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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醫療監管新規未“落靴”，資本焦慮等待

一份官方尚未正式公布的文件，讓熱火朝天的“互聯網+醫療”陷入冷靜期，互聯網醫療企業和投資界一片焦慮。

這份名為《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的紅頭文件上周泄露之後，參與這個領域的各方都在焦急地等待官方的明確說法，這可能關乎他們項目的生死。

“這個文件還沒有出臺，只能按照目前的運行模式開展著業務，尚沒有停止業務。”互聯網醫療企業好大夫在線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這個文件太嚴厲，中國的互聯網醫療還處於早期階段，非常脆弱，應該讓它野蠻式生長。”投資了多個互聯網醫療項目的一位投資人士表示。

一位業內專家則認為，任何一個投資方都需要利潤，在追求利潤的路上，違規可能性很大。而在救治生命的路上，如果違規的話後果很嚴重。醫學有它自身的科學原理，必須要遵循醫學科學的規律，不能與其他行業類比。

整頓早了還是晚了？

在“互聯網+”大勢下，互聯網醫療應運而生，對業內人來說，互聯網醫療的整頓來得有點早。

“如此森嚴的監管，對互聯網醫療的發育不利，目前還沒有出現多少亂象，還沒到該出重典的時候。與其他行業一樣，就應該讓它野蠻式生長，然後再進行治理。我們投的企業，它們的運營模式都很謹慎，經營者都在尋找可以活下來的路子。現在就出這樣的管控，會讓這個行業失去熱情。目前不是管控的時機，應該讓它跑跑再管。”上述投資人士表示。

投資方的這種顧慮，不是沒有原因。《征求意見稿》明確了在此辦法頒布後的15日內，所有互聯網醫療機構必須被註銷，按照該辦法重新註冊；允許開展的互聯網診療活動僅限於醫療機構間的遠程醫療服務和基層醫療機構提供的慢性病簽約服務。不得開展其他形式的互聯網診療活動。同時要求互聯網診療活動應當由擁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醫療機構提供。且未經國務院衛生計生行政部門頒布相應醫療機構類別和醫療機構基本標準，縣級以上地方衛生計生行政部門不得擅自設置審批虛擬醫療機構。

“這條規定是引發討論最多、爭議最大的，無疑是一個重磅炸彈，意味著所有沒有實體或醫療機構的互聯網問診平臺是不能存在的，對於投資機構和創業者而言，可能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據不完全統計，多家知名的投資機構在互聯網醫療領域有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投資，一刀切政策對這一領域的創業者和投資者都是很大的傷害。對於很多平臺來說，可能意味著永久的歇業。”投壺網聯合創始人、CEO趙妍昱對第一財經表示。

《征求意見稿》的這些要求無疑是給互聯網醫療這頭“無韁的野馬”套上了籠頭。而互聯網醫療和互聯網健康的公司背後還活躍著眾多投資方，這條政策甚至影響著即將上市和已上市公司的業績和股東的利益。

在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廖新波看來，互聯網醫療市場在繁榮的同時兼有冒進與混亂，大亂進入大治是必然趨勢。

“美國的互聯網醫療的發展也經歷過‘肅整’階段，後來頒布有關法令進行約束，使之健康發展。直到最近全球性的黑客勒索事件之前，我還籌劃建立互聯網醫療安全協會，旨在保證醫療數據儲存與使用安全。所以要規範的不僅僅是網絡醫療行為，所有與醫療有關的網絡產品均得規範，現在不規範，將來麻煩事就多。如同互聯網醫療一樣，出現這麽久才規範，造成的負面影響與損失是巨大的。”廖新波對第一財經表示。

目前更多互聯網醫療公司還在投入期，利潤及增速短期仍難保證，更多的互聯網醫療公司的發展非常艱辛。“從春雨醫生的發展就可見一斑。他們發展到現在，依然還沒有可靠的盈利模式，用殘忍一點的說法——賭明天，期盼政府的號召和政策變現為紅利。”廖新波表示。

很多互聯網醫療公司還在投入期

理性投資，疏比堵好

那些諳熟醫療行業規律的投資者反而顯得理性很多。

“互聯網能解決什麽？它難以替代醫療機構功能。必須要清楚定位互聯網醫療在醫療領域的作用，它只是起到輔助的作用，比如通過大數據的方式，輔助基層醫生診斷，以及輕問診、健康咨詢，這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互聯網醫療的思維模式還是想通過傳統的醫療機構來完成醫療模式，想通過收購醫院來達到，這個是需要思考的。所以我們的投資方向一個是大數據，一個是實體醫院，沒有去做互聯網的虛擬醫院。”首都醫療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一位負責投資的人士表示。

事實上，互聯網醫療在健康咨詢、輕問診方面的作用不能被忽略，信息化的運用也解決了醫院管理方面的很多問題，不管“互聯網+醫療”還是“醫療+互聯網”的意義都是深遠的。

廖新波認為，對於醫院管理者而言，信息化建設和互聯網的利用，不僅能改造就醫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安全管理，更能使人的觀念發生根本的改變。他參與醫政管理十余年，主抓了廣東省人民醫院信息系統建設，多年經驗告訴他，信息化與互聯網是一個很好的工具與平臺，但是人們缺乏的就是一個互聯網的思維——數據互聯互通與去中心化和無邊界。“醫院+互聯網”者，數據流不出院外甚至也不可在醫聯體內共享；“互聯網+醫療”者，忙著轉向傳統辦醫思維，各自成一統。

但是“互聯網上的醫療”與“醫療的互聯網”這兩種思維一直在打架。曾經發生過北大人民醫院院長王杉與春雨醫生CEO張銳之間的一場辯論，那場被打斷了18次的圍繞移動醫療展開的略帶火藥味兒的對話，矛盾焦點集中在醫療質量和病人安全上。

“從市場的角度來說，互聯網醫療因為沒有正式的管理規範，一路的成長可謂毀譽參半，互聯網醫院質量管控一直沒有一個定論，這次管理辦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安全問題，從準入、資質、開展科目、人員和設施要求、不同疾病和診療階段的具體方法、責任主體、法律責任和監督等各方面都有具體的要求，從醫療改革安全戰略的角度來看，制定互聯網醫療管理辦法本身就是進步。”趙妍昱表示。

互聯網醫療近幾年一直是投資熱點，而長期關註並參與國內外醫健產業項目投資與分析的趙妍昱，至今還沒有出手互聯網醫療項目。

“這次政策的目的是要規範互聯網診療，保障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而不是大部分人揣測的‘讓企業哭出來’。醫療領域投資有三大坑：政策、技術、資金，三點重要性依次遞減，這次的文件再次證明這一點。”趙妍昱表示。

一個既定的事實是：互聯網醫療要發展，也要立法規範，尤其是信息安全方面更要利用先進技術和法規嚴管。

在廖新波看來，互聯網只是醫療信息走出醫院的遠程輸送的一種形式，因此遠程醫療定義為醫療機構間的信息互通；而互聯網醫療無非就是把傳統的醫生的診療行為“搬上”互聯網與就診者進行的線上診療行為。嚴格來說，這種形式不是“醫院”，充其量也只能當作診所。醫院是一個實體，互聯網則是一個工具和平臺。如果一定要稱之為“醫院”，理所當然就必須按照現行“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的法律程序審批。

“我建議，在現階段還是叫互聯網醫療妥一些。所有‘互聯網醫院’也好，‘雲醫院’也好，都只是概念，並非實體。假如有資質的醫生在互聯網平臺上為民眾服務，我認為不應該有什麽法律障礙，限制似乎也沒有道理，更與當前國家大力推進‘互聯網+’是相左的。如何保證‘互聯網+’可以很好地加在醫療服務領域呢，我認為疏比堵好。”廖新波表示。

新實體經濟逼近 第四次工業革命自信與焦慮交織

以“讓未來發生”為主題的2017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5月18日在上海中心正式開幕。這也是第一財經連續第二年在上海這座以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為使命的城市舉辦技術與創新論壇。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蓉在昨天的大會開幕致辭中表示：“我們希望在上海創建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的大目標下，搭建具有國際水準的交流與溝通的平臺。”

時隔一年，第二屆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更加關註技術如何驅動新實體經濟，更加關註第四次工業革命逼近、進入到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中時世界所發生的變化。歷次工業革命讓人們逐漸對征服自然產生自信，這一次則帶來了一些焦慮，特別是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的發展，人類如何定義自身與機器的關系，如何定義生命?

重塑實體經濟

從戰略到執行，從虛擬到實體，從基礎到應用，2017年整個行業都在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尋求新的增長點。一方面以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共享模式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高速成長，醞釀了無數讓世界矚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

另一方面，上一輪科技進步帶來的增長動能正在衰弱，通過積累用戶販賣流量獲取盈利的想象空間越來越小，不管是互聯網巨頭還是傳統制造業都在尋找新動能。伴隨互聯網與各個行業的耦合，也對互聯網管理和傳統商業運營模式、組織管理架構提出了新挑戰。

“‘互聯網+’帶來更方便、更有效率的增值服務，但是龐大的實體經濟如果沒有重新創新的機會，如果沒有更好地利用像互聯網這樣的技術去重新創新，那麽實體經濟的發展一定會是非常有限的。”英特爾公司全球副總監兼中國區總裁楊旭說。

在過去的幾年英特爾公司也在改變“芯片”公司標簽，將視角轉向汽車、醫療、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通過釋放數據價值，來重塑實體經濟。在楊旭看來，當物品、終端接入互聯網，數據已經開始呈幾何式爆發，醫院每天可以產生3TB的數據，而一家智慧工廠可以產生1PB的數據量。

海量數據下更為重要的是要捕捉數據、傳輸數據、分析、挖掘然後把數據提煉出來作為增值服務傳遞給消費者。“數據就是未來的石油，怎樣把握好和駕馭好新的數據的源泉，使數據真正實現增值，讓實體經濟在增值過程中發展、創新和轉型是關鍵。”楊旭表示。

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尚未形成勢頭之際，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被寄予厚望成為創新的主戰場，借助大數據的自我學習提升人類自身能力的邊界，強化互聯網安全問題，抑或借助物聯網技術打通用戶大數據、制造業流程大數據、物流供應鏈大數據實現智能制造產業革命，有關“互聯網+”的探索正在與越來越多的細分業態發生化學反應。

作為電動工具行業的隱形冠軍，蘇州寶時得集團也在嘗試做出改變，在國際舞臺上和頂尖的國際工業企業同臺競技。在過去的23年寶時得經歷了三次轉型，從對外貿易轉型產品制造，從貼牌生產轉型自有品牌，進而轉型高端制造。

在寶時得集團總裁高振東看來，產品的創新離不開技術的創新，真正的價值創造要自己做品牌，掌握自己的消費群體、掌握自己的終端，這才是企業長久發展的最終道路。

國際化突破

和寶時得一樣，越來越多的本土企業在嘗試出海進行國際化探索，與世界進行同步競爭。

“創新意味著引領時代，在全球創新浪潮的驅動下，一大批中國科技企業正憑借著創新與實幹成功崛起，並走向全球市場，無論是海外資源布局，還是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集聚全球人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時代，正在逐漸到來。”匯豐中國工商金融業務總監方嘯表示。

“歐美市場是成熟市場，這本來是固化的，但現在已經發生改變，從很多技術角度而言，中國已經成為領跑者，站在比發達國家更為領先的地步，從這個角度而言，歐美並非成熟市場。”觸寶科技CEO王佳梁說道。觸寶科技旗下主要有“觸寶輸入法(TouchPal)”和“觸寶電話”兩款產品，創業之初就面向歐美市場，並成為一款占據全球Android手機輸入法超過20%市場份額的產品。

光速中國基金聯合創始人兼合夥人宓群感受到同樣的趨勢。曾在矽谷工作多年的他總結矽谷成功的經驗在於人才、風險投資以及完善的退出機制，而反觀中國市場這些優勢也在逐漸追趕上來。

“如今Facebook也在清華、北大等高校直接招計算機本科生到美國工作，這些人才的質量非常好。從風險投資角度而言，去年美國募集的風險基金規模和中國相當，中國風險投資的氛圍和體量已經與美國差不多了。同時納斯達克、香港、A股等退出渠道比美國更為豐富。”宓群說。

Google中國渠道部業務總經理張駿進一步分享了他眼中跨境創新的三大趨勢。首先是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設備的普及和基於互聯網手機的支付的普及極大地推動了其他相關應用的推廣。第二個是嫁接在這個基礎上的應用層面創新。以直播為例，在其他國家興起很久但是沒有盈利，但在中國用戶打賞、分成是很好的模式。

“接下來的風口、趨勢在哪里，我覺得跟大數據是密切相關的。第一，中國人多基數大，數據很多。第二個，中國數據更新的熱度很高，數據更新的頻率非常快，這里面會孕育非常多的跨境創新的機會。”張駿說。

無疑，技術創新正在重塑整個市場競爭格局，開放式的技術創新也在開啟新的制造時代。“技術與創新最終要與實體經濟相結合，提升勞動生產率、創造就業或者讓更多人共享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福祉。”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說道。

掌控權失衡，打賞背後是蘋果的重度焦慮

熱點微評 2017-05-23 11:35

來源 | 熱點微評（ID：redianweiping）

文 | 王新喜

繼微信之後，蘋果終於又對國內其他具備打賞功能的App動手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據微信及其它公司的高管透露，蘋果已經通知幾個中國社交網絡App，根據App Store的規定，蘋果要求它們要麽走內購通道，要麽禁用贊賞功能。有兩家公司的首席執行長表示，蘋果告訴他們，如果拒絕改變，則其應用的升級版本將不再可供用戶使用，甚至有可能被踢出應用商店。

早在上個月4月19日，因為蘋果規則，微信贊賞功能關閉。其後微信方面試圖通過二維碼轉賬來規避蘋果規則，很快被蘋果喊停。

而發展到目前，蘋果終於要擴大封殺範圍與對象，對其他具備打賞功的APP下手了。而在國內，包括多數直播平臺、豆瓣、知乎、新浪微博、分答等APP以及騰訊網易等新聞客戶端等許多APP都基本已經具備打賞功能。

蘋果現在很焦慮，在中國市場，iPhone不好賣，業績不好看，財報被中國市場拖累，想著法子要從軟件服務營收領域掙錢，能多掙一點是一點，至少讓財報好看點，讓投資者保持樂觀，讓股價上漲。

從另一方面看，也透露著蘋果深深的無奈。蘋果對iOS手機操作系統有著絕對的掌控權，而且一直以來都在謹慎的掌控著iPhone手機上的APP的管控權。

在過去，一旦發現某些APP所形成的經濟力量與生態力量有發展成獨立平臺的趨勢或者對自身業務造成沖擊，包括蘋果在內許多巨頭的做法是設法掌控將該APP納為已有，或者開發另一個應用程序來取代它。

比如說，意識到whatsapp對自身社交網絡的威脅，facebook當時迅速對whatsapp進行收購，以及Facebook曾經也試圖收購Snapchat但被拒。

而蘋果更傾向於采用另一種手段，早在2012年，谷歌地圖快速發展，並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首選的地圖服務商，在iPhone上大受歡迎。

蘋果當時就意識到 谷歌地圖可能會把地圖服務延伸變成獨立平臺並連接線下商家服務，對蘋果未來長遠盈利構成威脅。當時蘋果的做法是自己開發自己的地圖應用來和谷歌競爭。雖然與谷歌地圖尚有差距，但iPhone總算擺脫了谷歌地圖的威脅，自身掌控了地圖服務的價值。

但在社交領域，社交平臺的關系鏈黏性、遷移成本以及規模效應，決定了蘋果無力再開發一個社交軟件來競爭，而且微信比過去的谷歌地圖更有發展成獨立平臺的趨勢。

更為關鍵的是，操作系統平臺中的超級APP若要發展成為威脅母體的獨立平臺，支付體系是平臺交易閉環的關鍵環節。

從另一方面來看，微信是iOS大平臺中的小平臺，蘋果意識到，盡管“打賞”是這些社交應用鼓勵用戶參與的一種方式，但若將其性質等同於用戶購買的遊戲、音樂和視頻，蘋果也能獲利頗豐。

蘋果應該還意識到，微信小程序以及其他諸多付費平臺未來若能吸引大量第三方開發者爭相進駐，用戶打賞習慣形成，許多開發者的盈利模式其交易閉環若設置為用戶打賞而不走內購通道，蘋果會遭受巨額損失。因此，蘋果掐掉“打賞”這個小火苗，一切都是為自身利益做最好的打算。

因為蘋果此舉的戰略意義很明顯，就是設法掌控iOS平臺生態系統上價值最高的資源。平臺系統中價值最高的資源是與其利潤營收息息相關，就是內購支付通道。

盡管人們都知道的一個基本常識是打賞屬於用戶消費內容之後 ，而不是在消費之前，是表達對內容欣賞的方式，不是一場交易。但蘋果將打賞的意義等同於交易，顯然是為利益而並沒有罔顧基本常識問題。當人們已經對打賞行為習以為常並樂意為之，蘋果強行站出來說不能給小費，要給就得給我30%的分成。

這導致的負面效應就是面臨各方面的反彈，不合理的介入的APP內讀者與作者或者服務提供者之間互動會導致用戶體驗遭受影響，並觸動了多個利益層，還會讓蘋果在中國的品牌好感度下滑，以及附帶而至的輿論壓力與監管壓力，並導致蘋果與第三方開發者的關系紐帶遭到破壞。

比如目前就有家具備打賞功能互聯網公司已將此事上報給中國工信部，質疑蘋果強加的不公平規則。

但蘋果能下出這樣一招臭棋除了在內容軟件層面逐利的因素之外，其對微信的恐慌是顯而易見的。國外知名的科技博主Thompson曾經拋出了這樣的觀點：微信是蘋果在中國最大的障礙，因為，在中國，微信才是操作系統，而不是iOS或者Android。

正是因為微信的重要性要勝過iOS，所以微信在中國具備更高的黏性。而蘋果iPhone7則看起來索然無味，這導致在中國市場，iOS的留存度與忠誠度要遠低於其他國家。

根據UBS的那份研究，iPhone在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的留存率達到85%到90%中間。在日本，iPhone的留存率也有75%左右。但中國的數字卻大幅下跌——2016年Q4在55%左右。

但是如果因為中國的iPhone用戶對於iPhone平臺的忠誠度並沒有其他地方高，而且在財務盈利方面對蘋果造成了傷害就開始想方設法從規則層面尋找理由去壓制微信以及其他具備打賞功能的APP的話，顯然是恰恰把眾多的APP開發者推向Android。

因為在國內具備打賞功能的APP正在越來越多，牽連到的平臺利益方與用戶群規模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大。

在微信、微博、QQ空間等社交平臺之外、知乎、分答、簡書等知識社區、熊貓、鬥魚等各種直播平臺，喜馬拉雅FM，bilibili動畫，全民K歌、豆瓣；騰訊新聞、UC、網易新聞，今日頭條等新聞客戶端、甚至包括美團外賣等O2O平臺等許多APP基本都具備打賞功能。

總而言之，當前內容消費是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打賞基本上已經成為許多內容平臺的標配，未來甚至會成為更多其他領域APP的標配功能，但打賞功能一旦被蘋果強勢要求分成30%，這勢必影響到這些APP的平臺內容生產者營收與平臺的穩定營運。

尤其是對於直播平臺來說，大部分主播的收入都是靠觀眾給主播打賞的道具來與直播平臺分成的，如果根據蘋果 App Store 的內購規則，直播平臺與主播收入都將因此而縮水，直接波及到這些直播平臺或者其他社交、知識社區平臺或知識付費平臺的營收。

那麽如此一來，許多APP為了自身平臺與內容生產者利益，可能會采取一定的策略，更加註重引導用戶使用Android手機升級軟件體驗，去Android獲取更加優質的或獨家的內容消費體驗以及各種增值服務。這會導致在內容消費層面，Android與iOS的內容消費會呈現更多差異化，Android在內容消費的體驗與內容豐富性會逐步勝出。

說到底，庫克領導下的蘋果當前圍繞利潤為中心去制定戰略或許沒有錯，但錯在忽略了操作系統平臺的權責與內涵，操作平臺本質上是一個自助式系統，它穩定運轉的核心是要讓使用者與開發者有良好的體驗。

平臺開放給開發者的目的，是促進高品質的內容創作與供給，並且要讓消費者體驗的障礙降到最低，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去引導流行，而不是壓制流行。它需要排除生產者的參與障礙，才會創造價值、增長新的供給與內容生態的創新。

但蘋果當前為了排除威脅或者增加獲利，正在制造障礙、壓制內容生態創新、損傷用戶習以為常的消費體驗。

因為打賞的流行，是內容消費者對內容生產者的一種無條件的欣賞與饋贈，蘋果把手伸得太長，在許多開發者、內容生產者、用戶看來，這是一種蠻橫且不正當的獲利。

我們也可以將蘋果此舉視為它對於中國文化的不理解以及它的規則已經跟不上中國軟件應用層面創新與發展的速度。但用一種落後的眼光來壓制消費者普遍適應的打賞行為，這可能導致本已下跌的iPhone中國用戶忠誠度進一步下跌，繼而影響到其高端品牌形象。

如上所述，這也勢必導致大量用戶與APP開發者對蘋果的反感，從當前具備打賞的開發者的態度以及國內用戶態度來看，蘋果強制要求具備打賞功能走內購通道強迫要求分成30%的要求很難迫使開發者就範，如果打賞對平臺營運影響不大，許多APP可能會效仿微信，取消贊賞功能。

因此，蘋果此舉要如願從大量具備打賞功能的APP中抽取提成也有一定的難度，同時還要背負罵名。

同時，這部分受影響的開發者會開始更註重Android社交打賞、內容消費生態的維護、優化與內容消費升級。這事兒也反過來為蘋果樹立了一個守舊、頑固而且為利潤營收不顧用戶體驗的蠻橫形象。對於具備打賞功能的APP以及蘋果自身而言，蘋果推動打賞大戰升級，顯然是一場APP開發者與蘋果雙方都沒有好處的雙輸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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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迷茫、失望、自救，這個時代下投資人的冒險故事

張雨忻 2017-05-31 17:40

來源 | 42章經（ID：myfortytwo）

文  |  張雨忻

謹以此文致敬那些曾經或正在這個行業中奮鬥著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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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遠把所有文件扔進了碎紙機，按下開關，一陣轟鳴聲過後，辦公室歸於沈寂，他靜悄悄地把門掩上，離開了他所供職的第 4 家投資機構。同樣被他留在身後的，還有長達 7 年的投資生涯。

像黎遠這樣的 VC 從業者，在中國大概數以萬計。

外表光鮮的 VC 行業總是吸引著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履歷不凡、野心勃勃、從四面八方湧來，讓這個行業充滿著過剩的智商、荷爾蒙和廝殺。

然而，滿載希望而來的他們，卻又有不少帶著失望而走。仍然堅守著的，也難免需要在焦慮和迷茫中，努力抓住那轉瞬而逝的成就感。

在這樣一個突然膨脹又驟然緊縮的大資管時代，VC 行業的個中滋味，恐怕只有這些年輕人自己最清楚不過。

1、聞風而動的年輕人

伯克利畢業的王巖在一家頂級美元基金工作了 2 年，這是他繼 KKR 之後的第二份工作。

從 PE 進入 VC 看起來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降薪很多，思維方式也完全不同」。但王巖並不在乎，PE 的嚴謹和保守已無法再滿足他。「大 PE 總是會選擇比較安全的，能夠穩賺兩三倍的 deal，這就必然會錯過高成長、高回報、當然也是高風險的 deal。」

他舉了個例子：「2012 年，國內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希望融資來回購大股東的股份，估值才 300 億美元左右。當時我很看好這家公司，但老板的質疑是，當時最大的互聯網上市公司百度的市值也不過 700 億美元，這家公司還有多少 upside？而且，即使投進去也只是一個小股東，違背了 KKR 謀求控股的投資邏輯。」

就這樣，不僅是 KKR，大部分 PE 都錯過了這個原本可以帶來超額回報的項目，這也讓王巖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更向往的是充滿冒險精神和無限可能的 VC 行業。

「我是個特別理想主義和樂觀的人，更容易看到想象力和可能性，所以更適合早期投資。而且，VC 要找的是黑天鵝，我喜歡這種反常規的思考方式。」

同樣從頂級 PE 出走後進入 VC 的周奕在大三的一次實習後就認定了這份職業。

大二時他在一家投行 TMT 組實習，為微博等互聯網公司做股票分析。「原來從沒有認真研究過我們每天在使用的互聯網產品的商業模式、財務模型，但這些東西突然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當時我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花在上面。」

那時正是 2011 年，移動互聯網正在快速興起。

就讀商學院的周奕想與更多的互聯網公司產生交集，VC 便成了他心中最理想之選。第二年，他給紅杉、IDG、KPCB、富達等頂級機構的合夥人發郵件尋求實習機會，並如願以償地進入了其中一家，而他的同學們幾乎清一色去了投行。

其實，VC 跟他最初想象的有點不一樣。

「大家做決策時不太看盈利，尤其對於移動產品來說，只要有高增長就投。這讓我在學校學的東西幾乎都用不上。」即便如此，他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每天接觸的那些公司我都很感興趣」。所以，畢業後雖然進了一家頂級 PE，但 10 個月後，他還是回到了 VC 行業。

放棄了高年薪的周奕想的很明白：「來 VC 的目的就是投出獨角獸。即便沒有機會實現，也希望能投出健康發展、持續盈利的公司，並且和他們共同成長。」

已經從業 7 年 VC 的黎遠則坦承，自己進入 VC 行業的直接目的就是「賺錢」。

「至少在早期，VC 行業很賺錢的，達晨有 100 多家 portfolio 都 IPO 了，找準機會，在這個行業里是可以賺到大錢的。如果投出獨角獸，更是名利雙收。」黎遠說。

但更多年輕人入行還顧不上考慮財務回報，「個人成長」是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即使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焦慮。

離開百度戰略辦公室後，戴康轉身加入了一家新基金，他的期待就是「更快速的個人成長」。「人的成長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獲取信息的速度和獲取信息的質量，而 VC 恰巧很好地滿足了這兩點。」

2、消失的機會 

在這個容量有限的市場中，一旦碰上壞的光景，原本層不出窮的機會就會驟減。

「除了充電寶，最近還有什麽風口？」這是 42章經 近期被同行友人問及最多的問題。這恐怕是中國 TMT 風險投資歷史上最焦慮的一段時光之一。

回溯到 2014 年，那時的市場還非常火爆。根據 IT 桔子數據，2014 年成立了 10059 家創業公司，達到了近 5 年的峰值。同時，投資機構也都在瘋搶。

彼時入行僅 2 個月，正在看文娛領域的周奕經歷了一次難忘的「失之交臂」。「那天我跟著合夥人去看一個項目，約了創始人晚上 7 點見面。這家公司已經在這一天里見了 7 波投資人，當輪到我們時，價格已經翻了一倍。」這次擡價不僅讓他錯失了一個好項目，更讓他在第一線感受到了廝殺的慘烈。

2015 年，行業仍在升溫，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時候進入 VC 行業還可以抓住行業紅利的尾巴。據 IT 桔子統計，僅上半年來自 PE 和 VC 的投資額就和 2014 年全年持平，其中一半以上投入到了 TMT 行業。

但到了 2016 年，市場迅速降溫，新成立的創業公司只有 2070 家，同比下降 76%。雖然 2017 年資金又開始重新湧入市場，但優秀投資標稀缺的狀況卻沒有改善。

盡管從業者都在講今年的市場在變好，但這並不能解決資產荒的本質問題。現在正是資產端的供給跟不上、投資主題青黃不接的時候，這讓很多投資人感到焦慮和迷茫。

黎遠在一個月前決定暫時離開 VC 行業，「紅利期已經結束了」，他很悲觀。在 7 年的從業時間里輾轉了 4 家完全不同性質的投資機構，讓他幾乎經歷了創投市場一輪完整的起落浮沈。

「2008 年投資很容易，很多好項目大家都是按 PE 的回報來算的，5 到 6 倍，最多也就 8 到 9 倍。當時市場非常好，VC 收割了一批高利潤的公司。」

隨著高利潤的公司逐漸枯竭，大家會把註意力轉移在高收入的公司上，再之後，便是高流量的公司。2011 年，移動互聯網興起，高流量的公司成為焦點。因為只要找到變現途徑，高流量就能迅速轉化成高收入。

如今，移動互聯網紅利也處於消耗殆盡的邊緣，高流量的公司在這幾年悉數被挖掘。缺乏利潤、收入甚至流量的支撐，「高成長性」無從談起，而「高成長性」又恰好是支撐 VC 投資邏輯的核心。

無疑，對於想投出獨角獸的投資人來說，高成長性公司的稀缺令他們不安和迷茫。所以，一旦市場上冒出了高速成長的潛力股，投資人都一擁而上，風口就此產生了。

跟風現象引來非常兩極化的評價，但其實對很多年輕投資人來說，他們顧不上參與這樣的討論，因為他們大多數連抓住風口的機會都沒有——這些領域總是迅速被催熟，被收割，當你意識到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3、抓不住的成就感 

要學會與焦慮、不安和平共處，投資人們都需要想辦法平衡天平的另一端——成就感。

在 VC 這個極度奉行結果導向的行業中，最強烈的成就感無疑來自於投出好項目。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人，黎遠非常認這一點。「如果沒有辦法投出可以退出的項目，看不到錢在哪，待在這個行業就沒有意義了。這跟做一家公司是一樣的，如果公司已經沒有增長了，那不如早點關掉。」

但對於許多入行不久的年輕投資人來說這簡直是奢望，他們甚至沒有出手一試的機會。

「自己看好的項目沒辦法出手是經常的事，而且這些項目里不少都是明擺著可以賺錢的。」2014 年是黎遠進入行業的第 4 年，那時他在上一家機構已經投出了不少好項目，但也依然無法避免錯失獨角獸的遺憾。

「2014 年，我非常看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共推了 3 次，當時估值 4 億人民幣，轉老股的話可以到 3 億，但老板不看好，3 次都沒出手。這個市場上沒有幾家獨角獸，錯過一次獨角獸，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什麽機會了。」

那些比黎遠資歷更淺的投資人對項目就更加沒有掌控力了。

戴康推項目很謹慎，他一年時間里對 50 多個項目做了 Pre-TS 的盡調，最終讓他下決心一推到底的卻只有 3 個項目。然而，直到最終環節，「我們的合夥人帶著 TS 去見創始人，卻又拿著 TS 回來了。」這種功虧一簣的感覺讓他很沮喪，「合夥人可能本來對項目就沒有十足的把握。通常，在面對這種可投可不投的項目時，合夥人大概率會選擇不投。」

比項目推到最後卻沒成更慘的是，自己推上去的項目合夥人根本就不理會。許揚傑是某二線美元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近 2 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出手一個項目。

「推項目很困難。雖然我對項目很有把握，但老板就是不想投，我挺受打擊的，甚至會質疑老板的判斷力。」

無法通過投出項目來證明自己，就必須切換獲取成就感的方式。

戴康一直在調整自己的預期，「後來我想明白了，我看好的項目，不管誰投了，最後公司做的好我都挺高興的，這是對我個人判斷的一種肯定。」

所幸，對於一些拿到融資的項目，它的成功與否很快就可以被驗證。但更多的項目卻需要在動輒數年的時間跨度里才能被檢驗出成色來——即使是一次成功的判斷，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也是非常滯後的。

當然，那些大量看項目的投資人或多或少會看到自己的變化，一方面，他們的綜合判斷能力和認知水平在上升，另外，對細分行業也會有自己的 benchmark。黎遠說：「大多數行業並不像手機，能通過跑個分那麽直觀的看出好壞。只有看的足夠多，才能基於技術、產品、團隊等諸多因素來對公司做判斷，這個 benchmark 完全就在於自己的經驗。」

他從第一家基金離開時大約 27 歲，除了投出了幾個項目之外，他最大的收獲是「能夠看清楚哪些公司能賺錢，哪些不能」，這便是一定認知水平的建立。「時代總在變，在投資這個行業里，只有建立了認知，當運氣來臨時才能牢牢抓住。」

吳青曾在一家準一線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個項目。即便出手過，成就感對他來說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資人的學習很分散，不會在一個項目上投入過多精力，所以學到的東西很難系統化，而這種碎片式的的知識無法帶來明顯的成就感。」

吳青對自己這段投資人的經歷頗有無奈，「這 2 年里，我幾乎沒有什麽成就感，對於自己投的項目是否成功也無法檢驗，只能交給時間。」

4、如影隨形的焦慮

比起飄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隨形的焦慮感更加折磨著這群年輕人。

對於極少數有機會出手的年輕投資人，品嘗所投項目的失敗總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沒多久，他在老東家所投的第二個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實，周奕心里對這個結果早就有數，但這個過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時候合夥人就說這個項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還是鼓勵我放點錢試試。在投了之後的 3 個月里，產品的數據已經越來越不好，那時每天都很焦慮，好像在等著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還活著的公司對他來說同樣也是焦慮的來源，尤其是當他知道公司現金只能再支撐 1、2 個月的時候。「每天晚上 12 點躺下後，這個公司過往的一切會像電影一樣在腦子里放個不停，持續好幾個小時。」

能盡早品嘗失敗的周奕已經屬於幸運的少數了，因為他所在的機構很有魄力地給予新人大量的決策權。而更多的年輕投資人根本無緣體會到扣動扳機時雙手的顫抖，他們全部的焦慮幾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歡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的第一天就意外地發現：這個行業更需要他們的 social 能力，這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

「最早的時候出差很多，時間安排的滿滿的。」因為晚去了幾小時、價格翻倍而錯過一個好項目的周奕在之後的日子里都繃著一根弦。「有能夠接觸到新項目的活動就會去參加，雖然知道效率也很低，大量的無效信息，卻也不敢怠慢。」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經歷過這樣一個疲憊的階段。

所幸，周奕現在倒是從容了不少。「要跟已經結交的創業者朋友保持良好的溝通，他們往往會有很多朋友、合作夥伴都是潛在的 source，反而是同行交流效率不高。」

他也確實花了一段時間來思考社交這件事，「之前覺得 social 不夠多是自己不夠努力，後來我覺得每個人很難改變自己的性格，應該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會經歷一段「從興奮到迷茫」的曲線，當興奮感不再，取而代之的就是焦慮感了。

王巖向我描述了自己的狀態：「前兩個月看什麽項目都覺得靠譜，恨不得每個都投。兩個月之後，看什麽項目都覺得不靠譜了，因為看到的風險和失敗越來越多。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狀態，會讓我有點不知所措和失去方向。」

而這種焦慮背後都隱藏一種深深的恐懼——投錯公司。

事實上，一些大基金的美元 LP 並不這麽看。周奕告訴我：「如果你的 portfolio 里少有失敗的項目，一些 LP 甚至還會挑戰你——如果你的項目死的不夠多，說明你的風格不夠冒險，而我們就是希望你去找到更多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畢竟，最終衡量一個投資人投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死了多少公司，而是成了多少公司。

所以，年輕投資人應該學會坦然接受一件事情：自己做的是早期投資，投的很多公司就是會遭遇失敗，因為很多時候自己做出的決定就是錯誤的決定。

其實，比起經歷項目逐漸死掉的切膚之焦慮，還有兩種焦慮更是延綿不絕，那便是「看到自己沒投進去的公司長的很好」和「好的公司自己壓根沒看到」。

正如熊曉鴿所說：VC 是一個你永遠都在後悔的行業。

但在當下這個風口盛行的時代，錯過一個風口足以讓人後悔的扼腕不已。很多年輕投資人害怕錯失掉風口里的項目，卻變得越來越迷茫。

已經做過兩家基金合夥人的胡博予在自己的知乎專欄里寫道：「等到錯過一些讓人捶胸頓足的機會，然後也用幾百萬美金打過幾個水漂之後，你才能慢慢地冷靜下來，明白一個道理——該是你賺的錢，總歸是你的，不該是你賺的錢，急也急不來。」

周奕對這件事也已經想的很明白：「一個投資人不可能投到所有好的項目，有些東西錯過了就算了，可以反思原因，也可以總結經驗，但千萬不能因為焦慮而變得盲目跟風，從而失去自己的判斷。」

5、擁擠的市場 

與 2016 年的共享單車如出一轍，一年後的今天，共享充電寶掀起了一場資本的狂歡。

3 月 31 日以來的短短 40 天時間里，共享充電寶領域產生了 11 筆融資，近 35 家機構入局，融資金額約為 12 億元人民幣，這是共享單車剛出現時獲得融資額的近 5 倍。而如果仔細對比進入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機構的名單，你會發現它們是高度重合的：金沙江、經緯、紅杉、騰訊、滴滴等大資本悉數出現。

「很多好項目沒法投不是你沒有發現，哪怕你早早的 pitch 到，也投不進去。」抖音上線後不到一個星期，黎遠就註意到了這個項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後，他發現「都是大玩家在玩，根本沒辦法投進去」，這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

資本圈里，一些機構與機構之間開始形成更深一層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不斷強化，就像神經網絡一般，令圈子之外的資本很難再插手，小基金的日子只會越來越難。

可以說，VC 行業已經開始出現寡頭化的苗頭。任何行業一旦進入寡頭階段，就接近成熟了，這意味著行業的紅利期結束，資源都向頭部機構聚集。這景象與 2015 年到 2016 年間發生的 5 次「互聯網大並購」如出一轍——從此，大小互聯網巨頭各占山頭，平臺型機會幾乎消失，優秀的創業公司幾乎都逃不脫 BAT 和 TMD 的觸角。

「幾乎所有好的項目最終都會在這個寡頭化的網絡內被消化掉，比如朱嘯虎想給自己的項目找下一輪，他可以直接找到騰訊戰投的老大溝通。」黎遠說。

如此一來，新人的作用越來越集中在前端的 sourcing 層面，做渠道源的整合，角色就像半導體里面的傳感器芯片——獲取數據、清洗數據，而後端的核心處理部分幾乎遙不可及。

更壞的消息是，在這樣一個本就沒有給新人留下多少空間的行業里，供需關系變得越來越扭曲。

理想的情況是，進入 VC 行業的新人增量與行業自身需求的增量能夠保持增速一致。但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這個行業中，而行業本身的增長卻大大放緩。所以，大量新人在爭奪有限的機會，更別提那些由頭部機構提供的鳳毛麟角的機會。

可以說，現在的 VC 行業對年輕人來說機會窗口已經幾近消失。

6、出走的投資人

在 VC 行業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下，一頭是四面而來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的湧入行業，另一頭卻是行業里的年輕人陸續出走。

「做投資意味著你在做一件自己無法 control 的事情。」曾經有過兩次創業經歷的吳青之前一直對自己的業務保持掌控度，並且享受於此。

但顯然 VC 並不是這樣。「你對一個項目接觸的深度是由老板決定的，如果老板不看好，你也就沒辦法繼續跟進。」這不僅是吳青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投資機構里執行層的集體尷尬。

但即使一個年輕投資人可以獨立於合夥人自己對項目進行判斷，掌握決策權，他自身的能力在一次成功的投資里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60% 的運氣，20% 的資源，10% 的努力和天 10% 的天賦。」這是黎遠給出的答案。

胡博予在 DCM 時遇到了快手，而如今再談起這個明星項目，他也毫不掩飾的承認：

「投進去純屬運氣，動作快，而且如果當時能成功見到美拍的人，說不定就投了美拍。」

投資人們都不否認理論和邏輯框架的重要性，只不過，在個人能力面前，他們幾乎都更強調運氣和大勢。這讓投資這件事本身就變得難以掌控。

而想要擺脫這種難以掌控所帶來的不安的人，離開了。

吳青選擇進入一家 FA。「做賣方的話 deal pipeline 會比較大，一個個項目推進下去，總是會有些成果。」相比投資，FA 擁有一個更加標準化的流程，吳青覺得，只要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推進到無法推進為止，即使失敗也沒什麽遺憾。「至少我明確地知道我是這個項目的 owner。」

比起沒有掌控感，學習曲線放緩則更讓戴康焦慮，而這也成為了他離開 VC 的主要原因。

隨後，他加入了他參與投資的第一個項目，而他選擇的職位是 CEO 助理。「CEO 需要匯集所有需求、了解所有信息、快速做反應，所以他一定是在迅速成長的。那麽，我會假設離 CEO 越近，成長曲線越好。」

同樣選擇加入自己 portfolio 的王巖倒是沒有太多不安和焦慮，他只是想做點冒險的事情。「我骨子里總是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東西在作祟，我沒想過做一輩子投資人。」

「投資人創業」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大多數人認為投資人不適合創業，連王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投資人習慣於考慮風險、分散投資，沒有人願意把所有錢 all in 在一個項目上。但創業就是 all in，賭上你的 career。」所幸天性樂觀的他早已經想好了冒險的後果：「大不了公司沒做成再回來做投資就是了，這件事的 downside 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當然，從投資人變成創業者，要承擔的不僅是風險，還有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完全轉變，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挑戰。

在創業公司的兩年讓戴康變得更加務實：「在 VC 的時候，我都是在理論上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創業公司我需要把這件事執行到底，會把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無限拆解到最小單元的維度，在每個維度上給出解決方案。創業公司需要執行，所有不能給出最後解決方案的行動、策劃、接觸都是無效的。」

而對於王巖來說，他遭遇的是「帶團隊」方面的挑戰。「投資都是單打獨鬥，自己做好判斷就可以了，像一個獵手，但做一家創業公司的 COO 意味著你要做羊群中的頭羊。」 

昔日的投資人們在創業公司的每一天也在面臨新的焦慮。正如許多創業者的感受：創業就是和時間賽跑，公司每天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而對於做出選擇的投資人來說，這大概又會是一段焦灼但投入著的時光。

7、迷茫中的自我救贖

盡管不少投資人的熱情和堅持被焦慮、不安、迷茫、失望所蠶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輕人對這份職業愛的深沈。在被挫敗拽入谷底後，他們總是選擇看到希望，然後拍掉身上的塵土，再次出發。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經輾轉過 2 家投資機構，投出過數個估值在 1 億美元上下的項目。他說，「目前對這份職業很滿意」。但實際上，這幾年他也並非一帆風順。

頭 5 個月里，周奕一直處於認知和判斷缺失的階段。「當時我沒有自己的 view，沒辦法從自己的過往經驗來判斷一個項目好不好，非常依賴於同事和老板的反饋。」 

但他一直在調整，試圖把自己從迷茫中解救出來。

第 6 個月，他終於鼓起勇氣自主的推了一個項目上去。這個「第一次」是他強逼自己學會下判斷的開始。「合夥人給了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本不該給予的權利和責任，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長。」 

這種成長雖令人痛苦，但也幫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變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進入第二家機構的他花大半年時間把自己關註領域內所有的項目幾乎都看了一遍，開始對行業有了自己系統的判斷，尤其是對市場上被瘋狂追捧的項目也有了不從眾的觀點。「現在，至少在我關註的領域內，合夥人都會相信我的判斷。」

巧的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在第一家機構出手的項目也開始有了亦或好壞的結果。「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就這麽過了那個急於靠投項目證明自己的階段了。」

角色的轉變讓他的思維方式開始更加接近一個成熟的投資人。「我會開始更加關註項目自身能不能賺錢，或者是不是一個能夠 save the fund 的項目。」 看著 3 年時間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長，他更加堅定的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這樣能夠自己拿項目，甚至體驗跟 3、4 家機構的 VP 一起搶項目的投資人相比，許揚傑就沒那麽幸運了。

「將近 2 年的時間里我推的項目老板都沒有投。」並且，由於自身機構投資方向的轉變，他所關註的市場對於公司來說變得不那麽重要。「整個 2016 年我幾乎都在休息。」

雖有焦慮，但他卻並沒有對這個職業喪失信心。投資人的身份讓他可以不斷接觸到那些「最聰明的人」。並且，因為在投項目上沒有了壓力，他可以不帶目的的、輕松的與這些聰明人交流。「我對今日頭條很感興趣，就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二三十個頭條的人，把這家公司徹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資不一定非要到處聊項目，一個典型案例同樣可以帶來很多收獲。」

雖然暫時離開了 VC，戴康言談間依然流露出「很可能過幾年又回來了」的憧憬。「當時跟我的老板商量過，他建議我去一家創業公司鍛煉一下，這樣如果再回來做投資的話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吳青也是如此。「做過 FA 之後再回到買方，會更有耐心應對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機會。」

想要留在行業里的投資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練得堅硬又平和，讓它能抵抗情緒的幹擾，這是他們讓自己走下去的方式。

胡博予說起自己在 DCM 時的感受：「那時我還處於 VC 成長曲線的早期，特別興奮，喜歡的項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來當時還推過什麽不靠譜的項目了，肯定推過，被合夥人給斃了。當然也有比較靠譜的，比如滴滴，知乎之類的。但人就是這樣，會選擇性記住好公司，同時遺忘爛公司。」

VC 到底值不值得年輕人投身其中？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冷暖自知。不僅是對財富和功名的欲望，還有對知識和成長的渴求，這一切都推著一群年輕人在資本的潮水中不斷向前求索，哪怕他們看不清前方到底是什麽。

這些前赴後繼的年輕人，想要參與到這個充滿荷爾蒙的商業世界中來，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在真切的影響著這個商業世界的樣貌。

而對於更多人來說，無論是咬緊牙關的堅持，還是灰頭土臉的離開，哪怕參與過一場充滿想象力的廝殺，也足夠了。

*應部分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梨遠、周奕、王巖、戴康、吳青、許揚傑等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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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迷茫、失望、自救，這個時代下投資人的冒險故事

張雨忻 2017-05-31 17:40

來源 | 42章經（ID：myfortytwo）

文  |  張雨忻

謹以此文致敬那些曾經或正在這個行業中奮鬥著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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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遠把所有文件扔進了碎紙機，按下開關，一陣轟鳴聲過後，辦公室歸於沈寂，他靜悄悄地把門掩上，離開了他所供職的第 4 家投資機構。同樣被他留在身後的，還有長達 7 年的投資生涯。

像黎遠這樣的 VC 從業者，在中國大概數以萬計。

外表光鮮的 VC 行業總是吸引著最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履歷不凡、野心勃勃、從四面八方湧來，讓這個行業充滿著過剩的智商、荷爾蒙和廝殺。

然而，滿載希望而來的他們，卻又有不少帶著失望而走。仍然堅守著的，也難免需要在焦慮和迷茫中，努力抓住那轉瞬而逝的成就感。

在這樣一個突然膨脹又驟然緊縮的大資管時代，VC 行業的個中滋味，恐怕只有這些年輕人自己最清楚不過。

1、聞風而動的年輕人

伯克利畢業的王巖在一家頂級美元基金工作了 2 年，這是他繼 KKR 之後的第二份工作。

從 PE 進入 VC 看起來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降薪很多，思維方式也完全不同」。但王巖並不在乎，PE 的嚴謹和保守已無法再滿足他。「大 PE 總是會選擇比較安全的，能夠穩賺兩三倍的 deal，這就必然會錯過高成長、高回報、當然也是高風險的 deal。」

他舉了個例子：「2012 年，國內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希望融資來回購大股東的股份，估值才 300 億美元左右。當時我很看好這家公司，但老板的質疑是，當時最大的互聯網上市公司百度的市值也不過 700 億美元，這家公司還有多少 upside？而且，即使投進去也只是一個小股東，違背了 KKR 謀求控股的投資邏輯。」

就這樣，不僅是 KKR，大部分 PE 都錯過了這個原本可以帶來超額回報的項目，這也讓王巖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更向往的是充滿冒險精神和無限可能的 VC 行業。

「我是個特別理想主義和樂觀的人，更容易看到想象力和可能性，所以更適合早期投資。而且，VC 要找的是黑天鵝，我喜歡這種反常規的思考方式。」

同樣從頂級 PE 出走後進入 VC 的周奕在大三的一次實習後就認定了這份職業。

大二時他在一家投行 TMT 組實習，為微博等互聯網公司做股票分析。「原來從沒有認真研究過我們每天在使用的互聯網產品的商業模式、財務模型，但這些東西突然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當時我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花在上面。」

那時正是 2011 年，移動互聯網正在快速興起。

就讀商學院的周奕想與更多的互聯網公司產生交集，VC 便成了他心中最理想之選。第二年，他給紅杉、IDG、KPCB、富達等頂級機構的合夥人發郵件尋求實習機會，並如願以償地進入了其中一家，而他的同學們幾乎清一色去了投行。

其實，VC 跟他最初想象的有點不一樣。

「大家做決策時不太看盈利，尤其對於移動產品來說，只要有高增長就投。這讓我在學校學的東西幾乎都用不上。」即便如此，他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每天接觸的那些公司我都很感興趣」。所以，畢業後雖然進了一家頂級 PE，但 10 個月後，他還是回到了 VC 行業。

放棄了高年薪的周奕想的很明白：「來 VC 的目的就是投出獨角獸。即便沒有機會實現，也希望能投出健康發展、持續盈利的公司，並且和他們共同成長。」

已經從業 7 年 VC 的黎遠則坦承，自己進入 VC 行業的直接目的就是「賺錢」。

「至少在早期，VC 行業很賺錢的，達晨有 100 多家 portfolio 都 IPO 了，找準機會，在這個行業里是可以賺到大錢的。如果投出獨角獸，更是名利雙收。」黎遠說。

但更多年輕人入行還顧不上考慮財務回報，「個人成長」是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即使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焦慮。

離開百度戰略辦公室後，戴康轉身加入了一家新基金，他的期待就是「更快速的個人成長」。「人的成長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獲取信息的速度和獲取信息的質量，而 VC 恰巧很好地滿足了這兩點。」

2、消失的機會 

在這個容量有限的市場中，一旦碰上壞的光景，原本層不出窮的機會就會驟減。

「除了充電寶，最近還有什麽風口？」這是 42章經 近期被同行友人問及最多的問題。這恐怕是中國 TMT 風險投資歷史上最焦慮的一段時光之一。

回溯到 2014 年，那時的市場還非常火爆。根據 IT 桔子數據，2014 年成立了 10059 家創業公司，達到了近 5 年的峰值。同時，投資機構也都在瘋搶。

彼時入行僅 2 個月，正在看文娛領域的周奕經歷了一次難忘的「失之交臂」。「那天我跟著合夥人去看一個項目，約了創始人晚上 7 點見面。這家公司已經在這一天里見了 7 波投資人，當輪到我們時，價格已經翻了一倍。」這次擡價不僅讓他錯失了一個好項目，更讓他在第一線感受到了廝殺的慘烈。

2015 年，行業仍在升溫，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時候進入 VC 行業還可以抓住行業紅利的尾巴。據 IT 桔子統計，僅上半年來自 PE 和 VC 的投資額就和 2014 年全年持平，其中一半以上投入到了 TMT 行業。

但到了 2016 年，市場迅速降溫，新成立的創業公司只有 2070 家，同比下降 76%。雖然 2017 年資金又開始重新湧入市場，但優秀投資標稀缺的狀況卻沒有改善。

盡管從業者都在講今年的市場在變好，但這並不能解決資產荒的本質問題。現在正是資產端的供給跟不上、投資主題青黃不接的時候，這讓很多投資人感到焦慮和迷茫。

黎遠在一個月前決定暫時離開 VC 行業，「紅利期已經結束了」，他很悲觀。在 7 年的從業時間里輾轉了 4 家完全不同性質的投資機構，讓他幾乎經歷了創投市場一輪完整的起落浮沈。

「2008 年投資很容易，很多好項目大家都是按 PE 的回報來算的，5 到 6 倍，最多也就 8 到 9 倍。當時市場非常好，VC 收割了一批高利潤的公司。」

隨著高利潤的公司逐漸枯竭，大家會把註意力轉移在高收入的公司上，再之後，便是高流量的公司。2011 年，移動互聯網興起，高流量的公司成為焦點。因為只要找到變現途徑，高流量就能迅速轉化成高收入。

如今，移動互聯網紅利也處於消耗殆盡的邊緣，高流量的公司在這幾年悉數被挖掘。缺乏利潤、收入甚至流量的支撐，「高成長性」無從談起，而「高成長性」又恰好是支撐 VC 投資邏輯的核心。

無疑，對於想投出獨角獸的投資人來說，高成長性公司的稀缺令他們不安和迷茫。所以，一旦市場上冒出了高速成長的潛力股，投資人都一擁而上，風口就此產生了。

跟風現象引來非常兩極化的評價，但其實對很多年輕投資人來說，他們顧不上參與這樣的討論，因為他們大多數連抓住風口的機會都沒有——這些領域總是迅速被催熟，被收割，當你意識到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3、抓不住的成就感 

要學會與焦慮、不安和平共處，投資人們都需要想辦法平衡天平的另一端——成就感。

在 VC 這個極度奉行結果導向的行業中，最強烈的成就感無疑來自於投出好項目。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投資人，黎遠非常認這一點。「如果沒有辦法投出可以退出的項目，看不到錢在哪，待在這個行業就沒有意義了。這跟做一家公司是一樣的，如果公司已經沒有增長了，那不如早點關掉。」

但對於許多入行不久的年輕投資人來說這簡直是奢望，他們甚至沒有出手一試的機會。

「自己看好的項目沒辦法出手是經常的事，而且這些項目里不少都是明擺著可以賺錢的。」2014 年是黎遠進入行業的第 4 年，那時他在上一家機構已經投出了不少好項目，但也依然無法避免錯失獨角獸的遺憾。

「2014 年，我非常看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共推了 3 次，當時估值 4 億人民幣，轉老股的話可以到 3 億，但老板不看好，3 次都沒出手。這個市場上沒有幾家獨角獸，錯過一次獨角獸，很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什麽機會了。」

那些比黎遠資歷更淺的投資人對項目就更加沒有掌控力了。

戴康推項目很謹慎，他一年時間里對 50 多個項目做了 Pre-TS 的盡調，最終讓他下決心一推到底的卻只有 3 個項目。然而，直到最終環節，「我們的合夥人帶著 TS 去見創始人，卻又拿著 TS 回來了。」這種功虧一簣的感覺讓他很沮喪，「合夥人可能本來對項目就沒有十足的把握。通常，在面對這種可投可不投的項目時，合夥人大概率會選擇不投。」

比項目推到最後卻沒成更慘的是，自己推上去的項目合夥人根本就不理會。許揚傑是某二線美元基金的投資經理，將近 2 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出手一個項目。

「推項目很困難。雖然我對項目很有把握，但老板就是不想投，我挺受打擊的，甚至會質疑老板的判斷力。」

無法通過投出項目來證明自己，就必須切換獲取成就感的方式。

戴康一直在調整自己的預期，「後來我想明白了，我看好的項目，不管誰投了，最後公司做的好我都挺高興的，這是對我個人判斷的一種肯定。」

所幸，對於一些拿到融資的項目，它的成功與否很快就可以被驗證。但更多的項目卻需要在動輒數年的時間跨度里才能被檢驗出成色來——即使是一次成功的判斷，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也是非常滯後的。

當然，那些大量看項目的投資人或多或少會看到自己的變化，一方面，他們的綜合判斷能力和認知水平在上升，另外，對細分行業也會有自己的 benchmark。黎遠說：「大多數行業並不像手機，能通過跑個分那麽直觀的看出好壞。只有看的足夠多，才能基於技術、產品、團隊等諸多因素來對公司做判斷，這個 benchmark 完全就在於自己的經驗。」

他從第一家基金離開時大約 27 歲，除了投出了幾個項目之外，他最大的收獲是「能夠看清楚哪些公司能賺錢，哪些不能」，這便是一定認知水平的建立。「時代總在變，在投資這個行業里，只有建立了認知，當運氣來臨時才能牢牢抓住。」

吳青曾在一家準一線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個項目。即便出手過，成就感對他來說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資人的學習很分散，不會在一個項目上投入過多精力，所以學到的東西很難系統化，而這種碎片式的的知識無法帶來明顯的成就感。」

吳青對自己這段投資人的經歷頗有無奈，「這 2 年里，我幾乎沒有什麽成就感，對於自己投的項目是否成功也無法檢驗，只能交給時間。」

4、如影隨形的焦慮

比起飄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隨形的焦慮感更加折磨著這群年輕人。

對於極少數有機會出手的年輕投資人，品嘗所投項目的失敗總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沒多久，他在老東家所投的第二個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實，周奕心里對這個結果早就有數，但這個過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時候合夥人就說這個項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還是鼓勵我放點錢試試。在投了之後的 3 個月里，產品的數據已經越來越不好，那時每天都很焦慮，好像在等著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還活著的公司對他來說同樣也是焦慮的來源，尤其是當他知道公司現金只能再支撐 1、2 個月的時候。「每天晚上 12 點躺下後，這個公司過往的一切會像電影一樣在腦子里放個不停，持續好幾個小時。」

能盡早品嘗失敗的周奕已經屬於幸運的少數了，因為他所在的機構很有魄力地給予新人大量的決策權。而更多的年輕投資人根本無緣體會到扣動扳機時雙手的顫抖，他們全部的焦慮幾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歡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的第一天就意外地發現：這個行業更需要他們的 social 能力，這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

「最早的時候出差很多，時間安排的滿滿的。」因為晚去了幾小時、價格翻倍而錯過一個好項目的周奕在之後的日子里都繃著一根弦。「有能夠接觸到新項目的活動就會去參加，雖然知道效率也很低，大量的無效信息，卻也不敢怠慢。」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經歷過這樣一個疲憊的階段。

所幸，周奕現在倒是從容了不少。「要跟已經結交的創業者朋友保持良好的溝通，他們往往會有很多朋友、合作夥伴都是潛在的 source，反而是同行交流效率不高。」

他也確實花了一段時間來思考社交這件事，「之前覺得 social 不夠多是自己不夠努力，後來我覺得每個人很難改變自己的性格，應該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

剛入行的投資人幾乎都會經歷一段「從興奮到迷茫」的曲線，當興奮感不再，取而代之的就是焦慮感了。

王巖向我描述了自己的狀態：「前兩個月看什麽項目都覺得靠譜，恨不得每個都投。兩個月之後，看什麽項目都覺得不靠譜了，因為看到的風險和失敗越來越多。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狀態，會讓我有點不知所措和失去方向。」

而這種焦慮背後都隱藏一種深深的恐懼——投錯公司。

事實上，一些大基金的美元 LP 並不這麽看。周奕告訴我：「如果你的 portfolio 里少有失敗的項目，一些 LP 甚至還會挑戰你——如果你的項目死的不夠多，說明你的風格不夠冒險，而我們就是希望你去找到更多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畢竟，最終衡量一個投資人投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死了多少公司，而是成了多少公司。

所以，年輕投資人應該學會坦然接受一件事情：自己做的是早期投資，投的很多公司就是會遭遇失敗，因為很多時候自己做出的決定就是錯誤的決定。

其實，比起經歷項目逐漸死掉的切膚之焦慮，還有兩種焦慮更是延綿不絕，那便是「看到自己沒投進去的公司長的很好」和「好的公司自己壓根沒看到」。

正如熊曉鴿所說：VC 是一個你永遠都在後悔的行業。

但在當下這個風口盛行的時代，錯過一個風口足以讓人後悔的扼腕不已。很多年輕投資人害怕錯失掉風口里的項目，卻變得越來越迷茫。

已經做過兩家基金合夥人的胡博予在自己的知乎專欄里寫道：「等到錯過一些讓人捶胸頓足的機會，然後也用幾百萬美金打過幾個水漂之後，你才能慢慢地冷靜下來，明白一個道理——該是你賺的錢，總歸是你的，不該是你賺的錢，急也急不來。」

周奕對這件事也已經想的很明白：「一個投資人不可能投到所有好的項目，有些東西錯過了就算了，可以反思原因，也可以總結經驗，但千萬不能因為焦慮而變得盲目跟風，從而失去自己的判斷。」

5、擁擠的市場 

與 2016 年的共享單車如出一轍，一年後的今天，共享充電寶掀起了一場資本的狂歡。

3 月 31 日以來的短短 40 天時間里，共享充電寶領域產生了 11 筆融資，近 35 家機構入局，融資金額約為 12 億元人民幣，這是共享單車剛出現時獲得融資額的近 5 倍。而如果仔細對比進入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機構的名單，你會發現它們是高度重合的：金沙江、經緯、紅杉、騰訊、滴滴等大資本悉數出現。

「很多好項目沒法投不是你沒有發現，哪怕你早早的 pitch 到，也投不進去。」抖音上線後不到一個星期，黎遠就註意到了這個項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後，他發現「都是大玩家在玩，根本沒辦法投進去」，這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無力感。

資本圈里，一些機構與機構之間開始形成更深一層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不斷強化，就像神經網絡一般，令圈子之外的資本很難再插手，小基金的日子只會越來越難。

可以說，VC 行業已經開始出現寡頭化的苗頭。任何行業一旦進入寡頭階段，就接近成熟了，這意味著行業的紅利期結束，資源都向頭部機構聚集。這景象與 2015 年到 2016 年間發生的 5 次「互聯網大並購」如出一轍——從此，大小互聯網巨頭各占山頭，平臺型機會幾乎消失，優秀的創業公司幾乎都逃不脫 BAT 和 TMD 的觸角。

「幾乎所有好的項目最終都會在這個寡頭化的網絡內被消化掉，比如朱嘯虎想給自己的項目找下一輪，他可以直接找到騰訊戰投的老大溝通。」黎遠說。

如此一來，新人的作用越來越集中在前端的 sourcing 層面，做渠道源的整合，角色就像半導體里面的傳感器芯片——獲取數據、清洗數據，而後端的核心處理部分幾乎遙不可及。

更壞的消息是，在這樣一個本就沒有給新人留下多少空間的行業里，供需關系變得越來越扭曲。

理想的情況是，進入 VC 行業的新人增量與行業自身需求的增量能夠保持增速一致。但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這個行業中，而行業本身的增長卻大大放緩。所以，大量新人在爭奪有限的機會，更別提那些由頭部機構提供的鳳毛麟角的機會。

可以說，現在的 VC 行業對年輕人來說機會窗口已經幾近消失。

6、出走的投資人

在 VC 行業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下，一頭是四面而來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的湧入行業，另一頭卻是行業里的年輕人陸續出走。

「做投資意味著你在做一件自己無法 control 的事情。」曾經有過兩次創業經歷的吳青之前一直對自己的業務保持掌控度，並且享受於此。

但顯然 VC 並不是這樣。「你對一個項目接觸的深度是由老板決定的，如果老板不看好，你也就沒辦法繼續跟進。」這不僅是吳青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投資機構里執行層的集體尷尬。

但即使一個年輕投資人可以獨立於合夥人自己對項目進行判斷，掌握決策權，他自身的能力在一次成功的投資里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60% 的運氣，20% 的資源，10% 的努力和天 10% 的天賦。」這是黎遠給出的答案。

胡博予在 DCM 時遇到了快手，而如今再談起這個明星項目，他也毫不掩飾的承認：

「投進去純屬運氣，動作快，而且如果當時能成功見到美拍的人，說不定就投了美拍。」

投資人們都不否認理論和邏輯框架的重要性，只不過，在個人能力面前，他們幾乎都更強調運氣和大勢。這讓投資這件事本身就變得難以掌控。

而想要擺脫這種難以掌控所帶來的不安的人，離開了。

吳青選擇進入一家 FA。「做賣方的話 deal pipeline 會比較大，一個個項目推進下去，總是會有些成果。」相比投資，FA 擁有一個更加標準化的流程，吳青覺得，只要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推進到無法推進為止，即使失敗也沒什麽遺憾。「至少我明確地知道我是這個項目的 owner。」

比起沒有掌控感，學習曲線放緩則更讓戴康焦慮，而這也成為了他離開 VC 的主要原因。

隨後，他加入了他參與投資的第一個項目，而他選擇的職位是 CEO 助理。「CEO 需要匯集所有需求、了解所有信息、快速做反應，所以他一定是在迅速成長的。那麽，我會假設離 CEO 越近，成長曲線越好。」

同樣選擇加入自己 portfolio 的王巖倒是沒有太多不安和焦慮，他只是想做點冒險的事情。「我骨子里總是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東西在作祟，我沒想過做一輩子投資人。」

「投資人創業」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

大多數人認為投資人不適合創業，連王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投資人習慣於考慮風險、分散投資，沒有人願意把所有錢 all in 在一個項目上。但創業就是 all in，賭上你的 career。」所幸天性樂觀的他早已經想好了冒險的後果：「大不了公司沒做成再回來做投資就是了，這件事的 downside 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當然，從投資人變成創業者，要承擔的不僅是風險，還有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完全轉變，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挑戰。

在創業公司的兩年讓戴康變得更加務實：「在 VC 的時候，我都是在理論上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創業公司我需要把這件事執行到底，會把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無限拆解到最小單元的維度，在每個維度上給出解決方案。創業公司需要執行，所有不能給出最後解決方案的行動、策劃、接觸都是無效的。」

而對於王巖來說，他遭遇的是「帶團隊」方面的挑戰。「投資都是單打獨鬥，自己做好判斷就可以了，像一個獵手，但做一家創業公司的 COO 意味著你要做羊群中的頭羊。」 

昔日的投資人們在創業公司的每一天也在面臨新的焦慮。正如許多創業者的感受：創業就是和時間賽跑，公司每天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而對於做出選擇的投資人來說，這大概又會是一段焦灼但投入著的時光。

7、迷茫中的自我救贖

盡管不少投資人的熱情和堅持被焦慮、不安、迷茫、失望所蠶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輕人對這份職業愛的深沈。在被挫敗拽入谷底後，他們總是選擇看到希望，然後拍掉身上的塵土，再次出發。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經輾轉過 2 家投資機構，投出過數個估值在 1 億美元上下的項目。他說，「目前對這份職業很滿意」。但實際上，這幾年他也並非一帆風順。

頭 5 個月里，周奕一直處於認知和判斷缺失的階段。「當時我沒有自己的 view，沒辦法從自己的過往經驗來判斷一個項目好不好，非常依賴於同事和老板的反饋。」 

但他一直在調整，試圖把自己從迷茫中解救出來。

第 6 個月，他終於鼓起勇氣自主的推了一個項目上去。這個「第一次」是他強逼自己學會下判斷的開始。「合夥人給了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本不該給予的權利和責任，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長。」 

這種成長雖令人痛苦，但也幫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變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進入第二家機構的他花大半年時間把自己關註領域內所有的項目幾乎都看了一遍，開始對行業有了自己系統的判斷，尤其是對市場上被瘋狂追捧的項目也有了不從眾的觀點。「現在，至少在我關註的領域內，合夥人都會相信我的判斷。」

巧的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在第一家機構出手的項目也開始有了亦或好壞的結果。「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就這麽過了那個急於靠投項目證明自己的階段了。」

角色的轉變讓他的思維方式開始更加接近一個成熟的投資人。「我會開始更加關註項目自身能不能賺錢，或者是不是一個能夠 save the fund 的項目。」 看著 3 年時間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長，他更加堅定的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這樣能夠自己拿項目，甚至體驗跟 3、4 家機構的 VP 一起搶項目的投資人相比，許揚傑就沒那麽幸運了。

「將近 2 年的時間里我推的項目老板都沒有投。」並且，由於自身機構投資方向的轉變，他所關註的市場對於公司來說變得不那麽重要。「整個 2016 年我幾乎都在休息。」

雖有焦慮，但他卻並沒有對這個職業喪失信心。投資人的身份讓他可以不斷接觸到那些「最聰明的人」。並且，因為在投項目上沒有了壓力，他可以不帶目的的、輕松的與這些聰明人交流。「我對今日頭條很感興趣，就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二三十個頭條的人，把這家公司徹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資不一定非要到處聊項目，一個典型案例同樣可以帶來很多收獲。」

雖然暫時離開了 VC，戴康言談間依然流露出「很可能過幾年又回來了」的憧憬。「當時跟我的老板商量過，他建議我去一家創業公司鍛煉一下，這樣如果再回來做投資的話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吳青也是如此。「做過 FA 之後再回到買方，會更有耐心應對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機會。」

想要留在行業里的投資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練得堅硬又平和，讓它能抵抗情緒的幹擾，這是他們讓自己走下去的方式。

胡博予說起自己在 DCM 時的感受：「那時我還處於 VC 成長曲線的早期，特別興奮，喜歡的項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來當時還推過什麽不靠譜的項目了，肯定推過，被合夥人給斃了。當然也有比較靠譜的，比如滴滴，知乎之類的。但人就是這樣，會選擇性記住好公司，同時遺忘爛公司。」

VC 到底值不值得年輕人投身其中？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冷暖自知。不僅是對財富和功名的欲望，還有對知識和成長的渴求，這一切都推著一群年輕人在資本的潮水中不斷向前求索，哪怕他們看不清前方到底是什麽。

這些前赴後繼的年輕人，想要參與到這個充滿荷爾蒙的商業世界中來，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在真切的影響著這個商業世界的樣貌。

而對於更多人來說，無論是咬緊牙關的堅持，還是灰頭土臉的離開，哪怕參與過一場充滿想象力的廝殺，也足夠了。

*應部分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梨遠、周奕、王巖、戴康、吳青、許揚傑等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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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說》：互聯網原住民的焦慮解碼器

吳懟懟 2017-06-12 15:37

來源 | 吳懟懟（ID：esnql520）

 作者 | 吳懟懟

1

馬東可能是60後里最懂90後、00後的大叔，他一直以此自詡。這也是為什麽《奇葩說》從誕生之初，就能讓這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產生認同感並形成“代際”優越感的原因。

第一季《奇葩說》，每期節目開頭動畫中都會強調：“四十歲以上人士，請在90後陪同下觀看”。這種抖機靈式的自我調侃決定了節目初期定位。“90後馬東”率領團隊，試圖突破上一代人的沈悶枯燥，表達新一代年輕人存在感和話語權的心理訴求，而後聚攏起一批對“奇葩”概念有特殊認知的文化娛樂消費群體。

“奇葩”一詞，經歷了至少兩個回合的基因突變。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麗的花朵，常用來形容不同尋常的優秀文藝作品或者出眾的人物，是作為教科書里的褒義詞出現的。第一次微小變異，讓它成為了“不落世俗、有個性”的代名詞。現在，它更多是對異類的諷刺用語，這個語義雖然還沒被詞典收錄，但早已在網絡環境中被廣泛使用。

《奇葩說》讓奇葩一詞再次變異，它開始成為包容多元觀點的一種“消費符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個領域和圈層關系呈現出巨大代溝和溝通無能，碎片化的社交網絡切割了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他們看起來並沒有因為享受到紅利而愉悅，反而焦慮層出不窮，而年長一輩的人們因為越來越不懂年輕人而焦慮。

既然是植根於中國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結構，隨著社會變遷，“職場關系”、“夥伴關系”、“男女關系”、“家庭關系”等也都發生了漸變。在人情社會中，這些變化，不管是外力因素還是內在因素，都離不開“情”字——親情、愛情、友情等情感的羈絆。

但這樣的總結未免簡單粗暴。對中國式關系的經典概括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它原本是用來描述鄉土社會的概念，“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一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個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雖然已經包含了血緣親屬關系、地緣關系等，但說實話，費孝通的這個理論也挺模糊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糊，恰恰說明了學者的嚴謹和克制，以及中國式關系的複雜多變。

就像《奇葩說》，辯論了四季，近百個辯題，除了少數腦洞題以外，大多其實都是圍繞各類情感，圍繞“中國式關系”展開的。在堅守底線基礎上，節目有價值傾向，但從沒有標準答案。

伴隨奇葩這個詞的意義叠代，《奇葩說》本身也在升級，現在看到的是它的4.0版本。相比前面三季，在放肆表達的表面下，第四季的《奇葩說》更著力探討青年人真正的思想困局，金句少了，更多是想要為90後、00後帶去少一些戾氣的解決方式參考。

2

我們常說這個時代是一個感官主義主導的視覺文化時代。圖片、聲音和影像都是誘餌，尤其是影像，統帥了受眾。以此維度觀之，奇葩說是感官主義主導下的互聯網理性狂歡，關於狂歡，此前我專門有一篇文章解讀：走心走腎、嚴肅辯論，《奇葩說》其實是一場都市中產的敘事狂歡。

這里，我想站在受眾角度，談一談奇葩說是如何通過解構中國式關系，讓節目受眾達到虛擬性參與，並引起個體自身紛繁複雜的觀點和行為的。

我蠻贊同武大新傳院孔鈺欽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入手分析。她說，在辯手或主持人、嘉賓結合自身經歷進行觀點闡述時，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鋪陳去影響受眾的選擇和判斷。不同的故事，可能對受眾產生的有意識、無意識的影響也就不同，也就產生了千差萬別的觀點、視角和立場。在這個多元的意見碰撞場中，受眾會從中找到所謂“自己”的影子。

受眾有意識的參與和無意識的虛構性參與都會更多更強。比如受眾在觀看《奇葩說》時，選擇立場進行實時投票時，受眾立場的改變或者搖擺，也就是節目中的“跑票”形式，某種程度上就是人格結構中“矛盾”的具體化。心理層面的虛構性參與導致了行為層面上投票、評論互動的有意識參與。

嘉賓和選手身份的特殊性，更加刺激了受眾的參與。6月9日這期，高曉松回歸了，蔡康永說這會激發他的鬥誌。如果說蔡康永是感性的人文關懷，那麽高曉松便是與其對立的理性關懷。

在《曉說》和《曉松奇談》中，高曉松更多是點評歷史，但坐在辯論隊隊長位置和嘉賓位置的高曉松，可以不留情面地點評選手，也可以毫無保留地表達他對肖驍從蛇精男成長為辯手的誇贊，以此展現有血性的一面。對肖驍來說，在奇葩說的經歷勝過了他讀四年大學，對高曉松來說，修煉成網紅的路上，《奇葩說》承擔了與《曉說》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高曉松作為嘉賓參與的第四季第一期辯題是“親戚總不把自己當外人，該不該jue（北方話，就是不給面子，冷面拒絕）他”，回顧《奇葩說》整四季，家庭關系題還有”催婚是愛是變態”、“婚禮真的有必要嗎”等等。

我一些朋友是從第四季開始接觸《奇葩說》的，最近他們開始回追，把前面三季也看了。他們和我說，好像每個話題都能戳到當下或曾經產生的困惑。

比如朋友關系方面，“好朋友的戀人出軌，你要不要告訴好朋友”、“跟蠢人交朋友你是不是傻”；最難的兩性關系，“分手要不要當面說”、“‘生男生女’找對象到底該不該差不多得了”、“女生該不該主動追男生”；自我對抗但似乎永遠沒有答案方面，“我沒有上進心，有錯嗎”、生活的暴擊真他喵的值得感激嗎”，這些在奇葩說都有過討論。

那奇葩說有給他們困惑的答案嘛，並沒有。個體的邏輯總是會有漏洞的，辯論的鋒芒、價值的上升，最終提供的是一種“模糊”的平衡。這也印證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結構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沖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願意把觀點分享給你所處的矛盾關系另一方，你的世界會少些混沌和暴戾。

3

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提出過，“大眾文本應該是‘生產者式的’。”

所謂“生產者式的”文本，是指讀者可以對其輕松解讀，同時又具有讓讀者獨立生產意義的開放性。“生產者式文本”的其中一個特點在於，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盡管它試圖壓抑它們。

第四季有一期辯題是“我奮鬥的城市空氣質量越來越差，我要不要離開她”。臧鴻飛說，我們就是迷失在了對欲望的執著中……“幸福的前提是健康，我必須要健康。”肖驍卻說，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被不舒服的環境壓迫著，也正是因為這種不舒服，才練就了我們的一身鎧甲。

正是類似上述這樣的“生產者式文本”，觀點的多元化與相對性，讓受眾能在節目中體驗到參與和解讀意義的樂趣。《奇葩說》聰明的一點在於它決定勝負的規則——不以哪方支持票數高而以票數變化數量決定，最大限度保持節目的矛盾性和多義性。

一個內容產品應該是被用戶消費並且達成某種滿足的：認知需要（獲得信息、知識和理解），情感需要（情緒的、愉悅的或美感的體驗），個人整合需要（加強可信度、信心、穩固性和社會地位），社會整合需要（加強與家人、朋友等的接觸），舒緩壓力需要（逃避和轉移註意力）。

《奇葩說》辯論方式的選擇和社會性議題設置，滿足了上述大部分需要，也避免了一些娛樂節目一味娛樂過後帶來的空虛。

《奇葩說》對處於關系焦慮中的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來說，就好比美國新聞工作者普利策解讀新聞記者對於社會意義的比喻一樣：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麽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奇葩說》闡釋信息的複雜、觀點的靈活和世界的多元，但選擇權和行動仍舊在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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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95後為何讓人們深感焦慮？

熱點微評 2017-06-12 10:29

來源 | 熱點微評（ID：redianweiping）

 作者 | 王新喜

當下創業者與投資人以及各種公司都開始試圖占領“95後”的心智，但研究認識95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

馬化騰曾經坦言，每天早上醒來最大的擔心是，不理解年輕人在想什麽，不知道現在年輕人喜歡什麽，這是最可怕的。很早前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誌曾經表達的焦慮也是年輕人的世界，搞不懂，但準備投資他們，然後再研究再學習。

當前，幾乎所有的科技硬件公司、互聯網公司、消費品公司都在強調要抓住年輕人的需求。我們同樣發現，玩得轉、抓得住新生代消費需求的公司都過得不錯，比如騰訊、比如OPPO。

古人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個世界永遠會圍著更新、更快、更富創造力的新生代轉，而現在這個新生代族群則是95後。95後是1996年到2010年間出生的一代人。他們也被稱之為Z世代。在中美兩國，Z世代人數都在逐漸成為主流。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95後、00後是真正的移動互聯網原住民，數碼電子產品是他們身邊不可或缺以及習以為常的一部分，比之80後，95後的大腦更早經歷了信息時代的改造與洗禮，通過手機和互聯網來社交娛樂消費遊戲，傳遞、獲取信息呈現出越來越低齡化的趨勢。

他們的人生歷程相對80後少了磨難，多了精神與物質的富足以及父母的寵愛。根據企鵝智酷的《解剖95後》報告，95後的平均人口出生率為1.62%，明顯低於80後和90後。後兩者的平均人口出生率分別為2.1%與19%，也就是說，95後擁有比上代人更高的獨生子女比例，他們也因此獨享了父母的資源，包括情感與物質投入。

這給95後帶來的特質與80後完全不同。他們沒有線上線下生活的區分，兩種生活融為一體，它們喜歡用表情來表達內涵，它們註意力更分散但又強於多線程網絡操作，對人生更有主見，有更強的消費欲望與精神消費的需求，它們當中由於生活在物質充裕的時代，更傾向於享受當下，越來越多接受超前消費，它們會是未來消費升級的主流人群。

按照企鵝智酷《“解剖”95後》的數據，95後群體未來將推動信貸服務的發展。因為在當前，沒有結余的95後占比達到15%。在信用卡、電商分期服務、移動支付普及的環境下，經濟負擔更輕的95後消費者會比父輩更接受超前消費。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早前有更實際的觀點：“父輩的存款和不動產將來都會給他們繼承，這個是最根本的，因而會更敢消費”。

但95後又是矛盾的，它們急於跳脫出父母對自己生活圈子施加的影響，所以我們看到它們更樂於在朋友圈展現自我，但屏蔽父母的行為又非常常見。企鵝智酷《“解剖”95後》報告顯示57%的95後不願意與父母分享網絡生活。它們對父母有很強的的防範心。

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叛逆。過去貼在80後身上的標簽是憤青。過去的80後的叛逆方式是標榜個性與自己的態度與想法，與長輩有觀念的碰撞與沖突，它們渴望通過抵觸與反抗上一代的陳舊觀點來跟這個世界談談，盡管韓寒或許不願意充當80後的代表，但事實上，韓寒的言論更多是代表了許多80後的內心掙紮與真實困境。

而95後的叛逆方式則又有著不同，它們不尋求通過觀念的沖撞來從上一輩身上尋求理解，更多是與長輩處於平行，互不幹擾，以一種更加溫和但又陌生的態度與長輩保持著距離而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因此，他們不尋求主流社會的話語權，而是更溫、更自我、也更小資的活在自己的群體與圈子之中，他們有自身的個性化品味，從直播打賞、到彈幕社交到各種粉絲群落，他們在各種亞文化中穿梭自如，有自己的審美體系與網絡話語體系，他們被稱為腦洞系，而非80後的視覺系。

零點咨詢機構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對於90後的特征曾提到一個關鍵詞：“松圈主義”，即他們喜歡圈子，但並不想與某個圈子保持得太緊密，而是具有相對的獨立性。過去的80後以反叛來標榜自身，而95後現在則以“喪”來自娛自樂自黑，娛樂性的自黑是他們完成自我救贖與排解焦慮的方式。

暴走漫畫創始人任劍曾表示：70、80後在一塊可以聊一些共同的話題，但是往90後、95後走，話題空間越來越窄，現在大家能一塊聊的也就是王者榮耀了。

創業者與商家如何瞄準這個群體，琢磨他們的口味，顯然難度要大過以往。

在任何一個時代，我們幾乎都會看到上一代會給下一代貼上一個標簽以及或多或少存在著偏見，但幾乎都離不開一個共性的標簽就是：垮掉的一代。

曾經的“80後”面對著70後，都自信的以為自己的時代已經轟然來臨。而80後同樣被上一代貼上“垮掉的一代”這樣一個標簽，80後普遍沒有70後的迷茫和理想主義，成長於改革開放的80年代顯得更為自信甚至憤青，他們反抗既有遊戲規則以自身反叛的方式崛起。

17歲的韓寒年少成名，其叛逆的個性曾遭到老中青三代的“圍攻”，但並不妨礙韓寒成為80後的精神領袖，在當時的文化時代背景下，80後是一個不受待見的叛逆群體。那時大概沒有人想到，對80後的責難，後來都轉移到90後的身上。“非主流”、“腦殘”、“炫富”曾經一度成為90後的標簽。

再後來，90後創業者是一個被資本熱捧的標簽。從余佳文到馬佳佳，它們成為90後創業者崛起的標誌性人物。

但他們的成功轉瞬即逝，也讓許多人重新審視，盡管90後是開發潛力巨大的個性一代，但資本基於自身利益訴求對這一群體標簽與創業者的捧殺，顯然並不利於該群體的成長與成熟。我想這可能是當下很多創業者與投資人的擔憂。

但總的來說，95後這一群體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創業者、VC、巨頭要爭取、拉攏、討好的對象。早前複旦大學社會科學數據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截止到2013年年底，80後的已婚比例達到了53.78%。

《中國青年報》的調查發現，2750名受訪者中有83.1%患有不同程度的下班沈默癥，而如今，最後一波90後已經參加高考。當前，80後的重心更多的是在疲於應付家庭和職場的瑣碎，而感嘆著詩和遠方。

許多80後也面臨著《男人四十》中林耀國式的危機：錢權皆無、婚姻搖搖欲墜、自我價值失落，而且錯過了挽回的時機。在互聯網創業者與巨頭要爭取的用戶群體中，80後慢慢開始從主流群體退讓出來。

相對比而言，沒有歷史包袱，出生於中國工業化快速發展與互聯網快速普及的一代，背靠父輩的財富積累，95後在消費理念與消費物質基礎、超前消費欲望上逐步與西方看齊，它們是互聯網正在拼命爭取與研究的消費群體。

比如說，95後亞文化的存在是創業者與資本所關註的，而商業營銷定位引入90後的消費指標來計算公司產品設計與運營，投入與產出，調性與文化，幾乎會是未來許多創業者與VC必然要做的功課。有人說，從“感覺身體被掏空”一曲的刷屏到“逃離北上廣”的成功營銷案例，就在於他們抓住了該群體中喪文化情緒宣泄的窗口。

鴻溝的產生，往往源自於看不懂以及看不起，到最後往往來不及。

正是因為人們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在當下，許多互聯網公司為了迎合90後乃至95後的轉型而焦慮不堪。有數據顯示，Facebook只有22%的用戶在24歲以下，Snapchat上24歲以下用戶占比高達51%。

年輕一代的消費習慣、生活方式、興趣焦點正在塑造新的消費文化，這讓這讓曾經欲以30億美元收購Snapchat被拒的Facebook壓力大增。

當幾乎所有的互聯網產品都圍著90後乃至95後打轉，但它也將許多企業推入到到迎合95後的消費升級大潮的漩渦里，他們正在進一步轉換品牌溝通方式與產品理念。

當前，為了迎合95後的喪文化還是元氣文化或者中二病，其本質都是商家與企業尋求與95後的相處方式與溝通方式。

他們承接著當今時代的變遷和中國社會的轉型，他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價值取向、身份認同都代表著未來消費文化的傾向，我們研究他們並不代表要捧殺他們或者迎合他們，而更多的放下焦慮而尋求理解，理解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的時代特征，放下成見，才能更好的融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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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的焦慮：不是賺錢而是如何“健康”發展

界面 2017-07-25 14:43

來源 | 界面（ID:wowjiemian）

作者 | 王付姣

在上海40度的高溫天氣里，能讓二次元人群走出家門的恐怕只有B站一年一度的線下活動了。

Bilibili World展會連辦三天，吸引了近10萬人次的參與。參與者有高人氣的UP主、視頻創作者、Coser、二次元玩家，同時吸引了肯德基、Nike、美寶蓮等傳統零售快消品牌的參與；同步進行的是晚上的BML（Bilibili Macro Link）演唱會，二次元狂歡特有的應援禮儀響徹整個梅賽德斯奔馳中心。

BML晚會現場

與這種盛況不同的是，B站在最近兩個月內風波不斷，遭受諸多質疑：先是今年5月尚視影業選擇終止在影業上和B站合資公司合作模式；而後在7月12日，因為“內容審查”等原因，B站上的許多國外影視作品被下架。

在BML接受采訪期間，B站董事長陳睿第一次正面對此事做出回應，他解釋稱B站目前的審查是“自我審查”，純粹是對內容操作的策略性調整，持續時間至少在1-2個月左右，部分合規視頻已重新上線。

線下活動對B站意味著什麽？“八歲”的B站下一步重點是什麽？被吐槽爛了的商業變現問題，有什麽新進展？在接受采訪過程中，資深二次元用戶、70後董事長陳睿對這些問題做出了回複。在他眼里，B站現在還挺健康的。

線下狂歡

當二次元用戶聚集在Bilibili World現場時，你才能感覺到年輕、充滿激情的群體力量。

出於巧合，Bilibili World和淘寶造物節同時在7月酷暑天舉辦，兩者也有相似的地方：都想牢牢抓住年輕用戶、都是基於互聯網內容的線下實體。Bilibili World想打造成一個線下版的B站，一直是“網友”的UP主和粉絲終於可以在這里見面了，陳睿將其定位於“用戶和UP主產生的連接”。

這個“連接”對於一些小眾UP主尤其有吸引力。

深圳一家虛擬藝人設備公司在展覽當天就賣出了三臺產品，單價3680元。這款名為“琥珀·虛顏”的虛擬藝人被認為是全球第一個擁有人工智能的虛擬產品、由羽泉組合簽約。

“琥珀·虛顏”展區

琥珀·虛顏也是知名科幻作家讀書之人新作《來自瓦歌世界的琥珀》的女主角。

實際上，該公司就是利用3D全息投影技術，將虛擬人物形象具象化。深得二次元粉絲的喜愛。

琥珀·虛顏現場工作人員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作為一家硬件公司，後面還會有更大的IP合作。目前與騰訊的簽約正在進行中。來到Bilibili World正好是品牌形象的一次展現，可以看到二次元用戶的真實反應，下周還將去China Joy現場。

一些小眾的UP主更希望通過這次展會擴大的自己的品牌知名度。以“慢點視頻”為例，他們是利用特殊的拍攝方法，將所有動作鏡頭都放慢，比如慢鏡頭砸iPhone時觀察中間的變化、記錄頭發被大吹風吹起時的反應。作為小眾類型的視頻節目，慢點視頻最輝煌時也上過B站首頁，最高量的視頻瀏覽量有30多萬。

但由於前期拍攝成本投入巨大——拍攝設備20萬美元，不同場景的搭建更是耗時耗力。慢點視頻有強烈的變現需求，他們更渴望得到平臺的青睞。就以目前B站上微薄的打賞，養活他們5個人的小團隊都很有難度。

據B站官方公布的數據，目前UP主創造的流量內容占到整個B站流量的70%左右，目前這個比例還在提升。

陳睿對於如何留住UP主顯得十分有自信，“B站社區和B站這個公司是兩個概念。社區是屬於大家的，用戶、UP主、公司都是社區的一部分。公司承擔的是一個物業的角色，UP主更像在里面開店的。”陳睿這樣比喻。

為了扶持優質內容，B站很多策略都是“反流量的”，意思是不以流量為視頻推薦的絕對標簽，而有一套公平的流量分配機制，只要UP主自己持續創造優質內容，並樂意和粉絲活動，就有成為大號的可能。

在談及其他視頻網站的競爭關系時，陳睿認為，“沒有平臺比B站可以給他們提供更多真實的流量。”陳睿同時承諾，B站上的每一個數字都是絕對真實的。

現場有趣的是，一共有六家大眾快消品類也出現在了Bilibili World，分別是：Nike、統一、美寶蓮、肯德基、聯通、高潔絲。“打破次元壁”是所有品牌想變得年輕化的願望，這幾家是吃螃蟹的人。

肯德基市場部Nano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整個合作的籌備期大概一個月左右，除了現場的展臺外，會與B站合作出四個徽章；一般二次元主題的合作，還會配合周邊門店的裝修；有時會有AR掃碼換禮品的活動。

B站吸引來的年輕群體對它們來說太重要了。沒人不想變得年輕。

按照iResearch的預測，我國二次元用戶規模在2016年達到2.7 億人，其中核心二次元用戶約7000萬人。可以認為，如今的“二次元”概念已遠遠超越了“小眾”、“亞文化”的範疇。

6月26日，B站開啟八周年慶祝活動，它的活躍用戶已經累計超1.5億，UP主100萬。周年慶官網下收到了6000多萬名用戶的生日祝福。25歲以上的用戶只有不到10%。

變現、變現，變現

陳睿為人低調，除了BML期間平時很少會接受媒體采訪。但每次在公開場合路面，必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B站的商業變現和盈利問題”。八年了，變現就像一個緊箍咒，纏在B站的上頭。

這次他采用了一種半開玩笑的方式，“中國沒有任何一個視頻平臺是盈利的，我們爭取在愛奇藝後盈利。”

對於資本層面的融資消息，陳睿沒有公布任何新信息。反倒認為，大家應該更關註產品和社區，對公司層面關註的越少越好，並重新澄清了辦Bilibili World的目的不是為了變現，線下活動也不該是一個互聯網公司重要的收入來源。

“B站在變現方面可能會做的比較謹慎，但目前來看還是挺健康的。變現主要來自於用戶的消費願望。”陳睿認為，“創造大家喜歡的內容的平臺，不會面臨真正變現的問題。因為娛樂、內容，大家因為開心而買單，這是非常自然的需求。”

他最後說，人生如此艱難，我們還是需要尋找一些開心的東西。

陳睿自己也是B站最早期的用戶，他形容那時B站的氣質是“大家都有一種見到同誌淚汪汪的感覺。”二次元愛好者發現B站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同時覺得二次元文化可能永遠不會被主流文化認可。

在一個平臺上，誌同道合者的認同感帶來的是純粹的用戶。B站最開始用戶量的增長都是靠口碑傳播，覺得真正好了才會推薦給朋友。

出於保持社區純粹性的照顧，陳睿一直要處理兩種平衡關系：一方面保持變現的商業需求和用戶體驗的平衡、另一方面維持B站用戶量增加和二次元社區純粹性的平衡，換句話說，保證B站不被主流文化稀釋掉。

B站不是沒有嘗試過加快商業化步伐。

比如推出了正版新番承包制，並逐漸上線了“投硬幣”和“充電”這兩種鼓勵用戶自發付費的方式，類似於打賞。

陳睿曾公開承諾，貼片廣告與陳睿價值觀沖突，一直在B站考慮範圍之外。在2016年，應版權方的要求B站做過一次貼片嘗試，人氣動畫《從零開始異世界生活》的開頭出現了15秒的自制廣告，但讓不少用戶反彈。

沒有付費、沒有貼片廣告。B站在大IP版權的爭奪戰中就顯得十分被動。傳統視頻網站，比如愛奇藝、優土等，搶到新番的獨家版權後，很多會選擇會員付費觀看制度，來攤薄成本。而B站不同，這甚至一度讓人誤以為B站喪失了搶奪新番正版版權的熱情。

B站也有會員制，和內容付費的關系不大。B站的會員更推崇用戶所獲得的榮譽和特權，在整體不影響公平性的前提下，會員有機會獲得表情、空間頭圖的使用特權。目前陳睿沒有透露具體的會員數字。

目前遊戲區是重頭戲，占了B站最大一部分流量，甚至超過了B站視頻區的流量。B站的遊戲聯運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這或許將成為B站下一階段主要的營收來源。

最明顯的例子是陳坤代言的一款名為《Fate/Grand Order》（以下簡稱“FGO”）的遊戲。2017年5月，隨著FGO國服推出更新，新英靈黑貞德進入卡池， FGO國服拿下了首次登頂 App Store 暢銷榜的好成績，“超越”了《王者榮耀》。

作為小眾的二次元遊戲，FGO的成功被認為是B站遊戲聯運成功的標簽。它是日本動畫作品 Fate系列的首款正版手遊，由 TYPE-MOON（中文名：型月）出品。2016 年 9 月 29 ，FGO國服（中文譯名：命運-冠位指定）由 B 站的代理正式與國內玩家見面。

2013 年開始 B 站開始涉足聯運頁遊，並在《崩壞學園 2》大獲成功後繼續接手了《LOVELIVE！學園偶像祭》、《梅露可物語》、《夢王國與沈睡的 100 王子》（夢 100）等手遊產品，完善了B站的遊戲業務。

據《2016 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數據，在 2016 年月均充值額人民幣超過 1000 萬元的移動遊戲中，玄幻題材遊戲市場收入份額較大，占比 32.3%，其次為西遊、三國題材。此外，日漫題材產品收入份額穩步提升，占比 13.7%。日漫題材顯然是手遊的新熱門領域，網易的《陰陽師》就走了一部分日漫風格。而日漫風正是B站最擅長的領域。

據陳睿介紹，到現在B站一年推的遊戲在10款左右，第一年只有3款。他認為，B站做遊戲並不明確是變現手段，而是把它當成內容。遊戲在一家公司基本承擔了養家糊口的角色，但B站想走不同的路。

未來，B站可能還會上一些輕量級的遊戲，來豐富聯運的遊戲品類；同時，B站目前正在自主研發一款遊戲。

歸結起來，陳睿認為變現的問題，B站的變現還處於非常早的階段。現在B站的收入主要來源於用戶的主動消費，比如遊戲、直播等項目。“但現在看它的收入不能代表以後的收入組成。”

矛盾和未來

就像知乎面臨的問題一樣，新用戶數增加的同時，B站必要面臨老用戶群體被稀釋的問題。雖然有一段時間，B站“變態”到要用問卷提高新用戶的註冊門檻，但新用戶還在源源不斷地增長。

所以就像對知乎的評價一樣，B站變了。這是社區內容運營者繞不過去的話題。新的鄙視鏈出現了，有人會說，“XXX是小學生發的彈幕。”

不可否認的是，B站越做越大、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會認為，這是一個二次元內容、資源集中的地方。原先最早一批參與B站的人會感覺完全不一樣了。陳睿認為，B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加強運營，這是每個社區運營的必然階段。

小黑屋、仲裁所、彈幕凈化計劃、加強舉報…這些運營措施都在完善B站制度，避免新老用戶產生無謂的爭吵，影響公共區域的使用體驗。陳睿知道，讓1億用戶徹底滿意，那是不可能的。

在未來，B站將加大原創內容的扶持力度。比如，除了投資以外，會參與到一些內容的制作中去，同時加大遊戲自主研發。

二次元產業鏈可分為內容創作、渠道發行、和衍生開發三塊。與一般文化產業類似，二次元產業鏈和商業模式的核心也在於前端優質IP內容的孵化，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全產業鏈運營，實現IP價值的最大化。但目前這套鏈路並不完善。

陳睿將自己比作“開荒者”的角色，通過B站的成功來驗證二次元文化產業的路，而這條鏈路上未打通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專業的分鏡、漫畫作者仍然十分緊缺，產業鏈條不完善帶來了許多問題，這些都需要時間慢慢解決。

就像陳睿說的，內容的豐富性才是創造一切的可能，未來B站能做的還有很多。界面新聞記者問他最近在焦慮什麽，他回答稱，焦慮B站如何能夠持續地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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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曝光海外資產，隱形富豪最焦慮

CRS旨在實現跨國間稅收居民金融賬戶的信息透明化，讓逃稅者、洗錢者和腐敗分子的海外資產無處可藏。（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

CRS將逐步帶來中國富裕階層的全部資產透明化，“就像是把裝滿黃金和珠寶的箱子從地下室請到地上來了”。

過去，可以利用國家間的信息不對稱到處藏錢，但CRS實行兩到三年後，這樣的時代將被終結。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家族辦公室團隊負責人王芳，最近經常遇到焦慮甚至恐慌的客戶。

2017年7月的一次演講後，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到後臺問她：“我在香港配置了1.5億金融資產，我該怎麽辦？”她的錢都是從地下錢莊出去的，王芳的演講聽得她心驚肉跳，直冒冷汗，“恨不得立即飛到香港去處置資產”。

這位女士的恐慌，來自中國版“CRS”（全球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的出臺。目前全球已有100個國家實施CRS，旨在實現跨國間稅收居民金融賬戶的信息透明化，讓逃稅者、洗錢者和腐敗分子的海外資產無處可藏。

在國內，首先被調查的是賬戶加總余額超過100萬美元的高凈值客戶。對於這些富豪來說，納稅倒在其次，他們最擔心的是其海外財富的公開，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對資金違規出海的清算。

這批海外資產有多少？“這是一個大到你無法想象的體量，而CRS就像是把裝滿黃金和珠寶的箱子從地下室請到地上來了。”王芳說。

CRS來了

簡單來說，就是先撈“大魚”，一年以後再撈“小魚”。

2017年5月23日晚，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和“一行三會”六部委共同發布《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國內地從7月1日開始實施，被稱為中國版“CRS”的立法。

該《辦法》規定，銀行、證券、信托、期貨、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開展對非居民金融賬戶的盡職調查。“非居民”概念指中國稅收居民以外的個人和企業。

認定是否稅收居民的標準不僅是境外身份證明，還包括境外居住地址、電話號碼、賬戶等。也就是說，“稅收居民”的概念比身份證明更為嚴謹，還包括個人居住痕跡。

對於新開的賬戶，上述金融機構在註冊時就要區分是否非居民；對於既有賬戶，要求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高凈值客戶（6月30日前賬戶加總余額超過100萬美元）的調查，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低凈值客戶的調查。簡單來說，就是先撈“大魚”，一年以後再撈“小魚”。

對於存量的非居民機構賬戶來說，則要完成6月30日前賬戶加總余額超過25萬美元賬戶的盡職調查，低於這個金額的無需調查。

需要匯總的信息包括非居民賬戶的持有人姓名、現居地址、稅收居民國（地區）、納稅人識別號、出生地、出生日期；賬號、單個金融賬戶余額、利息、股息等。

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機構需要在國家稅務總局網站註冊登記，並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報送上述盡職調查信息。國家稅務總局獲得這些信息後，將與賬戶持有人的居民國稅務主管當局開展信息交換。首次對外交換信息的時間為2018年9月。

舉例來說，比如有個人早年在香港一家銀行存了一千萬美金。此前這筆錢內地是不知道的，但CRS實施之後，因為他是內地人、在內地居住，屬於內地稅收居民，涉稅信息須傳回內地。

這家銀行通過計算機篩查，會發現他是用港澳通行證開戶的，會給其賬戶打上海外稅務居民識別標記，把賬戶信息與其他非居民的賬戶信息匯總後交給香港稅務局。明年9月，香港稅務局會把它傳給內地稅務機關，以跟內地互換香港客戶的信息。

與國際接軌

外國人在海外藏資產是為了避開高達40%的遺產稅；中國人則更多是為了資產保值、子女留學，或隱藏來歷不明的財產。

作為國際稅務從業人員，科林曾分別在瑞士、避稅島以及倫敦工作，多年來專職研究CRS。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剛剛在國內引起關註的CRS在英國等地從2014年就開始了。

國際上最早做這件事的是美國。2010年，美國頒布《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要求外國金融機構向美國國內收入局報告美國稅收居民（包括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賬戶的信息，否則外國金融機構在接收來源於美國的特定收入時將被扣繳30%的懲罰性預提所得稅。

據科林解釋，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德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與美國簽訂這個協議之後，覺得這個制度好，希望也可以搞一個類似的多邊模式，“歐盟國家都贊成這麽幹，所以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搞了個全球版的統一報告準則，就是CRS，比FATCA簡化”。

2014年7月，OECD版CRS發布。後來，G20峰會希望將其推向全球，共100個國家分兩批加入。作為G20的成員國之一，中國是第二批加入CRS的國家。

據科林觀察，同樣是在海外藏資產，國外和國內富人的動機往往不同，外國人是為了避開高達40%的遺產稅；中國人則更多是為了資產保值、子女留學，或隱藏來歷不明的財產。

CRS在國內落地的難度要大於國外，因為國外金融機構和稅務部門之間可以數據共享，而國內稅務機關要獲取資產信息，須滿足一系列條件和經過嚴格的程序，才可以去查銀行存款賬戶。

“CRS以後，這些金融信息稅務部門全都掌握了，但搞笑的是，只傳非稅收居民、不傳稅收居民的。意思是，我的錢在國外會被稅務部門知道，在國內反而不會被知道。”科林說。

另一個困難在於，中國金融機構對客戶資料的保存非常簡單。比如申報CRS時，電腦系統里看不到客戶的海外識別標記，不知道這個人是境外身份。上述《辦法》規定，金融機構要開展電子記錄和紙質記錄的檢索，包括過去5年中獲取的和賬戶有關的全部紙質資料，可以想見這是多大的工作量。但是在國外，個人在金融機構開戶時就會填寫十分詳盡的調查問卷，所以歷史資料在電子系統里很完整。

在國外，金融賬戶的盡職調查還會借助專業的外包團隊。王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英國，各大銀行要聘請兩個外包商，一個是印度的IT團隊，一個是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比如一家銀行有20萬客戶，它會把所有的客戶數據傳給IT公司，後者用電子檢索的方法，把有海外識別標記的客戶篩選出來。然後把這些人的信息交給會計師事務所，再人工審核是否合規。最終會計師事務所將報告交給銀行並上報英國稅務局。

“CRS是個新東西，總行知道的人都寥寥無幾，何況需要匯總信息的各地支行網點。”對CRS頗有研究的私人銀行家古致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國內金融機構完全不知道該怎麽做CRS，“必須在明年5月31日前報出去，怎麽報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渣打銀行（中國）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行已專門成立了特別工作組，通過系統升級、開戶流程梳理、組織內部培訓及積極與相關客戶溝通，於7月1日開始實施CRS對客戶的盡職調查。

最惶恐不安的人群

最為驚慌的是兩類人，一是依托避稅天堂做生意的國際貿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錢莊等違規方式資金出海的富人們。

“驚慌”，幾乎是所有采訪對象觀察到的國內富人們的共同反應——驚慌來自財產披露的不安全感、可能新增的納稅負擔以及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產可能面臨的“秋後算賬”。

在CRS的國家（地區）名單中，包括中國香港、瑞士、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等幾乎所有中國人喜歡配置資產的地方，也包括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

面對CRS最為驚慌的是兩類人，一類是依托避稅天堂做生意的國際貿易商，另一類是借由地下錢莊等違規方式資金出海的富人們。

王芳記得，有一次講課之後，一位聽眾非常著急地找到她，要送她去機場。原來這位先生從事國際貿易行業，在國內生產汽車儀表盤，在開曼等海外避稅地成立多個殼公司，他把貨賣給這些公司，殼公司再與國外的買方簽合同，以此方式得以避稅。

根據CRS規定，這類殼公司屬於“消極非金融機構”，包括設立在某避稅地、僅持有子公司股權的中間控股公司。如果其控制人是非居民，這些機構和控制人的賬戶信息也要報送回國。

這些殼公司的賬戶往往開在香港，因為實際控制人是內地稅收居民，所以CRS下這些公司的賬戶信息會被香港金融機構搜集、上報，交換回內地。不僅無法再避稅，之前的欠稅也可能會被追繳。

除了國際貿易商，最恐慌的還有資金繞過外匯管制出境的人。

如果錢從非正規渠道流出，在CRS實施後，產生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稅收，而是追究錢是怎麽出去的，“如果走地下錢莊，可能是要被判刑的。”王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第39條規定，違規將外匯轉入境外的，責令調回，並處逃匯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逃匯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般來說，資金通過地下錢莊出海的方式是“對敲”。地下錢莊在境內和境外分別設有公司，若需要人民幣換美元，它會讓客戶把錢打到境內公司的賬戶上，它的境外公司再把美元打入客戶的境外賬戶中。

古致平說，超過5萬美元出境就是違反國家外匯管理條例的，但是地下錢莊在這些年里一直悄悄發展，“體量很大，尤其是去年，為了抵抗人民幣貶值，大批富人配置海外資產”。

此前，內地人赴香港買保險可以刷銀聯卡，這成為了很多人資金出海的通道。CRS之下，這些保單賬戶信息也都會被送回內地。

一位香港保險公司的從業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CRS之下內地富商們很焦慮，他們一向低調謹慎，很多富商極力避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富豪榜單上，這下他們全球的資產都將被看透，“他們非常沒有安全感。”

CRS催生的生意

如何規避CRS，儼然已變成了一門生意。

打開百度搜索“CRS”，排在前面的搜索結果，都是各類資產公司兜售“如何規避CRS”的推廣鏈接。怎樣躲開CRS，儼然已變成了一門生意。

市面上，主要的“解決方案”是兩種：買護照或者買保險。

買護照，是指持有100個CRS國家以外的他國護照。但根據“稅收居民”的標準，換了國籍還不夠，還需要印證居住信息。換句話說，如果你買了多米尼克、安提瓜這類偏僻小島的護照，還要舉家住過去。

古致平介紹說，最近國家出了新規定，若發現雙重國籍的中國居民，將直接註銷其中國身份證，“這下可麻煩了，你變成了三五萬人口的小國國民，以後進中國都要辦簽證的”。

第二個辦法是買保險，比如中國臺灣地區和美國目前不在CRS範圍內，於是這兩個地區的保險產品火了起來。

但是，中國沒有和美國簽訂協議是因為FACTA比CRS複雜得多，目前國內的水平配合不了。若是經過幾年CRS的磨合，中國去簽FACTA是可期的。

中國臺灣及其他地區也是如此。“臺灣今年不是CRS地區，也許明年就是了。而保險產品不是買一年就能撤的，退保退回來的錢可能很少。”古致平說。

規避CRS的第三種辦法，是持有非金融資產，比如房子、珠寶、藝術品，這些資產暫時不在CRS盡職調查的範圍內。

王芳觀察到，2016年以來內地客在香港買房子的熱情又高漲起來了，她認為這與CRS有關。香港特區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香港房價已連續8個月創新高，過去15個月累計上漲近24%。

“內地富商在港持有金融資產的體量過於龐大，推高了整個香港房地產的價格。即便有高達30%的印花稅，也沒能擋住買房人的熱情。”王芳說。

“不做困獸之鬥”，采訪中南方周末記者經常聽到業內人士說，CRS將逐步帶來中國富裕階層的全部資產透明化。過去，可以利用國家間的信息不對稱到處藏錢，但CRS實行兩到三年後，這樣的時代將被終結。

“CRS將為國內整個社會的稅收稽查，以及遺產稅、贈予稅等個稅的開征打下堅實的基礎。”王芳說。

另外，個人境外房產信息的跨國披露已經在歐洲悄然進行。科林說，2015年起，歐盟國家要進行跨國五大非金融類收入和資本的信息自動交換，包括受雇所得、董事費、壽險產品、養老金和不動產所有權及來源於不動產的收入。

這意味著，繼金融賬戶透明化之後，全球也即將迎來不動產信息透明化的時代。

（應受訪者要求，科林為化名）

焦慮的第二梯隊

接招 2017-10-12 14:24

來源 | 接招（ID：itakethat）

作者 | 方浩

當阿里市值突破4700億美元、超越亞馬遜的時候，百度市值也達到了歷史新高：900億美金。幾個月之前險些超越百度的京東，目前市值依舊停留在500億美金+的段位。京東背後的大股東騰訊市值目前約為4200億美元。AT市值持續走高，百度後面緊追。其他人還是其他人。

國慶長假前問一位獨角獸公司創始人忙什麽呢，他說在考慮拿A還是T的錢。我說市場正在回暖，不抓緊獨立上市麽？他回了一句：就算上了，市值也不一定比未上市的估值高。

想想真是大實話。除了BAT，再加上京東、網易、攜程和微博，中國上市互聯網公司目前沒有一家市值過百億美金的了，反倒是估值過百億的有一大把：滴滴、小米、美團、今日頭條以及螞蟻金服、陸金所。

360、唯品會、美圖都曾入選過百億美金俱樂部，YY和陌陌一度很接近，但目前他們的市值都沒有前面提到的幾家獨角獸估值高。聚美優品上市的時候，美團估值還沒到30億美金，今日頭條還不到10億，騰訊剛剛突破千億美元大關。聚美優品市值最高時約60億美金，今天只有不到4億美金。

幸運的是，陳歐並不孤單。360、唯品會、獵豹、YY都經歷了股價和市直的大起大落，盡管表現得並沒有聚美那麽誇張。

它們曾被視作中國互聯網的第二梯隊：在2010年移動互聯網時代全面開啟之後，在中國創投模式由to VC變成to AT之前，這些互聯網老炮+新貴先後登陸資本市場。

它們有一個共同點，不管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都具有顯著的移動互聯網色彩，因為在BAT尚未確立絕對統治之前，第二梯隊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江湖的一股變量。

歷史並不久遠。360上市時，給華爾街的投名狀是中國用戶量第二的互聯網公司；妖股唯品會一度讓天貓很焦慮；獵豹撐起了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出海大旗；雄心勃勃的莊辰超不得不向百度和攜程低頭；美圖股價落下去的速度比起來還快；至於樂視，就像一個從市重點中學轉到郊區技校的奇葩學渣。

很久以前，上市是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成人禮，在贏家通吃的流量江湖里，誰先上市誰就等於上岸了。世紀佳緣上市的時候，誰會想到日後會被新三板上的百合網收購？簡直等同於被一個自己當初看不上的人給掰彎了。高德、優酷上市之後先後被阿里收編，去哪兒跪倒在攜程面前，途牛投靠了京東，而京東和58又拜了騰訊做幹爹。合並同類項，首先合的是已上市的第二梯隊。上岸之後先拜碼頭，沒毛病。

唯品會市值最高時，約125億美金，現在只有不到50億美金。2014年，京東和阿里先後上市。京東上市時市值不到300億美金，阿里上市時2300億美金，如今二者市值都翻番。而過去三年，唯品會被蒸發了近80億美金，聚美優品被蒸發了50億美金。真金白銀都哪去了？一目了然。

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第二梯隊在股價和市值被華爾街鄙視的同時，每個季度、每個財年都是盈利的。聚美現在每年還有幾千萬刀的利潤，陌陌甚至每個季度的利潤都是幾千萬刀，比起那些靠燒錢續命的獨角獸，本應該很滋潤才對，但就是股價萎靡、市值萎縮。在華爾街眼里，這叫有錢賺、沒未來。

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今日頭條剛上線的時候，360市值正走在逼近百億美金的康莊大道上。現在今日頭條估值已經超過200億美金，360又在走向逼近A股的康莊大道上。不能說現在360的價值比頭條低多少，而是說，當第二梯隊眼里只有前排BAT的時候，身後提刀的人並不認為自己天生屬於第三梯隊。張一鳴看到的不是周教主，而是周教主前面的Robin Li。

坐在那全是老炮，一看股價全都山炮。過去幾年，第二梯隊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形勢比人強，強到還沒反應過來，別人已經上桌了，而且位置一上來就比你好。牌面越來越小，底牌越來越少，還留在桌上，但需要放手一搏。

前有狼，後有虎，這是第二梯隊的現實處境。互聯網的整體流量是穩定的，所以只要巨頭的流量越來越多，留給第二梯隊的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小。再加上一大批新晉獨角獸的蠶食，每個季度財報上能有點油水就不錯了。要麽去尋找新的流量藍海，要麽去尋找彎道超車的歷史機會，這是擺在第二梯隊面前的唯二選擇。

所以賣化妝品的陳歐要研究充電寶，做海外貿易的傅盛要搞AI，玩小視頻的馮鑫要挺近TV和VR。可以肯定的是，即將加入第二梯隊的王小川也不會再提什麽三駕馬車，因為華爾街不相信過去。

但第二梯隊走到今天，確實不容易。王小川熬了多少年？馮鑫做了多少年？陳歐創造了最快上市紀錄，但人家從高中就開始折騰創業了。每一步都算數。

做B2B的阿里，抓住了C2C的風口，趕走了易趣、鎮住了亞馬遜，從一種沒有做成的電商模式跨到能夠一家獨大的電商模式。不是做淘寶的馬雲厲害，而是因為先有做黃頁的馬雲。百度市值半年漲了幾百億美金，如果李彥宏真的只會賣藥，那百度就早被京東超了。基因和傳承太重要了，重要到所有新的利益集團其實都是來自舊的利益集團。

說第二梯隊的日子不好過，不等於未上市的獨角獸日子就好過，冷暖自知。最近幾家排隊赴美IPO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大部分屬於在天朝一級市場搞不到錢、硬著頭皮去忽悠美帝二級市場，和自知考不上國內名牌大學、很早就去美國讀高中的二代沒有本質差別。

但不是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個創業者都有資格加入第二梯隊，上市不等於上岸，上岸不等於上桌。愛護第二梯隊，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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