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在全國31個省區市中增長最快,不過,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我覺得經濟增長快還只是一個次要的目標,我自己認為重慶經濟最有價值的是四種結構狀況趨勢比較好。”
在8月29日開幕的有第一財經支持舉辦的亞布力論壇上,黃奇帆講述了重慶得以領跑全國的結構變化:三駕馬車齊頭並進,企業利潤仍保持高增長,三產產值已經大於二產,還有就是房地產投資占比下降。
第一個是動力結構,投資、出口和消費“三架馬車”在重慶是齊頭並進的。黃奇帆說,重慶最近的三年進出口翻了兩番,就是說每年要增長百分之幾十,這樣三四年里才能翻兩番。我們2005年的時候進出口是30億美元,到2010年的時候差不多是280億美元,去年我們到了950億美元。
不僅如此,“我講這段話的意思,我們進出口增長是非常強勁的,這個動力,消費增長13%,商業零售還有其他各種消費也是兩位數,投資增長18%,所以我們三架馬車齊頭並進,動力比較強。”黃奇帆說。
第二個是效益結構。重慶的工業利潤2013年漲了42%,2014年增長35%,在今年全國工業比較困難,利潤負增長的情況下,重慶利潤是26.7%,這也是很好的情況。
黃奇帆表示,“工業增長排名第一這不算什麽,效益能夠連續幾年增長為全國第一,這件事令人高興,因為這是投資環境很重要的一塊。同時我們金融領域的利潤也是全國比較高的,比如說重慶的銀行是全國二十幾分一的利潤,但是全國貸款的四十幾分之一在重慶,銀行的毛利率可能是全國最高之一。那麽金融、工業或者其他服務業,或者各種產業效益高,占GDP比重大,是重慶投資環境良好的一個表現。”
第三個是產業結構。他表示,重慶的產業結構現在三產總量大於二產,二產里面電子產業、汽車產業,各類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占50%以上,這個產業結構比較好,所以重慶工業效益好。另外一方面服務業里除了六大傳統的商業零售、貿易批發、房地產或者運輸物流,傳統的金融等等,信息中介服務業,六大服務業以外。最近興起的跟國際貿易有關的五大服務業,每年增長25%,所以這一塊也具有強大的輻射和集聚能力,這是產業結構比較好。
第四個是投資結構。“我們現在每年一萬多億的投資,1/3是工業投資,還有10%多是商業性投資,就是服務業的投資。所以工商產業占50%,有25%是基礎設施投資,25%是房地產投資,這個投資結構我們認為比較理想,是我們調控的目標。”黃奇帆說。
他認為,“如果一個地方基礎設施房地產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長遠沒後勁,我們的稅收、就業、持續增長能力是在工商產業,在實體經濟,所以這個結構代表我們重慶未來的工商產業還會是繼續興旺的地方。我們外資投資每年50%以上在工業當中,所以這個投資結構比較理想。”
讀書劄記150827
世界史的結構(一) 互酬、再分配 與 市場
掌門執筆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柄谷行人,日本當前最炙手可熱的左翼思想家, 一生投身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運動,以批判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為職誌. 本書可說是 柄谷畢生苦思的爆發, 欲窮究人類社會的本源與流變,以濟當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困局, 其用意宏大深遠,提出的是一種解釋整體歷史的「大理論」。
柄谷理論的獨創及關鍵之處是其
〈交換模式理論〉.
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核心見解是「經濟決定論」, 認定 生產關係 是人類社會的「基層結構」, 而政治和文化等 「上層結構」 則為基層結構所決定.***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內核自然飽遭異教徒圍剿攻堅,日久搖搖欲墜. 柄谷為了捍衛光明頂,重新修訂祖師爺的理論, 以振興門派為己任.
柄谷認為馬克思以 「生產模式」描述基層結構, 解釋力量有所不逮; Th. 應該以「交換模式」進行描述, 才能盡通古今之變.
“社會關係” by definition就是 “交換關係”, 生產是為了交換, 是生產模式服從於交換模式,而不是其反面,**** 馬克思揀取生產模式作理論骨幹乃是本末倒置.
尤有進者, 馬克思以 經濟體制為「基層結構」, 而以 民族和國家體制為「上層結構」, 推論出只要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現代民族國家將會自動解消. ****
柄谷認為此與 當代史 實況不符, 民族國家活力十足,從未露過衰竭的跡象,*** 無論在昔日奉行列寧主義的系列國家之中, 抑或當前 “全球化”風行草偃之際,全都一樣. 即是之故, 柄谷大膽提出
Th. 「民族」和「國家」本身就是基層結構,直接來源於交換模式; 事實上「經濟體制 (ie交換模式)—民族–國家」三位一體, 共同形成社會的基層結構.*****
柄谷寫作《世界史的結構》為的就是論証這個理論.
欲知柄谷理論之究竟,先要從人類社會的基本交換模式入手. 人類學界普遍認定 交換模式共有三種, 此三者恆相並存,貫穿於整個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 而不同的 「社會類型」 端看是何種模式主宰大局.***
〈模式A互酬〉亦作 「互惠」
Def. 地位相當的交換雙方, 其中一方無償贈與對方 “禮品或勞務” ;而對方則有 “義務” 在未來回贈價值相約的禮品或勞務.
從宏觀角度審視這種 “慷慨大方” 的行徑,可以看到內裡設定的 “功利計較”, 倘若收禮方日後不予回報,則友好關係必將破裂.***
又倘使回禮價值明顯高於或低於初禮, 則雙方的平等地位會立時傾側, 淨收益的一方下降至從屬位置.**** 由此產生的身份認同危機有可能引發「禮物戰爭」, *** 著名的 印第安人“誇富宴Potlatch” 就是其誇張形式.
這裡特別值得強調的是, “互酬”是一種義務,回禮帶有強迫性質,*** 因此雖然平等,但是並不自由.**** 這和今日我們盛行的 “單向餽贈”—收禮者沒有義務回禮,大不相同. 互酬行為由習俗施加強制,其力量強大無比,較諸法律有過之而無不及.
互酬原則還存在著一種鏡像形態,那就是「血親復仇」了, 一個氐族的成員殺了另一個氐族的成員,則後者必須對等回報(然而不必殺死該名兇手), 強迫復仇與強迫回禮按相同的社會法則運作.****
Th. 按互酬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部族社會」.****
進入農耕畜牧階段的 部族社會以血緣為組織經緯, 在同一氐族內部,單元家庭之間有義務相互周濟. 但從另一方面看,私有產權經已確立,生產所得屬於個別家庭.*** 於是 “相互周濟”的方式就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 「贈禮」,*** 而 “投桃報李”, 接受周濟的一方有義務在異時贈禮回報. 氐族內部以此凝聚及加固血緣家庭之間的聯繫, 這種做法在時間上面要不斷重複, 關係要再三確認,以防衰退.
氐族與氐族之間亦以互酬原則消弭敵意,抑止戰爭,*** 人類學經典Mauss的《禮物》已立定論. Sahlins則將這樣組成的部族農業共同體描述為以「分節」方式組成的社會,節節增生,環環平等, 不相統屬,並無層級關係.****
〈模式B 再分配〉
Def. 強勢的一方取得弱勢的一方某種重大利益, 然後回報以他種通常為較輕的利益.
這裡的要害是強勢方制宰局勢,予取予攜. 相對於鬆散遊移的模式A, 模式B較為緊密穩固,具有較強的運作效率, 保証條件則是強者的力量.***
再分配模式盛行於權力高度集中的緊密團體或社群, 例如家庭、教會神廟和國家. 由於再分配模式先天上必然是不平等的, 故此必須由威權(通常以武力為後盾) 強制執行, 因而也是不自由的.****
最極端的 “再分配行為”就是純粹掠奪,完全不給予回報. 但違反直覺的是:就算是純粹掠奪, 只要關係維持得足夠長久,強勢方仍有給予弱勢方某些另類回報的可能.*** 例如保護他免受別的強權掠奪; 又或提供某種 “公共福利”, 以覆蓋一大群弱勢者. 要索「保護費」正是王權和國家的起源.****
Th. 按再分配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國家社會」.****
國家向其子民無償索取利益,主要體現為稅務和勞役, 性質上是純粹掠奪,並不以任何回報為前提. 國家向其子民提供的 “福利”, 都是系統成立之後的 “回饋”,而非成立之前的協議,有如 “社會契約論” 者鑿鑿所言.
柄谷認為主流交換模式由A切換成B, 在人類歷史上即是由部族社會轉型為國家社會.***** 部族社會盛行的互酬原則使得氐族首領們維持地位平等, 各氐族共同推舉的「聯盟領袖」(原始的酋長,上古中國稱為 “共主”) 其角色近乎仲裁人或評議會主席, 並沒有任何獨裁權力,其下亦無任何執行機關. 即是之故, 互酬原則抑止了集權, 延後了國家的誕生.***
〈模式C 市場〉ie自由交換, 等價交換
在不存在模式A或B的局部狀況下, Def. 以雙方你情我願為基礎, 透過商討,自由地交易不同的商品與勞務. 有了 “貨幣”之後, 人們更可透過 “集體議價”進行買賣,成就「自由市場」.***
深受古典經濟學的誤導,我們直覺上認為自由交換起源於個體之間, 實情不然, 氏族內部由互酬原則控制,不作興自由交換. 自由交換起源於氏族與氏族之間,尤其在親緣疏遠者,*** 因為互酬的強制力趨於薄弱,純粹功利計較於焉擡頭.
「市場」by definition是自由的, 表面上看來也很平等. 在 “以物易物經濟” 中, 平等性的確成立; 但在 “貨幣經濟” 中, 情況有變. 「貨幣」作為交易中樞, 可以交換萬物; 但是萬物卻只能換取貨幣一物. 這就使得持有貨幣一方佔有「選擇權」優勢,**** 可以伺機套利. 所以, 市場是不平等的,利益傾斜資本方.***** 這種傾斜積累到一定程度, 造成身份差異,形成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對立.
Th. 按市場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都市社會」(ie資本主義社會).
市場既以互相合意為交易的基礎, 則其前提必然是尊重對手,視之為地位對等之人. 這在家庭和氐族內部絕對無法做到, 在成員間實力懸殊的團體之中也很難成立. 故此, 等價交換必始於與遠方來人貿易之場合, 在於上古之時,即是市集.***
神廟或王宮附近的市集逐漸發展為工商業中心,在那裡長期盛行模式C, 但在漫長的歷史中這只是局部現象,整個社會仍以模式B為主流. 間或因緣和合,歷史上也會出現城邦或城市政權, 如雅典、威尼斯和漢撒同盟諸商業城市, 政治上行貴族共和制,經濟上奉行資本主義市場制, 但只居於偶然和從屬性的位置.
直到 “美國獨立革命”和 “法國大革命”春雷乍起,天翻地覆,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才大行其道.***
主流交換模式由B切換成C, 在歷史上即是由 專制主義國家社會轉型為 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 這種當代的主流社會形態就是文首所說的「資本主義體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結構, 三者分別起源於交換模式C,A和B.****
正如 “奪命十三劍” 內中暗含第十四劍; “三種模式” 之上也暗含著
〈第四種交換模式〉….. 且看下回分解.
繼SUV之後,乘用車領域另一細分市場MPV的戰火也正在升級。在9月4日正式拉開序幕的成都車展上,東風汽車(600006.SH)旗下的東風柳州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東風柳汽”)正式啟動全能家用7座MPV風行S500預售儀式,在一定程度上向MPV盟主上汽通用五菱發起“宣戰”。與此同時,長安汽車(000625.SZ)、福建奔馳等車企也攜帶多款MPV產品搶灘市場。
智研數據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油價的提升,MPV類多功能車成為一種全新的汽車家庭式消費。這種家庭式消費的增多,必將大大加速MPV進入家庭用車市場,家庭購車成為MPV市場的購車新焦點。
“同鄉”對打
東風柳汽自主品牌東風風行是靠MPV起家,但近年來的風頭被生產基地同在柳州的“同鄉”上汽通用五菱搶走。目前,銷量位居第一和第二的MPV品牌五菱宏光和寶駿730皆來自上汽通用五菱。而東風風行此次推出的風行S500,被業內認為是公開從寶駿730口中奪食。
風行S500
東風風行在成都車展上公布風行S500的預售價格為6.5~9.99萬元,而寶駿730的官方指導價為6.38~9.28萬元。由此可見,風行S500在價格上將與寶駿730貼身肉搏。而東風風行在銷量目標上與寶駿730貼近。2015年1~7月,寶駿730的銷量為18.10萬輛,月均銷量是2.59萬輛。東風風行內部人士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稱,風行S500預計月銷量將在2~3萬輛,主要面對二三線城市。而二三線城市也是寶駿730的主戰場之一。
東風柳汽總經理助理兼乘用車銷售公司總經理姚利文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采訪時談到,2015年1~8月,東風風行全系累計銷量達15.83萬輛,同比增3.2%。在新車助力等利好因素下,東風風行不僅有望順利達成25萬輛的年度目標,還有望挑戰30萬輛的目標。“從目前走熱的情況來看,我覺得下一個風口是MPV,國內家用MPV市場的潛力巨大,有待挖掘。”姚利文說。
隨著MPV市場競爭加劇,對手未必來自外部,將來也可能出現“同根相煎”的局面。在成都車展上,東風風行的展位對面是同屬於東風汽車集團的東風裕隆,由於有明星周傑倫前來站臺助戰,東風裕隆無疑成為本屆成都車展場面最為火爆的展位。東風裕隆副總經理白清源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未來家用MPV的銷量會大幅度增長,該公司也會在這一領域推出自己的產品。
MPV或為下一個熱點
多用途車MPV是從旅行轎車逐漸演變而來的,它集旅行車的寬大乘員空間、轎車的舒適性和廂式貨車的功能於一身。目前,歐美及日韓等MPV市場發展成熟。在歐洲,MPV車型的市場份額達到30%。MPV在日本也最受歡迎的車型之一,市場份額約占25%。韓國MPV的市場占有率也達到20%左右。目前,中國MPV的市場占有率還不足10%。
自2009年以來,我國MPV銷量整體保持逐年增長的趨勢。2012年,我國MPV銷量為49.34萬輛,2013年為130.52萬輛。2014年,MPV市場累計銷售185.60萬輛,同比增長40.5%。根據中國工業協會統計,2015年1~7月,國內汽車銷量為1335.33萬輛,同比增長0.39%,其中MPV銷售112.89萬輛,同比增長12.81%,增速僅次於SUV。“單獨二孩”政策已於2013年11月正式實施。日前,又傳出“二孩”政策有望將於2015年全面放開的傳聞。這對於多功能乘用車MPV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尤其是7座的MPV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二孩”家庭量身定制。
眾多車企紛紛加快MPV的戰略布局。不僅是位居MPV銷量冠軍及亞軍的上汽通用五菱和東風汽車短兵相接,銷量排名第三位的MPV生產企業長安汽車也在發起猛攻。2015年以來,長安MPV主力產品歐諾前7月累計銷量9.44萬輛,同比增長17%,歐力威前7月累計銷量也達到2.82萬,同比增長5%。長安MPV新車歐尚將於11月在國內上市,將挑戰寶駿730以及風行S500。根據長安規劃,未來2~3年內,還將繼續將推出5~6款MPV車型,全面覆蓋MPV各個細分領域。
從目前MPV產品布局情況來看,自主在整體市場布局中仍以低端產品為主,而合資企業則搶占高端MPV市場。在本屆成都車展上,福建奔馳攜旗下唯雅諾Viano、威霆Vito和淩特Sprinter等全系車型亮相,全面布局高端MPV市場。
當下,不僅多款MPV車型陸續上市,同時越來越多企業也紛紛公布MPV產品規劃。福特未來將會把旗下全新MPV車型Tourneo帶到國內,新車定位於高端MPV車型,預計2017年上市。東風汽車旗下合資企業神龍的產品規劃中也提到,東風雪鐵龍與東風標致都缺乏高端的SUV和MPV,神龍認為兩者都具有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特別是家庭人口變化背景下的MPV市場。伴隨隨著第四工廠的建立,神龍有望基於EMP2平臺分別推出兩個品牌的MPV車型。
讀書劄記150910
世界史的結構(三) 摩西的神
掌門執筆
前文討論了「巫術」是遊居民社會的信仰, 靈與人的關係既自由亦平等,是模式D的映射; 「原始宗教」是農業氏族社會的信仰, 氏族神與人有雙向義務,關係並不自由但約略平等,是模式A的映射.
本文介紹書中 “普世宗教起源” 章節的有趣內容, 其立論為「普世宗教」是跨域帝國的信仰, 絕對神對人類並無任何義務,生殺主宰,由神不由人; 對人類而言, 與神的關係絕無自由平等可言,是模式B的映射.****
當今之世,普世教以 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為主流大宗, 祆教(ie拜火教)若斷若續,而道教則足不出戶. 一般來說, Def.「普世宗教」指一種宗教其信徒並不局限於某一特定族群, 而是以全人類作為宣教之對象者. ***
據此定義,猶太教並非普世教, 但因為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源頭,在普世教研究上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柄谷則更進一步, 認為“舊約的神”(ie摩西五書的耶和華) 在舊約成書之時(而非摩西在世之時)是一種全新創制, 根據祂的神格及其與信徒的關係,是位 “絕對神 = 普世神”. 在這個意義上,猶太教是一種普世教,甚且是最早期的普世教.
〈新神的誕生〉
人類學認為上古政治與宗教二合為一, 祅教、猶太教和佛教均創立於元前四至六世紀, 反映的是當時跨域帝國擡頭,有需要樹立新型的 “普世神” 和“絕對神”, 用以壓制 “區域神” 和 “種族神”.***
柄谷以其創立的「交換模式理論」解釋新舊宗教交替與經濟政治結構轉型之間的關係. 舊宗教的區域神祗是 “氏族神”, 而新宗教的普世神祇則是 “帝國神”, 兩者的性格,及其與信徒的關係,都大為不同. 最後,根據演化論,適者生存, 新神大規模佔領生態區位, 舊神紛紛滅絕,有如物種!
柄谷以猶太教聖典摩西五書的神 “耶和華” 為解析案例, 以歷史手法重現 “新神的誕生”.
他所說的Def.「摩西的神」專指 “舊約聖經” 描述的 “耶和華”. ***
但要特別強調的是, 舊約成書於元前六世紀 「巴比倫之囚(元前568-538)」及回歸稍後的時期, 由猶大國文士所撰寫, 出於政治目的而托附古人.*** 即是說, 「摩西的神」誕生於元前六世紀,而與摩西其人關係不大. (或者戲劇化地說, 摩西信的神 和 “摩西的神” 是兩碼子事.)
所以,摩西的時代(約為元前十二世紀) 並未有「摩西的神」, 而巴比倫之囚以前的 “古耶和華”,與之後舊約聖經塑造出來的 “摩西的耶和華” 其 “神格” 大不相同, 就某個意義來說,甚至是質性背反的.***
同理, 同一位「耶和華」在 “舊約”和 “新約”的性格也有背反之處, 因為新約成書於公元三世紀,為的是實踐完全不同的政治目的. 「基督的耶和華」自然性格上與「摩西的」大不相同了. 新、舊約的耶和華性格近乎相反,這點只要打開 “Bi-ble”一看即知; 但是 “古耶和華”與 “摩西的耶和華”究竟有何異同, 就要費煞推敲了.
柄谷從「交換模式決定論」出發, 描述氏族神與信徒的關係, 非常有趣.
〈氏族神的性格〉
部落社會以「互酬性模式A」為主宰模式, 人與人之間有互相贈禮的義務. 收禮方如果不予回報屬於失德,關係會因而破裂.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與神的關係也是互酬性的, 人向神(原先是祖先)獻上祭禮,神也就有著庇佑信徒(原先是子孫後人)的義務.*** 如果神沒有能力庇佑族人,那麼族人就會背叛祂而轉奉他神.***
因此,如果一個部族戰敗,被別的部族征服, 那麼,敗族的神祇按道理必定是缺乏能力庇佑信徒, 其信徒很自然地放棄祂而轉奉勝族的神. 元前八世紀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 十部族解體,迅速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 其理在此.
有時候,不必等到戰敗, 軍事政治經濟上強勢部族的影響力輻射周邊族群, 也會吸引很多 “趨炎附勢” “數典忘宗” 的弱勢族人轉奉強神. 舊約所記以色列人到達迦南之地, 很多人隨即轉奉當地的 “牛神”, 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部落社會之內氏族林立並存,神祇也同樣地林立並存. 酋長雖然是氏族長的首席,其地位並不能淩駕其他族長; 同樣地, 最強大的神也只是神的首席,不能淩駕所有神,*** 故而稱為「多神教」. 其實所謂多神教, 最初只是一種多神並立的宗教狀況, 而非一種具有統一教義的宗教.***
隨著跨域帝國的興起和擴張(如亞述和巴比倫一統兩河, 古波斯混同宇內.), 對環宇子民和地方氏族的統治壓制嚴苛得多了. 新型的“絕對神 = 普世神” 的功能是嚴格控制子民, 和全面取締氏族神祇,從這兩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統治.
〈普世神的性格〉
普世神對其信徒子民極其嚴苛, 簡單地說 A “從一而終”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豈容你隨便 “轉會”; 還有,B 無論神(其實是帝國) 施加多少苦難在你身上, 那是對你的考驗,你要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神是絕對的(就像帝國一樣), 沒有任何義務,不保証任何現世的報酬. “不可以考驗你的神”,更不可以妄圖賄賂祂, 信徒唯一能做的事只有「禱告」,而神則不保証任何回應,但你仍要繼續虔信…..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神也是至高至尊的, 最強版本自然是「一神」了, 從根本上取消任何其他神的存在,連次等的也不行. 這反映了帝國與地方的關係, 直至現代之前,帝國沒有能力真正統治地方,但一定全力鎮壓 “地方主義”, 地方可以(其實是必然) 自治, 但意識形態上必須效忠中央.***
「宗教社會學」相信宗教是社會的映射, 也是政治的工具. 「普世宗教」的興起反映社會巨變已生,轉型已定, 人生的苦難形態與前不同,也就需要不同類型的神來撫慰(也可以是強制) 信徒的心靈.****
舉例:猶太教的神嚴厲懲罰其選民,因為他們犯了罪; 基督教的神完全赦免信徒的罪行,但對不信的人則無寬待之意; 佛教普渡眾生,但卻要眾生 “自負盈虧”…..
但是無論普世宗教起源之初是如何地 “慈悲為懷” “普渡眾生”, 只要成功和成熟到一定程度, 就會被收編為「國教」, 成為帝國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 所以, 無論教父時期的基督教和 教團時期的佛教如何 “原始共產生義”,如模式D那樣自由和平等; 很快地, 便為帝國所用,按模式B辦事.***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另可參閱拙文《讀書劄記130207出埃及》.
(附錄) 史實提要
A元前九世紀 所羅門王逝後,猶太人國家分裂為南北兩國.
B北國「以色列」於元前722年亡於亞述, 族人解散,了無痕跡.***
C元前612新巴比倫攻滅亞述。
D元前586南國「猶大」亡於巴比倫, 上層族人遷徙往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
E元前539波斯滅巴比倫。
F元前538族人獲準返回故地,接受波斯統治二百年,並沒有建立國家。 元前516重建神殿。***
G元前333亞歷山大大帝滅波斯,巴勒斯坦後為希臘 賽流古王朝統治。
H元前164「馬加比(意為鎚子)起義」***,建立 哈斯摩尼王朝,這是巴比倫囚之後第一次獨立建國。
I元前63為羅馬所滅。***
讀書劄記150904
世界史的結構(二) 第四種交換模式
掌門執筆
柄谷認為模式A(互酬制)未能解釋農業民部落社會之前, 遊居民 “採蒐–狩獵社會”的經濟結構.*** 所以前文所述人類學教條 “三種交換模式” 之上,其實暗含著
〈第四種交換模式〉模式D.
遊居民以 “遊群band” 為生活及生產單位, 一個遊群通常包括25至50人, 由若幹一夫一妻制家庭組成,*** 規模不會超過活動半徑範圍內生態所能負荷的食物供給程度. 遊群組織鬆散,單元家庭易於脫離群組,轉投他群; 家庭也易於拆散重組,相當自由.***
遊群透過「食物公有pooling」(平均分配制) 和「共餐禮儀」維持凝聚力.**** 由於採獵要憑運氣,而食物無法貯存, 收穫即時平均分配消費掉才是生存之道. 產品既公有,生產資料自然也不會私有,因此沒有財產觀念, 社會未出現階級分化, 十分平等.
結論:遊居民社會既自由又平等, 恰好是社會主義者的夢想.*****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想像之為 “原始共產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尊奉之為政治烏托邦; 中國人好古, 那當然是無限淳樸美好的神農氏之世…..
採獵社會 “餐揾餐食餐餐清” , 生產指的是生產食物,此外無他. 家與家之間的交換關係是每日結算, “各盡所能, 平均分配(也可理解為 “各取所需”)”, 柄谷定義為模式D. 這模式沒有 “未來性”, 不可能生出 “義務(可理解為一種負債狀態)” 的想法.**** 從另一角度看,在沒有 “所有權” 的社會by definition也就沒有 “禮物” 的觀念, 不會生出互酬制,*** 因而不能用模式A解釋其經濟結構.
歷史學家 威爾.杜蘭總結法國大革命時寫下名言:「 “自由” 與 “平等” 恆相敵對.」自由導致財富累積,生出不平等; *** 而一切抑制不平等的措施, 則必會限制人民的作為,削減其自由度. 此乃文明社會的死結,根本上無法破解.
但遊居民社會並不存在這項結構矛盾, 原因是模式D將所得全數攤分,取消了累積的起步點; 而遊徙生活則使得累積成為負擔,因而是不可能的.**** 此外,遊徙使成員容易接觸別的遊群, 也就較易脫離所屬遊群或家庭,因而較為自由. 遊群並非氐族,不按血緣組織, 成員的進出毫不影響遊群的構造; 正如現代社會進出職場不影響公司的構造一樣. 故此, “自由” 與 “平等” 能夠相安無事.
〈巫術〉模式D的意識形態
在酋長、祭司和國王尚未現身之前的遊居民社會, 領袖社會的是巫師,調控社會的技術是巫術.*** 巫術有異於宗教,屬於泛靈論, 是遊居民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 在巫術的思維中,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與萬物齊一; 反之,在宗教的思維中, 人格神淩駕萬象,而人是祂的寵兒,當然也就淩駕萬物了.***
巫術的本質是平等的; 宗教的本質是階層的. 在巫術的世界中人與萬物都是自由的; 在宗教的世界中人與萬物都是被統屬的. 所以巫術就是模式D的意識形態; 正如原始宗教(在農業部族為祖先崇拜) 是模式A, 普世宗教是模式B的意識形態一樣.
然而「定居」改變了一切!
〈萬惡以定居為首〉
當今人類學的共識是 “定居先於農業”, 是定居帶來農業,而非反面見解的舊識, 故此稱為「定居革命」.***
第一個問題是為何定居?答案很簡單, 冰河時期結束,氣候變暖, “肥沃月彎” 食物源充裕,遊群無需遠程遷徙即可足食. 食物充裕令當地遊群規模增大,有足夠力量捍衛地盤, 建立了已知的人類首個定居文明「納圖夫文明」. 安土重遷, 自此時始.
第二個問題是定居帶來怎樣的社會變化?這個複雜多了.
首先是如何契合人心和組織管理. 定居的直擊效應是人口滋生,密度大增. 舊習俗完全沒法適應新生活環境,需要大幅調整意識形態和行為規範, 在那時代,想必是極之艱鉅的社會工程.***
密集定居則人際衝突必大, 在遊居時代,衝突起來弱勢方離去即可解脫; 定居則不然,強弱相鄰的張力必須處理. 定居也導致物資累積,生出 “所有權” 問題, “原始共產”於是毀壞. 力量強弱和資財多寡生出 “不平等”,再經世代累積而深化, 自由平等的社會一去不復返. 同理,自由平等的巫術世界觀與定居生活也明顯不協調,因而趨於衰亡;*** 新的世界觀必須適應 “約束”與 “等級” 的新生活秩序.
其次,定居導致空間中人口分佈的全面重構,子孫繁衍必鄰聚而居, 血緣成為社會組織之中軸,自然地形成「氏族社會」.*** 氐族長老因下線眾多而掌握權力, 取代傳統巫師的社會地位,體現為把持「祭祀權」,而祭祀權則是「祖先崇拜」的最高階形式.
人類心靈對於死亡極度敏感和富同理心, 反映在思考死後世界和喪葬儀式上面, 並對死亡和死者抱持不潔和恐懼的心理. 在於遊居時代,死者棄諸身後,這不成為問題. 但進入定居,死者葬於鄰側(最初甚至是室內), 必須撫慰亡靈使其不至為祟(最好是翻過來庇護後人), 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解釋.****
〈宗教〉模式A的意識形態
由定居而入農業, 氏族社會日益強固,成為牢不可破的基本結構. 氏族長的地位也日益擡升,政治上演變成「酋長」, 對內握有仲裁權,對外擁有外交權. 但據Sahlins的說法,部族共同體以「分節」方式組成, 環環平等,不相統屬, 推舉出來的酋長只是聯盟領袖,其角色近乎評議會主席, 沒有任何獨裁權力,其下亦無任何執行機關.***
祖先崇拜逐漸演化, 拜祭對象以神話和傳奇方式固定下來成為「祖先神」, 最後形成「氏族神」, 宗教於焉誕生. 原始宗教的神與信徒的關係,其實是祖先與後裔關係的反映, 後人有義務祭祀祖先,但祖先也有義務庇蔭後人.*** 由於雙方均向對方負有義務, 因而是 “互酬式” 的, 這是模式A的意識形態.
在這種 “神–人關係” 中, 雙方都不自由,但地位則約略對等. 這樣,當神不能庇護後人的時候,例如部族戰敗或發生災難, 信徒會輕易放棄信仰,另投他神. 在現實生活中, 就是部族解體,為征服者所吸收.
上述理論的最佳例子是元前八世紀 古以色列為亞述所滅,部族解體,蹤影全失. 但是到了元前六世紀 猶大國為巴比倫所滅, 部族被徙囚於巴比倫,但卻沒有解體, 原因是猶太宗教與耶和華神的性質改變了….. 且看下回分解.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讀書劄記150916
世界史的結構(四) 帝國、自由城市 與 現代國家
掌門執筆
人之初,與野獸無異; 群居採獵,製作石器,繪畫洞穴而後有文化. 冰河消退,農業勃興,形成氏族社會,遂有政治制度. 根據柄谷的見解,由於社會內部矛盾之推移, 主流行 “交換模式A互酬” 的氏族社會逐漸為行 “模式B再分配” 的國家社會所取代.***
國家以征服戰爭互相兼併, 最終形成跨域性的
〈世界帝國〉.
按照 韋伯類型學定義, 「國家」需要具備a官僚制度,b稅收系統, 和C常備軍. 那麼世上首個 “世界帝國”是 居魯士Cryus建立的 「古波斯帝國」.
世界帝國是古代國家的最成熟形態,*** 其經濟基層結構就是 “掠奪–再分配模式”. 帝國以武力從非常廣闊的農村範圍索取貢賦, 官僚、稅收和中央軍的建立都是為了達成搜刮糧食剩餘的戰略目的. 並由此衍生出 都城文化、書寫系統和普遍宗教等等上層結構.***
古代帝國的統治力度有限制, 地方基本上由農業共同體按傳統方式自治,*** 即是按 “模式A互酬” 訂立的親族法則組織.
至於帝國的都城, 又或交通樞紐的工商業城市, 其市集則會按 “模式C市場” 運作, 但帝國必然嚴加規管, 甚至以 “官營” 方式壟斷主要利源.
因此,在帝國的內部,模式A與C結構性存在, 只不過要順從模式B的主宰地位, 成為一種輔助制度.
〈封建制度〉
西歐的封建制度出現於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日耳曼蠻族入主中原之時. 日耳曼人頑固地保留著氏族社會的傳統, 君主是大酋長,與支持他的氏族首領維持著舊有的互酬關係. 君主接收了羅馬 “奴隸制莊園” 的生產架構, 將莊園轉化為「采邑/封地」報酬支持者, 又將附著土地上的奴隸轉化為「農奴」勞動力, 以供養重裝騎兵武士. 封建制度起源於墨洛溫,至卡洛林王朝而大熟.
在封建制度下,「領主–封臣」性質上是雙邊的契約關係, 封臣固然有兵役和納貢義務,領主也有提供保護的義務. 如果領主未能履行義務,封臣有權解除關係, 從這點可清楚看到“模式A互酬” 的構造.
歐洲的封建制度是帝國模式B崩潰後,氏族社會模式A的復辟.**** 然而,那是一種吸收了帝國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工藝, 以更為精緻的方式構成的 “高次元回歸”.
同理, 在封建主義的內部,模式B與C也作為輔助制度而結構性地存在. 從朝廷的中央組織、徵稅的方式可以看到模式B的遺傳;而市集,尤其是口岸城市,則繼續按模式C運作.
〈自由城市〉
是中世紀西歐獨特的政治產物, 其起源是以手工業「同業工會」為骨幹的城市居民共同體向封建國家支付 “贖身費” 和年金,以換取「自治」的權利.****
1112年科隆新城的市民結成「誓約共同體」, 得到封建領主 科隆大主教的承認. 更劃時代的大件事是 佛羅倫斯在1115年宣稱成為 “自由城市國家comune”, 主導獨立的是毛紡業為首的同業工會連盟. 全盛時西歐共有3,000個以上的自由城市, 反映出封建國家的弱勢,與及都市金融力量的強橫.
自由城市既然由工商業連盟實行自治, 其政治形式定必是「議會民主制」; 而工商業者自然成為「布爾喬亞(ie資產階級)」,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政制」的發端.*** 主宰這股運動的就是 “模式C市場” 的活力, 敲起絕對王權喪鐘的歷史事件 “美國獨立革命”和 “法國大革命” 都是由城市資產階級發起的.
模式C革命取締了絕對王權, 在全球建立了
〈現代國家〉.
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市場(ie模式C)從來只能居於附屬地位, 尤其是慣於依付帝國(ie模式B). 究其原因, 農業氏族社會(ie模式A) 重視互酬, 對市場的排拒感強烈; 兼且工商業不發達,市場淺窄,不成氣候. 反之,帝國都城四通八達,工商業繁盛, 而王室每每壟斷遠距離貿易利源,促使其重視市場運作. 另一方面, 對商人來說依從單一王權較有保障, 遠勝於與眾多區域氏族長交手.*** 此所以大革命發生於歐陸第一大城巴黎.
資產階級革命幾經波折, 透過「拿破崙戰爭」輸出到整個歐洲; 再費時百餘年,隨著殖民活動, 「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傳遍全球.*** 一戰前後 愛新覺羅、羅曼諾夫和鄂圖曼王朝遭到毀壞,二戰更原則上清洗了所有殖民地, 全球煥然一新,紛紛建立了「現代國家」.
據柄谷的說法, 現代國家的質性是 “三位一體”, 而三者並不同源. 三位分別是「資本主義(ie自由市場) 機制– 國家– 民族」, 這裡極需強調的有兩點:
a市場機制主宰大局,因此 財產權、個人及企業自由、人權、司法公正等核心價值受到壓倒性推崇,雖國家和民族不得幹犯之.
b「國家」定義為統治架構和裝備,「民族」定義為國民身份認同,份屬不同範籌.
三者本源之不同, 在於資本主義機制從屬模式C,由自由城市而來;國家從屬模式B,繼承自帝國;而民族則從屬模式A,是氏族和封建人身關係的變形.**** 這個「C–B–A裝組」是三大模式的現代版結合, 而主角變換為C.***
馬克思以 經濟體制為「基層結構」, 而以 民族和國家為「上層結構」。 柄谷鬥膽推翻祖師爺的定說, 認為「民族」和「國家」本身也是基層結構, 直接來源於不同的交換模式; 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 共同形成現代社會的基層結構.
新型「國家」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纂奪了傳統王朝的統治機器而成立的, 其 “絕對權力” 的本質無大改變, 只是主權者身份由王室變為 “議會”, 而統治形式更傾向於 “法治”.
但新型「民族」卻是現代新創之物, B. Anderson所謂「想像中的同共體」是也. 姑無論是出於 血緣、語言抑或文化同質性,甚至只是純粹的虛構, 有一點很重要,民族是 “永續” 的,因而具有家族和宗教的精神性質, 要求成員們按互酬模式交接,即有義務支援身份相同人士. 並且設想 “小我” 是連續的 “大我” 長河的一點, 因而有承先啓後的責任.
在這個鐵三角關係中, 國家的作用是救濟市場過於鬆散,缺乏凝聚的失陷;而民族則救濟國家過度嚴苛,缺乏溫情的不足.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向春/圖)
既然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人類所有制度難題的解決都最終歸結為超越的維度。這在西方,有基督教;在中國,就是儒家與道家傳統的部分內容。
大概是2008年,我在山東大學講授“制度經濟學概論”已經有七八年了,不再想重述別人的理論。於是開了一門叫作“對儒學的經濟學解釋”的課。這時我對儒家的思考和討論已經歷了約二十年的時間。回想起我最初對中國傳統文獻的認真閱讀,還是在1987年第一次訪問美國之後。這其實並不奇怪。一個人的文化意識往往是在異文化環境中才真正能夠覺醒。在此前,我總以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首先讓我註意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與西方文化傳統的相近之處。這是因為,在那樣的年代中,我們總是被教導說,中國與西方有多麽的不同。當然,由於我的學術背景,我對西方的理解主要是經濟學角度的。我曾在多個場合說過,首先讓我震驚的,是中國傳統與經濟自由主義的高度相似。只是中國文字的表述可能更為簡練和透徹。如斯密所謂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卻不知不覺中“促進社會的利益”的“看不見的手”,與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相比,前者似乎還有“手”,而後者已無“口”。當時我對儒家與經濟自由主義的比較,主要反映在我於1993年發表的“中國先秦哲學和現代制度主義”一文中。
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對中國文獻,主要是儒家文獻的關註,隨著我的興趣漫遊。1995年以後的幾年間,我對國際問題比較感興趣,認為如果不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規則,人類就會走向毀滅。於是寫過“什麽是文明”,“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等文章。為了尋找出路,我挖掘了儒家的天下主義思想資源;也註意到,漢以後的中國,既不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帝國的形式存在。而西方世界一直在這兩種形式間搖擺。我與宇燕的對話集《舊邦新命》和與蔣慶的對話集《以善致善》用更多的語言討論了這個問題,主旨就是我為《以善致善》作序的題目,“在儒學中發現永久和平之道”。
我對政治制度的關註主要是對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擴展。哈耶克討論了法治和憲法,諾思討論了政府,奧爾森討論了代議制和利益集團,布坎南討論了公共選擇和憲政,阿羅討論了投票。在他們的分析中,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而他們的研究又構成了改進的要素。但這些問題也可能是西方之藥無法醫治的。例如,發現民主有投票悖論和多數人暴政問題,就想用法治來制約,但司法機關也是凡人組成的,不見得會公正裁決,於是就想到憲法制約。但歸根結底,法治或憲政仍是由人來操作,即rule of law by men,於是結論是,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在這時,強調道德基礎的中國的政治思想資源也許就與西方政治資源形成互補。這方面,蔣慶、夏勇和何懷宏等都有些討論,給我以啟發。
既然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人類所有制度難題的解決都最終歸結為超越的維度。這在西方,有基督教;在中國,就是儒家與道家傳統的部分內容。因而,如果只把政治看成是世俗之事,就是錯的。現實中成功的政治結構大多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如美國的憲政結構就是建立在基督新教的基礎之上的。
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不理解,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就受的教育。而在儒家傳統中,既有世俗部分也有形而上的部分。如既講“格物致知”,也講“正心誠意”。這代表了兩種精神活動。一種是經驗的,形而下的,眼見為實的;一種是超驗的,形而上的,頓悟的。現代中國人普遍對後一種精神活動比較漠然。他們盡管可以把握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卻與宗教格格不入。而儒家的“上帝”,“天”和“道”的概念,則可能是一個中國人通向形而上維度的恰當路徑。
談到自律,就意味著違反趨利避害的規則。這只有在文化傳統的籠罩下,通過自身努力來達到。所以儒家強調修身。雖然“看不見的手”很管用,但也有管不著的地方。這就是市場失靈,以至個人主義失靈的地方。現代經濟學研究,如桑塔費學派的研究證明,一個社會如果只有自利的人,終將會崩潰。因而證明了需要精英。這與儒家的君子之說頗為相近。因為社會有公共領域,在這里個人主義的成本收益計算會失效,擔任公職的人如果沒有公共視野和對自己的約束,也不會有完善的他律約束。所以要由君子或精英來從事公共事務,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生就的。所以要修身。
最後,我又關註到家庭。這是一個人類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制度,而在近代以來被忽略了。當我們把家庭作為單位進行分析時,我們發現與以個人為單位很不相同。這就是,第一,家庭的壽命在理論上是無限的,而個人是有限的;第二,家庭中的個人之間不是互相獨立的,而作為個人的個人卻被假定是互相獨立的。一旦明白這一區別,也就明白了儒家對家庭的看法。這就是我在2008年寫作“論家庭主義”的背景。《孝經》顯然是在借用家庭壽命無限的特質,凸顯道德原則的有利之處,從而增強了對世俗君王與貴族的說服力;孟子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就是一個從家庭角度看的福利最大化判斷。
回頭看一看《大學》,把儒家的學問總結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對儒學的漫遊基本涵蓋了這幾個方面。於是,我的講學結構也就形成了,這就是:
第一講,正心誠意和格物致知:認識論和宇宙觀
第二講,修身:文化精英的意義及形成
第三講,齊家:家庭主義
第四講,治國(一):憲政與政治結構
第五講,治國(二):經濟制度與政策
第六講,平天下: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
從2008年到2013年,我也講了幾年。我的體會是,一方面,許多同學由於受到過去去儒家化的教育,他們對儒家有著文化本能的抵觸;但另一方面,在聽完講授後,他們大多能很深入地理解儒家思想。使我特別高興的是,有時學生的作業,也就是一篇有關儒家的短文,寫得非常好,我在謹慎地排除了抄襲的可能性後,會給他們高分,我記得2010年,我至少給了三個同學90分以上。當老師的都知道,他們最得意的事,就是學生有成績。在這本書中,我也將一部分與同學們的問答收錄了進來。
(本文為作者即出新書《儒學的經濟學解釋》的“後記”,標題為編者所加)
演說1510B世界史的結構
講者:掌門
《世界史的結構》(2010)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作者是現今日本的左翼思想家及行動派,本書提出的是一種解釋整體歷史的「大理論」,其獨創之處是〈交換模式理論〉.
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核心見解是「經濟決定論」, 認定 生產關係 是人類社會的「基層結構」, 而政治和文化等 「上層結構」 則為基層結構所決定.***
但柄谷認為馬克思以 「生產模式」描述基層結構, 解釋力量有所不逮; “社會關係” 就是 “交換關係”, 生產是為了交換, 應該是生產模式服從於交換模式,而不是其反面,****
Th. 應該以「交換模式」進行描述, 才能盡通古今之變.
再者, 馬克思以 經濟體制為「基層結構」, 而以 民族和國家體制為「上層結構」, 推論出只要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現代民族國家將會自動解消. ****
柄谷認為此與 當代史 實況不符, 民族國家活力十足,從未露過衰竭的跡象,*** 無論在昔日奉行列寧主義的系列國家之中, 抑或當前 “全球化”風行草偃之際,全都一樣. 即是之故, 柄谷提出
Th. 「民族」和「國家」本身就是基層結構,直接來源於交換模式; 事實上「經濟體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 共同形成社會的基層結構.*****
柄谷寫作《世界史的結構》為的就是論証這個理論.
人類學一般認定 交換模式共有三種, 此三者恆相並存,貫穿於整個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 而不同的 「社會類型」 端看是何種模式主宰大局.***
〈模式A互酬〉亦作 「互惠」
Def. 地位相當的交換雙方, 其中一方無償贈與對方 “禮品或勞務” ;而對方則有 “義務” 在未來回贈價值相約的禮品或勞務.
倘若收禮方日後不予回報,則友好關係必將破裂.*** 又倘使回禮價值明顯高於或低於初禮, 則雙方的平等地位會立時傾側, 淨收益的一方下降至從屬位置.**** 由此產生的身份認同危機有可能引發「禮物戰爭」, *** 著名的 印第安人“誇富宴Potlatch” 就是其誇張形式.
互酬原則還存在著一種鏡像形態,那就是「血親復仇」了, 一個氐族的成員殺了另一個氐族的成員,則後者必須對等回報(然而不必殺死該名兇手), 強迫復仇與強迫回禮按相同的社會法則運作.****
這裡特別值得強調的是, “互酬”是一種義務,回禮帶有強迫性質,*** 因此雖然平等,但是並不自由.**** 互酬行為由習俗施加強制,其力量強大無比,較諸法律有過之而無不及.
Th. 按互酬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部族社會」.****
進入農耕畜牧階段的 部族社會以血緣為組織經緯, 在同一氐族內部,單元家庭之間有義務相互周濟. 但從另一方面看,私有產權經已確立,生產所得屬於個別家庭. 於是 “相互周濟”的方式就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 「贈禮」,*** 接受周濟的一方有義務在異時贈禮回報. 氐族內部以此凝聚及加固血緣家庭之間的聯繫, 這種做法在時間上面要不斷重複, 關係要再三確認,以防衰退.
氐族與氐族之間亦以互酬原則消弭敵意,抑止戰爭.***
〈模式B 再分配〉
Def. 強勢的一方取得弱勢的一方某種重大利益, 然後回報以他種通常為較輕的利益.
這裡的要害是強勢方制宰局勢,予取予攜. 相對於鬆散遊移的模式A, 模式B較為緊密穩固,具有較強的運作效率, 保証條件則是強者的力量.***
最極端的 “再分配行為”就是純粹掠奪,完全不給予回報. 但違反直覺的是:就算是純粹掠奪, 只要關係維持得足夠長久,強勢方仍有給予弱勢方某些另類回報的可能.*** 例如保護他免受別的強權掠奪; 又或提供某種 “公共福利”, 以覆蓋一大群弱勢者. 要索「保護費」正是王權和國家的起源.****
再分配模式先天上必然是不平等的, 故此必須由威權(通常以武力為後盾) 強制執行, 因而也是不自由的.****
Th. 按再分配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國家社會」.****
國家向其子民無償索取利益,主要體現為稅務和勞役, 性質上是純粹掠奪,並不以任何回報為前提. 國家向其子民提供的 “福利”, 都是系統成立之後的 “回饋”,而非成立之前的協議.
柄谷認為主流交換模式由A切換成B, 在人類歷史上即是由部族社會轉型為國家社會.***** 部族社會盛行的互酬原則使得氐族首領們維持地位平等, 各氐族共同推舉的「聯盟領袖」,其角色近乎仲裁人或評議會主席, 並沒有任何獨裁權力,其下亦無任何執行機關. 即是之故, 互酬原則抑止了集權, 延後了國家的誕生.***
〈模式C 市場〉ie自由交換, 等價交換
在不存在模式A或B的局部狀況下, Def. 以雙方你情我願為基礎, 透過商討,自由地交易不同的商品與勞務. 有了 “貨幣”之後, 人們更可透過 “集體議價”進行買賣,成就「自由市場」.***
直覺上容易認為自由交換起源於個體之間, 實情不然, 氏族內部由互酬原則控制,不作興自由交換. 自由交換起源於氏族與氏族之間,尤其在親緣疏遠者,*** 因為互酬的強制力趨於薄弱,純粹功利計較於焉擡頭.
「市場」by definition是自由的, 表面上看來也很平等. 在 “以物易物經濟” 中, 平等性的確成立; 但在 “貨幣經濟” 中, 情況有變. 「貨幣」作為交易中樞, 可以交換萬物; 但是萬物卻只能換取貨幣一物. 這就使得持有貨幣一方佔有「選擇權」優勢,**** 可以伺機套利. 所以, 市場是不平等的,利益傾斜資本方.***** 這種傾斜積累到一定程度, 造成身份差異,形成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對立.
Th. 按市場原則主導交換的社會是「都市社會」(ie資本主義社會).
市場既以互相合意為交易的基礎, 則其前提必然是尊重對手,視之為地位對等之人. 這在家庭和氐族內部絕對無法做到, 在成員間實力懸殊的團體之中也很難成立. 故此, 等價交換必始於與遠方來人貿易之場合, 在於古時,即是市集.***
神廟或王宮附近的市集逐漸發展為工商業中心,在那裡長期盛行模式C. 歷史上也會出現城邦或城市政權, 如雅典、威尼斯和漢撒同盟諸商業城市, 政治上行貴族共和制,經濟上奉行資本主義市場制, 但只居於偶然和從屬性的位置.
主流交換模式由B切換成C, 在歷史上即是由 專制主義國家社會轉型為 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 ****
柄谷認為模式A(互酬制)未能解釋農業民部落社會之前, 遊居民 “採蒐–狩獵社會”的經濟結構. 他提出
〈第四種交換模式〉模式D.
遊居民以 “遊群band” 為生活及生產單位, 一個遊群通常包括25至50人, 由若幹一夫一妻制家庭組成,*** 規模不會超過活動半徑範圍內生態所能負荷的食物供給程度. 遊群組織鬆散,單元家庭易於脫離群組,轉投他群; 家庭也易於拆散重組,相當自由.***
遊群透過「食物公有pooling」(平均分配制) 和「共餐禮儀」維持凝聚力.**** 由於採獵要憑運氣,而食物無法貯存, 收穫即時平均分配消費掉才是生存之道. 產品既公有,生產資料自然也不會私有,因此沒有財產觀念, 社會未出現階級分化, 十分平等.
自由導致財富累積,生出不平等; *** 而一切抑制不平等的措施, 則必會限制人民的自由度. 但遊居民社會並不存在這項結構矛盾, 原因是模式D將所得全數攤分,取消了累積的起步點; 而遊徙生活則使得累積成為負擔,因而是不可能的.**** 此外,遊徙使成員容易接觸別的遊群, 也就較易脫離所屬遊群或家庭,因而較為自由. 遊群並非氐族,不按血緣組織, 成員的進出毫不影響遊群的構造; 正如現代社會進出職場不影響公司的構造一樣. 故此, “自由” 與 “平等” 能夠相安無事.
〈氏族社會〉
冰河時期結束,氣候變暖, “肥沃月彎” 食物源充裕,遊群無需遠程遷徙即可足食. 食物充裕令當地遊群規模增大,有足夠力量捍衛地盤, 建立了已知的人類首個定居文明「納圖夫文明」.
定居的直擊效應是人口滋生,密度大增,人際衝突亦必大增. 定居也導致物資累積,生出 “所有權” 問題, “原始共產”於是毀壞. 力量強弱和資財多寡生出 “不平等”,再經世代累積而深化, 自由平等的社會一去不復返. 其次,定居導致空間中人口分佈的全面重構,子孫繁衍必鄰聚而居, 血緣成為社會組織之中軸,自然地形成「氏族社會」.***
由氏族而國家, 再由國家間的征服兼併, 最終形成跨域性的〈世界帝國〉.
按照 韋伯類型學定義, 「國家」需要具備a官僚制度,b稅收系統, 和C常備軍. 那麼,世界帝國是古代國家的最成熟形態,*** 其經濟基層結構就是 “掠奪–再分配模式”. 帝國以武力從非常廣闊的農村範圍索取貢賦, 官僚、稅收和中央軍的建立都是為了達成搜刮糧食剩餘的戰略目的. 並由此衍生出 都城文化、書寫系統和普遍宗教等等上層結構.***
〈自由城市〉
是中世紀西歐獨特的政治產物, 其起源是以手工業「同業工會」為骨幹的城市居民共同體向封建國家支付 “贖身費” 和年金,以換取「自治」的權利.****
全盛時西歐共有3,000個以上的自由城市, 反映出封建國家的弱勢,與及都市金融力量的強橫.
自由城市既然由工商業連盟實行自治, 其政治形式定必是「議會民主制」; 而工商業者自然成為「布爾喬亞(ie資產階級)」,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政制」的發端.*** 主宰這股運動的就是 “模式C市場” 的活力, 敲起絕對王權喪鐘的 “美國獨立革命”和 “法國大革命” 都是由城市資產階級發起的.
〈現代國家〉.
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市場(ie模式C)從來只能居於附屬地位, 尤其是慣於依付帝國(ie模式B). 究其原因, 農業氏族社會(ie模式A) 重視互酬, 對市場的排拒感強烈; 兼且工商業不發達,市場淺窄,不成氣候. 反之,帝國都城四通八達,工商業繁盛, 而王室每每壟斷遠距離貿易利源,促使其重視市場運作. 另一方面, 對商人來說依從單一王權較有保障, 遠勝於與眾多區域氏族長交手.***
資產階級革命幾經波折, 透過「拿破崙戰爭」輸出到整個歐洲; 再費時百餘年,隨著殖民活動, 「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傳遍全球.*** 一戰前後跨域王朝遭到毀壞,二戰更原則上清洗了所有殖民地, 全球紛紛建立了「現代國家」.
據柄谷的說法, 現代國家的質性是 「資本主義機制– 國家– 民族」三位一體, 這裡極需強調的有兩點:
a市場機制主宰大局,因此 財產權、個人及企業自由、人權、司法公正等核心價值受到壓倒性推崇,雖國家和民族不得幹犯之.
b「國家」定義為統治架構和裝備,「民族」定義為國民身份認同,份屬不同範籌.
三者本源之不同, 在於資本主義機制從屬模式C,由自由城市而來;國家從屬模式B,繼承自帝國;而民族則從屬模式A,是氏族和封建人身關係的變形.**** 這個「C–B–A裝組」是三大模式的現代版結合, 而主角變換為C.***
馬克思以 經濟體制為「基層結構」, 而以 民族和國家為「上層結構」。 柄谷推翻祖師爺的定說, 認為「民族」和「國家」本身也是基層結構, 直接來源於不同的交換模式; 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民族–國家」三位一體, 共同形成現代社會的基層結構.
重視研發、創新的企業再迎利好政策。
10月21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確定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推動企業加大研發力度,並決定在全國推廣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部分所得稅試點政策,推進結構調整,助力創業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研發費用擴圍這一減稅政策針對性強,將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鼓勵企業創新。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部分所得稅試點政策擴圍至全國,也體現了試點可複制可推廣的改革成就。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第二次擴圍
國務院常務會議稱,從2016年1月1日起,國家放寬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活動和費用範圍。除規定不宜適用加計扣除的活動和行業外,企業發生的研發支出均可享受加計扣除優惠。在原有基礎上,外聘研發人員勞務費、試制產品檢驗費、專家咨詢費及合作或委托研發發生的費用等可按規定納入加計扣除。
所謂研究開發費用的加計扣除,是指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
比如A企業可享受研發費用150%的加計扣除政策,假設該企業當年開發新產品費用實際支出100萬元,卻可以享受150萬元(100*150%)元的稅前攤銷(一般攤銷年限不低於10年),這實際上降低了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是一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技術創新。
根據《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試行)》,2008年起,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有8項,分別是新產品設計費、新工藝規程制定費以及與研發活動直接相關的技術圖書資料費、資料翻譯費;在職直接從事研發活動人員的工資、薪金、獎金、津貼、補貼等。2013年起,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第一次擴圍,新增5項,如在職直接從事研發活動人員“五險一金”、新藥研制的臨床試驗費等費用納入稅前加計扣除。而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則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範圍第二次擴圍。
上海一家公司的財務總監對本報稱,這個政策鼓勵研發、鼓勵企業技術革新,對高新技術企業和制造企業比較有利。
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減稅政策不一定要直接體現在稅率下調,稅基縮小同樣有效。而且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範圍針對性強,鼓勵企業創新。
另外,國務院常務會議還表示,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並簡化審核,對加計扣除實行事後備案管理。對可加計扣除的研發費用實行歸並核算。
會議指出,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定向結構性減稅拉動有效投資、推動“雙創”、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舉措。
部分所得稅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
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為更大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經濟發展新的驅動力,會議決定,將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部分所得稅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
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從2015年10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有限合夥制創投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中小高新技術企業2年以上,該創投企業的法人合夥人可按投資額的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居民企業轉讓5年以上非獨占許可使用權取得的技術轉讓所得,可享受500萬元以內部分免征、超過500萬元部分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
第二,從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中小高新技術企業以未分配利潤、盈余和資本公積向個人股東轉增股本,高新技術企業轉化科技成果給予本企業相關技術人員的股權獎勵,個人股東和技術人員可在5年內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
今年6月,國務院將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有關稅收試點政策推廣至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和綿陽科技城,此次則將上述所得稅優惠試點政策擴圍至全國。
TCL集團(000100.SZ,下稱“TCL”)10月21日晚發布的三季報顯示,2015年前三季TCL營業收入741.1億元,同比增長7.08%;凈利潤26.1億元,同比下降13.3%,其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0.65億元,同比下降6.97%,實現每股收益0.18元。
當晚,TCL還公布了兩個發債預案,其中TCL集團將公開發行公司債券60億元,TCL旗下華星光電將發行企業債券10億元。這些債券的期限均不超過5年,都是固定利率債券、不計複利,募資所得主要用於補充運營資金。
今年以來,國內外家電市場增速放緩,TCL處於實施“雙+”(產品+服務、智能+互聯網)戰略、推進國際化的關鍵轉型期。此次TCL和華星光電共發債70億,或為“備糧過冬”。TCL正把更多業務板塊單獨推向資本市場,也有助於增強其整體融資和抗風險能力。
業績略降四大原因
對於三季報業績略有下滑,TCL表示主要受多重因素影響,既是複雜的外部市場環境所致,也有自身為提升競爭力主動調整的原因。總體看,主要包括多媒體業務采取積極競爭策略而運營效率未及時改善影響了短期的毛利率水平、華星光電產品價格波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劇烈波動以及非經常性收益同比減少等四個方面。
國內彩電行業在今年前三季度呈現低迷態勢。中怡康數據顯示,截至9月27日,國內電視機銷量累計同比下降14%。前三季度,TCL多媒體實現銷售收入194.94 億元,同比增長4.17 %,虧損2.38 億元,其中第三季度內虧損為3.47 億元。為應對不利局面,TCL多媒體積極調整銷售渠道和產品結構,中國區實現銷量同比增長4.26%,電商渠道占比提升至14.0%。同時,中國市場智能電視及4K電視的銷量占比分別增長至51.7%和19.2%;曲面電視累計銷售 95383臺,在中國市場占有率達20%。TCL多媒體稱,將繼續完善組織架構和產品結構,減少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預計第四季度經營業績將明顯改善。
今年前三季,華星光電仍是TCL集團的利潤奶牛。在液晶面板行業景氣度下行的背景下,前三季度,華星光電仍然實現銷售收入127.11億元、凈利潤17.91億元,其中經營性凈利13.18億元,同比增長10.8%。但是,受到液晶面板價格低於去年同期、第2條8.5代液晶面板生產線處於爬坡期的影響,今年第三季度華星光電盈利同比略有降低。不過,華星光電在武漢的6代線正按計劃建設中,投產後將有望進一步增強華星光電的市場競爭力。
此外,TCL通訊也保持良好盈利。1-9月,TCL通訊銷售收入163.03億元,同比增長2.02%;凈利潤6.14億元,同比增長7.16%;移動終端銷量5539.5萬臺,同比增長14%。
金融、創投業務則成為利潤新增長點。今年前三季,TCL金融事業本部、創投與投資業務群分別實現凈利潤5.56億元和2.7億元。TCL已戰略投資惠州農商行、湖北消費金融、國開思遠基金、上海銀行和上銀金融租賃5家公司。近期,又在深圳前海註冊成立“TCL金融控股集團(深圳)有限公司”,將進一步投資互聯網金融服務及相關項目。
發債70億補充流動資金
據10月21日晚公告,TCL集團將發行不超過60億元的公司債券,期限不超過5年(含5年);TCL控股子公司華星光電也將發行不超過10億元的企業債券,期限也不超過5年。這兩個預案,都需經過相關監管部門、股東大會的審核通過,才可以實施。
對於此次發債的影響,TCL表示,可使TCL和華星光電在有需要時,有效利用交易所市場充裕的資金,獲得發展所需的流動資金,優化公司負債結構。
一位不願具名的家電業資深分析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今年國內外家電市場疲軟,與此同時競爭加劇,彩電、面板的平均價格都在下滑。互聯網公司紛紛跨界進入彩電業,不斷沖擊原有的彩電價格體系;而面板業已出現供過於求的苗頭,32英寸液晶面板的價格已經下滑至60多美元,所以TCL集團和華星光電都會承受業績壓力。展望明年,彩電、面板行業競爭加劇的趨勢預計不會緩和,TCL和華星光電發債70億元,可能是為“儲糧過冬”。
“過冬”的三板斧
除了發債,TCL集團還從股權結構、資本結構上,做了多重準備。今年國內A股波動劇烈,從TCL集團的三季報看,“國家隊”已悄然成為TCL集團的第三大股東,而TCL集團董事長兼CEO李東生及其管理層已經成為公司的第一大股東。
從其三季報看,TCL集團的主要股東可歸結為四類:一是持股7.19%的惠州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它是TCL集團上市以來的單一第一大股東,似乎一直默默地站在背後。
二是紫光、上銀和國開系。紫光收購展訊等後即入股TCL集團3.96%;TCL集團入股上海銀行,而上銀基金也持股TCL集團3.13%;TCL支持國開旗下的集成電路產業基金,而國開創新、國開精誠又分別持股TCL集團3.13%、1.57%,三方形成戰略合作。
三是“國家隊”。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99%、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持股1.69%、中國證金還通過多家基金持股2.23%,僅從TCL披露的前十大流通股東計算,它們合計持有TCL流通股份8.45億股,持股占比達到6.91%。對比此前TCL公告的證金公司持有其3.40%的股權,國家隊又大幅增持了3.5%,顯示出對TCL的信心。
四是高管團隊。李東生直接在TCL集團持股5.22%,而年初通過定增進入的新疆東興華瑞和新疆九天聯成事實上是TCL高管和員工成立的合夥企業,分別持股3.70%和3.34%。如此算來,以李東生為代表的TCL管理層團隊合計持股已高達12.26%,成為TCL集團的實際控制人,TCL股權分散、缺少實際控制人的格局已經過去。
除了“國家隊”和地方政府的“撐腰”,TCL集團今年在資本結構上也多有動作。
今年,TCL集團控股的上市公司已增至5家,並即將增加到6家。之前已有TCL集團(000100.SZ)、TCL多媒體(1070.HK)、TCL通訊(2618.HK)、做代工業務的通力電子(1249.HK)四家。今年6月通過重組唯冠國際,TCL顯示科技(0334.HK)也實現上市,主要做智能手機模組。最近,以IT產品分銷為主業的翰林匯也在申請登陸新三板。
李東生上個月剛剛帶領核心管理團隊,徒步四天,穿越大西北的荒漠。他坦言,“今年國內經濟環境、全球市場和產業經營環境都比較嚴峻。企業一個方面要轉型,另外又要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很有挑戰,需要率先在轉型升級中找到自己的突破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