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來，銀行“不良”雙升，一系列與不良處置相關的政策隨之出臺，其中，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不僅僅對傳統不良處置行業影響深遠，其作用力同樣輻射到處置無抵押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催收行業。
不久前，招行發行的“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入池資產全為信用卡個人消費類不良貸款，由此開啟零售不良ABS先河。
盡管對外封閉，但對內，催收依舊是個充分競爭且以民營資本為主導的行業，用業內人士的話說，這個行業門檻低，誰都可以進來，但並不是誰都可以活下來。
“目前催收行業到了一個微妙的時點，老方法會越來越不適用新形勢，尤其是這波‘不良’雙升後國家出臺的一些政策日後會給催收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整個行業進入瓶頸期，亟待轉型升級向上突破。”浙江某催收公司老板黃宇（化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十年一道坎
自2003年起步至2013年，催收行業經歷了十年黃金發展期，行業平均毛利超過50%，然而，2013年以後，催收行業此前唯一的客戶——銀行開始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以P2P網貸、汽車金融、消費金融等為代表的多種借貸形態快速崛起，催收公司的老板們越來越發現，環境變了。
黃宇在這個行業混跡十余年，在他看來，2013年是催收行業的一個分水嶺，前十年，銀行盡管是催收公司幾乎唯一的客戶，但由於市場上的外包服務提供商並不多，再加上銀行也處於“躺著賺錢的時代”，利潤豐厚，所以這個“甲方”對於催收公司的要求要比現在簡單的多，幾乎是將業務無償的委托給催收公司處理。
2013年以後，一波民間資本湧入催收行業，外包服務提供商的增加令市場雖然更加有序，但銀行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並設計更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以及更加豐富的委托方式，比如保證金繳納、競標等，導致委托門檻在無形中被提高。
一位業內人士在圈內透露，如今，甲方在委外招標時，會要求委外公司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並給予委外公司一個清收金額的限定範圍，如果達不到這個範圍，委外公司就可能不但收不到服務費，甚至還會損失保證金。
另外，銀行也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商譽保護，並以此嚴格規範催收公司的業務行為，本報記者從業內獲取了一份銀行與催收公司之間簽訂的《服務標準與要求》，其中，銀行作為甲方，要求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規定的過程中，不得有任何違反我國法律的非法行為或任何有損甲方商譽、名譽、經濟、財產的不當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脅迫、辱罵、騷擾、誤導、欺瞞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侵犯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隱私權，如果出現違反此義務的情形，其後果由乙方承擔，並向甲方承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銀行通過有效回單率、回款總金額、客戶投訴率等因子來衡定催收公司的傭金，其中，不少銀行將客戶投訴率作為‘一票否決制’來要求催收公司，也就是說，只要被催收的客戶有一單投訴，那麽銀行就和這家催收公司終止合作。”廣州利溯企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偉峰對本報記者說，該公司同樣涉足不良資產催收業務。
另外，近年來隨著人力成本的上升，催收公司的經營成本也水漲船高。“成本在上升、利潤在下滑，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但外部環境卻越來越差。”黃宇總結說。
黃宇所指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信用環境和法律環境，“首先，信用類不良資產里面有個很大困局，就是中國信用環境的缺失，猶如一道鴻溝橫在行業面前，一旦信用體系建立起來，實際上可以作為催收有力的工具，另外，催收行業到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政策法規來界定它的合法性和作業的邊緣性，名不正則言不順。”他說。
“在亞洲的華人圈里，最早的催收公司於上世紀90年代初誕生於香港，那個時候叫資產管理公司，臺灣地區於1994年~1996年之間出現催收行業，中國大陸最早的催收公司誕生於2003年，而後，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相繼出臺規範催收行業的法律法規，並有明確的主管機關和行業管理辦法。”北京一諾融通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莊俊對本報記者說，比如，在臺灣地區，催收公司有牌照限制，催收從業者需拿到職業執照才能上崗。
“從國內的發展情況來看，整個行業亟待轉型升級，首先，就是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設定主管機關，給催收一個名分，我們也在聯合業內領頭的催收企業，成立行業協會，形成自律組織，並通過自律組織的形式向國家督促相關的法律法規。”梁莊俊說。
悄然發生的變化
2015年以來，銀行“不良”雙升，一系列與不良處置相關的政策隨之出臺，今年5月，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不僅僅對傳統不良處置行業產生沖擊，其作用力同樣輻射到處置無抵押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催收行業。
以招行發行的“和萃2016年第一期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為例，入池資產全為信用卡個人消費類不良貸款。“零售不良ABS的核心的就是交易結構的設計和不良資產的處置，而作為處置工具，催收也是重要的一環，而且，這種ABS產品對催收公司的回單率、回單金額要求更高，更專業，ABS的大幅推進會促進整個行業的發展。”黃宇說。
另外，零售不良ABS也令行業看到零售不良資產轉讓有破冰的跡象，“據我所知，業內正在推動信用卡不良資產的轉讓，如果轉讓市場松動，對於催收行業是重大利好。”黃宇說。
根據2012年財政部、銀監會印發的《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的通知，個人貸款類(包括向個人發放的購房貸款、購車貸款、教育助學貸款、信用可透支、其他消費貸款等以個人為借款主體的各類貸款)的不良資產不得進行批量轉讓。
這麽多年來，國家一直沒有放開此類零售不良貸款的轉讓，在不良資產證券開啟之前，銀行批量處理此類“不良”只能通過催收的方式。
去年，全國政協委員馬蔚華的“兩會”提案呼籲，允許金融機構向非資產管理公司開展不良資產轉讓業務，放開金融機構對零售類不良資產進行批量轉讓的限制。
在內外環境均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整個催收行業也出現了細微的變化。變化之一即為“互聯網+催收”模式的出現。
“零售類不良資產具有小額、分散、量大、權屬清晰的特點，這些特點與互聯網非常契合，互聯網手段也會令催收變更高效、更便捷。”黃宇說。
變化之二就是細分領域的出現，“5萬元以下的欠款，可以通過電話催收實現，5萬~10萬元的欠款，可以通過‘電話催收+外訪催收’實現，而一旦欠款金額超過10萬元，那麽，這兩種手段就會借不上力，催也沒用，債務人已經無力償還。”何偉峰對本報記者說。
“所以，從去年開始，我們提出‘債務醫生’的理念，”何偉峰說，“針對欠款金額超過10萬元的借款客戶，我們的著眼點在於債務重組，通常的解決方式是和債權人協商，減免債務人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同時，註入一筆新的資金給債務人用以解套，並以債務人自身的能力通過銀行為其找到適合的貸款產品，從而解決其債務問題。”
“這種方式也適合民間大額借款，尤其是三角債，而且債務人實際上具有還款實力，但需要以時間換空間。”他說，個人債務重組和企業債務重組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
“我們註入1元錢，相當於幫債務人解套3元錢，當然，我們要收取每月1個點的手續費。” 何偉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