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近兩個月的美國做空機構Glaucus research(格勞克斯)再度出手，目標盯上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天然氣(931.HK)。

7月14日，格勞克斯發布長達23頁的報告，指中國天然氣徒有其名，天然氣業務收入占比極小，公司並無相關資產，管理層也並無相關經驗。格勞克斯認為，經過近期調整後，中國天然氣的股價仍然明顯偏高，強烈建議賣出。

目前，中國天然氣已經於下午1點21分宣布停牌。按照格勞克斯給出的目標價，中國天然氣每股僅值0.08港元，為今日停牌前股價的5%。

“我們會晚些時候發布公告。”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查詢時，中國天然氣發言人表示。當晚9點08分，中國天然氣公告，其正準備一份載有該公司內幕消息的澄清公告，以澄清及回應格勞克斯的研究報告中針對該公司的指控。中國天然氣的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14日晚間，中國天然氣主席簡誌堅接受財華社采訪時表示，格勞克斯的報告帶有惡意，並不中立，感到被“砌生豬肉”。他聲稱，自己與內地多間大央企合作，沒有必要一同造假，為表示對公司的信心，還將在複牌後增持股份。簡誌堅還表示公司停牌是收到港交所的提示而做出，至於是否會對格勞克斯采取法律行動，他表示個人精力要放在公司業務上。

對於格勞克斯指責其公司管理層無天然氣相關經驗，簡誌堅回應稱，公司有曾在中石化及中國海洋石油工作過的人士，每月薪酬即高達500萬港元。不過，《第一財經日報》查閱其2014年財報，卻發現全年薪酬支出僅221.2萬港元。

徒有其名

“除了名字，中國天然氣和天然氣或者中國內地都沒有什麽關系。”格勞克斯在報告中指出，其公司的管理團隊在天然氣方面沒有任何經驗。

中國天然氣的前身為宏通集團，最早從事電腦買賣業務為主。2014年6月，公司更名為中國天然氣，但截至今年7月13日，天然氣業務的收入貢獻僅13.1萬港元。格勞克斯認為，按公司目前的業績情況估算，明年天然氣業務收入貢獻也不過79.1萬港元。此外，該公司幾乎沒有天然氣相關的資產。沒有知識產權或前沿技術，公司高管中有四名財務背景人士和一名投行背景人士，唯獨沒有與天然氣相關的經驗。

不僅如此，格勞克斯還認為中國天然氣提出的發展藍圖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國天然氣計劃通過設立液化天然氣加氣站進入下遊市場，為內陸河沿岸的船只及重型卡車提供服務。但格勞克斯指出，這一領域早有大量資本充足的競爭者，估計全中國的LNG/CNG加氣站超過2300個，大多由經驗豐富的大型企業擁有和運營。格勞克斯建議投資者謹慎評估中國天然氣進入該市場，以及與這些對手的競爭能力。此外，氣站的資本投入巨大，一個重型卡車加氣站需要投入1100萬港元至1500萬港元，而中國天然氣的資金大多已用於融資租賃。

中國天然氣此前表示，計劃投入4800萬美元用於融資租賃液化天然氣相關設備及管道，有關款項相當於公司總資產的70%。格勞克斯認為，這一市場競爭已經非常激烈，看不到中國天然氣有任何理由可以獲得比對手更好的條件，相反其處於競爭劣勢。

去年11月，中國天然氣宣布與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簽訂立框架協議，內容有關於中國合作發展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及應用液化天然氣重型卡車業務。格勞克斯認為，投資者不應期待過高，這次與2004年中國燃氣(384.HK)和中石化之間的合作不同，中石化投資中國燃氣時，後者估值不高並且已經擁有一定規模盈利不錯的天然氣業務，但中國天然氣不僅估值偏高，且天然氣業務也剛剛起步。

自2014年3月以來，中國天然氣宣布了與不同合作方之間的20個無約束力的合作意向，但格勞克斯稱，據其所知，沒有一個合作意向最終落實。去年11月與中石化之間的合作也僅有框架，並無簽訂任何有約束力的協議，格勞克斯認為結果很可能又是一場空。

比漢能的估值更離譜

中國天然氣改名前，宏通集團一直是香港市場上眾多“仙股”(股價低於1港元)之一，然而重新包裝後，新名字推動其股價上漲357%。

以7月13日的收盤價計算，中國天然氣的市凈率約33.9倍，相比之下，香港同業平均市凈率僅1.84倍，全球能源領域的上市公司平均市凈率也僅1.6倍。

另一方面，格勞克斯認為，市銷率也反映其估值偏高。香港及全球能源企業目前平均市銷率為1.32倍，按2015年5月至7月的財務數據計算，中國天然氣的市值是其液化天然燃氣業務年收入的19917倍。

即便是以估值離譜的“妖股”漢能薄膜發電(566.HK)為參照物，中國天然氣在這方面也略勝一籌。在股價最高時，漢能薄膜發電的市值僅為銷售收入的27倍，市凈率也不過17倍。

漢能薄膜發電曾因與母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而備受詬病，與之相比，中國天然氣的“關聯交易”更令人嘆為觀止。2014年，該公司收入中99%來自與關聯方的一次性債券交易。2014年1月，中國天然氣從主席簡誌堅手中買下匯多利(607.HK)8000萬港元的可轉換債，5個月後，轉手以3.8億港元賣給Magnolia Wealth International Ltd(下稱“Magnolia Wealth”)，短短幾個月回報率高達375%。而在此期間，匯多利的股價未漲反跌，格勞克斯認為其可轉債價格的上升缺乏理據，唯一的解釋就是簡誌堅出售的價格極低。

2007年匯多利破產後一直被證監會要求停牌。2008年，簡誌堅入局成為控股股東，但一直未能成功複牌。《第一財經日報》查閱港交所文件發現，Magnolia Wealth與匯多利之間也有千絲萬縷聯系。2013年，南京豐盛控股通過反向收購入主匯多利，此後股份成功複牌，去年11月更名為豐盛控股。而南京豐盛控股和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Magnolia Wealth的老板均為季昌群，Magnolia Wealth還曾包銷匯多利發行的股份。

17個員工撐起天然氣業務

過去幾年里，正如中國天然氣每年在財報中的介紹，這家投資控股公司一直在為股東物色新的業務機遇，從不局限於一種賺錢方式。

2007年，中國天然氣的前身宏通集團號稱立誌為高科技界提供電腦、多媒體及網絡方案，以迎合業內的真正需要，並致力為客戶提供創新方案及數碼產品以及可靠的服務。

僅僅兩年後，因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大部分電腦銷售客戶就已經與其終止業務，公司來自買賣電腦組件及資訊科技產品的營業額同比大降98%至26萬港元。缺乏電腦貿易業務的宏通集團，開始轉型做起房地產買賣，年內一項物業買賣就帶來90萬港元的收入。同時，還做起股票投資，買入山西蘭花煤炭28.01%的股份。

2011年，房地產投資越做越大，僅下半年就投資新界古洞、中環半山和淺水灣三項物業。2012年，宏通集團幹脆徹底拋棄電腦貿易業務，成為專業炒股、炒樓的投資公司。這一年，新界和中環兩項物業就為其帶來76.6萬港元的租金收入。

2013年，物業出租業務開始下滑，三個項目僅中環半山的物業仍有租金收入，另兩處年內都沒能找到租戶。宏通集團也是這一年開始宣布進軍液化天然氣領域，2014年3月又宣布與平安證券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就發展在中國的液化天然氣業務提供綜合金融服務。2014年更名後，其網站的介紹也變為“中國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為資產投資買賣和於中國從事開發新能源投資，包括投資、建設、經營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加氣碼頭及相關基礎設施, 銷售及改裝液化天然氣車輛及船舶, 給客戶提供融資租賃服務。”

實際上早在去年9月，公司更名為中國天然氣後股價一個月內暴漲3倍，該公司就曾引起香港媒體的質疑。2013年財報中披露公司員工數量僅5人，令外界質疑其如何有能力發展天然氣業務。去年9月，簡誌堅曾回應質疑稱公司現有30多名員工，但《第一財經日報》翻閱2014年財報發現，截至去年底，該公司僅有17名員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無疑推動了中美追逃追贓領域的合作提速。

中美明確，將采取切實措施推進雙方共同確定的重大腐敗案件的辦理；雙方同意加強在預防腐敗、查找腐敗犯罪資產、交換證據、打擊跨國賄賂、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禁毒和反恐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雙方歡迎最近通過包機遣返中國逃犯和非法移民，並將繼續開展這方面的合作。

在更讓人頭疼的境外追贓領域，中美達成協議：將通過商談，互認和執行沒收判決。

長期關註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研究者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這一成果保持了審慎的樂觀態度。若雙方能在反腐追贓問題上達成合作共識，同時美國政府給予實質性的支持和配合，能夠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追逃追贓工作能夠起到推動和示範作用，消除目前我國在海外追逃追贓遇到的癥結。

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有待建立

引渡、移民法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是目前中國境外追逃有四大途徑。

但是對於追贓，過去的慣常做法是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然後再移交回國內。但是由於各國之間司法制度銜接、追贓分享、罪名互認等問題，導致通過這一程序來完成追贓的時間較長、難度較大、司法成本巨大。

“通過互認、執行沒收判決，使得中美合作海外追贓增加了一種法律手段，海外追贓得以提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過去，海外追贓需要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這要求中國的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熟悉對應國家的相關法律，向其提供有力證據材料，推動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而在中美這一共識下，我國可以在國內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請求美方互認並執行沒收判決。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則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這一共識下，在美國的追贓工作時效性將更強、強制力更大。但是，未來中美雙方仍需要就執行的細節問題進一步商討，建立正式的合作機制，明確執行的流程等。

在莊德水看來，在追贓的問題上，錢可能會隱匿、變相或者轉移，如何對外逃贓款進行剝離、認定、評估是現實問題，這也成為阻撓追繳腐敗所得的障礙之一。因而，在追繳境外腐敗資產的問題上，中方應該倡導建立更加靈活的機制，比如雙方“各退一步”，在雙方合作的整體框架下，建立追繳海外腐敗資產的利益分享機制。

“在啟動腐敗所得資產沒收程序後，下一步就面臨腐敗所得的分享和返還機制，追繳腐敗所得資產的分享機制是國際通行做法，這也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原則。不僅在追逃追贓領域適用，在其他領域比如經濟犯罪同樣適用。至於分享的比例則是由雙方各自商定，從而調動資產藏匿地(國)配合國際追贓的積極性。”莊德水表示。

在國際上，已有關於追逃追贓的成熟制度，即“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這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各成員國需要建立的一項國際追贓法律制度。

建立這一制度的作用在於，只要能夠證明相關資產是非法所得，一國司法機關就可以簽發沒收令，並請求其他國家協助執行。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在適當的情況下，除非締約國另有決定，被請求締約國可以在依照本條規定返還或者處分沒收的財產之前，扣除為此進行偵查、起訴或者審判程序而發生的合理費用;締約國還可以特別考慮就所沒收財產的最後處分逐案訂立協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

但遺憾的是，我國至今仍未建立起“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黃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我國司法部正在牽頭制定《刑事司法協助法》，其中就包括“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

國際司法合作通常遵循對等原則，由於我國目前並未建立“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若中方不能協助外國凍結、扣押被轉移到中國境內的財產並執行外國的沒收令，相關國家可能也不願意協助中方追逃追贓。

中美反腐小組成果：至少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在中國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徑中，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國已經與38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並且加入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含有具體引渡條款的多邊公約。

但遺憾的是，目前中美之間尚未簽署雙邊引渡條約。因而，異地追訴成為追逃在美貪官的主要途徑之一。

異地追訴，是指由中國主管機關向逃犯躲藏地國家的司法機關提供該逃犯觸犯該外國法律的犯罪證據，由該外國司法機關依據本國法律對其實行緝捕和追訴。

莊德水表示，目前看，針對海外追逃追贓案件，通常是由出逃人員所在的省一級相關單位組織專案組，逐案分析、有針對性的提出追逃追贓的對策;在中央層面，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負責統一協調、處理外交事務等工作。

目前，中美之間反腐合作的重要溝通機制之一就是中美JLG反腐工作組。

根據中紀委官網介紹，這一組織的中方工作組由中紀委牽頭，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銀行等單位共同參與，中紀委監察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擔任工作組中方主席;同時也是中美JLG中方三團長之一;而美方工作組由國務院和司法部共同牽頭，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財政部、商務部、證券交易委員會、政府道德署等部門共同參與。

這一工作組的主要議題包括追贓個案合作、反腐敗經驗交流、多邊框架下的反腐敗合作等。今年10月下旬將在華舉辦第10次會議。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以來，這一工作組的成果有，至少有包括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內的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這一名單包括，2014年6月，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美國紐約被捕;2014年7月，美方對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河南分公司周口直屬庫原主任喬建軍及其前妻趙世蘭提起刑事訴訟;2014年12月，遼寧省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從美國洛杉磯回國投案自首;2015年1月，中國銀行開平案主犯許超凡和許國俊被美國法院分別判處25年和22年監禁，許超凡之妻鄺婉芳、許國俊之妻余英怡分別被判處8年監禁;2015年3月，喬建軍前妻趙世蘭被捕;2015年9月18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楊進軍和鄺婉芳在潛逃美國14年後被強制遣返回國，這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公開曝光的百名“紅色通緝令”人員；2015年9月24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鄺婉芳被強制遣返回國。

中紀委在今年4月公布了 “天網”行動全球通緝的100名外逃人員，又稱“紅色通緝令名單”，這100位涉嫌犯罪、證據確鑿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中，約有40人現居住在美國(因有的外逃人員輾轉多地等原因，這一數字仍有變動)。

隨著醫療和衛生保健的進步，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並且生活得更好，的確是一件好事，但它也嚴重影響到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可持續性。

根據人力資源管理咨詢機構美世咨詢最新發布的2015年全球養老金指數(MMGPI)，平均壽命的提高直接影響到中國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這導致中國的指數值比去年下降1點，評級仍為D-級。

平均壽命提高之後，人們有了更長的退休生活，養老金體系所面臨的壓力隨之加大。延遲退休是緩解養老金壓力的一條必由之路。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上周公開表示，延遲退休將實行小步慢走，每年推遲幾個月。經過中央批準以後，向社會公開方案，

MMGPI對養老金體系進行的全球最全面的比較。該指數對照40多項指標(按照充足率、可持續性和完整性子指數分類)衡量全球25個退休收入體系，涵蓋了接近世界上60%的人口。

該指數分為A、B、C、D等級別，丹麥在2015年連續第4年保持第一位，總分數為81.7分，中國分數為48分，評級仍為D-級。

D-級的評級意味著該體系需要改善以便提高其效能和可持續性。中國的可持續性分數在過去一年下降了3.2分，但其充足率和完整性都略有改善，

尹蔚民坦言，中國養老保險體系可持續性方面存在隱憂，中國是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又是一個急劇快速老齡化的國家。中國現在60歲以上人口為2.1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5.5%。綜合有關方面預測，到2020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19.3%，2050年達到38.6%。當前中國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到2020年就要下降到2.94：1，2050年將下降到1.3：1。

美世養老咨詢業務總監及總精算師蔡宗周表示，中國的指數值今年略有下降，首要原因是平均壽命的提高導致養老金體系面臨的壓力隨之加大，這需要在個人以及國家層面上進行更多的規劃。

蔡宗周認為，中央政府計劃長期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資金投入，是個很好的舉措。中國雙軌體系正轉向統一的體系，也向公眾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政府決心讓事情步入正軌，並確保人口老齡化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解決。

對於中國養老金體系中出現的問題，MMGPI建議中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提高國家養老金領取年齡，並且繼續提高養老金體系的員工覆蓋率，同時還應該引入補充退休福利，為成員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從而獲得更多的資產增長機會。

俗稱的“延遲退休”準確來說應該是“提高領取國家養老金的年齡”，這是近年來國際養老金改革的潮流。退休年齡是養老保險制度中最敏感的變量，既影響保費收入，又影響退休金支出，對於基金的收支平衡是雙向影響。

MMGPI指數顯示，從2009年到2015年間，人們的退休後時間的平均長度從16.6 年提高到了 18.4年。在MMGPI體系中的五個國家和地區提高了養老金養老金發放年齡，分別是澳大利亞、德國、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提高養老金發放的年齡目的是抵消平均壽命的提高，但是這並不足以止住退休時間長度的增加。

尹蔚民說，我國現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現行退休政策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確定的，當時人口的預期壽命不到50歲。現在人口的預期壽命70多歲，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人員是8000多萬，平均退休年齡不到55歲。

尹蔚民稱，中國將采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勞動力的狀況，把握調整的節點和節奏，“小步徐趨、漸進到位”，並且會有社會預告。

根據今年兩會期間尹蔚民公布的時間表，延遲退休方案會今年制定出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2016年報經中央同意後公開征求意見，2017年推出。方案將漸進到位，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經過相當長時間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推出後至少五年以後才會實施。

從數字看我國土壤汙染現狀。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下稱“國合會”)2015年年會建議中國政府建立“土壤銀行”，並建議將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土壤汙染防治法》，更名為《土壤環境保護法》。

土壤環境狀況正日趨嚴重

國合會土壤汙染管理專題政策研究項目組、中方組長上海財經大學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樹義在10日的大會發言中介紹，我國土壤環境狀況正日趨嚴重，總體上不容樂觀，土壤汙染主要是重金屬汙染，而且主要是人為活動造成的。

王樹義列舉了三組數據：去年4月全國汙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超標率16.1%，汙染以無機型為主，占超標點位的82.8%，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部分地區土壤汙染比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廢氣地突出一些，南方土壤汙染重於北方地區。

另一組數據來自國土部地質調查局發布的《中國耕地地球化學調查報告》，調查面積150.7萬平方公里，調查耕地將近14億畝，占20億畝耕地的68%。調查結果顯示，8%的耕地是受到汙染的。

第三組數據來自地球化學探索雜誌的調查報告，該調查報告認為中國目前清潔土壤為60%，次清潔土壤近30%，汙染土壤2.6%。

“土壤汙染將成為影響中國公眾健康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如果再不加強土壤汙染管理恐怕出現大問題。”王樹義說，中國土壤汙染管理起步較晚，正如環境保護提出土壤問題晚於水和大氣一樣，真正意義上的土壤管理始於2005年，國務院發布《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這個決定指出，以防治土壤汙染為重點，加強農村環境保護;開展全國土壤汙染調查和超標耕地綜合治理;汙染嚴重難以修複的耕地應依法調整。

王樹義介紹，國務院決定頒布之後，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土壤汙染方面管理。2005年12月環保部、國土資源部啟動“全國土壤汙染狀況調查”;2008年環保部發布《關於加強土壤汙染防治工作的意見》;2013年國務院印發《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以及正在編制中的《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

王樹義認為，中國土壤汙染管理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土壤汙染管理基本法律依據缺失;土壤環境標準體系不健全;土壤汙染管理機構不健全，管理的能力比較薄弱;保護和治理土壤汙染的資金來源沒有保障。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國合會土壤汙染管理專題政策研究項目組將向中國政府提出六個方面建議，將土壤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來。

“我們提出這個基本國策的建議主要基於兩點，一個是基於土壤是重要環境要素的特殊性，第二是基於中國土壤問題本身特殊性。”王樹義解釋說，土壤資源是人類食物主要來源，有的研究表明95%的食物全部來自於土壤。中國是13億人口大國，同時意味著它是糧食消費的大國，目前土壤生產和生態服務功能正不斷下降。

王樹義說，中國還需理清土壤汙染管理思路。制定綜合性法律，逐步形成中國土壤汙染法律規範體系。抓住兩個重點，一是保護清潔土壤，另一個是汙染土壤的環境風險防控。區別對待現在、過去和未來不同時期的土壤汙染問題。

土壤汙染將成為影響中國公眾健康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攝影/章軻

鼓勵和支持建立“土壤銀行”

王樹義說，項目組建議將目前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列入立法規劃的《土壤汙染防治法》的制定，修改為制定《土壤環境保護法》，“我們的考慮是關於立法理念的轉變問題，過去說環境保護就等於汙染防治，但我們認為環境保護不等同於汙染防治，環境保護以保護優先。土壤環境保護是治本問題，土壤汙染修複是治標問題，這里不僅僅是名稱問題。”

王樹義說，將制定《土壤汙染防治法》修改為《土壤環境保護法》主要由我國解決土壤問題基本需求和制定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來決定的。從我國基本的土壤環境狀況來看，大概80%以上土壤目前還是清潔土壤，保護清潔土壤可能是目前中國最大問題，怎麽保護清潔土壤不受到汙染，不受到破壞，防止品質下降，這可能是解決土壤問題最基本需求，也是制定法律最基本目的。

“中國目前用於治理汙染土壤花費了巨大財力，有專家稱保護和修複已經受到汙染的財力分布是1比100的關系，花1塊錢保護花100塊錢修理，所以源頭保護，使土壤不變壞為基本需求。”王樹義說，《土壤環境保護法》這個角度規定更全面，相對《土壤汙染防治法》範圍更寬，包括土壤環境質量改善、已經受到汙染土壤風險防控，及土壤的修複等，重中之重是清潔土壤保護。

王樹義說，應當用特殊辦法解決歷史遺留土壤汙染問題。“目前已經找不到汙染責任人，找不到修複資金，不知道誰承擔責任，不知道誰花錢修複汙染，這個問題客觀存在，這是應當高度關註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世界各國在處理土壤問題上遇到普遍性的問題。”

王樹義表示，應建立清晰責任機制，明確治理修複的責任主體，同時建立專門資金基金，用於保障治理和修複的資金來源。在加強和完善土壤汙染管理方面還應當建立完善土壤管理激勵機制和系列措施。

“應再鼓勵和支持建立‘土壤銀行’。”王樹義說，設立“土壤銀行”不是把清潔土壤運到一個地方把它保存起來。而是將土壤價值納入到自然資源核算體系當中，設立土壤保護基金，以資金補助方式來刺激有機農業的發展。同時公開土壤環境信息，開通公眾和社會監督檢舉等渠道，創新公眾和企業政府合作共贏管理模式。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提及，“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日前，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11月10號，在五中全會閉幕的第11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就專題研究了經濟結構性改革問題。

楊偉民表示，五年規劃本來就是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優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問題，所以本來也不是規劃的重點。建議稿的靈魂，本質上體現的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的思想。

楊偉民表示，建議稿通篇都體現了更加註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樣一些思想，比如說，創新發展篇當中提出了“四新”，新動力、新空間、新產業、新體制，這些都是力求通過創造新供給來滿足新需求。

“十二五”規劃專門用“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篇來講內需問題，而且是作為“十二五”規劃建議當中各項任務之首。楊偉民說，當時國際金融危機剛剛兩年，穩增長是首要任務，而且大家普遍認為主要問題在需求側，內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當時是以擴大內需為主來穩增長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了。

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

之所以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家的政策和思路要據此進行調整、完善。

從增長來看，過去世界經濟處於較快增長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3%，很大程度帶動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世界經濟一方面在放緩，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量在變大。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帶動力沒有以前那麽大了，過去世界經濟加快發展帶動我國的戰略機遇就發生了變化。

從貿易或者需求來看，過去全球市場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發達國家的高債務來支撐的，我國的經濟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產能是面向外需、面向出口的。我國的供給總量和國內的市場以及用債務撐起來的世界市場，總體上是均衡的。但現在發達國家紛紛在去債務化，靠債務支撐的市場開始縮小了。這就導致我國一部分產能變成了過剩產能，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減弱，從過去依靠擴大出口來帶動發展的戰略機遇內涵也發生了變化。

從投資來看，過去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從產業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給、提供資源之間這種大分工，部分國家成了凈消費國，部分國家成了凈生產國。我國當時靠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成就了中國制造，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現在國際分工正在面臨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醞釀、正在加快;二是發達國家在推進再工業化;三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業化。特別是再加上我國發展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進的經濟技術差不多都引進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創造力來創造新供給的能力還不夠強。過去依靠比較優勢，依靠優惠政策，依靠引進外資來帶動增長，這個發展的機遇也發生變化了。

楊偉民說，增長、貿易、投資這些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是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提出“五大理念”並在五大理念基礎上提出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在國際背景方面的主要考慮。除了這三個方面，戰略機遇期的變化還有很多。

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也面臨諸多矛盾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建議稿也列舉了不少的風險隱患和條件，風險和隱患有些是長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不過，我國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本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形成，也是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

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方面問題

楊偉民強調，經濟結構性改革也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在工作方針上，我們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持續的推進;在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不能因為是長期任務，近期就不作為，必須馬上行動起來。

楊偉民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提出了5+4+3的行動方案。“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4”是要打好四個殲滅戰，化解產能過剩、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化解房地產庫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3”是三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十二五”規劃曾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楊偉民說，五年來這一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經濟總體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初步估計可能會年均增長7.8%，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

不過，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開始遞減了，再用需求不足顯然已經無法解釋。

楊偉民稱，現在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側了，病根在於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從而帶來了目前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具有外向型，現在外需減少，有些產能過剩。轉向內需當然是一個方向，但需要經歷痛苦的過程，有些甚至可能無法轉向內需。

第二，過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值得關註的事實是，同一件產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

第三，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總量上產能沒有問題，但結構上存在著花色、品種、規格、安全性等滿足不了消費需求這樣一些問題，所以有些消費流向了國外。

第四，有些產業，產能已經達到了物理性的峰值，價格再怎麽降，產品也很難賣得出去，再怎麽擴大投資，需求也很難消化現有的產能。同時有些產業，達到了資源環境約束的承載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費量為我們自己的產能峰值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忍受更加嚴重的霧霾。

第五，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說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了，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我們還是不能生產。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和不少零部件我們需要進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表現出“未富先貴”的現象。國民收入還是中等收入，但生產經營成本卻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產能過剩，產品不好賣，另一方面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所以說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

楊偉民說，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體制僵化，比如說電力壟斷、銀行壟斷、中介服務的壟斷;有超越階段的過渡福利化傾向帶來的，免費的午餐越多，意味著宏觀的稅負必然要高，必然要擡高成本;有些屬於政策方向上是正確的，但實施中的進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還不夠精準。比如說，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應該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市民化，促進他們進入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轉移性的收入，依靠補貼，最終會轉嫁到企業的成本當中。

此外，擴大內需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當中，有些政績工程、沒有回報的投資，以及結構調整中僵屍企業難以及時出清等，也間接轉嫁過來不少成本。有地方認為，這些投資早晚要投的，但問題是，一定時期、一個地方的財力總是有限的，建設規模超出財力就要負債。

楊偉民說，如果所有的地方都這樣做的話，既在宏觀上倒逼了貨幣發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資源。比如說，僵屍企業產品已經沒有市場了，長期虧損，但靠地方的財政補貼和銀行的續貸，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資源。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時候，一部分貨幣只好在金融系統內部自我循環、以錢炒錢，所以我們經濟的金融化、債務化程度不斷加深積累了不少的隱患。

總之，要重視經濟的下滑，但實行各項政策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必須放在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如何促進企業發展上，這是國家實力的根基、是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GDP不過是對所有企業一定時期內生產經營結果的一種統計，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了，生產並能賣得出去的東西多了，宏觀上統計出來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這是經濟發展本來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