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環保部：機動車汙染占比大 防治有失控因素

“天不高，氣不爽”。面對再度襲來的重汙染天氣，3日下午，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表示，“重汙染天氣的頻次可能會多，但汙染強度不會達到去年爆表的程度。”

但他同時表示，“如果極端天氣比去年還極端，那就沒辦法了。”

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攝影/章軻

進入10月份以來，受逆溫層、靜穩天氣等不利氣象因素影響，京津冀地區累計已出現3次空氣重汙染過程，影響範圍主要包括京津冀中南部、山東西部和河南北部。

在當日環保部召開的重汙染天氣應急督查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自動監控超標情況通報會上，劉炳江介紹，機動車汙染物排放量逐年增長，2015年排放量達到4532.2萬噸，已成為大氣汙染的重要來源。北京市機動車源汙染物占本地排放源的31.1%，在重汙染天氣期間的貢獻率甚至會超過50%。

“北京目前機動車總量達到565萬輛，監測數據顯示，高排放車輛占總量的10%，約50萬輛。在北京，所有的氮氧化物中，機動車占56%。”劉炳江說，機動車不僅自身排放，還擾動路上的塵。此外，每天北京有30萬輛大貨車在路上行駛，20萬輛是北京的，10萬輛是外地車。一輛大貨車排放的汙染物相當於200多輛私家車排放的汙染物。

劉炳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不太認同機動車汙染失控的說法”，從年檢的情況看，私家車達標比例是非常高的。

劉炳江也承認，“機動車汙染防控有幾個方面是失控的”。一是重型載貨車總量大，今年10月份銷售量同比增加49%，而且生產企業特別多。重型載貨車用油質量差，排放量大;二是對於黃標車，有些地區的淘汰率還不高，一些城市本應就地銷號的黃標車，轉為外地車繼續上路行駛。

劉炳江表示，下一步，環保部將構建機動車環保監管制度體系。依法實施新生產機動車和非道路移動機械環保信息公開制度，建立環保達標監督檢查、環境保護召回制度。同時加快制修訂標準，加強對新生產機動車的監督。加快國六排放標準制定發布進程，鼓勵具備條件的地區提前實施，強化新生產機動車環保一致性檢查。

對於如何降低在用機動車排放水平的問題，劉炳江表示，環保部將加快推進國家、省、市三級機動車排汙監控平臺聯網，加強對重型柴油車等高排放車輛的監督管理，推進黃標車、老舊機動車加速淘汰，堅決完成國務院確定的淘汰380萬輛黃標車和老舊車任務。配合有關部門加快制定發布國六油品標準，推進車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用燃料油並軌。2017年1月1日起全國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

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攝影/章軻

通報會上，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介紹，為有效應對空氣重汙染過程，環保部已累計派出22個督查組，對北京、天津、石家莊、廊坊、保定、唐山、邯鄲、邢臺、衡水、濟南等城市開展了督查。

田為勇介紹，督查發現，部分高架源企業仍在超標排放汙染物，部分城市重汙染天氣應急預案減排措施未落實，個別“土小”企業群環境問題突出。

截至目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廊坊、保定、衡水、滄州、唐山、石家莊、山東省德州、聊城等城市已經發布黃色預警，啟動了重汙染天氣三級響應;河北省邢臺巿發布橙色預警，啟動了重汙染天氣二級響應。

田為勇介紹，現場督查發現，河北省遷安市政府對企業提出的應急減排措施不合理，在啟動應急響應後，部分企業未采取任何實際減排行動;對企業應急響應措施督導力度不夠，檢查內容流於形式，無法促進企業實際減排。遷安寶利源煉焦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落實汙染物減排，無法達到河北省應急預案要求的減排比例，企業內部無應急響應流程記錄。

此外，督查還發現，唐山新興隆鋼鐵有限公司高爐爐頂排放黑煙;津西鋼鐵高爐附近無組織排放問題明顯;唐山東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高爐爐頂排放黑煙;遷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一座焦爐爐頂荒煤氣放散，無組織排放明顯，另外一座焦爐爐頂黑煙無組織排放明顯;建龍簡舟鋼鐵公司焦耐廠出焦過程無組織排放嚴重;唐山松汀鋼鐵有限公司廠區物料堆場防風抑塵網破損嚴重;灤南縣一家廢舊塑料加工企業無汙染治理設施，車間大量焚燒塑料制品，濃煙滾滾，異味彌漫;灤南縣宋道口鎮唐港線、樂亭縣龐各莊鄉唐港高速路北等道路沿途發現垃圾焚燒現象;樂亭縣寧莊唐港線、樂亭縣王灘鎮遠大物流東側道路揚塵嚴重。

田為勇表示，針對上述問題，環保部已責成河北省環保廳和相關城市政府進一步調查，依法嚴肅處理，盡快落實整改要求。

11月3日，環保部重汙染天氣應急督查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自動監控超標情況通報會。攝影/章軻

就10月份京津冀“高架源”超標情況，田為勇介紹，今年10月份，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企業大氣汙染物排放自動監控數據異常、涉嫌超標的共有10家，涉及唐山、衡水、邯鄲、濟南、德州、聊城6個城市。環保部將責成所在地省級環保部門組織實地查證，對超標排放汙染物的依法高限處罰並向社會公開處罰結果。對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等弄虛作假的，將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處理。

孕產婦死亡率增長30% 聽產科專家講五大因素

全國婦幼衛生監測數據提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出現升高趨勢,孕產婦每十萬人死亡18.3人，比去年同期增長30.6%。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孕產婦死亡率如此顯著的上升?

第一財經專訪了北京市複興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姜桂英，請她結合臨床經驗分析孕產婦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以及如何規避孕產期風險。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孕產婦的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0.6%。這個數字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根據您在臨床觀察的情況，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孕產婦死亡率出現這樣的上升?

姜桂英：孕產婦死亡率增加，原因比較複雜。首先是高齡產婦比例增高，現在大家生孩子的年齡越拖越晚。本來正常20多歲該做的事，現在拖到40多歲，內科的合並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比例就會高，懷孕後就會加重。內科的其他疾病，包括腫瘤等的發生率也會高一些。還有的是很多年不孕，好不容易通過輔助生殖技術懷孕，有的還是雙胞胎，多胞胎，這都增加了孕產風險。

其次，現在第一個孩子的剖腹產率太高了，以前想著就生一個，輕易地就剖了，現在放開二孩了說再生一個，孕產風險就加大了。本身瘢痕子宮妊娠的風險就很大，比如前置胎盤、再次剖腹產的比例都會增加。在剖腹產的過程中，瘢痕子宮本身的收縮性就差，損傷的機會增加，產後出血的機會也增加，所以風險也就加大了。

第三個，現在對孕產婦及家屬的教育不夠，老百姓對孕產的觀念需要改善。現在孕婦營養過剩、孩子偏大的現象很普遍，孕期糖尿病、孕高癥增加了，難產的幾率也增加了，順產的難度加大。產道損傷，產後出血等也都會增加。

現在有一個誤區，大家都以為孩子越大越好，多喜慶啊，八九斤的大胖小子，豈不知在生產過程中會帶來風險。總體看，目前家屬對懷孕風險的認知度是不夠的。

還有一個原因，流產的普遍多發也加大了孕產風險。不少女性年輕的時候做人流，該生的時候懷不上，然後做試管嬰兒，一系列的並發癥風險就大了，比如子宮內膜的損傷可能會增加，胎盤粘連，胎盤植入，前置胎盤等等，這樣分娩的風險就增加了，產後出血的機會也增加了。不管是人流藥流，都會使以後的孕產風險加大，過去大家對這個的認知很不夠，女性朋友一定要註意這個問題。

最後，產科醫務人員醫護壓力過大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今年一方面因為去年是羊年,一些看重屬相的人紮堆到今年生了,再加上今年全面兩孩政策放開，多種因素導致孕產婦的數量增加很多，這就給產科工作增加了很大壓力。產科工作忙壓力大風險高，這是大家都看到的，同時產科的待遇又很低，現在剖腹產的收費還是幾十年前的價位，順產一個接生費是180多塊錢，剖腹產540多元錢。這樣，醫務人員的價值體現不出來，收入很低，但工作勞動強度非常大。晚上一般的產房，一夜生十幾個，值班的醫生護士整宿不能休息，非常辛苦。所以產科的人才流失非常嚴重。人手短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然就可能增加風險了。

第一財經：孕產婦死亡率上升的消息也讓不少孕產婦和家屬感到恐慌。這種恐慌是不是多余的呢?

姜桂英：我倒不覺得多余。很多孕產婦和家屬的風險意識特別淡漠，現在有必要讓大家知道生孩子是有風險的。孕期要加強監護、指導，要監護妊娠相關的並發癥，比如妊娠貧血啊，巨大兒等等，這些監護好了，才能減少孕產婦死亡。現在4公斤以上的巨大兒太多了，整體胎兒偏大。還有的孕婦，一懷孕就不上班了，什麽都不幹，在家保著胎，天天吃了也不動，其實是增加了風險。

第一財經：從孕產婦死亡的案例看，有些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姜桂英：從總體來說，有的孕產婦死亡可以避免，有的不可以避免，有的創造條件可以避免。也就是說，把所有的監護都做到位了，孩子大小合適了，各方面監護到位，加強責任心，也許有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但很多是並發其他疾病，即使都做到位了，也很難避免。現在醫院對這類案例是很重視的，一旦發生一起，全市都要討論，看到底是什麽原因，是不是可以避免。所以，歸根結底，我想說的是，生孩子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家屬和孕產婦都需要提高認識，適度飲食和運動，減少巨大兒，同時盡量在正常生孩子的年齡生孩子，不要拖得太晚，人為增加孕產風險。

農業部官員：農業對外投資集中在亞洲 存三不穩定因素

從2004年到2014年，我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十年間增長了11倍，同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了7倍。21日，在“中國、印度、南非在非洲跨境農業投資國際研討會”上，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稱，這是最近幾年乃至近十年中國整個的對外農業投資的總體情況。

他認為，總的來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ODI)還處於初級階段，投資規模還比較小。一方面，加工、物流、倉儲及服務等一系列產業鏈中的關鍵環節都還沒有建立起來;另一方面，截止到2015年初，累計投資在5000萬美元的農業企業不足4%。而累計投資在500萬美元以下的農業企業約占60%，累計投資在200萬以下美元的農業企業約占43%。

另外，農業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其次是歐洲和非洲，投資領域也以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同時，也逐漸從產業鏈的初級環節向高附加值的環節延伸，雖然目前有一定優勢，但是中小企業還是處在初級和低端。

針對未來是否會有更多大企業走出去的提問，宋洪遠認為，政策上肯定願意規模大一點的企業走出去，但這得靠市場。因為走出去是有風險的，誰能走出去，誰不能走出去，要由市場來決定。有時候，“大個頭”不願意走出去，而“小個頭”市場適應能力強，創新能力強，反而願意走出去。

還有就是領域和行業的問題，他補充說，過去的一些投資主要是考慮國內的需求，比方說國內的產品不夠，需要投資把產品運回來。現在國內的農產品也面臨著總體過剩、結構性矛盾突出的難題。所以政府也在考慮，更多的看走出去的企業類型，比如價值增值型，市場開拓型，還有資源尋求型，還是得靠市場，讓企業自己去做選擇。

不過，中國農業的對外投資也面臨著挑戰。特別是2008年之後，貿易環境發生變化，面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宋洪遠說，通過對數省的幾十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調研發現，這些不穩定因素有三個方面。

一是沒有形成一定的穩定政策體系、政策環境，還存在著融資困難，成本比較高，以及保險、貸款等方面的問題;二是由於規模較小，特別是從事農業投資的企業，存在著企業缺乏到投資國的管理人才、對當地文化不夠適應、政策法律不夠了解等情況，總的來看競爭能力還不夠強;三是政府和行業組織提供的基礎服務跟不上，比如財會、法律、咨詢、技術等。

對於未來，宋洪遠認為，根據報告預測，全球FDI會持續複蘇，從2015年的1.4萬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5萬億美元，2017將達到1.7萬億美元，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減弱，世界經濟開始複蘇回暖。這為我國開展對外投資，推進農業的國際化提供了一些條件。

他說，中國走出去開展農業對外投資合作，還是要互利共盈，兼顧各方利益。以企業為主體，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此外，要完善頂層設計，推進有關理念的行動與實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第三，在積極參與全球農業、貿易、規則的談判，商談規則和制度的同時，還要建立農業國際合作信息的服務平臺，加強國際形勢和對外投資的形勢研判，努力尋求雙方都有意願的合作領域與項目。最後，對外投資合作企業要有社會責任感，在自己經營取得收益的同時，還要積極履行好社會責任。

央行馬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必須考慮環境風險因素

“最近我們考慮要推出一套中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對外投資過程當中環境風險管理的自願原則，至少在初期要有一套原則提醒參與對外投資的金融機構和中國的大中企業，它們必須要考慮環境風險的因素，必須要增加環境信息的透明度，必須要采用相應的綠色金融的工具等。”11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在第二屆綠色金融高峰論壇上表示，要推動我國對外投資綠色化。

馬駿指出，更加註重對外投資過程中的環境和風險管理，不僅是維護企業和金融機構自身的利益，從國家角度講，也是維護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的需要。

論壇上，馬駿著重強調了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兩個“強制性”要求：一個是建立強制性的環境責任保險制度，一個是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披露環境信息。

“中國每年都有幾百起突發性的環境汙染事故，事故主體大多是中小企業，一旦發生事故這些企業就找不著了，很多就跑路了，那怎麽辦？如何來保證環境事故發生以後有人來賠付，來償付環境修複的成本？”馬駿表示。

在這一方面，國外實行的是環境保險責任制度，在法律健全的環境下，企業通常會主動買這樣的環境責任險，中國做了不少類似的試點，但效果並不是太好，很多企業知道有這樣的關系責任保險的產品，但不願意去買，更喜歡“跑路”。

他建議，未來的一段時間里，要在環境高風險領域如采礦、冶煉、化工、危險品運輸和儲藏等領域當中，要逐步建立強制性的環境責任保險制度，要求企業必須購買環境責任保險。

此外，馬駿還提出，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披露環境信息。 “為什麽要披露環境信息？因為有了環境信息，資本市場才可能識別哪些企業和項目是綠色的，哪些企業和項目是棕色的或者說是汙染性的，想投資於綠色項目的投資者才能夠找到他的投資標的。”

目前，國際上已有20多個證券交易所發布了關於環境信息的指南，有些是強制性的，如南非；有些是非強制性的，有些則是半強制性的，如中國香港。中國目前仍非強制性的披露要求，所以只有20%多的中國上市公司披露了環境信息。而且大量的披露缺乏實質性，沒有數量指標。

“未來我們需要的是有實質性的量化的指標，企業應該披露它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能耗、水耗等等這些關鍵的環境信息，這樣才能讓資本市場對它進行量化的評估，進行排序。

目前，以上兩條都已經被寫入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之中。除此之外，還包括了，設立發展綠色基金，用財政貼息來支持綠色信貸，建立專業化的綠色擔保機制，用再貸款支持綠色金融，鼓勵我國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和機構投資者開展環境壓力測試，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綠色股票指數和相關產品，加強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等。

去年9月21號，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整體方案，首次提出要構建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

今年4月，國內首批綠色債券指數發布，填補了我國綠色債券市場的空白，也是全世界前三個綠色債券指數，我國成為這一方面的領先者。

今年8月31號，七部委包括人民銀行、發改委、環保部等共同發布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共35條。國內綠色金融體系的框架日漸明顯。

今年，中國將綠色金融議題納入到G20的主要議題當中，成為一大亮點。我國主持發起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擔任共同主席。該小組來自20多個國家和6個國際組織的總共80多位成員，共同形成了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得到了G20峰會參會領導人的支持。

最近，首支中國綠色資產擔保債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正式開創了中國金融機構以境內綠色債券資產擔保在境外發債的新業務。中法方面在討論共同推進環境信息披露，中美方面則正在啟動共同建設綠色投資基金。

馬駿在前述論壇上指出，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要解決綠色項目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二是對汙染性的項目，要使它們變得融資難、融資貴。三是強化企業和消費者的預測偏好。通過信息披露、法律手段等讓企業和消費者更加熱愛綠色發展，熱愛綠色產品，熱愛綠色投資。

（本報實習生熊天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三板流動性匱乏 將引入競價因素推盤後大宗交易

在“第九屆武漢金融博覽會資本市場創新發展論壇”上，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市場總監孟浩透露，股轉系統將完善現有交易制度，引入競價因素和私募做市，在做市交易方式下配合推出盤後大宗交易;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研究轉板試點。

近萬企業掛牌新三板

孟浩指出，龐大的中小微企業掛牌市場，廣泛的行業分布，使得新三板已經成為觀察中國中小微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窗口，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調整提供了決策依據。

據介紹，到目前為止，新三板掛牌企業9685家，其中小微企業占比64.46%，高新技術企業占比67%，戰略新興產業占比25%，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合計占比73%。

2015年報顯示非金融類掛牌公司平均資產負債率為49%，同比下降7.6個百分點，杠桿率96%，同比下降2成以上，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值同比增加195%，財務費用同比降低9.25%。通過並購重組，掛牌公司的經營業績得到明顯提升，2015年實施並購重組的企業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分別增長83%和102%。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掛牌企業發行融資金額占全市場的83%，並購重組交易金額占全市場的72%。

2015年非金融類掛牌公司中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並且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營業收入凈利潤增幅分別為19.7%和47%。83%掛牌企業盈利，平均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7.46%，平均凈利潤同比增長41.75%，六成以上公司凈利潤或營業收入實現上漲。2016年至今，共有2155家掛牌企業定向發行股票，累計融資1012億元，二級市場累計成交金額1756億元。

現有交易制度問題突出

孟浩認為，盡管新三板在支持創新創業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亦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遠遠不夠，市場發展面臨著一些困難和問題。

“主要是市場發展不平衡，結構不完善，海量市場監管與服務急需破題。掛牌企業規範意識和規範運作水平有待提升。中介機構職業質量不高，遴選優質企業的作用發揮不夠充分。現有交易制度存在的問題較為突出，市場流動性有待提升，估值體系有待完善，投資者群體亟待豐富，分層後的差異化制度供給缺失，監管法規和監管執法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孟浩如實表示。

長江證券副總裁劉元瑞亦直言，老股轉讓及產品退出背景下，新三板將迎來限售股解禁高峰期，2017年上半年將迎來第一個產品退出高峰，其中56.7%的產品面臨不同程度的浮虧。

而流動性匱乏則導致了現階段市場存在的兩個困境。劉雲瑞說，一方面在做市與協議轉讓換手率趨同的情況下，做市商無法有效發揮價值發現功能，從而使做市企業的估值水平與協議企業趨同，甚至低於協議轉讓企業，最終導致新增做市企業占比持續下滑;另一方面，在二級市場上，不少優質企業的估值水平，低於其合理價值。

同時，監管標準提高後，券商內核督導壓力亦有所增大，券商未能形成穩定的盈利模式。其中，在掛牌業務上，內核標準提高後，可做項目減少，從而影響掛牌收入;在做市業務上，2016年以來交易陷入冰點;融資業務同樣受市場熱度和估值水平的影響出現下滑。

私募做市及大宗有望緩解壓力

孟浩表示，針對當前市場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下一步股轉系統將堅持為創新創業成長型中小微企業服務的市場定位，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和獨立市場設計原則，並圍繞6個方面加快推進改革，明確市場預期。

一是完善市場投融資機制，研究優化股票發行制度，推出資產支持證券，股票質押式回購等業務。二是完善現有交易制度，引入私募做市，在現有交易制度當中引入競價因素，在做市交易方式下配合推出盤後大宗交易，加快發展多元化機構投資者隊伍。三是優化並購重組監管機制，提高監管透明度和監管效率。四是以市場分層為抓手，逐步落實分類監管和服務安排。五是保持監管定力，堅持適度監管原則，完善市場退出機制，加強對掛牌公司規範性培訓，打造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六是加強與其他市場的有機聯系，一方面加強與區域市場合作，另一方面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研究轉板試點。

多空因素激烈交鋒 險守3200後流動性成隱憂

不少人預測到了調整，不過可能沒有想到調整會這麽大。截至12月5日下午收盤，上證綜指下跌約40點，跌幅1.21%，尤其是中字頭多股跌停、舉牌概念股更是集體暴跌。

12月3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基金業協會會議上發表對於險資舉牌的言論後，12月5日，以中國建築等為代表的險資舉牌標的承壓，進而殃及帶動本輪股指上漲最大推力的藍籌股，出現一片大跌。與此同時，意大利公投失敗繼英國脫歐、特朗普勝選後成為外圍市場的又一只“黑天鵝”，歐元暴跌，美元則大漲。

但國內市場，深港通在12月5日正式開通，意味著將有更多資金北上。不過也有賣方人士指出，由於利好早已消化，消息落地也是利好兌現。本報也註意到，本該大漲的券商(中信二級)大跌3.44%。

深港通利好兌現

8月16日，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發布聯合公告深港通正式獲批，相關籌備工作歷時3個多月。12月5日，深港通開通儀式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同時舉行，深港通正式啟動。

深股通和港股通首單交易“花落”深康佳A和匯豐控股，成交金額分別為481元人民幣和2.45萬元港幣。

“深港通開放下，外面投資者能看到更多的好的標的，同時也是國內投資者走向海外一個好的通道，對於投資者拓寬他們的投資領域非常有幫助。”雲鋒金融財富管理部董事總經理蔡華向第一財經表示。

但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深港通開通後短期影響較小，更多是在中長期，並且對港股的影響略高於對A股。

“從8月中下旬至今南下資金還是比較活躍的，深港通開通我覺得對A股的影響相對小，本身國內的股票現在估值偏高，海外投資者對深圳中小創的興趣不是特別強烈。但是國內資金對香港的市場還是有些稀缺的。” 中金公司策略分析師王漢鋒便指出，盡管是翹首以待，但是市場情緒已經有所反應，但是情緒已經在滬港通有所反應。

“港股相對便宜，而港元和美元是掛鉤的，資金南下意圖會強於北上的意圖。另外深港通開通也意味著利好兌現，市場也有調整的壓力所在。並且到了年底機構有業績考核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建議防禦為主。12月還是比較難賺到錢。”一家上市券商的策略分析師表示。

Wind統計顯示，中信一級分類的非銀下跌2.23%，太平洋、廣發證券等跌幅均在6%以上。

“港股的投資者和A股投資者很不一樣，港股是非常理性的，以專業投資者為主，有大量海外投資者，對公司的判斷基本上的判斷不是基於故事或者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基於基本面。有時候很難理解同樣的公司為什麽在A股、在港股面臨很大的折溢價。其實這就是資本的流動性不足。隨著滬港通開通大量資本南下，自然帶來投資機會。”蔡華也認為。

“現在看明年，我們還是相對比較積極。一是香港明年的盈利增長是恢複性的增長;二是香港現在估值相對便宜;第三是資金流向的影響。”王漢鋒也表示。

險資舉牌股受挫

12月3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公開譴責險資杠桿收購，甚至措辭激烈地稱之為“強盜行為”。

“最近一段時間，資本市場發生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現象，你有錢，舉牌、要約收購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為對一些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戰，這有積極作用。但是，你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杠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劉士余言辭強烈地表示。

這一表態後，12月3日便有不少市場人士指出或對相關板塊帶來壓力。今天，市場果然引來強烈反應，舉牌指數大跌2.27%，圓通速遞等在內的六只個股跌停，中國建築大跌9.15%，南玻A大跌6.61%，伊利股份跌6.19%，萬科A的跌幅也達到3.59%。

“近期個別保險資金較為激進的舉牌行為，證監會和保監會都做出了嚴厲表態，明確審慎監管原則，監管加強預期將給這一主題相關股票帶來壓力，對指數帶來較大壓力。”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經理認為。

另外，第一財經也註意到，12月2日晚滬深交易所調整雙融可充抵保證金證券折算率，新增估值指標要求，這也顯示出表明監管警示高杠桿的態度。

並且，12月是今年以來最大的解禁月份，其中定增解禁占比較高。無疑，這也代表12月份存在相當的減持壓力;另外加上機構月底的考核，不排除機構間高倉位的博弈劇烈，加大市場的波動，這對於市場的資金面和風險偏好均可能產生較大負面沖擊。

“趁著大環境不好，一些好的成長股砸下來，比較好的中長股是可以中長期持有，但同樣還有很多估值很貴的。去年年底很多抱團取暖，遇到了今年年初的熔斷。到了季末博弈增加，行情很難說，還是要基於基本面，最好是中長期持有。我個人還是偏愛內生增長的優勢的成長股，可以從比較稀缺的行業去找這類的中長期持有。”上述深圳公募基金經理進一步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註意流動性風險

昨晚，意大利修憲公投結果出爐，隨著民眾一如預期的投票反對，意大利總理倫齊的政治豪賭以慘敗收尾，他也宣布辭職，歐元因此遭受打擊。

在英國脫歐、特朗普勝選後，海外市場的又一只“黑天鵝”落地。不過，這次“黑天鵝”的影響似乎不如此前，盡管歐元受到打擊、美元擡升，但恒指、日經指數來看，影響並不是很大。並且，周一歐市早盤，歐元一掃頹勢，兌美元升至1.0655。

“避險一方面對情緒推升是短期現象，整體對整個歐盟的影響被過於悲觀地定價了，並且影響也是要長期來體現的，並不是立馬就會讓歐元分崩離析。對資本市場的利空是短期、有限的。”上述滬上上市券商分析師對此表示。

國金證券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認為，意大利公投短期對A股影響有限，影響A股的話還是年底流動性。“從資產的反應來看，歐元剛剛出現跳水美元則跳漲。今天出現較大的跌幅，有些是監管層的態度，反複強調12月的風險，主要是年底流動性的問題。”李立峰說。

下半年，隨著美聯儲通脹預期以及特朗普對基建和減少稅收的表態，刺激了美國經濟回升的預期，全球債市出現了劇烈波動。美國國債收益率最先反應逐步回升，截止到12月2日是2.4%的水平，中國國債收益率從10月下旬開始血雨腥風基本達到了2015年年底的高度。

“回到國內來看的話，是抑泡沫防風險，周末劉主席的講話還是比較擔心市場泡沫，如果杠桿收購過度、放不掉泡沫的話會比較擔心。而央行的動作導致資金面出現了異常的緊張，到了年底各大行對流出資金是一個謹慎的態度。如果年底資金緊張發生的話，除非央行公開表態防水，那麽資金黏性會有一定的擔憂流動性的緊張。”李立峰進一步表示。

上述深圳基金經理也認為，預計12月份接下來的時間會“穩匯率、穩流動性”，資金面的波動預計還會存在。接下來臨近年末，市場將進入資金面慣性緊張階段，加上今年春節早於往年，資金面本身可能出現超過正常季節性的緊張。

香港銀行間利率連日飆升 多重因素致“離岸錢荒”

11月末，由於去杠桿、防風險、貨幣政策趨於穩健等因素，“錢荒2.0”在在岸銀行間市場若隱若現，隔夜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大幅上漲，市場直呼“差錢”。同時，在過去的一周間，香港離岸市場也出現了流動性收緊的狀況，主流觀點預計，這是在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維穩人民幣匯率以及月末季節性因素共振之下出現的狀況。

12月5日，香港離岸人民幣隔夜拆借利率（Hibor）飆升至12.38%；此外，根據香港財資市場公會12月5日公布數據顯示，一個月期港元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下稱“港元HIBOR”）升至0.50179%，隔夜港元HIBOR漲至0.11060%，一周連漲，11月18日時分別僅為0.37500%和0.03%。

究其原因，離岸人民幣HIBOR和港元HIBOR上升的因素可能有同有異。

就離岸人民幣HIBOR利率飆升而言，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近期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央行可能幹預離岸市場，也因為近期資本外流壓力上升，外管局對資金流出的審查趨嚴，這可能也會對離岸人民幣流動性造成擠壓。”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鄧誌超告訴記者，離岸人民幣HIBOR升高意味著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緊張，這一情況此前也曾出現，當時就可能與四大行近日集中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從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有關。“此外，從供求關系來看，央行境內實施嚴格的資本出境政策，再加上進出口項下人民幣流出速度減緩，導致了離岸人民幣供給的大幅度下降。”

此外，季節性因素可能也是一大影響，香港永隆銀行分析師稱，“這主要是季節性因素在步入年末時發揮作用，對離岸人民幣現金的需求也在增加，這種現象通常在香港人民幣資金池收窄、投資者看空人民幣前景時出現。”

北京時間12月5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16:30收盤價報6.8861，較上一交易日跌43點;美元兌離岸人民幣一年期掉期連續第五日上行，並升破2,300點，創逾九個月新高。同時，離岸、在岸人民幣價差倒掛近100點，分別報6.8763元和6.8856元。

針對近期人民幣的貶值趨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的匯率形成機制較透明，似乎可以讓市場預見某種人民幣匯率走勢。如果市場普遍預期，由於美聯儲加息預期或者國際投資者避險情緒，促使美元總體走強，那麽，在當前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匯率就可能是以走弱為主的情形。”他表示，如果市場預見到了這一趨勢，企業和家庭部門就可能會集中購匯、囤積外匯，這將導致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進一步加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美聯儲加息預期的走升，這可能也是導致港元HIBOR出現了多日上行的因素之一。

“美聯儲加息預期，以及美國貨幣市場利率上升，這都可能使得港元HIBOR呈現上升的趨勢。”謝亞軒表示。香港常年采用聯系匯率制度，其利率也與美聯儲貨幣政策存在高度正相關性。

當前，市場對於美聯儲於12月15日宣布加息的預期已經近乎100%。同時，上周五(12月2日)，美國11月季調後非農就業人口增加17.8萬，升幅低於預期值18.0萬，但11月失業率為4.6%，創2007年8月以來最低點，大超預期。

“盡管略不及預期，但是並不影響12月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因此美元只是受到了短暫並且小幅的影響。不過從價格和趨勢上來看，持續走高一個月之後，美元存在利好兌現而走低的風險。”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對記者表示。

渣打香港外匯策略師張敬勤稱，美元跟隨美國加息預期走強，而近期港元HIBOR升正是對美國即將加息的正常反應。這並非資金從香港流出，而從近日港股表現來看，也沒有資金撤離香港的跡象。

外管局：三大因素導致11月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下降

外管局今日公布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就11月份外匯儲備規模變動情況答記者問，具體內容如下。

問：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外匯儲備規模數據顯示，11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較10月底下降691億美元，請問造成外匯儲備規模下降的原因是什麽?

答：截至2016年11月30日，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16億美元，較10月底下降691億美元，降幅為2.2%。

從影響外匯儲備規模變動的因素看，主要包括：(1)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2)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3)由於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計量貨幣，其它各種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動可能導致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外匯儲備的定義，外匯儲備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運用記賬時會從外匯儲備規模內調整至規模外，反之亦然。

從11月份的情況看，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美國大選後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貶值、債券價格也出現回調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下降。

收盤分析丨滬指尾盤小幅跳水 一因素正悄然壓制A股

周四(12月8日)，滬深兩市小幅高開，大部分時間橫盤休整，尾盤出現小幅跳水。上午鋼鐵、黃金、有色、釀酒板塊輪番上陣，午後股權轉讓、銀行、上海國改板塊均有不同程度的拉升，但“險資舉牌”概念熄火之後，板塊輪動加速，且沒有新藍籌扛起領漲大旗，滬指在5日均線和20日均線之間窄幅震蕩，全天成交量明顯縮量。創業板更為弱勢，開盤後隨即走低，始終在低位震蕩，尾盤出現跳水跌近1%。

截至收盤，滬指下跌0.21%，報3215.37點;深成指下跌0.40%，報10812.30點;創業板指下跌0.95%，報2114.71點，兩市全天成交合計4545.75億元。截至收盤，滬股通凈流入逾6億元;深股通凈流入超17億元。

盤面上，中國聯通一馬當先，帶領電信運營板塊領漲兩市;黃金、釀酒、銀行等板塊也漲幅居前;而船舶軍工、基建、券商、電力等權重股走弱抵消了上漲的動力。在概念板塊中，4G、OLED概念漲勢依舊;高送轉板塊在經過昨日的大漲後，今日開始回調;次新股兩級分化嚴重;“新零售”概念未能延續強勢，三江購物一度開板。

廣州萬隆指出，除了周初對險資的整治，近日監管層也在嚴查配資事項，市場中傳出清查“溫州幫”的消息，場外配資或攤上了大事。盡管事情暫未坐實，但相信不少人已經感覺到，消停了一兩個月的金融強監管風暴又悄然刮起，這使得投資者避險離場的意願上升，市場整體追漲動能愈發匱乏。

關於後市，巨豐投顧認為，滬指已經進入調整周期。從技術面看，第一調整目標看11月11日的放量起漲點，滬指3166點位置，滬指本周觸及30日均線(3190點)後便展開反彈，已屬強勢。市場連續3個交易日小市值品種走強值得重視，小市值品種的補漲行情已經展開。當中小盤補漲和藍籌股補跌達到新的平衡時，市場有望繼續上攻。操作上，重點關註中小創板塊的底部品種和深港通中的白馬股，但必須要控制好倉位。

林毅夫談中國經濟持續6年下滑：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相當大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教授談到了這些問題。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六年下滑，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在演講中，林毅夫通過對一些金磚國家、亞洲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來全面地看全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也只有2.4%。

因此，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此外，林毅夫還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經濟聯系六年持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部分實錄：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可是大家為什麽心里還沒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說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麽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

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麽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

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麽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

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高表現的經濟體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複蘇。

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複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複疲軟。

那這些發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麽統計失業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

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麽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幹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

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複蘇。

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