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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試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研發投入相當於韓國

1月23日，深圳市統計局發布2016年經濟數據，並表示深圳目前是“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方法改革的全國唯一試點城市”。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深圳是2016年7月5日，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正式根據新的國際標準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國內唯一一個試點城市。

在23日的發布中，深圳市統計局表示，深圳作為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全國唯一試點城市，嚴格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測算思路和方法對深圳市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試算。試算結果顯示，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2015年深圳市可計入GDP核算的R&D為498.80億元，占全市R&D經費支出比重為68.11%。

1月17日，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深圳研發投入由2010年的333億元到2016年的超過800億元，占GDP比重也提高到4.1%，相當於世界排名第二的韓國的水平。

許勤表示，深圳的創新載體數量2010年是419家，到2016年是1493家，現在的總量是過去的3.6倍。專利方面，PCT專利申請數量2010年大約5500件，去年大約2萬件，也是3.6倍，占全國總量50%左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方面，2010年深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354家，到去年已經超過8000家，現在總量是過去的近6倍，無論增速還是總量都比較突出。

為什麽要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

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是國際通行的反映一國或一個區域科技研發實力、競爭力的評價指標。

2009年，聯合國等五大國際組織聯合頒布了新的國民經濟核算國際標準——《國民賬戶體系2008》 (2008年SNA)，研發(R&D)支出核算方法調整是新國際標準的重要修訂內容之一。

在該標準出臺後，澳大利亞率先實施了調整。隨後，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紛紛響應，調整了研發支出核算方法，並相應對各自國家的GDP總量和增速進行了調整。當時，美國按照五大國際組織所頒布的《國民賬戶體系(2008)》制定了新的GDP核算方法，改變了研發支出(R&D)和娛樂、文學、藝術品原件支出以及養老金計劃赤字、住宅所有權轉移成本等的處理方法。其中，因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2012年GDP增加2.5%。

國家統計局核算司司長程子林在2016年7月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歐盟國家都實施了此項改革，絕大多數OECD國家都已實施了此項改革，有的發展中國家如南非、印度等也進行了改革。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註，客觀上要求我們盡快實施新國際標準，以提高核算數據的國際可比性。

程子林表示，此項改革後，有利於更好地反映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解釋說，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研發支出快速增長，研發活動對經濟增長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傳統的核算方法對研發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反映得不夠充分。新的核算方法將能夠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研發支出由原來作為中間消耗，修訂作為固定資本形成，體現了研發成果所具有的固定資產的本質屬性，即在未來一段時間的生產活動中不斷得到使用，持續發揮作用。

程子林對第一財經表示，此次改革是研發理念的重大改變，因為研發成果不僅僅是在當年的生產活動中發揮作用，而是一種影響未來的資產，而資產就是財富。核算統計有導向作用，改革後，哪個地方的研發投入多且研發效果好，其GDP就會增加更多。

深圳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更好地反映創新對經濟中增長的貢獻，進一步推動我國國民經濟核算與國際接軌，國家統計局按照《國民賬戶體系2008》，改革研發支出核算方法，將能夠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研發支出不再作為中間消耗，而是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處理，將R&D支出納入GDP核算。

2015年5月15日，國家統計局專家組審議通過了深圳市提交的《深圳市R&D支出納入GDP核算(國家試點項目)研究報告》，標誌著深圳市承擔的全國“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試點任務圓滿完成。2015年深圳研發支出(R&D)未納入GDP核算498.80億元。

吸煙成癮是慢性疾病 專家呼籲將戒煙幫助服務納入醫保報銷

如果吸煙成癮是一種慢性病，你會去醫院就診嗎?

事實上，吸煙成癮確實是一種慢性病，但是卻鮮有人認可。中國3.16億的煙民更多認為吸煙是一種習慣，戒煙也更多是選擇靠自己的毅力，很少有人去醫院尋求專門的醫護人員協助，導致戒煙失敗率高。

“2016年，全國前往醫院戒煙門診的人數是8000人左右，2015年是6000多人。”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公室研究員楊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專家也呼籲，借鑒國際經驗，中國應將戒煙幫助服務納入醫療保險報銷範圍。

吸煙成癮是慢性病

吸煙成癮其實是尼古丁在作怪。

吸一口煙，只要7秒鐘，尼古丁就會進入血液循環，透過血腦屏障進入人的大腦，並與特定的神經受體靶點結合，釋放大量讓人愉悅的分泌物多巴胺。多巴胺可以使人興奮、快樂、鎮定，心跳加速，血壓升高。

“尼古丁從人體內代謝很快，1-2小時後血液里尼古丁濃度迅速下降，煙民就需要再吸一支來補充彈藥‘彈藥’了。長期吸煙會幹擾多巴胺正常生理分泌和調節機制，造成大腦靶點神經受體的數量異常和敏感性下降，讓人不吸煙就難受，導致吸煙者對煙草的生理與精神依賴成癮，並最終導致煙民的大腦器質性損害病變。從核磁掃描可以看到成癮煙民與正常人的大腦不同。” 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表示。

正是因為尼古丁與毒品致成癮機理相似，雖然它對神經造成的損害是部分可逆的，但從致成癮性分析，煙草中尼古丁則超越大多數毒品，僅次於“毒品之王”海洛因和可卡因。為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頒布的《國際疾病分類ICD-10》中，煙草依賴綜合癥(尼古丁依賴綜合癥)是疾病的一種，屬於精神神經障礙疾病，既有精神層面的心理疾病特征，又有神經病理疾病的特點。

“很多人認為吸煙是一種習慣或愛好，但吸煙其實是一種成癮性疾病。如果吸煙者了解到吸煙是一種疾病、需要進行治療，他們戒煙的意願會大大增強。” 北京朝陽醫院煙草依賴治療研究室主任兼戒煙門診負責人梁立榮表示。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控煙辦公室主任鄒小農則表示，目前很多人對吸煙的危害認識不足，事實上，除了肺癌，吸煙與食管癌、胃癌、膀胱癌、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都有關系。“很多科學證據表明，戒煙可以防止因繼續吸煙而導致的風險，任何時候戒煙都不晚，都能獲益。”

徹底戒煙還需就診

正是因為煙草的成癮性，戒煙也是一件難事。在《中國臨床戒煙指南(2105版)》中指出，煙草依賴表現在軀體依賴和心理依賴兩方面。

軀體依賴表現為，吸煙者在停止吸煙或減少吸煙量後，出現一系列難以忍受的戒斷癥狀，包括吸煙渴求、焦慮、抑郁、不安、頭痛、唾液腺分泌增加、註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礙等。一般情況下，戒斷癥狀可在停止吸煙後數小時開始出現，在戒煙最初14天內表現最強烈，之後逐漸減輕，直至消失。大多數戒斷癥狀持續時間為1個月左右，但部分患者對吸煙的渴求會持續1年以上。

心理依賴又稱精神依賴，俗稱“心癮”，表現為主觀上強烈渴求吸煙。煙草依賴者出現戒斷癥狀後若再吸煙，會減輕或消除戒斷癥狀，破壞戒煙進程。

“該疾病幹戒難自愈，以生理依賴成癮原因為主。絕大多數人戒煙不超過1個月，是生理依賴導致的。而非心癮和習慣難改。”一位控煙人士表示。

目前，為了控制煙草，中國也做了很多戒煙可及性工作，比如設立戒煙診所、戒煙醫院、戒煙熱線等，但由於宣傳力度還不夠，知曉率不高，很少有人去尋求專業戒煙人士的幫助。

“很多人不認為吸煙成癮是一種慢性病，以為只靠自己的意誌力就能戒掉，其實在戒煙的過程中是很痛苦的，來我們這里就診的，我們會跟蹤追訪，幫助他克服每個階段出現的困難。” 北京朝陽醫院煙草依賴治療研究室主任兼戒煙門診負責人梁立榮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辦事處無煙草行動技術官員孫佳妮則認為，中國吸煙率一直居高不下，每年大概有100萬的人因為吸煙去世，但是戒煙是很難的，有直接幫助，比如提供戒煙服務，戒煙藥物等，而另外一部分是環境的營造。

目前的工作首先是從醫生著手，進行簡短戒煙服務。孫佳妮表示，30%-40%的醫生還在抽煙，20%的醫學生接受過煙草危害的教育，還有很多的醫學生沒有接觸過這樣的培訓的，簡短戒煙也存在問題。

戒煙政策落地難

自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中國生效以來，我國從早期的戒煙門診試點逐步發展到戒煙門診、簡短戒煙幹預、戒煙熱線以及藥物戒煙等多種戒煙方法的綜合運用。

特別是2014年戒煙服務得到了中央補助地方項目的支持，國家財政支持每個省3家戒煙門診建設及省級戒煙熱線建設，大大推進了我國戒煙服務體系發展。但是這一切與《公約》的要求，以及世界各國的現狀來看差距是巨大的。

“戒煙服務相關政策取得一定進展，但缺乏落實。雖然衛計委近年來一直推動全國的戒煙服務工作，卻一直都是宣傳司在負責相關工作開展，作為主管全國各級醫療體系的醫政部門和基層衛生部門始終沒有參與到戒煙工作中。煙草依賴作為一種慢性成癮性疾病，其診療服務並未納入社區衛生服務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服務費用也未納入醫保，或通過相應措施提供一定的補貼。”楊焱表示。

楊焱同時表示，戒煙門診仍然面臨很多問題。

雖然2008年就要求各醫療衛生機構開設戒煙門診，但是真正在運行的少之又少。2014年起，中央補助地方項目在全國每年支持96家醫院建設戒煙門診，截止到2016年12月，共支持256家醫院開展戒煙門診創建工作。

楊焱認為，面對全國3.16億的吸煙者，這些戒煙門診的數量是遠遠不夠的。與此同時，因為經費投入有限(每年每家開診醫院國家財政給予7-11萬不等的補助)，醫務人員培訓不足、積極性不高，醫院在人員配備和硬件投入不足，戒煙門診宣傳力度小，公眾對其知曉度和接受度有限，造成戒煙門診門可羅雀的現狀。“我們評估發現，這些戒煙門診年均戒煙人數不足100例，只有16家達到了每年200例戒煙的項目要求。”

對於戒煙熱線的服務水平，楊焱認為因為缺乏系統、專業的機能培訓，戒煙幹預機能水平存在差異。而推廣的《簡短戒煙幹預手冊》，希望醫生能在門診向吸煙者提供戒煙建議，但是戒煙勸阻也過於簡單。

目前戒煙藥物在全球使用廣泛，但中國市場上戒煙藥物種類少，僅有伐尼克蘭和安非他酮兩種戒煙輔助藥物，且普及率低。已伐尼克蘭為例，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部分醫院有售，其他省份卻非常少。同時，由於戒煙門診診療費用和藥物費用都不在醫療保險範圍內，大大影響了吸煙者對藥物的使用。

“戒煙的費用主要是戒煙藥物的費用，目前國內可以獲得的一線戒煙藥物及費用包括：尼古丁替代治療藥物主要為貼片，一個療程3個月，費用約為1200元;鹽酸安非他酮緩釋片(國產商品名悅亭)，一個療程為7~12周，費用約為600~1000元;酒石酸伐尼克蘭片(商品名暢沛)，一個療程為12周，費用約為1600~2000元。”梁立榮表示。

楊焱認為，借鑒國際經驗，中國應將戒煙幫助服務納入醫療保險報銷範圍。目前，國際上已有很多地區和國家把治療戒煙藥物列入醫保範圍的報銷藥品。在澳大利亞、愛爾蘭、英國和日本對戒煙藥物實行了全部報銷;比利時、西班牙(2007年73省全部報銷)、加拿大(魁北克省全部報銷)、美國、韓國和中國臺灣是部分報銷。

中醫建設納入績效考核引爭議

2016年8月24日，一名中醫在為患者診脈。（新華社記者 朱旭東/圖）

2017年2月28日，醫學媒體“丁香園”發布的一則消息，在醫療圈內引發熱議。消息稱，浙江某三甲醫院決定，將全院各科室的中醫建設納入績效考核。

通知規定，每個科室平均每月請中醫會診次數必須達到6次以上，出院患者的10%必須有中醫藥服務（含中藥飲片、中成藥、針灸、推拿等）。

此外，通知還明確了獎勵機制——凡邀請中醫藥科室參與本科室會診（包括全院會診、病歷討論等），邀請科室無需支付會診費用，同時給予10元/人次獎勵。

並非該院首創

“全國中醫藥示範單位的評審指標而已，沒什麽奇怪的。”成都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對此並不驚訝。幾個月前，她所在的醫院剛迎來上級檢查。

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官網上發現，《全國綜合醫院中醫藥工作示範單位評估細則》確實存在相關規定。評估細則中，“加強中醫藥業務建設，提高中醫藥服務能力”這一大項占據了55%的權重。

“診療工作中能夠開展不少於4種中醫藥服務，服務項目每少一種扣3分；全院日均中藥處方占全部處方比例超過10%，每降低一個百分點扣1分。”評估細則規定。

在“中醫臨床科室與西醫臨床科室的會診、轉診制度”部分，評估細則同樣明確：全院平均每個西醫科室申請中醫會診次數每月要達到6次以上，低於該指標將扣1分。

《評估細則》總共分為兩部分，分值均為100分，每部分低於75分代表未能通過審評。

在一些中醫界人士看來，邀請中醫臨床科室參與會診，有利於提高中醫藥使用方面的規範。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東省中醫院）原院長楊傳華，就曾對15家醫療機構降壓中成藥的臨床使用進行統計。在一篇名為《西醫院使用降壓中成藥不規範的問題》的文章中，他提到，“西醫執業醫師在使用降壓中成藥時很少遵循 ‘辨證用藥’ 原則，一般是根據說明書 ‘辨病用藥’ 或根據患者需求。”

不過，也有業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上海中醫藥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學西”、“西學中”無可厚非，該校中醫專業的學生也學習西醫課程，“但把中醫醫療項目納入硬性考核指標，明顯帶有行政化色彩。”

中醫藥迎發展春天

近年來，國家對中醫藥的發展十分重視。2月24日，人社部公布了新版醫保目錄。目錄中，中成藥部分1238個，新增品種285個。無論是新增的數量還是總數，中成藥都成為絕對主角。但也有業內人士表示，中成藥所占比例過高，許多中成藥的療效並不確定，“無效就是浪費醫療資源，這樣的比例更刺激企業無序發展。”

與此同時，中醫醫師的地位也提高了。1月9日，國務院印發《“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特別提出“鼓勵西醫師全面、系統學習中醫。”不僅如此，規劃還“支持非中醫類別醫師學習中醫藥理論知識和技能，並在臨床實踐中應用。”

2016年12月25日，國內首部《中醫藥法》獲得表決通過。《中醫藥法》放寬了中醫藥準入制度，中醫類診所由許可制改為備案制；符合條件的中醫醫療機構、中醫藥項目，將被納入醫保定點機構範圍和醫保支付範圍；符合條件的經典名方制劑，在申請藥品批準文號時，可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

業界人士分析，隨著中醫藥發展被納入國家戰略，或將有更多鼓勵中醫藥發展的政策文件出臺。

花旗將中國在岸債券納入“新興市場及區域政府債券指數”

繼彭博將中國債券納入國際債券指數以後，花旗固定收益指數部門3月7日宣布，中國在岸債券已滿足加入其新興市場及區域政府債券指數的條件。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兩會期間曾表示，國際債券指數的供應商將中國債券市場納入進去，才能反映債券指數在全球的一個狀態。

目前國際債券指數主要三個分別來自彭博、花旗和摩根大通。

花旗表示，十分高興其世界政府債券指數系列也將迎來兩支新的指數——“世界政府債券指數-發達市場”(WGBI-DM)及“世界政府債券指數-擴展市場” (WGBI-Extended)，作為現有“世界政府債券指數”(WGBI)的補充,WGBI 指數將保持不變。

花旗固定收益指數全球主管 Arom Pathammavong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對於擴大市場準入的監管變化,使我們能夠通過調整指數來反映並提供新的市場投資機會。”他補充說: “在我們的指數中體現適當的市場代表性十分重要,花旗很高興能夠拓展 WGBI 指數系列以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2016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新政進一步鼓勵更多合格境外投資機構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花旗也一直密切關註將中國納入其系列指數的相關情況。

通過全面評估並積極聽取市場參與人士意見後,花旗認為中國市場已符合加入三支現有政府債券指數的條件——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EMGBI)、亞洲政府債券指數(AGBI)、亞太政府債券指數(APGBI)。不僅如此,花旗還將設立兩支新的相關指數——EMGBI-Capped 及 AGBI-Capped——通過設置國家權重上限,這兩支指數的單個市場風險敞口將得以限制。鑒於中國市場的體量巨大,其在指數中的占比將在三個月內逐步增至權重上限。

經過定期評估,花旗還確定了擴大現有世界政府債券指數系列的必要性,以便借助這兩個新設立的指數,更好地為全球投資者服務。 WGBI-DM采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分類定義,將不包括新興市場。 WGBI-Extended 將包括 26個市場,其中新增中國、韓國和以色列。WGBI 所包含的23 個市場則保持不變。

目前中國債券市場大概是10萬億美元的體量，規模排第三，但公司信用債排第二，是世界上較大的債券市場。

浙江嘉善住宅限購升級：範圍擴大至全縣 二手房納入

3月13日，據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網站消息，嘉善將進一步擴大“限購令”範圍至全縣層面，且本次二手房也將納入限購範圍。自2017年3月14日起在全縣範圍內暫停向在嘉善縣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縣戶籍居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房；自2017年3月15日起在全縣範圍內暫停向在嘉善縣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縣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

以下為全文：

嘉善縣進一步調整限購政策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家“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精神，促進我縣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經研究決定，在2016年12月21日實施部分區域限購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限購實施範圍。

自2017年3月14日起在全縣範圍內暫停向在我縣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縣戶籍居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房;自2017年3月15日起在全縣範圍內暫停向在我縣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縣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

新建商品住房以“嘉善縣網上備案信息系統”新建商品住房買賣合同簽訂備案時間為準。二手住房以契稅繳納時間為準。

房地產開發企業、二手住房交易雙方或房地產經紀機構應憑不動產登記部門提供的不動產登記信息查詢證明(家庭住房狀況)簽訂商品住房買賣合同或二手住房轉讓合同。違反限購規定的，不予辦理相關房產交易確認手續和不動產登記。

艾滋孤兒管理模式空缺 專家建議將艾滋孤兒納入社會體系主渠道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艾滋病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這些數據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遺忘，就是艾滋孤兒。

隨著我國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多，艾滋孤兒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艾滋孤兒面臨家庭結構缺失、經濟貧困、歧視和排斥等問題，對兒童身心發育造成了嚴重影響，需要得到生活、醫療、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更多的關懷和救助。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為艾滋孤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教育，但分散的艾滋孤兒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社會組織提供的關懷和管理，常常由於人員、資金和政策的限制難以為繼。政府和社會部門應該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艾滋病，將艾滋孤兒的管理常態化，和社會孤兒一起納入福利和教育等社會體系的主渠道，從而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指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89.4萬在中國的兒童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2~2.7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雙方。

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通過財政資金支持等多種形式對艾滋孤兒實施救助，也出臺了與艾滋孤兒生活、教育、醫療相關的法規政策，形成收養、家庭寄養、模擬家庭養育和機構供養等多種安置模式，還在艾滋病高發區設置了艾滋孤兒救助安置工作指導中心，對基層救助安置工作實施監管和指導等。

2017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這是今後5年引領、指導“十三五”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到，依法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就醫、就業、入學等合法權益，落實社會保障政策，為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及時、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支持符合扶貧條件、有勞動能力的感染者和病人開展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但是對於分散的艾滋孤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局限性，其主要癥結在於艾滋孤兒難以納入救助、教育、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主渠道。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和社會部門不夠重視，制定的法規政策難以落到實處，缺乏對艾滋孤兒的規範性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管理模式仍為空白。”邵一鳴表示。

由於社會福利院、幼兒園和學校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感染兒童，在艾滋病高發區，當地政府會建立專門針對艾滋孤兒的收養機構和學校，但這畢竟只是少數。多數散在各地的艾滋孤兒主要依靠草根民間組織的救助，將他們集中到有一定條件的城鎮安置。但由於自身資金不穩定、缺乏專業人員和政策支持等問題，民間組織的救助十分有限，並且難以維系。有民間組織反映，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兒童因戶籍不能落戶當地，需承擔高額的學費和醫療費用，給社會組織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非福利院轉介的兒童，不能享受福利院兒童的待遇和政策(如就業安置政策等)，對孩子將來順利回歸社會是一個挑戰。

隨著艾滋病研究的不斷深入，抗病毒藥物的重大突破，艾滋病已經從過去的高致死性疾病轉變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對艾滋病的防治無需獨立的防治體系，可納入整個社會體系，實施常態化管理。因此，對艾滋病孤兒的社會保障也應該常規化。

邵一鳴建議，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有關政府部門將艾滋孤兒救助、教育、就業均納入社會主渠道，反對歧視，保障艾滋孤兒的社會權利。民政部開展艾滋孤兒福利和保障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保證艾滋病孤兒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和照顧。教育部門開展艾滋孤兒在各級學校就學情況的督導檢查，反對歧視，保障艾滋病孤兒的就學權利，為艾滋病孤兒保密，並與衛生部門合作，在普通學校就學期間保證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照顧。就業部門要對艾滋孤兒有特別的安排，提供針對大齡艾滋孤兒的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保證艾滋孤兒正常的社會發展。

獨家|證監會亮紅牌：“幹擾改革發展”案件將納入監管

在2015年證監法網行動、2016年專項執法行動之後，2017年證監會對市場的監管將全面升級，並首次明確提出將“幹擾改革發展”的案件納入監管。

證監會發言人鄧舸17日稱，2017年證監會的專項執法行動將在繼續嚴厲打擊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傳統違法違規行為的同時，全面篩查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影響市場穩定、幹擾改革發展的各類違法案件。

“資本市場重大體制性改革，往往會遇到一定的阻礙力量。比如有的利益主體利用制度漏洞、規避監管，從中擾亂市場、謀取暴利，也可能會有市場利益既得者誤導市場，破壞改革。”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監管違法行為外，推動市場改革是監管層更重要的任務，將“幹擾改革發展”的案件納入監管，傳遞出監管層對金融機構主動適應監管的更高要求。

瞄準四類違法

強監管已經成為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最突出的標簽。過去一年，證監會先後針對審計評估機構未能勤勉盡責、IPO欺詐發行及違規披露、操縱市場、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等組織了多次專項執法，查處了一批市場影響大、違法情節嚴重的案件。

2017年，證監會強監管的基調還將延續，同時在具體打擊範圍、執法手段上全面升級。“這是證監會從市場改革穩定發展的全局出發，有效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決治理市場亂象，堅決打擊違法行為的一項整體工作安排。”據鄧舸介紹，證監會今年在打擊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傳統違法違規行為的同時，還全面篩查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影響市場穩定、幹擾改革發展的各類違法案件。

一是事關市場風險防範的案件。包括借助結構化資管產品、利用多種融資渠道包括場外配資、使用大批賬戶，多點聯動，嚴重影響市場穩定運行的惡意操縱行為，債券市場和私募基金資管業務中具有風險外溢性的違法違規行為，擅自公開或者變相公開發行、轉讓證券的行為等。

二是市場和輿論關註的重點、熱點案件。包括在重組、舉牌過程中不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刻意隱瞞一致行動人、利用杠桿資金違法交易的行為;公司股權轉讓及減持過程中編題材、講故事，實施信息操縱的行為;非法從事證券投資咨詢活動、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等股市“黑嘴”以及中介機構喪失職業操守的行為。

三是影響市場改革發展的案件。包括在多層次市場建設、發行融資和並購重組制度改革、期貨和衍生品市場創新以及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違規經營、規避監管、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

四是其他重大欺詐案件。包括公司在發行上市、再融資、並購重組、信息披露等環節進行財務造假、違規披露的行為，多次從事操縱市場、內幕交易或持續炒作題材非法牟利等慣犯、累犯行為。

嚴禁“幹擾改革”

監管是手段，改革才是目的。穩節奏、嚴監管，最終目的都是“求進”。劉士余今年2月在“兩會”記者會上曾表態，改革要有新進展、要有新成效、要有新突破，尤其是資本市場參與者達成共識的一些關鍵性制度，必須邁出關鍵步伐。

既要改革，又要防止改革受到幹擾。上述四類案件當中，證監會首次專門提出一類，即“影響市場改革發展的案件”，這些改革，包括多層次市場建設、發行融資和並購重組制度改革、期貨和衍生品市場創新以及市場對外開放。

根據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介紹，《證券法》可能在4月份進行二審。按照業內預期，2017年年底之前新《證券法》有望推出。在此背景下，註冊制改革、創業板改革、新三板轉板、行政執法授權等多個方面，都將有更加清晰的安排。

目前豆粕期權、白糖期權上市前的各項工作已經完成，根據安排，豆粕期權合約將於2017年3月31日在大連商品交易所掛牌交易，白糖期權合約將於2017年4月19日在鄭州商品交易所掛牌交易。另外，在對外開放領域，劉士余在“兩會”期間表示正在論證滬倫通。

在業內人士看來，證監會明確提出將瞄準“影響市場改革發展”的案件，既是對違法經營者的警告，又是“窗口指導”或“道義勸告”。董登新認為證監會監管態度的變化，體現出三層含義。

首先，這是對過度創新、規避監管行為的警告。當前存在過度創新、利用創新規避監管的現象，有的創新偏離了金融業的本質，是以規避監管為目的的過度創新，偏離了金融業基本定位，對金融改革會形成一定的破壞。

其次，金融機構作為金融改革的“排頭兵”，更應該成為改革支持者，而不是破壞者。2017年是改革關鍵年，《證券法》有望在年底前修訂完成，屆時許多重大事項將達成共識，註冊制改革、新三板轉板等都會有實質進展。在改革關鍵期、制度更替時，難免會存在監管漏洞，此時往往會有利益群體“興風作浪”，利用機制轉換的空檔期牟利。

第三，被動監管的模式發生改變，監管層對金融機構提出了“主動適應監管”的要求。

“監管與創新一直以來都是一對矛盾。從金融發展過程來看，創新往往都是為了規避監管獲利而產生，出現創新、風險擴大、監管跟進，一般是這樣的過程。”董登新說，但是監管層通過公開表態的方式，向市場清楚傳達了一種信息，即要求市場主體要守住底線，要有職業操守，甚至要有長遠眼光和大局意識。不過最後的定性和處罰，當然還是以現行法律法規為依據。

在他看來，市場案件數量多、規模大，操作手法越來越複雜。除傳統的圍繞信息披露造假、股價操縱、內幕交易進行違法犯罪之外，還結合了並購重組、借殼上市、定向增發等熱點事件，大大提升了風險。這讓監管層在事後監管中“疲於奔命”，所以更加需要進行提前警示，向市場清晰地劃出“紅線”。

網上就診納入醫保 17家互聯網醫院集體駐紮銀川

剛剛過去的周末，互聯網醫院火了，寧夏銀川也火了。

3月19日，丁香園、春雨醫生、醫聯等15家互聯網醫療企業集體宣布駐紮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基地，加上去年底第一批進駐的好大夫和微醫，銀川市的互聯網數量共計達到了17家。

這是什麽概念呢？要知道在今年3月之前全國所有獲批的互聯網醫院數量才40家，這一天時間，猛增的互聯網醫院數就達到了過去幾年總量的一半。

還是在同一天，還是在銀川，當地政府宣布除了在基建政策上給予互聯網醫院優惠，此前一直難以破局的醫保政策也得以放開：根據3月19日發布的《銀川市互聯網醫院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及門診統籌管理辦法（試行）》（下稱《辦法》），參保人員不僅可以用醫保個人賬戶直接支付網上看病、購藥的費用，同時凡符合基本醫療保險“三項目錄”範圍的網上診費，也能報銷。也就是說，互聯網醫院的圖文問診、電話問診、疾病咨詢、遠程會診、購藥等就醫行為，都可以和實體醫院看病一樣，正常使用醫保了。

這步子一下子跨的挺大，17家互聯網企業集體駐紮多少有點兒“抱團取暖”的意思；而銀川，坐擁全國三分之一的互聯網醫院，也自然成了“探路者”並被產業寄予厚望。

兩個問題被反複問起，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是銀川？

政策優惠的因素首當其沖。醫聯CEO王仕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選擇銀川來落地互聯網醫院最主要的還是在政策層面，銀川的互聯網醫院幾乎補全了包括多點執業、電子處方、醫療機構許可證、醫保支付、醫生執業評級、醫生稅收優惠在內的所有政策，據了解，他們從與銀川市政府接觸到最後落地，前後只花了4天時間便達成一致。

好大夫在線CEO、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董事長王航也坦言，對比東西部地區的不同政策態度，西部確實優惠的力度更大一些，畢竟“創新永遠發生在最需要的地方。”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了解，在此次集體簽約之前，銀川市政府就已經出臺了包括“一個辦法、兩個制度” （即《互聯網醫院促進辦法（試行）》、《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試行）》以及《銀川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試行）》）在內的5份文件和6份材料，最長的一份文件長達73頁，以確保這個西部城市可以具備互聯網醫院初步的生長環境。

“從理論上來看，互聯網醫院的管理目前還沒有到國家層面，更多的是在各地進行試點。西部城市因為缺乏高端的醫療資源所以動力更強，再加上此前兩家醫院試水後發現當地缺乏這個產業，互聯網醫院就順理成章地在銀川走下去了。”王航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去年年底，好大夫互聯網醫院成為首個落地銀川“吃螃蟹”的互聯網醫院，在運行三個月後，銀川市政府再度發力，引來了另外15家競爭者，不過也給了探路者更多利好政策：好大夫互聯網醫院成為了首家被銀川納入醫保報銷的機構。

在這份試行辦法中，第一財經記者看到，網上就醫的門診費用也被納入了醫保範圍，凡是符合基本醫療保險“三項目錄”範圍的門診醫療費用按照“城鄉居民”和“職工醫保”的不同方式可以報銷40%-50%。

不過對於醫療資本方來說，他們更關心另一個問題是：銀川是否會接力“貴州”成為下一個醫療信息領域資本爭奪的高地？

2015年2月，國家發改委、衛計委發文批準5個省區開展遠程醫療政策試點。寧夏回族自治區、貴州省、西藏自治區分別與解放軍總醫院，內蒙古自治區與北京協和醫院，雲南省與中日友好醫院合作開展遠程醫療政策試點工作。其中，貴州省是最先啟動試點方案的省份。

作為“先行者”，貴州省試點醫院總投資2.27億元，用以主要建設包括遠程醫療政策管理體系，服務項目價格、費用結算及報銷辦法、遠程醫療相關操作規範等多項內容。在不到一年時間內，貴州省的69家試點醫院已全部具備上線運行條件。

但貴州的先行嘗試影響的不僅僅是這2.27億元，得醫療資源者得天下，這是資本方、技術方以及醫療機構方達成的共識。在遠程醫療產業領域，貴州的探路更大的意義是“解凍”了百億的產業資本。

包括GE、東軟在內的國內外影像設備供應商紛紛推出基層醫院合作計劃，在開拓遠程醫療所需要的設備更新“蛋糕”之余搶占數據流量入口，進一步布局基層醫療業務。

此外，貴州的相關上市公司更是萌生了做“互聯網醫療帝國”的雄心。2015年5月22日，貴州省首家提供遠程醫療服務的互聯網醫院上線，朗瑪信息（300288，SZ）參與其中。三天後，以糖尿病制藥和醫療為特長的貴州百靈（002424，SZ）宣布與騰訊合作，未來將開展“互聯網+慢性病”的遠程醫療服務。

在2015年牛市及醫療信息化的概念催化下，朗瑪信息的股價在2015年中一度飆升至295元，成為當時A股市場最貴牛股。

更進一步的是，“新鮮血液”的湧入催化了貴州公立醫院的市場化改制。在過去一年，十余家互聯網醫療公司已將貴州199家縣級以上公立醫院層層覆蓋，搶奪病人、挖角醫生之戰日趨白熱化。今年2月初，貴州發生了接近現實版“飛越瘋人院”的故事，四名醫師和七名護士帶領64名精神科患者轉院，而承接方是正在朗瑪信息旗下搭建的互聯網醫院平臺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

這一次，銀川的互聯網醫院破冰之舉會如貴州一般吸引來數百億的醫療資本嗎？

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這幾乎成為了一種必然，“本來抱團打天下的目的就是為了影響力更大，聚在同一個主管部門之下，也容易形成產業聯盟。”王航說。

不過他認為，現階段的互聯網醫院產業發展仍然面臨著不少挑戰，如何規範化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

舉例而言，哪些疾病適合在互聯網上問診，哪些不適合？這些都需要學術專家來界定。而從商業模式的角度考慮，線上醫院可以收什麽錢、醫生可以從哪些渠道獲取正當收入也亟待規範。“傳統醫院里以藥養醫、吃藥品回扣的痼疾，絕對不應該帶到互聯網醫院產業中來，對於從在線診療切入的互聯網醫院來說，幫助醫生通過醫療服務獲取陽光收入應當是最核心的商業模式”。王航表示。

成都出臺住房限購新政：將二手房納入限購範圍

3月23日，據成都市人民政府網站消息，成都市政府辦公廳出臺《轉發市房管局等部門關於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若幹措施的通知》。通知將二手住房納入限購範圍；非本區域戶籍居民不得通過補繳社會保險在限購區域購買住房。

根據通知，在成都高新區西部園區、錦江區、青羊區、金牛區、武侯區、成華區、龍泉驛區、新都區、溫江區、雙流區、郫都區區域內購買住房的，購房者須具有限購區域戶籍，或在限購區域穩定就業且連續不間斷繳納社會保險24個月以上。成都高新區南部園區、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限購政策繼續按成辦發〔2016〕45號文件執行，但其中非本區戶籍居民須連續不間斷繳納社會保險24個月以上。

通知自2017年3月24日起實施。

以下為全文：

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完善我市住房限購政策的通知

為切實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堅決遏制投機炒房行為，持續保持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經市政府同意，在市政府辦公廳《轉發市房管局等部門關於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若幹措施的通知》(成辦發〔2016〕37號)、《關於印發進一步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若幹政策措施的通知》(成辦發〔2016〕45號)的基礎上，現就進一步完善我市住房限購政策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擴大住房限購範圍

將二手住房納入限購範圍，購房者在住房限購區域購買二手住房的，應符合成辦發〔2016〕37號、成辦發〔2016〕45號文件規定的購買商品住房條件，且只能新購買1套住房(包括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二、強化區域職住平衡

在成都高新區西部園區、錦江區、青羊區、金牛區、武侯區、成華區、龍泉驛區、新都區、溫江區、雙流區、郫都區區域內購買住房的，購房者須具有限購區域戶籍，或在限購區域穩定就業且連續不間斷繳納社會保險24個月以上。

成都高新區南部園區、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限購政策繼續按成辦發〔2016〕45號文件執行，但其中非本區戶籍居民須連續不間斷繳納社會保險24個月以上。

三、加強購房資格審核

非本區域戶籍居民不得通過補繳社會保險在限購區域購買住房。房管、人社等部門要切實履行職責，強化部門協作，加強購房資格審核，確保住房限購措施落到實處。

四、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對於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和機關、企事業單位引進的高端人才等，經所在區政府(管委會)認定後，其購房可不受戶籍、社保繳納時限的限制，但所購商品住房自合同備案之日起、二手住房自載入不動產登記簿之日起5年內不得上市轉讓。

五、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加強市場監管，規範市場秩序，嚴厲查處違規收取誠意金、虛高裝修費用變相提價、偽造或虛開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等違法違規行為。

本通知自2017年3月24日起實施。

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

2017年3月23日

同類交易場所每省只留一家 代理商納入清整聯辦監管

在新一輪清整風暴的中期節點，監管者又進行了最新部署。據此前媒體報道，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稱“清整辦”)向各省級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做好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回頭看”前期階段有關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第一財經輾轉獲得的這份通知文件顯示，清整聯辦要求各省級政府、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加緊制度實施方案，對轄區內交易場所違規行為整改、風險處置預案、分類撤並安排、監管制度完善、“尾盤”清理關閉等。

除了清理違規交易場所，監管者還要求對同一類別的合規交易場所進行整合，每省只保留一家。對此，專家認為，不宜采取數量監管，而應該明確行業合規標準，簡單合並可能會為未來埋下隱患。

與上一輪清理整頓不同，本輪“回頭看”活動把交易場所的會員、代理商也納入監管。不過，依然是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由省級政府負責批準和監管。有業內人士擔心，各地監管標準不一將導致監管制度競爭性趨松，本輪清理整頓後，違規行為有可能再次反彈。

地方交易場所合並同類項

清整聯辦指出，對轄區內客戶數量多、成交金額大、問題嚴重、風險突出的違法違規交易場所，各級政府要成立工作專班，做好風險處置和維穩預案，妥善處理投訴舉報等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而對轄區內問題較輕、風險不大的違規交易場所，應采取“五停止”，即停止開新戶、停止開新倉、停止上市新品種、停止新增會員、停止業務宣傳，並限期采取措施逐步壓縮違規業務存量，化解風險。交易場所應每日報告客戶數量、交易額、交易品種及整改等情況。

值得關註的是，《通知》要求省級政府按類別整合域內的交易場所，原則上一類一家，以保持必要規模，避免無序競爭。

文件明確指出，對違法違規問題嚴重或整改不力的交易場所，應予撤銷關閉。缺乏產業背景和物流等配套措施、上線的交易品種等與當地產業無關、沒有現貨基礎和有效市場需求的商品類交易場所，應予撤銷關閉。合法合規的同類別交易場所，應采取有效措施，於2018年3月前整合為一家交易場所。

近年來，全國各地湧現出形形色色的交易所，這些場所多以白銀、原油等大宗商品為交易標的，違背市場原則開設對賭電子盤，導致大量投資者爆倉虧損。

目前，全國大約有1200多家大宗商品交易場所，業內人士估計投資者總戶數接近千萬。通過各地政府自主上報，清整聯辦已經下發了326家違規或未通過驗收的各類商品交易場所名單。

規模控制的監管思路在1月9日清整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上就曾體現。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主持召開的會議要求，各省級政府按照“總量控制、合理布局、審慎審批”的原則，明確交易場所準入標準，審慎批設交易場所，不得下放審批權，不得重複批設同類別交易場所。

聯席會議要求，用半年時間集中整治，力爭到今年6月30日基本解決交易場所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按照安排，各地區、各部門應主動加強與聯席會議辦公室溝通，於今年1月23日報送工作方案，3月底前報送中期工作進展，6月底前報送總結報告。

不過，記者了解到，在過去幾年快速發展中，全國各地商品交易場所處於同質化競爭狀態，通常一省之內同類交易場所都達到數家甚至數十家，不少交易平臺同時都擁有地方政府甚至省級政府批準設立的文件。在南方某省，多家交易平臺相關負責人都告訴第一財經，自己能夠有望得到保留。

同濟大學上海期貨研究院院長助理劉春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清理整頓文件表明監管者正在朝著建立日常的監管方向努力。但是，清理整頓後，如何建立長效機制的日常監管更為重要。

他表示，“合並交易場所應當是商業行為，不應該采取數量監管，應該采取標準監管，制定一個標準，符合條件的都會留下，不符合的可以關掉，這應該是最基本的。哪些交易場所、交易方式是合法的仍然需要明確。如果簡單地采取數量監管可能導致具有國資背景得到保留，民營背景的就被關掉。”

另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撤並交易所且由地方政府牽頭負責批準，沒有其他制衡措施，為未來行業發展埋下隱患，給地方留下了操縱空間。如果不從交易機制的本質出發認定問題，清整方案可能是貼膏藥式的治理，只把表面清理幹凈，不管內部的創傷。

平臺代理商納入政府監管清整

與上一輪清理整頓不同，本輪“回頭看”活動把交易場所的會員、代理商也納入監管。

《通知》要求，各省級政府對轄區內交易場所會員、代理商、授權服務機構等比照分支機構進行清理整頓，與3與31日前完成名單梳理，除了有省級政府批準的和有必要保留的，其他一律限期停止交易。

在許多違規交易場所運行中，會員公司和代理商扮演著經紀商和做市商的角色，開發自然人客戶並與客戶進行對賭交易。

記者了解到，雖然各家交易場所都有針對會員公司的管理規則，但實際上，絕大部分會員公司都不具有金融業牌照，從業者也沒有金融類職業資格。由於交易場所之間競爭激烈，會員公司流動性較大，交易場所也難以對會員公司的行為有實質性約束。

《通知》指出，這些會員單位數量龐大，遍布全國，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脫離監管視野，基本都未取得所在地省級政府批準，未在有關部門備案，有些甚至沒有工商註冊，經常變更經營地址，逃避監管。二是違法宣傳，這些會員單位大多存在承諾高額收益、公開宣傳、虛假宣傳的問題。三是涉嫌欺詐，這些會員單位誘導投資者頻繁、重倉交易，騙取高額的手續費，有些甚至操縱、虛設價格行情、喊“反單”洗劫詐騙投資者。

監管者要求，地方交易場所原則上不得通過發展會員、代理商開展經營活動，確有必要的，會員、代理商應當有平臺和會員公司註冊地的省級政府批準，按照屬地監管原則，由會員公司註冊地的省級政府負責日常監管。

不過，南方一家交易場所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會員由省政府監管的說法由來已久，但是由於缺乏頂層設計，行業依然無規矩可依。

他表示，“如果國家層面不出臺規則，仍然把監管責任放在省級政府，地方政府還是難以拿捏監管標準。有的地方尺度很松，就會受到其他地方效仿，清理過後交易場所又會增加到一千多家。並且互聯網金融的便利就在於跨地區性，如果都回到省里，這樣的監管效果不高。”

在前述清整聯辦下發的326家違規或未通過驗收的各類商品交易場所名單中，各地上報數量不一，北京市上報交易平臺14家，大連市上報交易平臺39家，上海市上報交易平臺僅一家。

名單反映出的交易平臺主要問題有，涉嫌非法組織期貨交易，違反了“37號文”、“38號文”關於交易方式模式等相關規定，采取做市商、T+0、集中匿名交易模式，虛假宣傳，私設交易品種，超範圍經營石油貴金屬產品，涉嫌欺詐等等。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