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慶寧 “淅川為南水北調做出那麽大的犧牲，不該被忽略。”
自今年7月在北京、石家莊、天津等地巡回舉行淅川移民精神報告會之後，淅川縣成為了移民縣中的“明星”，但淅川當地人卻在如此感嘆。
淅川是河南省南陽市下轄縣，位於豫西南邊陲，豫、鄂、陜三省交界地帶，因淅水縱貫境內形成百里沖積平川而得名。不過，百里平川正被不斷上漲的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淹沒。進入10月中旬，水庫水位逼近歷史最高紀錄160.07米，南水北調中線通水條件愈加成熟。
名不見經傳的淅川，事實上已為這項僅次於三峽的新中國大型水利工程準備了半個世紀。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為修建丹江口水庫，淅川歷時20年移民20.2萬人；進入新世紀，隨著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以及渠首水利樞紐工程修建，淅川再次移民16.5萬人。
同時，因身處南水北調中線核心水源區和首渠所在地，淅川無疑是整個中線工程最重要的水質守護者。當這項“天字號工程的重要任務”與一個正處級小縣城遭遇，後者的政治經濟運行模式逐漸被顛覆和重建。對此，淅川的幹部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移民往事
“什麽是‘移’？‘移’就是連根拔起或斬根拔起，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對於一輩子都在移民的淅川人，長期關註這一群體的河南作協委員張家本如是形容。“聽說，有家王姓移民，什麽都舍下了，就舍不下老宅子上那棵柿子樹。於是，全家動員挖了個很大的樹坨，繩捆索綁裝上車，運到新家種下，天天盼著它生根發芽。誰知道老樹死了。這家人看著老樹沒有不流淚的。還聽說，張家有條狗被牽到新村後不知所蹤，後來發現它跑回了老家，賴在老窩里不走。老樹死了，是它太難‘移’；老狗不走，也是太難‘移’。動植物尚且如此，何況有情有義的人了。”張家本感慨。
按照“近期引丹灌溉，遠期南水北調”的規劃設想，丹江水庫樞紐工程1958年破土動工，初期正常蓄水水位157米。同期，淅川2396個自然村被淹，2.2342萬淅川人支邊青海。“這是淅川第一次移民。因為水位不斷上升，1961年、1966年、1971年，又有多次移民潮，每次都移民數萬人。這些移民或是遷往外省，或在本地投親，或是依靠安置。但大多不成功。”著有《移民村往事》的南陽移民村張義崗村小學校長張書強回憶，“遷往湖北的淅川移民與當地人關系不和，後來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回鄉。”
即便後來不再外遷他省，這些移民一樣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上世紀70年代的搬遷以後靠安置為主。當時安置房的建房原則是人均半間房，不足部分國家給予補貼，人均補貼標準210-250元。（那些安置房）地基以上的墻壁用上5-7層磚，其余的墻壁全用土坯。由於水位不斷上漲，房子被泡倒了，往後挪。再蓋，再泡倒，再往後挪……挪來挪去，房子質量越來越差，有相當一部分人幹脆搭個草庵住，只有那些要娶媳婦的戶，才住個毛坯房，那已是上等戶了。”張書強在《移民村往事》中寫道。
2002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大壩加高工程及移民遷安任務下達，淅川需移民16.5萬人，涉及10個鄉鎮、64個村的9067戶，動遷人口占庫區搬遷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現在移民是以人為本，既要嚴格執行搬遷政策，又要滿足移民的訴求，搬遷難度仍然很大。”淅川移民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複雜的移民工作讓淅川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以移民試點村張義崗村為例，自2009年8月22日起，鄧州市組織了300多名副科級幹部進駐張義崗村，每人包一戶，協調解決移民的問題。
淅川移民工作自2008年12月啟動，至2011年8月25日結束，歷時兩年零九個月，比原計劃的四年時間大大提前，但也有12位工作人員為此殉職移民前線。
工業與水質之間的衡量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主要水源區、淹沒區和渠首所在地，境內水源區面積為2616平方公里，水庫水域面積506平方公里，占丹江口水庫水面的48.3%，更是南水北調水質保護的核心區域，也是水源地安全保障區。
南水北調，水質決定成敗。淅川主政者的壓力可想而知。“進入‘後移民時代’，我們把‘保水質迎通水’作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確保一池清水入庫。”淅川縣委書記馬良泉在接受《河南日報》采訪時表示。
不過，這也改變了淅川的經濟發展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自2003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啟動以來，原本以工業為主導的淅川對南陽泰龍紙業等338家造紙、冶煉等企業實施了關停並轉。另外，對於新上項目，淅川執行著幾近嚴苛的審查，對於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不符合水質要求的，一律不批，先後否決了40多個存在汙染的重大項目。為此，淅川縣財政收入一度下滑40%。
“原來淅川在南陽各個縣區的經濟排名是很靠前，不過，現在淅川已經被其他縣超過了。”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感慨，“領導總強調，淅川是在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補償的情況下，關停了這些企業。其實他很清楚，這相當於砍掉了淅川的主要經濟增長點。但他是一把手，得頂著。”
失去這些利稅大戶的同時，淅川還有一些不得不支出的費用。
1997年，為了解決庫區群眾生活問題，淅川提出“開發水面，水興淅川”戰略，制定了“百里萬箱下丹江”的網箱養魚發展目標。截至去年6月，丹江口庫區淅川境內共有網箱41729個，涉及養殖漁民1.2萬人。
雖然網箱養魚產生的殘餌、糞便會被庫區野雜魚和各種水生生物再次利用，但仍會增加庫區水中的氮、磷含量，對水質造成一定危害。於是，淅川縣政府不再允許漁民網箱養魚。為保證漁民的生活，淅川縣貸款一個多億，專門用於網箱養殖戶的補償。這相當於淅川縣2012年全縣財政收入的近兩成。
“多虧有庫區耕地占用稅等十多億元的國家補貼，淅川縣政府才得以運轉正常。隨著最後一筆庫區耕地占用稅去年入庫，現在縣領導班子坐在一塊談起錢的事，各個不停抓頭。”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透露，雖然國家在水質保護方面有資金支持，但仍避免不了一些計劃外支出，“比如國家出錢，在各個鄉鎮建了汙水處理廠，但廠子建成後的運行費用誰來出呢？”
轉型尋找出路
轉型，成為淅川的必然。
諸如新型工業，目前被允許進入淅川的，更多是一些排放達標的。目前，作為亞洲最大汽車減震器生產廠家，淅減公司斥資15億元建成淅減產業園，旨在打造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如今，已經有60家配套企業入駐園區。
這些新型工業項目大多上馬不久，尚需時日方可產生效益。跟它們相比，那些被關停並轉的汙染企業的轉型更引人註目。
淅川一家年產值將近億元的乳業公司，因為排汙成為當地政府“不歡迎”的企業。後來，這家公司響應淅川“保護水質，生態興農”的要求，成立一家主打丹江口純天然農產品的綠色食品有限公司。這樣，原本默默無聞的企業很快成為南陽市重點培養的上市後備企業。“我們正在籌備新三板上市，還涉及到一些土地證和工商登記手續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縣領導很上心，他不光幫著我們解決，還經常就我們的發展規劃提出一些寶貴看法。”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說，在淅川，像他們這樣順勢轉型的企業不在少數，方向大多是生態農業和生態旅遊。
轉型的不光是淅川的企業主，當地的官員們亦不例外。
“為確保水質安全，前段時間淅川30多個局長全都住在陶岔村派出所（渠首大壩所在地），每個人都是從早忙到晚。這幾乎是整個淅川八成左右的行政力量。”淅川縣委常委陳太良說這話時正在兼具旅遊開發和水質保護功能的陶岔村風情小鎮項目現場視察。
陳太良最擔心的便是所負責工程能否按時完成，“工程總包方不著急，不能按時完工就是罰點錢，但上級對我們的要求是剛性的，完不成就要面臨行政處分。”因為馬上要接受當地電視臺采訪，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的陳太良才在記者的提醒下才刮了刮滿臉的胡茬。
今年以來，淅川縣政府先後出臺了《淅川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印發淅川縣碧水工程實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和《淅川縣丹江口庫區及上遊水汙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規劃實施考核辦法（試行）》等文件，前者以臺賬的形式將任務下發給各個局領導，後者則細化了考核規則。
與此同時，由監察局牽頭組成的督查組定期對碧水工程各項工作進展情況進行跟蹤督查並及時通報，通報中不乏一票否決、對主要負責人進行問責、嚴格追究行政責任等嚴厲措辭。
這不是紙上談兵。10月22日，在南陽市和淅川縣合並辦公的保水質迎通水指揮部一樓大廳內，既印有起止時間為9月9日至10月31日的《保水質迎通水渠首重點工作臺賬》，也有用粉筆寫的第51期渠首區域工作督察情況。
“南陽市一位領導來視察時說得很清楚，現在通水在即，誰的工作出了問題，就處理誰。因為你拖的不是淅川的後腿，更不是南陽乃至河南的後腿，而是拖了南水北調這項天字號工程的後腿。”一位國慶期間仍在工作的副處級幹部雙眼布滿血絲，已經有段時間沒睡過好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