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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看硅谷：創新有時候與風潮無關

初到硅谷，我首先看到的是溫暖陽光下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和閒散漫步的學生們。回到四十年前，嬉皮士們在這兒遊蕩和歡鬧，他們從舊金山出發，從斯坦福出發，跟隨著垮掉一代的先輩，去美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尋找真實的自我。

差不多與此同時， 1971 年開始，「硅谷」的名字出現於報章中，加州的一個角落聚集了越來越多抱有科技夢想的年輕人。這個科技夢想起始於斯坦福大學一個才華橫溢的教授 Frederick Terman 。他看到，雖然加州有很多好的大學，但優秀的學生們畢業後，大多卻選擇到東海岸去尋找工作機會。在 Terman 的指導下，他的兩個學生在一間車庫裡憑著538美元建立了惠普公司。

惠普創始人與誕生地

在加州的慵懶陽光下，我在斯坦福的校園裡和復旦時期的一些老朋友們見面，然後去參加學校裡的一個創業討論活動。激情湧動的年輕人們和我們討論各種關於 app 的新點子，有的點子是讓用戶們每日交換心情，有的是讓人們以更好的方式挑選對象，還有的是給企業的大數據存儲和云服務，當然也有各種類型的圖片分享應用。

他們討論的是誰又拿到了 Y-Combinator (硅谷著名的孵化器)的 Offer，誰昨天又在街上認識了一個天使，誰的朋友的項目被 Facebook 收購了。這些年輕人來自意大利、愛沙尼亞、烏克蘭、法國、英國，當然其中更多的是美國人。無論他們來自哪裡，腦中都有一些瘋狂的點子，並希望用這些點子去改變世界。

聽起來很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法帶著自己的點子在硅谷待到明年，也許一小部分人會在社交或路演中獲得天使們的青睞，但是只有幾個人會真正影響全世界，這些人將會帶著全世界的矚目在各個場合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更加重要的不是這個漏斗機制本身，而是每個在這裡的年輕人，也許還不到 20 歲，也許已經 30 出頭，都野心勃勃地相信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能改變世界上的一些東西，並極富實幹精神。

硅谷的人們隨時相信自己能做到。就像90年代末蘋果電腦的廣告詞說的那樣：「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這喻指了硅谷的精神。他們有這種勇氣與自信，因為他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一直在改變世界。這兒發生的一切，每次都會像龍捲風一樣傳到世界各地。在中國、印度、羅馬尼亞、希臘、非洲，硅谷的科技浪潮已經和好萊塢、可口可樂齊名。

硅谷這些熱切的年輕人的最大特點是：他們有一種「可能的精神(the feeling of possible)」和「可以做的精神(the feeling of can-do)」，他們有什麼想法，就會立刻去做，瘋狂地工作，把它變成現實。同時，他們也非常成熟，然後找到投資者和戰略顧問，試圖用產品改變世界，如果這個不行，就去試下一個想法。

而中國的創業者通常沒有這些想法。拷貝到中國(Copyto China)的模式所有人都能看到，對於做產品和人和創業者來說，這是一個捷徑，因為可以借鑑國外已經成熟的推廣、品牌、運營、產品模式，只要稍作修改與本地化工作即可。

而投資人其實也更傾向於這類項目。因為這種項目的模式在國外已經被證明可以很輕鬆地說服投委會。事實上，中國的投資人最強大的一點就是批判性思維能力，而成功的投資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原生判斷力。這種原生判斷力讓出色的投資人可以針對一個全新的產品或模式做出最合理的邏輯推斷，並判斷其可能潛力，而這需要對人性、對市場的充分理解與深刻認識。相比之下，中國的創投圈更喜歡研究趨勢(「大勢」)、風潮，甚至會針對某些熱點領域進行刻意投資。

風潮投資

而在硅谷接觸了眾多風投人士後，我的感覺是，他們會真正對一個模式做出儘可能精確的分析，而不會將它與趨勢或風潮進行對比，去判斷這個項目是不是擁有誘人的「概念」。他們更加實在。

在這種情況下，初創的創新企業(而非那些 Copy to China 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很難得到有力的支持。試想一個情況，幾個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試圖按照自己的想像創立一個全新的網頁或移動應用，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風險投資公司的人，更不用說去他們的辦公室聊自己的想法，而如果這些年輕人在路演上和這些風險投資者闡述自己的產品公司，多半會被認為是異想天開，因為年輕人全憑自己的想像來創造一款產品(而不是根據外國的類似產品加以改裝)會被認為是幼稚而「不接地氣」。然後這些年輕人有一半可能會繼續獨立做下去，自己籌資撐到產品上線，由於沒有推廣費用，他們會求助於孵化器和政府創業基金，但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或孵化器的資助策略很嚴苛：在上海，一般是無息貸款20萬，但是5年內必須還清。所以如果在早期沒有盈利模式的應用(諸如 Whatsapp, Instr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就不能得到這個項目的資助，除此之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政府基金和園區的另一種孵化政策是股權投資，但是前提是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創業團隊提供的資金等同。同樣，學生創業團隊一般也無法籌集到數十萬的啟動資金。在這些融資渠道之外，中國尚不健全的天使投資體系和投資人數量也讓那些沒有明星創業者(已有經驗的連續創業者、自身技術經理等)初創團隊的融資和發展舉步維艱。在發達城市，也會有一些非公有的孵化器，比如中國加速器、戈壁的孵化項目等，但是這些項目多半是創業投資機構的延伸，因此對項目的篩選標準也類似。

但對我來說，互聯網的意義應該是創造新的東西，面向一種顛覆型變革。互聯網這個詞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有的人認為它能改變傳媒界，有的人認為它能幫自己賣煎餅賣到天下無敵，有的人認為它能讓人感知到神的存在。但是對於我來說，互聯網精神就是創新、叛逆和反傳統。

如果不看創業者和投資人，單看中國的創業項目本身，周鴻禕在一年前有一句很精闢的概述：「聽起來是 reasonable ，很合理、正常，沒有令人驚豔的地方，不會讓你驚嘆說：哎呀，他怎麼會這麼想呢?!」我們所做的更多事情，是去談論概念、追求大方向的理念，比如 O2O 、大數據、企業端、可穿戴設備，而不是去在乎產品本身的細微之處。

我們做的社交產品上線前，很多圈內人都會問我們同一個問題：「有沒有人會在互聯網上分享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最悲哀之處了。在一件事物還沒有誕生之前，這種需求在互聯網上還不存在，而這種「暫不存在」會被我們認為是「沒有需求」。似乎我們已經習慣了看到一個硅谷的產品在美國有無數人開始用，然後我們去總結一些原因(甚至歸納出一些趨勢)，緊接著，大家開始炮製類似的東西，融資，佔領中國市場。

這就好像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黑夜的沙灘上，在某個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們只會匍匐在黑暗中。而任何的動作都會被認為是冒險送死的愚蠢決策。

而硅谷的不同之處在於，即使所有人都不讚同你，即使你一個人萎縮在一個昏暗咖啡館的小角落裡，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撬動這個世界。因為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這麼做，在抱著改變世界的決心努力。人們會不讚同你的方向，會質疑你的產品，批評你的推廣策略，但是他們不會嘲笑你，不會質疑你的選擇。因為最後的最後，你的選擇決定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硅谷的那些年輕人，放棄了一些生命中的東西，從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共同湧向了這裡。正因為他們都是這樣野心勃勃的人，非常相似。在斯坦福的校園裡，陽光整日明媚，你能感覺到「自由之風勁吹」(斯坦福的校訓)，也能感覺到野心與活力在空氣中流動。

斯坦福大學俯瞰圖

在中國，我周圍的很多朋友聊天，都談到人生和理想，大家都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拍電影、畫漫畫、寫書，比如像我，創辦一個公司。可是說到為什麼不做的時候，每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大家都會說出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可是，如果這些是阻礙我們去追求的理由，為什麼硅谷的年輕人和紐約的年輕人仍然可以去自由地創造、去體驗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這些是不可戰勝的壓力，為什麼紐約的年輕人即使是住在租來的房子裡，即使是住在廉價小區，即使沒有錢買最新的 iPhone ，也會去創造自己想要的創新或文化?

很多時候，社會壓力和房價成為了我們內心軟弱的理由，成為了安於平庸和膽小怯懦的外衣。我們不敢去跳脫出這些東西做出選擇，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以及我們的父母、朋友、親人、師長，在告訴我們：應該融入大流，接受當下。也許我們也掙扎過，反抗過，試圖說服周圍的人，或用邏輯的理性思維，或用甚至是最絕望的哭泣或怒吼：這是我自己的人生，請相信我，請相信我，讓我自己去過。但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被周圍和現狀的成見吞沒，失去了自己掌控人生的勇氣，最後融入大流。

而我們，正是想用自己的原創思想和社交產品去改變一些東西。

離開加州的那晚，我又回到了斯坦福校園待了一陣。這兒的人都希望去做那些之前沒人做到過的事，並相信一切的可能性，無論是投資人、導師還是創業者。這個是這種基於「改變」和「相信」的文化塑造出了今日的硅谷。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國，長久以來的抄襲與模仿擊碎了創業生態中僅存的創新精神和極客精神，已經站穩腳跟的巨頭使用類似傳統行業的戰略壟斷著流量、資本與公共關注。支離破碎的互聯網生態本身影響了用戶群體所能接觸到的產品創新度，而在缺少創新的互聯網世界中成長起的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接受度和習慣度被人為壓抑。

但問題是，也許我們永遠只能遠遠望著硅谷，就當這是屬於硅谷的世界。

硅谷創業者：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贏得我們的早期員工

「去成立一家公司。」對於生活中的任何問題，這是終極的靈丹妙藥，也是包治百病的解決方案。我曾無數次聽到這一硅谷最流行的建議，而我的朋友們也都遇到過這種情況。

感到工作很乏味?去成立一家公司。對生活感到沮喪，缺乏方向感?去成立一家公司。最近分手了?去成立一家公司。父母去世，非常難過?去成立一家公司。

這些建議最具諷刺之處在於，提出建議的人基本上都沒有創立過任何一家公司。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創立一家公司」就像父母一輩口中的「去參軍」一樣。無論你的生活遇到了什麼問題，經受地獄般的磨練都將有助於你的成長，使你成為更有用的人。

是的，創業經歷也是一種地獄。對大部分創業者來說，建設公司的繁重工作以及向員工支付薪水的壓力幾乎難以想像，能使意志最強大的創業者走向崩潰。我們可以從吉迪恩·劉易斯-克勞斯(Gideon Lewis-Kraus)關於Boomtown的文章，以及尼基·杜爾金(Nikki Durikin)關於99dresses發展的介紹中看到硅谷黑暗的一面。這些並不是特殊案例，而是當前灣區生態系統中創業者的普遍經歷。然而，標準的建議仍沒有改變。

如果我們看看硅谷的運轉方式，那麼這種情況很容易的理解。以往以平等原則著稱的工作環境正越來越像好萊塢：一個由臨時演員和希望構成的世界，但最終屬於明星們。

毫無疑問，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和其他人在蘋果創立初期引領了公司的成功，但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成為了最受關注的人。不過，我們以往從未見過，對創業者的關注超過了生態系統的其他部分。他們參加各種專門活動，例如Sun Valley和Summit Series，出現在Disrupt大會的舞台上，並成為美國最熱門雜誌的封面人物。

硅谷的一條秘密在於，創始人將成為創業公司成功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人們會多次重複本文開頭的建議：去成立一家公司。目前，在硅谷進行招聘很困難，這有其原因。這並不僅僅是由於硅谷有許多創業公司，也是由於工程師和其他創新者意識到，除非他們成為主導者，否則沒有優勢。

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使得在幕後開發產品的人才團隊，包括工程師和產品經理，也能實現他們的創業夢想。我們需要重新使創業公司民主化，引入60年代灣區盛行一時的自治文化。而我們媒體行業也需要去做更多事，對圍繞創始人的造神運動進行批判性分析，將一些報導重新帶回現實。

行走在我們之間的上帝

白手起家的創業受到硅谷的重視。這有一定的原因，因為這是人類所能承擔的最具挑戰性的任務。無論是文學藝術領域的創造性工作，還是關於創業公司和新產品的經濟工作，廣義的創業者給我們的文化帶來了進步，擴大了可能的界線。

從本質上來看，這樣的發明是對現狀的不滿和抗議。創新者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傲慢態度，因為創造性工作假設，關於世界的新視角比以往已設定好的視角更正確。

硅谷是一個很獨特的地區，現狀總是受到挑戰。所有人都在關注下一場革命、下一代產品、下一種值得加入並支持的商業模式。這也解釋了，為何舊金山居民和創業公司成員之間水火不容：一方希望堅持傳統，而另一方希望破除傳統，重新定義我們的社會。

這或許就是關於創業者的核心機密。世界是黑暗的，許多官僚和決策者試圖阻止創新，維持世界一成不變。創業者則是一群舉著火炬的人，他們不計成本。

因此，你從來不會聽到有創業者說，他們創業是為了賺錢。在充滿使命感的世界裡，討論賺錢是一種下等階層的行為。因此，「講故事」對創業公司來說很關鍵。創業者需要編造能夠想到的最古怪的故事，確保他們的目標符合文化所許可的利他主義精神。這將會關於有趣的產品、用戶體驗、變革和創新。

創業者不能對產品過於興奮。他們需要壓碎產品、殺死產品。在推動廣泛變革，成為反叛的戰士的過程中，創業者必須對自己的計劃極具信心。這就是創業者能克服逆境，接受極低報酬的秘密所在，因為他們的動機是偉大的。用語言來說，尚武精神就是鬥爭。

硅谷會保護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是稀有的創新源泉。或者，至少他們曾是這樣的人。多年以前，創立一家公司非常困難，需要大量資本，並要求創業者放棄當前的職業，嘗試新理念。這一門檻非常高，對才能的要求同樣很高。

目前，這一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創立一家公司只需要不多的資本，隨後，大量的種子輪投資將用於支付創業公司的賬單。工程和商業界最優秀的人才紛紛來到硅谷，建立自己的公司。在這裡，所有人都在創業，並希望改變世界。

以往珍貴的鑽石目前正成為可批量生產的人造鋯石。

然而，我們眼中創業者的神秘感並不符合這種現實。因此，當前許多媒體仍在嘲諷創業者，而這篇文章也有生存空間。今年，圍繞創業者出現了一系列話題，例如性騷擾、人身攻擊和酒後駕駛。對英雄來說，這些並不是問題，但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來說，情況並非如此。然而，創業者是普通人，而不是神明。

誰在真正承擔風險?

毫無疑問，從各種角度來看，創業者都只是普通人。對他們來說，創立一家公司將帶來許多好處。他們可以認識記者、顧問、導師、新的商業夥伴，以及最重要的：投資人。無論當前創業是成功還是失敗，這樣的關係都將得到維持。此外，關於公司，他們可以自己定義股權分配。

創立一家公司從來都不容易，但創業的好處吸引了許多創業者。在今天的硅谷，創業幾乎沒有風險，因為你的個人經濟狀況不會受到影響。種子輪融資非常豐富，在觀望、建設自己的品牌，以及開發產品的過程中，實際上你能獲得報酬。

因此人們會說，「去成立一家公司」。即使在創業過程中需要面對壓力和地獄般的經歷，但創業者所能獲得的好處並不像公司其他部分一樣充滿風險。創業者建設起的人際網絡仍將繼續發揮作用，而創業公司的失敗並不會對個人聲譽造成任何傷害。實際上，這甚至有助於個人聲譽。

真正承擔風險的是隨後加入創業公司的10名員工。儘管一早就加入了這家公司，他們仍無法建設自己的個人聲譽，發展人際網絡。他們也不會由於這樣的風險而獲得股票作為補償。他們能得到的只是公司創始人的一小部分。就連Y Combinator總裁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也討論過這種股權不平等的問題。

更糟糕的是，一些創業公司甚至不會列出員工姓名(或是僅列出名字，而沒有姓)。一些創業公司也不允許員工在LinkedIn上將該公司列為僱主，因為該公司仍處於「保密模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們擔心員工將被獵頭盯上。

對早期員工來說，因承擔這一風險而可能獲得的回報僅僅在於公司成功完成投資退出。不過，由於投資退出的價值與有影響力員工的人數直接相關，因此投資退出的門檻很高。

關於這一問題，有何簡單明了的證明方式?對投資退出時估值不到2.5億美元的公司，通常只有創始人能從中受益。對估值不到10億美元的公司，有幾名早期員工也能受益。而對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能夠受益的早期員工將大幅增長，谷歌和Facebook就是很好的證明。這些公司在投資退出時的員工人數已經達到三位數。

我們常常聽說，科技行業出現了工程危機，行業中缺乏足夠多工程師去完成所需的工作。不過與勞動力市場整體類似，應聘者會評估職位的風險和收益，並做出最優選擇。考慮到所獲得的股票數量，以及較少的收入和福利，毫無疑問許多工程師不會選擇前往初創的創業公司工作。

生態系統的民主化

我們不可能生活在一個所有人都是創業者的世界裡。創業可能很難，而擴大規模是一家公司的全部價值所在。對所有創業者來說，他們需要數十名甚至更多工程師、產品經理、商業開發人員、銷售人員、營銷人員，以及將創業公司發展成為可持續、有競爭力的機構的其他人員。硅谷創業者的優勢需要得到相應的調整。

股權是推動創業公司民主化的一種工具。如果一家創業公司，尤其是只有個位數員工的創業公司，能嚮應聘者提供更多股權，那麼將有助於完成招聘，也有助於創業公司專注於找到最優秀的人才。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調整我們的文化，幫助員工發展職業、人際網絡，以及最終的夢想。創業公司應當利用機會，鼓勵工程師進行技術演講，發佈開源代碼庫，並憑藉所做的工作獲得外界認可。在商業層面，情況也是一樣。有趣的是，這類做法在硅谷大公司中非常普遍，但實際上這種行為最終將有利於創業公司。

然而，只要媒體仍關注公司創始人，而不是其他員工，那麼我們的文化就不會改變。記者常常喜歡深入到創業公司的創立故事之中，因為這有助於撰寫報導。但我們需要擴大鏡頭的覆蓋範圍，報導除CEO講話以外的其他信息。這也是我閱讀High Scalability等網站的原因之一。在這些網站上，通常不太受關注的員工有機會證明他們的能力和創造性。

將硅谷和創業公司稱作「轟動性」行業是一種潮流，但我們並不是好萊塢。最終，我們網站上「關於我們」頁面上的姓名與電影海報上的演員姓名並不相同。真正值得講述、值得關注的是我們為用戶開發的產品。硅谷的根本在於60年代時的自治主義，以及30年代時灣區的平等主義。我們需要在創業公司中引入平等精神。去成立——一家這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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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2年的硅谷訂餐外賣網站Caviar，為何會被Square以1億美元收購?

外賣訂餐服務 Caviar 今天被美國的移動支付公司 Square 收購，交易的價格為 9000 萬到 1 億美元!為什麼一個成立 2 年外賣送餐的初創公司(它甚至還沒有出移動應用)會獲得如此高的認可?

Caviar 成立於 2012 年，與競爭者 DoorDash、GrubHub 一樣，Caviar 主打的是網絡訂餐+快速送餐服務，不同的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都在於美國的中高端餐廳，走中高端、企業化路線，兩邊收費。在 Caviar 運營後的三個月，這個外送服務就已經開始盈利了。

與很多外賣公司不同，Caviar 送餐是採用自建物流的方式，每次送貨給司機支付 15 美元的送貨費用。對於訂餐的顧客，每次送餐還要收取 9.99 美元的送貨費，這個價格未來將會調整為 4.99 美元;對於餐廳，Caviar 會收取訂餐總價的 10%-25% 作為推廣費用。目前在 Caviar 訂餐需求中，有 50% 來自企業辦公室訂餐。

但對於收購它的 Square 來說，靠外賣賺點錢想必並不是它的主要考量。Caviar 可以整合到 Square 今年 5 月新推出了垂直訂餐服務 Square Order，在一個應用中流暢地完成從點餐、支付、送貨到反饋的所有環節。

由 Twitter 創始人 Jack Dorsey 創辦的 Square 是一個為中小型商家提供刷卡服務的移動支付平台，收入來自刷卡手續費。但這微薄的手續費裡有 80% 需支付 Visa 或者 MasterCard 等信用卡機構，儘管 Square 2013 年處理的交易額已經達到 200 億美元，但公司的收入僅 5.5 億美元，虧損了 1.1 億美元。

Square 之前曾希望依靠 2011 年推出的 Square Wallet 支付應用，讓用戶直接在應用裡付款，而不再刷卡。但 Wallet 並沒有獲得廣泛接受，最終 Square 在今年 5 月關閉了 Wallet 並推出 Order。

Square Order 的目標比 Wallet 更為現實，用戶在上面直接給餐廳或糕點店下單，到店面直接取走，省去了排隊付款、等菜的過程。

而 Caviar 的加入，可以讓 Square 的商家和用戶走完了一個完整的閉環：訂餐，送餐，支付，反饋。 有了 Caviar 旗下的合作商家和訂餐服務(大部分是「走量」的企業客戶)，Square 公司也不需要僅僅依靠手續費，而是快速抓住了推廣渠道，收取商家推廣費。

一鍵訂餐服務，如 Caviar、GrubHub 目前正炒得火熱，不少訂餐服務已經可以達到 10 分鐘之內送到家門口的效率。這些以「一鍵」、「極速服務」為主打的企業，被統稱為「Uber for X」，正在高速提升城市運輸效率、提供優質的體驗，因而受到用戶和投資人的青睞。而我們的手機，就更像是現實生活的「遙控」，讓人們越來越接近 Wall E 裡面描述的「一點即有」的生活。

特斯拉：矽谷鯰魚泅渡中國“深水區”

業界普遍認為“高層既希望引進特斯拉這條鯰魚，但又不願意給它太大空間”，特斯拉在中國唯一的勝出機會，就是盯住政府需求這個“縫”，並力圖把口子開到最大，但同時，還要保護自己不被利用。

特斯拉中國急進

2014年4月17日午夜1點，朱曉彤剛剛收到特斯拉超級充電站項目總監職位的offer，就接到特斯拉全球基礎設施負責人的電話說，你能不能馬上出差去趟上海？

7天後，特斯拉在上海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新建的超級充電站落成，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向上海首批6位車主交付了新車。

伊隆·馬斯克向這位新總監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什麽阻止你最快地在中國推進超級充電站？”朱每次都會提出新問題：“租賃合約細節談判時間長”，“那就縮減成一頁紙”；“充電場地有限，不能按你喜歡的車頭朝里停靠設計”，“那就朝外”；“中國城市核心區很難找到滿足最低四個充電樁配置要求的場地”，“那就忘記最低要求，建兩個”……

經歷過成立初期的人事動蕩後，2014年1月開始，“鋼鐵俠”伊隆·馬斯克開始以最簡單直接的方式，指揮特斯拉以最快的速度撲向中國。

1月4日，馬斯克開通微博，頓時吸引來99萬之多中國粉絲。此後的8個月時間，特斯拉中國團隊擴張的速度以天來計算。從今年初的數十人，到現在已擴張至300人，年底將再擴張至500人。

對特斯拉全球副總裁、中國區負責人吳碧瑄來說，其所有的任務都在如何駕馭這個高速增長的公司並確保安全。“別說五年，我現在只看得到未來三個月，那就是在全國建更多的維修中心和充電站，這個星期是7個，再過幾個星期又會再開3個。”吳碧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在加速，我們在推進。

在過去八個月中，呼和浩特一個車主當著數家媒體的面，砸了他剛剛拿到鑰匙的特斯拉新車，以抗議對交車“地域歧視”的不滿；武漢一個車主在上海取車之後執意要把車空運到武漢去，但特斯拉還沒來得及在武漢建立任何基礎設施；北京23位來自非京滬地區的準車主因對交車順序不滿而集體投訴，並到北京與馬斯克當面維權……

“簡直充滿了混亂、激動和不可思議。”特斯拉一位不願具名的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切都來得太快了，只能解決最緊迫的事情，根本來不及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給客戶，“有人說特斯拉自大高傲，其實是蘿蔔快了不洗泥”。

在業內人士看來，特斯拉似乎有些用力過猛了。一位來自科技行業的分析師稱，Model S才是特斯拉向用戶推出的第一款產品，角色類似於當年的蘋果iPod，主要目的應是教育市場，教會大家使用觸摸屏和充電站，就像iPod教用戶使用itunes一樣。但是特斯拉遠沒有成長到推出像“iPhone”一樣的主打產品的時候，為何如此急於在中國市場一炮打響？

一位接近特斯拉的內部人士如此解釋，特斯拉必須得快，不快點建基礎設施就沒辦法滿足交車條件，沒辦法兌現用戶體驗，如果引起大量投訴，反過來必然會抑制在華的銷量。同時，特斯拉在華的主要競爭優勢即品牌，“必須趕在寶馬等公司推出新款電動汽車之前，迅速擴大市場，這幾乎是這家創業公司唯一能跟大公司比拼的了。”

同時，高速擴張的特斯拉還要面臨一個其他科技公司入華時不曾遇到的問題——自建基礎設施。中聯達電動汽車家電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謝子聰說，盡管特斯拉號稱“汽車界的蘋果”，但2009年蘋果入華時只需要跟中國移動等基礎設施供應商談判即可，但如今，特斯拉要靠一己之力自建一套覆蓋全國的基礎設施，這為特斯拉在中國的勝算再增一份未知。

不得不慢下來

當馬斯克的美式“打法”遇到中國的特殊國情，特斯拉不得不慢下來。

“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維修中心。”特斯拉中國法務總監裴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擁有加州律師執照的裴穎說她是沖著電動汽車未來在法律上的想象力“自降薪水”到了特斯拉，她最感興趣的是未來無人駕駛電動車帶來的法律新難題。但是現在，她不得不先解決在中國申請成立一個普通電動汽車維修中心所面對的政策空白。

根據《汽車維修業開業條件》，要求新建維修中心必須擁有國家要求的相關設備、廠房和停車場方可開業，其中開業必備的設備包括：換油設備、噴烤漆房及設備、發動機修理相關設備、液壓油壓力表等多項設備。

而由於電動汽車沒有燃油車的發動機，特斯拉在申請維修中心開業條件時遇到無解難題。

“要麽購買一套原本不需要的傳統汽車的維修設備‘過關’，要麽就跟政府協調能否為電動汽車建立起一套新的體系。”裴穎說。

8月2日，馬斯克公布特斯拉二季度財報時表示，他希望2015年底特斯拉將在中國建設100個維修中心，目前，特斯拉中國僅建了7個。

維修中心的資質分為三類，以申請二類維修中心資質算，如果添置這些設備，平均每個維修中心要花25萬美元。若按明年底特斯拉在中國開100個維修中心算，特斯拉將要多付2500萬美金。

另一個難題是汽車維修中心需要環境影響評價報告，而電動汽車由於沒有汽油、電鉆等設備不會產生廢液和噪聲等汙染，特斯拉希望政府能為其免去環評手續，這對地方政府來說，則是“幾乎不可能的”。

由此陷入僵局。即便進行環評，通常二類資質環評的申請時間約為6個月，三類資質環評時間為2個月，特斯拉如果無法解決這一難題，明年底100個維修中心的希望恐成為泡沫。

裴穎說，目前特斯拉正與重慶市環保局溝通，希望能簡化環評手續，這得到了重慶的配合。但全國其他地區對電動汽車相關基礎設施的行政審批創新，仍有待破題。

“這就像非要把一顆圓釘子放進一個方孔里。”吳碧瑄說，中國的電動汽車需要一套新的體系。

“鯰魚”的拿捏

今年4月，伊隆·馬斯克訪華，工信部部長苗圩、科技部部長萬鋼會見了這個明星創業者，這是馬斯克與中國政府高層的首次正面接觸。鮮為人知的是，馬斯克此行原本“可以見到更高層面的人”。

在這之前，已有多位中國官員為特斯拉背書。但到了具體執行層面和地方政府，又是另一番情景。

過去8個月，特斯拉政府關系總監陶琳跑了中國二十多個城市，寫了一百多份報告，“像唐僧一樣不停地去講”。地方政府官員問她問得最多的問題卻是，“你稅收怎麽樣”。

今年5月，特斯拉宣布上海將把特斯拉列入免費上牌照政策，為此馬斯克在致股東的信中“兩次感謝上海市政府”，但在7月15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馬靜卻表示“結果還沒有出來”。

相當部分“強勢且有絕對話語權”官員對特斯拉的前景持有異見。國家發改委的一位處長就曾私下斷言“特斯拉在中國做不過五年”，國家863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重大項目監理咨詢專家組組長王秉剛多次公開對媒體表示“不看好”，“特斯拉根本不會成為主流車型”。

“一些專家講的是專業問題，一般人還很難反駁。”吳碧瑄說，“他們對新事物充滿恐懼，但我們是該做些工作。”

更為重要的是，業界普遍認為：“高層既希望引進這條鯰魚，但又不願意給它太大空間。”一位長期關註汽車行業的風險投資人說，特斯拉在中國唯一的勝出機會，就是盯住政府需求這個“縫”，並力圖把口子開到最大，但同時，還要保護自己不被利用。

這考驗特斯拉對分寸的拿捏。陶琳說，特斯拉一直試圖告訴政府，他們並沒有稱霸的野心，他們無意壟斷中國市場，只希望成為中國市場的催化劑而不是占領者。但同時，為了爭取更多產業政策支持，特斯拉又不得不向政府傳達，他們並非小眾的奢侈品公司，他們致力於服務更為廣大的消費者，以免政策制定者認為其服務面過小在政策制定時無需做專門考慮。

7月25日，特斯拉決定，當中國的充電標準確定後，特斯拉將會更改成中國充電標準。“此前沒有采用，是因為中國直流充電標準並不完善”。此舉被媒體解讀為特斯拉終於向電網“妥協”。

在馬斯克訪華表示特斯拉充電站要獨立於電網3個月後，他改變了主意。當然，這也是“阻擋特斯拉以最快速度在中國推進”的問題之一。

盤點矽谷科技大佬們的第一份工作

每個人的事業都有一個開始，矽谷的大佬們也不例外。雖然現在身家億萬，但是他們卻有人從做程序員和送報紙開始。

當我們審視這些科技界大佬的第一份工作時，我們會發現一個共同特征。許多大佬都保留著大學或第一份工作時的激情和技能。

也許，在一些案例中，一個人早期工作和現在的成功之間的相關性可能不是非常的明顯。但是，這些大佬們的第一份工作仍然令人好奇。

一.雅虎CEO Marissa Mayer——在斯坦福大學教書。

Mayer出色的領導技能在斯坦福大學教書時就開始閃現。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家、Mayer的導師Eric Roberts稱，盡管當時她還是一個高年級學生，但是她教書顯得很自然；她“異常擅長”教書，並且“極其高效”。

二.谷歌聯合創始人Sergey Brin——在Wolfram Research實習

在Brin創立谷歌之前，他在Wolfram Research工作。據其一份早期簡歷顯示，Brin的工作是寫代碼。

三.蘋果CEO Tim Coo——青少年時送報紙，同時在造紙廠工作

Cook青少年時在故鄉Alabama送報紙。在進入科技界之前，他還在一家造紙廠和鋁廠工作。

四.亞馬遜CEO Jeff Bezos 第一份工作：高中時期經驗一個夏令營機構

在麥當勞工作一個夏季後，Bezos和其當時女友開始建立一個名為DREAM Institute的夏令營，為孩子們提供服務。這顯示，Bezos在年少的時候都有經商的動力。

五.比爾·蓋茨——程序員

比爾·蓋茨從哈佛輟學後就創建了微軟，但是在高中時代，他在TRW當一名程序員。

六.LinkedIn CEO Jeff Weiner——Warner Bros.

1994年，他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加入Warner Bros，後出任公司副總裁。

七.微軟前CEO Steve Ballmer——賣蛋糕機

在哈佛畢業後，Ballmer加入Proctor & Gamble公司，幫助賣一款名為Coldsnap Freezer的點心制造機。

八.谷歌執行總裁Eric Schmidt——在芯片公司Zilog工作。

結束在貝爾實驗室的實習之後，Schmidt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在Zilog公司做芯片。

矽谷資深風投：初創公司燒錢太多 市場充滿泡沫

春江水暖鴨先知。如今，又一名資深風投人表達了對市場泡沫的憂慮。

網景公司（Netscape）創始人、矽谷知名風投大佬Marc Andreessen警告稱，許多矽谷公司燒錢太多，風險極高。

上周，另一位知名風投大佬Gurley告訴《華爾街日報》，當前的矽谷讓他想起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前夕，大批新興公司大肆燒著投資人的錢，“燒錢率”很高，整個行業都有極高的風險。

對此，Andreessen表示非常贊同，他在Twitter上警告說：“當市場轉向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到底誰在裸泳。市場一定會轉折，‘燒錢率’高的公司將被打回原形並淘汰出局。

他指出，在過去幾年中，新興公司很容易就能從風投拿到錢。一些公司甚至動輒籌集上億美元，看起來欣欣向榮。但其實卻掩蓋了他們背後商業模式中的嚴重缺陷。

Andreessen表示，這些‘燒錢率’高的公司非常危險：

1、大規模地燒錢讓這些公司在碰到市場變化時難以迅速適應。

2、巨量的現金讓公司通過招聘瘋狂的擴張，而不是努力提高運營效率。對於很多剛剛起步的公司來說，招聘是一個解決辦法的最簡單途徑。但如果沒有精益化的管理，公司的執行力會很弱，治理也會一片混亂。

3、融到大筆資金很容易給初創公司造成已經成功的假象：豐厚的薪水，漂亮的辦公室，這些都會讓員工感到滿足，並錯誤地認為已經無需再奮鬥了。

4、一旦你的公司被吹得很大，你在想融到錢來支撐公司的正常運營就很難了。“燒錢率高的公司通常很難撐過多輪融資，他們會被淘汰。”

5、當市場風向突變，大公司可能就不再願意收購新公司。如果你很會燒錢，沒人敢把錢給你。

本周，經緯創投合夥人張穎也公開表示，今年以來創投圈正在變得“無比的瘋狂”，泡沫隨時可能破裂。他警告，市場從“貪婪”轉向“恐懼”的關鍵節點只在彈指之間。

對於矽谷的現狀，Gurley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毫無任何恐懼，到處都是貪婪，一切終將歸於塵土（No one's fearful，everyone's greedy，and it will eventually end）。”

最後，Andreessen用一個詞來形容自己對當下矽谷的看法：擔憂。

傅盛矽谷日記：我與Twitter CEO聊了什麽

過去八年，Twitter的產品形態幾乎從未做過巨大改變，卻持續受到全球用戶喜愛。一年前，獵豹移動開啟了國際化之路，到目前擁有近70%的海外用戶。毫無疑問，在產品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或將思考同樣的問題。

楊致遠阿里掘金記：完成矽谷最賺錢賭博 如何結識馬雲成謎

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　　

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現年45歲的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帶領我們快速參觀了他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的私人投資公司。會議室中陳列著他過去20年投身於矽谷而獲得的禮物和照片。在一個玻璃玩具前，楊致遠停了下來。

“嗯，我已經記不清這是什麽。”他湊近這個玩具，想要看看日期：2012年9月。“這是在我離開之後。我想，這是我為雅虎完成的最後一筆交易。”

這是為了紀念商業史上或許最愚蠢的決定之一。當時，雅虎董事會同意以每股13美元的價格將5.23億股阿里巴巴股份出售給該公司，這些股份占雅虎持有阿里巴巴股份的一半。楊致遠並不希望進行售股，但雅虎仍然這樣去做。當時，楊致遠已經退出了雅虎董事會。毫無疑問，阿里巴巴上月的IPO(首次公開招股)震撼了全球市場，該公司股價目前已約為90美元。雅虎仍持有16%的阿里巴巴股份，價值為360億美元。然而，雅虎也放棄了同樣多的利益，即約355億美元。這差不多相當於雅虎當前的整個市值。

為了換個話題，楊致遠開始介紹一旁的另一張照片。“斯坦福!你知道，我一直是斯坦福的孩子。”

雅虎的大事記在哪?楊致遠笑著說：“我們來到這里是為了工作。這里並不是博物館。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向前看，而不是用於回顧的場所。”

這是典型的楊致遠：謙虛，像超級極客一樣酷。如果重新撰寫矽谷的歷史，那麽很難判斷楊致遠的哪一項成就更大：創立雅虎，亦或是下註阿里巴巴董事長及CEO馬雲。

9年前，當楊致遠還不是雅虎CEO時，他拿出了10億美元收購馬雲公司的30%股份。他知道，這些資產未來某天將會有巨大的價值。而當2008年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找上雅虎時，楊致遠拒絕將公司出售給微軟(45.76, -0.14, -0.31%)。這一決定也導致他失去了CEO的職位。雅虎現任CEO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為雅虎裝點門面，但華爾街認為她所做的並沒有什麽價值。雅虎目前只是投資者投資阿里巴巴的一個中介渠道，而這正是楊致遠當年所做的。

不過楊致遠認為，所有一切都要歸功於馬雲和他的副手蔡崇信。“我並沒有做什麽。他們創立了公司，而不是我。”

那麽，在阿里巴巴的IPO之後，誰獲得了該公司的董事會席位?在所有阿里巴巴董事之中，只有楊致遠與雅虎有關。由於對阿里巴巴的眼光和信心，楊致遠在矽谷獲得了新的位置：連接東方和西方大公司的中介。

阿里巴巴，以及多家中日韓公司，例如百度(214.8, 2.77, 1.31%)、騰訊(116, 0.50,0.43%, 實時行情)、Line、Naver和樂天正在美國收購商務、消息、遊戲和搜索技術公司。楊致遠與亞洲科技行業有著密切聯系，可以給馬雲等人指出正確的方向。今年早些時候，來自加州山景城的消息服務公司Tango以10億美元的估值接受了阿里巴巴的2.15億美元投資。由於與馬雲之間的關系，楊致遠在這筆交易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

自離開雅虎以來，楊致遠已通過自己的投資公司AME Cloud Ventures投資了超過50家創業公司，包括Evernote、Wattpad和Tango。“AME”在日語中意為“雨”，這表明楊致遠對雲計算創業公司尤為感興趣。

楊致遠目前已經成為了一名超級天使投資人。這扭轉了他此前的形象，即被公司解雇的商業大亨。在他的領導下，雅虎在搜索和廣告市場被谷歌(570.08, 1.81, 0.32%)持續擠壓。此外，雅虎曾於2006年開價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77.08, 0.53, 0.69%)，但遭到了後者的拒絕。

目前看來，雅虎給楊致遠留下的印跡僅僅只是頭上的些許白發、20億美元的銀行賬戶(他在“福布斯400”富豪排名中位列324)，以及這個被忽略的“玻璃墓碑”。“我希望回到過去，加強與創業者的關系。”楊致遠表示，他一邊喝著來自臺灣的綠茶，並在1個小時的時間里完全丟開了自己的手機。

“我希望按自己的步調去做事，即使犯下錯誤也不會有任何人關心。看到我的人總是會說我現在更開心。”不過從很多方面來看，楊致遠比以往更具權力。

如果日本電信業大亨孫正義沒有於1995年前往加州山景城，拜訪楊致遠和大衛·費羅(David Filo)，那麽雅虎或許不會與阿里巴巴發生聯系。

當時，孫正義的軟銀剛剛收購了專註於計算機渠道的發行公司Ziff Davis。當時，Ziff David計劃對雅虎進行投資，但由於軟銀的收購這筆收購已經告吹。根據孫正義的傳記，當時孫正義在拉斯維加斯的一間酒店詢問自己的助手井上雅博，他對楊致遠的創業公司有什麽看法。後者的回答是：“這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我認為這很好。”

第二天，孫正義來到了山景城，與雅虎兩名年輕的創始人共進了外賣披薩和蘇打水。軟銀隨後對雅虎投資了200萬美元，獲得了該公司5%的股份。1996年和1998年，軟銀又分別對雅虎投資了1.05億和2.5億美元，一度持有雅虎的37%股份。

楊致遠很歡迎井上雅博關於快速行動的提議，隨後他們開始攜手。過了1個月，雅虎和軟銀組建了合資公司雅虎日本，這是日本第一個真正的互聯網門戶。而隨後的4月份，雅虎日本開始利用雅虎搜索引擎開展業務運營。井上雅博成為了雅虎日本的總裁。

在雅虎日本吸引了數百萬用戶的同時，楊致遠於1997年首次造訪了中國大陸。中國經濟部門的一名初級職員帶領楊致遠遊覽了長城，而這名職員正是馬雲。馬雲此前是一名英語教師，他曾嘗試建設中國版的Yellow Pages，但未能成功。楊致遠表示：“馬雲是我在中國認識的第一個人。”

在爬長城的過程中，楊致遠和馬雲討論了互聯網的發展。“對於互聯網上的事物以及未來的發展，馬雲顯得非常好奇。”幾個月之後，馬雲創立了另一家創業公司。這家公司的目標很偉大，但計劃仍然很模糊：將中國公司與全球其他地區聯系在一起。馬雲將這家公司稱作阿里巴巴。

偶然的聯系

1999年春季，當美國互聯網泡沫達到最高峰時，雅虎已成為全球最熱門的網站之一，而孫正義的財富則可以匹敵比爾·蓋茨(Bill Gates)。相形之下，馬雲的阿里巴巴仍只有幾名員工，“蝸居”在他位於杭州的公寓里。

不過，在尋找新投資機會的過程中，孫正義發現了馬雲。孫正義回憶稱，在第一次拜訪馬雲之後，他很欣賞馬雲的“眼神和動物般的嗅覺”，“這與我們投資雅虎，雅虎只有五六名員工時情況類似”。孫正義隨後向阿里巴巴投資了2000萬美元，獲得了該公司的37%股份，盡管當時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導致軟銀市值縮水了99%，也使得孫正義的個人財富減少了接近90%。

孫正義和雅虎成功度過了泡沫破滅的過程。雅虎趕走了時任CEO蒂姆·庫戈爾(Tim Koogle)，招來了好萊塢大亨特里·塞梅爾(Terry Semel)。塞梅爾帶領雅虎走過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最終受到了谷歌搜索引擎的嚴重挑戰。雅虎曾試圖進入亞洲市場，建設了中文門戶網站，隨後收購了中國本土瀏覽器廠商3721，試圖打開中國互聯網市場。不過，這兩項戰略最終都未能成功吸引中國用戶。

2005年5月，楊致遠終於開始了雅虎歷史上漂亮的一仗。楊致遠和馬雲都被邀請參加在加州Pebble Beach舉行的中美互聯網峰會。由於適逢中國黃金周，馬雲差一點無法到場。峰會組織者和風險投資家鄧鋒試圖說服馬雲改變想法。他對馬雲表示：“我們真的認為你應該過來。會有很多事情發生。”馬雲在最後一分鐘表示同意。

此次峰會上真正的明星是百度CEO李彥宏。盡管馬雲的創業公司已有2400名員工，營收已達到5000萬美元，但阿里巴巴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兩年前，eBay收購了馬雲的競爭對手易趣網，當時正處於市場領先的位置。根據與會者的說法，馬雲當時需要資金，並希望通過與李彥宏的接觸獲得投資。

在峰會的第4天，楊致遠來到了會場，參加了高爾夫活動，並希望與百度展開對話。一名親耳聽到李彥宏講話的與會者表示：“李彥宏表示，他無法與楊致遠達成交易，因為百度當時規模已經很大。”

大部分人下註給了吳鷹。馬雲看到，吳鷹數次瞄準擊球，但最終擊中球時球並未能滾出太遠。馬雲只需要輕輕觸球，即可令所有人大跌眼鏡，贏得這次打賭。這也預示了馬雲在返回國內之後與易趣網之間的競爭。

在隨後的雞尾酒會上，楊致遠開始與自己8年前的導遊馬雲交談。一些人懷疑，他們倆之間的會面是由於孫正義的間接鼓勵，不過楊致遠沒有對此置評。

不久之後，在正餐開始之前，他們走出大門前往海灘。而這只有5分鐘的路程。在隨後30分鐘時間里，他們開始就合作展開對話。這一對話大部分是用中文進行，而這也改變了雅虎和阿里巴巴兩家公司的財富狀況。

隨後幾周，雅虎管理層啟動了名為“Project Pebble”的項目，探索和阿里巴巴之間的關系。早些時候，楊致遠曾推動雅虎開發一款電商網站，作為阿里巴巴的對手。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為了吸引馬雲來到談判桌。

這一策略起到了效果。當阿里巴巴表示有意與雅虎合作時，雅虎的多名高管立刻來到了中國。楊致遠和塞梅爾直接聯系了馬雲，而雅虎首席運營官丹·羅森斯維格(Dan Rosensweig)、首席財務官蘇·德克爾(Sue Decker)和戰略主管托比·科佩爾(Toby Coppel)則會見了蔡崇信。

馬雲後來告訴鄧鋒，他從未想過會在Pebble Beach與楊致遠談判。鄧鋒回憶稱：“不知怎麽回事，他們開始交談，隨後發現這是一個好主意。他們很快做出了決定。”

楊致遠拒絕透露，他如何發展起了與馬雲之間的關系。不過，作為一名來自矽谷的臺灣裔美國人，這並不容易，因為大部分中國商業精英都畢業於中國的大學。協助了谷歌2005年投資百度交易的律師卡爾曼·張(Carmen Chang)表示：“楊致遠並非來自華人生態圈。這意味著他必須更加努力。”

這一交易非常複雜，有幾次雅虎和馬雲幾乎快要放棄。在去年3月的一次CEO大會上，馬雲回憶稱，楊致遠曾邀請他在一家日本料理餐廳共進晚餐，並說服他喝下一杯清酒。

投資阿里巴巴

雅虎對阿里巴巴的投資被認為存在風險。楊致遠本人最初也是被說服，才願意進行這筆投資。阿里巴巴的一半價值屬於支付服務支付寶，而電商網站淘寶將面對eBay旗下的易趣網。兩項業務都在虧損。但楊致遠表示，他已經被馬雲迷住。

“當你遇到類似馬雲的創業者時，你只是希望確保能向他下註。”楊致遠表示，“這並不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作為競爭對手，易趣網曾經幾乎“殺死”阿里巴巴。然而，就像Pebble Beach高爾夫球場上的吳鷹一樣，易趣網做得很糟糕。eBay管理層堅持從聖何塞遙控這家中國公司，對賣家掛出的商品收取3%的費用，並采用了基於eBay技術的標準。這些做法阻礙了易趣網的發展。馬雲觀察到了這一切，並從中吸取了經驗。

憑借來自雅虎的10億美元投資，阿里巴巴堅持沒有對賣家銷售的商品收費。這促使許多賣家從收費的易趣網轉向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淘寶。到2007年春季，淘寶已在中國的在線拍賣市場獲得了82%的份額，而易趣網的份額僅為7%。

不過，雅虎自身的發展一直不順利，其股價表現不佳，並在與谷歌的競爭中節節失利。塞梅爾於2007年6月被迫離職，楊致遠成為了雅虎的過渡期CEO。不過，在楊致遠推行自己的複蘇計劃之前，一筆收購要約就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幹擾。微軟於2008年2月提出，以446億美元，即每股31美元的價格收購雅虎。這一價格較雅虎當時的股價存在62%的溢價率。由於楊致遠拒絕以低於每股37美元的價格出售雅虎，卡爾·伊坎(Carl Icahn)等活躍投資者感到十分憤怒。隨著雅虎的股價下跌，楊致遠於2009年1月被迫辭職，而他的接任者是Autodesk(57.74, 2.08, 3.74%)前CEO卡羅爾·巴茨(Carol Bartz)。微軟於當年5月宣布放棄這筆收購。

楊致遠保留了在雅虎董事會的席位，並與中國公司保持著聯系。不過2011年，馬雲決定將支付寶與阿里巴巴集團進行分拆，此舉再度引發了外界對楊致遠的批評，即楊致遠沒有采取措施去阻止馬雲。投資者開始懷疑，雅虎是否有能力確保所持的亞洲資產帶來最大化的利益。活躍投資者丹尼爾·勒布(Dniel Loeb)贏得了一項代理權爭奪，獲得雅虎的3個董事會席位。他要求楊致遠離職，並於2012年1月實現了這一目標。楊致遠最終辭去了雅虎、雅虎日本和阿里巴巴的董事會職位。

關於從雅虎回購阿里巴巴的股份，馬雲感到不安。雅虎新任CEO斯科特·湯普森(Scott Thompson)很願意遵照勒布的要求，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告訴雅虎首席財務官蒂姆·莫爾斯(Tim Morse)去研究股份出售的方案。當時莫爾斯接替了楊致遠在阿里巴巴的董事會席位。

湯普森也未能在雅虎CEO一職上工作很長時間。由於履歷造假問題，湯普森也被勒布趕下了臺。2012年9月，雅虎將所持一半阿里巴巴股份出售給了該公司，稅前價格為71億美元，或每股13美元。(兩年之後，阿里巴巴的股價為94美元。)

對沖基金經理、雅虎投資人埃里克·傑克遜(Eric Jacnson)表示：“從某種角度來看，美國人被玩弄了。雅虎感到驚慌失措，而孫正義低下了頭。如果楊致遠還在，那麽他會以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此事。”

目前，作為一名外部觀察者，楊致遠坦言，他“不清楚”雅虎CEO梅耶爾會如何使用當前新獲得的資金。一些人認為，梅耶爾應當加強雅虎比較成功的垂直業務，例如財經和體育，或是與騰訊和百度等亞洲公司結為合作關系。盡管梅耶爾做出了種種努力，但Facebook、谷歌和Twitter(51.85, 1.79, 3.58%)仍在蠶食雅虎的廣告營收。根據eMarketer的數據，在全球數字廣告市場，以營收來看，今年雅虎的份額將為2.5%，低於2012年的3.4%。

楊致遠表示，他和梅耶爾是朋友，但並不是經常聯系。“我不希望介入雅虎內部。我不希望獲得內部信息，也不希望知道任何會將我拉入雅虎內部的事情。”

在被問到對梅耶爾是否有信心時，楊致遠的態度很猶豫。“她有著合適的履歷，來自谷歌。”楊致遠表示，“然而，這是她首次出任CEO。”楊致遠似乎對他的合作夥伴費羅更放心。費羅目前仍在從事雅虎的工作，並且擁有雅虎董事會的席位。他表示：“這令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阿里巴巴的杭州辦公室中仍懸掛著1997年楊致遠和馬雲在長城拍攝的合影。楊致遠表示，對雅虎來說，阿里巴巴是一個“很好的緩沖”。

當前的投資

楊致遠的AME Investment基金已成為亞洲創業公司試圖進入美國市場時一個很好的“參觀景點”。不過，除非這些公司計劃進入灣區，否則楊致遠並不會進行投資。有大量資金從亞洲到來，而楊致遠可以留在帕洛阿爾托的家附近。

AME的董事總經理尼克·阿達姆斯(Nick Adams)協助處理中國方面的事務。他曾花5年時間，在中國和印度嘗試創業，並且能夠說流利的中文。他有著龐大的人脈資源。例如，他目前還負責著田溯寧的雲基地(Cloud Valley)的商業開發。這是位於北京郊區、面向雲計算創業公司的龐大的孵化器。田溯寧向阿達姆斯和楊致遠介紹了辦公應用Evernote，而他們倆都參與了2012年春季Evernote一輪7000萬美元的融資。當時楊致遠剛剛離開雅虎。

楊致遠給亞洲和矽谷之間帶來了許多紐帶。2013年，他加入了聯想董事會，成為了無投票權的觀察員。一年後，在推動聯想以30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移動(29, -0.20, -0.68%)手機業務的過程中，楊致遠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聯想CEO楊元慶表示：“楊致遠擁有獨特的能力，能幫助我們了解如何發展與矽谷創新社區之間的關系。”

楊致遠預計，更多來自亞洲的資金將流入美國科技行業。“每周，都會有一只新的中國基金成立。”他指出。消息應用目前非常熱門。騰訊曾試圖花費100億美元收購WhatsApp，而Facebook最終以190億美元的價格捷足先登。

今年早些時候，楊致遠成功推動了亞洲公司對美國消息服務的第一筆投資。當時，他向阿里巴巴介紹了他投資的公司之一Tango。Tango當時已有超過2億註冊用戶。盡管阿里巴巴擁有自己的消息服務來往，但仍希望發展中國以外市場的業務。今年3月，阿里巴巴對Tango進行了2.15億美元的投資，這筆投資對Tango的估值達到10億美元。

楊致遠則輕描淡寫地表示：“我並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

楊致遠目前也是企業軟件公司Workday(81.64, 1.12, 1.39%)的董事會成員，並且是斯坦福大學的副主席。他指出，矽谷不僅在接受來自亞洲的投資，也在引入亞洲創新的商業模式。

“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已不僅僅是複制美國的服務。”他表示。相對於亞馬遜(318.41,0.95, 0.30%)和eBay，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在支付、物流和商務等領域領先了一代。這些公司利用客戶反饋，每月多次更新自己的產品。

作為楊致遠在亞洲的少數投資之一，中國旅行網站世界邦面向旅行者銷售自動化、可訂制的旅行計劃。該公司的創始人也是雅虎中國的前高管。“在中國，隨著人們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他們需要感受到，‘我們不是只有死板的選擇。’問題在於，你能否開發出滿足這種趨勢的服務和產品?”楊致遠認為，這種人工訂制的軟件開發方式可以在企業IT和教育市場擦出火花。

楊致遠的另一筆投資Wish正在模仿中國電商應用的成功，即直接面向消費者提供多種商品。消費者通常在手機上使用該服務分享或收集有趣的產品，這類似於Pinterest，但能提供更多的購物功能。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已經融資7900萬美元。楊致遠表示：“他們已經開始提供心願單中的各種物品，從玩具娃娃到5磅重的小熊軟糖。突然之間，他們就創造了大量需求，而他們的一些商戶則來自中國。”

楊致遠也在通過藝術為西方和東方營造更多的善意。

在兒童時代，楊致遠曾學習過書法。而在與當代亞洲社交網絡領袖，例如馬雲和孫正義的交往過程中，他重新關註起了書法。楊致遠表示，書法和社交網絡有許多共同點。例如，中國受過精英教育的藝術家會在他人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印章。

楊致遠的200幅中文書法作品並未懸掛在他的家中或辦公室中。

在舊金山和紐約展出之後，這些作品被保存在了灣區的某地。在楊致遠談論自己的藝術作品，品味綠茶的過程中，不難看出，他已經將自己重新定位為矽谷的中國通。(維金)

趙曉光：我眼中的矽谷（附最新推薦組合）

矽谷之變：風投資本家重新聚焦科研型初創企業

首先來看三家科研型初創企業：從蜘蛛毒液中提取環保型農藥的Vestaron、利用3D打印機為納米衛星制造火箭引擎的Bagaveev、研發下一代核反應堆的Transatomic Power，這三家企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運作資金均來自矽谷風投資本家。

在經過多年對科學、工程和清潔技術型初創企業的“不待見”之後，投資者在近幾年開始逐漸再次關註這些企業的發展，這也讓這些領域中的創業者松了一口氣。然而，即便獲得了投資者的支持，這些公司仍然面臨巨大的發展壓力，他們需要向投資者證明科研型企業的盈利速度是能夠超過Snapchat和Uber的。

今年8月，為Facebook、Yammer等社交網絡以及流媒體音樂服務Spotify提供資金支持的Founders Fund宣布向Transatomic Power投資200萬美元。在此之前，為社交新聞站點Reddit和遊戲開發商Omgpop提供資金支持的Y Combinator向核動力引擎研發企業Helion Energy投資150萬美元。而在上個月，谷歌宣布收購研發防顫抖智能湯勺的生物技術初創企業Lift Labs。

“我們正在試圖在農藥領域掀起變革，”前遺傳學研究員、Vestaron的CEO約翰·索倫森(John Sorenson)說道，他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努力尋找投資者，而與此同時他所關註的Snapchat 和Square都已經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不過Vestaron也在上月成功完成了第三輪融資，“值得慶幸的是，投資者終於開始重新關註真實的、硬核科學和創新。”

來自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統計數據顯示，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在2014年上半年累計吸引了12.4億美元的融資，超過去年同期的兩倍，不過這仍然低於2008年頂峰時期的規模，當年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全年累計吸引了46.4億美元的融資。

與技術型企業相比(尤其是網絡和移動服務供應商)，工業和能源型企業吸引投資的能力相形見絀，如軟件類初創企業在去年累計吸引投資112億美元，較2008年高出85%。

包括太陽能電池板、藻類生物燃料和新型電池在內的清潔能源行業憑借先進的理念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融資，但是由於其中的大部分公司都以失敗而告終，讓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所以投資者開始對那些尚處於起步階段的科研型初創企業有所忌憚，即便對其作出投資，也會密切關註公司的發展。

但是投資者普遍認為，矽谷目前一直在回避一些難度比較大的問題，“我們希望看到能夠飛行的汽車，而不是只能發送140個字符的Twitter，”Founders Fund所引用的這句名言反映了當下矽谷投資者對科學型初創企業的期望，畢竟互聯網行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所以如果想要獲得可觀的收益，投資者就需要將眼光轉移到其他領域之中。

“我對於那些與‘鋼鐵俠戰服’有關的任何東西都非常感興趣，”投資機構Boost VC的創始人兼總裁亞當·德雷珀(Adam Draper)介紹說，該公司是前文所提到的Bagaveev公司的支持方，後者主要通過3D打印機來為搭載納米級衛星的火箭研發引擎，“社交網絡的投資價值正在降低，風投也都在尋找下一個投資點。”

成立於2011年的Transatomic Power由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數位核科學家聯合創辦，該公司主要研究小型熔鹽反應堆，這類反應堆不僅能夠產生可靠清潔的能源，同時不會產生核廢料。盡管這項技術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出現，但Transatomic Power對其進行了重新設計，並利用自己所獲得的資金在材料和模型上展開多項研究，目前該公司還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撐下一步的運作。

“我們的世界需要更加穩定和廉價的電力能源，而我們所研發的這種新的核電技術將會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Transatomic Power的聯合創始人兼總裁萊斯利·德萬(Leslie Dewan)說道，“不過我們目前還需要大約3億美元的投資，或許我們應該開發一款iPhone應用了。”

生物農藥企業Vestaron創辦於2001年，該公司一直專註於農業和食品方面的研究。根據Vestaron的介紹，他們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能夠在不傷害其它動物的情況下殺死甲蟲和毛蟲等害蟲，這種方法將能夠明顯減少農藥對環境的影響，在殺滅害蟲的同時，保證農業勞動者的工作安全以及食品安全。

美國環境保護署在今年已經批準了Vestaron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允許其在2015年面向蔬菜大棚農戶銷售農藥產品，Vestaron也為自己制定了100萬美元的銷售目標，目前他們計劃使用在最近一輪融資中獲得的資金來向農戶推介自己的產品，並希望未來將產品推廣到家庭和花園等領域。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即便科研型初創企業在目前吸引到了投資，他們在發展初期的盈利方面仍然面臨巨大壓力。

以美國航天公司Xcor Aerospace為例，盡管公司的長期目標是研發火箭亞軌道航天飛機，但迫於盈利壓力，公司不得不在短期內專註於為美國航空航天局和一些航空航天公司提供火箭引擎。在獲得了穩定的收入流之後，Xcor才開始將自己研發的引擎安裝到試驗飛機的後端進行航天飛機的相關試驗。而在今年5月獲得由Space Angels Network提供的1420萬美元的投資之後，Xcor得以順利將太空飛機的機身制作完成。

“他們也很清楚投資者肯定不會送上10億美元來讓他們直接打造一家航天飛機，”Space Angels Network的董事總經理查得·安德森(Chad Anderson)說道，“所以他們首先會從一些具有商業盈利價值的零部件開始做起，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相對於Xcor來說，Bagaveev的情況並不樂觀，該公司在今年4月的融資中僅僅獲得53.5萬美元的種子資金，這些資金將會用來研究將重量只有22磅(約10公斤)的微型衛星送到外太空的發射技術，根據Bagaveev的創始人兼CEO納迪爾·巴加維耶夫(Nadir Bagaveyev)的介紹，這一技術將能夠幫助那些小型太空公司完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衛星發射項目。“我們就像是太空中的UPS，”巴加維耶夫說道，“我們承諾能在一周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將衛星送到既定軌道。”

巴加維耶夫還指出，Bagaveev計劃將最近獲得的這筆種子資金用到向外界證明他的創意的巨大潛力上，該公司計劃在今年年底進行首次試飛，巴加維耶夫希望這次試飛能夠讓公司吸引到更多投資者的註意。“我們將向外界展示我們的實力，並希望借此獲得更多的投資，”他說道，“我覺得投資者應該已經對那些消息類應用厭倦了，而我們的創意則更加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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