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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讓面板關鍵供應鏈 快300倍

2012-03-26  TCW



三月六日,《商業周刊》採訪團隊 來到南科高雄路竹園區,位於南台灣民間信仰代天宮廟宇正對面,日商東麗尖端薄膜(TAF)建造中的鋼骨架構建築,在三十.三度的高溫下,閃閃發亮。

眼前,東麗這座從占地一萬六千多坪面積上拔地而起的新廠,預計六月中落成,十二月第一條液晶電視導光板保護薄膜生產線開始量產,明年夏天初期產量可達每年 一萬七千噸,「東麗薄膜加工,台灣廠是(海外)最大,」東麗尖端薄膜總經理久保田浩一說。

供應鏈速度,將從七天變三十分鐘

東麗來台設廠生產的光電用保護膜(Protect-film),全世界市占率達六五%、全球第一,是以PE(聚乙烯)為基底製程三層的壓出成型模,大量應 用在LED關鍵零組件導光板,讓裁切製程時,邊緣不易剝離混入雜質,達高品質、高良率,被視為業界標準。

由於這是極少數具指標性世界技術大廠首次來台投資設廠,不只生產製造,也有高比重的技術研發會移入台灣,就近有研發生產據點,可融入台灣面板供應鏈,能讓 面板關鍵供應鏈,從七天縮短至三十分鐘,快了三百倍,更快速反映客戶的產品驗證或製程調整等新產品開發需求,提升台灣相關產業鏈價值,等於打開台灣光電聚 落任督二脈。

已有八十六年歷史的東麗集團(Toray),二○一○年年營收達一兆五千四百億日圓、每股盈餘(EPS)三十六.四一日圓;除了合成纖維與化學材料,還擁 有環境、能源、碳纖維複合材料、電子材料等核心事業,是間具頂尖研發實力的全球知名大廠。

東麗客戶、部分產品彼此也是競爭關係,日商住華科技總經理黃建銘透露,原本東麗評估要去中國新建海外光電薄膜加工生產據點,住華「推了幾把、鼓勵它來。」 原來,前年夏天,東麗集團旗下的東麗薄膜加工會長山口進選址時,考慮過上海、蘇州、深圳等地,台灣最終何以雀屏中選?

「非常單純,台灣有導光板世界非常強的客戶(奇美實業、輔祥等)。」久保田浩一不諱言,接近客戶、現地生產,是集團現階段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

受訪中,他邊在紙上先畫出一條四十五度往下的直線,代表販售價格;接著,畫出另一條代表製造成本的水平線,再向記者說明,產品售價不可避免一定會越來越 低,一旦通過「死亡交叉」,就會從有利潤的黃金三角變成死亡三角,「(避免)沒利潤,成本一定要跟著下降。日圓很貴,原料也當地採購、從台灣調度,是降成 本的一種方法,不這樣做無法維持利益。」

近一年日圓升值的趨勢,就讓東麗原定三十五億日圓的資本額,變成只要三十二億日圓,來台灣當地蓋工廠,賣產品給台灣客戶還可不受匯率影響,節省約十個百分 點的匯損,有助確保獲益率。

南科管理局局長陳俊偉補充,包括友達、奇美電在內,「做面板生意,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市場在台灣,」日商來台投資,接近市場、人才、親日心理都有關。

經濟部常務次長黃重球觀察,擁有面板關鍵零組件技術的東麗來台投資,有考慮客戶、成本的因素,也有和客戶群聚、互動再加值的因素。他比喻,LCD技術製程 就像一層層的夾心酥,來台除了可達安定生產條件,當客戶要求製程改配方時,一定能和台灣產業連結,「關鍵材料生產者,來越多對台灣越好。」

跟客戶共同開發,有益台灣產業

相較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國家,台灣在IC、光罩、設備、材料、軟體設計等上下游光電產業聚落最完整,在台有生產據點可提供材料的東麗,不只能融入台灣面 板供應鏈,也能和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有助台灣面板產業競爭力。

「不這樣做(編按:指和台灣客戶共同研發),沒有到台灣的意義。」久保田浩一說,過去台灣客戶要求測試產品,往返日本至少要三天、一週才能有後續反應,資 訊難以直接傳遞;現在,電話打一打,三十分鐘就到,很容易直接掌握客戶對材料需求的正確資訊,一旦新產品驗證時間短,開發週期也能越來越短,就能在當地隨 客戶開發出更好的產品。

從最長的七天縮短到三十分鐘,算一算,相較過去能省下後續反應時間,也等於是另一種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從結果來看,東麗選定來台設海外薄膜加工生產基地後,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才正式生效。但,這一中國內需市場的商機,則是東麗投資 台灣另一附加紅利。

兩岸關係越來越好,東麗也越有機會從台灣出發,和中國做生意,「在台灣蓋廠,隨台灣客戶產品一起過去(中國)是好時機,」久保田浩一認為,大陸也慢慢會有 光學薄膜產品使用者,他並透露,未來也考慮和台灣合作在中國蓋廠,目前正規畫中。

「日本人把台灣當跳板也是一個概念,」黃建銘觀察,以日商謹慎個性,不太可能一下考慮長期投資,如果有一百的資源,多會選擇先行投資二十,其後再逐步投 三、四十,等五年、十年後政經局勢變化,有其他條件更好據點,才做一個跳板過去。

這次接下東麗在台灣拓展薄膜加工生產據點任務,不會說中文的久保田浩一接受本刊專訪時,花了近十分鐘,邊畫圖邊用日文向記者解釋,就像中國古時代經商的絲 路,這次則是從日本出發,經韓國、台灣、印度,到全亞洲甚至歐洲,台灣正是東麗薄膜加工跨出海外的重要據點。

深怕我們不理解,他還特地用中文說了一個關鍵字:「橋頭堡」,再次強調台灣的戰略意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東麗集團購併由三星集團分離出來的世韓(Saehan),另成立東麗尖端材料韓國(TAK),久保田浩一曾負責東麗尖端材料韓國龜尾廠 薄膜和薄膜加工事業的規畫。

「要做一間不輸給韓國的好公司!」問他繼韓國據點後,這一次又協助集團來台拓點的心情,久保田浩一這樣回答。

將與工研院合作,把技術留下來

由於東麗集團的材料供應角色和研發能耐,不只能應用在液晶顯示器,還包括太陽能電池零件、觸控面板,甚至能源、生物科技等領域高階薄膜。久保田浩一也在訪 問最後透露,觸控面板薄膜來台投資的機率很高。

二○一○年十月和東麗高層接觸、順利輔導東麗來台投資案,雙方常互動的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日本小組組長洪麗玲就觀察,東麗技術夠深、態度開放,不 只不排除和台灣企業購併機會,近日也表示要和工研院材化所、顯示中心等研發單位展開技術合作,預期會對台灣產業帶來極正面效益。

擁有高品質生產和管理人才的台灣,如能搭上在高分子化學、有機合成化學等基礎化學領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東麗,雙方若共同研發產品,台灣就有機會從全球供應 鏈的配角,進階到不可或缺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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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力資源經理應堅持的12個關鍵原則

http://xueyuan.cyzone.cn/guanli-HR/225952.html

1 、人力資源管理必須關注三個標準

三個標準簡單地說,一是利潤;二是成本;三是時間。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把自己看作是經營者,所以在規劃或實施人力資源管理項目時必須關注項目的財務指標 ,必須能為企業創造利潤,必須能為企業降低成本或控制成本,必須注意時間,講求時效。

2 、任何事都應當先規劃再執行

人力資源同 其他企業的經營行為一樣,需要人力資源經理投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規劃。只有詳細而系統的由人力資源項目有關成員參與的規劃才是人力資源管 理成功的唯一基礎。當實際情況發生變化時,人力資源管理者應能制定一個新的計划來反映環境的變化。規劃、規劃、再規劃應該成為人力資源經理的一項重要工作 內容。

3 、人力資源經理必須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企業管理折合決策者傳遞一種緊迫感

由於企業的人力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是可以流動的。企業的經營目標是否能夠實現,是由企業人力資源狀況決定的。所以,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時時向決策者和直 線經理們提醒企業人力資源中存在的問題,和有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並向他們提出職業建議和解決方案。

4 、成功的人力資源管理應使用一種可以度量能被證實目標

企業的經營者和決策者是數字驅動的,他們關係的企業的利潤、成本、市場份額、銷售額等,所以和他們交流,人力資源必須學會運用他們的語言。比如,如 果員 工滿意度提高一個百分點,企業的效率就會提高幾個百分點,成本就會將第幾個百分點,每年能給企業創造的利潤是多少灣等諸如此類的語言。這些數字語言應該經 常出現在你的規劃 和計劃中,經常從你的嘴裡流出來。

5 、人力資源目標和計劃必須生動形象地得以交流和溝通

企業的各個部門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有著自己的壓力,往往會使他們忽視人力資源的管理,再加上他們很可能並沒有接受過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訓練,所以他 們常 常無法理解你的思想、你的觀念和你的工作,以及你的要求,所以你必須使你的目標合計化非常生動具體和形象。比如財務數據、圖表等等。

6 、採用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目標

一個企業的人力資源經理可能會發現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狀況一塌糊塗,沒有一點章法。論資排輩、沾親帶故、沒有計劃、人員離職率高居不下等等。俗話 說,一 口吃不成個胖子。目標只能一點一點地去實現,並且每實現一個目標就進行一次評估,確保所有參與人力資源項目管理的人都能從逐步進步中得到鼓勵。

7 、人力資源管理應該得到決策層和經營者的支持

不涉及利益和權力調整的人力資源方案是沒有價值的人力資源方案,除了浪費公司人力和財力之外,沒什麼用處。然而涉及利益和權力調整的工作,如果不能得到 公司的決策層和經營者的支持,那就是人力資源管理者在自討沒趣了。

8 、要想獲得成功必須對目標進行透徹的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多姿多彩,成就也各有不同。同樣的工作在不同的企業可能取得截然不用的結果,所以人力資源必須注意進行人力資源項目的需求分析, 並根 據需要來制定人力資源目標。設定人力資源目標和進行人力資源需求分析的過程中,一定要與其他部門和公司的經營者和決策層進行良好和充分的溝通。

9 、人力資源經理應當責權對等

人力資源經理應當對人員管理的結果負責,這一點並不過分。但與此相對應,人力資源經理也應被授予足夠的權利以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某些時候,權利顯得特別 重要,如獲取或協調資源,要求得到有關的部門的配合。

10 、所有人都應該主動介入,不能被動地坐享其成

人力資源管理是整個企業的工作,人力資源在其中只能使一個推動者或一個指導者,上場踢球是各個直線經理和全體員工。所以,如果球場上的球員不積極主動, 教練除了大喊大叫或下課外,別無出路,俱樂部的老闆更是無能為力了。

11 、所有員工都是你的客戶,客戶管理很重要

人力資源管理這應該由市場的觀念,你的經營業務是你的客戶給的。公司的所有員工就是你的客戶,包括你的老闆。所以你的工作的終極目標是使你的客戶滿 意。 不同的客戶需求是不同的,客戶友好客戶也有壞客戶。所以除了全力創造客戶滿意之外,進行必要的客戶管理也非常重要。你必須對客戶進行分類,你必須對客戶進 行培訓,反正所有 銷售和市場人員對他們的客戶做的一切,你都應該做到。

12 、人力資源經理應該是公司業務的專家

你可能不是技術專家,你也可能不是銷售能手,規劃市場你肯能更不善長,但你必須成為公司業務的專家。所謂公司業務專家是指你必須深刻理解公司業務的 運行 方式和流程,你知道哪些地方是公司業務的關鍵點,你也知道哪些地方可能存在問題,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人力資源和這些地方的關係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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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金融改革:「關鍵看演員」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379

編者按:二十年前,溫州曾經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後來卻因為害怕風險裹足不前,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此後,溫州在全民借貸的畸形之路上越陷越深,最終在去年引爆信貸危機。

危機催生了新的改革。3月底,國務院批准溫州進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

無論對民間金融,還是中國經濟來說,這都是一次不容錯失的機會—— 「溫州悖論」長久地困擾著中國經濟:一邊是有錢無處投,一邊是有項目缺錢。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成為改革的重中之重。

至於如何改革,坊間關於「頂層設計」與「基層設計」的爭辯尚未有結果。也許,中國的改革從來沒有劇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員的表現。

已過花甲的楊嘉興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重拾舊業:1986年,他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私營銀行——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次年,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撰文點評:「在溫州,中國國營銀行的壟斷地位被打破。」

然而,此後十餘年,現實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民間金融創新卻停滯不前。

1995年,在得知溫州43傢俬營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務社要被國有金融資本「收編」之際,安全經營了10年的楊嘉興全身而退。自此,他一直密切關注國家的相關金融政策,試圖東山再起。

之後,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包括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2010年的「新非公經濟36條」,以及2008年的小額貸款公司放開,然而楊嘉興卻只收穫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終於,2012年3月28日,他等來了這輩子最大或許也是最後的一次機會。當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

這也讓楊重燃「民營銀行家」的夢想。在4月13日溫州當地的一個關於金融改革的公開論壇上,他忘情高呼,「我們這批人再次向金融機構進軍的時間到了!」

第二條,破局的「試金石」

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在3月28日這一天,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幾天後,溫家寶在福建調研時指出,打破金融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思想」。

「我這裡坦率地講,我們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就是少數幾大銀行處於壟斷地位。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溫家寶在調研中說。

中國現有國有銀行壟斷的金融體系偏向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一直備受融資難的困擾,尤其這兩年隨著央行緊縮銀根,中小企業貸款變得更難。催生民營銀行對改善整個壟斷失衡的金融系統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因此,本次溫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貼上了打破金融壟斷的標籤。

然而,備受期待的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試點兩項內容,在《總體方案》中被淡化,這也令一些市場改革派人士有些失望。

儘管民營銀行的提法被弱化,但《總體方案》還是發出了積極信號——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輿論普遍認為,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溫州本地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家和投資家把中國當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統稱為「偽民營銀行」——儘管民營資本佔大股,但行長任免是由政府部門而不是股東決定。

社會各界簡直是拿著放大鏡、「字斟句酌」地在研究第二條的這兩句話,即「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

楊嘉興的希望也就在這條。如果這條意味著民間資本,包括像楊這樣的自然人,可以作為主發起人設立村鎮銀行——不僅投資主體是民資,而且也是由民資自己而非國有的金融機構來管理,那麼楊的夢想就有望實現。

「只要銀行不參股,是大是小、什麼名稱都沒有關係,哪怕再小搞個金融服務社都行。」楊嘉興說。他只希望能有個國家承認的名分去做26年前他就已經在做的業務:做大銀行不願意做的個體戶和小微企業貸款。

實施細則的出台和落實,也讓楊嘉興在內的溫州民間金融人士翹首以待。尤其是第二條的實施細則,被廣泛看成是溫州這次聲勢浩大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是創新還是守舊,是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

失落的十年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深陷泥沼,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為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事實上,這並不是溫州第一次成為金融改革試驗區。

早在改革氛圍濃厚的1980年代,溫州就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1984年,溫州誕生了第一傢俬人錢莊,1986年誕生第一家民營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隨後,幾十家類似金融機構誕生。這些機構,基本上都執行著市場化的利率。

當時,溫州當地官員頂著各種壓力,極其支持這些改革,溫州民間金融得以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年代。不過,發展的過程魚龍混雜,也缺乏監管,「台會」由此盛行,並一度造成一場金融秩序的大混亂,甚至多次鬧出人命。

那場混亂與隨後的大整頓,讓許多人都心有餘悸。溫州金融改革的步子,由此慢了下來,即使是後來央行批准溫州成為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2002年,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批准溫州成為當時中國惟一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其內容比本次改革還要超前:不僅提出了這次改革沒有提及的利率市場化,還明確提出允許民間資本成立民營銀行等內容。

央行行長戴相龍當年在溫州調研後,曾公開表態:「溫州市場經濟活躍,發展富有活力,在此實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礎和條件。」

當時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營資本改造股份制商業銀行這面旗幟樹立起來,吸引民資改造中小銀行,比如溫州城市商業銀行這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可以吸納 民間資本再擴股;要加快農信社改革,吸引民間資金、更多農民入股,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比如樂清、瑞安農信社可以組建農村商業銀行;此外進行利率改革、建立 小型投資公司、成立擔保公司等等。

2002年,溫州本地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就在戴相龍調研中表達了設立民營銀行的意願,這些溫州民間資本甚至籌集了10億,還從四大行挖了個行長,為籌建民營銀行積極厲兵秣馬,但銀監會對此事始終未作批覆,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在戴相龍溫州調研前後,關於民營銀行的爭論已經波瀾四起。反對的聲音認為,溫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現過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亂從事金融業務的 「金融三亂」,最多時整個溫州有200多家基金會、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溫州民間資本也活躍在這些金融機構之間,儘管這些機構都限制民資的進入,但不少 民營資本設法戴上集體帽子,從而成為實際的出資人。

由此滋生的問題是,一些機構一開始就把它當作圈錢的地方,出資人另外辦企業並源源不斷地向自己的企業貸款,這樣形成的壞賬數額驚人。

這種野蠻成長的結果,一度造成金融混亂的慘痛局面。到了1999年,溫州不得不對225家農村合作基金會、民融資金服務部以及農村金融服務社進行清理整頓。而在此之前,溫州已於1998年對57家城信社進行了清理整頓。溫州也就被視為民間金融領域的「罪魁禍首」。

2005年,溫州市銀監分局和溫州市體改委聯合完成的一項研究課題認為,「在當前的形勢和經濟、金融環境下,設立民營銀行時機尚未成熟」,民營銀行「不可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這場改革於是無疾而終。事隔10年,溫州再次來到幾乎同一起跑線上,只是現在,曾經在金融創新領域一騎絕塵的溫州已遠遠落後:溫州沒有如北京中關村 和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那樣的新三板市場(即OTC市場,非上市公司股權場外交易市場),溫州沒有本地的信託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都 沒有投本地企業。

即使在溫州人曾經領先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營銀行方面,台州、寧波等城市都已後來居上。「他們都是在學我們呢。」在1984年就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 私人錢莊的方培林羨慕嫉妒恨。而溫州自從上世紀90年代收編了私營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官方承認的民營銀行。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越陷越深,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高利貸危機」倒逼改革

「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外界普遍認為,2011年下半年溫州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直接促成了這次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然而事實上,早在2010年,剛剛履新的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察覺到了溫州的高利貸問題後,很快就決定以此為契機推動一場金融改革。

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就是當時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2011年清明節後,史晉川任組長的浙江大學課題組完成了《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研究報告》。正是這份報告,成為日後溫州上報國務院「綜改方案」的藍本。

溫州方面將報告整合成一份「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試點」方案向上申報。據史透露,當時溫州市委領導帶著方案「跑省裡跑北京」,卻「到處碰軟釘子」。

直到2011年下半年危機浮出水面,震驚全國。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視察溫州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才駛入了申報快車道。

不過,儘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出台了多項緩解溫州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舉措,但溫州的民間信貸危機還遠未結束。

記者從多方消息源證實,由於支撐溫州民間信用的擔保體系崩塌,溫州民間信貸已基本「冬眠」,無論銀行還是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現在都非常「惜貸」,跑路潮仍在繼續——據多方消息,2012年1-3月,溫州又跑了六十多人,因信貸壓力而自殺的事件仍不斷見諸報端。

而接下來的4-6月,隨著新一輪還貸高峰的來臨,危機或許還會升級。「接下來跑路的或許就是銀行行長了。」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溫州銀監局的資料顯示,2012年2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4%,已經8個月呈現上升態勢,比2011年6月末最低時的0.37%飆漲了370.27%,達到了十年來的歷史高位。其中,一家國有大行溫州分行的不良貸款達到20.9億元,居各家銀行之首。

伴隨持續不斷的跑路潮,溫州的民間信用已瀕臨崩潰,一個電話就能籌資幾百萬上千萬的日子已經過去。業內人士稱,現在溫州的銀行一聽到「永強」(溫州民間信貸危機的重災區之一)就怕,而全國的銀行一聽到「溫州」就怕。

「現在外地商家一聽到是溫州的,都要求先交錢再發貨。」一位溫州本地企業家說。

「這種信用危機,幾年都恢復不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溫州蒼南縣「方興錢莊」的創始人方培林說。

當銀行和民間資金同時擰緊水龍頭,人工、能源等成本仍在上漲之際,更讓溫州中小企業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開始出現罕見的「訂單荒」。

據溫州海關數據統計,2012年2月溫州外貿出口5.14億美元,同比減少30.87%,環比減少更高達72.05%。其中受歐債危機影響,對歐盟貿易額為1.5億美元,同比減少44.35%。

按產業分的話,溫州典型產業鞋靴、服裝、通斷保護電路裝置、眼鏡及閥門2月的出口金額,分別同比下降為40.17%、47.86%、24.44%、51.13%和27.51%。

溫州鞋業協會會長謝榕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溫州鞋業出口第一季度高達15.3%的下降幅度,為「歷年來所沒有的現象」。

「溫州經濟正遭遇幾十年未遇的困境。」鹿城一家小額信貸公司不願透露姓名的總經理說。

溫州佑利控股集團董事長胡旭蒼,也是溫州第一傢俬募股權基金的創始人,更是極端悲觀,隨著未來兩個月還債高峰的到來,如果銀根再不放鬆,「溫州民營企業可能全死光」。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溫州人對「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能以前所未有的僅5個月的速度獲批給予了「民間」解讀。「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打通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3月28日,當溫州成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消息一傳開,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的辦公室立馬車水馬龍。找他的人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 陷入生存危機的企業家們,前來諮詢這場改革能否以及如何幫助他們走出困局?另一類是手握大量現金的企業家,他們關心的問題則是:他們能做什麼。

這恰好就是溫州悖論的集中寫照:民間仍然有很多的錢卻沒地方投,而本地中小微企業又嗷嗷待哺。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改革主要是建機制。」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說。

鏈接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中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議:

一是對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民間金融機構,取消計劃審批制,實行登記備案制;

二是放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發起人的資格限制,向合格的自然人投資者開放;

三是在溫州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中開展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

四是在溫州試點建立OTC(場外交易市場或櫃檯交易市場)。

這個機制,在浙大的史晉川看來,就是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 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資問題上。

2008年4萬億時代中,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胡福林於是選擇了資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陽能。然而2009年年底,銀根開始收緊,胡買設備的錢已經支付,可設備還沒有到位。無奈之下,他籌借了高達5億的民間高利貸。

「實際上他的融資方式不恰當,不太適合銀行貸款,尤其是絕對不適合用銀行的短期貸款。」史晉川說,「最好是股權融資,因為這種投資不是說一年兩年就能收回來的。」

私募股權投資(PE)就是一種對非上市企業進行投資,在企業上市後通過出售股權等方式套現退出的一種投資行為,通常需要經歷若干年的投資週期。

「直接融資的問題,也就是地方資本市場發展,是我們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溫州金融辦的張震宇說。

頂層設計VS基層設計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與外界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普遍歡飲鼓舞不同的是,溫州本地對這個消息的反應頗為複雜。

感到振奮的人如溫州中小企業的代言人周德文。2011年溫家寶總理溫州調研期間,周專門向總理建言溫州試點金融改革並得到總理首肯。他告訴絡繹不絕地前來打聽投資機會的會員企業家們,這次,民間資本「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金融領域」。

悲觀的也大有人在。在方培林看來,這次改革如果不是倒退(因為上世紀80年代溫州就已經大量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並實際上執行市場化利率),也至少是在原地踏步。

「不管改不改,這12條其實溫州都在做。」他說,「這就好比兩人結了婚,孩子也大了,現在你來發個結婚證。」

一位不願具名的溫州投資家更是從這12條中讀出了「決策層沒有人想真正打破金融壟斷」。他說,除非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否則,「在溫州辦幾家小貸公司就能打破金融壟斷?在這12條裡我看不出一絲曙光!」

相比樂觀和悲觀,持觀望和審慎樂觀的人似乎更多。

溫州經濟研究者、前溫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津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儘管國務院的「12條」措辭模糊,但正好給地方提供了「想像空間」。改革能不能成 功,關鍵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積極、主動的改革態度落實細則。「上世紀80年代溫州私營銀行誕生的草莽年代,連個影子文件都沒有!」

評論者馬光遠也持相同觀點。他說,「中國的改革沒有劇本,我更期待的是我們的溫州『演員』。」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4月9-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到溫州調研。根據公開報導,他的發言未有提及「打破金融壟斷」,而是強調改革要立足溫州實際,解決溫州當前經濟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兩多兩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的突出問題。

不過他對溫州說,改革「允許試錯」。面對「尚方寶劍」,溫州負責金改的一位官員在近期的一檔財經節目中則表示,對他而言,這次改革「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溫州本地學者擔心,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地方政府可能會趨於保守,事事請示,層層報告。

「中央是允許你試錯,但一旦錯了,你的官是升不了了。」溫州本地一位熟悉官場的企業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至少,目前在如何闡釋最關鍵的第二條,即能否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溫州地方官員尚不能確定。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明確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到底民間資本能不能取代之前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成為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溫州目前由明星企業作為主發起人的小額貸款公司能不能直接轉製為村鎮銀行(這意味著同時保留對村鎮銀行的自主經營權),審批權在「銀監會」。

而12條中的「推動更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是另一個溫州向國家爭取的改革領域,審批權則在證監會。張震宇指出,溫州希望私募債的價格能定在小額貸款公司(最高為銀行基準利率的4倍)和銀行貸款利率之間,「我們現在跟證監會在討論」。

不過,就在溫州金改獲批前不久,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改革思路,尺度極大,令人期待。

在2012年3月1日出版的《中國改革》上,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撰寫了《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溫州要立足長遠,本著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更大力度地推進金融改革。

文中所提的4條建議,前兩條內容意味著溫州將完全放開本地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准入,村鎮銀行不僅要成為民資自主管理的民營銀行,而且主發起人可以不再是企業,而是合格的自然人。

這些建議,除了利率市場化以外,都可置於措辭模糊的「12條」之內。現在人們最為期待的是,這些建議能出現在溫州即將出台的改革細則中。

地下民間借貸「陽光化」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

溫州幾乎全民放貸,民間借貸規模大約有1000億。如何讓這筆龐大資金從地下走到地上,納入規範化管理,亦是這次金改的重點。

就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正是這家由14家法人、8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公司,被賦予了「讓溫州地下借貸陽光化」的重任。

不過,公司開業的時間一拖再拖,其原因據說是因為投資人和政府並沒有完全想好這個東西具體該怎麼做。

首先遭遇的就是法律困境。由於旨在讓地下錢莊陽光化的《放貸人條例》總是難產,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能向企業貸款的就只有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如果向個人融資就是違法。中國因為非法集資被司法處置的案例從未斷過。

當然,既然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已經完成註冊,那麼企業向個人融資的行為就應該是得到有關方面默許的。

但是,真正要讓借貸雙方都有動力來這裡登記,尚有許多難題。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據國家法律還要繳納高達20%的個人所得稅。而原來民間借貸因為是地下,所以沒有納稅。

而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現在溫州很多出現財務危機的中小企業,即使政府有資助資金都不敢 用,就怕被銀行知道,列為「關注」對象,斷了今後從銀行貸款的路。而且如果出現還貸逾期或者不還,不僅下調信用評級,企業還要面臨司法訴訟。

「如果沒有給放貸人保障,沒有給借款人貼息,我幹嘛來這裡登記,不嫌麻煩嗎?」方培林反問道。

企業一旦開張後,還將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即如何平衡一家民營企業的逐利衝動和承擔民間信貸「陽光化」重任這個准公益組織之間的矛盾。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本來是政府要辦,但專家討論的結果是,如果政府辦,「完全不可能辦起來的」。

「因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臨借貸雙方需要繳稅的問題。」該人士說,「另外,政府擔心一旦有借款不還的情況,出資人會找政府算賬。但其實投資總是存在風險的」。

所以溫州政府後來決定讓民間來辦,並讓鹿城區明星企業開元集團牽頭。

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負責人徐智潛說,當前登記中心的運營費用是依靠向入場中介機構收取租賃費。「現階段,登記中心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而是帶有公益色彩的純服務機構。」

「如果虧損,那麼財政會補貼一點。」徐說。

面對所有潛在的問題,作為股東之一的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強調:辦法總比問題多。

「其實就是想通過這個平台服務中心,重新建立溫州的契約精神。」上述知情人說。溫州的信用重建並非一兩天之功,也不是說設立了一個登記服務中心馬上就能解決。「不過,這是我們必須要走出去的一步,一直堅持下去,路慢慢會走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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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挖對人 陸租賃關鍵門票入手

2012-5-7  TCW



四月二十六日,豔陽高照的好天, 中國昆山市的前進東路上,大大繁體字「中華開發金控」的標誌顯眼的矗立在馬路旁。這是辜家二少辜仲 旗下開發金轉投資的中華開發國際租賃的開幕現場,也是開發金在中國第一個「旗艦店」。

這場開幕式,跟其他金控在中國開設租賃公司或分行的冠蓋雲集比較起來,顯得相對「落寞」。現場除了昆山市政府官員以及開發金控高層外,沒有任何政商名流到 場祝賀。

少了兩岸政商名流的加持、登陸速度也比別家金控來得慢(見第九十頁表),看起來好像有些「先天不良」。但其實,在「銀彈為王」的中國租賃市場裡,開發租賃 有個特殊的利基:它是台資租賃公司中,甫開幕就取得中大型國有銀行融資額度、且額度高達資本額八倍之多的首例。

浦發銀時期跑遍全中國

而這個故事的靈魂人物,得從當天在場中穿梭的開發租賃董座、開發金企金執行長王幼章談起。

二十多歲就離開台灣的他,曾經擔任百事可樂(Pepsi)大陸區執行長,後來加入花旗,一路高升到花旗亞洲區商業銀行負責人。二○○五年,由於當時花旗正 準備入股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取得一九‧九%股份和經營權,他於是被派到浦發銀行擔任總行行長室特別顧問和花旗銀行駐浦發總代表(亦即儲備行長)。

三年多的時間,他跑遍大江南北,替浦發銀行設立五年戰略計畫,就相當於是個「地下行長」。隨著二○○八年金融海嘯的發生,花旗與浦發銀行的股價越差越遠, 入股計畫也隨之泡湯。同年三月,王幼章離開浦發銀行,正考慮接下美系投資銀行的工作。

此時,透過開發金總經理楊文鈞的介紹,辜仲 找上王幼章,發揮「三顧茅廬」的功力,前後深談了三次,才在二○○八年總統大選後、三月二十日的晚上,敲定了王幼章加入開發。

根據開發金控的年報,二○一○年,王幼章的薪酬水準介於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之間,是一般金控同級主管的兩倍之多。辜仲 當年重金禮聘來的這位浦發銀行「地下行長」,在這次租賃的籌備過程中,發揮了兩項關鍵作用。利用人脈取得八倍銀彈

首先,是資金的取得。在中國經營租賃業,關鍵是能否取得資金,亦即當地銀行提供的融資額度。若沒有額外資金,只靠匯入的兩、三千萬美元資本額做生意,根本 做不大、也很難賺錢。許多在大陸的台資租賃公司,都去了大半年,額度還是談不下來。連老牌的仲利國際,都是開業了五年才拿到銀行的融資額度。

資金取得如此困難,開發如何突破?靠得就是王幼章的人脈,他打了個電話給當年浦發銀行在蘇州、昆山一帶的子弟兵,對方這麼告訴他,「老闆,你有什麼條件? 總行已經交代過,你要什麼條件,我們就怎麼配合。」開發於是取得了進入中國租賃業最關鍵的門票:浦發銀行承諾提供開發租賃八倍資本額的資金額度,以資本額 兩千萬美元估計,約當等於人民幣十億元(約合新台幣四十六億五千六百萬元),在台資租賃業中,前所未見。

「因為王執行長(指王幼章)在大陸的深耕,讓我們可以拿到很好的line(銀行授與融資額度),在這裡的leverage(槓桿比率),比我們在台灣還 高,」開發金控總經理楊文鈞在昆山開幕式的會後記者會上強調。

爭出「馬關條約」式優惠

第二,則是與昆山市政府的談判。在浦發銀行老同事的指點下,王幼章掌握了與昆山方面談判的「眉角」,哪些優惠要跟當地政府談、怎麼談。在中國,常常發生的 狀況是,跟領導談判的時候,樣樣都好辦,但因為沒有談到執行細節,出了會議室,就是窒礙難行。因此,王幼章硬是把合作契約談到鉅細靡遺,甚至開會的過程中 還不時爭到面紅耳赤,為的就是取得最好的開設條件和租稅優惠。

昆山的官員後來私下透露,「我跟你們台商談了一萬多次,你們至少有九千多個客戶在我們這裡。寫了這麼多合約,我們跟你們(指開發租賃)簽的是標準的對台馬 關條約!」

餘三兆市場商機仍有得拚

雖然靠著這位浦發銀行前「地下行長」的努力,開發租賃取得了進入中國市場最關鍵的兩張門票,但未來能不能在這個規模人民幣七千億到九千億元(約合新台幣三 兆二千億元到四兆二千億元)的市場勝出,還是考驗重重。

中租控股策略長廖英智就分析,近年台商在大陸資本設備投資逐漸減緩,台資租賃業者的「當然客戶」變得很有限。但要開發陸資客戶,就得要有專業的徵信人才和 技術。另一方面,即使銀行一開始給了不錯的額度,但隨著業務增長,未來融資額度能不能跟上,也是一大挑戰。雖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但面對競爭激烈的大 陸租賃市場,開發租賃想要後發先至,還是有得拚。

【延伸閱讀】搶中國租賃市場,開發金起步慢——2011年以來,進軍大陸的台資租賃

公司:一銀租賃牌照屬性:地方性地點:蘇州 成都資本額(美元):2千萬開設時間:2011年3月 2012年1月

公司:台駿國際租賃牌照屬性:全國性地點:蘇州資本額(美元):3千萬開設時間:2011年6月

公司:永豐租賃牌照屬性:全國性地點:南京資本額(美元):2千萬開設時間:2011年9月

公司:台新租賃牌照屬性:全國性地點:南京資本額(美元):2千萬開設時間:2011年10月

公司:新光租賃牌照屬性:地方性地點:蘇州資本額(美元):1千萬開設時間:2011年11月

公司:開發租賃牌照屬性:全國性地點:昆山資本額(美元):2千萬開設時間:2012年4月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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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生死戰:制定戰略的七關鍵

http://www.infzm.com/content/75467

不少人談企業戰略時,拋出一堆框架、理論。這些東西在分析、思考時或許有些幫助,但用於描述戰略作用不大。幾個月前聽一位諮詢顧問給客戶講產品策略時說「我們一起來用BCG矩陣分析公司產品組合吧」。客戶說別給我講虛的,就告訴我以後要重點發展什麼產品。

戰略,是非常實際的東西。問對網用戶吳蒙概述戰略為「企業的目標是什麼,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就剛才的例子,如果諮詢顧問對客戶說,你們應該打造自 己的品牌,逐步放棄全部低利潤玩具加工業務,做自己的品牌,專注國內市場。客戶聽了會感興趣,於是和第二位顧問深聊下去。戰略不是虛的,而是幫公司勾畫一 個很大、很美,又非常實際的未來。

見過一個最牛的戰略規劃方案,給一個上市公司做的。最終的匯報會上只用一頁紙的PPT描繪戰略!上面只寫了一句話,「不惜一切代價買下XX公司,取 得行業統治地位」。結果客戶非常滿意,最後方案順利執行,現在客戶是行業絕對的老大,與其他競爭對手拉開距離,利潤和前景可想而知。

戰略本身興許很簡單,幾句話的事,戰略的制定過程卻很不簡單,需要大量的調研、數據分析、頭腦風暴會、討論會作為基礎。戰略制定的過程,類似過去軍 事家建立戰役目標後排兵佈陣並且落實的過程。軍事高手都是活學活用,隨機應變的,沒有人會死記兵書(類似框架、方法論)。戰略制定中,掌握了7個關鍵點, 就可以舉一反三地實踐和應用。

(問對網/圖)

1. 抓主要矛盾:企業的目標可以有很多,執行中的細節也不勝枚舉。做好幾件關鍵的事情比做一堆無足輕重的事情重要。就像談戀愛時, 一件讓女孩特感動的事,比做100件細緻的事情效果更好。對企業也是如此,如一家現金緊張的企業,亟需解決的問題是現金流,這時你如果建議他去優化企業文 化,往往是捨本逐末。

2. 價值導向:任何好的戰略都必須能創造巨大價值。其結果就是利潤,如賺更多人的錢,賺更多的錢,更快的賺錢,以更低的成本賺錢,長期不懈地賺錢,降低風險地賺錢等等,這些通通都是靠譜的戰略。一個不涉及的戰略,大概只會出現在公益組織高管的桌面上。

3. 邏輯性:管理裡的金字塔原則。剛才說到的併購建議只是一句話寫在一頁紙的PPT上,其背後的論據確一件也不少,而且極其注重邏 輯性。例如企業願景,併購對實現願景的意義,併購的可行性分析,併購後的整合方案等等。所有這些論據都不是拍腦袋寫出來的,經過大量數據收集分析,科學論 證,國內外案例分析才得出的結論。沒有邏輯,結論就經不起推敲。

4. 實用性:給企業制定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很容易,實現不了就是害人。例如,我告訴一家小廠你們的目標應該是「創世界一流品牌」(其實我還真在一家長三角的小廠 裡見過這個標語),這不是亂彈琴嗎?先做出本地品牌再談全國一流,做出全國一流再想世界一流的事兒。喝醉了吹吹牛就算了,別拿出來當戰略用,實際一點。

5. 考慮對手:一家企業的內部報告裡說,我們和行業第一名的銷售額只差30%。如果我們繼續保持0%以上的年增長率,不出三年就追 上對手了。乍一聽還真沒錯,轉念一想不對呀,對手不是死的。商業環境是動態的,你動對手也會動。你降價對手可能會更著你降,你大力建設渠道對手也會學,三 大通訊運營商之間不就是這麼幹的嘛。除非戰略舉措是對手不敢做,不願做,或者做不到的,否則必須像下棋一樣,充分考慮競爭對手對你每步期的反應。

6. 執行和規劃同等重要:執行力是一切戰略的保障。媒體和輿論大肆報導某某諮詢公司兵敗A企業,某某諮詢公司慘敗B企業之類的故 事。有些的確是戰略規劃的問題,而不少也是執行的問題。一流的方案,執行出三流的結果。如,建議一家企業裁撤全部子公司,企業高層信心滿滿的採納了這個建 議。結果子公司的員工集體到市政府抗議,有幾個還是非常有背景的人,結果公司迫於各方壓力,無限期推遲這一方案。

7. 戰略不是靜態的:戰略規劃不是佛經,寫完了可以看幾百年幾千年。公司在變,市場在變,世界也在變。制定戰略規劃的人不是神,不可能預見未來。環境變了,戰略也必須被重新評估重新確定。大學剛畢業覺得月入1萬真了不起,等月入達到1萬後,目標肯定水漲船高了吧。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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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牛經營權爭議 為何落不了幕? 糾纏十年 太平洋SOGO案五大關鍵

2012-05-21  TWM

纏訟十年的SOGO案近來有爆炸性發展,不僅讓徐旭東落淚、震怒,不惜暫停集團在台投資,遠東集團兩千 位員工甚至走上街頭!究竟SOGO案歹戲拖棚的癥結在哪裡?本刊提出關鍵五問,並徵詢各方解答,讓讀者和投 資人不再霧裡看花!

撰文•林讓均 纏訟十年的SOGO(太平洋崇光百貨,以下簡稱「太百」)案,最近有關鍵性發展,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與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太流」)前董事長李恆隆啟動新一波攻勢!

時間回到五月七日,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緊急召開記者會,拋出「遠東集團暫停在台投資」的震撼彈。本周還 不惜與二千位員工走上街頭抗議。

但此場記者會最教人震驚的,是年屆七旬的徐旭東,出人意表地當眾落淚。 批經濟部犧牲遠東集團
徐旭東震怒、落淚

是誰讓掌控超過六千億元市值集團的徐旭東,如此痛心?原來,五月四日,經濟部准許太流的臨時監管人(以下 簡稱「臨管人」)在三個月內改選太百的董監事,等於挑戰徐旭東對太百的經營權。

當時法院裁定的太流臨管人有三位: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榮傳、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王弓與勤敏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簡敏秋。前兩人由李恆隆所提名,而後者則是太百創辦人、太平洋建設(以下簡稱「太設」)章家提名。

五月十一日,臨管人風波又有戲劇性發展。台北地院撤掉陳榮傳,新增遠東提名的財政部前部長邱正雄、誠品董 事長吳清友與資深律師陳志雄,臨管人從原本的三位增加為五位。不過,邱正雄因事先不知情,火速請辭。

這樣的組合撮合三方提名的人選,也代表未來在臨管人代行職權的太流董事會中,三方勢必有一番角力,是否能 在八月四日前,改選完太百董監事,還充滿變數。

這件纏訟十年的業界奇案,為何至今落不了幕?到底還有哪些關鍵爭議? 首先從近來的臨管人風波談起,當初台北地院何以裁定臨管人接管太流董事會呢?臨管人的任務究竟是什麼? 為何選派臨管人? 台北地院今年二月裁准臨管人,關鍵就在於,去年八、九月間鬧出的太流及其子公司太百的董監「雙胞案」。 去年六月,太百董監任期屆滿,遠東八月選出以黃晴雯為董事長的董監事;同時,認為此次改選會議無效的李恆隆,也不甘示弱地選出以翁俊治(前統領百貨董事長)為董事長的董監事版本。在此之前,徐、李兩派已各擁人馬改選太流董監事,並將各自版本送交經濟部審理。

為此,經濟部當時還邀集法律、企管背景的學者專家與跨部會官員,召開專家會議,會中多位學者即拋出「臨管 人」建議。李恆隆隨即在去年底,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選派太流臨管人。

今年二月,台北地院依據《公司法》第二○八條裁定臨管人,認為「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得選任 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

法官當初在判決書中載明,太流臨管人的主要職責是「代行太流董事會職權」,還可指派人選到從屬公司太百擔 任法人董事,「不僅可解決相對人公司(指太流)無合法之經營階層以營運之窘境,……(還)可同時解決太百經 營階層之適法性……。」外界解讀,台北地院是想以臨管人一舉解決雙胞案爭議。

太流資本額到底是多少? 而SOGO案纏訟十年的過程中,所有人最想問的,甚至法官與主管機關據以為裁定標準的,就是太流資本額是多少?究竟是李恆隆主張的一千萬元,還是徐旭東強調的四十.一億元?

根據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的登記,目前太流的資本額是一千萬元。但在此之前,曾經有長達七年的時間登記的資本額是四十.一億元,轉折關鍵在於二○○九年十月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金上重訴字第六號」的一紙判決。

此案針對「○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增資會議」一事,認定當時負責會議紀錄的郭明宗偽造文書,高檢署因而質疑當 時為增資而召開的股東會不合法,認為應撤銷四十億元增資登記。

「這紙判決之後,高檢署行文通知經濟部撤銷增資登記,經濟部才據此在一○年二月三日做出行政處分,將太流 當時登記的四十.一億元資本額,回復為一千萬元!」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李鎂說明。
但事情至此,太流資本額的認定還未拍板定案! 因為遠東並不服氣,以旗下持股太流約五六%股權的遠東百貨(以下簡稱「遠百」)名義,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經濟部撤銷這項行政處分。另一方面,遠東也舉出另一紙有利遠東、一○年九月出爐的高等法院判決「九十七年度矚上易字第一號」。

該案是檢方提起上訴,認為徐旭東等人未徵詢太設,即私下擬定協議,讓遠東集團透過增資取得太流股權,涉及 背信。但後來徐旭東獲判無罪,遠東集團也因而據此表明當初的增資合法。

同樣是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卻呈現一案兩判的歧異,對增資是否有效各自表述,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並沒有互相牴觸,因為這兩個判決一個是針對『偽造文書』,一個關於『背信』,但這都是在推論過程中 的附帶說明,都只算是『旁論』,並沒有直接對經營權或資本額做出認定!」台大法律系教授、商事法學研究中心 主任黃銘傑說。

此外,李鎂也解釋,就算董監名單獲得商業司登記,也只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該登記而未登記,不得 對抗第三人的侵權行為;但登記也不代表是對經營權的最終認定!」哪些判決影響經營權認定?

既然太流的資本額認定出現歧異,那麼,哪些關鍵判決會左右經營權歸屬?
「解決經營權爭議,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直接提起對股東權的認定訴訟!」黃銘傑說。 目前,影響SOGO案經營權判定的關鍵判決有三個。其中一個,就是遠百在一○年三月提起的「確認股東權存
在」民事訴訟。

遠東集團委任律師楊政憲說,上述官司已在台北地院審理中,判決結果將對太流經營權做出最直接認定。 而第二個關鍵判決,就是在經濟部撤銷四十億元增資登記之後,遠百對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行政處分」的行政訴訟。但該項官司目前停止訴訟,理由在於高等行政法院正等待之前「九二一增資會議是否偽造文書(九十三年度金上重訴字第六號)」一事的上訴結果。

而該刑事訴訟,就是第三個關鍵判決。 楊政憲說,當時該案有三名被告被判有罪,除了郭明宗判刑定讞、不得上訴之外,李恆隆與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賴永吉(時任太百董事長),都針對偽造文書與背信案向最高法院上訴。後來,該案被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進行更一審。

而這件刑事訴訟,也將影響高等行政法院對「是否撤銷增資登記」的判斷。 SOGO案懸而未決,投資人最關心的,則是遠東集團財報從○二年起就認列太百獲利,若經營權變天是否須重編財報?

股權變債權    遠東得重編財報?

「這其實不是會計問題,而是法律問題!」政大會計系教授許崇源說,如果經營權變天,遠東集團投入的四十億 元股權就變成債權。至於,股權如何替換為債權?債權的利息該如何換算?他說,還有賴司法機關如何判定雙方的 權利與義務關係。

但在經營權最後判定之前,畢竟SOGO案紛擾許久,資本額登記也回復為一千萬元。許崇源提醒,投資人應該 密切注意遠東集團的財報,是否據實揭露潛在投資風險。

本刊統計,分別持有太流五六%、四三%股權的遠百與遠東新世紀,光是去年兩者合計就認列了太流約五.三三 億元的獲利。而從○二年至今的十年間,遠東集團共認列了太流超過五十億元的獲利。

如此龐大的數字,又涉及太流大股東遠百與遠東新世紀共十七萬名股東的權益,一旦重編財報將茲事體大,也無 前例可循。本刊對此詢問金管會意見,證期局主祕吳桂茂表示不方便評論。

「目前的權宜之計,是在現行財報架構下加註『財報存在不確定性』;未來若經營權易主,財報是否重編,須視 財報是否有重大錯誤,以及變動金額是否達到重編條件。」一位不願具名的會計師表示,現行的財報重編條件包括: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上,並且達到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一%或實收資本額五%以上。追本溯源    遠東並未完成交易? 十年間的紛擾,至今還無法落幕。令人不禁想問,SOGO這樁商業交易案,當初是否交易完成?交易過程又有哪些瑕疵?

對此,身為太流增資前最大股東,握有六成股權的李恆隆直指「遠東並未完成交易」。李恆隆透露,當時與遠東 協議,要在開發完SOGO台北復興館、大陸太平洋百貨之後,再進行鑑價、議價,而後才履行交易;沒想到遠東 先行對外宣稱已經完成交易。

遠東集團表示不願隨之起舞,引用判決強調增資並無不法,「且藉由增資太流取得太百經營權,也屬正常商業行 為之一種!」「從結果看來,此案的爭議就在於雙方並未明確訂下交易價格、履約方式與期限,才導致一場交易、 多種認定的結果!」黃銘傑指出,「SOGO案的癥結,其實就是當初交易雙方輕忽了『程序正義』,以至於衍生 出後續的法律爭議!」他也建議,商業交易前,一定要進行「Due Diligence」(DD,實質審查)。也就是對交易 標的進行「正當注意調查程序」,以避免交易風險。

「SOGO案並不複雜,只是每個官司環環相扣,要想解決所有事情,必須等所有流程跑完才行!」他直言,SOGO案的關係人都在打「迷糊仗」,導致這場前所未見、曠日廢時的司法戰爭。

不僅走上街頭抗議的遠東員工很感嘆,台灣社會一提起此案,也直呼「十年了,吵到臭了!」只是SOGO案三 方加起來超過五十件官司,要讓這齣歹戲落幕,恐怕沒那麼容易!

股權將變債權?    徐、李各自表述 李恆隆版(增資前)
資本額1千萬元

李恆隆(太設章家信託移轉)60% 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資本額1千萬元) 78.6% 太設章家 13%
SOGO員工 8%

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  40% 徐旭東版(增資後)資本額40.1億元遠東集團(增資40億元) 超過99% 李恆隆 不到1%
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資本額40.1億元) 78.6% 太設章家 不到13%
SOGO員工 超過8% 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  0.1% 整理:陳兆芬

SOGO經營權爭奪案大事紀2002.01 太設集團章家發生財務危機,為免波及SOGO,委李恆隆設太平洋流通(簡稱太 流),再將太平洋百貨(簡稱太百)持股集中到太流,太百、章家各持有太流四成、六成股權,章家再將股權信託 登記給李恆隆。

2002.07 章家要賣太百,原和寒舍蔡家談妥,徐旭東洽購不成,轉與李恆隆商議藉增資太流,入主太百。

2002.09.21 李恆隆召開太流增資股東臨時會,通過太百資本額從1千萬元增資至10.1億元案。此會議後來被指偽 造文書,讓增資的合法性受到質疑。

2002.09.26 遠東集團將10億元增資款匯入太流帳戶,取得99%太流股權、掌控太百,之後又二度、三度增資,前 後總共增資40億元。

2003.02 太設章家不滿李恆隆與徐旭東,告兩人背信;李、徐也生履約爭議,自此三方纏訟10年,國內外官司多 達60件,李、徐、章先後遭到起訴。

2008.08.29 針對背信案,地院一審判徐旭東無罪,但遠東集團須增付收購太流價金。

2009.10.26 高院判定2002年9月21日太流的增資會議紀錄造假。

2010.02.03 經濟部依據高檢署撤銷太流股東臨時會增資案函文,撤銷遠東集團對太流的三次增資登記,太流資本 額從40.1億元回復到1千萬元。李恆隆成最大股東,遠東集團隨即申告反擊。

2010.09.08 高院判決徐旭東背信案無罪,埋下2011年各自改選太流、太百董監事的僵局。

2011.06 太百SOGO董監事任期屆滿。

2011.08.26 由遠東集團主導股東會選出「徐旭東版」SOGO新任董監事,李恆隆未出席股東會,「徐旭東版」新任 董監事名單送經濟部審理中。

2011.09.06 李恆隆認為遠東集團主導的股東會無效,自行召開股東會,通過「李恆隆版」新任董監事名單。

2012.02.16 李恆隆向法院聲請選任太流臨時管理人,以解董監改選僵局,獲地院裁准。

2012.05.04 三名臨管人向經濟部申請召集太百臨時股東會,改選董監,經濟部點頭,並限三個月內召開,威脅遠 東集團續掌太百。

2012.05.11 台北地院撤銷其中一位臨管人資格,增派遠東提出的三位臨管人。至此,太流公司的臨管人增為五位


整理:陳兆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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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成功的關鍵字:「不」

2012-6-4  TCW




談判時的決策都是百分之百的感情用事。沒錯,是百分之百,心理學家已毫無疑問證明此點。有時候人們使用「談判學」的字眼,但「科學」的部分就是,「決策的背後是感情用事」。在坎普系統中,隨時都是腸胃檢查時間,因為談判確實是由這兒開始。

曾提出你認為合理的事實、數據,但對手卻不同意的狀況嗎?他甚至不曉得你在說些什麼?我確信發生過這種事,因為靠「事實」無法贏得談判。因為事實和腸胃毫 無關聯,所以事實是其次。想像一下吸菸的習慣。每個人可能都聽過癮君子大發高論,說只要他下決心,隨時都能戒得掉。那他什麼時候要戒呢?很遺憾的,大部分 都要等到心臟繞道手術之後——更難以置信的是做完手術以後,還不是每個人都會戒菸。如果事實不能脫服菸槍改掉不要命的壞習慣,也難怪不能靠事實贏得談判。 腦袋或者太迷糊,或者太僵化,但最主要的還是,真正的決策是在別處做成的。所謂「理性」,是在決策以後為了給決策找正當理由才出現的說詞。

小心觀察自己及別人時,可以看到情緒層次(胃腸)到理智層次(頭腦)的轉換。每天,每個小時,甚至每分鐘,在某種情況下,我們在情緒和所謂的理智之間來回反覆。在做成決策之前,我們情緒翻騰,然後努力將之合理化。成功的談判必須完全理解情緒,並且善用這股決策力量。

談判,甚至決策,的確都以情緒開始。情緒澎湃、多變、有毀滅性,雖促成初期決策,但未必是最後裁奪者。坎普系統把情緒視為正常,不抹殺情緒,教大家如何從情緒(形成的協議不能持久),前進到決策(協議可持久)。

談判的確扎根在情緒之中,而且總難以擺脫情緒糾纏。談判者的工作是認清自己的情緒,以精準的決策過程克服感情用事。你的工作甚至是要善用情緒,以做出精準決策。

千萬別說「是」或「也許」

無論是新客戶或參與研討會的朋友,我都跟他們說,談判中最好的「是」,就是「不」,以此激發他們思考。本書強調的「從不說起」也是激發讀者的方式,但意義 不僅於此,這同時也是事實。談判的確是從「不」談起,不是「也許」,也絕不是「是」,而是斬釘截鐵的「不」。不管哪種談判,「不」就是我要聽的關鍵字, 「不」之前的話都是打官腔。

怎麼可能會這樣?因為「不」是一種決策,能讓談判桌彼端的對手,用心思考為什麼會得到「不」的答案,而力求能做出明確決策的責任感,才能幫助對手專注在真 正的談判議題。對手必須為「不」負起責任,所以現在大家有共同的議題。事實上,我們很快會發現,光是邀請對方說「不」,就能改變談判的動能,對己方有利。 但其他的答案:「是」和「也許」,並非真正決策,除了阻礙情緒的起伏之外,一無是處。這兩個答案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也許」讓兩方都摸不清頭緒。回答「也許」,並不能從對方那裡獲得有用的資訊或反應,因為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攪亂一池春水而已。同樣的,聽到對手說「也 許」時,你的情緒更是左右搖擺,對手是在說「是」嗎?我們幾乎達成協議了嗎?或者他只是為了教我退讓,在做最後一分鐘的部署?或者他其實是想說「不」,這 個提案完全沒有機會?或者他真的是說「也許」,因為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啊!我甚至可以說,「也許」代表的情緒成分勝過所有其他的東 西。這絕不是一個決策,沒有理智成分,沒有給任何一方努力的方向。

我要不厭其煩的強調,「也許」有如宣告談判破裂,假如不能快速超越這種階段,就馬上離開,因為再談下去也是浪費時間(尤其在碰到會使人抓狂的日本對手時, 更要如此)。 有些談判者不想傷害對手的感情,或危及談判,嫌「也許」聽起來都太強烈。有時候,對手經「讓對手說是」的洗禮後,連開頭都從「是」說起。但剛開始的「是」 並不比「也許」好。因為這不真的是個決策,你的對手不可能真的同意你的說法。如果他同意,大家就不需要在這裡談判了。

更重要的是,當對手說「是」,我們會很興奮,開始釋放大量腎上腺素、計算佣金、決定到底要買賓士還是BMW——在了解狀況之前,我們……怎麼樣呢?有了 「需要」。一旦我們有需要,便開始失控。理智告訴我們「是」不會是真實的最終答案,但惹得情緒波濤洶湧。幾個小時或幾天或幾個星期之後,對方加入「如 果」、「但是」、「然而」、「要是」等敏感字彙,我們便很快失焦,變得脆弱而易妥協。對方已然掌控大局。一開始就給「是」的答案,是欲擒故縱的伎倆,把我 們陷在猛虎的柵欄裡。大企業精明的談判者常常用這一招。

「也許」毫無價值,而「是」又充滿陷阱,所以剩下的是「不」,一個真正的決策。我說過,「不」讓對手進入思考模式,而且會要求解釋,所以便有一個真正的議題可以討論。

說「不」才能拿回主導權

讓我們考慮一個幾乎任何企業談判時都碰過的典型情境。跨國企業同時和三家規模小很多的公司,針對特別企畫案進行談判,利用競爭對手的敵對關係,一家一家的 要求降價再降價。最後,原先是跨國企業心目中第一選擇的公司「邦南沙」,厭惡跨國企業坐收漁利的做法,決定改變態勢,退出這場談判。他們的談判者告訴跨國 企業,邦南沙不能也不願意再降價,也許邦南沙不是最適合這個企畫案的公司。簡言之,邦南沙說了「不」,也邀請跨國企業以「不」回應。

現在大企業面對兩個難題。他們也許留不住最好的選擇,而其他兩家公司也可能和邦南沙採取同樣的立場,他們不再能在三家公司之間漁翁得利。因為其中一家寧可 放棄成交,也不願意再退讓,跨國企業將發現態勢逆轉。接下來可想而知,當初拒人於千里的跨國企業開始釋放消息給邦南沙,使邦南沙公司得以掌握優勢,最後脫 穎而出。

這就是說「不」的威力。換過來,如果跨國企業的談判代表接受過坎普系統的訓練,並在一開始就知會對手:「歡迎隨時說『不』」呢?那麼整個談判過程會快得多,大家可以早點進入實質議題,不必停留在情緒性的猜疑中。雙方可以針對重點協商省下可觀的時間、金錢、資源。

這是關鍵:說「不」可以跨越情緒或無關緊要的問題,直達要害。追求決策型的談判,而非浪費時間在情緒性的雙贏。

前面提過一無是處的「也許」,正是日本人談判的藝術。現在講的是跟日本人說「不」的故事。我的客戶是美國公司,他們和日本大企業簽了所謂的「雙贏」契約, 為此每年付出虧損數百萬美元的代價。即使合約期限要再五年才到期,董事會很清楚不重新議約,公司的麻煩就大了。一如預期,當初負責談判的幾位主管齊聲反 對,認為公司重新議約的要求,勢將危及日本市場的布局,重新議約絕對行不通。但總裁下定決心,宣告履行合約才是不可能的任務。

開始重新議約的十八個月後,案子終於送到日本大企業最高層。而美國這邊的談判代表一再表明,「如果無法同意,就說『不』。合約一定得改,但如果新約有不妥 之處,就跟我們說『不』。」那些日本人真的倒抽了一口氣,彼此交談二十多分鐘,還休會商議。我的客戶平心靜氣的等候,最後日本企業終於回覆,可以接受我們 的條件。

邀請對方說不,可以使他們的思維更透徹,引起他們的注意。如果回應是「不」,就可以深入細節,從問題點開始推敲。結果,邀請對方說「不」卻直接達成協議。當初說會摧毀和日本經銷商關係的預言呢?胡說八道而已。兩家公司現在擁有高度互利的合作關係。

長期來看,「不」的確是最安全的答案,不僅不會破壞商業關係,反而能與對方建立關係。你想要雙贏嗎?說「不」、誘導對方說「不」、聽到「不」才是真正的雙贏。(本文摘錄自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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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婿的創投公司背景是關鍵陳元玲NCC委員之路恐一波三折

2012-6-4  TWM




NCC新任委員提名人陳元玲,頂著創投界出身的光環,在立法院審議會引發軒然大波。問遍創投業,幾乎沒人認識她;不過,說起陳元玲的另一半戴章揮,創投界倒是對這位橫跨兩岸三地的創投公司董事長印象深刻。

撰文‧林宏文、白澄誠

五月初,行政院公布第四屆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部分委員提名名單,包括正副主委提名人石世豪、虞孝成,與兩位委員提名人陳元玲、彭心儀,任期自今 年八月一日至二○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提名咨文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不過,自名單公布以來,被提名人經歷與利益糾葛,不斷引發外界質疑。

其中,現職為英屬維京群島商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公司( Integral Investment Holdings Group Co.,Ltd)董事總經理的陳元玲,在五月十六日立院交通委員會首次列案審查人事案時,提供給立委的簡歷表僅「一頁」,簡述生日、學歷與經歷,全文相加 不到一百字。

一頁簡歷交代不清創投背景前前後後不到一百字的介紹,夾在另外三位提名人相加厚達六十七頁的簡歷文書中,顯得相當突兀。這樣薄薄「一頁」的簡歷,引發朝野立委抨擊資料不全,藐視國會審查,更涉及隱匿過往經歷。

十二天後的五月二十八日,陳元玲補上「十頁實務經驗報告」,但這十頁的簡歷僅可看出,陳元玲做行銷出身,絲毫看不出與創投有什麼淵源。

另外,在二十八日交通委員會進行程序協商,政院人事官員更脫口爆出陳元玲與虞孝成兩位提名的委員具有雙重國籍。雖然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強調,被提名人僅需 在到職前完成放棄該國國籍申請即可,但是從接二連三爆出的問題可以看出,陳元玲引發的「私募基金老闆娘到底能不能擔任NCC委員」爭議,似乎才剛揭開序 幕。

創投董娘獲提名NCC委員問遍創投業,幾乎無人認識陳元玲,包括台北市創投公會祕書長蘇拾忠及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黃齊元,也對這個名字完全陌生;不過,說起陳元玲的另一半—— 戴章揮,大家倒是都認識。

陳元玲之所以被稱為創投出身,主要因為她現在的職務是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這家以私募基金為主要運作項目的公司,管理近二億美元及五億人民幣的資金,正是她的夫婿戴章揮所創,戴章揮就是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的董事長。

由於陳元玲在英特閣並非單純專業經理人角色,本身也屬直接投資經營角色,即使她在報告中強調,「公司主要投資醫藥產業及民生消費產業,投資標的均非電信跟媒體相關產業」。

但立委管碧玲質疑, NCC是國內電信、通訊、傳播等訊息流通事業的最高主管機構,握有台灣整體通訊硬體與內容主導權;而創投或是私募基金的主要工作就是尋找投資標的,由創投 或是私募基金的老闆娘,來擔任台灣訊息流通事業最高主管機關的審查委員,這之間難道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管碧玲表示,陳元玲擔任英特閣董事總經理的時間究竟有多長?這些資料行政院都沒提供。以陳元玲與英特閣的關係來看,難道立院審議時不應對這家公司深入了解?管碧玲直言,「陳元玲根本就不該被提名」!

台大新聞所副教授洪貞玲也無法苟同:「完全看不出來她(陳元玲)有哪一項條件足以擔任NCC委員,不知道為什麼行政院會有這樣的提名。」她進一步表示: 「這一次的提名名單很明顯地偏重電訊產業,完全忽略傳播與言論相關領域的專業。掌管通訊傳播的主管機關,竟然如此失衡。」陳元玲與戴章揮從台大求學時代就 認識,兩人後來都到美國念書。戴章揮回台後,早期任職過所羅門美邦台灣區總經理,在有﹁購併教父﹂之稱的杜英宗手下工作;之後又到第一波士頓任執行董事, 後來則自行創業成立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也在上海成立豐厚上海投資管理諮詢,投資管理超過二十家大中華地區民營企業。

夫婿掌控兩岸巨額創投資金戴章揮至今參與過的重大購併案包括:花旗銀行入股富邦金、雅虎併奇摩、台新併大安商銀等。此外,新生銀行投資日盛金控的案子,戴 章揮也參與其中,並與新生銀行一起投資。另外,戴章揮也主導過台灣一家上市軸承公司國直,以每股五十元,賣給全球軸承製造龍頭瑞典SKF公司,算是成功的 收購案。

戴章揮在台大念生物系,自承在台大念書很「不務正業」,老喜歡跑去心理、哲學、歷史等系旁聽課程,「我的老婆陳元玲就是這樣從心理系追來的。」由於自己在班上很少出現,因此當他考上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時,簡直讓班上同學跌破眼鏡。

與戴章揮熟悉的朋友表示,戴經常就特定政經議題抒發己見、展現大炮性格,朋友總會笑他,「個性比記者還像記者」。

更甚者,日前大陸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應邀來台演講,對其筆鋒心嚮往之的戴章揮竟一時興起,透過各種人脈關係,想要與吳曉波面對面深談。

如今陳元玲的NCC委員提名案卡在立法院,夫婿在兩岸三地的私募基金背景,恐怕會被許多人拿來用放大鏡檢視,會不會有出人意料的結果,大家都在睜大眼睛看。

陳元玲

出生:1965年

現職: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董事總經理經歷:香港無線電視台開發部經理、日本Nikkei-CNBC電視台總監、Discovery頻道台灣區總經理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心理學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MBA 婚姻:已婚,夫婿為英特閣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戴章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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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師凱文.凱利兩個多月前即精準預言 臉書股價直直落 獲利模式是關鍵

2012-6-11  TWM




全球最大社群網站臉書掛牌,投資人不買單,股價從掛牌價三十八美元一路跌。而《今周刊》四月十一日邀請來台的科技趨勢大師凱文.凱利早就預料,他直指:「問題出在獲利模式。」

撰文‧賴筱凡

六月第一個交易日,位在美國西岸的矽谷是個大晴天,但東岸的華爾街證券交易所,卻宛如烏雲罩頂。以團購聞名的Groupon大跌八.九%,創下掛牌以來的新低,才剛掛牌兩周的臉書(Facebook),從掛牌的三十八美元,直落至二十七.七二美元。

看壞臉書上市

網路創新不等於獲利能力

當臉書投資人看著股價直直落,邊罵邊為投資虧損傷神時,臉書創辦人馬克.佐克柏(Mark Zuckerberg)則和新婚妻子在義大利南部馬爾菲海岸享受蜜月旅行,絲毫不為所動。

許多人不禁想問,網路創業夢破碎了嗎?

就在五月十八日臉書掛牌的前兩個月,初春的舊金山透著微寒空氣,坐在堆滿書籍的工作室裡,捧著三十年前寫的文章。那是第一次,科技趨勢大師凱文.凱利 (Kevin Kelly)預言「網路國家即將誕生」,他緩緩地開了口,「我並不看好臉書,即使至今,它都還沒找到獲利模式。」他曾是最準確預言社群網站誕生的觀察家, 卻也是最不看好臉書公開發行的人,這樣的答案或許令人意外,但凱文.凱利始終沒有改變他對臉書的看法。

分享、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些是凱文.凱利觀察網路社群得出的最真切心得。他很清楚,分享將讓更多人「自願」地在網路上創造內容。

而臉書確實成功運用了這些要素,卻不代表臉書能用這些內容,進一步從中獲利。

看在凱文.凱利眼中,佐克柏與當年一手創辦Google的佩吉(Larry Page)、布林(Sergey Brin)一樣,都想改變世界。佩吉與布林曾經堅持搜尋網站可以靠著廣告獲利,「我們堅信,人與人的分享與連結,將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認同分享、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絕對是社群網路裡重要的一環,但重點是然後呢?如何從中獲利?這應該是資本市場最關心的議題。」凱文.凱利兩個多月前的分析一針見血。

就在臉書掛牌前幾天,巡迴法說也還在進行,摩根士丹利證券分析師Scott Devitt就出手下修臉書的營收預估,理由無他,當越來越多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上臉書,手機版的臉書貢獻獲利卻有限。

幾天後,臉書股價大跌,身為承銷商的摩根士丹利證券成為箭靶,而Scott Devitt則是一炮而紅,被喻為「網路天后」米克(Mary Meeker)離開摩根士丹利證券後,新一代的接班人。

姑且不論Scott Devitt發報告的時間點,試著冷靜一想,他所點出臉書的隱憂,不就是所有網站的共同問題——獲利模式。

不可諱言的,臉書帶起新一波網路創業潮,這是繼二○○○年網路泡沫後,前所未見的榮景。所以Groupon能以每股二十美元之姿掛牌,吸金一二七億美元; 臉書遊戲開發商Zynga用每股十美元掛牌,成功募到十億美元;甚至臉書得以改寫Google紀錄,成為史上最大IPO(首次公開發行)募資案。

資本市場現實

急於擴張不見得是好事

但激情過後,資本市場開始回歸冷靜,投資人要的不再是摸不著、看不見的夢,而是扎扎實實的獲利。於是,Groupon在員工持股閉鎖期結束的六月一日,股 價僅剩九.六九美元,Zynga股價則來到六.○一美元,臉書股價跌破二十八美元,誰又能想見數月前,Groupon、Zynga是何等風光掛牌。

網路創業大浪一來,身為老船長的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不忙著高興,卻把舵抓得更緊,「我們得更小心,Groupon的例子告訴我們,急於擴張不見得是好 事。」他分析,Groupon在美國的商業模式能成功,到了亞洲後卻又是另一回事,成功在資本市場募資,反而讓Groupon更有獲利的壓力。

不論如何,佐克柏確實寫下科技史的一頁傳奇,看盡Google、臉書等網路巨擎起落的米克,格外淡定,「狂熱、失望之後,回歸現實和成長,向來是科技股的正常循環。」或許,在臉書股價大跌,投資人失望情緒湧現後,就等著佐克柏帶領臉書回歸現實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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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政策就不要擔心圖利之名 政治決心 新加坡金融奇蹟的關鍵

2012-6-18  TCW




二○○一年,新加坡決定以資產管理業為主軸,打造國家成為亞洲金融重鎮;十年後,這裡成為全球競爭力第四強的金融中心。打造金融重鎮的過程中,政府或許祭出不少政策手段,但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拚經濟的決心。

撰文‧楊紹華

新加坡比台灣晚六年喊出要成為亞洲金融重鎮,卻比台灣提早達陣。新加坡能,為何台灣不能?

對比於台灣早在一九九五年就喊出「亞太金融中心」計畫,新加坡政府直到○一年,才正式以「成為亞洲金融重鎮」為政策目標。儘管喊出口號的時間比台灣晚了六 年,但十年之後,新加坡已被國際譽為「東方瑞士」,當年明訂「以資產管理為主軸的金融中心」政策任務,儼然已經達陣。

以一○年的資料,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數據,當年度新加坡資產管理總值達到一.一兆美元,自○六至一○年的五年時間,資產管理總值以每年平均一六%的速度成長。

除此之外,台灣至今仍未開放的避險基金,在新加坡,一○年已有三○二檔,資產總值約達五三○億美元,這個數字,已逼近台灣投信業者發行共同基金的總規模。 同時,新加坡也在○九年即已成為亞洲第二大不動產信託投資(REITs)基金市場,以及第二大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市場。根據今年三月由倫敦金融城發布的全球 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名列第四,僅次於倫敦、紐約、香港三地。

台灣央行在○九年曾經派員至新加坡考察,報告中提到,「政府強而有力的決心,明確定位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目標,所有政府單位全力配合擬訂各項配套政 策……,成功發展資產管理中心的經驗,應可作為台灣借鑑。」「新加坡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台灣政府究竟該向新加坡學些什麼?」這是許多國內資產管理業者的共 同心聲。

政府當金主 引進國際專業人才「以我的觀察,新加坡與台灣兩地的資產管理業,最大的差別在於政府介入的程度。」曾任星展銀行資產管理部總裁、現任巴克萊銀行東南亞區高 級主管的何玉珠表示。二○一一年,何玉珠曾獲《亞洲投資者》雜誌選為亞洲資產管理界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她首先從大方向來看新加坡的資產管理中心奇蹟。「簡單地說,一開始就是政府給錢,並且,想盡辦法吸引國際人才。」資產管理業是「管錢」的產業,成功的條件 其實並不複雜:有足夠的資金可供管理,也有足夠的專業人才能夠管理資金。從零開始的新加坡,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第一步,就是用「政府當金主,引進國際 專業人才」開始著手。

一位曾在國內某外資集團投信公司任職的資深經理人回憶,○二年時,總部忽然決定派人到新加坡設立資產管理公司,「這個決定下得很快,因為新加坡政府告訴我 們,要直接撥出三億美元讓我們管理,條件只有兩個,一是必須到當地設資產管理公司,二是讓新加坡政府官員到我們公司實習。」不久之後,新加坡政府果然派了 一名「菜鳥」,分別到這家外資集團的香港、台灣據點實習一個月,「來台灣時,他就坐在我後面,什麼都不太懂,看起來笨笨的。」資深經理人說,當年那群被政 府外派實習的菜鳥,如今很多都已在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位居要職,有人甚至掌管五百億美元資產。「我現在,能管個五億美元就很不錯了。」政府開了第一扇門, 吸引國際重量級資產管理業者陸續進駐之後,接下來,就是人才大量湧入,金融產業群聚效應逐漸成形。

「我們常說,新加坡政府對老外比對本國人更好。」何玉珠半開玩笑地說,本地人力長期不足的新加坡,在引進海外專業人力上,本來就有提供許多優惠措施,「當 國際集團在這裡布局,加上原本的優惠,老外自然更願意來到這裡。」事實上,國人熟悉的國際級投資大師如吉姆.羅傑斯、墨比爾斯等,目前都是以新加坡為根據 地。

改變稅制 刺激資產管理市場除了快速建立資產管理機構與人力之外,新加坡也透過稅制上的改變,不斷刺激整體資產管理市場,不只祭出「境內資本利得免稅」,包括「境外投資收益匯入新加坡」,也享有免稅優惠。

相較於台灣在稅制上的討論執著於「公平正義」,在新加坡,政府則是把「稅」當成讓經濟政策成功達陣的重要工具。○八年金融海嘯發生,重創全球資產管理業,新加坡政府為求資產管理業持續成長,立即在○九年推出新的稅賦優惠制度。

○九年,新加坡決定將資產管理業者的營業所得稅調降至一○%(一般為一七%),「在台灣,這樣的制度可能被評為圖利特定產業;但在新加坡,由於政府對租稅 優惠的對象設有條件要求,反而進一步的達到興利效果。」業者解釋,適用租稅優惠的條件,包含公司至少必須雇用三位月薪超過三千五百元星幣(約八萬一千元新 台幣)的專業人才(基金經理人、研究員、交易員),基金管理據點必須在新加坡當地、董事會必須在新加坡召開等等。

「降稅的結果,除了讓業者快速從金融海嘯之中走出低潮,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稅制,讓業者更深化對於新加坡市場的經營。」業者感嘆,對比於台灣主管機關 只要提到「租稅優惠」就怕擔上「圖利」之名,新加坡政府的彈性積極作為,的確能把「圖利」變「興利」,﹁最具體的效果,是讓境外基金轉變為境內管理。」從 教育著手 營造全民拚金融氛圍「除了這些有形的補助或優惠之外,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塊是教育。」何玉珠表示,「走在新加坡的大學裡,你很容易感受到,學生普遍對於金 融業是非常嚮往的。」她感覺,在政府刻意營造「全民拚金融」的氛圍底下,「這裡的學生,似乎是以學習金融為傲。」根據調查,新加坡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約合 新台幣五萬六千元,金融系畢業生的起薪則約五萬八千元,相差並不多,就未來預估的薪資成長空間來看,金融系也不算名列前茅,「但這個國家的人民很清楚,發 展金融產業是國家方向,國家未來最需要的人才就是這一塊。」何玉珠表示。因為對金融業的前景充滿信心,因此新加坡的年輕人積極投入這個產業。

說到教育,除了政策主軸明確帶動全民意識之外,政府也有提供實質且極為優惠的補助措施。當金融機構進行內部員工專業訓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可提撥五○%至七○%的高額補助,若是由「金融業資格標準(FICS)」認可的訓練計畫,則政府的補助空間甚可達到八成比重。

補助措施 員工專業訓練最高八成從政府主動釋出資金、以巧思創造「興利」效果的稅制調整,到積極補助產業投注於人才培育,新加坡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成功之道,說 穿了,其實並沒有太高深的策略門道。○九年央行人員赴新加坡的考察報告中即明白寫到,新加坡的金融改革得以有成,「取決於政治決心」。

什麼叫作政治決心?某國內資產管理業者提供一則鮮明案例。

據了解,某國際大型金融集團的新加坡資產管理業務,曾經連續數年出現虧損,一度決定退出新加坡市場,但是新加坡政府只說了一句話,「如果你的資產管理業務要退出,可以,但是你的保險業務也要退出這個市場。」這句話,讓這家重量級國際集團立刻打消了離開新加坡的念頭。

「在台灣,看不到政府有這種發展產業的魄力。」業者表示,美國商會曾在○八年建議政府,對基金投資人提供一定的稅率優惠,藉此鼓勵長期投資,也有助於民眾 的退休規畫,但主管機關的回應是,「針對某一特定產業予以租稅優惠,將造成租稅不公。」公平與效率,往往難以兩全其美,但從新加坡成功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 心的經驗不難體會,用魄力與效率讓重要政策順利達成,最終的受惠者,仍是全民。

10年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新加坡是這麼做的??

第一步:

快速吸引業者進駐

由政府投資公司(GIC)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提供資金,委託「以新加坡為據點」的基金管理業者投資。以此為誘因,快速吸引國際資產管理業者進駐。

第二步:

修改法規,引進資金活水對境內資本利得及境外投資收益匯入新加坡者免稅;修改信託法,使機構法人得以投資私募基金;取消境內機構法人投資基金限額不得超過30%及50%的規定。

第三步:

面對金融海嘯快速因應

金融海嘯發生後,2009年新加坡政府對符合條件的資產管理相關業者調降營所稅,優惠稅率為10%,比一般業者的17%優惠許多。

第四步:

積極教育訓練培植人力

由金融管理局(MAS)提供訓練補助,金融機構的員工受訓補助可達50%至70%,若是「金融業資格標準(FICS)」認可的教育訓練,補助更高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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