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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習總初亮相之一：深圳！ 分析師徐彪

http://xueqiu.com/3940429450/26150183
作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注定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凡事都講究一個前後脈絡，有前因才有後果。從今天開始，讓我們回眸習總走上舞台中央後的一系列動作，以便更好理解今天及未來發生的一切。

12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一則題為《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文章出現在顯著位置，足足佔據了大半個版面。

新一代領導核心當選後離京高調亮相第一站，照例是具有顯著的政治意義。

2002年，胡總上台後離京第一站去了西柏坡，瞻仰五大書記銅像，提出「兩個務必」。以此為契機，胡總執政十年間，「和諧社會」成為處理各階層關係的基本準則，「科學發展」成為處理經濟社會問題的基本方針。第一站赴西柏坡，關鍵是其中表現出來的態度。黨內、社會內部各階層關係處理以「和」為主，社會經濟生活方面以「科學發展」為主，在我看來，經濟領域科學發展的最大含義就在一定程度上從「效率優先」向「公平優先」轉變，部分投資者通常將其理解成經濟領域向左走。比如說工業反哺農業大規模啟動三農補貼，比如說大規模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比如說三番五次上調個人所得稅上限，比如說啟動房產稅試點，比如說啟動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比如說出現「重慶模式」這種具備典型意義的路線試點。

2012年，習總上台後離京第一站赴深圳，登蓮花山瞻仰了鄧小平銅像，提出「現在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如果說，十八大報告出來的第一時間，當我們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十八大最大看點的時候，投資者認同度依然不高的話，十八大後李克強總理第一時間發表講話「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構成了第一番佐證，現如今習總書記深圳之行和講話所揭示的內容已經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領域最大的看點便在體制改革。

體制改革是方向，這個已經不是問題，體制改革怎麼改？我想，雖然已經斷斷續續說過不少東西，大家未必真的完全接受，即便當時接受，也未必留下足夠影響。所以呢，從今天開，我們爭取系統性闡述體制改革的內容。

想討論體制改革的內容，首先需要想明白體制改革的目標。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主要講一個東西：如何解放思想，進一步改革開放。十年後，當我們回頭看當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你會清晰地看到一條主線：以市場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方式取代計劃。簡單來說，就是以放開為主。

2012年，時隔20年後，習總再赴深圳，主要也講一個東西：體制改革。但是，這一次，與20年前相比，環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式變化。經濟運行方式已經成功實現了以市場為主體，沒有人來告訴你明天應該幹什麼，沒有人來告訴你產品應該如何定價，沒有人來告訴你生產要素如何定價，也沒有人會在你畢業的時候告訴你去哪裡上班。就連關係國計民生關係工業生產成本的柴油和汽油價格，也已經基本實現隨行就市（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經濟運行建立在市場定價這只看不見的手基礎上，隨著最後一批資源品價格改革攻堅啟動，市場化改革將告一段落。

十八大報告告訴我們，要想實現未來9年年均7%以上的增速，只能依靠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城鎮化，關於城鎮化，我們曾經有過詳細論述，你別管他名字裡有沒有多出「新型」二字，運作模式就本質而言終歸屬於新瓶裝老酒，還是招商、基建和房地產那一套。城鎮化的好處在於可以令中國經濟實現較高的基礎增速，為結構調整和升級創造良好的基礎環境。一個基本常識是，速度慢到一定程度，中國首先需要擔憂的不是結構調整問題，而是社會秩序穩固問題。在達到歐美社會發展程度之前，百分之十幾甚至二十失業率意味著什麼，從上到下都心知肚明。

一個東西是體制改革。你看，繞一圈，從不同路線我們又回到了體制改革上來。接下來，如果中國政府想實現「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平穩較快增長，可以依靠什麼，應該依靠什麼呢？既然市場化改革已經大體完畢，好比舞台已經搭建完畢，接下來，如果你還要搞體制改革的話，就必須選好節目單，定出主角來。我們對體制改革的探討，就從這幾個步驟入手。

第一步，選擇什麼節目？我們把過去十年的發展模式類比為老曲目，反正就是走規模擴張的老路，憑藉要素投入來實現產出增加。我們把經濟轉型比作新曲目，通過攀登技術階梯來實現內延式擴張，通過技術進步來實現全球市場佔比的提升，通過居民收入提升來實現消費擴張。新曲目和老曲目的選擇基本沒有懸念，有質疑的同學可以把過去五年任何一次重磅級國家領導人講話翻出來，基本上都在說這個東西。

第二步，誰來表演節目？每個曲目都有主角，中國經濟轉型也需要主角。主角的好處不言而喻，會有一堆人圍在你身邊，給你化妝、提供保健、無微不至的幫你打理各項事務。如果曲目表演成功，主角無疑會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所謂名利雙收是也。所以呢，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不想當主角的演員不是好演員。中國經濟的這個大舞台上，其實只有兩個演員，一個叫國有資本，一個叫民間資本。前者代表了1949年以來統治中國的官方資本力量，後者代表了1979年以後蓬勃發展起來的私人資本力量。過去十年，無數人在異口同聲討伐中國搞國進民退，但有趣的是，無論主營、利潤還是資產總量的數據都顯示，民營資本在工業企業內部的佔比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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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呢？一種可能，因為私人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階層，擁有比國有資本更為強大的競爭力。無論國家政策指向如何，他們都能夠不斷擴大蛋糕佔比，持續做大做強。在此背景下，無論情況是否屬實，只要某些領域民間資本遭遇擠壓，為了爭取更大空間和利益，私人資本都會通過社會輿論打造出一個「國進民退」的受害者形象。放在古代，這種做法叫「養望」。放在現在，叫輿論導向。你別小看這種「小動作」，在某些關鍵性時刻，是會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你比如說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這個大舞台上，誰來唱主角？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深圳經濟特區成為聚光燈下的明星，特區開發的過程也是廣東省騰飛的過程，無數中小企業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廣東成為血汗工廠集散地的同時也成為中國出口的龍頭。在我看來，那是民營經濟第一次正兒八經地階段性成為舞台上的主角。時隔20年，習總出現在深圳，豈會是簡單因為習仲勳晚年長居深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做出有象徵意義舉動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將其視為明確的政治信號，而非其他。就目前而言，很有可能，這個政治信號的指向就是民營經濟將再次成為聚光燈下的寵兒。當然，哪怕鄧公在位的時候，也不會喊出國退民進的口號，習總亦只能用「體制改革」來概而括之。

第三步，做主角有啥好處？上台表演這事兒，看著很風光，實際很繁瑣，所以主角在套用主角模板的同時，必然要享受最好的配套服務。過去十年，舞台上表演的主角是國有企業，他們擁有最寬廣的舞台空間，他們享受到最好的後台服務。我們可以掰著手指頭看看過去十年發生事情：銀行資源自不必多說，國企們永遠都是銀行貸款的寵兒。資本市場更凶悍，國有資產證券化的高潮就出現在過去十年，十年前，上市公司裡能找到中農工建四大行麼？看看現在，還有多少個你身邊的大型國企沒有證券化的。至於投向，哪裡收益最豐厚，哪裡就能看到國企的身影。某些特殊領域，遇到全行業產能過剩的時候，部委一紙公文下去，關停並轉小公司（如煤炭行業），大型國企們日子不要過的太好咧。民營資本想上位，首先得給人家主角待遇吧。所以呢，十八大報告裡有這麼兩句話：「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和「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如果對於第一句話大家還不甚了了的話，可以打開百度，用「新三十六條」為關鍵詞做個搜索。自然明白這句話的含義本質上是為民資騰出空間。以前不讓民資進去的領域，盡最大可能全部放開。有人估計會撇嘴，你咋知道人家是不是隨便說說的呢？言行是否一致需要時間檢驗，我們可以邊走邊看。但是呢，新三十六條及其細則的出爐過程，卻有一定的參考意義。2010年出台新規，2011年基乎沒有配套細則出台，2012年兩會後，短短半年時間裡，我們看大各部委如過江之鯽般出台近32個細則文件。短時間內如此大規模雷厲風行的動作，如果沒有中央層面的決心，怎麼可能實現呢？至少，我們可以相信這件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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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在我看來，最核心的要素便是資金。說起來呢，民間資本也不是真缺錢，24%一年的民間融資還是很充沛的嘛。難就難在低成本融資上，找銀行吧，人家財務制度擺在那裡，真正的中小企業根本就過不了線。發股票吧，發審委的門哪有那麼好進？發債券吧，中小企業私募債算是一個有益嘗試，上規模似乎依然需要時間。所以呢需要做兩件事：一件曰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包括新三板和區域股權轉讓市場，反正就是真正面對中小企業的場外市場。一件曰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包括小貸公司、村鎮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民間金融陽光化本身不是目的，民間金融陽光化之後改善民間資本融資環境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四步，節目怎麼演？中國政府早已把曲目單準備好，就兩個：啟動民間投資+推動民間資本參與創新與產業升級。啟動民間投資很好理解，反正現在的潮流就是不管你修水渠還是建公路修鐵路，都巴不得引入民資。私人資本參與創新和產業升級就有點玄，民間資本向來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主兒。你不讓人家看到利潤和回報，誰願意大把大把資金砸進去搞什麼創新？所以呢，需要改變以往的盈利模式（找到項目，把錢投進去，項目產生商品，商品帶來利潤，利潤累計擴大投資），最好不用等那麼長時間，通過資本魔方可以實現利潤快速兌現（找到項目，把錢投進去，別管有沒有利潤，只要資本市場有人接手，就能變現走人）。

囉嗦這麼多，總結起來很簡單：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讓私人資本再做一回主角。做好了，演成了，就能迎來下一個黃金十年。

最後，照例是要提示一個投資機會：新三板。到中關村高新區去，到張江高新區去，到武漢東湖高新區去，到天津濱海高新區去，去尋找未來能在全國代辦股份交易系統上漲十倍甚至一百倍的企業！哪怕尋找企業需要運氣，新三板一級市場的機會也一定比主板要大得多。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新三板一定會成為下一個十年中國最大的富翁孵化基地。

深圳： 民營醫院快來

2013-12-16  NCW

新政策讓民營醫院有機會和公立醫院一樣，獲得比工業用地便宜30%的醫療用地以及一個床位10萬元的獎勵。萬科來了◎ 本刊記者 李雪娜 鄭斐 文lixuena.blog.caixin.com｜zhengfei.blog.caixin.com 在中國各大城市，政府批准的醫療用地向來是公立醫院的專利，民營醫院申請無門。 但這種狀況即將在深圳改變。深圳的一項新規定宣佈，將通過招拍掛向社會資本公開轉讓醫療用地，價格比工業用地低30%。同時改變的還有一系列將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區別對待的政策。 對有意投資醫院的各類社會資本，這如同一道召集令。多年來一直卡在土地問題上的萬科集團，已正式向深圳市政府提出開辦一家非營利性質的兒童醫院。在足球上不惜血本的恒大集團（03333.HK）宣佈將與哈佛大學在中國合辦醫院，深圳是選址考慮之一。來自市政府內部的消息人士說，華潤集團也在與政府接洽。在北京、天津開了三家婦嬰醫院的美中宜和醫療集團將在深圳開兩家醫院，CEO 胡瀾向財新記者透露，一家在建，另一家正在籌備，希望能通過新政策拿到醫療用地。 對於三中全會提出的“鼓勵社會資本辦醫” ，深圳反應迅速。日前深圳市發改委、衛計委等五部門聯合發文，為社會資本投資辦醫鬆綁。除了給地，這份名為 《關於鼓勵社會資本舉辦三級醫院的若干規定》 （下稱 《若干規定》 ）還提出，社會辦三級醫院可按每床10萬元標準獲得一次性獎勵。前提是：醫院必須提供不低於50%的基本醫療服務。 此外，在基礎醫療服務中，醫療機構還可按每人次門診20元、每個住院床位每日60元的標準獲得補貼。兒科類按上述標準的1.3倍執行，康複科類按上述標準的1.1倍執行。 上述獎勵或補貼，過去只有公立醫院和非營利民營醫院才能享受。現在，深圳決心不再以營利與否區分民營醫院類型，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 “老百姓並不關心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老百姓關心的是醫療服務質量。 ”深圳市衛計委醫政處處長廖慶偉說， “我們對過去的概念進行了處理。我們相信股東對回報的關心會促使他們將注意力轉到提升醫院的服務和品牌上。 ”主管醫政的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是改革的支持者。他告訴財新記者： “過分強調對非營利性醫院的政策鼓勵，顯然無助于提高社會資本投資辦醫的積極性。 ” 將醫院建在自己的土地上 投資者歡迎這樣的變化。 12月2日，美中宜和醫療集團 CEO 胡瀾告訴財新記者，有長期打算的投資方更願意將醫院建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樣初期投入雖大，但不用擔心租金上漲，有助于形成穩定的成本結構。 “按照醫保定價，如果醫院只提供基礎醫療服務，租金將占醫院營收50% 以上，租金是醫院運營成本中的不可控因素。 ”深圳的新政策拆除了很多過去人為豎立在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之間的籓籬，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一樣，不僅有機會拿地，申請政府補貼，也可以納入醫保體系。 知情人士透露說，制定方案時，財政部門和醫改辦圍繞補貼問題有過分歧。財政方面擔心過多補貼將使民營口醫院異化為吃撥款的事業單位，只願將財政扶持體現在購買公共衛生服務上。 最終敲定方案時，保證50% 的基本醫療服務，即是雙方博弈後妥協的結果。 為暢通醫保接入渠道， 《若干規定》同時提出：社會辦三級醫院經核定後，開業即可享受醫保定點資格。不過這一指標能否在市場上順利實踐，還需參考醫保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是否調整。 例如單病種付費問題，如果按病種付費，醫療機構的收入僅與每個病例及診斷有關，與醫療機構治療該病例所花費的實際成本無關。民營醫院更傾向于成本控制，若能在現行醫保體系中引入這種支付方式，民營醫院樂見其成。美中宜和醫療集團CEO 胡瀾認為，推出單病種付費方式，有利於醫療服務支付計量標準化。 至於民營醫院能否為大衆提供50% 的基礎醫療服務，在胡瀾看來，如果以現在的醫保定價水平，做高端客戶的民營醫院要滿足要求比較難，如果未來醫保水平提高一些會更容易。 “目前很多醫院願意做婦科，原因就在於婦科醫保定價相對合乎市場。 ”她說。 新政頒佈之際，深圳同時宣佈，首批推出四個三級醫院項目地塊，讓社會資本投資競標。四個項目均在深圳中心城區外，醫療資源相對稀缺，摘牌投資者將成為首批享受優惠的市場主體。 誰會是第一個？ 人事仍未完全接軌 如果說深圳此次對社會資本辦醫開閘還 有局限的話，那就非人事制度莫屬了。 無論是職稱晉升，還是社保待遇，民營和公立醫院的醫生在不同軌道上運行。前者難以參與重大科研，亦沒有鐵飯碗，公立醫院醫生退休後，待遇遠高于民營醫院。這些阻礙人才流動的因素，造成了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 放開醫生自由執業才能破解難題。 這也的確是決策者考慮過的方向。財新記者獲得的流傳于醫療系統內部的文件送審稿中提到，打破事業編制管理體制，建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加年金制度，並要求民營醫院建立不低於公立醫院標準的基本養老保險加年薪制度。這意味著拉平醫生退休後的待遇落差。 送審稿同時首次提出“建立人才雙向流動制度” 。流動到深圳市民營醫療機構執業的原本市公立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可自主擇時回原公立醫療機構。 這可解除公立醫院醫生的後顧之憂。 但這兩項改革在公佈版本中均告流產。知情人士透露說，深圳市編辦提出，當前公立醫療機構在人員管理方面存在窠臼，是由傳統人事制度引發的，需要改革的是人事制度而非編制管理制度。人力資源部門的官員則認為，這樣的改革保障了醫生對從業機構的選擇 權，卻忽略了公立醫院的人事權。 背後還是利益。決策者需要在不同類型市場主體間做出平衡。 《若干意見》最終的表述是： “支持公立醫院醫技人員到社會辦醫療機構定期服務。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內部人士表示，這意味著暫時不調整當前人才雙軌制，與社會期待的“醫生自由執業”差距很大。 是次改革， “不是對存量市場的改造” ，深圳市醫改辦主任對財新記者介紹說，優惠政策主要適用社會資本投資新建的三級醫院和社會辦現有三級以下醫院改建或擴建的三級醫院。 為了避免一哄而上，此次此次政策制定者刻意抬高了門檻。對於申請辦醫的社會投資者， 《若干規定》明確要求：項目資本金比例不得低於40%、承諾提供不低於50% 基本醫療服務、並擁有三級醫院管理能力的社會投資者、或與擁有三級醫院管理能力的機構組織聯合組建醫院管理團隊的其他投資者，才具備申辦資格。 民營資本投資辦醫，目的和方式各有不同。四處貼小廣告是一種，打出專治性病旗號，宰人沒商量；也有做醫療產業上游的企業想通過開醫院賣藥賣器械；但也有的瞄準高端客戶打品牌，通過差異化服務獲得回報；此外，還有些企業如北大方正和萬科等，不指望從醫院投資里直接賺錢，但希望借此獲得其他資源收益，或者帶動周邊土地升值。 就在社會資本躍躍欲試之時，曾被寄予厚望的深圳龍崗中醫院遭遇重大波折。項目合作簽訂還不到一年時間，作為戰略投資方，平安信托悄然撤資。政府內部人士透露，平安信托退出，關鍵 原因是在醫院公益和收益問題上，最終未與深圳市政府達成一致。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認為，社會允許多種辦醫，首先要確定辦醫宗旨是什麼。 “如果大家都為了一個共同目的，即為公衆提供基本醫療，即體現公益性的話，那宗旨是一致的，就可以去試。 ”但他也強調，社會資本均以逐利為目的， “引入社會資本的目標不加以明確，將來一定有撓頭之困” 。

食藥監局：叫停深圳康泰全部批次乙肝疫苗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963

據央視新聞12月20日報導，由於近期深圳康泰生物製品公司出產的乙肝疫苗在嬰兒接種後，連續在湖南、廣東、四川等地發生疑似異常反應，已出現數例死亡病例，死因尚在調查。國家食藥監局、國家衛計委決定，暫停使用該公司生產的全部批次重組乙型肝炎疫苗產品。

日前據南方週末網報導，湖南省常寧市、衡陽市衡山縣、常德市漢壽縣各有1名嬰兒在接種乙肝疫苗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其中常德市漢壽縣嬰兒正在重症監護室搶救，另外兩名嬰兒不幸死亡。

對於媒體報導嬰兒注射康泰乙肝疫苗後死亡的報導，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曾兩次做出回覆。

據《新快報》報導，12月14日，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高層表示，自查時在小鼠和豚鼠(共26只)身上做了安全性實驗，小鼠和豚鼠目前均表現正常。

12月16日，公司再次發出公報澄清。公報表示，媒體報導中提及的接種乙肝疫苗後死亡的湖南2名嬰兒有可能是因偶合症死亡。

公報表示，偶合症是指受種者正處於某種疾病的潛伏期，或者存在尚未發現的基礎疾病，接種後巧合發病（復發或加重），因此偶合症的發生與疫苗本身無關。疫苗接種率越高、品種越多，發生的偶合率越大。

據《京華時報》報導，該說法得到了一些專家的認可。某三甲醫院主治醫生表示，「這種說法也是可能的。受限於實驗室檢測的靈敏性，體內攜帶乙肝病毒的人不一定都能通過乙肝5項檢查出來。體內含乙肝病毒的人如果注射了乙肝疫苗可能引發病毒數量級增長，導致死亡。」 不過他也表示，「但是具體什麼原因致死，還要看屍檢結果。」

而據人民網報導，不少網友質疑，究竟乙肝疫苗注射之後出現的後果由誰來評判？難道就因為有這個固定風險的存在，就沒有人能夠為這些嬰兒死亡負責？

網友「今生由我定」認為，如果乙肝疫苗注射存在一定風險，難道就不能進行類似「皮試檢驗」這種確保安全的防範措施麼？

網友「寶貝Stilla」稱，自己孩子一出生就由醫院抱去注射乙肝疫苗，自己完全不清楚疫苗的來路，醫生也沒有給她是否願意給孩子注射乙肝疫苗的選擇權，一旦出了問題，誰來擔責，想來就後怕。

網友「ee「則認為，應該有個權威部門介入進行調查，究竟責任在哪一方，不能讓企業推脫了事。

而受訪多位業內專家認為，目前該事件尚無定論，接種乙肝疫苗依然是防治乙肝病毒最有效、最經濟的辦法。

不過，食藥監局此次決定暫停使用該公司生產的全部批次重組乙型肝炎疫苗產品或能暫平公眾恐慌。

 

專家稱疫苗產業供應體系欠完善

據深圳市康泰公司網站介紹，該公司成立於1988年8月，是深圳市首批高新技術企業之一，主要從事生物製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目前該企業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企業，產品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市場佔有率達50%以上。而涉事疫苗屬於湖南省省直機關政府採購中心受湖南省衛生廳的委託，通過公開招標、投標程序，採購的2013年湖南省免疫規劃疫苗中的兩批。

據《經濟參考報》報導，根據我國2011年出台的《疫苗供應體系建設規劃》，到2015年，我國要初步建成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疫苗供應體系，實現常態必保，應急能力大幅提升。以鄉(鎮)為單位的國家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率達到並維持在90%以上。

目前，我國有疫苗生產企業36家，能生產預防27種疾病的疫苗，年生產能力達10億劑。不過，我國生產的疫苗目前仍以仿製為主，新藥開發進展緩慢。國內申請註冊的疫苗大多數都是傳統疫苗，而新型疫苗如新型結核病疫苗、肺炎結合疫苗、HPV疫苗、輪狀病毒疫苗等的創新開發能力不足。

業內人士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疫苗品種的豐富性、研發的創新性、生產技術的先進性以及國際認證的成熟度等方面差距較大。

創業之路上南北的差異：來看看深圳的落地精神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28/57472.html

i黑馬觀察到，以南北地域為界限，中國互聯網形成截然不同風格。北方主矽谷風範，走高大尚路線，美國火什麽，做什麽，一般都在國外有現成模式。南方主本土風範，走“土鱉路線”，一切從需求出發，低調務實，國外基本難以找到現成模仿模式。大凡有所成的人，做事情大多主張先行動， 把事情落地下來，然後在逐漸完善的過程中追求成功。一次，一個做投資的朋友，在福建出差期間，在微信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只有來到南方，你才能體會到，在南方哪些創業項目可落地，以及你賺錢的能力。也許是我在北京待的時間太久了，或看到的，或聽到的，或在朋友聚會時談到的基本上都是上市，千萬美金被收購等。因此，在我剛看到這句話時，我的感受其實並不怎麽強烈，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總認為，在南方創業不外乎就是通過快速做小公司去賺錢。終於有機會，在深圳待了較長一段時間，機緣巧合下，有幸見了一些朋友，切實感受到了一把在中國南北方創業的區別，讓我在認識上和觀念上開始有所轉變。創業差異眾所周知，北京的IT業始於中關村。當時，最先引得媒體關註的當屬1995年成立的瀛海威時空。起初，它用了一句“向前直走100米就是互聯網”的廣告牌，掀起了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熱潮。雖然現在的中關村已經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IT產品批發與零售市場，但依舊不能改變它作為中國軟件龍頭的地位。在這里，有號稱軟件公司一條街的“知春路”，有“中國矽谷”之美譽的“中關村軟件園”，幾乎全球所有知名軟件公司都在此建立了研發中心。同時，北大、清華等國內一流大學比鄰中關村，這讓這些軟件公司變得更加有活力。2009年，李開複開始創辦了天使投資機構“創新工場”，開啟了一股天使投資的熱潮。同時伴隨著幾大互聯網公司紛紛加入IT投資和收購圈，北京的創業變得越來越熱情似火。這些機構幫助初創公司解決最棘手的資金問題，而中關村又從不缺少軟件人才，這些因素讓北京以風險投資為前期資金來源的創業項目，如雨後春筍般從市場上冒了出來。然而，大部分企業都是負資產運營，它們或靜靜地等著A輪和B輪的投資，或等著被收購，或等著最後的灰飛煙滅。與北京創業的熱火朝天相比，遠在萬里之外南國的深圳，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1978年，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大量的國外公司開始進入深圳，利用中國的低成本人力生產商品。本質上說，這是一個以做買賣和提供服務見長的城市。在這個城市里，交易的絕大多數商品不是人力就是實物。同時，深圳也是一個以速度見長的城市，“深圳速度”只有切身感受過才會有深深的體會。在這里，一家公司從註冊到辦理完各種手續只需要4天;在這里，隨時能找到從硬件到軟件，再到畫電路板的人才。曾與一位做手機的朋友聊過，他說只要你在華強北電子市場逛上一圈，就能買到拼出一部手機的所有零件;在這里，這也是一個分工明確的城市，這里很少能聽到人們談概念，談收購，談上市。每個人都腳踏實地做著細分的一片市場，先賺到錢養活自己才是這里創業者最基本的訴求。其實，每個地方的人們，都在利用自己的區域特色追求自己的夢想。對北京來說，軟件人才多是優勢，但是在深圳，IT創業項目也大多以電子商品為基礎。其電子器件的生產能力在國內絕對名列前茅。比如電子導遊器是個很傳統的產品，在稍大一點的旅遊區，都會有這樣的設備出租，而用過的人在體驗上都沒好感受。當移動設備興起後，很多開發者才看到這類產品的價值，於是出現了很多通過APP來解決用戶體驗的方案，但是很快這些開發者就發現在許多景區網絡信號差，比如在許多廟宇之類的室內景點，根本沒有GPS信號。這就導致了這類應用遲遲得不到實際應用。這次，終於見到我的一位朋友正在解決此問題。他感覺電子導遊確實有用戶價值，於是自己出錢印刷調查單後，跑到景區做了幾千份用戶調查。基於用戶反饋確定此類產品確實如他所想有使用的意願，他外包了軟件和硬件開發模塊，找來了大學生，錄了導遊詞，找朋友的工廠做了產品開模，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一款漂亮的電子導遊器就開發出來了。接著又帶著這個半成品，前往一家景點進行交流，幾番商討後，就順利拿到了景區合作運營的合同。就在3個月的時間內，做完了產品的用戶調查，做出了產品，順利簽下了第一個合同，且有了升級產品的開發計劃和模型。這種做事的方法，給了我非常大的感觸。如果在北京有同樣的事情，那麽它的創業過程會是怎樣呢?我想大致的活動會是這樣：其一，某個聰明人有這個想法，肯定認為自助遊會成為一個巨大市場，每人都不希望旅遊只是走馬觀花的轉轉，所以電子導遊會很有市場;其二，他發現做這個玩意兒，需要一些有懂硬件、軟件方面的人。其三，開始找創業夥伴。先看看身邊有沒有合適的人，或是發個創始人招攬廣告這類的事，找到有興趣有技術的人加入，並作為創始人一起兼職創業。於是，花了兩個月才把各路人馬組織到一起，或利用下班時間，或利用周末時間，找一個咖啡廳開始做產品;其四，兩個月過後，產品開始進入研發階段，同時也開始要準備商業計劃書;最後，會順理成章地期望著投資商能認可這個項目，並希望引入風險投資成立一家公司。同樣一個產品，如果放在不同的地域，創業發生的過程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評價出哪種過程更好，但至少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深圳的這位小夥伴做產品的“落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沒有好高騖遠地只去談想法，也沒有把希望寄托於不花錢的兼職創始人身上，更沒有把公司的成敗，寄予風險投資的引入。大凡有所成的人，做事情大多主張先行動，把事情落地下來，然後在逐漸完善的過程中追求成功。創新與創業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追求完美，天天坐在家里做計劃，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後才肯付諸實施，你就是選擇了放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完美的事情是沒有的。再見到另一位同鄉，已經是一周以後了。他也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並且註冊了自己的品牌。在創業前，他所在公司是一家國內做PC電源年銷售額億元以上的公司，經過多年拼搏，他的職位也已經做得不錯。但是，他去年毅然離職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創業大軍中。他做的產品也是自己相對比較熟悉的電源類，不過不是服務於PC，而是服務於移動電源的。雖然移動電源現在還處於代工生產貼牌銷售的階段，但是他依然很認真地找了專業的設計人員，設計制作了產品LOGO和公司網站，並定義了品牌價值。從離職後，用了短短半年間，產品就進了沃爾瑪，月銷售額在4000枚以上，同時完成了公司第一個自主產品的設計和開模。當我問他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勇氣時，他沒有太多的感嘆，只是淡淡地說，從現在的手機到以後的可穿戴電子設備，都應該需要移動充電，所以就投身做了。他的話雖簡單，但從中可以聽出他對市場的洞察力，以及創業的決心。若照一般的做法，這樣的小電子商品應進大的電商或是淘寶。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其原因是進電商需很大的庫存量和資金投入，當資金投入不夠時，在電商渠道的銷量肯定會少得可憐。因為在超市方面的資源線較好，所以就優先選擇了做超市。其實，在深圳這樣的小公司多到數不勝數。它們都有夢想，都在利用著自身最有優勢的資源，做著細分的市場，並且都能一步落地。另外一個創新型的項目同樣來自於讓人感覺有些過時的電子菜單。在IPAD推向市場不久後，這種應用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它通過直接把紙面菜單電子化並且放到IPAD中，提供給用戶一種全新的點單感覺。但直到今天也沒看到它在多少餐飲企業中使用。然而這次看到的這類產品，雖不能說讓人耳目一新，但模式卻變得易於接受。其實，在軟件的行當里，大家都期望能通過軟件解決用戶的問題，但在深圳這樣一個電子業特別發達的地方，這個項目就變了一種形式――把軟件顯示的菜單和硬件一起賣給用戶。這家公司通過硬件成本價，軟件免費的方式把產品銷售給酒店，再按年或月收取一定的服務費，酒店通過登錄雲端的後臺在線維護菜單。這種模式下，平均一臺硬件僅需500元，而對於一次性投資在1萬元左右的酒店來說，完全可以接受。如果酒店不更新菜單的話就不需要收費，更新菜單才產生服務費用。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給客戶提供了性價比非常高的一攬子服務，並且它比只提供軟件給客戶帶來的粘性更高。我們可以設想，當賣出去的客戶端點越多，收集的數據就越能體現價值，正如這位創始人所說，他們現在至少已經做到了兩點：其一，賣出去的設備馬上收到了錢，未來肯定能收到服務費;其二，哪種類型的酒店里的哪一樣菜被食客點得最多和最少也一目了然。其實，市場永遠不缺少想法，也永遠不缺少產品，看似所有的產品都已經被先行者做過了，有些更是看似死氣沈沈，但到了不同的人手中，就有可能成為另一種鮮活的生意。也許現在看來，上述這些公司做的東西單一，且沒有任何技術競爭力，所在行業也非常傳統，但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移動電源、電子導遊還是電子菜單，它們所依托的同樣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只因為地域差異帶來的人文和資源的區別，讓他們選擇了以能快速落地的電子產品來實現自己的創業夢，並且利用實體產品的變現能力在早期能養活公司。他們的創始人天生就具有一種腳踏實地，勇於冒險的精神，誰又敢保證在未來的億元公司隊伍里，不會出現他們的身影呢?正如馬雲所說：“今時今日，一場由新技術掀起的革命正初露端倪，這股浪潮必將永久改變顧客與企業之間的力量態勢。”在世界各地，能夠把握這些新契機和新趨勢的中小型創業者，必將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企業觀察家 | 編輯：ningyongwei | 責編：寧詠微

浪尖上的深圳康泰

2013-12-30  NCW

為什麼出事的總是這家企業？ ◎ 本刊記者 李雪娜 文2013年12月19日，杜偉民的50歲生日過得五味雜陳。就在這一天前後，其旗下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圳康泰）生產所有批次的重組乙肝疫苗被國家藥監總局叫停。 在 此 之 前 的12月17日10點31分，26歲的產婦李某娣在深圳南灣醫院誕下一名男嬰。注射維生素 K1和乙肝疫苗後不久，突發異常死亡。 更早前，在湖南發生的兩名患兒死亡病例，死前也是注射了深圳康泰生產的重組乙肝疫苗。家人由此懷疑男嬰之死和乙肝疫苗有關。 12月19日下午，深圳市衛人委通知全市各區暫停接種深圳康泰生產的該批次乙肝疫苗。次日，深圳康泰全部批次被暫停使用。目前，中央調查組已進駐 深圳康泰，並對其生產線展開調查。 杜偉民是江西南昌人。根據財新記者瞭解，他曾擔任中國國藥集團總公司旗下的長春生物技術研究所江西辦事處負責人，2009年吞併中生集團的國藥集團為國務院國資委下轄的全國最大醫藥產業集團。中國一類疫苗市場基本被長春生物技術研究所、武漢生物技術研究所、成都生物技術研究所等六大生物研究所壟斷。在有跡可循的投資經歷中，杜偉民養過豬、賣過珍珠柚，真正財富積累來自于其疫苗帝國。 2003年4月，杜偉民和韓剛君控制的深圳瑞盟鑫投資有限公司及深圳盟源投資有限公司以增資重組的方式，取得了江蘇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江蘇延申）90%的股權。 江蘇延申主要生產銷售流感疫苗、狂犬病疫苗、氣管炎疫苗等產品。這是杜偉民在疫苗行業的首個投資項目。 2007年，中央提出全面擴大國家免疫規劃，嗅到市場機遇的杜偉民開始了其在疫苗領域的全面布局。 2008年國投高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等股東拋售深圳康泰合計38.75% 的股權，杜偉民旗下深圳瑞達源投資有限公司以1.38億元接盤，並成為其第一大股東。 同年9月，深圳康泰以增資擴股方式，全資控股了在疫苗研發領域頗具優勢的北京民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北京民海） 。 深圳康泰成立于1988年8月，是深圳市首批高新技術企業之一，主營乙肝疫苗。其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產線由美國默克 / 默沙東公司引進。北京民海成立于2004年，產品線則包括乙腦流腦HIB 疫苗、23價肺炎、百白破等9個疫苗品種。 2009年，江蘇延申的狂犬疫苗被查出價效不足，存造假嫌疑，被國家叫停生產進行整頓。這次疫苗造假風波，並未對杜偉民和他的疫苗帝國帶來影響。 深圳康泰自1994年開始為國家一類乙肝疫苗提供產品。2007年，中央提出全面擴大國家免疫規劃之後，深圳康泰更是成為國家一類乙肝疫苗的主要供應商。隨著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深圳康泰營收也呈幾何級增長。 2009年湖南產權交易所關於湖南湘投高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擬轉讓深圳康泰2.45% 股權的公告顯示，2008年經審計深圳康泰營收為8910.39萬元，淨利潤為1635.27萬元。公告同時預計深圳康泰2010年、2011年實現營收2.03億元、4.56億元。 據公司官網，深圳康泰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企業，年生產能力超過1億支，產品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市場佔有率達50%以上。 此次深圳康泰涉事產品為10μg 劑 量規格的重組乙肝疫苗，在深圳康泰較為單一產品線中，該暢銷產品是公司重要的收入和利潤來源。深圳康泰一位要求匿名的高層表示，疫苗企業一旦進入一類疫苗市場， “只要有一款暢銷產品，就能保證活得很好。 ”湖南、廣東兩省所用的一類乙肝疫苗產品幾乎全部來自深圳康泰。深圳市衛人委相關負責人向財新記者表示，作為國家一類疫苗，深圳市的乙肝疫苗由廣東省統一採購供應，叫停前全市使用的乙肝疫苗均為深圳康泰生產。 深圳康泰乙肝疫苗疑似致死案例，據不完全公開報道， 涉及多例。2010年，三明市明溪縣1名出生32天的嬰兒接種乙肝疫苗和卡介苗後第五天，腦內出血死亡。2005年，南平市一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後突發淋巴管瘤，經調查接種的乙肝疫苗均為重組（酵母）乙肝疫苗，由深圳康泰提供。 “為什麼出問題的都是深圳康泰生產？”一位乙肝疫苗專家提出質疑，但他沒有給出答案。 本刊實習記者祁薈全對此文亦有貢獻

深圳新土改：喚醒農地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571

要讀懂深圳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史，土地始終是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深圳通過學習香港，推出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出讓制度改革，開闢了規模空前的城市化進程。

但由於制度差異，仍有巨量土地，成為地方政府和農村集體組織均無法撬動的「制度飛地」。現在，深圳新一輪地改準備喚醒這些土地。

新一輪地改在深圳終於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2013年12月20日，深圳第一塊原農村集體用地上市拍賣成功。這塊約1.46萬平方米的工業用地，位於深圳市寶安區福永街道鳳凰社區，目前被用作臨時停車場。

深圳市方格精密器件有限公司以底價1.16億元競得這塊土地。土地收益的70%歸政府，30%歸村集體鳳凰社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在交易金額動輒高達百億元的土地轉讓市場中，這筆「微不足道」的土地交易卻吸引了社會各方的目光，更成為深圳國土管理部門幾乎每一個人的關注焦點。

曾任基層國土管理部門負責人的陳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深圳從2009年開始研究相關制度改革，到2012年被納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綜合試點，再到2013年年初推出「1+6文件」，「為了這一天，我們已經等了近3年。現在就等著看鳳凰這個試點的實施效果了」。

而在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簡稱規土委）2013年12月10日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書面回覆中則強調指出，作為「首塊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工業用地公開入市」，將採取「利益共享」原則，通過「產業落地」成功盤活歷史遺留用地，改變過去社區以地建廠、以房收租、粗放經營和效益低下的模式，有利於實現社區經濟轉型。

在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想要入市，必須先經過徵地補償後收歸國有，才可以走招拍掛或協議出讓的土地轉讓流程。

作為中國最早開始土地市場化改革的城市，深圳雖然早在1992年和2004年兩次國有化過程中，已將城市土地名義上全部轉為國有，但由於原農村集體組織的存續經營，及「集體土地所有制」本身所固有的權益不清、管理缺位等原因，仍有大量土地處於「政府收不回、集體用不了」的灰色地帶。

這些沉睡的土地在深圳數量驚人。2010年深圳市土地變更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示，深圳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質佔用的「非法用地」約為300平方公里，佔全市建設用地的三分之一。

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兩大關鍵：一是對原農村集體組織看似「非法」但卻有著合理性的佔用土地權益建立起必要的保障和補償機制；另一點則在於地方政府自身必須獲得完整的城市土地動態規劃與處置權。

在過去多年為了保護「耕地紅線」土地管理機制中，城市建設規劃權和土地利用指標分屬地方和中央政府。這就使得深圳市區內大量早已開發的土地，由於仍然處於中央「耕地保護指標」內，實際上變成了地方政府和農村集體組織「共同違法」侵佔的耕地指標。（參見《南方週末》2012年7月6日報導《深圳土改，難以複製的試點》）

正是在2012年5月深圳啟動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綜合試點中，深圳市首次拿到了「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指標」兩權合一的「尚方寶劍」，從而得以對城市中「原農村集體組織佔地」這一全國性的「城市之痛」展開全面清理與解決。

要讀懂深圳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史，土地始終是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如今，新一輪地改又將如何改變深圳？

從「賣地建房」到「法定圖則」

「人家白花花的幾億港幣投進來，提出建成房子後，自己只要30%。把深圳這邊的人嚇壞了，說這樣也行？後來才明白香港就是這個規矩，錢不值錢，地值錢。」

1979年的那個春天，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伸手在南海海濱劃下一個圈時，誰也沒有想到，當年那個人口僅三十餘萬人的濱海小城，會在短短30年後變成1500萬人的國際化都市。

這場規模空前的城市化進程，正是以土地和住房制度的改革為發端的。

「深圳曾經前後有過兩個房管局，第一個房管局成立於1980年代初，它就干了一件事：賣地。」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處處長孫利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深圳特區剛剛成立時，土地大把但沒錢建房，於是當時的房管局局長駱景星找到了一家香港企業投資。

「人家白花花的幾億港幣投進來，提出建成房子後，自己只要30%。把深圳這邊的人嚇壞了，說這樣也行？後來才明白香港就是這個規矩，錢不值錢，地值錢。」

搞明白土地的門道後，房管局把牌子一翻，變成了大名鼎鼎的特發集團（萬科當年的控股公司）。但政府的房子還得有人蓋、有人管，於是1980年代末成立了第二家房管局（即後來的住宅局），與建設局和國土局一起，成為深圳房地產制度設計與管理的「三駕馬車」。

早在1980年代中期，深圳市便已學習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管理制度，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出讓制度改革，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今天全國性商品房市場的制度基礎。

孫利平表示，當時整個房地產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就是鄧小平在1980年4月就住宅問題發表的一段談話：「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繫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們就不買房子了。繁華的市中心和偏僻的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區和不方便地區的房子，城區和郊區的房子，租金應該有所不同。將來房租提高了，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這些政策要聯繫起來考慮。建房還可以鼓勵公私合營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辦法。」「一共兩百多個字，就是今天整個中國房地產制度改革的源頭」。

在土地和房產出讓（售）制度建立起來以後，深圳陸續成立了產權交易所和產權登記處。據孫利平介紹，由於此前沒有房地產權的登記和交易記錄，在相關部門成立後，產權人想登記房地產證，需向交易所申請，並由房管局下屬的測繪所上門測量登記後，再由產權登記處發給房屋和土地權屬合一的「房地產證」。

「深圳是全國第一家將房屋和土地權屬統一發證的城市，這也是跟香港學的。」孫利平說，在農耕社會中，土地比房屋更值錢，因此產權契約大多以地契為主，房地分離。只有在香港這樣的現代城市中，房屋價值大大提升，才會出現「房地合一」的房地產證形式。

深圳一步到位地從香港抄來了「房地合一」的產權登記模式和出讓制度，並進一步學到了香港在城市規劃和土管理方面的另一項基礎制度：法定圖則。

這一制度是指政府將城市的所有土地都納入整體規劃，同時這一規劃受到法律嚴格保護，任何機構或個人不得違規用地。政府售地亦需嚴格按照規劃，限制其功能用途。

正是在這一法定圖則的制度下，才出現了諸如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等功能區分及不同的地價差異。而為了實施「法定圖則」制度，政府必須將所有土地納入自己的管理範疇。由此而導致了深圳市在1992年對特區內土地的第一次統征——統征之後的土地全屬國有土地，因此得以納入政府的統一規劃之中。

但與此同時，這一從香港借鑑而來的土地管理機制，與中國現存的土地和產權基礎制度之間，有著關鍵性的制度差異，因此最終出現了後來深圳乃至全國城市中大量「非法用地」和「小產權房」的現象。

這一制度差異在於，香港的「法定圖則」制度，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權全歸政府控制（港英政府租借形式的延續），而私人所有土地產權相對清晰，因此規劃圖則能夠以法定形式覆蓋所有土地。

而深圳（包括內地其他城市）則在國有和私有之外，還存在著大量土地產權不完整及不清晰的「集體所有制」土地。

在1990年代初已經完成土地統征的深圳特區內，理論上已經不存在「農村集體用地」，但是由於政府沒有足夠財力一次性完成所有土地的徵地補償與開發，因此實際上依然是以「邊開發邊徵地」的形式滾動推進。

與此同時，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與村集體，則以集資建房的形式在原有的宅基地和集體經濟用地（徵地過程中政府劃撥的土地補償）上蓋起了出租屋和招租廠房。

「所謂小產權房就是這麼起來的。」孫利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如果說國家徵用是合法剝奪農民土地產權的話，那農民說我們祖祖輩輩的地80%都給你佔去了，我自己侵佔自己20%行不行？」

實際上，集體土地權益不清及管理機制混亂的問題，正是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法律和制度空白」。深圳市過去多次試圖「依法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要麼由於缺乏土地管理變革的法律與制度依託，要麼忽視了原村集體和村民權益的制度保障，因此只能一次次暫時緩解矛盾的同時，眼看著「違法用地」的規模越變越大。

地權之爭：關內與關外

「一塊地本來已經閒置很多年了，但真有企業要投資開發的時候，突然跳出五六個業主，這個說某書記批示的，那個說某主任有文件，本來200萬租金的地，硬能給你開出2000萬的價錢來。」

在國有與集體土地權益劃分不清的情況下，原本應該覆蓋整個特區的城市功能規劃，也只能留下一片片難以規劃的「空白」。

多年從事城市規劃的同濟大學深圳建築研究院總工程師魯開宏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就曾在規劃設計中遇到過這樣的事，「一塊地本來已經閒置很多年了，但真有企業要投資開發的時候，突然跳出五六個業主，本來200萬租金的地，硬能給你開出2000萬的價錢來」。

在孫利平看來，這種事情其實並不罕見，「城市規劃管的是土地使用權，但在使用權之外還有轉讓權、收益權等等諸多權限」。

比如一塊土地，所有權留在村集體，但把使用權給了企業。「可以一邊跟村裡說，地還是你的，你將來還能收租呀；另一頭就告訴企業，你要所有權幹嘛，還得補地價過環評，不如直接交個使用費就行了。」孫利平說，除了這些大的地權之外，還有建築權、臨建權，「規劃不是不讓搞嗎？那我就搞個臨時建築，說是三年，實際上都用了超過十年了——像山姆會員店那麼大的商場，開了那麼多年，有幾個人知道它是臨時建築？」

如果說在特區內這種「產權分割」是造成土地權益複雜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話，那麼在特區外，國土管理部門的「法定圖則」理念早期遭遇的，則是來自村鎮集體組織的激烈抵制。

陳明在1990年代中期便進入國土部門工作，正好趕上了國土部門派駐關外的「首班車」。他親身體會了當時村鎮集體對特區土地管理模式的激烈對抗。「區裡的人大代表集體對市國土部門提出質詢案，說你這種處理方式就是不行」。

陳明表示，當時國土管理部門的「法定圖則」制度在特區內已經推行得比較順利，因為土地全部國有化了，但到了關外的龍崗、寶安等區縣時，國土管理部門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特區內國有土地的管理模式，怎麼跟關外各區原有的農村集體管理制度銜接。

在村鎮等基層政府依然面臨著GDP等經濟發展指標考核的時候，市國土部門把關係經濟發展命脈的土地規劃和使用權一攬子上收，勢必激起基層政府與國土管理部門的對抗。

這一舉動，也讓原集體土地的使用管理陷入混亂。「原本村鎮集體有自己的規劃和報建機制，它會劃定一片非農建設用地，由村民報建後形成村落形態。」陳明表示，在土地規劃權上收之後，失去報建審批權力的村鎮集體，也失去了規範村民住房建設的有力工具。「既然你村委會都不管報建了，還規劃什麼呀，我乾脆就想在哪兒蓋就在哪兒蓋了。」

陳明表示，深圳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使得國土管理部門處於疲於奔命的被動應付狀態，在將有限的資源與精力集中到重點項目和工業區規劃發展之後，幾乎沒有多餘的人手來處理年復一年劇增的各類違建，只能隔幾年就以「規劃追認」的方式處理一批遺留問題。

在陳明看來，未能形成長期解決機制的制度根源，仍然在於「集體土地所有制」產權歸屬和管理機制缺位。

陳明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集體土地和資產的所有權確認與管理機制的建立，「我認為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也是一個從理論層面上還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明對鳳凰社區的土地改革試點抱著極高的期待。「這是一個通過多贏模式，逐漸鞏固和落實土地所有權的嘗試。」陳明說，如果這條路走得通，各級村鎮集體就沒有必要折騰「小產權房」了，因為房子蓋上，「錢一分就完了」；而新的模式則真正關係到一個村鎮和社區的「長治久安」。

鳳凰社區的此次土地轉讓，是建立在社區規劃的基礎上，由「政府搭台」、企業投資所形成的第一宗原農村集體組織佔地的市場化流轉嘗試。

此次深圳土地管理制度綜合改革依然堅持「規劃先行」。與過去不同的是，此次規劃充分利用了深圳土地改革試點中「兩權合一」的優勢，將原來分散於市區內的分散耕地指標，集中調整到尚未大規模開發且土地條件較好的光明新區，形成了3萬畝集中規劃改造的大型農場。

與此同時，在市區內因佔用耕地指標而多年身份不明的已開發土地，也得以恢復其合法身份，並通過城市更新的綜合規劃，大幅提高了原有土地的綜合利用效益且功能日趨完善；對於大量被原農村集體組織佔用並用於廠房出租等低效益用途的「城中村」用地，在經過耕地指標調整後，變成了可以合法投入市場流通的規範用地。

在對這部分土地的規劃使用方面，政府通過土地整備和建立產業用地供需平台的方式，為原農村集體組織（現社區組織）建立起了一條市場化的土地流轉和出讓機制。

在這一系列政府職能創新的基礎上，建設規劃的主體目標悄然從過去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轉換成了以原村鎮組織為主體的「社區規劃」。在2012年嘗試推出社區規劃師制度的基礎上，2013年規土委向全市290個社區派出了281名專業幹部作為社區規劃師。

（應被訪者要求，陳明為化名）

港大深圳醫院：孤獨的樣本

2014-02-17  NCW

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讓醫生廉潔高質應診，讓醫院財務收支平衡，這都是港大 深圳醫院尚未征服的挑戰 ◎ 本刊記者 李雪娜 文lixuena.blog.caixin.com 深圳的春意日漸濃郁，從紅樹 林生態保護區西行500米，就是氣派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建築群。和人滿為患的大型公立醫院相比，此處多顯空寂。 建築面積達36萬平方米、政府總投資規模35億元的港大深圳醫院，作為全國公立醫院體制改革樣本而被寄予厚望。深圳市政府期望其從管理體制、人事制度、價格機制等多方面發揮「鯰魚效應」 ，為公立醫院體制改革尋找新的突破口。 一年半時間過去了，這家試圖借鑑國際公立醫院投建模式的中國公立醫院，卻發現了太多需要本地化調整的地方——籌資渠道、業務模式、服務定價、人才招聘等，港大深圳醫院都經歷了諸多不順。她在不斷的調整中摸索前行，腳步蹣跚而孤獨。 願景是不做賺錢機器 隨著2009年新醫改方案推出，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的呼聲高漲。2010年，深圳被列入全國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之一，粵港兩地決定聯手開展醫療服務合作。 「基於這一背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學產生了合作共建一家對 『公立醫院改革有所影響』的醫院的想法。 」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鄧惠瓊回憶說。 2012年7月1日，港大深圳醫院開始試營業，產權歸屬深圳市政府，由香港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共同管理。鄧惠瓊描繪當時的願景： 「我們希望用三年時間將港大深圳醫院建成三級甲等醫院的水平和2000張床位的規模，打破中國傳統醫療弊端，明確醫院收費只為維持運營，而非醫院、醫生甚至政府的賺錢機器」 。 這一投建模式和傳統的財政補償機制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政府建一家醫院，運營資金大多靠醫院自身營業收入，財政撥款方面缺乏清晰的預算。 「政府給多少錢基本上沒譜，財力好就多投，不好就少投。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這種缺乏嚴格預算管理的辦醫模式，很容易因治理不善而導致公立醫院公益性質的異化。 而在香港，政府實行全額補貼方式，保障公立醫院的公益屬性。由香港醫管局管理的公立醫院，每年會得到港府超過92% 的資金支持，香港市民到公立醫院看病只需付極少費用。 為保障公益屬性，借鑑香港及國外公立醫院經驗，港大深圳醫院從一開始就有清晰的預算設計。參照深圳市人民醫院、北大深圳醫院等醫院的運營標準測算，港大深圳醫院建成一家2000張床位、3936名員工規模的三級甲等公立醫院，開辦前五年所需總籌資約為101億元人民幣。 港大深圳醫院的籌資來源也不能像其他公立醫院那樣主要靠病人，而是國家、社會和個人三方分攤。 「深圳市政府未來五年需投入20億 -25億元人民幣，其餘由個人和社會分擔。 」據一位瞭解港大深圳醫院預算設計的知情人士透露，個人和社會分擔部分以打包方式，通過社保、商業保險及私人捐贈完成。 「如果政府25億元財政補貼跟不上，或少個10億，從整體預算設計考慮，醫院必須想辦法從其他方面增收補充，這樣一來，醫院的發展也可能偏離公益屬性，出現變質甚至變性。 」上述知情人士擔憂的說。 在管理上，港大深圳醫院建立了獨立法人治理結構模式，推行 「管辦分離、政事分開」 。醫院設置董事會、醫院管理團隊和監事會。董事會有17名成員，董事長由深圳市分管副市長擔任；其他16名董事會成員，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學各半，雙方各持半數表決權。同時建立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由深圳市領導主導董事會工作，香港大學主導醫院運營管理事務。 據一位接近香港大學的人士透露，香港大學對港大深圳醫院寄予厚望，對其投資了2億元人民幣，並於2013年1月將其納為附屬醫院，在運營管理上更是全力以赴。 深圳市公立醫院管理中心主任羅樂 宣介紹， 「按照法人治理模式，政府給出預算總額，如何花是醫院管理團隊的事。 」董事會和醫院管理團隊的工作評估和監管由監事會完成，監事會成員包括院長之外的醫院員工和外部獨立人。 「我們希望由此形成董事會、監事會、醫院管理團隊『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立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模式。 」羅樂宣說。 高薪養廉高成本 在羅樂宣看來，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是人事制度改革。 港大深圳醫院首先是打破現有編制制度，實行員額管理，根據醫院的工作需要設定人員配置總額，由醫院自主招聘人員；打破傳統工資福利管理制度，實行工資總額管理，由醫院自主分配薪酬，對員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和年金制度，打破傳統的職業「鐵飯碗」 。 中國傳統公立醫院裡，醫生的薪酬結構，三分之一來自財政補貼，三分之二來自勞動提成， 「多開藥」 「多收費」 ，是公立醫院和醫生獲得高收入的不二法門。而對於港大深圳醫院，據鄧惠瓊介紹，深圳市政府每年撥付醫院所需的工資總額，院長獲醫院董事會授權，負責 策劃及決定除醫院管理團隊以外的組織架構，自主設置崗位。 「招聘多少人，招聘過程，薪酬福利等由醫院自定。 」港大深圳醫院總規劃人數3963人，其中80% 是醫療醫技人員，管理層不超過5%。醫院所有員工均簽訂三年期聘用合同，在本院連續工作六年以上，或已連續簽訂兩次固定期限合同並服務至期滿的醫生，方可成為醫院終身制員工。 在薪酬標準方面，參照歐美醫生的收入標準，將醫生薪酬標準定為深圳年度全社會人均收入的9倍，按2012年深圳人均可支配年收入4萬多元計算，這一薪酬標準約合年收入40萬元左右，遠高於目前國內公立醫院執業醫生的水平。港大深圳醫院希望藉此實現「高薪養廉」 。香港大學在給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共管建議書中，特別提到了「廉潔文化」問題，廉潔文化還被寫入員工聘用合同。這裡不再提倡按件計酬，醫生對每位患者的就診時間不得低於10分鐘，不得收受紅包，一旦發現且沒有及時上繳的，將給予對外公佈及解聘處理。病人就診的服務質量，直接關係到醫生薪酬收入。 醫院還創新地實施了醫療服務打包收費制度，這樣一來，醫生與灰色收入之間建立起防火牆，藥品、醫用耗材等使用與醫生薪酬收入徹底脫鉤了。 但從一年多的實施效果看，港大深圳醫院人才招聘工作並不順利。鄧惠瓊說： 「大陸醫生對人事制度改革需要一個認知過程，雖然高薪，但 『鐵飯碗』沒了，退休金的差距成了他們考慮的主要問題。 」港大深圳醫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年，醫生薪酬福利約佔全院成本支出的50%。 「考慮到2013年聘請的都是較為年輕的醫務人員，薪酬不太高，隨著醫務人員逐步完善，這個比例會進一步增加。 」 鄧惠瓊說。 在鄧惠瓊看來，如何既保持醫院的公益性，又能讓醫生廉潔安全高質量應診，並同時達到財務收支平衡，這是港大深圳醫院面臨的難題。員工薪酬標準遠高於同業，而醫院診療收費仍遵照物價局規定的統一收費標準， 「正是因為這樣，醫院承擔了太高的成本」 。 80億元從哪兒來？ 根據雙方合作協議，港大深圳醫院運營五年後政府將停止補貼，醫院自負盈虧。根據 《2013年深圳市衛人委部門預算公開》 ，當年市公立醫院項目支出11.87億元人民幣，其中對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項目支出10.5億元人民幣。 按照 「以收定支」財政預算，2014 年深圳市政府將撥付給港大深圳醫院9億元人民幣，其中固定設備支出3億元，其他支出6億元。 除去10億元固定設備投入，政府五年撥付補貼總計不會超過25億元，按籌資結構，個人和社會將分擔近80億元籌資，這筆 「大頭」從哪兒來？ 鄧惠瓊說，目前所能想到的辦法，一是通過多層次的特需醫療服務的營收來彌補虧空；二是和深圳醫保支付掛鈎。 港大深圳醫院實行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服務分開，其中非營利性服務（即基本醫療服務）收費按廣東省醫療服務收費指導價執行，營利性服務（即特需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並探索醫療服務分級定價制度改革和社會醫療保險付費制度改革。 2013年11月5日，醫院國際醫療中心開通，以經營特需醫療服務項目為主，就診人數近50人。據鄧惠瓊介紹，該中心正在探索商業保險相結合的支付模式，即與商業保險公司建立合作關係，吸引持商業保險的外籍人士和國內企業高層管理者等高端客戶。 為達到財務支出平衡，港大深圳醫院曾提出特需醫療服務佔比至少為40%，但這明顯違反了2009年新醫改的相關規 定——「公立醫院提供特需服務的比例不超過全部醫療服務的10%」 。公立醫院過高比例的特需醫療服務，被視為醫院「小金庫」 ，因擠佔公共醫療資源而廣受社會詬病，被認為有悖於公益性。 這也是開業以來最困擾港大深圳醫院的問題。鄧惠瓊一再強調，港大深圳醫院是給老百姓看病的公立醫院，而非外界傳聞的「貴族醫院」 ， 「特需服務佔到40% 是醫院暫時想法，不會影響到對一般市民的服務」 。 這一「暫時的想法」並未通過深圳市政府審議。羅樂宣強調，港大深圳醫院特需醫療服務佔比不會超過國家規定，這暗示香港大學管理團隊想借特需醫療服務提高收入的想法很難實現，醫院運營面臨相當的挑戰。 此外，籌資模式和醫保支付掛鈎，也意味著對港大深圳醫院開業前五年的門診量有著較高的要求， 「門診量高才能獲得較高的醫保支付」 。按深圳市政府的目標，港大深圳醫院2013年底前實現日門診量3000人次，開放800張床位；但醫院的現狀是日門診量僅達到2000人次，未達預期。 據財新記者瞭解，港大深圳醫院2013年的全院營業收入約1億元人民幣； 按2014年計劃門診量和床位數測算，2014年營業收入預計在2億元左右（不包含特需醫療業務部分） 。這些數據和80億元的非政府籌資缺口相比，顯得杯水車薪。 本土化調整 2008年港大深圳醫院合作規劃時，全深圳市有100家醫院，醫療市場供需矛盾突出。到其2012年7月試營業，五年時間內全市增加了十家醫院，加上多家市屬大型公立醫院改擴建，醫療市場的競爭格局發生變化，讓曾對辦醫前景樂觀 的香港大學管理層始料未及。 按原規劃，港大深圳醫院遵循「大專科小綜合」思路，建設一所專科技術突出的綜合性醫院，引進香港大學五大專科優勢。但進駐深圳後，港大方面發現亟需解決的是全科問題。鄧惠瓊表示，開業初期最難的是全科醫生培養。 全科醫生專注於常見病、常發病。 「從醫的人都知道，十個病人中九個是常見病、常發病。 」國外全科醫生也佔據醫生群體的最大比例。按照發達國家及香港的成熟經驗，患者90% 以上的疾病都可以在全科得到解決。 目前國內還沒有專業醫生以個人或合夥名義開業，一般全科醫生都受僱於公立的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並且人數不多，同時社康中心的傳統重點還是在公共衛生方面的預防醫學，對疾病的治療配套還在發展初期。儘管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正努力打造 「社康中心看小病，醫院看大病」 ，社康中心建設有所成效，但在病人轉診方面還是無法順暢 銜接。 「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問題，得想辦法解決。 」鄧惠瓊說。港大深圳醫院一開業便成立了國內公立醫院的第一個全科，實行 「先全科後專科」的分診模式，一年半來，患者86% 的疾病在全科得以解決。 港大深圳醫院的預約診療制度要求病人提前電話或網上預約就診，這對習 慣直接到醫院掛診的中國病人來說，也尚需接受過程。為了更快上量，港大深圳醫院近期開通了現場預約，羅樂宣將這些都稱為 「本土化的調整」 。 在規劃初期，參照當地同業近三年的門診平均費用測算結果，門診患者每次平均消費額為260元，港大方面提出全科門診打包收費標準為200元 / 人次，但這一標準並未通過深圳物價局批准，最終醫院將打包價降到130元。 「按130元是虧本的，虧到什麼程度還很難說。 」鄧惠瓊說，醫院目前的工作重點是擴大門診量和床位數，計劃2014年日門診量升至3600人次，床位開至1600個。 2001年北京大學深圳醫院作為新建醫院，開始了深圳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它的成功讓深圳的決策層對港大深圳醫院寄託了 「十年後醫改再突破」 的期望，但問題是，現有體制環境跟十年前已截然不同。

國資，深圳的秘密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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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GDP佔比中體量微弱的國資，卻在政府的算盤裡顯示了驚人的能量——他們將融來數以百億的資金，撬動數千億元投資。

對深圳來說，與如何讓這些國資「保值增值」或者進行所有制改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國資與土地一起成為城市建設最重要的組合槓桿。

「你說這次國資真的要退出嗎？會一刀切嗎？」任職於深圳市某區屬國資企業的陳輝，反覆詢問南方週末記者。

今年43歲的陳輝在國企工作了20年，十年前已經下過一次崗——深圳市在2001年至2005年推動了一輪大規模國企改制，涉及全市34家市屬一級企業、260多家二級企業和大約6萬名國企員工。當時已是中層管理人員的陳輝「買斷工齡」，離職走人，隨後跳到了一家區屬國資控股平台。

十年之後，新一波國資改革浪潮再次到來，焦慮的陳輝沒有想到，本輪改革方向悄悄發生了微妙變化。

「2013年深圳的國企收益對GDP增量的貢獻不足5%，但國企所發揮的社會效益和公共服務功能超過許多國資佔比更高的城市。」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張建森說。他曾經親歷深圳國資的多項改革，並參與十二五規劃課題研究。

這正是當下深圳國資的秘密所在——正是這些在GDP中佔比微弱的國資，撬動著每年數千億元的投資。

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資作為資本槓桿而獲得了新的意義。對深圳來說，比如何讓這些國資「保值增值」或者進行所有制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它們融來更多資金，撬動更多投資。

沒有多少國資了

經過十年前的那波所有制改革後，深圳已經沒有多少國資了，在競爭性領域中基本上「退無可退」。

與其他地區相比，深圳的國資改革比較特別。

「這一輪改革，市屬企業中有幾家小型公司準備改制上市，區屬企業應該會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一位接近國資系統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這是因為，經過十年前的那波改革後，深圳已經沒有多少國資了。

福田區國資委向南方週末記者提供的書面回覆顯示，該區目前僅有兩家國有獨資企業，分別管理區內的體育場館和技術產業園區，國企管理層及員工不足20人，實際上在競爭性領域中已經「退無可退」。

在深圳其他幾個區，情況也大同小異，「沒有多少可退出的企業」。

「如果說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第一個階梯的話，那麼深圳早在十年前就已經跨上了這個台階。」張建森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深圳的國資監管體系已經相當規範和制度化，而且比較好地做到了國資管理中「管得住」與「管得活」之間的平衡。

一位曾經參與過多家國企併購與投資評估的專業人士，也贊成這種說法。

該人士是國資系統備案的行業內專家。據其透露，每次項目評估，國資委都會從「專家庫」隨機抽取各領域的專家，按照一系列制度流程進行評估。他說，「最近就有一個國企的房地產交易項目被否決了，因為擔心有國資流失的風險，專家們一致否定。」

在張建森看來，已經跨過所有制改革「門檻」的深圳國資系統，需要尋找的是新的制度和理念突破：比如在監管理念上從「資本回報管理」向「社會效應評估」的轉型。

「比如深圳現有的國企大多集中於公共服務領域。那麼除了投資回報之外，你能不能給普通市民一個看得懂的量化指標，讓他們能清晰地看懂這些國企究竟有沒有做好自己的社會服務職能？」

張建森表示，在深圳的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提出，國有企業應該開展「社會效益和社會效應」的綜合評價，但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細化和深入研究。

驚人的融資能量

以機場、港口和地鐵等優質資產為依託的新投融資平台，與深投控共同承擔起為政府分憂找錢的重任。

這些在GDP佔比中體量微弱的國資，卻在政府的算盤中顯示出了驚人的能量。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2012年深圳市政府項目投資預算顯示，2011年政府投資項目781個，預計五年內總投資高達3725億元。而在第一年就要掏出的447億元投資中，納入財政預算支出的僅185億元，政府統籌融資的規模則高達200多億元之巨。

所謂政府統籌融資，就是利用深圳市在2011年整合組建的三大投融資平台：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投控）、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地鐵集團）和特區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特區建發），向金融機構和全社會進行融資。

2012年，三大投融資平台中，特區建發融資94.6億元，深投控融資91.2億元，地鐵集團融資14.2億元。

值得回味的是，十年前深圳第一輪國企改制的一項巨大成就，便是政府費時費力將當時存在的三大國資控股平台整合為一家：深投控。但僅僅幾年，深圳市屬國資平台竟然又回到「三國」模式。

對此，一位接近國資系統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闡述了這一改變的背景：2012年的深圳大運會耗資不菲，令財政系統吃緊；同時由於原特區內開發空間用盡，未來的經濟發展重心轉向特區外的新區，而新區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巨額資本，這更令本不寬裕的財政系統難以支撐——可資佐證的是，公開數據顯示，2012年深圳市財政將全市投資計劃76.7%的資金投向了「原特區外新區建設」。

此時，作為市屬唯一投融資平台的深投控「獨木難支」——2012年末其總資產不足1700億元，自然難以支撐深圳市十二五規劃高達3725億元的市政項目投資總額。以機場、港口和地鐵等優質資產為依託的新投融資平台，便應運而生，共同承擔起為政府分憂找錢的重任。

公開資料顯示，正是在2012年7月，深圳市國資委與建行、工行等五家銀行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為市屬國企獲得了合計4600億元的綜合授信額度。

「從深圳市長遠發展的規劃而言，不能說這種模式不對；但是從國資管理和風險控制的角度而言，未來深圳的國資管理系統顯然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該人士這樣評價。

實際上深投控內部的人士也有著類似的擔憂，「2012年之後，政府把一百多項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交給我們負責融資，問題是這些基建項目大多是沒有收益或收益不高的，到時候拿什麼去還？」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作為補償，市裡劃了幾個工業園區讓其負責建設和管理，希望通過房地產銷售和出租收益償還融資本息。

這樣的方式，讓多年致力於推動深圳市政府預算公開的君亮資本創始人吳君亮深為擔憂。

「幾千億的投資，幾百個項目，政府又不是神仙，他們怎麼管得過來？」剛看到這個龐大的投資規劃時，吳君亮就嚇了一大跳。隨手翻開項目投資預算中的細目，他又對南方週末記者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

「一段道路的前期研究動輒幾百萬上千萬，到底研究出什麼東西來了？」「一個招待所一年經費上億，它為深圳市民提供了什麼服務？」

對於國企為市政項目建設承擔融資的「社會功能」，吳君亮認為，在如何公開透明地運營，以及進行業績評估等方面，對深圳都是巨大挑戰。

國資經營與「經營國資」

一種以「國資槓桿」融資，再以土地來還債的「滾動融資」模式由此形成。這正是中國過去30年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城市經營」模式。

經由「國資經營」向「城市經營」的演變，深圳國資漸漸形成了兩層。

第一層是國資管理部門作為「股東代理人」，對國企的經營管理履行股東職責並享有相應權利（如人事推薦和分紅權等）。

在這個層面上，深圳自1987年到2005年的18年改革中，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國資經營」管理模式；

第二個層面，則是地方政府利用國有資本槓桿撬動社會金融資本，完成規模龐大的城市建設和產業升級。

在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除了市政債券等金融工具外，並沒有多少「資本運營」的空間，因而其擁有的少量國企也大多只是提供一些公共服務。而在中國過去30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資源和國有資產這兩大「資本槓桿」，形成獨特的「城市經營」模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企的盈利收入對於政府而言，遠不如資產規模的擴大重要。因為，只有以龐大的國有資產規模為投融資平台，才能撬動更加龐大的資本投入。

國資規模在最近這些年的迅速飆升，則來自政府將不斷增值的土地資產納入國資體系。

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種以「國資槓桿」融資，再以土地來還債的「滾動融資」模式，撬動資本進行城市建設。

深圳的新一輪國資改革，圍繞著「經營國資」而展開。

第一份國資賬本

在2014年的深圳兩會上，政府首次拿出了全口徑預算，讓國資徹底入賬。

政府給出的新賬本，是最新的讓人眼前一亮的動作：在2014年的深圳兩會上，政府首次拿出了全口徑預算，讓國資徹底入賬。

這是指，在2014年提請市人大審議的政府預算草案中，除了常規的政府部門預算和項目預算外，還多出了三張新穎的面孔：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在包含了四本預算的《政府全口徑預算》解讀中，市財政委寫道：「四本預算之間既保持完整性和相對獨立性，又保持相互銜接，如政府性基金、國資預算收益可調入至公共財政預算，同時部分地方政府因社保基金預算收不抵支，也從公共財政預算中安排資金彌補其支出缺口。」

而在關於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解讀中，市財政委回顧了國資入賬的過程：自1995年深圳通過特區立法頒佈全國首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以來，至2011年開始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並在其後數年中將其納入政府預算體系，提交人大審批。

其中，市財委多次強調自1997年市人大審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以來，人大監督對「完善預算制度、規範預算行為」的重要作用。

南方週末記者在此前採訪中亦獲悉，與某些城市人大預算審查常常「走形式」不同，深圳市人大的預算委委員，多年來在預算審查中極為認真，而且多次在兩會中提出相關改革提案。

早在深圳第一輪國企改制基本完成的2005年，深圳市人大計劃預算委委員戴毅便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從建立國資管理體系8年多的實踐經驗看，深圳國企「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舊有體制下的通病」。

在分析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國企管理人員造假和貪腐案例，並提出了簡化國資委託代理關係、規範出資人行為、強化國資經營監督體系等對策後，戴毅在文章結尾強調指出：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監督主體應是最高民權與民意機關——人民代表大會。

為此他呼籲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資本預算制度」，將此前人大對國資經營的「部分審議」完善為「全面審議」，把國有資本預算納入公共財政預算體系，「讓人大用資本預算制度來衡量新國資機構的工作成績並建立約束」。

時隔九年之後，這一呼籲終於以「政府全口徑預算」的形式在深圳成為現實。

透過2014年最新出爐的國資經營預算草案，可以看到深圳未來一年的國資經營安排。

預算草案顯示，納入預算的9家國有獨資公司和11家國有控股公司，預算收入和支出均為約21億元。

這21億元的預算收入，是指市屬國企在實現200億元的經營利潤前提下，繳交所得稅和提取公積金後，在剩餘可分配利潤127億元中，按國有股權比例獲得67億元利潤收益，再按30%的比例納入預算。

從國企利潤的繳交比例而言，深圳市屬國企已經位居全國前列，但由於其中相當部分利潤還將返還國企系統，因此財政預算能夠支配的比例並不高。

而在國資預算支出方面，可以看到，除了少量社保資金劃轉和援疆建設等支出外，高達19億元的國資預算支出，被用於新建投融資平台特區建發的註冊資本及資本運作。

這顯示了深圳市政府對於新投融資平台建設的急迫之情。但是，對於這家「新型城市綜合開發運營商」到底在開發運營哪些市政項目，又具體運用了哪些「創新融資方法與手段」，南方週末記者改採訪的多位人士均表示「不太瞭解」。

「儘管還有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可是作為國資預算的首次公開亮相，它的意義仍然值得肯定。」吳君亮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輝為化名）

民生小區金融進展實錄（深圳） 簡單-簡單

http://xueqiu.com/7098974312/28766183
時間：4月12日起
進駐小區：深圳某小區
操作方式：
1、開設小區金融便民店（仍在籌備）
2、與物管合作，以更換門禁、車禁的方式，為所有業主更換為含有門禁卡、車禁卡功能的民生銀行樂活卡
詳情見圖：
查看原图
查看原图一點體驗：
1、本人已更換了車禁卡和門禁卡（兩卡是同一張），由於該卡有銀行卡功能，已決定將日常用的銀行卡資金歸集過來，平時只帶一張卡就夠了，其他銀行卡就放抽屜了——當然，目前只打算歸集日常消費刷卡的一些資金，不會太多；
2、現場辦卡的工作人員有七八個吧，比較熱情，交流中有工作人員主動說出現在銀行的同質化比較嚴重，所以民生銀行這樣做是為了差異化競爭；據稱已在深圳多個小區用此類方式開展營銷；
3、不少老人是為了一袋米或一壺油去辦了卡，估計實際使用銀行卡功能的可能性不大，但比較小區人人都有一張功能強大、每天都得使用的民生銀行卡，業主們逐漸接受、使用其銀行功能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老恆和釀造(02226)$ 昨天去深圳的超市做了一下channel check。 TTSTOCK

http://xueqiu.com/8692172611/28886792
'$老恆和釀造(02226)$ 昨天去深圳的超市做了一下channel check。1,中心城家樂福（如圖）：基本佔據料酒架的最重要位置。據調味品的銷售人員講（老恆和無專門銷售人員），老恆和是他們最暢銷的產品，王致和第二。2,沃爾瑪山姆會員店：因超市定位原因，產品 size都較大。料酒基本只有老恆和的花彫（29.9元）和王致和的桶裝料酒。據調味品銷售人員講，王致和桶裝銷售最好，老恆和花彫也不錯。 3, 海岸城家樂福：貨架擺放同中心城店類似，據店員講王致和翻架率最快，老恆和也不錯，大概第二。

總體來看，三大品牌。王致和和老恆和的產品日期較新。王致和產品類型較少，基本為14年2月生產；老恆和不同產品日期從14年1到3月均有；老才臣均為13年產品，顯示銷售乏力。

同時我從天貓超市上購買了一部分老恆和產品，有醬油，花彫，陳醋，腐乳。其中花彫和腐乳為13年4Q產品，醬油和陳醋為14年2月產品。另外據我和一位年長川菜好手的交流，他自己就是用老恆和，並稱老恆和產品上佳，對此我比較意外，畢竟川菜用料酒不多。

以上的信息希望對各位球友有幫助。個人認為目前爭論真假無太大意義，畢竟大家看的角度不同。關鍵是目前股價反應的是市場的情緒並且已跌破幾個重要支撐位。港股還是由機構決定而非散戶。我看好公司的商業模式，但建議大家避開目前的高風險，待市場有更明確信息後決定是否入場。

最後補充一點：在最近股價大幅下跌的同時，根據bloomberg數據，老恆和的機構持股量從2.25％上升至2.41%,雖然很低，但是顯示機構有加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