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無疑推動了中美追逃追贓領域的合作提速。

中美明確，將采取切實措施推進雙方共同確定的重大腐敗案件的辦理；雙方同意加強在預防腐敗、查找腐敗犯罪資產、交換證據、打擊跨國賄賂、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禁毒和反恐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雙方歡迎最近通過包機遣返中國逃犯和非法移民，並將繼續開展這方面的合作。

在更讓人頭疼的境外追贓領域，中美達成協議：將通過商談，互認和執行沒收判決。

長期關註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研究者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這一成果保持了審慎的樂觀態度。若雙方能在反腐追贓問題上達成合作共識，同時美國政府給予實質性的支持和配合，能夠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追逃追贓工作能夠起到推動和示範作用，消除目前我國在海外追逃追贓遇到的癥結。

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有待建立

引渡、移民法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是目前中國境外追逃有四大途徑。

但是對於追贓，過去的慣常做法是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然後再移交回國內。但是由於各國之間司法制度銜接、追贓分享、罪名互認等問題，導致通過這一程序來完成追贓的時間較長、難度較大、司法成本巨大。

“通過互認、執行沒收判決，使得中美合作海外追贓增加了一種法律手段，海外追贓得以提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過去，海外追贓需要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這要求中國的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熟悉對應國家的相關法律，向其提供有力證據材料，推動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而在中美這一共識下，我國可以在國內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請求美方互認並執行沒收判決。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則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這一共識下，在美國的追贓工作時效性將更強、強制力更大。但是，未來中美雙方仍需要就執行的細節問題進一步商討，建立正式的合作機制，明確執行的流程等。

在莊德水看來，在追贓的問題上，錢可能會隱匿、變相或者轉移，如何對外逃贓款進行剝離、認定、評估是現實問題，這也成為阻撓追繳腐敗所得的障礙之一。因而，在追繳境外腐敗資產的問題上，中方應該倡導建立更加靈活的機制，比如雙方“各退一步”，在雙方合作的整體框架下，建立追繳海外腐敗資產的利益分享機制。

“在啟動腐敗所得資產沒收程序後，下一步就面臨腐敗所得的分享和返還機制，追繳腐敗所得資產的分享機制是國際通行做法，這也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原則。不僅在追逃追贓領域適用，在其他領域比如經濟犯罪同樣適用。至於分享的比例則是由雙方各自商定，從而調動資產藏匿地(國)配合國際追贓的積極性。”莊德水表示。

在國際上，已有關於追逃追贓的成熟制度，即“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這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各成員國需要建立的一項國際追贓法律制度。

建立這一制度的作用在於，只要能夠證明相關資產是非法所得，一國司法機關就可以簽發沒收令，並請求其他國家協助執行。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在適當的情況下，除非締約國另有決定，被請求締約國可以在依照本條規定返還或者處分沒收的財產之前，扣除為此進行偵查、起訴或者審判程序而發生的合理費用;締約國還可以特別考慮就所沒收財產的最後處分逐案訂立協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

但遺憾的是，我國至今仍未建立起“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黃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我國司法部正在牽頭制定《刑事司法協助法》，其中就包括“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

國際司法合作通常遵循對等原則，由於我國目前並未建立“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若中方不能協助外國凍結、扣押被轉移到中國境內的財產並執行外國的沒收令，相關國家可能也不願意協助中方追逃追贓。

中美反腐小組成果：至少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在中國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徑中，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國已經與38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並且加入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含有具體引渡條款的多邊公約。

但遺憾的是，目前中美之間尚未簽署雙邊引渡條約。因而，異地追訴成為追逃在美貪官的主要途徑之一。

異地追訴，是指由中國主管機關向逃犯躲藏地國家的司法機關提供該逃犯觸犯該外國法律的犯罪證據，由該外國司法機關依據本國法律對其實行緝捕和追訴。

莊德水表示，目前看，針對海外追逃追贓案件，通常是由出逃人員所在的省一級相關單位組織專案組，逐案分析、有針對性的提出追逃追贓的對策;在中央層面，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負責統一協調、處理外交事務等工作。

目前，中美之間反腐合作的重要溝通機制之一就是中美JLG反腐工作組。

根據中紀委官網介紹，這一組織的中方工作組由中紀委牽頭，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銀行等單位共同參與，中紀委監察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擔任工作組中方主席;同時也是中美JLG中方三團長之一;而美方工作組由國務院和司法部共同牽頭，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財政部、商務部、證券交易委員會、政府道德署等部門共同參與。

這一工作組的主要議題包括追贓個案合作、反腐敗經驗交流、多邊框架下的反腐敗合作等。今年10月下旬將在華舉辦第10次會議。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以來，這一工作組的成果有，至少有包括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內的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這一名單包括，2014年6月，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美國紐約被捕;2014年7月，美方對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河南分公司周口直屬庫原主任喬建軍及其前妻趙世蘭提起刑事訴訟;2014年12月，遼寧省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從美國洛杉磯回國投案自首;2015年1月，中國銀行開平案主犯許超凡和許國俊被美國法院分別判處25年和22年監禁，許超凡之妻鄺婉芳、許國俊之妻余英怡分別被判處8年監禁;2015年3月，喬建軍前妻趙世蘭被捕;2015年9月18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楊進軍和鄺婉芳在潛逃美國14年後被強制遣返回國，這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公開曝光的百名“紅色通緝令”人員；2015年9月24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鄺婉芳被強制遣返回國。

中紀委在今年4月公布了 “天網”行動全球通緝的100名外逃人員，又稱“紅色通緝令名單”，這100位涉嫌犯罪、證據確鑿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中，約有40人現居住在美國(因有的外逃人員輾轉多地等原因，這一數字仍有變動)。

9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49項成果清單公布，其中涉及影視產業的成果有三項，政策涉及到具體影視制作發行層面的合作，這些合作將大大推動兩國影視產業融合，加速中國電影產業國際化。

配額或調整

根據清單，中美兩國在影視產業方面共達成三項合作協議，中國電影集團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了《分賬影片進口發行合作協議》，致力於繼續就電影產業開展合作;中國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與美國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在中國香港合資成立電影制作和國際發行公司;將在共辦中國主題圖片展、制作播出中國紀錄專題片、節目制作、推廣中國主題博物館專題展覽以及制作迪士尼主題公園中國館環球銀幕電影等方面進行合作。

在電影方面，負責引進並發行美國好萊塢大片的中國電影集團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了《分賬影片進口發行合作協議》，致力於繼續就電影產業開展合作，未來中國觀眾或許能更加方便、容易地在國內看到好萊塢電影。

中影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的協議或將推動美國大片配額進一步放開，甚至取消配額。

中美雙方2012年2月18日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簽訂了《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彼時，中國進口片配額便從每年20部提高至34部，並以IMAX和3D電影為主，而美國電影票房分賬比例也從13%提高到25%。目前該諒解備忘錄即將在2017年到期，這意味著進口片的配額限制極有可能被進一步放開甚至取消。

產業合作加強

除了中影集團在政策層面達成的成果，影視產業間的合作進一步深入。9月20日中國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宣布與美國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在中國香港合資成立電影制作和國際發行公司“旗艦影業” (英文名“Flagship Entertainment Group”)，旗艦影業總部設在香港，並在洛杉磯和北京分別設有業務分支機構，共同開發和制作華語電影和英語電影，面向全球市場發行。

旗艦影業由華人文化和華納兄弟共同出資成立，並由華人文化領導的財團控股51%，華納兄弟持股49%。其中，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持有華人文化財團10%股份。“面向全球市場的互利共贏是未來中美電影機構積極探索的合作方向。”華人文化董事長黎瑞剛說，“中國的電影娛樂市場正在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國際電影市場對中國題材的興趣也在不斷升溫。通過與華納兄弟的合作，華人文化將把世界一流大片的創意研發經驗、制作發行體系及技術運營手段，與中國的文化、人才、市場相結合，打造中國電影面向國際的創新平臺。”

事實上，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後，中美兩國影視公司已經開始積極展開合作。近日，本土電視劇龍頭企業華策影視(300133.SZ)宣布與極光影業全面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共同打造高達3億美元的高概念電影片單。電廣傳媒也宣布與美國獅門影業合作，雙方於今年宣布將在未來三年合作拍攝14部影片，協議總金額高達15億美元。今年年初博納也宣布與美國Studio8和索尼旗下三星電影公司共同制作奧斯卡金牌導演李安的新作。阿里影業方面今年也宣布，投資《碟中諜5：神秘國度》，未來將尋找與更多的海外影業公司進行投資、發行以及電商等方面的合作機會。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和美國迪士尼公司分別簽署合作協議，這將推動紀錄片制作實力較弱的中國影視產業實現大跨步發展。

可以預見，隨著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中美在影視文化產業達成的成果，未來兩國影視文化產業互動將更加頻繁。北大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表示，中美加強在影視產業的合作，能夠擴大中國影視公司在全球的影響力，打造品牌化，還能引進好的內容與商業模式，更好地推動本土電影產業走向國際化。

71億美元的中美迄今最大並購案，讓雙匯集團及掌舵者萬隆備受業界關註。

“我們對中美兩國在農業方面的投資貿易和技術合作充滿信心。”日前，萬隆在西雅圖參加了中美企業家座談會，他表示，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農業方面，美國具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充足的自然資源，農產品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但市場相對成熟;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迅速，市場發展空間大，現在及將來中國對於國際市場上優質農產品有著持續的需求。

2013年5月29日，雙匯國際和史密斯菲爾德宣布，雙方已達成並購協議，雙匯國際將收購後者已發行的全部股份，價值約71億美元。

當時有分析稱，雙匯收購史密斯菲爾德的這種新型並購，目的不是(或不僅)為了獲得國外市場，亦不是(或不僅)為了獲得國外資源，而是通過收購，獲得國外公司的品牌、產品、技術和管理經驗，最終目的是發展中國市場，屬於“資本走出去、東西買回來”。

萬隆在上述座談會上介紹，收購史密斯菲爾德以來，為發揮中美兩個企業協同效應，雙匯要把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豬肉生產能力和最具發展潛力的豬肉消費市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隨後，“我們又整合旗下中美歐200余家公司組成萬洲國際，在香港成功上市。”他稱，這進一步增強了中美企業在肉類食品行業的實力和競爭力，中美企業的合作改變了世界豬肉行業的格局。

為了保持管理團隊的穩定和本土化，萬洲國際的下屬公司在尊重、互信、溝通、交流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的融合。至今中美企業之間只派遣了一個聯絡人員，以協調雙方協同事宜。

中美經貿合作有著巨大潛力。由於發展階段的差異，中美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兩國經貿合作空間更大、機遇更多。

事實上，雙匯走出去也是看到了中美合作空間和未來。據悉，雙匯將不斷引進史密斯菲爾德品牌、技術、設備、原料，在中國的新工廠也即將竣工投產，中國的消費者很快就能吃上美國風味的香腸、培根、火腿。這些合作穩定了美國史密斯菲爾德4.5萬名員工的就業機會，豐富了中國老百姓的餐桌，體現了優勢互補、互惠共贏。

9月20日，雙匯經過精心準備，盛裝參加了第十三屆中國國際肉類工業展覽會，共展出140多個品種200多個規格的產品。除了已被人們所熟知的高低溫肉制品、生鮮品和雙匯調味料以外，新產品弗吉尼亞風味香腸和火腿，是雙匯眾多新產品中的又一個國際符號之一，該產品采用純粹美國弗吉尼亞進口原料制造，所用豬肉源自美國谷物餵養生豬，確保了純天然、健康安全的品質;配合高檔西式香料，肉香自然，突出健康、營養、美味的產品理念。

為了更好地向外界介紹雙匯集團的特色產品，雙匯展廳還專門設置了產品展示區、接待區、洽談區，並準備了多個品嘗臺，為中外客商全面了解雙匯產品、品鑒雙匯美食、與雙匯洽談合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參展的200多個規格產品中，2015年新上市的產品占60%以上，從而展現了雙匯實現國際化之後在產品研發方面的新突破。

在此前雙匯的業務格局中，產品老化較為突出，且重點仍然局限在傳統渠道上，這已成為公司的一大短板。“2015年我們調結構的戰略目標是‘進廚房、上餐桌’。今後餐桌和餐飲是我們的發展方向，公司還將加緊布局電商平臺，著力打造現代家庭和餐飲企業的‘中央廚房’。”萬隆對外稱。

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市場，雙匯持續高度關註。同時，萬隆稱：“我們的全球擴張戰略保持不變，以進一步鞏固我們在全球豬肉行業中的領先地位。我們將從現有業務的不斷發展中取得增長，並繼續尋找策略收購的機會。”

過去五年，中國肉類總產量凈增近800萬噸，人均年占有量凈增了4.59公斤。未來5到10年，中國肉類需求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全球豬肉增長的50%將來源於中國，這不僅對中國肉類產業是一個發展的機遇，也對全球肉類行業資源整合、投資貿易和技術合作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雙匯集團黨委書記杜俊甫認為，“中國肉類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肉類產業在國際市場上也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6月28日，第九屆中國最有價值品牌500強頒獎盛典在廣州舉行。會上，備受期待的“最有價值品牌500強”榜單得以揭曉。雙匯以429.75億元的品牌價值位列本屆中國最有價值品牌500強的第53位，較之去年上升了20位。

最近一段時間，火爆的公司債引發市場對其滋生風險的高度重視，從一開始關註公司債的規模出現井噴，到近期主要關註公司債的價格虛高、杠桿過度，容易引發泡沫風險。甚至有業內人士擔憂“資產配置慌”會刺激中國高收益債的發行，不禁讓人聯想到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債市情況。

與此同時，近期美國垃圾債市場也迎來大量資金流入，長期低利率環境壓低了低風險投資所能帶來的回報，迫使投資者不得不提高風險偏好。10月29日淩晨，美聯儲正如市場預期維持利率不變，這也讓美國垃圾債市場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更具吸引力。

全球規模最大的不良債務投資公司——橡樹資本(OAKTREE)聯席董事長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10月28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各國央行長期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寬松的資本市場已經驅動投資者偏離應有的風險曲線，從而追求具有吸引力的回報。

中國公司債占GDP比重已超140%

近日，央行發布了9月份金融市場運行情況， 數據顯示該月銀行間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 2.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1%，環比增長 19.8%。

在整體債市持續火爆的情況下，公司債表現尤為突出。數據顯示，自年初以來，交易所公司債公開發行規模已超過3700億元人民幣，其中僅第三季度就高達2334億元，僅一個季度的發行量已經與近年來發行量最高的2012年度總額相差無幾。

10月27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浦江創新論壇上強調稱，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測算，目前中國公司債占GDP比重已經高達140%至150%，從絕對數量來說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受中國的資本產出率不斷提高、通貨膨脹率降低等多種因素影響，預計到2021年，我國公司債務占GDP比重可能會上升至200%。

“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我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債進一步提高會導致許多企業的違約，利息率的上升、不良債券的增加會導致銀行危機，所以我們必須嚴重關註公司債的問題。”不過，余永定分析，由於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較好，擁有大量國有資產，且並沒有沈重的外債負擔，所以只要政策得力，可以克服挑戰。

總體來看，目前業內認為公司債市場具有的風險，總共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信用風險，即債券可能的違約風險;二是市場風險。

關於市場風險，業內認為公司債的價格過高，發行利率過低，定價存在非理性現象;同時，投資者為了提高公司債的收益率，使用質押回購、結構化安排等手段進行杠桿操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杠桿現象;此外，當價格高和杠桿操作疊加，如果再受到宏觀經濟或股市向好等因素影響，未來交易所債市可能出現資金面緊張局面，可能出現債券拋壓或去杠桿，從而引發債市泡沫破滅。

對此，有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輿論關註的新公司債發行利率過低只是個別現象，新公司債的發行利率差異化明顯，定價相對理性;同時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經濟加速轉型的宏觀背景下，債券發行利率下行是長期趨勢，交易所公司債發行利率是對這一趨勢的先導性反映，近期國債等其他品種利率和銀行間市場利率都在加速走低。利率下行並非交易所公司債市場獨有，同期銀行間市場發行利率也在下行。”

此外，債市的杠桿與股市的杠桿存在本質區別。一方面債市投資者均為機構，投資者結構更理性、成熟。另一方面債券波動率有限。

對於我國債券市場當前是否存在泡沫，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現在提這個說法為時過早。畢竟我們債市的規模，尤其在企業層面上，市場並不大。”

但他同時強調，債市現在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剛性兌付”現象。

“應該有序地打破剛性兌付，一個企業倒閉了或者債券違約本身不重要，關鍵是如何通過示範性作用引入一個更為市場化、公開的破產或者違約機制。”

朱海斌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沒有違約的債券市場是非常危險的，短期的風險我們可能看不到，但是從中長期看來是會影響債券市場發展的非常大的制約因素。

美國債市也瘋狂

最近迎來大受歡迎的不僅有中國公司債，美國的垃圾債市場也吸引了大批高收益偏好投資者的“淘金”熱。

據基金研究公司Lipper的數據，截至10月21日，美國投資於高風險債券的公募基金以及ETF累計流入了33億美元的資金，這一單周流入規模成為自2011年11月以來的新高，也是1992年有記錄以來的次高。

高收益率企業債通常是由信用評級較低的公司發行。由於這些債券風險更高，在發行時必須提供比投資級別企業債更高的收益率才能吸引到投資者。

中信建投證券分析師季偉傑認為，低評級債券受追捧主要是因為在“資產饑荒時期”，投資者沒有太多的其他投資選擇。“我們正處於低利率時代，但投資機構承諾給客戶的回報沒有下降太多，太多關註收益率而忽視信用風險是很危險的。”

馬克斯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第一個實施了規模龐大的刺激政策，這也使其成為第一個複蘇的發達經濟體。但在長期的低利率環境下，投資者進行投資，使得資產價格被推高，因此美聯儲接下來的加息舉措會對這些資產價格上升帶來壓力，投資的收益和回報會有所限制。

再被問及目前美國高收益債券是否存在泡沫時，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存在泡沫也是整個美國債券市場。

“現在債券是在低利率環境，不存在高收益泡沫，但是我認為存在債券的泡沫，因為所有債券價格都是高的。通常高收益債券的利率回報要比國債高5%，而現在高收益債券的利率水平是6%，相差不足5%。但是6%的收益對於那些希望得到固定回報的投資者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馬克斯說道。

上周，美國電影市場(American Film Market，簡稱AFM)落下帷幕，中國電影合拍片近年來的優異表現成為本屆AFM的熱議焦點。

上述余溫未退之際，華策影視公布了重量級合作，旗下華策影業與美國二十世紀福斯國際制作(Fox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在洛杉磯敲定了合作協議。此協議標誌著華策影視與二十世紀福斯合作夥伴關系的正式確立，這也是華策影業提出的全球娛樂合夥人聯盟計劃中的重要一步。

主要合拍中文電影

此次二十世紀福斯國際制作和華策影業確立的是全方面的合作關系，雙方合作的電影首先是針對中國市場的中文電影，其次才是中美合拍片。下一步，雙方將公布第一部合作影片的具體合作內容。

“雙方很有可能根據相同的故事制作中美兩個不同的版本，參照此前華策與韓國電影公司N.E.W.，共同開發基於韓國網絡漫畫《魔女》改編的韓國和中國兩個版本電影的模式。” 華策影視國際業務發展總監周樺宸表示。

雙方就具體合作協議仍在協商。二十世紀福斯國際制作的總裁托馬斯·傑戈爾斯(TomasJegeus)稱：“華策有很多中國制作資源，特別是在電視劇制作方面，運用這些資源將有助於二十世紀福斯進一步發展中國市場。並且，華策是一家擅長在影視作品中‘講故事’的公司，這正與二十世紀福斯一直以來秉持的理念相符。”

資料顯示，二十世紀福斯是美國電影發行制作巨頭，也是好萊塢“六大”之一，更是全球超級系列電影的強大引擎，此前推出了包括《X戰警》、《王牌特工》、《博物館奇妙夜》、《金剛狼》、《猩球崛起》等多部系列電影。

中美影視合作熱度不減

去年，華策影視總經理趙依芳宣布進軍電影產業並成立華策影業，僅過一年，已經頻頻在電影產業出手。

據悉，華策影視電影板塊聚焦制作與發行，短時間內已集結一支超過130人的宣發團隊，在開發制作端與好萊塢、韓國公司合作，包括“中國大片海外幕後推手”的好萊塢極光影業、《蝙蝠俠》傳奇制片人邁克爾.烏斯蘭，以及此番合作的“大佬” 二十世紀福斯國際。超過數億美元的“high concept”超級合拍IP片單紛紛宣布落地。此次簽約二十世紀福斯國際的同時，華策影視與極光影業正式宣布成立合資公司，聯合對外界細化此前的“中美合拍片計劃”。

除了華策影視，就在上個月，華誼兄弟宣布聯合蝙蝠俠系列電影創始人、制片人邁克爾·奧斯蘭，共同開發“THUNDER Agents”系列電影。“THUNDER Agents”是風格兼具DC暗黑風格和漫威幽默風格的超級英雄IP。

作為中國新銳導演周文武貝表示，中美影視合作將基於深刻共識而“各取所需”，此前中美合作最大的問題在於溝通不到位，雙方都不能理解對方的需求，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

與競爭對手的國際化路徑相比，華策影視的策略又稍顯不同。“中國故事與中國元素真正意義上走出去，單靠資本嫁接與中國臉打醬油已再無新意，唯有從創作源頭便實現平等合作與資源無縫對接，借力全球核心資源彎道超車，才是一段‘聯姻’的正確打開方式。”趙依芳表示，“2016年華策影業將從三個著力點發力，其中既有合拍超級IP、頂級主創加盟的原創開發項目，也不乏公司以強勢全網劇為切入點、基於Super IP模型所衍生的大電影項目，力爭進入一線民營電影公司行列。”

世界上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機組，AP1000最關鍵的一項裝備——主泵——已經從美國被運送到位於中國浙江的三門核電現場。

2015年12月31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國家核電獲悉，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三門1號機組前兩臺反應堆冷卻劑泵(下稱“主泵”)已經在昨日達到三門核電現場，並正在進行開箱作業。

國家核電稱，AP1000首批兩臺主泵的成功到場與安裝，將為三門1號機組並網發電奠定堅實基礎。

國家核電介紹，主泵到場是三門核電項目的重大里程碑。根據到場後工作計劃，首批兩臺主泵完成卸船及開箱檢驗後，直接運至核島內進行翻轉吊入腔室就位，接著將進行後續安裝工作。每批主泵安裝工作預計將持續一個月左右。

“目前首批兩臺主泵正在進行卸船作業，預計12月31日中午完成從碼頭至開箱區域的運輸並於下午完成開箱檢查工作。”國核工程公司副總經理王明彈說。

本報記者了解到，AP1000首批兩臺主泵的成功到場與安裝，以支持世界首臺AP1000核電機組的安裝和調試工作。兩個月前，主泵試驗圓滿完成也為三門1號機組剩余兩臺主泵以及中美另外7臺在建AP1000機組主泵的制造與交付鋪平了道路。

12月29日召開的2016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表示，要“安全高效發展核電，穩妥推進一批新的沿海核電項目核準建設”。

官方資料顯示，作為國內核電的主流技術之一，AP1000核電機組將使用於未來更多的核電站建設當中。目前，浙江三門、山東海陽各建2臺AP1000機組，作為實現第三代核電自主化的依托。

2007年，AP1000技術以其獨特的設計理念和技術先進性中標中國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AP1000主泵作為重要程度與研發難度最高的設備，一直是核電業界的聚焦點。

國家核電介紹，為了確保AP1000主泵60年安全可靠運行，美國西屋和制造商EMD公司制定了極為嚴格甚至苛刻的設計標準和試驗驗證標準——無論是在主泵的設計、零部件材料還是制造精度、生產工藝方面，都突破以往的通用標準，提出了最高標準的要求，並要求必須滿足包括失水試驗在內的各種苛刻的熱瞬態試驗，堪稱世界之最。這些高標準的要求給主泵的研發與制造也帶來了各種困難與挑戰，主泵之路歷盡艱辛與坎坷。

來自國家核電的官方資料顯示，2007年至2015年，經歷首臺主泵制造、首次工程和耐久試驗、產品批量制造、設計修改、第二次工程耐久試驗、再次設計修改和針對性驗證、第三次工程與耐久性試驗、設計修改和驗證性試驗等多次循環叠代過程，同時，得益於國家核安全監管部門自始至終嚴格審評和監管，使得AP1000屏蔽式主泵最終完善並固化設計。

“AP1000主泵技術複雜、要求高、挑戰大。七年多來，中美兩國企業密切合作、努力攻關，在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和能源局的嚴格監管和大力支持下，主泵研制最終取得了成功。”國家核電總經理王中堂在2015年10月29日表示，“這次成功將進一步加快中國AP1000項目的建設進度，有力促進中國先進非能動三代核電的發展。”

國家核電介紹，主泵設計制造技術是美國EMD公司對中國AP1000技轉的主要內容之一。中國的沈鼓集團核電泵業公司、哈電集團動力裝備公司為主泵技轉的主要受讓方，同時也作為EMD公司的分包商，負責依托項目16臺主泵部分零部件及2臺追加主泵整機的分包制造。

目前上述國內兩家公司通過對技轉文件和相應軟件的消化吸收，派遣技術人員赴美培訓、接受技術服務，以及通過模擬件制造、分包制造實踐等形式基本全面地掌握了主泵的設計、制造和試驗技術。

過去一年，你以為去歐美“買買買”的只是中國大媽？不，還有美國的跨國公司和中國的企業家。

聯合國貿發組織給《第一財經日報》最新發來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直接投資(FDI流動)強勁反彈，逆勢增長36%，約為1.7萬億美元，這是自2008~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有趣的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增長是這個數字背後的主要因素，流入發達國家的FDI飈升90%。發展中經濟體的資金流入也有增長，達到74.1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比2014年增長了5%，但還是大大低於平均水平。

發達國家FDI流入量的強勁增長主要由跨境並購(M&A)驅動，只有很少的比例是來自於生產行業的綠地投資。

聯合國貿發組織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說，這輪並購浪潮要從經濟、產業、金融幾個方面來看。對於跨國並購來說，美國經濟和美元走強是重要的背景。

值得關註的是，中美兩國過去一年赴海外的跨境並購活動尤其活躍，引起國際矚目。

全球FDI回流歐美

聯合國貿發組織估計，2015年流入發達國家的FDI較上年強勁反彈，為9360億美元，達歷史第二高位，是全球FDI大幅上升的主要推動力量。

這其中，美國吸引外資流量引人矚目。2015年，流入美國的FDI達3840億美元，為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幾乎占了發達國家吸引FDI的一半，也是中國大陸地區吸引外資金額的3倍多。

從歷史數據來看，金融危機之後，全球FDI流向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金額一直占有半數以上優勢。但也在去年發生了逆轉，全球FDI流動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傾斜。2015年流入發達國家FDI占全球55%。

流入歐盟的FDI連續三年下降之後，2015年增長強勁，約為4260億美元。針對歐盟的跨境並購大幅上升了68%，對歐盟的“綠地投資”也增長了14%。這表明，隨著歐盟宏觀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改善，跨國企業對歐盟的生產性投資出現反彈。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對本報記者指出，2015年跨境並購大幅增長了61%，但“綠地投資”停滯不前。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有所下降，表明跨國企業資本投資增長乏力。此外，由於全球FDI流動主要由跨境並購而非生產性“綠地投資”的推動，全球FDI的增長並沒有有效轉化為生產能力的擴張。此外，一些並購還是反向並購，並不涉及太多的實體資源的流動。

他預計，在不出現新一輪跨國企業內部重組及並購交易的情況下，2016年全球FDI流動可能出現下降，特別是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總需求疲軟以及一些主要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地區緊張局勢加劇也可能進一步擴大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

中美開啟買買買模式

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並購市場風起雲湧，而跨境並購更是重中之重。從數據中看出，美國公司不僅自身在加強並購，也在其它地方收購標的。

金融數據提供商美國迪羅基公司的數據表明，2015年度全球並購總額達5.03萬億美元，較上年猛增37%，10月至12月創下有史以來單季最高紀錄。2015年有69宗並購案總額超過100億美元，是2014年水平的兩倍還多，創下歷史紀錄。總額達500億美元及以上的超大交易占2015年交易總量的近六分之一，這一比例前所未有。2015年的並購交易總額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次年2009年的兩倍還多。在美國，並購已經超過2007年的頂峰。

梁國勇認為，美國經濟處於上升周期的早期階段。美國的經濟狀況決定了美國公司並購的活躍程度，美元的持續走強，也意味著美國企業的海外收購非常劃算。另外，美國公司累計的巨額現金儲備、股市處在高位，美元回流也意味著美國公司收購的“彈藥非常足”。

中國公司的海外並購，官方統計的單筆最大收購規模還沒達到百億，但還是引起了國際的廣泛關註。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指出，2015年，雖然面臨國際經濟發展低迷的外部環境，中國企業進行國際並購投資仍然保持活躍，呈現出數量多、金額大、涉及行業和國家廣泛等特點，出現了一大批的大型並購項目。

據初步統計，2015年，中國企業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 (折合1180.2億美元)，同比增長14.7%。其中，中國企業實施的海外並購項目總共有593個，累計交易金額401億美元(包括境外融資)，其中直接投資338億美元，占84.3%，幾乎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

由於統計口徑問題，中國的數據可能只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冰山一角。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本報記者指出，大量中國企業註冊地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這些地區對外投資金額，未能納入現有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數據中。還有一些民營企業的跨境投資未在商務部門登記，因此，也未能計算在總額之內。

舉例來說，兩年前，以71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生豬和豬肉供應商史密斯菲爾德的萬洲國際(原雙匯國際)，最終的投資額度就計算在香港對美投資總額中。

梁國勇則對本報記者稱，中國國內總體上資金充裕，政策支持情況下融資成本不高，這是海外並購的重要推動力。因為在外匯儲備委托貸款模式下，國內企業的美元貸款成本並不高。而且，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很多是在海外融資，因為融資成本更低，更劃算。但是官方的統計中，這一比例僅有15.7%。

另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是，官方對於引入外資金額的統計存在缺陷。周世儉稱，多年以來，商務部只統計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而未能覆蓋撤資或離開的金額。他認為，外資撤離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能帶來的就業問題，是需要關註的。

本報記者實地采訪的外貿企業普遍感受到，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內地轉移到周邊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已經是大勢所趨。隨著這些外資的流出，一些國內的工人可能面臨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