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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擔合作剎車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11/100389061_all.html

銀擔合作曾經密不可分,為支持中小企業從銀行貸款的主要制度設計,但眼下雙方正漸行漸遠。

  財新記者從多個權威渠道獲悉,大型商業銀行已相繼終止與民營擔保公司的合作。

  工行浙江分行一位信貸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總行要求我們原則上不再受理與民營擔保公司的業務合作,只和地級市及以上的國有擔保公司合作。」

  「北京的股份制銀行全部暫停了與民營擔保公司的合作。」一位資深銀行業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與擔保公司合作最多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幅壓縮與擔保公司合作的信用貸款額度,重新優選擔保公司,同時提高了擔保公司繳存銀行的存款準備金、降低槓桿率倍數。

  近期,無論是中擔投資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下稱中擔)牽涉的銀行風險事件(詳見本刊2012年第17期「清算中擔」),還是銀監會近期下發的進一步加強融資性擔保機構管理的文件,都在業內掀起不小震動。

  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是世界各國扶持中小企業進展的通行做法,但並非是銀行服務於中小企業貸款需求的主要機制。

  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經有大約48%的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均是以非盈利的政策性擔保機構為主。

  更廣泛的中小企業貸款需求,需要依賴銀行及相關商業機構找到一條可持續的商業性貸款的創新之路來滿足。

  銀擔合作空間大幅收縮,資金實力薄弱、業務單一、長期依賴銀行的民營擔保公司洗牌不可避免。

  「像這樣遍地開花、業務五花八門的缺乏資金實力的擔保公司,在全世界範圍都沒有。目前規定的經營範圍,也容不下這麼大量的擔保公司。」廣州佛山金融局局長曾昭武告訴財新記者。

  業內人士稱,擔保業本身可謂高風險、低收益,擔保機構彙集了中小企業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以及銀行轉嫁的大部分甚至全額信貸風險,而獲得的收益僅僅是微薄的保費收入,不做擔保以外的業務幾乎是不可能的。

  「貸款擔保業務屬於逆向選擇,銀行是覺得風險偏高才讓你介入。對於企業來說,這只能作為彌補短期資金的渠道。」中投保人士稱。

  「一旦利率市場化,擔保公司就沒有生存空間。」一位工行人士亦稱。

風險重演

政策性擔保公司背靠財政支持「旱澇保收」,低效、風險控制力不高,存在尋租現象;民營擔保公司則頻頻挪用資金,空手套白狼

  自2010年下半年信貸緊縮,民間金融活躍,擔保公司已偏離擔保主業,熱衷於高風險、高收益投資,成為變相的高利貸行業。一度沸沸揚揚的「溫州企業老闆跑路潮」中,「有270家擔保公司集體歇業,就是因涉及放高利貸」。一位擔保公司資深人士稱。

  民間金融發達的地區,通常也是擔保業比較活躍的地區。銀監會的統計顯示,融資擔保業規模和業務量排明前五名的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四川,與銀行合作發放「過橋貸款」「受託貸款」是銀擔主要的合作模式。

  「由於近年融資成本上升,擔保公司以『理財』的名義吸引來的民間資金本身利息就很高,必然要尋找更高利息的貸款下家。一旦投資項目出現風險,勢必引起整個利益鏈條的崩斷,比如中擔。」前述人士稱。

  成立於2003年9月,註冊資金5.8億元的中擔公司,通過高比例(達50%)收取企業保證金及佔用、挪用客戶借貸資金,用於高風險投資及下屬多個殼公司資金周轉,「相當於空手套白狼。」前述人士評價。

  目前中擔保證金約2億多元,對外投資大約5000多萬元,在保餘額30多億元,已牽涉了22家銀行以及294家北京市企業。這樣龐大的資金缺口,引發了連鎖反應。目前,北京市金融局與市應急工作組初步核查結果是公司債務達12.7億元。

  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員工稱,整個行業一直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民營擔保公司的資本金不會超過10%趴在賬上,除非是沒有合適的投資項目」。

  他透露,中擔事件爆發以後,北京的當地銀行已暫停與民營擔保公司合作。「新的不放款,舊的續貸,個別小銀行光收不貸。」一位民營擔保業務人員亦對財新記者證實。

  中擔事件發生之前,監管部門認為,涉嫌非法集資、非法吸存、放高利貸的擔保機構大部分是非融資性擔保機構。自2011年3月31日,銀監會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只能和持有經營許可證的融資性擔保機構合作。

  此次作為北京民營擔保公司龍頭的中擔公司,屬於取得五年經營牌照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一般而言,大行和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合作較多,股份制銀行如民生銀行、招商銀行等,則與民營中小擔保公司合作較多。

  中擔事件之後,銀擔合作格局更加傾向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北京分行員工稱,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是這場運動的勝利者。一家國有擔保公司高管向記者證實了這一點,「中擔事件爆發以後,每天忙得要死,銀行把民營擔保公司的項目都轉過來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找項目。」

  據重慶三峽擔保公司人士透露,在重慶,當地銀行對國有擔保公司的槓桿率已從10倍降低到8、9倍,民營擔保公司則降低到5倍以下。

  然而,國有性質、政策性擔保就能解決擔保業的問題嗎?

  在現有金融體系下,短期內僅僅靠政策性擔保公司遠遠不能滿足大量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因為「政策性擔保公司效率慢,業務已經飽和」。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政策性擔保公司背靠財政支持,「旱澇保收」,造成了低效、風險控制力不高,存在尋租現象。

  「中擔事件之後,銀行也在逐步摸索,今後會主要和政策性擔保公司合作,儘量直接對小企業放款,直接提高小企業融資成本即可,能做就做,做不了就乾脆不貸了。」一位銀行人士稱。

銀擔同謀

「某些銀行的高管,讓自己的親戚朋友開個擔保公司,或者指定某個擔保公司來進行擔保」

  在中擔事件中,對於中擔出具虛假企業貸款合同,與企業聯合從銀行騙貸,銀行稱自己並不知情。但一位中擔應急領導小組成員對財新記者承認,「銀行也出現了審查不嚴的失誤。」

  「以前都是擔保公司推薦客戶給銀行,銀行視之為營銷渠道,實際上沒起到信用增級的作用。」前述股份制商業銀行人士稱,比如小企業的信用等級不夠,通過擔保公司的擔保,可以幫助提升小企業的信用等級,銀行在此基礎上進行審核,考慮擔保公司的能力來決定是否放款。但是銀行迫於業績壓力,常對擔保公司違規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擔保公司找來的客戶和擔保公司的關係往往比與銀行的關係還密切。

  他認為,以現在銀行的風控管理水平,根本無法發現擔保公司和客戶勾結騙貸款,然後用作其他投資,「中擔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是一兩筆,一兩個月,可以說是擔保公司在做怪。這麼長時間、這麼大數額,銀行是否落實了貸前審查、貸後監管及資金流向管理?」北京信用擔保協會會長李世奇對此質疑,銀行以風險由擔保公司承擔為由,忽視必要的貸前審查。

  銀行和擔保公司的利益關聯還引發了不必要的擔保,增加了企業融資成本。「有的惡劣的擔保公司,與銀行業務人員勾結。本身可以放貸,但要求企業找擔保公司擔保。利益按比例分攤。」一位政策性擔保公司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表示。

  2011年6月,時任銀監會融資性擔保業務工作部副主任的朱永揚,在融資性擔保聯席會議媒體通氣會上曾坦言,某些銀行的高管,讓自己的親戚朋友開個擔保公司,或者指定某個擔保公司來進行擔保,這亦違反銀監會有關銀保合作的有關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不得在融資性擔保機構中兼職,不得利用職務之便與親屬及其他利益關係人投資入股或實際控制的融資性擔保機構進行業務合作,不得利用職權指令與某一特定融資性擔保機構合作。」

  上述股份制銀行員工對財新記者稱,中擔類似的事情一直都有,銀行並非不知道,但是沒有意識到風險真正存在。「在中擔出事之前,銀行認為這塊業務有利可圖,一旦真出了事,風險被放大幾十倍。」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與融資性擔保機構有業務合作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含分支機構)共計10321家,近80%為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性擔保貸款。

弱勢行業

「如果擔保業不脫胎換骨改造,非但不能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甚至會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中擔事件亦折射出民營擔保機構資金實力薄弱、長期高成本運營、盈利模式單一、利潤率與風險不匹配的問題。中國的擔保機構數量眾多、規模小,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帶擔保字樣的公司約1.4萬家。

  在上述1萬多家擔保公司中,註冊資本多數在5000萬元以下,有的註冊資本僅有幾十萬元。從銀監會統計數據看,融資性擔保機構註冊資本10億元以上的只有29家,1億元至10億元的1863家,註冊資本2000萬元以上的融資性擔保機構佔比近80%。註冊資本最大的兩家是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中投保)和重慶市三峽擔保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重慶三峽),二者皆為國企背景,註冊資本分別為35億元和30億元。

  「中國的擔保公司發展很艱難,單純的商業性擔保公司沒法存活、沒有發展前景,擔保業務風險很大,也帶來很多社會不穩定因素,因為一旦出問題,無法經營,也把銀行拖下水;且依賴於銀行,銀行一旦封殺它,它就沒得做了。」曾昭武強調,商業性擔保公司理論上就存在先天缺陷,「如果借貸企業可以提供充足的資產,可以直接找銀行抵押融資;如果這家企業很差,不能提供足夠資產,擔保公司憑什麼給其提供擔保呢?」

  2012年4月中旬,針對擔保業普遍的挪用客戶保證金現象,銀監會發佈了進一步加強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有關通知,要求對客戶保證金專戶封閉管理。此舉旋即引發業內強烈爭議。

  「很難執行,融資性擔保公司註冊資本至少要5000萬元,本來也沒多少錢,錢還不讓動,除非是政策性擔保公司,民營擔保公司就會全死掉。」前述民營擔保公司人士稱,目前在1萬多家擔保公司中,民營擔保公司約佔中小企業擔保公司三分之二。

  「擔保業本來就風險高、收益低,給它加成本肯定就活不下去,要繼續活下去肯定就得做違規業務。國外單純的商業性擔保機構並不多,而且主要是政策性擔保機構、銀行風險共擔。中國的銀行利潤這麼高,風險卻都讓擔保公司承擔了,讓一個弱勢的行業承擔風險,這個遊戲肯定玩不下去。」中國社會科學院銀行業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

  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向小企業提供信貸擔保的美國中小企業局(SBA)以及日本信用保證協會,銀擔合作的貸款損失的風險比例為3:7,即銀行承擔30%風險。這兩家機構也均為非盈利的政策性機構。

  「如果擔保業不能脫胎換骨,重新調整運作模式,非但不能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甚至會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一位擔保業資深人士稱。

各歸其位

該歸銀行的歸銀行,該歸保險業的歸保險業,該轉型為小額貸款公司的轉型

  業內人士指出,無論是當年獲得亞洲開發銀行、凱雷投資集團等外資巨頭投資的民營擔保領頭羊中科智,還是此次被稱作北京民營擔保龍頭的中擔,之所以最終走向了挪用資金、資金鏈斷裂的結局,根本原因都是因為擔保主業微利、風險收益並不對稱的現實。

  據一位民營擔保公司高管介紹,「擔保放大倍數5倍以上可以盈利,但是目前除了中擔在5倍以上,幾乎所有的民營擔保公司都在5倍以下,處於虧損、或者剛盈虧平衡;槓桿率五倍以上的擔保公司都為政策性擔保公司。」

  他分析指出,大多數民營擔保公司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項目小、在保額小。1個點擔保責任準備金(按照當年擔保費收入50%比例計提未到期責任準備),1個點風險責任準備金,「每年收的擔保費用都這2個點提走了,就沒利潤可言了。」

  北京市信用擔保業協會會長李世奇亦稱,擔保本身就是微利行業,個別利潤很好的公司能達到10%以上。

  目前中國的擔保公司業務模式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實業集團下設擔保公司、小貸公司、直接投資公司,這些子公司主要是為實業集團自己融資,以「理財」的名義吸引民間資金用以放貸,相當於變相高利貸,利潤相對高,但槓桿率如果控制不好風險也高。包括中擔在內的大部分中小企業擔保公司都是這一模式。

  第二類是直接融資擔保,即為企業發行信用債擔保,主要是為城投債提供擔保,相當於信用增級。目前開展這一類業務的主要是資金實力較強的國有擔保公司,比如中投保、重慶三峽、首創擔保等。

  「中國鼓勵發展直接融資,未來這個業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中投保人士稱。中投保和重慶三峽也是目前開展這一業務規模最大的擔保公司,目前直接融資擔保規模分別為200多億元和100多億元,均佔其公司業務規模的三分之一。這種債券擔保業務在國外被稱作「單線擔保」,承擔這種金融產品擔保單線業務的擔保機構相當於保險公司,也叫「單線保險公司」,不承擔任何非金融擔保業務。

  第三類建築工程履約擔保、物流金融擔保、訴訟財產保全等業務,近年這類業務增長很快。據李世奇介紹,北京工商註冊的擔保公司共有1000多家(包括123家融資性擔保公司),其中非融資性擔保公司有十幾家,首創、中投保等30多家融資性擔保公司兼營此業務。

  一位保險公司高管告訴財新記者,前述第三類擔保業務模式其實也相當於保險業務,屬於金融產品,必須有資金實力。比如,建築工程履約擔保在國外主要是銀行或保險公司開展。「國內保險公司沒有開展這一業務,主要是因為本世紀初國內的保險公司開展的財產保全業務、購房購車履約擔保業務都吃了虧,不敢做了。」這位高管說。

  至於工程履約擔保,「擔保公司憑什麼做呢?不應該有這麼大量的擔保公司做,等於在玩空手道。」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稱。

  目前工行開始和保險公司合作小額貸款保險業務,「能否持續要看理賠率如何,如果理賠率高,這個新產品就可能會停。」有關人士透露。

  「中國的擔保公司亂象,無論理論上、實踐上都缺少顯著不確定性,應理順擔保公司的業務方向,該歸銀行的歸銀行,該歸保險業的歸保險業,該轉型為小額貸款公司的轉型。」多位業內人士這樣認為。

  本刊記者楊娜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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