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時，多名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此次修法，應妥善處理社會撫養費和計劃生育行政處罰問題，以使相關法規與中國目前高齡少子的現狀相適應。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保留了原《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1條和第42條關於社會撫養費和行政處罰的規定。這被解讀為將繼續保留社會撫養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明雯昨日表示，在這次修法中應妥善處理社會撫養費和計劃生育行政處罰的問題。

“一直以來，社會撫養費的爭議非常大。我國人口目前面臨嚴峻的形勢，十三五規劃建議說得很清楚，目前我國人口結構明顯是高齡少子的特征，適齡人口的生育意願明顯降低。與此同時，老齡化趨勢很明顯，在這個時候，我個人認為，關於社會撫養費的問題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王明雯說。

社會撫養費於2002年自原《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後開始征收。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征收的規模達數百億元。

全面兩孩政策宣布之後，社會撫養費的下一步引起很大關註和爭議。有觀點認為，雖然放開了全面兩孩，但是依然存在生育管制，要控制三孩及以上超生，社會撫養費作為一個控制手段有必要繼續。而更多人口學者、法律學者和經濟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已經進入高齡少子的人口新常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連續二十多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目前的生育意願比較低下，從單獨兩孩遇冷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口面臨的嚴峻挑戰。再加上目前社會撫養費95%以上的征收對象是兩孩家庭，兩孩一旦符合政策了，社會撫養費征收就失去了其絕大部分征收對象，因此有必要對這一政策進行徹底改變。

2014年11月，國務院法制辦曾經面向社會公開征求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的意見。後來此事沒有了下文。據知情者稱，這是因為當時考慮到生育政策將很快進行較大調整，所以將其擱置了。

另據一位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委員表示，即使社會撫養費保留，也將在下一步對其征收程序、標準以及使用情況等，進行較大的修改調整。

2013年9月，國家審計署曾經公布對9個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的審計結果，表明在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確定、撥付使用等方面存在大量違規行為。

一篇來自官方研究性文章中提出的關於實施自然人網店登記的政策建議，近期仍在電商行業內外被繼續討論。

作為《電子商務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國家工商部門的訴求也應該得到合理理解。只是在立法上更應該強調平臺對監管的配合義務，強化工商部門執法的效能。

薛軍建議，未來應該強化或完善配套的措施，使得工商總局系統的監管職能實施起來更加順暢有效，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思路。

專家建議可仍保留自然人的登記選擇權

為了鼓勵創業，國家此前出臺的《網絡交易管理辦法》，作出了允許自然人網店可以不經工商登記的特別規定。這項規定施行5年多來，對推動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5年時間過去了，電子商務發展的形勢和條件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今年1月，國家工商總局主管的《中國工商報》曾發表過一篇名為《自然人網店應辦理工商登記》的研究性文章，提出了當前在電子商務領域出現的三點新情況。一是商事制度改革讓網店註冊更加便利;二是不規範的自然人網店已成為制約電子商務可持續發展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的薄弱環節;三是自然人網店培育市場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文章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建立公平競爭保障機制，形成全國統一市場，網絡經濟和實體經濟也應公平競爭、規則統一。自然人網店可以不經工商登記，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定。面對新形勢，著眼長遠發展，立足於構建公平競爭的網絡市場環境，線上線下規則應當平等，網店無須辦照的特殊規定不宜長期延續。

由於文章當時的署名為國家工商總局網監司，所以這篇文章引起了電商行業的關註。

針對文章中所提到的政策建議，日前，在由《財經》E法論壇和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第4期E法沙龍上，與會的北京理工大學網絡法研究所執行所長孟兆平認為，自從2013年啟動的電子商務立法有助於解決不同部門基於自身職能出發確立規則所產生的沖突，為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事項上，應秉持政府最小幹預的原則，鼓勵和引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孟兆平建議，為了實現市場治理，完全可以在“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思路基礎上，鼓勵自然人自由合法經營，對其違法經營行為實施事中、事後監管。

為有效支持企業家創業，同期參會的北大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鄧峰也表示，政府在鼓勵和對待這些創業者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創業者消費保護的問題。在一個產業新的發展階段，規制機關應當做什麽事，在進入監管的時候，就應該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以及在動態的過程中，用法律制度去支持企業家的發展和成長。

記者註意到，在《中國工商報》發表了這篇文章後，《中國工商報》還在相同版面刊登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博士後楊樂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

楊樂認為，如果《電子商務法》不突破現在自然人開設網店不需強制登記的制度設計的話，那麽自然人網店依然面臨兩種選擇：選擇不登記的，在後續的法律權益維護方面就要承擔隨之帶來的風險;而選擇主動登記為商事主體的，對於維護自然人網店、消費者以及交易平臺的權益都有裨益。

楊樂稱，按照現有制度，登記的主動權掌握在經營者手中，這是在引導自然人經營者理性選擇發展路徑、並為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可以事中監管同事前監管並重

另外，有研究曾認為，自然人網店如果不辦理工商登記還有產生一些不便。

一是可能不利於被認為屬於法律認可的訴訟主體，當權利受到損害時無法進行相應的法律救濟，民事自然人網店商事權利受限;二是自然人網店沒有強制公示的配套制度，如果開辦者使用虛假信息在第三方平臺註冊，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找不到店主，合法權益很難得到保護;三是第三方交易平臺的連帶責任風險增大。

北京市工商局特殊交易建管處處長陳建平也曾《中華工商時報》的署名文章中稱，違法經營成本低廉是自然人網店亂象的利益支點。在成功隱身的前提下，違法者容易逃避監管。如果放任這種不履行法定責任的行為，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自然人網店就能夠繼續逃避監管。

對於存在的這些不便是否足以支持廣泛推進自然人網店進行工商登記，薛軍認為可能還要仔細討論。

薛軍稱，從原理上來講，在大陸法系國家，進行工商登記後就具有了商主體身份，適用的規則就是商法規則。但是在平臺上的電商，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納入商主體的範圍，有嚴格意義上的營業，成為大陸法系理論中活躍的商主體，並未可知。

薛軍說，針對這一情況，國家此前出臺的《網絡交易管理辦法》曾提到，具備登記註冊條件的，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對尚不具備工商登記註冊條件、申請進入平臺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自然人，更多的強調了第三方交易平臺經營者的責任。

薛軍強調，目前在《電子商務法》立法草案中是參照了這一辦法的思路。歸納起來就是，具備了登記註冊條件的，如果想讓其具有法人外觀，是可以去登記。如果不登記以自然人身份從事商業活動，法律也不禁止，強調的是工商登記的自願原則。而且進行了工商登記，本質上還是事前監管。如果沒有配套措施，不進行事中、事後的持續性過程監管，那麽這個登記也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助理教授任啟明也認為，事實上通過登記取得的監管效果是有限的，並不像支持者所想象的那樣。當然，並不是說對於自然人網店不用監管。事實上，盡管現在對自然人網店豁免了登記，也沒有說對這些網店就沒法監管了。

薛軍說，目前《電子商務法》正式草案還沒有對外公布。其實，從各方面妥協融合從而達成的主要觀點來看，工商總局也並沒有非常嚴格的堅持“所有網商都要進行工商登記”的觀點，因為他們也不可能認為所有的網商都構成了商主體。

網絡監管仍是需突破的複雜問題

陳建平在上述撰文中也稱，擺脫自然人網店治理困境是一項長期、複雜和艱巨的任務。單邊主義已被證明無效，雙邊原則尚未證明有效，多邊合作應是發展方向。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薛兆豐認為，“大眾創業”下如何監管，實際上應該摸索出一套符合經濟規律的、成本與收益平衡的監管方式，一種多元化的，利用平臺、多方組織，共同面對問題的解決方案。

關於電商的商事登記，他建議采用分步自願的原則：政府既允許電商以自然人的方式經營，也給予他們進行工商登記的選擇自由，並提供相應的服務。

在2月27日舉行的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首屆峰會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表示,目前我國的社保費率超過了40%,明顯高出發達國家,建議迅速降低五險一金費率,主要是養老保險,在十年之內要下降一半,單位繳費從現在的20%降到10%。

“五險一金”繳費高企,成為企業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據了解,目前發達國家所確定的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費率一般為10%,國際警戒線為20%。美國目前的養老保險費率為12.4%,其中雇員和雇主分別6.2%,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還曾一度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

“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保費率超過40%,其中10個國家在歐洲,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了。”姚余棟表示,企業的繳費比例過高,負擔過重,影響了國內99%的中小微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工人的薪酬增長。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所長金維剛在會上表示,目前養老保險繳費壓力主要來自傳導效應,當經濟下滑的時候,很多企業不景氣,繳費能力下降。同時,很多個人的收入受到影響後,繳費能力也在下降,最近這幾年每年都有3000多萬人中斷繳費。

降低社保費率,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勢在必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多數專家認為,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下降的空間不大,降低費率可能性最大的是養老保險。

不過,這一政策在操作過程中還面臨諸多困難,其中之一是養老保險收入增速減緩、支出增加,基金可持續性堪憂。

對此,姚余棟認為,養老基金缺口將在15年之後出現,因此要抓住15年的這個機會,加速社保基金投資運營等一系列改革,先把社保稅率降下來。“費率如果降多了,發不出社保,降少了,企業受不了,這是矛盾的。我覺得要打時間差,中國真正出現社保缺口,總體大概要到2030年,這段時間是可以利用的。”他表示:“建議未來三年,有養老基金結余的地區,通過不同手段,迅速下降養老保險費率,單位繳費砍一半,從現在的20%降到10%,個人繳費也要下降。階段性地砍10年,到2026年以後再嘗試性地恢複。最後解決短期和長期問題,達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養老保險費率降低後,如何應對未來的虧空問題?姚余棟提出,要逐步劃歸一些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劃歸地方的國有資產比例至少達到30%。另外,降低企業養老保險費率的底線,使該地區統籌的保險基金在未來的三年左右時間必須有結余,或者是在國有資產變現、充實社保基金後有結余的情況下才可以下降,堅持精算平衡。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也曾提出,國家應拿出15萬億國有資本用於降低社保繳費率,“按照現有社保基金收益率8%以上,15萬億的8%就是1.2萬億,現在社保每年支出2.1萬億,大體上可降低57%的社保繳費率。”

此外,實現降低社保繳費率,不僅國家需要加大資源投入,還應改革社保體制,從分省統籌上升到全國統籌。

隨著國企改革頂層方案亮相，國企改革路線日漸清晰。專家建議，國有企業改革與“雙創”結合，要探索建立“容錯機制”，增加國企創新空間，調動積極性，提升企業活力。

26日，由人民政協報社、中國國資國企產業創新戰略聯盟聯合主辦的第12期財經智庫主題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主題是“推動國企改革與‘雙創’融合，打造供給側改革的市場主體”。

全國政協常委、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在座談會上強調，“雙創”是支撐企業提質增效和創新發展的核心動力，國企改革與“雙創”的有效融合，將會激發國企改革活力，催生出新的發展動力，使國企成為供給側改革的主體，發揮排頭兵的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在創新。國有企業先天的資源、技術優勢，不僅能大幅提升“雙創”的效率，激發員工的創新意識，也為深化國企改革，激發企業活力創造條件。

但是國企改革的創新並不能一蹴而就。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慶認為，國企在技術創新方面比較薄弱，缺乏技術專利和知識產權。目前國企內部的機制不利於創新，進行技術創新需要投入巨大成本，投入具有不確定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要解決一些國企負責人承擔風險的意願問題。

中國國資國企產業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袁紹理建議，應探索建立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允許試錯、責任豁免的“容錯”機制，為國有企業開展“雙創”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增加國企負責人的創新空間，保護和調動廣大企業職工創新創業的積極性，鼓勵大膽改革創新的有益嘗試。此外，還要鼓勵和支持企業間以聯盟的形式，采用交叉持股、融合發展等方式，打造有機互動、協同高效、資源共享的聯合體。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莊聰生認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與“雙創”結合，關鍵在於調動人的積極性，發揮企業家精神。只要人有了積極性，諸多困難都會克服。應從股權結構到薪酬待遇，建立相適應的激勵機制，以便點燃國企中青年人才的創業、創新熱情，在實踐中探索出可行的模式和樣本，讓更多的年輕創客脫穎而出，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力軍。

王永慶強調，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分層分類管理，職業經理人制度，深化內部勞動人事薪酬制度改革，這些都是改革的核心，也是觸動各方利益的痛點。但只有落實這些政策制度，調動人的積極性，才能真正推進國企改革。

如何才能真正落實供給側改革的“降成本”?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給出的建議是將企業養老保險費率從20%降到10%，同時劃撥資產來彌補降費造成的基金缺口。

姚余棟是在27日舉行的“養老金政策、運營與投資”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首屆峰會上做出如上表示的。他說“降成本”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凡是未來三年通過不同手段，有養老基金結余的地區，要迅速下降養老金的繳費水平，下降期為2016到2025這10年，十年之後可以嘗試再上升。

這並不是第一次有學者提出大幅降低養老保險費率。去年末，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也表示，現在企業面臨很艱難的局面，減輕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幫助企業跨過這個坎，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舉措。他認為要給企業降低十個百分點，才能對降低企業負擔發揮實質性作用。

如此大力度的降費方案對於已經面臨著收支不平衡的養老保險基金來說，似乎有些“腦洞大開”的之感。就現在養老保險運行狀況來看，降一個點都是非常艱難的。

人社部官網26日刊登《我國社保費率高不高》一文中指出，我國社保制度面臨長期基金收支平衡風險，需要保持一定的費率水平。就養老保險基金而言，受到歷史債務、人口老齡化、統籌層次較低以及民眾對基本養老金水平期待的影響，基金支撐未來養老保險支出已面臨很大壓力。

2014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扣除財政補助後，當期收不抵支省份已經達到22個。 這些省市需要依靠財政補助資金或是動用基金積累來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降費率和財政補助已經陷入了一種此消彼長的態勢之中。目前正常的繳費收入和正常的養老金支出之間有一個小缺口，一旦養老金費率下降，這個缺口就會放大，只能由國家財政來補。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家財政每年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都在3000億以上，其中90%來自中央財政。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各級財政都降到了個位數增長，對養老保險的投入也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當前養老保險的兩難困境是：降費，基金馬上收支不平衡，不降費則是對企業殺雞取卵。姚余棟說，企業的繳費比例過高，負擔過重，影響了國內99%的中小微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工人的薪酬。降低企業的社保費率，是勢在必行的。

那麽，問題來了，應該如何降費呢?

姚余棟認為，中國真正出現社保基金的總體缺口要到2030年，還有15年的時間。要解決經濟增長問題，長遠的活力問題，這段時間是可以利用的空間期。當前要迅速的把社保費率降低一半，在2016年到2025年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這十年保持社保低費率，促進企業的發展。他認為，只要這十年間實體經濟發展好了，企業更願意為職工交社保，社保費是可以補回來的。

王小魯認為，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用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是一個很好的方案，但不能只充實作為儲備基金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而是要補充到社會保險基金中來，否則未來雖然沒有支付問題，但當前支付的缺口難以解決。

姚余棟認為，應該劃撥地方的國有資產充實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而且劃撥比例至少要達到30%，太低彌補不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