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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欺詐對股市的毒害 張化橋

5月8日在北京慢牛投資俱樂部的發言，

政府的欺詐有多種形式，對社會道德和股市文化產生了致命的打擊，比企業家的欺詐具有更大的殺傷力。如果我們想重建中國的商業道德和股市文化，必須從政府開刀。

我舉三個例子。
（1）某地政府為了扶持幾個本地的公司到證券交易所上市，不惜在稅收，環保，資金和土地等方面給這些公司開小灶。他們甚至幫企業設計如何做假帳，比如偽造 前幾年的銷售額，利潤和實際繳稅額。這種做法有很多惡果：破壞公平競爭，浪費納稅人的錢財，鼓勵官商勾結，欺騙股民，毒害股市。

政府的扶持當然不能讓一個阿斗公司強壯起來。可是，股民買的是公司未來很多年的利潤。這也就是20倍或者35倍市盈率的含義。政府扶持不能持續35年，更不能持續增長35年。從長遠來看，這種公司的股價必然會跌，股民必然受害。

（2）當一家公司變成了ST或者將變成ST時，政府部門通過人為地輸血使上市公司苟延殘喘。但阿鬥畢竟是阿斗，不可能因為一兩次輸血而強壯起來。當然，股 民不懂（或者不願意懂）。他們長期追捧這些殭屍。雖然有人說他們虧錢是活該，但是，我不這樣認為。我的看法是，他們畢竟是弱勢群體，多數人不明真相。中國 證監會應該在教育他們的同時，嚴厲打擊繁殖殭屍的各級政府，幫助弱勢群體戒毒。

（3）政府或者政府部門給他們所控制的上市公司注資。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中國現象。在香港的H股公司和紅籌公司也很多對此如痴如醉。有些注資的價格完全是 國有資產流失。我們老百姓啊：幾乎沒有人代表我們的利益！官員們為了從他們的認股權證中賺錢，不惜用超低的價格把純國有資產賣給上市公司。我在投資銀行工 作時，經常見到上市公司高管吹噓他們用多麼低的價格從政府"拿到"優秀資產。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就是笑不起來。偷了我的東西, 還到我的面前炫耀! 等到某項業務搞砸了以後（或者變得不時髦之後），他們再用高價把它賣回給政府。這叫"剝離"。

有些官員和國企高管說，他們低價注資和高價剝離是為了"保護小股民"。非也！他們保護的是他們的面子和認股權證。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他們並沒有花力氣 改善企業的能力和管治，所以即使好資產裝進上市公司以後，也會慢慢變壞，兩三年後又需要"剝離"。這種循環會給小股民創造一個個誘惑和一個個陷阱。十年之 後，小股民一無所得。

  在民營企業中，我們看到另外兩種現象。但是，殺傷力不如政府的惡行。

（1）王老闆慷慨地（公開地或者偷偷地）補貼他控制的一家上市企業。讓這家公司顯示出漂亮的歷史曲線（銷售額，利潤，現金流，用戶數的增長，等等），然後擇機賣股票，賺很多倍的錢（注意：市盈率往往是幾十倍）。

（2）劉老闆把他的企業賣給一家上市公司。價格呢？價格只是今年的預測利潤的15倍。多便宜啊！而且，劉老闆爽快地擔保，如果今年的實際利潤最終低於某一個水平，他會掏腰包補足差額，甚至補貼更多。但是，你有沒有發覺問題所在？劉老闆補貼了一點點錢，卻用15倍的高售價把企業賣掉了。他的企業的盈利能力並沒有他說的那麼強。

另外，我們還見過很多更離譜的情況：到明年三月份公佈今年的業績之後，劉老闆拒絕兌現諾言。為什麼？今年下半年的天氣比預想的差很多，或者，新的管理層沒有盡職，或者出現了另外的"黑天鵝"事件。有時他還直接耍賴。

上當的企業有的是運氣不好，有的是交易結構設計不好，有的是買家過於熱情，還有的是 ... 國企。

在企業估值時，我們要剔除稅收補貼和其它非持續性的收入（比如資產處置收入）。這是常識。但是，大家經常忘記。

山西焦煤「殺豬」調查：政府無形之手隱現

「山西焦煤那麼賺錢，能做殺豬這事？」昨日（6月14日），山西一家知名企業的人士在聽到山西焦煤涉足「殺豬」行業消息時，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日前，山西焦煤傳出與河南雙匯合作建設生豬屠宰加工項目。在煤價一直下行、煤企日子不好過的當口，山西焦煤「殺豬」讓人難免與目前的焦煤行情走弱聯繫起來。

「煤炭企業是資源型企業，目前行業暫不景氣，但總體盈利狀況還不錯，沒有像鋼鐵行業那樣大面積虧損。」生意社煤電行業分析師李倩認為，山西焦煤此舉更多應是「政府行為」。

牽手雙匯

據媒體報導，6月11日，山西焦煤集團與雙彙集團簽訂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太原陽曲縣開工建設生豬屠宰加工項目，計劃年屠宰生豬200萬頭，加工肉製品10萬噸，銷售額將達30億~40億元，項目力爭一年內建成投產。

日前，雙彙集團副總經理劉金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評論稱，這是「肉老大」和「煤老大」的強強合作。他同時表示，這次合作完全是河南和山西省政府「牽線搭橋」。

山西焦煤「千億」企業的名頭並非虛有。公開資料顯示，山西焦煤是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優質煉焦煤生產企業和煉焦煤市場主供應商，是全國第二家煤炭產量過億噸、銷售收入超千億元的「雙億」級煤炭企業。

昨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致電山西焦煤集團辦公室主任曹大軍，他表示目前並不清楚此事。記者通過多種方式聯繫山西焦煤集團其他負責人，均未得到有效答覆。

山西焦煤集團官網 「新產業」頁面顯示，山西焦煤將超越煤業發展金融、物流、文化等現代新型產業。目前來看，山西焦煤涉足行業早已比較多元化。

涉「豬」成風

據悉，目前的焦炭行業的確不景氣，高庫存、需求低迷導致煤價「跌跌不休」，而且沒有轉好的跡象。

「主要是目前的煤炭市場尤其是焦煤市場很低迷，看不到前景，中長期來說今年不會好轉，明年也不好說，」卓創資訊焦煤分析師張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不到市場利好的支撐也看不到市場回暖的一些跡象。」

張敏認為，山西焦煤加入「殺豬」行業，既與目前的煤市行情有關，另外，山西省政府對畜牧業發展的支持也是原因之一。

從去年開始，殺豬、養豬似乎成了一種潮流，丁磊養豬、聯想養豬、高盛養豬，以及後來像武鋼這樣的冶金企業也加入養豬的行列。東方艾格畜牧行業分析師王曉悅告訴記者，養豬行業「整體利潤水平不高，但是它有個特點，就是利潤比較穩定，走勢比較好。」

王曉悅稱，生豬這個行業不是一個利潤很高的行業，而且存在週期性波動問題，「賺錢的時候賺得比較多，虧錢的時候賠得也比較厲害。」

「鋼鐵業處於大面積虧損的狀態，但煤炭企業還是很賺錢的啊。」這樣的懷疑依然存在。

生意社分析師李倩表示，煤炭企業是資源型行業，存在長期的需求，「只不過目前的需求量小，情況不大好而已。」而且，如果行情不好，限產就可以了，不至於虧損。

政府身影

王曉悅則表示，吸引企業進入這個行業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政策的鼓勵。「中國有強大的肉類消費需求，這是一個長期的、穩定的、持續增長的趨勢。政府一直在鼓勵規模化養殖，在這方面也是有補貼的。」

當然，養豬業也有風險。王曉悅分析稱，其他企業進入養豬業的風險主要在於三點：一是資金，二是人才，三是疾病。至於市場週期性波動，王曉悅認為，對於規模化的企業來說，應該能夠承受這樣的波動。

李倩表示，山西煤企涉足「非煤」產業，和山西煤炭重組有關。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曾在民企座談會上表示，「煤企未來也會涉足非煤產業，發展高科技產業。山西的資源型企業要走循環經濟之路，要有脫胎換骨的變化。」

早在2009年，山西煤企投身農業和養殖業的消息就曾出現過。「山西在煤改及重組過程中，煤企大跨度發展農業或文化產業的，背後幾乎都能看到政府牽線、支持。」李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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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遠見】倫敦奧運：政府搞基建，私企來承辦

當看到倫敦奧運彷彿一個熱鬧的屬於平民的大派對時，人們也許會問：倫敦奧運的賬怎麼算？花的是誰的錢？怎麼花的錢？如果賺錢，怎麼分？如果賠錢，怎麼辦？

根據英國政府披露，整個倫敦奧運的預算分為三個部分：申辦、準備和承辦。

申辦預算是2910萬英鎊，埋單者是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及倫敦發展署這兩個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各1000萬英鎊），餘下部分則從各種商業機構和非營利組織中籌措而得。

準備部分，根據2010年7月的一份政府報告，預算為93億英鎊。這個總額包括了（一）由奧運交付管理局（Olympic Delivery Authority，縮寫ODA）負責的場館和基礎設施建設預算80.72億，及（二）由其他機構負責的殘奧會、安保工作等，預算12.26億。

承辦部分，由倫敦奧組委（The London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縮寫LOCOG）負責，預算是20億英鎊。

好了，倫敦奧運這台戲的兩個主角已經出現。說是主角，準確地說它們是兩個管幹活（當然也就等於管花錢）的機構。

主角A——奧運交付管理局。這是一個政府機構，隸屬於英國文化、媒體及體育部，是在《2006年倫敦奧運會及殘運會法》的基礎上成立，負責奧運會的基礎設施建設。

主角B——倫敦奧組委。人們想像中的「奧組委」應該長著一張政府衙門的臉吧？然而，倫敦奧組委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私企。它負責的是整個奧運會這個大派對的運作：籌錢、拉贊助、賣門票、賣電視轉播權，等等。這個活兒聽起來像是個大公司干的。

這裡的「領導」也都是牛人：雙料奧運冠軍，曾12次打破世界中長跑紀錄的前「飛人」塞巴斯蒂安·科擔任主席，副主席則是足球營銷高手基斯·米爾斯，至於CEO保羅·戴頓，他是歐洲高盛的首席運營官，在國際奧委會以及跨國企業圈子擁有廣泛人脈，全是能獨當一面的專業人士。

這兩個分工明確的機構一個是臨時的政府機構，另一個是私人公司，都在位於倫敦第二大金融區「金絲雀碼頭」32層高的巴萊克銀行總部辦公。當然，它們僅僅是租賃了銀行大廈的部分樓層作為辦公地點。

除了這倆「豬腳」之外，還有「導演」。擁有77名僱員的政府奧運會執行委員會（The Government Olympic Executive，縮寫為GOE）是英國政府主辦奧運會的負責機構，它要管理整個奧運的承辦和財務，要對《2006年倫敦奧運會及殘運會法》負責，隸屬 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是對國際奧委會負責的整個倫敦奧運在財務上的擔保人。

單是從機構的分工和構成上，就可以看到，倫敦奧運在申辦和準備階段是政府出力，在承辦階段則是商業運作。

準備部分的93億英鎊由奧運交付管理局負責花，基本上可以視作是從整個英國人民的腰包裡面掏出來的，感覺有點像賈府辦生日宴，大家看著自己錢包湊份 子。看看預算的構成就知道了：其中22億英鎊來自國家彩票；6億來自大倫敦政府（GLA）徵收的奧運稅；倫敦政府給3億；當然了，大頭還是英國政府 出：62億。從這筆賬可以看出，辦奧運，最主要的花費並不是其他，而是場館和基礎設施，這些錢都來自不同來源的公共支出。

所以，倫敦奧運村的基建花的都是公家的錢，辦事的也是政府部門。當然，基建並不限於本次奧運會使用，更主要考慮了對倫敦東郊的開發。即便如此，英國人對奧運會龐大的開支並非毫無怨言，在經濟不景時期，更是可以理解納稅人不想掏腰包的心態。

奧組委承辦奧運會（開閉幕式、所有賽事等）不是需要20億英鎊麼？這個錢可不能由納稅人出了吧？差不多如此，奧組委的主要收入包括來自國際奧委會的贊助、TOP贊助商（也稱奧運夥伴）的投入、英國當地贊助商的贊助，門票收入、電視轉播收入，還有英國政府的津貼。早在兩年前，20億中的3/4就已經籌到了，所以這一塊英國納稅人出的錢不多。

不過，雖說奧組委是私人企業，但倫敦奧組委並不能在股東中間瓜分利潤。要是整個營運有盈餘，那麼根據協議，其中六成要用來建設英國的體育事業，兩成 交給英國奧委會（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兩成交給國際奧委會。要是虧了，埋單的是英國納稅人。

上述就是英國奧運的大致賬單，其最大的特點是透明，在和奧運相關的政府部門（奧運會執行委員會、奧運交付管理局），私人企業（奧組委）及審計部的網 站上，預算、財報和進程報告一份接一份，目不暇接，包括任何一個管理者和工作人員的公務接待、請人喝茶的每一筆細目都定期更新、一清二楚。這麼透明的支 出，應該有權得到公眾的讚美吧？甭想，公眾的板磚那是一塊塊拍過來。挑剔歸挑剔，不妨礙奧運會開鑼，英國人還是挺享受和自豪的。

【點評者說】奧運會，挺花錢的，主辦者虧的居多，賺的居少。最精的是美國人，洛杉磯奧運會和亞特蘭大奧運會，都是盈利的。倫敦奧運會，要回本恐怕不容易吧。

改革先改政府角色 謝國忠

　中國的商業環境持續惡化。水泥、煤炭和鋼鐵價格仍然在下跌，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都非常嚴重。

　　地方政府為了維持GDP水平而向虧損企業施壓，令其維持生產。商品價格已跌至總成本價格以下，很快就會低於可變成本。如果地方政府想要保持現在的生產水平，它們就必須安排銀行貸款來支持虧損企業的生產。

　　中央政府已經放鬆了流動性控制，銀行借貸環境也已經變寬鬆，公司債券的審批速度大幅加快。儘管商品價格下跌，目前的生產水平可能會維持到四季度。當然，金融系統由於支持虧損企業的生產，未來將要承擔更多的不良資產。

　　庫存水平依然很高。煤炭、鋼鐵和汽車行業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要消化這些庫存，必須大幅降價，並且減少生產。如果經濟體系在價格下跌的情況依然維持生產，就會延長惡性循環的時間。不幸的是，過去幾個月的流動性緩解只是增加了惡性循環的可能。

泡沫越拖越可怕

　　近來的一些新聞又似乎預示著房地產市場的復甦。五六月份的房地產銷售量的確有所回升。任何市場調整都不是直線的，從6000點到2000點，A 股市場泡沫的破裂過程也曾經歷過幾次顯著的上漲。這種上漲不過是困獸猶鬥，其原因是市場裡總會存在著一些抄底投資者。當抄底投資者被徹底吞噬之後，這種調 整也就徹底結束了。

　　房地產市場調整跟A股市場的調整很類似，只不過時間要更長一些罷了。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就像5000點時的A股市場。這個向下調整的時間至少要兩 年。中國的土地市場將面臨巨幅調整，大多數城市土地價格可能會下跌80%，其金融後果也將會非常嚴重。大多數銀行貸款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土地作擔保的，如果 土地價格下跌如此嚴重，銀行系統將難以承擔由此出現的不良貸款水平。地方政府在土地銷售的黃金時期就擴大了其支出胃口，它們要經歷一段艱苦的調整期才能適 應新形勢。它們拚命尋找新的收入來源，這將會在未來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政府可能要面臨或者貨幣貶值、或者土地價格崩潰的兩難選擇。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會讓貨幣貶值。然而，某些時候這種選擇對於決策者來說將極具誘惑 力。貨幣貶值的實質就是將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成本轉移給民眾，從而挽救擁有既得利益的權貴階層。美國在2008年就是如此行事，應當意識到在中國也存在這種 風險。

　　除了泡沫破裂，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前景也可能把中國房地產市場拖入日本那樣的永久性熊市。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種下了房地產需求大幅下降的種子。這股力量是在房地產巨幅擴建之後出現的。空置房屋將會影響中國經濟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房地產泡沫破裂過程的延長，將會破壞中國金融體系的資本，阻礙其創造信貸的能力。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直接進入資本市場，進一步惡化銀行系統的平均資產質量。中國可能需要再實施一套計划來調整銀行系統的資本結構，否則經濟增長將會非常緩慢。

　　中國政府實施了很多政策來刺激經濟。在貨幣方面，已經降低了利率和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在財政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減稅，籌備了很久的營業稅 轉為增值稅的計劃，亦被視為某種形式的減稅；在資本市場方面，政府削減了交易成本；政府取消了長假期間的高速公路費。但這些措施對經濟的影響有限，政府旨 在以此製造巨大的心理效果。

　　然而，中國社會未來20年內對經濟會存在很深的悲觀情緒。已經公佈的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心理效果。頻繁的零敲碎打的政策變更，意味著政府不願解決中國經濟的真正問題，即政府部門過於龐大且效率低下。政府迴避真問題，加劇了民眾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的擔憂。

　　減稅措施很多，但總量很小。我曾經提議立即減稅1萬億元。想要穩定經濟，至少要減這麼多稅。希望通過小額減稅來獲得巨大的心理效果，是不切實際的。

不平等之患

　　解決收入不平等已經成為一個時髦話題。很多人猜測政府將會出台緩解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政策。不幸的是，迄今為止相關討論都是誤導性的，只會引發社會矛盾。

　　中國迅速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並非市場競爭的結果，完全不能跟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相提並論。中國迅速增加的不平等是由於資產泡沫和灰色收入造成的，這兩者都來源於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它強化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促成了資產泡沫的產生。

　　在生產率提升所導致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民眾可以從實際工資上漲中受益。然而，在過去十年間，中國選擇了另一種發展方式，將貨幣供應增加了 4.5倍，引發了廣泛的資產通脹和全面通脹。這就把生產者創造的果實轉給了那些能夠最先獲得貨幣供應的人，後者理性地將錢投入了資產市場，因為他們知道快 速的貨幣增長將會導致資產通脹。因此，特權階層的投機性收入是導致不平等的首要因素。

　　國有部門貨幣資源的集中，導致了灰色收入的大幅增加，這是收入不平等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把貨幣增長轉為通脹，通脹成本已經被擴散給了普通民眾，他們從勞動中掙到的財產已經由於物價上漲而越來越不值錢。

　　投機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意味著向民眾徵收通脹稅。這是由貨幣快速增長所維持的。因此，中國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是政策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中國社會有關不平等現象的討論往往把貧富階層矛盾作為關注點，這是完全錯誤的。這類討論應當關注資產泡沫、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長，政府在經濟中過於龐大的作用以及由此導致的灰色收入激增。

　　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中國民眾有仇富情結，這也是完全錯誤的。民眾仇富並不是針對是一個人是不是富人，而是針對一個人是如何成為富人的。民 眾懷疑中國的大多數富人都是通過不合法的手段致富的。不幸的是，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在產能全面過剩的情況下，極少有企業家能夠通過正常的市場競爭致富。

　　很多企業家放棄了通過正常的經營活動致富。相反，他們依靠培養同政府或國企的特殊關係來獲得特殊優勢，或者通過非法手段獲得銀行信貸用來投機。來自政府的特殊支持以及用他人的錢進行投機，是中國人致富的重要來源。正是這個原因，引發了中國民眾的仇富心態。

　　其他國家解決不平等現象的措施，例如增加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等等，在中國並不適用。增加稅收實際上是在加劇不平等。富人通常都是權貴階層。他們有 很多手段可以避稅，合法的手段就是把個人收入隱瞞為企業收入，其稅率僅為25%，而律師和企業經理人這樣的專業人士要繳納45%的所得稅。這無助於公平。 當然，擁有灰色收入的人更是根本不用交稅。導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無法用任何當前討論的政策加以解決。

　　社會不滿的根源不是表面上的不均等，而是實質上的缺少公平。要解決這種矛盾，政府需要實施包括減稅和減小政府規模和權力等舉措在內的市場化改革。任何有關不平等現象的討論，如果諱言改革，都是言不及義，在設計初衷上就是錯的。

須先改變政府角色

　　中國依靠數量擴張來維持經濟增長已經有十年了。這種模式是寅吃卯糧，向未來借貸。工人過度加班，金融債台高築，為了降低成本而忽視環境保護，依靠資產泡沫獲得利潤和政府收入，過度開發自然資源。

　　現在中國只剩下了一個能夠維持未來增長的資源，那就是中國工人的生產率。他們的工資水平只是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才能維持下一個十年的增長。增加工資可以促進消費，提高生產率可以維持供給的增長，中國別無選擇。

　　生產率提高有賴於有效的資源配置。當前中國的增長模式是靠政府分配資源。金融資源由政府擁有的銀行系統所控制，投資項目大多數都要經過政府審批，雙管齊下，把資本配置的權力交給了政府。不改變當前這種模式，生產率就不可能成為增長的主要來源。

　　即便政府部門的支出已經佔到了中國經濟的一半資金，它們還在擴張，由此增加了浪費和灰色收入，嚴重降低了經濟效率。由於很多資本項目的初衷就是要讓特權人士賺取灰色收入，這些項目的效率很低。這就是為何中國經濟如此依賴投資和如此容易發生通脹的原因。

　　大多數有關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討論，都把中國的問題當成了跟其他國家類似的問題，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的經濟問題源於政府對市場的干涉。改革首先必須改變政府角色，任何不致力於改變政府角色的改革都必將失敗。■

企業洗牌 政府迴避

地方政府有多缺錢

大規模的財政擴張，與緊繃的財政現實，就像是中國地方政府這枚硬幣的兩面，在旋轉加速下，互為因果，彼此救贖。

　　在2012年已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裡，來自省級及主要城市的千億級萬億級投資規劃層出不窮，被視為地方的「4萬億」計劃，指向經濟「穩增長」。

　　幾乎在同一時間，各地財政減收漸成趨勢。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北京在一二月出現同比負增長，比2009年初，有過之無不及 。

　　蠢蠢欲動，地方「4萬億」卻提示了四年之間的差異。這一次，中央政府未再以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拉動經濟，並成為地方政府渡過難關的墊腳石。中央對房地產市場嚴格的調控措施，卡住了多年來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之路。

　　地方財政的巨大壓力懸於眼前。在內陸，曾經造城聞名的鄂爾多斯，由於房地產市場崩潰、 煤炭滯銷，地方經濟幾乎停擺，財政頹勢更不待言；而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經濟失速和轉型困局，將富裕的深圳、東莞逼向赤字邊緣。

　　為謀求中央最終在財政刺激和調控政策上鬆口，地方努力搶跑投資，亦在地產調控中竭力博弈。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一增收二挖潛，瘦社會的身，瘦自己的身，先瘦誰的身？

　　結果不難猜。財政部最近公佈《2012年7月份財政收支情況》，1-7月地方本級收入3.7086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得益於地方非稅 收入大幅增長25.7%。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少強坦言，地方政府將目光從受經濟景氣影響較大的稅收，轉向國有資產、公共資源等，尋找新財源。

　　增收壓力分解給地方行政執法部門的風險也在加大。稅費徵管上的調劑尺度在收緊，補漏和處罰收費的力度在加大。陳少強坦言，這非中央政府本願，但在嚴峻形勢前，「我擔心會出現新的潛規則」。

　　地方舉債需求也更為迫切。即便不斷清償已逾十萬億的債務，如果財政壓力不能根本緩解，地方政府債務仍將不斷向後累積而無解。

　　減支，收縮，是地方政府財政解套惟一的長久計。但在撐過眼前的危機之前，以繼續擴張化解過度擴張帶來的債務壓力，是其本能反應。

水落石出

「最有錢的地方沒錢了」

　　2012年，東莞政府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東莞經營一家印刷廠的肖功俊發現，那些常年與政府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業老闆們，開始不再接受政府訂單了。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真的沒錢了。

　　老闆們的賬算得清。他們將集體討債的供應商們的債務簡單相加，計算政府負債的真實數據。「估計有30多億元了。」肖功俊對財新記者說。

　　這位曾經任職深圳大學的東莞經濟研究者，8月18日在實名微博上直指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負債16億元，各村負債7億元，總計23億負債。「 理論上該鎮已經破產，成為名副其實的東莞希臘。」肖功俊說。

　　在市一級，按照東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財政預算案，當年的財政收入仍可有10%的增長，達到922.4億元，絕對數字在中國地級市中仍首屈一 指。但在2012年前兩季度結束時，這個自2006年以來GDP年均增長仍有11%的「世界工廠」，增速萎縮到2.5%，為全省之末。東莞市經信局的資料 顯示，全市33個鎮街，只有15個鎮街增速出現正數，18個鎮街為負數，最差的為-11.6%。 順理成章的是，9個鎮街和一個園區的地方稅收出現負增長。

　　一葉知秋。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 「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政府稅源深受打擊。朱小丹在此次會議上披露， 2012年上半年，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降近20%，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超過100%，企業虧損面超過20%。根據對現代產業500強項目中近100家企業調查，銷售收入和利潤雙降的佔39%。6月廣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 創近幾個月的新低。資金、勞動力等要素也出現由供不應求轉向需求不足的苗頭。

　　直接結果是， 全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增長8.6%，比年度預期目標低1.4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僅增長4.3%，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增速均低於年度預期發展目標，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同樣富庶的江浙地區，境況類似。浙江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訴財新記者， 「今年的稅收增長壓力很大，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挑起擔子，承擔起責任」。

　　從財政部公佈的全國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可見，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9.8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均放緩。如在稅收總收入中佔比均超過20%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增速分別回落11.6個百分點和 2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煩，疊加了另一種偶然因素：舉辦賽會。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與2011年深圳大運會，均在地方政府傳統的以賽會撬 動投資、拉動經濟的邏輯下申辦，並基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未來的財政收益有較好預期。以賽會的名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謂不計成本。

　　以深圳為例，2007年深圳申辦大運會成功後，深圳市和龍崗區兩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近2000億元。這些開支，「單靠當年財政結餘肯定不夠，動用儲備結餘外，還大筆貸款融資。」 深圳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在經濟下行給財政增收帶來壓力之下，深圳大運會項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結餘的儲備花完了，「這是深圳市政府財政吃緊的重要因素」。

　　手頭不再寬裕，連深圳稅務部門都開始降工資。一名要求匿名的稅務人員告訴財新記者：「按級別高低降，級別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廣州，財政需要支付的亞運會項目款項尚未結清。廣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稱，向政府催債，「幾千萬，我們要錢都要得不好意思了。」就算這樣，最近因「對政府財政吃緊可能有所察覺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於賽會經濟與土地有關。舉辦國際賽事將使地方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額外放開，使得地方政府更便於圍繞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於調節財政收支的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土地出讓金能佔到當地財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讓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資的最重要資源，除獲取大的產業項目和投資外，也可通過融資平台公司，成為地方的債務槓桿。地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政績和稅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產業。

　　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 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佔去年 同期四成；北京更是無緣前十，出讓金總額僅為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 42.2%，減收69.05億元。

　　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最高的城市已經坐不住了。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 指出依賴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傾向於迂迴取消對房地產限價限購的政策 ，以度時艱。

　　最大的時艱，卻當屬壓不下的開支。為應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地方政府壓縮開支的動力不足、空間有限。僅以民生開支為例，僅保障房一 項，2011年全國地方的預算開支就達2292億元，決算更達到3491.87億元。在財新記者查閱主要城市的財政預算收支數據中，幾乎全部出現收入增幅 和支出增幅倒掛，甚至絕對值的倒掛。

　　重慶以土地儲備為槓槓，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公租房建設和加工貿易園區建設，2010年以來，一般預算支出均高於一般預算收入。2010年 缺口700億元，2011年缺口擴大到1100億元。2012年上半年，預算收入增長18.4%，已遠低於預算支出33.8%的增長幅度。

　　在中國，財政結餘轉為地方儲蓄極為罕見，當期財政收入應付當期財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吳君亮認為，實體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地方，在經濟下行和調控雙重壓力下，財政迴旋餘地甚小，「一兩個季度就出問題」。

撐過去

短期應對，惟有保證現金流不斷，撐過困難期

　　一份稅務通知單，發到了廣東省公路勘察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一名員工手中。通知單稱其兩年前曾經在外接了一單私活，涉及3000元金額，未繳納個人所得稅，要補。不止這位，還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補繳個人所得稅，追溯時間最長的到2008年。

　　地方政府短期「輸血」的意圖開始顯現：增收挖潛。

　　深圳企業所得稅下滑幅度較大。2011年，該市個人所得稅首次在總量上超過企業所得稅，成為第二大稅種。2012年一季度，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12.72%，個人所得稅大幅增長57.1%。

　　這與個人所得稅徵稅起征點提高並不相符。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儘管企業經營效益不佳，但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用工標準掛鉤。深圳市政府每兩年上調一次最低工資標準，決定了員工基本收入上升， 即徵稅的基數開始上升。加之個人所得稅截至申報期在一季度末，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要罰款。上市公司也多在一季度實行分紅。以上種種，均體現在一季度個人所得稅增幅上。

　　更重要的是，地稅局徵管力度大為加強。「為保障稅收，在可以抓住的稅源上，加強了徵管力度。」徐進說。這在各地，都有跡象可循。

　　在內陸大城市重慶，財政預算收入早已不足以覆蓋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而以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為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實現「用市場的錢辦公共的 事」。在此之外，2011年，該市推行一項房地產稅收專項檢查，一次性增收45億元。在這項檢查中，僅龍湖地產一家企業，就補稅3億元。而在2012年年 中，房地產企業已被要求提前預繳四季度稅收。

　　在上海，企業主抱怨，預售賬款也要收稅，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庫的門檻非常高。浙江紹興的一名地稅局局長則透露，一些政策與稅收開始掛鉤了，比如企業申請用地指標，必須達到一定完稅額度，「 對稅收這塊越來越嚴」。

　　在深圳前兩季度的稅收數據中，各稅種的增、減輪動，也明示稅收嚴查的趨勢。如一季度大幅飆升的個人所得稅，在二季度大幅回落，增幅亦跌為負數。 同樣在一季度增長高達91.47%的城市建設維護稅，在二季度亦是絕對值與增幅同步大幅回落。反之，企業所得稅從一季度負增長12.72%，恢復到二季度 的增長5.95%，車船使用稅則從37.7%的增幅提高到72.86%。

　　來自深圳地稅部門的消息稱， 今年以來，高科技和電子製造業企業聚集的南山區，展開幾年來少有的大面積自查行動，要求企業對自己存在的偷稅漏稅情況進行查漏， 上溯到企業稅收兩三年前賬本。工廠聚集的寶安、龍崗兩區也開始查賬，特別是針對坪山新區的企業，稅務部門相信這裡的企業「相對更有錢一些」。

　　不過，畢竟經濟不景，稅收增收畢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財政局一名官員坦言：「企業是真困難，財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稅法收，很多企業就持續不下去。很糾結。」

　　近來，關於擴大試點甚至普遍開徵房產稅的說法，甚囂塵上。相對於正在推進的「營轉增」試點，房產稅是在保有環節徵收，屬於地方稅種，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撰文稱：「我相信這一天終將到來，因為政府需要這筆錢。」

　　茲事體大，在數日自相矛盾的表態後，湖北地稅局最終否認了將試點開徵房產稅的消息。新稅種開徵不易，地方政府將徵收力度轉向非稅收入。今年7 月，財政的非稅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個百分點。其中，地方非稅收入同比增長20.8%；中央非稅收入同比增長58.8%。財政部對此解釋， 在中央層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別收益金繳庫辦法改變的影響；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強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等徵管。

　　陳少強說，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非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公共資源、國有資產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關注的廣告權、道路使用權等。

　　徐進告訴財新記者，過去一些非稅收入徵管時標準放寬或實行了減免，但現在這些正在收緊。如果某些項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僅是應徵部分加 強徵收，還包括補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資源收費項目繁多，如涉及個人的公共資源收費，電費、水費、排污費；到政府機關獲得公共權益時，要支付相應工本費； 企業出口需政府給予檢驗，鑑定時亦產生相關費用等等。各地情況不盡相同，自由裁量極大。

　　如在廣西，除強化稅收徵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車泊位、戶外廣告徵收機制、改革垃圾處理收費方式、加大土地出讓金徵繳等工作。

　　更為顯性的是，在稅收增長比較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對國有資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儘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應對財政壓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盡辦法挖掘潛能，舉債也是極其常見的。在鄂爾多斯尋求銀行貸款而不得，而東莞風傳政府貸款支付公務員工資之時，杭州融資平台的境遇卻在好轉。

　　杭州財政局一位官員稱：「去年貸都貸不到，（利率）起碼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經濟下行，銀行不寒而慄，對企業放貸非常謹慎。「 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願意放給地方政府平台 。」銀行上門推銷，令政府融資平台得以較優惠的利率甚至基準利率拿到貸款。

　　另一種手段則是開放民間投資。7月16日，廣東省發改委宣佈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間投資招標重點項目44項，總投資2353億元，涉及交通、城建、社會事業、產業園區等向來以財政和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

　　儘管此舉已經推動多年，是「對涉及公共資源利用的項目實行競爭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廣州發改委一名官員也向財新記者坦言，財政吃緊，各級政府都在抓緊拿項目出來，向民間資本開放。

　　開源發力的同時，地方政府的節流減支卻被認為「停留在口號」。

　　前述杭州市財政官員對財新記者坦言，地方對緩解財政壓力根本思路與2008年無異：「保證地方現金流不斷，寄希望於中央政策放鬆，地價好轉，難關就渡過了。」

擴張止不住

以繼續擴張解決擴張帶來的困難

　　與勒緊褲腰過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衝動。國家統計局投資司調研員王寶濱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來，中央項目投資低速增長，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高位運行， 地方項目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達到94.1%，成為投資增長絕對主力。

　　這一趨勢在2012年變本加利。宏觀經濟內外受壓之下，各地政府正在為「穩增長」加緊宣示投資計劃。在已公佈1-6月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28個 主要城市中，增速超過全國增速20.4%的達到21個，其中貴陽增速高達57.9%，蘭州、海口超過40%，東部沿海的寧波、福州，投資增速亦在30%以 上。

　　從西部的貴州、中部的長沙，到東部的廣州，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投資計劃相繼曝光，虛虛實實。此舉被視為「地方版4萬億」，以拉動經濟和資產價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終會打開閘門，重演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那一幕。

　　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認為，地方領導對經濟形勢和資產價格極為敏銳。「只要中央敢稍微放點風聲，它就敢做得很大。」

　　擴張， 意味著更多的負債更大的槓桿。按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致10.2萬億元，其中還不包含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融資平台公司債務約6.2萬億元，非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債務4萬億元，佔到GDP的25.4%。審計署報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佔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於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

　　陳少強對財新記者說，地方政府的選擇，一是像以前一樣，大干快上，債務不斷往後累積，爭取在發展和增長中化解債務； 二是招商引資化解債務；三是產業結構轉型，發展新的增長點。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內，大干快上仍是最為有效積累「政績」的方式，也是做大經濟規模的不二法則。

　　至於償債，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對財新記者說，他曾詢問某地方政府官員，「借這麼多錢怎麼還呢？」對方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考慮。」他指，缺乏問責的地方政府，傾向將債務風險轉嫁給銀行，期待最終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實上，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找尋到的發展捷徑。分稅制後，稅收大頭在中央，中頭在省裡，市縣一級可以得到的錢相對少，這 一機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經濟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點」。1998年預算外資金使用規範化後，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題就是土地財政，平台融資。

　　「現在這輪調控最大打擊點就是土地財政。」上述官員指出，但多年來的慣性之下，地方仍傾向繼續舉債擴張，等待土地財政解套。明顯的例子，除了 「地方4萬億」姿態的擺出，是上至北上廣深，下至義烏、蕪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態嚴守中央政策紅線，實則積極推出「擦邊球」地方辦法，頻頻試探中央房地產 調控政策的鬆動跡象 。

　　另一方面，客觀上，地方解決民生的剛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財政擴張難以止住。8月22日，《中國證券報》發表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為道路擁堵而採取機動車限購政策，排水管網建設滯後導致城市內澇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資重點投向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綜合治理、城市基礎設施、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等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以及產 業轉型升級領域，共安排投資計劃401.6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87.1%，其中：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投資385.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 83.6%；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領域投資16.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總規模的3.5%。

　　 與欠發達地區不同，發達地區很難再以土地財政為這些支出買單。 陳少強告訴財新記者：「在不少發達地區，土地指標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帶，把荒地、復墾的都用了，已經沒有什麼地可以用了。」

　　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稱，地方政府投資與中央項目涉及的大產業投資不同，本身主要還是為地方公眾服務，其中約50%屬於使用者付費的盈利資產，可 彌補另外50%的非盈利資產虧損，整體上就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這些投資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從而間接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與稅收收入提高。

　　但是，擴張性地方財政能否被規制在民生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等正確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經濟」失控，將導向經濟轉型和政府稅源涵養的反面。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指出，當政府不斷透過所控制的資源，如稅收優惠、補貼、土地、環保標準、礦權等等， 引致私人投資時，企業將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方向，異化為營收最大化目標，以累積更多與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企業利潤越來越靠政府補貼和土地等不動產升值。

減支難

必須減支，但從何減起？

　　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計，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來推行結構性減稅，其中重要一條即是在地方推行「營改增」試點。 劉煜輝認為，這次減稅的內質「實際上是減支，準確地講是減阻礙成長的開支」。

　　地方政府也預期「營改增」後會加劇地方財政收入減收。作為地方稅種的營業稅，將變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稅。地方政府對此極為冷淡。

　　深圳地稅局人士透露，營改增在當地將分步走，第一步稅收還是100%歸繳地方。深圳將在11月1日正式實施營改增，目前系統仍在測調試。

　　隨著「營改增」試點逐步擴大，再不減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潛應付越發困難。

　　在那些財政收支騰挪突然由寬裕變得困難的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姿態也很明確。在東莞工業鎮石排， 已數次召開鎮黨委會議討論削減開支，計劃將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政府專項資金經費削減掉幾千萬元。

　　在省級層面，廣東省長朱小丹在上半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亦強調「要厲行節約，實行最嚴格的支出控制」，要求黨政機關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 子」，並控制臨時新增開支，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省下錢來保民生」。在省會廣州和深圳，官方數據都顯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近兩年處於零增長或低增長。

　　劉煜輝指出，中國政府減支的空間巨大，包括維穩開支、三公消費、低效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所形成的財政補貼等等。不過，在現有的財政收支機制下推行減支，這些領域的減支推進極其有限。

　　以三公消費而言，中央在2011年給省級地方政府提出的公開三公經費的期限是「兩年內」。目前，北京、上海、廣東、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開始對外公佈相關數據，但在市、縣一級政府，以及政府財政控制的國有機構，則仍沒有公開時間表，更無法涉及「減支」。

　　一直致力於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的吳君亮認為，當下減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連年提高財政開支，到去年亦是歷史最高點，「能花的都花掉了」，處處是能升不能降的剛性支出。慣性之下，在財政壓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轉身自省奮而改革的機會，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