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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丟中文名！New Balance下一步怎麽辦？

鄔亮的第一雙New Balance購置在十年前。彼時，這個牌子進入中國沒多久，比起滿大街的阿迪和耐克，他覺得既小眾又時髦。隨後，他發現滿大街充斥著NB、新百倫這樣的標識。“New Balance的中文名字不就是新百倫嗎？”鄔亮無數次路過專賣店看到兩者被放置在一塊兒。

但今後這樣的情況不再會出現。New Balance最近輸掉的一場官司意味著，“新百倫”這三個字不再與品牌畫等號。現在，再上New Balance的中國官網，已經看不到其早前的中文名字的痕跡。

從9800萬到500萬

美國知名的運動鞋品牌New Balance近日因商標侵權被罰款500萬元，這家公司被判決未來不得再使用“新百倫”商標。而其在中國的關聯公司——新百倫貿易(中國)有限公司（下稱“新百倫公司”）需在其開設的“新百倫（中國）官方網站”“New Balance旗艦店”“New Balance童鞋旗艦店”的首頁刊登聲明消除影響。

“新百倫”中文商標的擁有者是廣東一家民營鞋企，老板周樂倫是“新百倫”註冊商標專用權人，他在2004年6月申請註冊“新百倫”商標，於2008年1月獲準註冊。同時，周樂倫還設立了企業，生產以 “新百倫”為商標的男鞋產品，並在大型商場設有銷售專櫃。

而美國New Balance公司於2003年4月15日獲得核準在第25類“鞋”上註冊“NEW BALANCE”商標。新百倫公司則成立於2006年12月， New Balance在2007年11月1日起授權新百倫公司在中國境內使用上述商標。

2013年7月，周樂倫以新百倫公司侵害了其“百倫”、“新百倫”註冊商標權為由，請求法院判令後者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要求分別賠償經濟損失9800萬元。而這一訴求得到了支持。2015年4月29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新百倫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周樂倫涉案商標權的行為，賠償周樂倫9800萬元。這一判決是基於，從法院得到的被告財務證據來看，其在侵權期間的經營獲利高達近2億元。因此，New Balance要為它在中國市場所犯下的失誤付出沈重代價。

新百倫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廣東高院提起上訴。日前，二審結果出爐，判決認為周樂倫涉案註冊商標至今合法有效，但將賠償金額大幅下調至500萬元。理由是：消費者購買新百倫公司商品更多地考慮“N”、“NB”、“NEW BALANCE”商標較高的聲譽及其所蘊含的良好的商品質量，新百倫公司的經營獲利並非全部來源於侵害周樂倫“新百倫”的商標。因此，周樂倫主張以新百倫公司被訴侵權期間的全部產品利潤作為計算損害賠償數額的依據，理由不成立。

路透社的一篇相關報道稱，New Balance對此表示“失望”。

二次“折戟”中國

實際上，對於中國商標被“搶註”一事，New Balance並非沒有反應。早在2007年底，這家公司就向商標局提出過異議，認為廣東企業的“新百倫”商標涉嫌抄襲和模仿，並要求駁回對方的商標申請。不過，最終法院以New Balance的中文意譯為“新平衡”為由，裁定異議不成立。

但這個“閉門羹”並沒有讓New Balance放棄“新百倫”這個中文名，這家公司此後還在各類宣傳以及網店中使用該名字。隨後幾年，作為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一，New Balance在中國運動鞋消費市場上快速火了起來。

大多數人與鄔亮一樣，一旦提起“新百倫”，只會想到美國運動品牌，而非那家擁有此商標的廣東企業。

早在上世紀90年代， New Balance就已經進入中國。彼時，用的是“紐巴倫”的譯名。而這個名字是New Balance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獨家代理商所使用的中文名稱。但後來這家代理商私自擴大產量，生產了大批質量差、便宜、印有“N”字樣的複古鞋，獲得了巨額利潤，還搶註了“紐巴倫”的商標。結果可想而知，New Balance以代理商嚴重違反了經銷商規則的名義取消了這家公司的獨家代理權，同時也退出了中國內地市場。

直到2003年，New Balance重返中國內地，成立公司自己經營，用的則是“新百倫”之名。

兩次丟名讓New Balance如今陷入一種尷尬的處境。雖然正如廣東高院所認為的，消費者購買公司產品時更多地考慮“N”、“NB”、“NEW BALANCE”商標較高的聲譽。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歷兩次“折戟”後，這家公司的品牌認知無疑會造成混淆。

服裝零售行業專家閩光亞則認為，更糟糕的是，由於早期不斷更換代理商、經銷商，這家公司在國內的銷售已經“爛大街”，“假貨橫行。”據他稱，由於名字商標始終混淆不清，不少消費者最先接觸是“新百倫”的名字。

New Balance也意識到了這樣的混亂。在這家公司的中國官網上，還有教消費者如何辨別假貨的聲明，比如New Balance的新品很少有折扣，即使是過季商品在工廠店的折扣率通常也在六折以上等。

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現在，只要上淘寶搜索，紐巴倫、新百倫字樣，依舊還是會有大量銷售帶有“NB”字樣的店鋪冒出來。

第二次失去“名字”會讓New Balance吸取教訓嗎？畢竟中國市場對於這家創立於1906年的美國運動鞋公司來說可稱得上“潛力巨大”：從2012年到2014年，New Balanc在中國內地的年銷售額達到三位數的增長，門店數量也從2011年的301家增長到2014年的1600多家（其中直營店約有6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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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抓賭”：投機客、“敢死隊”怎麽辦？

習慣了概念炒作的A股，遇上了趨嚴的監管思路，各方都稍顯“水土不服”。

滬深交易所近期緊密出招嚴控異常交易和題材炒作，本為強化監管凈化市場炒作之風，卻在姚記撲克(002605.SZ)和人福醫藥(600079.SH)等股票上招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市場非議和揶揄。更為重要的是，擅長超短線操作的遊資也似乎陷入了困境。

“形勢比人強。我本來還打算潛心做兩年賺塊錢，財富自由之後再考慮成家。現在還是先找女朋友吧，反正談戀愛的時間比以前多了。”張林(化名)是一名職業遊資操盤手，談到近期的市場盤面時，他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無奈開起了玩笑。

記者采訪多位短線交易者發現，在監管從嚴的“新形勢”下，不少遊資選擇外出度假放棄交易，另有超短選手看起了價值投資相關書籍。與此同時，交易所的監管力度是否恰當也再度成為市場人士熱議的話題。

滬深交易所被調侃

8月1日晚間，姚記撲克發布了《關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公告》，稱公司股價 7月28日、7月29日、8月1日連續三個交易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2.22%，按照深交所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公司特此發布核實情況說明。

Wind數據顯示，姚記撲克7月28日和8月1日均錄得漲停。對於股價漲停的原因，市場流行起一個段子式解讀：市場寡淡、監管管得太寬，遊資和交易員都去打牌了，導致公司撲克銷量大增，從而錄得漲停。

更有甚者，還有股民自問自答編出了深交所和姚記撲克之間的問詢函回複。

“姚記撲克股份有限公司於2016年8月2日接到交易所《關於對姚記撲克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事項的問詢函》：8月1日，上證綜指下跌 0.87%，但你公司股價逆市漲停。針對上述股價異動情況，請你公司核實並披露事項。”

姚記撲克回複：“鑒於近期股市行情太差管得太寬，大量股民無聊鬥地主，導致公司撲克銷量大增。”

這一以假亂真的段子引得市場捧腹，而事實是，深交所並未就公司股價異動發出問詢函，此番可謂無辜“被黑”，姚記撲克也從未做出如上回答。不僅如此，記者還發現，深交所“被黑”的套路，與7月28日人福醫藥“逆市漲停而被上證所問詢”的風波幾乎如出一轍。

7月28日，上證所向人福醫藥發出問詢函，要求公司就研報中提及的專利挑戰訴訟的基本情況、訴訟事項相關進展情況等6個問題進行核實並予以答複。在函件中，上證所有一句表述卻引起極大爭議：“當日(7月27日)，上證綜指下跌1.91%，但你公司股價逆市漲停。”

上證所問詢函一出，記者便註意到，不少投資人士截屏該問詢函，並將該句話高亮標記後發布朋友圈，暗諷交易所過度幹預市場。而股民依葫蘆畫瓢，炮制姚記撲克的“問詢函”，不僅揶揄了深交所，同時還使上證所“躺著中槍”。

回到人福醫藥風波本身的事實真相，記者發現，上證所問詢的重點並不是“逆勢漲停”，而是公司相關研報的客觀性。7月29日，上證所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匿名通報了兩個誤導性研報影響股價的案例，經記者對比核實，其中之一正是人福醫藥。而早前，上證所已表示將行業研究報告對股價的影響納入信息披露監管範圍，整肅“研報亂象”。

短線高手轉向

交易所雙雙“被黑”，究其原因，則是近期監管層對於題材炒作和異常交易監管的高壓態度引起了相關市場人士的不滿。據記者梳理，滬深交易所自年初以來就不斷強化對於異常交易的監管力度，近期更是各自祭出重拳、嚴控市場炒作。

據記者統計，最近兩周上證所累計發布了10個證券異常交易行為監管典型案例，主要涉及集合競價虛假申報、強化尾市漲跌停趨勢的虛假申報、盤中虛假申報、漲(跌)幅限制價格虛假申報、盤中異常申報、債券異常交易、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異常交易、大宗交易異常等。根據上證所的安排，本周五還會發布第三批監管案例。

“按上交所發布的異常交易認定標準，很多超短線操作的手法都存在被認定為異常交易的風險。資金量大，點火、打板、加單護板等手法都不敢亂用。”周琪(化名)是上海一家趨勢交易私募的超短線操盤負責人，他便告訴記者，由於公司風格激進、資金量不小，目前超短交易已經暫停;而他本人在閑暇時間則看起了價值投資相關書籍，研究盤面的同時也開始研究公司基本面。

除了上證所，深交所過去一周連發三文，直接點名此前市場追逐的熱點題材，稱針對虛擬現實、石墨烯、人工智能、PE+上市公司、資本系或合夥企業入主上市公司等熱點題材，將保持高度敏感，督促公司準確完整地披露具體情況和對公司的影響，並對存在的風險進行充分揭示，同時將細化停牌冷卻、內幕交易核查制度，遏制市場炒作。

若說點名熱點題材僅能起到警示作用，那麽停牌核查(特停)則是見效更為迅速的殺手鐧。據記者不完全統計，7月以來已經有包括GQY視訊(300076.SZ)、特力A(000025.SZ)、東旭光電(000413.SZ)、恒信移動(300081.SZ)等近20家公司因為股價波動異常而停牌自查。

老林(化名)是一位短線交易的“老江湖”，股齡超過10年的他以近3000萬的自有資金追蹤熱點題材，一周平均交易2-3次。憑借多年積累的經驗和較強的風控意識，他躲過了2015年的股災。不過今日他卻告訴記者，“這段時間監管嚴查，我的常規打法完全不好做，已經休息了2個禮拜了。”回複記者微信時，老林正在國外度假。

而張林則告訴記者，前期被特停的個股基本屬於“四板特停”，股票特停複牌之後，多數會繼續下跌，在遊資眼里這是一種“特停魔咒”。“上個月下旬，我們曾經參與過一只AR概念股的打板，特停複牌之後我們想打破特停魔咒，所以用大資金試圖去封板。但當天我們打單之後接到了交易所的口頭警示，不撤單就要被禁止交易一個月。”張林透露稱。

“指著市場生存的話，總歸需要找到應對策略。我們的想法是暫時遠離題材，跟隨市場、做一點點的價投(價值投資)，不過也是建立在用投機的眼光去投資的價投，主要倉位不亂動。”周琪如是表示。

市場幹預之辯

交易所接連“被黑”，遊資選擇撤退或轉向，監管力度是否恰當再度成為市場人士熱議的話題。

在巨澤投資董事馬澄看來，當前的監管從長遠來看是有益的，因為目前監管不僅打擊欺詐發行、財務造假，而且打擊惡意操縱、概念惡炒等。但過於嚴厲的監管，特別是打擊各個板塊龍頭個股的做法會使市場人氣渙散，極大地打擊市場人氣。

“對於習慣了題材炒作的遊資來說，這場嚴厲監管似乎來的太快、太猛。在未來的資本市場中，題材炒作的賺錢效應可能要大打折扣，這一點要做到心中有數。在投資時，要註意向價值投資理念靠攏，唯有適應市場，才能贏得市場。”馬澄說。

不過周琪則表示，對於職業的打板選手來說，遠離題材僅是暫時，只要漲停制度不取消，超短操作的交易策略就仍然具有吸引力。“超短的形成本質上就是利用波動，賺取差價。流動性越充足，波動越大，超短就有空間，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超短，從而整個市場流動性更加充足。而流動性，正是整個市場最核心所在。”周琪稱。

“我的看法是要適度監管，其中純籌碼的炒作，比如次新股和高送轉是最應該控制的。這類股票容易把整個市場的估值提得很誇張，拓展了整個市場的波動高度，醞釀系統性風險。”張林表示，這類股票由於盤子小籌碼松，最容易成為多數遊資的擡拉對象。“有同行交流時說，題材股小盤股行情，什麽都不做，做次新股就可以。”張林坦言。

在多數市場人士看來，監管整體的高壓態勢短期內料不會發生重大改變。不過記者也註意到，近幾個交易日中，因股價波動異常而特停公告明顯有所減少，廊坊發展、名家匯等近期連續大漲的個股也沒有被特停。“看得出監管曾也在平衡拿捏力度，起到效果了就松一點，松緊結合。畢竟本意不是為了把市場管死。”周琪分析稱。

（本報記者黃思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煤價猛漲怎麽辦？發改委：根據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決定是否增產

8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在北京召開“穩定煤炭供應、抑制煤價過快上漲預案啟動工作”會議。

第一財經記者在會議現場了解到，本次參會人員包括中國煤炭協會相關工作人員和神華、中煤、華潤、華電、華能、國投、山東能源、山西晉城、潞安、同煤、陽泉、山煤進出口、山西懷仁聯順璽達煤業有限公司、河南能化、內蒙古伊泰、內蒙古伊東集團、開灤、淮南、皖北、陜煤集團、陜西能源、遼寧鐵法煤業等企業分管煤炭生產的負責同誌。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加強落實，年初以來已有16個省份發布了去產能方案，推動煤炭價格近幾個月漲幅明顯。秦皇島煤價8月中旬一度觸及17個月高點，自6月份以來漲約20%至每噸470~480元。

進入9月，各地高溫天氣陸續結束，季節性因素對煤市的拉升逐步轉弱。但由於各地限產政策執行仍較嚴格，各地煤價繼續上漲。9月7日，秦皇島海運煤炭交易市場發布的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於515元/噸，本報告期（2016年8月31日至9月6日）比前一報告期上漲了21元/噸。

一位參會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此次會議主要焦點為應對煤炭價格過快上漲，中國煤炭協會召集十幾家煤炭企業、七十余個煤礦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簽訂協議，調節產能。發改委牽頭將出臺一個預案，當環渤海指數漲到一定程度(共分三個層級)，這些協議企業在核定產能範圍之內要增加產量;如果煤炭價格回落，企業要停止增產，重新執行“276天”。

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BSPI，Bohai-Rim Steam-Coal Price Index)是反映環渤海港口動力煤的離岸平倉價格水平以及波動情況的指數體系的總稱，素有“煤炭價格風向標”之稱。這一指數由秦皇島海運煤炭交易市場中國價格協會於每周三15點在海運煤炭網、秦皇島煤炭網和中國價格協會網發布。

2月5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到，煤礦要按照全年作業時間不超過276個工作日重新確定煤礦產能。

隨後，國家發改委、人社部、國家能源局和國家煤炭安監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改善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知》，要求全國煤礦自2016年起按照全年作業時間不超過276個工作日，將煤礦現有合規產能乘以0.84的系數後取整，作為新的合規生產能力。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2016夏季全國煤炭交易會”上針對煤炭價格暴漲等行業問題給出回應稱，煤價不應過多上漲，更不宜過快上漲。煤價上漲過多，將不利於去產能、調結構、兼並重組、優化布局，也不可持續。當前煤價回升，缺乏需求支撐。上半年，全國煤炭消費量同比減少9750萬噸，降幅為5.1%。價格之所以回升，是由於煤炭產量同比減少1.7億噸，降幅9.7%，產量降幅明顯高於需求降幅。

參會的煤炭企業代表表示，企業將相應國家號召，積極簽訂調節產能協議，“國家讓加速就加速，讓減速就減速”。

深圳土地使用權延期實驗： 50年可續期，70年怎麽辦？

“深圳模式”的意義在於，50年期土地使用權的年限可以順延至70年，而不需要重新購買20年的土地使用權。（視覺中國/圖）

根據物權法，土地使用權到期後“自動續期”，但自動續期的條件究竟是免費續期，還是須交費續期，以及交納多少費用，是全國人民關註的大事。

因為延期成本很小或者為零，所以深圳並沒有區別對待50年使用權年限的商品住宅。但無論是自動延期，還是補錢延期，50年的土地使用權年限，只能延續到70年。

敏感的土地續期

“自動續期”的條件究竟是免費續期，還是須交費續期，交納多少費用，是全國人民關註的大事。

2016年9月14日，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深圳規土委”）發布公告稱，即日起至2021 年12月31日，在全市行政區域內開展地籍調查和土地總登記工作，2021年基本完成全部土地確權和登記。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在土地管理模式方面曾做過許多探索、改革，不可避免也留下大量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目前不少土地權屬關系混亂、複雜的局面。比如位於羅湖區人民南路和嘉賓路交會的國際商業大廈，就出現過同一幢樓有20、30、40、50年等四種土地使用權年限不一的房產證。

1981年，深圳特區作為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制度的先試先行地，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首次規定通過行政劃撥方式供應經營性用地，同時規定了相應用途土地的使用年期，其中，工業用地年限為30年，商業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

深圳規土委在2016年6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此類特殊行政劃撥用地總計78平方公里，占特區總面積395.81平方公里的約20%。

除了行政劃撥土地外，1988年，《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出臺實施，明確特區國有土地使用權實行有償使用和有償轉讓，有償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可采取協議、招標和公開拍賣三種方式。土地使用年限根據實際需要確定，但同樣不得超過50年。

1995年9月，深圳市人大對《深圳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出讓條例》第11條進行了修改，規定：“土地使用權的最高使用年限為70年，不同用途的土地使用年限按國家規定執行。”此後，深圳流入市場的居住用地使用權年限統一為70年。

在中國，居民擁有住宅的永久所有權，但是住宅下方土地的所有權歸屬國家，居民只享有最長達70年的使用權。根據物權法，土地使用權到期後“自動續期”，但自動續期的條件究竟是免費續期，還是須交費續期，以及交納多少費用，是全國人民關註的大事。

2016年4月，溫州首先觸動了這根敏感的神經。當時，溫州一批期限僅20年的老公房土地使用權即將到期，溫州市國土部門工作人員表示，土地證過期的，按照現在的基準地價乘以用地面積，繳納相應的土地出讓金。一位業主算了下，她一處總價不過100萬的房產大概要補繳19萬元土地出讓金，一時間輿論嘩然。

隨後，國土資源部調研組、浙江省國土資源廳組成聯合調研組赴溫州調研指導，溫州市國土局向媒體澄清，上述“收取幾十萬元出讓金”的說法是交流過程中發生的誤會，溫州正在研究但還沒有出臺相應政策，“最後怎麽定，也不是我們這個層面能決定的”。此事再無下文。

深圳田貝地鐵站附近的愉天小區，內有一批50年期土地使用權的商品住宅。（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免費續期或小額續費

無論自動順延，還是補繳小額度地款，50年期土地延期都極為順暢，但使用權年限最多順延至國家法定最高年期70年。

相較於溫州的“無所適從”，深圳在特殊年限土地的續期問題上早早做出了政策探索。

自2015年深圳房價一路攀升，人們對土地到期問題也開始變得敏感。假如購置一套1980年代建造的老房子，土地使用年限僅為50年，客戶則不得不考慮土地年期，因為只有二十余年土地使用權就將到期。

“50年產權的房子能不能買？土地到期後能不能續？”在深圳一家地產機構做政策研究的黃一萍，今年多次被客戶問及這一問題。

2016年年初，深圳樓市開始領漲全國時，媒體便聚焦過這一問題。面對輿論關切，2016年4月，深圳規土委對土地使用權續期有關規定進行公開說明：50年期土地使用權可以續期20年，至70年。

實際上，深圳對土地續期問題早有政策。2004年4月23日，深圳發布實施《深圳市到期房地產續期若幹規定》（以下簡稱“73號文”），規定特殊劃撥土地可以按照公告基準地價的35%補繳標準續期。

具體的計算方式較為複雜，一般為宗地公告基準地價乘以面積得出初始地價，再乘以修正後的年限系數與容積率系數，再乘以35%，最後得出業主需要繳納的延期費用。

具體公告基準地價與年限系數、容積率系數，地段不同每個地塊均不一致，市民可自行在深圳規土委官方網站上查詢。

以福田區長城大廈某處居所所在的B215-0022宗地為例，其屬於行政劃撥用地，在辦理延期手續時，按規定計收該房產延期20年的地價共44940元。而據市場價格推算，長城大廈該處房產的當時市值約645萬元，因此，補交地價款僅為總房價的0.7%。

此外，深圳市還規定，1995年9月18日前與深圳市規劃和國土局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書的土地，自動順延至國家法定最高年期（70年），不用補交地價款，不須另簽合同或換發房地產證。

黃一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延期成本很小或者為零，所以深圳房地產市場並沒有區別對待50年使用權年限的商品住宅。

但無論是自動延期，還是補錢延期，50年的土地使用權年限，只能延續到70年。

“物權法里的相關規定是到期‘自動續期’，這是國家對土地價值權屬問題的妥協式表達，留下了明顯隱患，溫州和深圳的案例就是這種法理漏洞的差異化代表作。”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在接受《深圳商報》采訪時說，“顯然，溫州做法更保守和傳統，深圳做法更開放和理性，迎合時代精神。總的方向，應該是深圳模式。”

50年給續70年不遠

還剩6年時間，深圳又將迎來一輪“土地到期後，房子怎麽辦”的考驗。

在深圳市田貝地鐵站附近一家鏈家門店做中介的韓非，對周邊的二手房信息了如指掌。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50年年限的住宅在深圳比比皆是，“羅湖、福田的老房子差不多都是。”他所在的門店櫥窗就張貼著幾條50年使用權年限的房產信息，同一小區內，因為土地使用權年限的不同，價格差別微乎其微。“就我知道的，還沒有超過5萬的。”韓非說。

付麗莉是深圳田貝四路愉天小區的業主，她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五年前，她動過賣掉該處房產的念頭，掛單的時候被中介無意中提到50年土地年限的問題，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就去辦理了土地延期手續。“開始以為事情很嚴重，誰知道花幾十塊錢手續費就搞掂了。”她說。

在深圳工作多年的80後女孩曾靜，2015年3月底在南山區創業路貸款購置了一套總價三百余萬元的二手房。在交易之前，房主、中介就明確告知她，該套房產土地使用權年限只有50年，但是可以免費延期到70年，所以絲毫沒有降價出售的意願。

50年土地使用權年限能產生的最直接後果，是有可能影響到購房者的貸款年限。深圳房價較高，為了降低月供壓力，購房者通常會選擇30年還款期限。然而，深圳一些50年期的二手樓，已經居住二十多年，所剩土地使用權年限不足30年，造成購房者不能貸到30年期限的房貸。

曾靜的房子延期不用補繳地價，但是使用權年限已經不到30年，最後她選擇了20年的房貸期限。

一般而言，有賣房需求的業主，為了增加成交幾率，會主動到土地部門延期。韓非就經手過大量此類情況的二手樓。他介紹，免費續期的二手樓價格幾乎不受影響，需要補繳地價的二手樓，價格波動基本與補繳款持平。

與此類可續期的房屋不同，深圳市面上還有一些土地性質為商業用地的公寓房，土地使用權年限也是40年。韓非介紹，這批住宅的價格要比同地段的商品房便宜很多，價差甚至達到三分之一。因為這批土地最高使用權年限是40年，不在可續期為70年使用權年限的政策之內。

深圳規土委公布的信息顯示，從2004年發布73號文至2016年4月，規土委第一直屬管理局所轄的羅湖、福田共辦理719單續期申請（其他幾個區由於涉及案例較少，暫未統計）。

73號文還規定，到期房地產不辦理續期手續或申請續期未獲批準的，原有劃撥土地使用權消滅，其土地使用權無償收回，其地上建築物、構築物按建造成本折舊補償。

不過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目前已有因城市規劃改變，不予辦理續期的原劃撥土地使用權被無償收回，但還沒有出現過“拆房”的案例。

深圳規土委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對於1995年9月18日後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書》的土地使用權，也就是統一為居住用地使用權70年的土地。“至於滿了70年後該怎麽辦，這將上升到國家層面，需要國家出臺相關的細則才行。”

即便還未突破70年的土地大限，深圳的做法仍極具參考意義。深圳模式的意義在於，50年期土地使用權的年限，可以順延至70年期，而不是公眾所擔心的，一定要重新購買20年的土地使用權。

然而，與住宅70年土地使用權到期問題更迫在眉睫的，是40年的商業用地使用權到期的問題。屬於原劃撥用地屬性的深圳環宇大廈，用途為商業用地性質，土地使用年期為20年，2005年12月，業主深圳寰宇貿易有限公司通過補繳地價的方式，申請將環宇大廈土地使用權年限從20年延長至40年。這已經是通常情況下商業用地的最高年限。

但辦理了延期之後，這處物業的土地使用權也將於2022年2月3日到期，這意味著還剩6年時間，深圳又將迎來一輪“土地到期後，房子怎麽辦”的考驗。

（應受訪者要求，黃一萍、曾靜為化名。）

若融資無望創業團隊面臨“被收購”，你該怎麽辦？

簡法幫 2016-11-03 10:50

當融資無望的創始人在彈盡糧絕之際收到了“收購團隊”的Offer，這時創始人應該如何抉擇呢？被收購的後果是什麽？在談判過程中，又需要註意什麽問題呢？

在當前嚴峻的市場環境下，很多VC都“休假”去了，不少創業公司也許業績增長很不錯，卻面臨著A輪或後續融資希望渺茫的現實處境。此時，創始團隊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是繼續傾註時間、精力和儲蓄堅持奮戰到底，直到無法維系時再清盤並準備簡歷呢？還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盡早讓其他公司收編，今後擇機“東山再起”？

無論是早期投資人的介紹促成，還是“友商”或上下遊的實力公司主動找上門來，創始人在彈盡糧絕之際若有人願意收購，也算是一個安慰獎了。但緊接著創始人面臨的問題是：收購方的核心目的是收編團隊，而公司的產品或技術卻並不是收購的主要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創始人在談判過程中應該註意哪些問題呢？

一、人才收購

以上所說的情形就是典型的人才收購，雖然在中國這個概念似乎近幾年才興起，但在矽谷創業圈已經流行了大約十年的光景了。那麽，什麽是人才收購呢？

人才收購在英文中通常表述為“Acquihire”，是收購（Acquire）和人才招聘（Hire）兩個詞拼湊起來的，主要是指以人才（團隊）而非產品、技術或客戶為主要交易目標的收購行為，通常是較大公司收編創業公司團隊的情形。這個詞比較公認的起源來自於Rex Hammock在2005年的博文《Google acquires(?) Dodgeball.com》（簡法幫譯：谷歌收購(?)Dodgeball.com）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只不過當時用的英文是“Acqhire”：

谷歌收購(?)Dodgeball.com：但是說實話…當一家市值641億美元的上市公司“收購”一家兩人公司時，是不是更像一個有簽約獎金的“招聘”？

Acqhire（人才收購）——是指一家大公司“購買”一家除了創始人以外沒有員工的小公司的情形，通常是為了獲得一些特殊的人才或一個很酷的概念。

二、一個典型的人才收購案例

Twitter收購視頻分享公司Vine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人才收購案例，讓我們先來看看事件的發展歷程：

三、人才收購的邏輯

人才收購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創業公司提供了經過磨合（甚至驗證）的優秀團隊，尤其是技術的進步讓更多的人才能夠以低成本啟動和運轉創業公司，所以大企業招攬人才時也會將目光放在創業公司的群體上。

Dan Primack在財富雜誌上發表的《Attack of the acqui-hires》一文中總結的相當精練：事實上，人才收購這樣的交易往往更多地與HR有關，而不是與IP有關；人才收購的交易中，換手的主要“資產”往往是工程師。他在文中報道了美國兩位法學教授在人才收購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人才收購的核心邏輯簡單總結如下：

1、讓創始人更有面子

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加州絕大部分的人才收購案例是VC投資的公司，這些公司大多本來就無望繼續完成下一輪融資，公司要麽清算關張，要麽出售給買家，但人才收購即便是讓公司的權益人都遭受了經濟損失，企業創始人至少可以說自己將公司賣給了谷歌（或其他大公司），而不用說自己創業失敗，不用尷尬地對外說，自己的創業公司已經關門大吉，而創始人又從谷歌拿到了工作機會。在市場上，大家都會覺得收購的結局聽起來更有魅力。

2、收購方避免內部薪酬待遇沖突

人才收購讓作為收購方的大公司能夠向收編的人才支付比大公司現有工程師更高的薪酬待遇，從而避免薪酬待遇不平等的內部沖突。簡單來說，更高薪酬的理由就是，“收編員工其實與（現有員工）你的薪水水平一致，但是公司還出錢購買了他們的股權”，避免收購方在收編優秀人才時支付過高價格，引起原來內部員工的不平衡。

3、稅務籌劃

通過收購的方式收編人才與直接招聘人才相比，具有稅負上的優勢：因為收編的人才往往將簽約獎金等作為股權轉讓的資本利得收益（即收購款），與直接招聘支付員工的薪金比起來稅負更低，當然也要看稅務局的具體態度（簡法幫註：在中國、美國都是同樣道理）。

4、收購方不想得罪VC

作為收購方的大公司往往也不想得罪VC，因為創業圈很小，VC的投資企業中將來可能會有更有價值的標的公司能夠賣給收購方，讓大公司能夠在技術革新過程中能夠通過收購獲得優秀人才和創意的持續供給。所以，收購方可能寧願通過人才收購讓VC收回部分或全部投資，也不輕易用挖人的方式直接招聘創業公司的整個團隊，讓VC血本無歸。

在矽谷，雅虎、谷歌、Facebook、Twitter和Salesforce等等甚至包括未上市的較大創業公司，都是人才收購的主要參與者。國內也有不少大的科技公司提出過人才收購的戰略，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在融資無望的情況下面臨著較大公司人才收編的情形，其實簡法幫創作本文正是基於國內創業者在這方面的疑問而準備的。

四、人才收購需要平衡的利益關系

在人才收購的交易中，涉及到創始團隊、投資人和收購方三個方面的利益關系，需要創始人妥善平衡相互之間的利益和關系。

1、投資人等公司權利人的利益保護

在人才收購交易中，收購價款會區分為兩個部分：

公司收購款：支付給創業公司方面的利益關系人，譬如：作為公司債務的清償，遣散員工的補償以及股東的股權收購款項等等；

收編團隊的薪酬待遇：加入收購方的員工將會得到收購方的薪酬補償，例如：工資、簽約獎金甚至期權等等。

在人才收購的談判過程中，創始人和收購方在談判過程中完全有能力將人才收購的價款在公司收購款和收編團隊的薪酬待遇二者之間向一個部分偏移，譬如無視創業公司的資本結構和股本（註冊資本），將收購總價格的主要部分放在收編人才的薪酬待遇上，甚至體現為與收編後的服務期限或業績掛鉤。在這方面，創始人與收購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投資人等公司權利人的利益就很容易被侵害，如果采用隱蔽的方式，則公司權利人可能根本無從知曉。

但是別忘了，創業的圈子很小，這種“不仗義”的行為如果讓投資人知道，收購方和被收購方都會在投資圈給VC留下壞的名聲，可能會撿到芝麻丟了西瓜。而且，如果投資人覺得人才收購有貓膩，完全可以否決收購，甚至要求執行創始人當初融資時曾簽署過的不競爭協議等約束條款。

聰明的創業者當然不會輕易采用“過河拆橋”的方式，從而冒著投資界罵名的風險，誰能真的保證這一定是自己的最後一次創業呢？

當然，專業投資人大都是成年人，也心知肚明這個創業項目如果沒有收購，就可能會最終清盤，創始團隊最終也還會加入收購方或其他公司，那麽，投資人就會面臨人才兩空的“裸奔”結局，投資人也應很理性地面對差強人意的收購款，無論是從最大限度收回投資的角度，還是在維護投資人投資案例和聲譽的層面，也都算是給投資人的安慰獎了！

所以，有長遠眼光的創業者會盡量采用透明的方式與投資人充分溝通和協商。

2、創始團隊內部關系

當然，在公司創始團隊內部，公開透明的充分溝通也同樣重要。

人才收購是企業獲得一個成熟團隊的捷徑，但是在典型的人才收購交易中，收購方可能會與整個公司的團隊面談，包括：產品經理、項目經理、數據挖掘和分析人員、軟件開發人員和測試人員等等。根據收購方的情況，面談可能會比較簡單的了解和認識，更有可能是接近正式招聘的面試。

當然，最終的結果是團隊有些人可能通不過這些面試。如果沒有通過面試，那麽，收購方就可能不會為其提供加入收購方的工作機會。如果太多人無法通過面試，那麽整個人才收購交易就可能泡湯。因為收購的目的是獲得收購方需要的團隊，收購方支付溢價的目的就在於收編團隊，如果團隊中10位成員有9位沒有通過或者不願意加入收購方，人才收購的計劃就落空了。

所以，如果決定人才收購，就需要在團隊內部保持及時、有效和透明的溝通。團隊聚到一起原本為一個共同目標奮鬥，雖然現在迫於局勢考慮，人才收購也同樣需要團隊的支持。有可能團隊某些成員根本不願意加入某家收購方或者任何收購方，人才收購必須要了解是否存在這樣的情況，因此，事先有效和透明的溝通不僅有助於團隊支持人才收購交易，也有助於創始團隊的團結。

在創始團隊內部的利益分配上也需要註意，除了反映團隊成員個人市場價值的新薪酬待遇外，如果部分團隊成員沒有通過面試而被迫“落單”，創始人需要考慮通過談判讓創業公司給昔日的“戰友”予以適當的經濟補償。

在實踐中，甚至發生過創始人自己落了單，而團隊成員卻被收購方相中。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沒有拿到收購方Offer的成員就是“爛蘋果”，只是與收購方的需求並不匹配而已。譬如，在各個領域都不精但是比較“萬金油”的人才，可能在創業公司中比較大的公司中價值更大。

3、創始人及與收購方的關系

如果人才收購完成，收購方就是創始團隊未來的雇主，這一點很清楚。但是如何順利完成人才收購，通常是創業公司面臨的更直接的問題。

創始人須未雨綢繆：如果創業公司考慮人才收購，就需要在公司出現明顯危機之前開始準備，為人才收購預留出幾個月的時間。在實踐中，很多公司是在走投無路的窘境下才去尋找買家，這時必然處在談判的劣勢地位。所以，創始人在公司發展還順利時，也不能忘了自己有可能時運不濟，關系融洽的投資人或共同朋友可能會引薦介紹，潛在收購方的管理層甚至工程師的認可或支持，在關鍵時刻都可能起決定性作用。

永遠做好備選方案：人才收購可能是相當難以完成的收購交易，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收購方可以等待，而創業公司往往等不起。收購方不一定惡意為之，但收購的拖延可能導致人才收購流產。這時候，創業公司最大的談判籌碼往往是一個可信的備選方案，譬如其他對公司感興趣的收購方或投資方。看過Chaos Monkeys: Obscene Fortune and Random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簡法幫直譯：《混猴：矽谷齷齪的財富和隨機的失敗》）這本自傳的讀者應該記得，該書作者講述自己如何利用有人競購的假象，將自己的創業公司AdGrok兜售給Twitter，真不愧為出身高盛的創業者。

與收購方的有效溝通：不論是收購方主動找上門來，還是創業公司自己聯系的有興趣的買家，創始人都需要搞清楚潛在買家的真實興趣和目的。買家感興趣的到底是公司團隊，還是公司的產品、技術及客戶？如果是人才收購，買家希望收編的是整個團隊，還是僅僅是團隊的核心成員？如果是整個團隊，收購完成後團隊是繼續構成一個團隊，還是會被分散到收購方各個團隊中去？這些可能決定著創始團隊的交易決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問題，創業公司可能需要交給專業的團隊去做，其中也包括下面涉及的人才收購交易中常見的法律問題。

五、人才收購的常見法律問題 

人才收購交易類似於普通的並購交易，這里只介紹兩個最核心的法律問題。 

1、 交易架構形式

一個人才收購交易的架構不僅影響創始團隊作為賣方的稅負（到手的錢才是你的錢，稅負就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大坑），還可能決定了收購完成前後其他責任分配：

合並或股權收購：如果收購方將創業公司並入收購公司，或者收購創業公司全部股權，這通常意味著收購方一攬子接手了創業公司的全部資產和負債，該方式稅負較輕，有利於創業公司原股東。這是典型的並購，收購方需要走並購的常規程序，出投資意向、盡職調查、談判簽署最終協議以及按照協議進行交割（也就是付款交付公司），此外，收購方還要同時根據創始團隊的安排做出約定和安排，創始團隊在創業公司留任或者直接並入收購公司；

資產收購：在這種方式下，由投資人指定希望收購的資產和團隊，但創業公司的殼和剩余資產負債被遺留下來，收購方往往傾向於這種收購方式，但是創業公司原股東面臨的稅負往往更重，而且遺留下的公司和負債需要原來的股東清理，譬如註銷公司、清算債務等一系列複雜手續，創始人往往沒有精力和耐心處理這樣的善後程序，這需要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代為辦理；

免責協議：在人才收購的案例中，如果收購方除了對創業公司的團隊感興趣，其他什麽都不要，可能只需要由創業公司與收購方簡單地簽署一個免責協議，創業公司同意收購方在支付交易價款後取得聘用創業公司員工而不承擔法律責任的協議。這種方式簡單明快，但創業公司方面會面臨更重的稅負。

2、提防收購價款的條件

人才收購的價款是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最在意的內容了，但是除了看數字，創始人還有需要特別註意支付的方式和條件，常見的紅燈警示條款包括：

分期到手：收購方給予收編團隊的激勵股權或經濟補償通常分期到位，或者以期權的方式逐步成熟，在滿足服務期限甚至業績後，才能拿到約定的股權。加入收購方的創始公司需要認真研讀具體的條件和限制，因為這往往是被收購人才在此後幾年的主要報酬；

價款扣留：在金額較大的收購中，收購方可能還會要求將收購款項中的一部分扣留下來，暫不支付或放在托管賬戶中，用於賠償收購方因為出售方違反承諾等的補償責任，譬如：出售收購過程中提供虛假信息，或者收編團隊未履行約定的服務期限等違約行為。

總之，盡管人才收購的交易金額往往不大，但是這一類交易的法律複雜程度並不一定就會低，謹慎的創始人需要在專業顧問的幫助下妥善處理交易，維護自己的權利並體現在相應的法律文件中。

六、尾聲

2016年10月27日，Vine的創始人Dom Hofmann在Twitter微博上發布了創業之初制作的Vine短視頻，而另一位創始人Rus Yusupov在獲悉Twitter決定關停Vine服務的消息之後，在28日的Twitter微博中寫道“別賣你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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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歐盟未來受阻自貿談判 TTIP還能怎麽辦？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

蘋果該怎麽辦？特朗普誓言將會嚴厲懲罰外遷公司

12月1日消息，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周四成功留住了印第安納州的一些制造業崗位，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朗普還誓言要對決定把業務遷往海外的其他美國公司實行嚴厲處罰。

他在美國開利公司(Carrier Corp.)位於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家熔爐工廠表示，如果企業表示打算離開美國，政府就會頻繁地給他們打電話，並增加離開美國的難度。

知情人士透露，印第安納州官員同意在未來10年給予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UTX)價值700萬美元的稅收優惠，鼓勵該公司旗下的開利子公司保留印第安納州的大約1,100個工作崗位。特朗普在競選時期曾經炮轟開利公司。

這家加熱系統以及空調制造商計劃投資大約1,600萬美元，以便維持印第安納州的經營，包括之前原本打算關閉並遷往墨西哥的上述熔爐工廠。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蘋果正在考慮將生產帶回美國本土， 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希望蘋果能在美國多建工廠。特朗普還說：“我覺得我們可以為你們提供很多優惠政策，你們應該會接受。我們會給企業大幅減稅，你們肯定會高興。”

但是庫克此前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曾表示，蘋果不會將國外所賺的錢帶回美國，除非美國擁有公平的稅收體系。

互聯網年終裁員浪潮來襲，你該怎麽辦？

雪山 2016-12-06 14:27

本文系作者雪山對i黑馬投稿。

年關將至，不少員工在翹首期盼年終獎。然而也有一部分員工開始恐慌，因為不少企業一到年終都會紛紛忙著裁員。雙十一期間，大家正瘋狂沈浸在買買買時，滴滴被傳出將裁掉部分快車業務員工；上個月，暴風魔鏡被傳預計裁員50%左右；今年9月，58同城開始推行996工作制，被業界視為“變相裁員”。

去年的互聯網高薪挖人、補貼、燒錢模式早已銷聲匿跡。從今年這波裁員潮可以看出，當前大家正在經歷的這輪“寒冬”，對整個互聯網行業的從業者而言，是多麽痛徹心扉。裁員大潮勢不可擋，還未濕鞋的公司與員工該如何防範呢？雪山有如下幾點淺析。

如何辨別會有面臨裁員的風險？

1、面臨業務轉型的公司。很多公司由於行業變革，或者政策的要求，不得不進行業務轉型，以維系公司的發展與生存。例如滴滴，前腳剛擺平了最大的競爭對手UBER，後腳就碰到了網約車新政出臺。據說滴滴快車業務也在進行裁員，已經裁撤或正在流程中的有上百人。至於裁員原因，據說是因為網約車新政使得滴滴快車業務受影響，同時由於資本寒冬影響逐漸顯現，快車業務在滴滴內部的權重降低，為了業務轉型裁員勢在必行。

2、盈利模式不清晰的公司。一般而言這類公司裁員的概率較大，因為盈利模式一直是所有公司必須面臨的核心問題。在資本急速擴張的同時，找不到核心盈利模式，最終只能以裁員的方式維系生存。例如一直處在VR風口處的暴風魔鏡，雖然一直被看好，但對於一度超過500人的隊伍而言，依然有很大的經營壓力。找不到合適的盈利模式，就不得不對公司業務進行拆分甚至裁員。

3、管理模式不到位的公司。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節奏快，事情有輕重緩急，而且都側重以結果導向進行管理。然而依然有很多互聯網企業有著國企的濃厚氣息，嚴謹保守、過於遵循規則，不善於變通。亦或者人力資源部的權力大於管理高層權利，這種“管理在前，經營在後”模式很容易影響公司發展進程，進而造成階段性的裁員風波。

員工如何降低被裁風險？

1、提升自己核心競爭力。互聯網是一個很容易起泡沫的行業，每天都會被各種概念瘋狂消費，昨天“新媒體營銷”，今天“智能穿戴”，明天“VR”，後天“直播”。這些概念對一些資歷尚淺的從業者而言只會起到負作用，無法腳踏實地地沈浸到行業里，沒有自己的核心工作技能，大浪褪去才知道誰在裸泳。因此深耕自己所在行業，對這個行業擁有更多的理解、洞察和思考，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是王道。

2、目光長遠，拒絕短期誘惑。最近幾年的移動互聯網創業浪潮，造就了大量互聯網從業者的薪資水漲船高，也讓很多人變得不淡定，為了高薪的誘惑紛紛跳槽。於是到了今年互聯網寒冬期，這些互聯網人的簡歷上由於職業變動頻繁，工作資歷不夠深厚而成為“容易被嫌棄”的一群人。

3、甄別公司發展前景，跟對人。在互聯網容易泡沫化的今天，很多從業者需要有甄別公司是否靠譜的能力。尤其是去創業公司，如果無法完全規避創業公司存在的種種風險，那就要擦亮眼睛，選擇一位靠譜的老板。人跟對了，哪怕最後項目和產品掛了，你也會有更大的可能性和空間去積累一些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總而言之，雪山認為在互聯網寒冬下，適當裁員淘汰掉末位員工對於企業的發展是有一定利好的。畢竟互聯網本身就是瞬息萬變的，企業隨時調整定位，隨時換血洗牌也是再正常不過。正如華為的任正非所說：“末位淘汰制是永不停止的，只有淘汰不優秀的員工，才能把整個組織激活。”同時對員工而言，只有真正夯實自己的工作技能，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清晰自己的定位，才能在大浪來時不怕濕鞋，甚至將每一次的洗牌當成一次機會從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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