳大利亞，因為商品價格不斷下跌毫無終結跡象，同時做空澳元和價格並不便宜的礦業股成為不錯的選擇。

廉價美元的時代即將結束，美國的流動性將趨於收緊，相反歐洲和日本將更加寬松。美國的複蘇將不會像以前那樣成為亞洲的助推劑，伴隨著價格更低的能源和勞動力成本使得美國的吸引力更大，反之對亞洲形成利空。這也是為何對沖基金們也在做空航運股和海上鉆井設備公司的股票，因為亞洲可能放緩而美國也還不足以強大到支撐所有的這些行業。（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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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車軟件改變的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曉林 北京南城並不是優步（Uber）司機常呆的地方，因此記者花了一些時間才成功叫到一輛車。司機段師傅還是碰巧送人到北京南站才順路過來。

另一個“碰巧”是記者還趕上了免費大餐，為了慶祝這款來自美國的打車軟件專門在中國開創的“人民優步（拼車服務）”成功起步，對用戶提供免費一周服務。“打開手機應用，很簡單的操作就能叫一輛優選轎車或高級轎車，費用由優步承擔！”

雖然免費，但段師傅態度依然很好，他告訴記者，即使不免費，登陸北京兩個月的優步一直維持著對司機1.8至2.5倍的打車費返還。

非出租車司機，無論是私家車主、還是租車公司員工，都成為打車軟件在國內流行的最大受益者。不僅沒有份子錢，打車軟件公司還給補貼。據統計，拼補貼拼的最兇的打車軟件滴滴和快的已經發放了24億元的補貼。這是的哥的姐們過去從沒想到過的美好時光。“我都弄不明白，他們是怎麽掙錢的。”剛加入優步不久的個人車主丁翰對於這“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疑惑重重，但這並不妨礙他繼續接訂單。

和丁翰一樣享用“餡餅”的是優步司機和更多使用其他打車軟件的司機。他們遍布上海、深圳、廣州、香港和北京。這些城市是優步在全世界進入的100個城市中的一部分。們成為這些城市中由交通難題和打車軟件共同衍生出的全新業態人群。

他們也不知道這樣的好日子能持續多久，但可以肯定，不會永遠這樣下去，而一旦遊戲規則“正常了”，他們的選擇將直接決定燒了幾十億的打車軟件的生死。

高回報的兼職

在周一晚上8點的北京望京地區打車並不容易，但丁翰的頂配雅閣不到5分鐘就開到了記者面前。

丁翰白天有固定的公司客戶要接送，只能晚上抽空上線接活。“我只在望京附近待著，有訂單就接，沒有就算了。”丁翰稱，按照優步的原則，用戶下了訂單後，後臺會將其發送給三公里以內的等待車輛，“超過三公里就有點遠，不劃算了。”

丁翰告訴記者，自詡為“星巴克級別”的優步的需求量主要集中在CBD和金融街、三里屯、798這樣的商務需求、小資人群集中的地方。很多優步車主會為了多拉活，整天耗在三里屯，那里需求多，但車也多。

30出頭的山東人丁翰18歲來北京，做過小生意、房屋中介，結婚生子後轉行當起了個體司機，優步等打車軟件的出現讓他驚訝之余頗有點興奮，“不僅不收任何費用，而且還會另外給我錢！”

記者從望京到南城，隨後收到的費用結算單郵件顯示：一共24公里的行程，時間為52分鐘。Uber　X的起步價為15元，加上時間費用21元和距離54元，最終花費為90元人民幣，而優步公司會按1.8倍付給丁翰162元。

“前一段補貼更高，達到2.5倍，主要為了刺激早高峰時大家多上線接活。”記者了解到，和國內其他打車軟件直接返還金額給司機和用戶不同，優步會不停地變換補貼系數，來刺激車主多接訂單。目前的補貼系數維持在2倍。

給司機貼錢的不只是優步，因此，趁著丁翰在做優步司機的同時，還參加了滴滴打車軟件的培訓。

和丁翰一樣只在晚上成為“優步司機”的人不在少數，徐斌同樣如此。和普通出租司機不同，徐斌顯得很有修養，雖然一身潮味兒十足的短褲加T-shirt打扮，但說起話來文質彬彬，且非常有禮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本來我就是從事物業服務方面的工作，經常要面對業主的各種問題，有時候刁難和委屈都是沒法對別人講的。加入優步後，項目組要求服務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就繼續保持這種服務態度。”

“我是通過車友會加入優步項目的，之前並不知道這種租車項目在國內的情況，倒是自己用過滴滴打車，但是這種非出租車性質的叫車服務，我也是頭一回加入，感覺很有趣。”徐斌給記者介紹了一下他“下海”的流程，整個車友會與汽車租賃公司簽署協議，先把車掛靠在租車公司名下，然後直接用自己的證件通過租車公司在優步上進行註冊，然後就可以下載司機客戶端的軟件接單了。

徐斌還透露，來自美國的打車軟件優步已經在北京招募了約7萬多司機，類似他這樣的非職業司機在北京不在少數。

據記者之前了解到的情況，優步在進入中國之後，宣布與大量的汽車租賃公司進行簽約合作，但不包含個人車主。雖然在Uber稍晚一些給記者mail的賬單中寫明此次服務是由“北京易車行汽車俱樂部有限公司”代為簽署，但從這次交談中可以看出，其實徐斌並不屬於任何實體性質的汽車租賃公司。

與徐斌和丁翰相比，老周師傅更為職業，他之前就是幹出租的。現在開著自己的車幹幹兼職。記者一上車他就轉身說，座位上的水是為您和家人準備的。記者發現，除了後座每個座位上一瓶礦泉水外，前座椅後袋里都整整齊齊的各放著一袋有香味的幹花，一個垃圾袋。垃圾袋上印著“滴滴打車”字樣，而老周師傅的手機上開著優步客戶端。

每一個新加入的打車軟件司機都有著自己一段辛苦打拼的人生，依靠兩部手機、一輛車，他們在互聯網思維下突然成為生活模式最前衛的一群人。無論是年輕的徐斌、丁翰，還是老司機老周，都說他們還在適應中，只要能繼續維持這樣的收入水平，他們就會一直做下去。

事實上，北京是優步在中國進入的第5個城市。今年2月13日，在短暫的試運營後，優步正式登陸上海，僅4天後，優步邊登陸深圳、廣州。優步在進入中國之後，宣布與大量的汽車租賃公司進行簽約合作，同時，也與支付寶展開合作，並在支付系統中增添了支付寶作為付款方式。

市場很大

“每天北京有500多萬人次的打車需求，而由於缺少出租車或者出租車拒載，最終200萬都流失了。而我們要填補的正是這200萬的缺口。”丁翰告訴記者，這是他當初在打車軟件培訓會上聽到的數據。這顯然是一個誇張的數據，但對兼職司機們而言，這個數據確實充滿了動力。

盯著這個缺口的不僅僅是優步軟件一家，眾多本土打車軟件也都在招募徐斌這樣的司機。在百度上輸入“滴滴專車”、“一號專車”、“易到用車”等打車軟件名稱查詢，會發現大量的招聘信息。其中，滴滴專車帶車司機的薪酬為每月8000元至12000元；一號專車司機的工資為8001元至10000元，工作經驗要求為5至10年；易到用車則在招聘專為總裁服務的行政司機，工資面議；掛靠車輛及司機薪酬為6000元到7999元。

有開車經驗，熟知當地路線，有服務意識，這是成為打車軟件兼職司機的個人素質要求。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大部分優步司機在提到該打車軟件時都更喜歡說其英文名稱“U-ber”，這一方面是因為作為舶來品的Uber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外籍商務人士，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其與本土軟件相比的高大上。

不過，其他本土打車軟件也開始重視高端私車服務，戴手套、用禮貌用語、顧客上車前跑步來開車門，都成為基本要求。汪潔至今仍記得第一次在三里屯德國大使館門口叫車的經歷，僅3分鐘，一輛鋥亮的奧迪A6L就停在了身旁，司機下車快步走到她身邊，雙手戴著白手套，半彎腰為她打開車門。雖然那次的車費是正規出租車的兩倍，但她真的希望繼續坐下去。

晶晶是滴滴打車軟件的常客，但那天她在手機上叫了車後，等來的不是常坐的出租車，而是一輛黑色馬自達6，對於自己的疑惑，司機王師傅說，自己是滴滴專車，而且正好在附近，就接了單。晶晶後來了解到，因為自己常用滴滴打車，軟件會自動贈送很多券，她下訂單時也自動為其選擇專車服務。

在上海，網友“於欣烈”也有和晶晶同樣的感受。“於欣烈”在其優步體驗中寫道，當時我和Uber上海總經理王曉峰是在上海一個比較偏遠的區見面，用手機訂車時恰好還是細雨紛紛的下班高峰。應用上顯示這輛奧迪A6L　還需要25分鐘才能到達我們所在的星巴克。根據王曉峰的經驗，一般情況需要這麽遠的距離趕到，司機就不會接活了。

但後來司機還是很快就到了。“於欣烈”問司機，這麽遠為什麽還跑過來。開車的小夥子說，自己就是喜歡開車。所以他知道有Uber　這樣一種工作方式後，特別喜歡，也願意為這些打車的人服務。所以即便路程很遠，他也願意耽誤一些拉其他活的機會，趕過來。他說，這也跟Uber培訓灌輸的理念有關，Uber要求司機盡可能去接單。

記者從Uber的網站上查閱到，Uber采用的是註冊賬戶制，賬戶與支付寶或信用卡綁定，如果是用支付寶結算，則直接是人民幣支付，如果是綁定VISA，則會以美金結算。優步中國市場拓展負責人姜智亞表示，政府是支持、鼓勵拼車服務的，而且他們已經向有關部門匯報。

對於打車軟件公司而言，“人力資源”上的風險同樣在顯現。

如丁翰在本文開頭所“擔心”的那樣，打車軟件們現在開始思考掙錢了，包括滴滴、快的等本土打車軟件日前已停止補貼，但隨之而來的是司機和用戶的怨言漸起。沒有了最具吸引力的補貼，價格又高於普通出租車，這讓司機和用戶都猶豫了。

雖然優步目前仍在推行補貼，但丁翰稱自己已經好幾天沒打開優步軟件了，“我現在也就是晚上沒事時上線呆一會兒。”

丁翰最初是充滿熱情的，但由於優步是指定訂單的方式，且在線狀態下不能拒活，而不知情的丁翰10單中有4單未接受，最後被封了一次號。“優步沒有目的地顯示，而滴滴訂單會顯示，這對用戶來說存在被拒載的風險，但對司機而言，卻有了選擇余地。”為了避免再次封號，丁翰上線時間很謹慎。而在記者的接觸中，和丁翰一樣有所顧慮的司機不在少數。“非專業的兼職司機對打車服務的熱情可能僅停留在補貼階段。”觀察人士指出，但按照互聯網思維營銷的打車軟件最終必然會取消補貼，進入盈利模式。按照互聯網產品的商業模式，首先要通過大量的“燒錢”來積累足夠的用戶基礎，然後在此基礎上產生收入。滴滴不久前宣布，通過廣告，目前一個月的收入能達到1000萬左右。但取消補貼後，喪失了價格優勢的打車軟件能否繼續維持用戶粘性仍是未知數。

如果沒有了1.8到2.5倍的補貼，是不是還願意在電子地圖上待下去？就目前而言，所有記者問到的兼職司機們都沒有給出確切答案。優步的司機徐斌很明白，這種“白給錢”的狀況不會持續太久，因此，他對於自己在補貼取消後是否會繼續做下去也不十分確定。

但投資者仍然看好優步。2013年7月，優步獲得谷歌風投基金(Google　Venture)以及私募資本德州太平洋集團(TPG)2.68億美元的C輪融資。谷歌風投基金向優步註資3億，是其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投資。2014年6月，優步又完成了D輪融資14億美元，估值達到18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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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南水北調改變的小城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慶寧 “淅川為南水北調做出那麽大的犧牲，不該被忽略。”

自今年7月在北京、石家莊、天津等地巡回舉行淅川移民精神報告會之後，淅川縣成為了移民縣中的“明星”，但淅川當地人卻在如此感嘆。

淅川是河南省南陽市下轄縣，位於豫西南邊陲，豫、鄂、陜三省交界地帶，因淅水縱貫境內形成百里沖積平川而得名。不過，百里平川正被不斷上漲的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淹沒。進入10月中旬，水庫水位逼近歷史最高紀錄160.07米，南水北調中線通水條件愈加成熟。

名不見經傳的淅川，事實上已為這項僅次於三峽的新中國大型水利工程準備了半個世紀。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為修建丹江口水庫，淅川歷時20年移民20.2萬人；進入新世紀，隨著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以及渠首水利樞紐工程修建，淅川再次移民16.5萬人。

同時，因身處南水北調中線核心水源區和首渠所在地，淅川無疑是整個中線工程最重要的水質守護者。當這項“天字號工程的重要任務”與一個正處級小縣城遭遇，後者的政治經濟運行模式逐漸被顛覆和重建。對此，淅川的幹部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移民往事

“什麽是‘移’？‘移’就是連根拔起或斬根拔起，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對於一輩子都在移民的淅川人，長期關註這一群體的河南作協委員張家本如是形容。“聽說，有家王姓移民，什麽都舍下了，就舍不下老宅子上那棵柿子樹。於是，全家動員挖了個很大的樹坨，繩捆索綁裝上車，運到新家種下，天天盼著它生根發芽。誰知道老樹死了。這家人看著老樹沒有不流淚的。還聽說，張家有條狗被牽到新村後不知所蹤，後來發現它跑回了老家，賴在老窩里不走。老樹死了，是它太難‘移’；老狗不走，也是太難‘移’。動植物尚且如此，何況有情有義的人了。”張家本感慨。

按照“近期引丹灌溉，遠期南水北調”的規劃設想，丹江水庫樞紐工程1958年破土動工，初期正常蓄水水位157米。同期，淅川2396個自然村被淹，2.2342萬淅川人支邊青海。“這是淅川第一次移民。因為水位不斷上升，1961年、1966年、1971年，又有多次移民潮，每次都移民數萬人。這些移民或是遷往外省，或在本地投親，或是依靠安置。但大多不成功。”著有《移民村往事》的南陽移民村張義崗村小學校長張書強回憶，“遷往湖北的淅川移民與當地人關系不和，後來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回鄉。”

即便後來不再外遷他省，這些移民一樣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上世紀70年代的搬遷以後靠安置為主。當時安置房的建房原則是人均半間房，不足部分國家給予補貼，人均補貼標準210-250元。（那些安置房）地基以上的墻壁用上5-7層磚，其余的墻壁全用土坯。由於水位不斷上漲，房子被泡倒了，往後挪。再蓋，再泡倒，再往後挪……挪來挪去，房子質量越來越差，有相當一部分人幹脆搭個草庵住，只有那些要娶媳婦的戶，才住個毛坯房，那已是上等戶了。”張書強在《移民村往事》中寫道。

2002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大壩加高工程及移民遷安任務下達，淅川需移民16.5萬人，涉及10個鄉鎮、64個村的9067戶，動遷人口占庫區搬遷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現在移民是以人為本，既要嚴格執行搬遷政策，又要滿足移民的訴求，搬遷難度仍然很大。”淅川移民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複雜的移民工作讓淅川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以移民試點村張義崗村為例，自2009年8月22日起，鄧州市組織了300多名副科級幹部進駐張義崗村，每人包一戶，協調解決移民的問題。

淅川移民工作自2008年12月啟動，至2011年8月25日結束，歷時兩年零九個月，比原計劃的四年時間大大提前，但也有12位工作人員為此殉職移民前線。

工業與水質之間的衡量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主要水源區、淹沒區和渠首所在地，境內水源區面積為2616平方公里，水庫水域面積506平方公里，占丹江口水庫水面的48.3%，更是南水北調水質保護的核心區域，也是水源地安全保障區。

南水北調，水質決定成敗。淅川主政者的壓力可想而知。“進入‘後移民時代’，我們把‘保水質迎通水’作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確保一池清水入庫。”淅川縣委書記馬良泉在接受《河南日報》采訪時表示。

不過，這也改變了淅川的經濟發展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自2003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啟動以來，原本以工業為主導的淅川對南陽泰龍紙業等338家造紙、冶煉等企業實施了關停並轉。另外，對於新上項目，淅川執行著幾近嚴苛的審查，對於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不符合水質要求的，一律不批，先後否決了40多個存在汙染的重大項目。為此，淅川縣財政收入一度下滑40%。

“原來淅川在南陽各個縣區的經濟排名是很靠前，不過，現在淅川已經被其他縣超過了。”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感慨，“領導總強調，淅川是在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補償的情況下，關停了這些企業。其實他很清楚，這相當於砍掉了淅川的主要經濟增長點。但他是一把手，得頂著。”

失去這些利稅大戶的同時，淅川還有一些不得不支出的費用。

1997年，為了解決庫區群眾生活問題，淅川提出“開發水面，水興淅川”戰略，制定了“百里萬箱下丹江”的網箱養魚發展目標。截至去年6月，丹江口庫區淅川境內共有網箱41729個，涉及養殖漁民1.2萬人。

雖然網箱養魚產生的殘餌、糞便會被庫區野雜魚和各種水生生物再次利用，但仍會增加庫區水中的氮、磷含量，對水質造成一定危害。於是，淅川縣政府不再允許漁民網箱養魚。為保證漁民的生活，淅川縣貸款一個多億，專門用於網箱養殖戶的補償。這相當於淅川縣2012年全縣財政收入的近兩成。

“多虧有庫區耕地占用稅等十多億元的國家補貼，淅川縣政府才得以運轉正常。隨著最後一筆庫區耕地占用稅去年入庫，現在縣領導班子坐在一塊談起錢的事，各個不停抓頭。”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透露，雖然國家在水質保護方面有資金支持，但仍避免不了一些計劃外支出，“比如國家出錢，在各個鄉鎮建了汙水處理廠，但廠子建成後的運行費用誰來出呢？”

轉型尋找出路

轉型，成為淅川的必然。

諸如新型工業，目前被允許進入淅川的，更多是一些排放達標的。目前，作為亞洲最大汽車減震器生產廠家，淅減公司斥資15億元建成淅減產業園，旨在打造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如今，已經有60家配套企業入駐園區。

這些新型工業項目大多上馬不久，尚需時日方可產生效益。跟它們相比，那些被關停並轉的汙染企業的轉型更引人註目。

淅川一家年產值將近億元的乳業公司，因為排汙成為當地政府“不歡迎”的企業。後來，這家公司響應淅川“保護水質，生態興農”的要求，成立一家主打丹江口純天然農產品的綠色食品有限公司。這樣，原本默默無聞的企業很快成為南陽市重點培養的上市後備企業。“我們正在籌備新三板上市，還涉及到一些土地證和工商登記手續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縣領導很上心，他不光幫著我們解決，還經常就我們的發展規劃提出一些寶貴看法。”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說，在淅川，像他們這樣順勢轉型的企業不在少數，方向大多是生態農業和生態旅遊。

轉型的不光是淅川的企業主，當地的官員們亦不例外。

“為確保水質安全，前段時間淅川30多個局長全都住在陶岔村派出所（渠首大壩所在地），每個人都是從早忙到晚。這幾乎是整個淅川八成左右的行政力量。”淅川縣委常委陳太良說這話時正在兼具旅遊開發和水質保護功能的陶岔村風情小鎮項目現場視察。

陳太良最擔心的便是所負責工程能否按時完成，“工程總包方不著急，不能按時完工就是罰點錢，但上級對我們的要求是剛性的，完不成就要面臨行政處分。”因為馬上要接受當地電視臺采訪，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的陳太良才在記者的提醒下才刮了刮滿臉的胡茬。

今年以來，淅川縣政府先後出臺了《淅川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印發淅川縣碧水工程實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和《淅川縣丹江口庫區及上遊水汙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規劃實施考核辦法（試行）》等文件，前者以臺賬的形式將任務下發給各個局領導，後者則細化了考核規則。

與此同時，由監察局牽頭組成的督查組定期對碧水工程各項工作進展情況進行跟蹤督查並及時通報，通報中不乏一票否決、對主要負責人進行問責、嚴格追究行政責任等嚴厲措辭。

這不是紙上談兵。10月22日，在南陽市和淅川縣合並辦公的保水質迎通水指揮部一樓大廳內，既印有起止時間為9月9日至10月31日的《保水質迎通水渠首重點工作臺賬》，也有用粉筆寫的第51期渠首區域工作督察情況。

“南陽市一位領導來視察時說得很清楚，現在通水在即，誰的工作出了問題，就處理誰。因為你拖的不是淅川的後腿，更不是南陽乃至河南的後腿，而是拖了南水北調這項天字號工程的後腿。”一位國慶期間仍在工作的副處級幹部雙眼布滿血絲，已經有段時間沒睡過好覺了。

谷歌CEO佩奇：太多人關心賺錢了，我們要改變世界

本文譯者：潘倩

“10個人你就可以創立一個互聯網公司，你就可以獲得上億的用戶。創立這樣的公司，你不需要大量資本投入，但是卻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甚至是巨額的收益——所以人們對此趨之若鶩。”大約只有50名投資人正在尋求真正可以為人類帶來實質性變革的技術突破，而這就是佩奇眼里谷歌要做的事情。“這種事，總得有個人去做吧！”

谷歌CEO佩奇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談了對谷歌未來的看法，以下是專訪內容：

佩奇的偉大設想：

佩奇表示：“我們完全有可能解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現年41歲的拉里·佩奇已經著手開始考慮實現上述“奇想”的可能性。在谷歌近日的重組中，佩奇已將手頭的大多數業務移交給新的副手，以留出更多空間來實現更遠大的抱負。

“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訪問並從中受益”是佩奇創始谷歌時立下的豪言壯誌，但現在，這已無法盡言佩奇腦中的構想。他的目標在於，用谷歌廣告業務的收益，在未來可能的繁榮產業中開拓出一條康莊大道，而涉及的領域包括生物技術到機器人技術。

這或許正預示著，世界上最強大的互聯網公司或已準備將壟斷所得的大量資金投向另一片科技“淘金潮”。

谷歌的困境：

自2004年谷歌公司上市以來，10年之內公司提出過一系列口號，諸如“絕不作惡”、“讓世界更美好”等等，一直以理想主義化為賣點；而谷歌強大的權力和財富也已經招致來自各方的諸多不滿與回擊，特別在歐洲，已經展開了對谷歌資金的反壟斷調查。

盡管如此，佩奇仍然堅持與謝爾蓋·布林在“純真年代”一同創始谷歌時所立下的“利他原則”，絲毫沒有要縮手的意思。佩奇說：“社會目標依然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一直在努力通過谷歌來實現這個目標，但我認為未取得想象中的成功。” 當問及著手於新的目標是否意味著谷歌需要改變一條新的使命口號時，佩奇直言“的確如此”，但至於具體會改成什麽，他們“仍在努力設想中”。

 “我們正處於一個未知領域之中”他說，“我們正努力尋找一種方式，可以盡可能利用一切資源並且在世界上發揮更積極的影響”。而對於谷歌投資者而言，這樣大資金的冒險投註不得不令他們有所顧慮，而這或許才剛剛開始。

樂觀的是，雖然谷歌放出消息準備開始進行新的冒險投資，公司資金依然保持積累態勢，目前已達620億美元。但作為公司管理者，佩奇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管理著一所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公司，谷歌的高曝光率以及5.5萬名職員無疑要求佩奇以更高的責任感，因此在措辭和決策上也相較以往更為小心謹慎。

 矽谷的困境：

佩奇表示，盡管目前矽谷依然處於科技領域的頂峰，正處於周期性繁榮的中間階段，但是目光定位卻不夠長遠。“的確有許多資金和激情，且這些事情在周期性地發生”，他說，“但你可能在未來的100年內根本就不會去在意。”

但他認為這樣的經濟多少有些過熱了，在低成本高收益的利益驅動下，許多資金湧入科技產業。“10個人你就可以創立一個互聯網公司，你就可以獲得上億的用戶。創立這樣的公司，你不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但是卻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甚至是巨額的收益——所以人們對此趨之若鶩。”

佩奇估計，大約只有50名投資人正在尋求真正可以為人類帶來實質性變革的技術突破。如果說有什麽因素在阻礙著這些“偉大想法”的發展，那絕對不是資金短缺或者什麽無法跨越的技術障礙，而是缺少這些大創意背後的人為支持。佩奇稱，他所追求的這類技術突破並不缺少前沿技術上的支持，而是缺少一群人的勃勃雄心。社會機構，尤其是政府機構，依然沒有給予這些領域以足夠的重視。

有人提出質疑，這樣一個或許是世界上最長期、最雄心的科技項目是否應當由政府來投資負責，而並非由一個私人企業來買單，佩奇這樣回應：“這種事，總得有個人去做吧！”

“工程師”的樂觀讓一切成為可能

作為一名計算機科學教授的兒子，工程師式的思維在佩奇那里表現得非常明顯。據認識他的人介紹，相比於開個群體會議，他更喜歡直接深入到技術層面。比如，佩奇會具體介紹自己又是如何運行數據中心，公司要支付多少電費，以及如何設計一個新電網。

這樣一名基於“實幹”與“可操作性”的樂觀主義者，似乎有理由讓我們相信，技術的確可以改變一切。對於文章開頭所提及的“異想天開”，完全可以通過技術革新來實現，佩奇對此這樣解釋：

——如何解放90%的勞動力

他認為人工智能將獲得迅猛發展，計算機以及機器人將可以接管人類大多數工作。到時候，90%的人將放棄今天正在從事的工作。但人們會為失去工作而後悔嗎？佩奇說，技術的發展將令許多工作變得過時，因此無需再為此浪費時間。他說：“每個人按部就班地工作，低效率地做事，以確保工作安全——像這種想法對我而言沒有意義，也不是正確的答案。”

——物價如何下降

除此之外，佩奇還看到技術的另一個好的影響，即會令許多日常用品及服務價格下降，另一個通貨緊縮時代就此來臨。佩奇說：“即使人類工作被顛覆，但在短期來看，我們需要的產品成本會大幅下降。我認為這很重要，只是還未被人發現。”佩奇認為，新技術不是令企業效率提升10%，而是以10倍速度提升，這就會讓價格下降。

而房價同樣將會隨之“崩潰”。人們不再需要100多萬美元來買塊地，矽谷心臟地區帕羅奧圖的平均房價也沒有理由再超過5萬美元。對於許多經濟拮據的人來說，這種變化無異於天上掉餡餅。

   無論如何，佩奇已經開始著手進行這件事情。而想谷歌這樣的大公司，最終將發展到哪一步目前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對於普通百姓而言，這些追求幸福生活的“異想天開”總歸都是些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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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管理層意圖已無法改變市場趨勢

A股市場曾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一個“政策市”，高層的意圖、政策是推動股市漲跌的主導因素，官媒一發話，市場能輕易出現10%的大波動。

但是這種狀態正在改變。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一份《把握未來投資方向的四個層面思考》的報告中提到了管理層對市場的影響問題。

他認為，管理層對市場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市場將更多的反應投資者的意願，管理層意願只能平緩趨勢而不能改變趨勢。

所謂的“兩會行情”、“維穩行情”，實際上更多的是投資者的主觀意願，在我們這樣一個直接融資占比很小的金融體系中，管理層對於銀行信貸市場的關註度要超過股市和債市。即便是管理層確實希望市場能夠繁榮、發展，股價能夠上漲，但是這個意願並不能夠改變趨勢。我們也可以聯系到房地產市場，如從04 年開始，管理層的意願就希望房價穩定，並出臺很多限制房價上漲的舉措，但最終證明，房價上漲還是得不到控制，意願這個東西只能夠平滑市場的上行或下行趨勢，而不能夠改變市場的趨勢。當然，作為管理者，通常都是以平衡、均衡發展為理念；而市場在中短期波動中，也存在回歸現象，即久漲必跌、久跌必漲、風水輪流轉等，這與管理層的意願無關。

管理層也是分級、分部門的，如地方與中央、直接監管部門與間接監管部門等，地方管理層的意願有時不同於中央管理層的意願，A 部門管理層的意願也不代表B 部門的意願，這就是為何有些政策總是久盼不出的原因，如股票交易T+0制度的恢複、個股期權推出等。

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四中全會則進一步闡釋了“依法治國 ”的管理理念，即政府要更加追求依法辦事，公平公正公開，更少地去幹預市場、幹預價格。這也是對過度看重管理層態度的投資者的提醒：不要花過多的時間去揣摩管理層的意願，因為他們對市場的影響作用會越來越小。

另外，一項政策就算推出了也不一定會真正落實。李迅雷給出了一個公式：

政策目標實現概率=設定目標×難度系數×意願率×配合率

從中國過去20 多年的經濟發展特點看，基礎設施投資等投資總是超預期的，財稅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總體是低於預期的；政績工程往往是超預期的，而民生工程往往是低於預期的。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現象，這與政策執行的難度、執行者的執行意願、工作熱情，以及社會上下對推進該政策的配合程度等等有關，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所以，他認為，投資者不應該看到什麽政策出臺就去投資與之相關的標的，而是要作細致分析。

PS：為什麽我們要關註李迅雷的觀點呢？因為李克強總理也在聽。在本月召開的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上，發言的經濟學家分別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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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通訊社”點評非農：數據向好 但不足以改變加息預期

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Jon Hilsenrath認為，周五非農報告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複蘇速度持續快於美聯儲預期，但是並不會顯著改變加息展望，因為通脹依然較低。

10月份失業率為5.8%，低於美聯儲對四季度失業率5.9%-6%預測範圍，遠遠低於去年12月預測的6.3%-6.6%。

如果失業率在11月和12月繼續低於預測區間，那麽失業率將連續四年低於美聯儲的預期。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更多人離開了就業隊伍，以及失業人數計算方式調整，不過雇傭規模超越預期同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Jon Hilsenrath認為，美聯儲決策層貨幣政策委員會（FOMC）高度重視勞動力市場相對他們自身預期的表現。

10月FOMC聲明稱“如果未來信息表明實際情況更快的接近委員會對就業和通脹的的預期，那麽提高聯邦基金率目標範圍的時間點可能比當前預測的更快。如果這個過程慢於預期，那麽提高聯邦基金率的時間可能比目前預測的更慢。”

除了失業率之外，美聯儲關註的另外幾個勞動力市場指標也在改善。

·10月份勞動參與率為62.8%，這個數據已經企穩。自從2008年以來，勞動參與率首次沒有同比下降。這表明強勁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吸引失望的工人回歸。

·受雇傭人口比率上漲到了59.2%，創下自2009年7月以來最高。就業-人口比率同比上漲了一個百分點，是自1995年3月以來最大升幅。

·失去工作超過6個月人口下降了290萬，同比下降28%。

·更廣的失業口徑，包括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工人以及那些希望全職但是目前在半職的人口，下降了11.5%，創下自2008年9月以來最低。

但是好於美聯儲預期快速下降的失業率，並不會顯著改變美聯儲對加息時間點的計算，因為通脹率依然疲軟。

9月份美聯儲最看重的通脹率指標只增長了1.4%（PCE價格指標），低於美聯儲在年底前達到1.5%-1.7%的預計區間。

盡管勞動力市場在改善，但是工資上漲依然乏力。未季調私人部門小時工資同比上漲2%，增幅為近幾年最小。藍領工資同比上漲2.1%，比去年同期1.5%漲幅只有小幅提升。美聯儲認為工資增幅疲軟是壓低通脹的主要原因。

美聯儲在12月經濟展望中，很可能會輕微下調失業率預期。強勢美元和大宗商品價格下滑，表明沒有理由提高通脹展望，甚至有可能還會下調通脹展望。因為在10月份FOMC聲明中稱：“低能源價格和其他因素，可能會持續遏制近期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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