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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國權威財經作家」之稱的吳曉波日前為其成名作《大敗局》來台宣傳，該套書在中國的銷量已經突破八十萬冊，被列為是「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吳曉波在財經寫作領域深耕二十年，他說：「寫作是我最喜歡的事，我只是專心做好一件我喜歡的事。」 撰文．黃玉禎 ﹁ 我能走到這裡，是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想清楚什麼是我最喜歡的事，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專心地去做這件事。」說這話的，是有「中國權威財經作家」之稱的吳 曉波，二○○九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青年領袖」傳媒領域人物，在去年中國作家富豪榜中排名第五，他的成名作《大敗局》自○一年發行以來銷售超過八十 萬冊，被列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他曾是財經記者，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學ＥＭＢＡ教授，同時身兼出版社老闆。但在這些身分當 中，「我最喜歡的身分還是『財經作家』！」王曉波毫不考慮地說。「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歡，然後堅持二十年，不可能不成功！」他為自己的二十年寫作生涯下了 注解。喜歡與堅持，是成功的二大元素。 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收藏在枕頭底下吳曉波口中「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大學畢業至今剛好二十年，吳 曉波一直在財經寫作這條道路上耕耘，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立下每年至少出一本書的目標，十餘年來未曾破例，即使不是每本書都像《大敗局》一樣熱銷，甚至有賣不 到三萬本的作品，但他始終不放棄這樣的堅持。他說：「像我才剛剛寫完一本書，就立刻要想下一本在哪裡，這樣，才能把自己逼到死路！」「逼到死路」聽起來很 痛苦，其實一點也不，吳曉波反而樂在其中。他每月寫六到七個專欄、每年寫作超過五十萬字，再加上中國各地每年至少五十場演講，每天忙到分身乏術，但卻不覺 得累，「這是我喜歡的東西！喜歡就不覺得辛苦。」說起自己和寫作的淵源，吳曉波說自己從小就喜歡寫，高中時期第一次投稿的作品被刊登在地方報紙，他還將剪 報收藏在枕頭底下，高興了好幾天。 「這篇文章是寫一則關於『轉變』的故事。」他當時杜撰了這樣一個故事：公車上，年輕人與老伯伯各自描述目 的地，不約而同，都說要到這一帶「最熱鬧的地方」，公車繼續開，兩人卻是在不同的地方下車，「年輕人跟老人對於『最熱鬧』的印象差距很大，因為整個環境變 化太快了啊！」八○年代前期，高中時的吳曉波，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巨變來臨。 某種程度上，這懵懵懂懂的意識與認知，或許也決定了吳曉波未來以財經、企業為主的寫作取材方向。 大學聯考時，原本想選擇中文系，但因為老師說中文系難找工作，而建議就讀新聞系，他也順利考上復旦大學新聞系，「進去才發現學不到東西！」學新聞就是要到社會上去寫作！ 因為新聞教的是通才，學得太廣泛而難以專精，因此吳曉波就自己上圖書館，「圖書館的書被我一排一排地拿來讀。」大量的閱讀與吸收，讓吳曉波比別人有更硬的底子，也讓他在畢業的那一年，在沒有實習經驗的背景下破例考上新華社，成為一名財經記者。 當 年成績優異的吳曉波，可以直接保送上研究所，「但我想了一下，未來的畫面太清楚了，念完三年研究所之後再被保送博士班，博士班之後再去夏威夷大學念博士後 研究，接著就回學校當老師，然後你們見到現在的我，就會是系主任！」他笑說，他喜歡寫作，所以沒法接受這個清楚的未來。 吳曉波沒有選擇這條 人人稱羨的「康莊大道」，他認為學新聞就是要到社會上去寫作，「念到博士後就不會寫東西了。」進入新華社以後，吳曉波被分派經濟組，在剛開始的一年裡，吳 曉波曾經在三個月內跑遍全中國一百家大型工廠，「很辛苦啊！中國那麼大，大江南北到處跑，很累的，但也很值得，誰可以輕易拜訪這些大型企業？一般地方記者 不會有這個機會。」也許就是在這段期間，累積了吳曉波之後創作的素材，像在他的《大敗局》中，所談到失敗企業的案例，幾乎都是他採訪過的公司，也都認識這些大老闆，他親眼見其崛起與衰敗的過程，下筆彷若信手拈來，其實背後蘊藏著好幾年的經歷和苦功。 吳曉波肚子裡的墨水讓他的筆逐漸寫出了名號，一九九四年起，他開始撰寫專欄。九七年，有出版商輯其專欄作品替他出了第一本書，接下來的兩年，吳曉波也都陸續推出新書，可惜的是，雖然他的作品得了不少獎，但銷售成績都不好。 即使三年下來，出書的發行量始終沒有起色，但吳曉波仍堅持寫作不輟，他認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有些人第一次出書就大賣，「我覺得那種機遇輪不到我，所以我只有每年一本一本地出，看什麼時候該我。」吳曉波沒有等太久，○一年發行的《大敗局》一上市就熱賣二十萬本，六年內更再版二十八次。吳曉波嘗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遇到瓶頸：找不到適合的好題材。接下來連續出的幾本書，銷量一路下滑。 直到○四年，吳曉波受邀到哈佛大學做研究，幾次開會下來，發現不論美國、香港或台灣的學者，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甚至有位哈佛教授問我，毛主席現在還打不打網球啊？天啊！毛主席早 在一九七六年就逝世了。」吳曉波在此得到了靈感，他決定寫一部橫跨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企業史，透過國有企業、外資和民營經濟三股力量的抗衡，來呈現這三 十年來中國的商業進程與演變。四年採訪整理後，《激盪三十年》在○八年一出版便引起廣大回響，上海的電視台甚至拍攝成電視紀錄片版，如今該書銷售量已經突 破八十萬冊。 要一直寫到沒人看為止！ 與此同時，吳曉波也捨棄了在新華社一路升遷到主任、總編輯的機會，「上海四家日報的總編輯都是我大學同班同學，可是我不喜歡那樣的工作，我喜歡的是寫作，而不是管理。」吳曉波再次履行了他人生奉為圭臬的原則：選一個你喜歡的，然後專注。 在 投資理財上，吳曉波也夠專注，中國這些年來機會多，但他堅持只買房地產：「就是因為笨嘛！房地產最大的好處就是，那些土地和房子就在那裡，可以都不用管 它，租給人家就好，多輕鬆，這是最傻瓜的理財方式。」這又要說回一九九七年，那年，吳曉波除了立志「每年寫本書」之外，也告訴自己「每年得想辦法買間房 子。」原因很簡單，吳曉波知道中國正在轉變，他要想辦法抓到轉變中的機會，又不能讓工作分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買房地產。」吳曉波嫌玩股票麻煩，要天天 看盤，又說基金經理人都是騙子，難以信任。說到底，吳曉波只是想更專注，把時間和精神放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 吳曉波說，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一種幸福，原來「逼到死路」只是為了讓自己發揮到淋漓盡致。他說他會一直寫到沒人看為止，但看起來，就算沒人再看了，也無法停止他對寫作的喜好。 吳曉波 出生：1968年 現職：財經作家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 學歷：復旦大學新聞系 經歷：新華社記者 代表作：《大敗局》 《激盪三十年》 買下千島湖小島的懶人投資法 吳曉波種楊梅保衛人民幣 吳 曉波投資房地產，除了堅持「一年買一套房」的原則以外，1998年還在千島湖買下了一座小島，打造140畝地的楊梅園。吳曉波說，之所以選擇種楊梅樹，是 因為很好種，只要在春秋季時除兩次草、施一次肥即可；而且楊梅樹一旦種了四個月以後，就不會被偷，因為偷走也種不活，「所以可以不用太理它」，而這也符合 吳曉波一貫的「懶人投資法」。 此外，因為楊梅要種八年以後才會開始有收成，所以一般農民不太願意種楊梅，吳曉波種了4000多棵楊梅樹，成了杭州最大的楊梅園，如今開始收成，一年可以帶來60萬人民幣收入。 吳曉波不玩股票，也不碰基金，他說唯一能夠抵抗通膨的就是農產品和房地產，「只有這兩項可以保衛人民幣！」 | ||||||
今天，在FTC的专栏上发了一篇关于国进民退的文章http://sinaurl.cn/hlfOH。在两会上，有高级官员多次试图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否认了，就意味着不愿意去改变，不改变，中国到底要改革什么？。国进民退有三个特征：“资源垄断”，“楚河汉界”，“玻璃门现象”
标题：“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国进民退”成为热议话题。一直到我写作这个专栏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试图论证“国进民退”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倒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倒是有高级官员出面澄清，认为不存在这一景象。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他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 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君则表示，去年以来，山西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煤炭资源重组，整体来看，并 不存在社会上所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更早的一些时间，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009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出身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 ——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数字都是逐 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他因此说,“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些高级官员用统计数据说话的方式，再次证明“数据里面是有魔鬼的”。因为，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这几大指 标来看，从1978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都是在逐年下降的。所以，这些数据既不能证明“国进民退”，也不能证明“国退民进”。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 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 “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 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 电器等等行业的。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 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的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 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被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 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当“国进民退”浪潮发生的同时，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在中央文件中看不到这一名词，甚至有很多决策层人士彻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在经济理论 界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门现象”。“发明”了这一词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是这样描述的――一些 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 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这三大特征之形成，是从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就发生了的。在一开始，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无知觉，直到两年后调控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事实的生成。 2006年开春，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 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 退裕如，持续发展。”
这段文字有着无比之辛酸，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投降书”。后来这几年的事实发展表明，冯仑的结论只给对了一半，民营企业如果自甘“偏安一隅”，那么， “做点小买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上游领域被垄断控制之后，下游的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其实已被彻底钳 制，近期以来，在中国民营实业界四处弥漫着颓废和投机的气息，士气之低迷可谓是1990年以来所仅见，应该与这种政策逻辑不无关系。
细嚼“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一词，都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或已成对立的“争利之势”。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试图回避这一事实，那就真成了埋头于沙堆中的鸵鸟了。
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会时间，我们能够听到更激烈、更深入且理性的讨论。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 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 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 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 “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 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 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 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