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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對外援助，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落幕，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真金白銀的投入則顯示在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支持：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

面對這個機遇，包括瑞士、英國等在內的多國老牌金融及保險機構都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並力求參與到未來的計劃中來。

那麽，如何看待這些倡議和協議的未來影響，又如何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不斷發展的內涵，並展望未來的商機和風險？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

趙忠秀向記者回顧了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議題中遭遇的諸多誤解和反思。隨著時局的進展，他認為，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的實現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第一財經：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結束，未來相關項目的實施，是否能真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趙忠秀： 經過幾天的會議，“一帶一路”匯集了更多的共識，形成了國際性的平臺；中國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資金支持，會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更要關註下一代科技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及促進作用，構建新的國際發展模式。

通過“一帶一路”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通過增發貨幣的方式，降低“一帶一路”的成本。現在國內增發的貨幣都跑去房地產了，核心是因為國內權益的東西太少，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而這些增發的貨幣，若能夠到過去認為有風險的投資窪地，將人民幣這個水引流到這些地方，去建橋建路，形成權益，就能實實在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也是發展到今天，才發現這是一個有效的途徑。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甚至覺得是個負擔。當時學界普遍認為，與其買美債，不如去海外投資實體經濟，做點實在的項目。

2014年6月中國的外儲達到頂峰，而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開始下降。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減少了5126.56億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連續數月下降，2017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才結束了長達7個月的連續下降。

“一帶一路”的項目實際包含兩部分：通過合資方式，取得的是長期權益，由於是基礎設施，收益很低。比如坦贊鐵路，產生了間接效應，當地市場活躍了，經濟發展了，收入提高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擴大；通過合作貿易，中國也會增加這些地方的進口，隨著中國擴展市場範圍，也會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購買這些國家的產品，這些也都是市場條件改變帶來的。

第一財經： 您個人在參與“一帶一路”相關議題時，有什麽直觀的感受?

趙忠秀：我們在“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期間，接待了埃塞爾比亞總理，格魯吉亞副總理，還參與了中瑞合作中的教育簽約。我們要和聖加侖大學，要成立一個研究中心，主要跟蹤自貿協定（FTA）的研究。

從我本人近期自身的經歷來看，發現需要消除一個誤解，即這並不是“中國來支援了”。這是合作項目，並非援助項目。

我最近走訪的一些海灣國家，他們都提高了對“一帶一路”的關註度。一個很樸素的普遍想法，就是中國帶人帶錢來幫助自己發展，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理解，這其實是共同發展。

另外，現在還需要防止“一帶一路”成了一個框，什麽都往里裝，需要冷靜對待，不要泛化。從中國開放經濟格局角度說，首先帶路要清楚。

在不同的階段需要把握不同的重點。例如說，起步階段，需要發展基礎設施，基本的互聯互通是項目重點。有了這個基礎，再進行產能合作。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30年發展，也是不斷接受外來產能轉移，再逐步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的過程。“一帶一路”倡議起初應該是開發性金融，隨著市場化深化，擴大金融創新的範圍，到最後達到企業直接融資。

在實施過程中，需要評估這些項目是否為好項目，即環境友好、承擔社會責任，中國過去的一些經驗教訓，都要吸取。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期間，形成了包括貿易倡議在內的多個共識性文件，也在投融資方面有了更多進展，你怎麽看待未來這些領域相關政策的落地狀況？

趙忠秀：貿易暢通方面，中國引導的，只是一個經貿合作方向性的倡議，應該是開放並且不太具有約束力的倡議。

金融方面，項目實施的過程中，應該是動員共同出資，而不是中國單方出資。中國是希望激活發展的資金，提高市場籌集資金的效率。企業可以選擇是由中國的對應機構（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等），還是從國際上找長期項目資金，這就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在保險、債券市場做項目融資，這是在國際間很成熟的機制。中國的“一帶一路”要解決過去單靠私人的微觀企業做不了的大手筆項目，需要國家信用在後面背書。

當然，如果真要形成“一帶一路”合作深化和市場化加深，未來，舞臺上的表演者不能是政府本身，也不是政府搭臺的幾個大項目。

亞投行已經批了20多個項目了，包括能源、交通、綜合項目，目前還是在點上，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一帶一路”先是雙邊談，政府合作，項目換文，確定優先項目，再考慮下一步融資模式。比如是通過發展援助，金融機構，還是共同形成項目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尋找資金。常規的需要有主權擔保，但有的國家沒有主權擔保，就加大了中國的金融風險。“一帶一路”有特殊政治背書情況下，如何區別開商務風險和政治風險，即便有政治互信，商業風險依然存在，這里面還是要用市場的原則。

 “一帶一路”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是靠務實的貿易投資推進，讓全世界更緊密聯系，尤其激發那些欠發展區域領域更多進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早期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推動，再加上背後的金融支持，是“華爾街”模式。中國一方面有國家推動，另一方面，也要能讓民間企業參與其中。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主導、攫取了大部分價值。而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的講話也帶來了新的方向：創新引領的思維增長模式、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改革國際治理模式，讓大家平等參與；發展的可持續包容模式，通過發展解決不平等、社會參與，及公平的問題。

第一財經：現階段，是否國企更容易抓住相應的商機？

趙忠秀：是，國企在參與大項目上有天然優勢，資金和擔保。基礎設施項目方面，應該有優勢，私營企業一般不具備，國家在項目清單上，央企和國企一定排在優先位置，中小企業要在市場上發現機會。

政治互信的大項目，過去是由私營企業和公司主導，項目有限。現在，政府主導的事情是國家公司。比如，國際能源公司和國家能源公司是不同的。跨國公司會隨時盯著每季度收益，而國家公司評價機制會更多考慮戰略意圖。你要民營公司去做印尼高鐵，就做不起來，技術轉讓、融資方面優惠安排，國企比私營企業來做要好地多，它超越了單個企業的能力，能夠形成合力。

這里面，有一個風險對沖的問題。過去把政治風險放到非常高的層級上，通過這樣的合作，可以鎖定並降低它，把以前高風險，私營不會做的，現在變成可以做。這就要求政治互信這個前提，抓住了各國發展中的關切，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當然結果得惠及民眾，現在也強調“民心相通”，包括教育，醫療等多包容性議題。

第一財經：回顧過去的經歷，你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這幾年發展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現在是否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趙忠秀：當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就是一個方向性的願景，並沒有具體且快速的方案。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講話，到2015年3月份三部委出臺願景與行動，中間隔了一年半。我相信里面有頂層設計和具體方案需要協調，需要進一步變成工作指南，尤其要與具體項目結合。當時有一個早期收獲，圈定了一些具體項目。

到了去年的時候，“一帶一路”是否能夠形成具體的（成果），都是有一定困惑的。所以習主席在達沃斯講話，邀請大家來“一帶一路”論壇，實際上還帶有一個考慮——進一步和這些對象國形成共識，希望大家能夠接受。

世界的反應超出預想，從最早的60多個國家到現在更開放的地理概念：比如對非和對拉美的合作，都納入一帶一路框架下。

這不是未來幾年的事情，是未來幾十年的長遠方向。“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和中國兩個百年的目標有關聯的。通過倡議實施，促進這樣的環境，擴大市場範圍，是生產力的重新配置，更加接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