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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司如何自由出生 「阻力很大,跟各路人馬PK」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780

頂著「滅了一個行業」、「改掉一個機構」的反對和質疑,深圳商事改革最後還是衝破重重阻力,把註冊公司的門檻降到了最低。接下來,人們期待的是行政審批體制改革能夠更快推進。

「現在門檻基本沒有了。」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監管局」)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13年3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正式實施,以立法的形式結束了自《工商企業登記管理條例》頒佈31年來,工商註冊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的折騰史。

根據這一規定,工商註冊不需要驗資、不需要地址審核、不需要資質審批,免交註冊登記費,註冊新公司領取營業執照的程序變得非常簡單——幾個股東,簽一個公司章程,有一個住所,就可以辦了。

一位深圳代理註冊公司的合夥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認為沒有必要再找代理了。」過去,工商註冊最少需要一個月時間,現在已經縮減到幾天,名稱核准後即可辦理執照。

比深圳市更早啟動這一改革的是珠海市橫琴區、佛山市順德區和東莞。早在2012年4、5月間,這些地區就分別以政府文件、政府規章的方式率先推行類似的商事登記改革。只不過,深圳和珠海這一次是國內率先用立法的形式來推行此項改革。

這項改革看起來風平浪靜,事實並非如此。一位參與改革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們遇到的阻力很大,跟各路人馬PK。」

「打倒一片」

「你的一張紙就可以讓註冊會計師行業的上萬人失業,其中有不少是這個行業的優秀人才,這將會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不僅剝奪了國家賦予註冊會計師的驗資的法定業務,也剝奪了註冊會計師的審計的法定業務。」

這是一位在深圳執業超過十年的註冊會計師2012年6月在網上的留言。當月,深圳市法制辦在網上徵求《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草案)的意見。

當時最多的反對意見來自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因為註冊資本認繳制、年檢不用提交驗資報告,對他們業務衝擊很大。

一位會計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改革至少改掉了會計師事務所1/3的業務,「打倒一片」。深圳會計師事務所普遍規模不是很大,主要業務還停留在審計、注資報告上。改革後,除了外資需要審計外,這些所就只剩下諮詢業務了。

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鬧得很大」,甚至還去市政府、法制辦抗議。2012年8月,規定在人大審議的時候,就有一名來自會計師協會的代表明確反對。他的理由是,這個草案若是通過了,就和公司法的註冊登記制度規定衝突。

深圳市監管局領導帶隊跟協會溝通。其實,深圳市監管局從2010年就開始陸續和四大行合作「工商E線通」(錢到賬,就可以看到銀行編號,信用對接,就不用提交驗資報告)。換言之,不管立法是否出台,驗資是已經砍掉的部分。

深圳註冊會計師協會秘書長周上忻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她表示,此前是出於完善制度的考慮向上提意見,協會理解政府、支持改革。

對這項改革懷有疑慮的還有各地工商部門。在2012年12月國家工商總局於深圳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些地市工商局局長擔心,「改革會不會把工商局改沒了?」

深圳倒不擔心「工商局改沒了」。因為深圳本來就沒有工商局了。2009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機構改革,將工商局、質監局、知識產權局的職責,以及衛生局餐飲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整合劃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但其他地市的工商部門就比較擔心。事實上,這個改革,只是讓工商部門把職責重點從清除無照經營放到後期執法——反不正當競爭、消費者保護等方面。

「他們暫時不能理解,或者說沒有想好。」深圳市監管局一位人士說。

與會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甘培忠也當場表示,條件沒有成熟,自己一點都不看好這次改革。甘培忠後來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商事登記改革,要改的是行政審批,深圳沒敢大動這一塊,而是動了資本制度,有點劍走偏鋒。

甘培忠擔心,改革註冊資本制度後,會出現大量皮包公司,信譽體系亂套,債權人的權益很難得到保護。

「猛地還給他們,不習慣了」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的一項內容,就是要去掉營業執照上的經營範圍,即去掉前置審批。註冊人拿到營業執照之後,再去相關部門審批,把審批權還給相應的監管部門,誰審批誰監管。

深圳市監管局歸還審批部門監管權,各部門的不適應隨之爆發,監管執法成了大問題。以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為例,審批程序調整後,娛樂、印刷、網吧等21個原本由監管局和文體旅遊局共同查處的執法事項,一下子全部落到了文體旅遊局一家頭上。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市場監察與執法協調處副處長夏向陽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深圳全市文化執法編制人數只有121人,原本要應對一萬多持證文化經營場所,審批劃轉後意味著原本由監管局負責的無證文化經營場所也要納入管理範疇,初步估計無證場數量已經超過萬家,「市場監管壓力巨大」。

「依賴我們慣了,猛地還給他們,不習慣了,反彈了。」一位改革參與者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說,每次只要各個部門坐在一起,一談改革,他們就提這個要求——能不能給我們保留前置審批?

2012年5月,實施方案推進意見出來後,協調會開得多了,各個部門都是一把手參加,「個個都義憤填膺」。

這類協調會通常由市長、副市長主持,協調好多次了,有時候市長也幫各個部門說話,「你們考慮考慮能不能分步走,比如文化、藥監,先把它們作為審批前置?」但市監管局態度還是很堅決,跟主體相關的前置審批保留,跟經營資格相關的一律不保留。

審批後置已成定局,其他部門轉而要求「人隨事轉」,希望從市監管局分流人手到相應部門。據一位接近深圳市編制辦公室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將有約120名人員分到深圳的十個區,再由各區協調分配到各個部門。

執照版式之爭

深圳的這次商事登記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借鑑了香港的做法,資本認繳制、年報制、信息平台、電子執照等規定都差不多。但也有差別,例如香港實行除名制度,企業不存在了,沒收資產給政府,深圳相應採取的是經營異常名錄製度,把企業名單從正常狀態移到非正常企業庫裡。

在規定草案中,原本還有一條是個體工商豁免登記,也就是取消個體工商戶登記。這是借鑑香港特區、澳大利亞、韓國、法國等地的做法,譬如香港個體戶管理就是一張稅務登記證,沒有工商登記。

規定草案一審後交到了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隨後法制委帶著改革工作小組、法制辦工作人員,一起去全國人大法委會、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國家工商總局匯報。

這些部委都表示了支持,同時也提醒要注意某些風險。對個體工商登記豁免都持保留意見,覺得時機還不成熟。在深圳徵詢意見的時候已經有類似反對聲,最終規定出來時,這一條還是去掉了。

而關於是否採用新版工商執照,也成了個麻煩事。2012年11月,深圳開始向國家工商總局爭取新版的工商執照。

國家工商總局最早的批覆,是讓深圳在執照上的「註冊資本」一欄後備註「認繳制」,「經營範圍」一欄則統一寫上「一般經營範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有專項審批的項目除外)」。這也是比深圳更早啟動試點的佛山順德採用的版本。

在國家工商總局看來,營業執照全國統一,而且把這些事項記載在執照上也沒什麼問題。可是深圳希望,執照上只刊載四項信息:企業名稱、住所、法定代表人、成立日期。如果要瞭解公司資產、經營範圍、信譽等信息,可以通過執照上的網址——企業信息平台去查詢。

如果執照版本還是按照原來的九項(企業名稱、法定代表人、住所、公司類型、經營範圍、成立日期、營業期限、註冊資本、實收資本),就等於否定了立法成果。但最後,深圳還是退了一步,本來說是四項,退讓成為五項,加上了企業類型。

為了這個,會開了很多次,深圳市監管局去國家工商總局當面匯報過一次、廣東省工商局去了幾次,國家工商總局來了廣東省局一次,來了深圳市一次。其他電話溝通、文件匯報無數次。

倒逼行政審批改革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只是簡化了營業執照辦理流程,關於後期行政審批的內容並無涉及,可以說一個也沒少。相比之下,東莞和順德的改革都明確提出要精簡行政審批。

行政審批是企業經營中的一大難題。在2013年3月8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發言稱,目前仍有企業家感慨,投資一個項目竟要過53個處、室、中心、站,經100個審批環節,蓋108個章,全程需799個工作日。

而早在2012年7月,廣東省就已經領風氣之先,由廣東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牽頭,開始了一場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當月就清理了第一批179個審批項目。這項改革仍在推進之中。

深圳商事登記改革雖無精簡行政審批的內容,但客觀上也起到了倒逼其他部門放開或簡化審批的功效。

2013年3月13日,深圳文體旅遊局召開內部會議,研究如何更好地應對商事登記改革。改革前後,這樣的會議曾開過多次。夏向陽透露,他們正在討論查處無證場所辦法的初稿。除了後期監管,在審批政策上降低門檻,取消、下放一批行政許可事項,也許是更好的辦法。

在深圳文體旅遊局內部,已經有人提出,能否向文化部、深圳市政府提議試點取消網吧審批許可?此前,理髮店、桑拿場所等原本需要文化行政部門審批許可的項目,放開後看來也在可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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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巨濤,繼續買深圳控股(00604) BIL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bfb5400101lwlx.html

把剩下的巨濤(03303)賣完,所得資金也不多,全部買了深圳控股(00604)。巨濤實在是個很幸運的投機,最底部買到,通常買到最底部的,肯定買的不多(典型的倒金字塔式投入,股市不是賺錢好地方)。巨濤投資只是一次運氣,沒多大參考價值。

 

我當初的設想是賣巨濤再換回中移動或和黃這兩支防守型的優質大盤股(或說可代替現金股),但港股估值依舊很低殘,還是把資金投向了未來幾年有翻番機會的磚頭股及基建股南粵物流---我一直說,深控就是命好的公司,坐地增財。深控估計沒幾個人夠我的買入成本低,加上這次再買入,總的資金成本也只是1.78HKD,即使只算收息,回報率也超過10%,很理想的一項投資。深控的價值已經說了很多了---你把她擁有的土地一項一項分拆計算,現價也是超值的股票。雪球有位投資者說深控擁有75%股權的泰然集團將在今年9月,開始建設面積為50萬平方米的寫字樓,面積超過平安金融中心。該地塊在車公廟的泰然賓館和國惠康百貨處,為地標建築。本項目為上市公司的重建項目,盈利前景相當可觀,我在泰然網站暫時還沒這個信息,倒是看到泰然位於天安科技園南側,紅樹林旁有個21萬平方米的高端住宅項目----這個項目也值不少錢,位於傳統的豪宅片區,10棟高層。

 

天啊,我還在買磚頭!!

 

投資有風險,謹慎獨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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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術二》星展銀行深圳分行行長

2013-04-15  TWM 
 

 

台幹深耕陸企客戶 業績屢創新高十幾年前,台灣金融人才不斷西進,但隨著中國金融業快速演進,又很快被中國本地精英取代。這是殘酷現實的市場,稍微跑慢一點就被吞沒,星展銀行深圳分行行長李承道,則是少數未被中國市場打敗的台灣人。

撰文‧方德琳

從二○○二年開始,台灣金融人才西進腳步就未曾停歇,從一開始銀行的信用卡業務,緊接著企業金融、財富管理、投信證券……,一批批人才漂洋過海到中國。但隨著中國市場進化,台灣人才又迅速被中國本地精英取代,不少人黯然回台,李承道是少數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台灣人。

四十二歲的李承道是DBS星展銀行(中國)深圳分行行長,一位金控前副總經理說:「Morris(李承道英文名)是中正大學財金碩士,沒有國外MBA學歷,在國際化的金融業還能做到外商分行行長,很不容易。」尤其在中國市場,還要和香港、新加坡等一流金融人才競爭,李承道卻能從中脫穎而出,顯示他有過人的實力。

隨著客戶到中國

花時間經營客戶 一人業績占部門一半在台北,李承道是永豐銀行企業金融部門的業務襄理,負責中小企業主融資與授信審查,當時他的業績就名列前茅。

李承道到中國發展,主要是因客戶都移到中國。「客戶都到中國後,他們還有境外需求,但隨著上游供應商也到中國後,他們的需求就從境外轉到境內,我們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看到服務多年客戶需求的轉變,李承道意識到市場正在快速位移。要進一步服務客戶,勢必就得離開受管制的台資銀行才行。

○三年,李承道轉職到上海花旗銀行,負責他很熟悉的中小企業融資業務。他的花旗銀行前同事王貴武回憶:「在花旗的時候,Morris一個人的業績就占公司中小企業部門一半以上,他永遠是第一名,第二名距離他都很遠。」王貴武分析過李承道做業務方式,發現他對產品很熟。但除了本身金融專業能力外,李承道為人低調,對人又很用心。「他有人格魅力,客戶會相信他。」李承道的「人格魅力」,來自於他願意花時間在經營客戶上。不同於一般大企業裡有設置專業財務人員,中小企業裡能出面談財務的就是老闆。「老闆有時候要跑業務、管工廠,對他來說,財務只是一小部分。」李承道也知道,要服務中小企業客戶,需要更有耐心才行。

王貴武指出:「那時這個行業的氛圍是,這家業績做不好,下一年就跳到別家去,機會永遠不缺,而且薪水還更高。」就像股市有一句話說,要等退潮才知道誰沒穿褲子,當時金融業是漲潮,世界各地銀行都在中國設點,到處缺人才,人心難免浮動;要像李承道一樣苦幹實幹經營業績,而且年年保持紀錄的人很少。

當維持舊客戶就有業績,然後就能跳槽加薪時,很容易就失去開發新業績的動力。但是,李承道在○六年,被公司賦予開發中資企業新任務時,他欣然接受,面對更難的挑戰。

開發中資企業客戶

付出加倍時間與精力 業績更上一層樓在開拓中資客戶時,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帳務不夠透明。「要滿足客戶需求,一定要知道他的問題。但有誰會願意把身家財產狀況告訴外人呢?」甚至,中國的中小企業主對金融產品更不熟,也不知道銀行可以提供什麼服務,主觀上會認為沒有使用銀行的迫切性。

要突破業績障礙,就要主動偵測出客戶需求,走到企業主前面,告訴他們,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李承道說,這不僅要熟悉客戶產業前景,也要能掌握上中下游供應鏈生態,如此一來,才能提出讓客戶眼睛一亮的服務。

「在台灣,講到鋼材供應,那就是中鋼;換到中國,可能是寶鋼、鞍鋼。」雖然金融產品都一樣,但換成中資企業客戶時,李承道要一邊累積中國的產業知識,一邊開拓業務,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很正常。

他回憶當時的工作壓力說:「台灣客戶多集中在電子業,上下游廠商也很集中;但中資企業各行各業都有,供應商也很分散。」同樣一個「應收帳款融資服務」,李承道必須評估各種不同供應商的財務風險,所花的時間與精力都比以前增加好幾倍。

被挖角擔任管理職

降低流動率 員工滿意度居冠然而,在台灣人多半只做台資企業時,李承道已經跨到另一個市場,後來他的高業績大半來自中資企業。「畢竟,中國企業快速成長,相形之下,台灣的占比就萎縮。以星展銀行深圳分行一年人民幣一五○億元業績,中資企業就占六、七成,台資則不到一成。」他說。

在業務領域累積十多年經歷後,李承道被挖角到華一銀行,不久後負責深圳分行籌設。從超級業務員躍升為管理階層,來往對象更從客戶擴增到當地監理機關等,成為銀行高階管理人員。

一直到現在,雖然已經較少在第一線跑客戶,但李承道仍然維持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十一點習慣,每天業績都盯得很緊。

「中國本地的人才很優秀,他們對未來的預期也很高,總希望做到成績,公司就能注意到他。」身為主管的他,不僅要達到總公司業績目標,同時還要指導管理員工。在他帶領下,星展銀行深圳分行的流動率低,去年三十幾位第一線的業務,只走了一位,是中國銀行業少見的例外;在星展銀行全亞洲金融業員工滿意度調查裡,中國的星展銀行也是滿意度最高的一家。

李承道一個人到中國打拚,太太仍然留在台灣工作。為什麼不一起到中國?李承道說:「我們商量過,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中國風險很高的。」他坦言,即使早已習慣業績壓力,當了好幾年的超級業務員,但中國金融市場人才濟濟,當年度只要業績做不好,隨時都會被取代。

「我戰戰兢兢,一直很有危機意識。」他深知,今年成功不代表明年會成功,隨時都要提高警覺。或許,正因為他保有隨時被取代的警戒心,時時刻刻從中國市場學習,造就他今日的成績。

對於想來中國的年輕人,李承道建議一定要更努力。當地人有人脈優勢,語言能力也不差,先天上已經比台灣人占便宜。「適應力強,要放大別人的優點,才能接受他們的習慣。」李承道說。

李承道

工作地點:深圳

出生:1971年

現職:星展銀行(中國)深圳分行行長經歷:華一銀行深圳分行行長、上海花旗銀行資深副總裁、永豐銀行企業金融授信襄理學歷: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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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貿易融資套利野蠻生長:四千萬兩年賺過億

http://www.21cbh.com/HTML/2013-5-17/xMMzcxXzY4NjMxMQ.html

如果不是稅務部門開始大規模查稅,王科(化名)這個玩了兩年多的貿易融資遊戲還會繼續下去。兩年多的時間裡,王科的4000萬本金已經貢獻了上億的利潤。

運作方式並不複雜。王科這兩年的保稅區黃金(1362.90,-24.00,-1.73%)貿易融資套利做得順風順水。但從2013年開始,監管部門已經開始關注到了貿易融資的超常增長和其中蘊含的風險。有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13.4%,而深圳進出口同比大增了80%。「現在已經沒有銀行敢給我們開信用證了。春節後稅務局就已經開始查稅,這個玩了好幾年的遊戲已經玩不下去了。」王科說。

5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發《關於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劍指貿易融資套利。本報獲悉的一份深圳銀監局4月底下發給市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文件顯示,貿易融資套利活動擾亂了國家宏觀經濟秩序,違背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要求,也帶來一定的風險隱患。各行務必採取有效措施,做好風險監測與防範工作。

「針對貿易融資的更嚴厲措施可能很快被推到台前。」一家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

兩年賺上億

「我是在2010年底開始做貿易融資套利的,當時香港的港幣貸款一年期利息才兩三個點,而大陸的信託產品一年期收益有10個點,即使是收益更低的銀行短期理財產品年化收益也有四五個點,而且基本是無風險收益,機會很明顯。加上我做過多年的電子元器件生意,熟悉資金進出,我出4000萬,另外一個朋友出了1000萬,總共5000萬就開始幹了。」王科說,當時身邊已經有很多朋友運作這個生意大半年了。

其實通過貿易融資來套利並不複雜。「我們找了個黃金加工企業,花了8000元人民幣在香港註冊了個子公司,通過香港子公司進口黃金。拿著單據去銀行開信用證給香港公司,香港公司拿著信用證去對應的中資銀行香港分行抵押就可以拿到年化利息甚至低於1個點的短期港幣貸款。然後再將港幣通過電子元器件貿易轉移到深圳換成人民幣,用人民幣去買短期年化收益在三四個點的理財產品。」

「等黃金進來之後,通過物流公司將黃金拉出保稅區去香港重新進口融資。所有的物流和報關單都有第三方公司的專業服務,可以循環交易。」王科說,一個交易循環大概要半個月,純粹的套利收益在1.2%左右。「期間黃金有較大的升值,後來我們買了些收益更高的信託產品,今年春節後我的4000萬總共賺了大概一個億出頭。」

王科說,身邊有些朋友求財心切,直接和銀行、報關的人配合,用假的單據虛構貿易,香港那邊的貸款通過地下錢莊轉回國內,整個週期只要三天左右,一個週期收益也有接近1%。「雖然這樣周轉快,總體收益更高,但地下錢莊始終覺得不安全,而且單據造假可能會有刑事責任,終究還是忍住了誘惑。」

事實上,在深圳保稅區,王科只是成千上萬個從事貿易融資套利的小商人之一。「利用黃金和電子產品進行貿易融資套利的人最多,因為這兩種產品體積小,價值高,市場流通量大。」王科說。

香港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內地對香港的黃金出口量同比大漲300%,內地從香港的黃金進口量也飆升了175%。

「貿易融資套利由於利差的存在,這種套利行為以前都是實體企業在做。但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套利收益的空間擴大讓大量的虛擬資金開始流入這個領域。」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

到2012年下半年,貿易融資套利已經公開化,同時還得到了銀行的默許甚至配合,深圳保稅區的貿易融資套利已經達到了瘋狂的地步。王科說,有些銀行為了銷售理財產品,直接給客戶做內保外貸,通過香港發放的貸款來購買理財產品,然後通過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進入深圳購買理財產品,再質押來開信用證,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公開信息顯示,部分銀行為了留住存款,甚至還專門設計了針對內保外貸的理財產品。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說,內保外貸進行套利對企業來說非常方便,是企業特別是深圳企業公開的秘密。

監管風暴

由於財富效應,像王科一樣通過深圳保稅區貨物反覆進出進行貿易融資套利的群體在過去幾年中高速增長,已經引起了深圳貿易數據的異常。

公開信息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13.4%,其中出口增18.4%、進口增8.4%。而同期深圳進出口同比大增80%。海關總署日前公佈的數據也顯示,3月內地對香港出口增長了92.9%,創下自1995年3月以來的最高同比增速。從2013年年初開始,中國進出口數據的異常一直就是海外投行熱議的話題。

事實上,深圳貿易數據的異常早已引起了包括海關、外管局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的關注。

4月10日,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聲表示,一些企業通過貨物的出口帶來資金的流入,來套取內地與香港人民幣利差的這種現象,海關總署也在關注。

隨後,外管局深圳分局發佈通知,要求開展2013年一季度末深圳市貿易信貸調查,並於4月26日前完成。不過,據本報瞭解,該調查報告尚未對外公開。

深圳銀監局在4月24日下發的《關於對保稅區企業相關進出口貿易融資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則最早揭開了謎底。該文件顯示,深圳市一季度進出口貿易出現異常增長,主要是因為深圳福田、沙頭角兩個保稅區部分從事黃金、高新電子等高價值產品進出口的外貿企業,通過同一貨物在深港之間反覆進出的「貨物空轉」方式,虛構進出口貿易。虛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一般以銀行的理財產品作為質押擔保辦理進出口貿易融資,利用深港匯差和利差進行套利活動。

5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發《關於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加強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加強對進出口企業貨物貿易外匯收支的分類管理,直接劍指貿易融資套利。

「在監管部門的措施出台之前,銀行和工商部門的行動其實更早。到2013年年初,已經只有一家合作的國有大行敢開信用證,可能是銀行已經聽到了風聲,春節後這家銀行也不敢給我們開信用證了,而多的時候有7家合作銀行搶著做這個生意。」王科說,最致命的是工商局在春節後對反覆進出貿易套利的企業開始查稅,「我們這種方式做貿易數據異常是很明顯的,銀行和稅務肯定心知肚明,現在開始查說明市場風向已經轉了。正常交稅肯定要虧錢,而且偷稅還有刑事責任,如果稅務部門認真起來這麼大的貿易量被抓進去沒有個幾十年是出不來的。」

公開信息顯示,國家外匯管理局和銀行監管部門在4月份已經對廣東省內銀行進行窗口指導和風險提示,黃金等加工貿易的遠期信用證的質押融資被叫停。市場傳聞此舉造成了黃金進出口的崩盤式萎縮。

廣東省社科院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煥認為,在保增長的壓力下,傳統的外貿考核政策增強了地方政府虛報出口數據的需求。

針對深圳保稅區的貿易異常,深圳銀監局的上述《通知》要求銀行從三個方面防範風險:加強客戶准入管理,嚴格做好各環節盡職調查,充分瞭解客戶背景及信用狀況,杜絕不良客戶入場;加強貿易真實性審查,嚴格審核合同、報關單、發票等單據,充分瞭解基礎情況,確保貿易背景真實;審慎開展理財產品質押辦理進出口表內外貿易融資業務,嚴控理財業務與進出口業務之間的風險傳遞。

上述國有大行深圳分行的國際業務負責人認為,幾個部門的聯合行動說明深圳對香港的超常貿易問題已經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針對貿易融資的更嚴厲措施可能很快將會推到台前。

「現在還有部分朋友在繼續做電子元器件的貿易融資套利,不過頻率減少了很多。他們認為,保稅區的企業都經不起查稅,最終可能會查幾個做得特別過分的大魚,風頭過後小魚小蝦應該沒事,畢竟這個套利是堵不住的。」王科說,他春節後已經徹底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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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黑馬】深圳中邁:如何用五千萬燒出市場唯一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0524.html

【i黑馬導讀】怎樣避免紅海競爭,如何讓自己的產品做到市場唯一?深圳中邁數字的創始人林子牛說他用了四年時間燒了五千萬後才做到這一點。準確、到位地把握用戶需求,同時緊扣競爭對手的軟肋,再不斷試錯不斷堅持——說得容易做起難,來看看林子牛具體是怎麼做的

 

口述:深圳中邁數字醫療技術有限公司 創始人林子牛

 

採訪/整理:鄧超

 

2009年,我創辦了深圳中邁,主要從事數字醫療產品的研發銷售。數字醫療範疇很大,而我們則專注於臨床監護信息系統。之所以選擇這個領域,是因為我之前曾是醫保審核軟件的提供方,而且做了十年,對醫院的信息結構很熟悉。那麼,為什麼只做了其中很細分的「監護信息化」呢?這是由於病人生命體徵的實時監控對醫療來說非常重要,但這方面的信息化在當時國內的醫療信息系統中一直都是空白——這也就成了我要選擇的突破口。

一個人為什麼住院?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病情不穩定,因此他自然也就需要得到醫生護士的密切關注,出現問題得到及時治療。我們現在是什麼水平呢?病人「床邊」有監護設備,一旦生命體徵出現異常它就會報警。但問題在於報警後怎麼處理,特別是怎麼迅速處理?醫生光看見體徵報警信息是沒有用的,他必須調閱病人的影像,查看病歷、化驗等相關臨床信息,然後才能給出判斷、下醫囑,護士還要迅速執行醫囑。現在的問題就在於醫院信息系統中缺失監護信息,無法做到監護信息報警後的聯動處理。

你也許會想到ICU,所謂的重症監護室,大家都知道這裡的病人被關注的「級別」最高。但實際是怎樣的情況呢?幾張病床擺開,醫生、護士坐在中間,只要一報警他們就上前解決——這種監護是靠全人工完成的。現在三甲醫院人滿為患,醫護人員往往疲憊不堪,信息化跟不上,不僅速度無法提高,安全性上也容易出現問題。

通過監護信息化,實現對病人的密切關注,及時治療,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剛性需求,但國內為什麼至今只有中邁一家在做?

監護信息化難以打通。硬件方面,患者一端的監護設備已經被廣為採用,而醫護人員手中的PDA、護士台在一些大型醫院的使用度也很好;軟件方面,國產醫療信息系統已經應用多年,發展較為成熟。那麼,它的難點究竟在哪?其實就在於這一系列軟硬件的整合——我們用了四年時間,燒了五千萬才做到這一點。

「勞力傷財」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做得「全」——軟硬件都做。並非我們想要逞強,而是國家相關法規規定:用於監護疾病的設備及其軟件,必須獲得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認證。在這個細分領域,病人的監護設備已經比較成熟,我們不做,我們主要做的是醫護人員所用的終端,以及在中間環節用於信息處理的設備,中邁這套打包在一起的軟硬件系統在2011年底獲得了SFDA的認證,目前是國內獨家,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企業也做醫用PDA、護士台,但卻無法進入監護環節,而只能去面對傳統軟硬件紅海化競爭的原因。

「勞力傷財」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這套系統「產品性」強,「產品性」區別於「項目性」而言。坦率地說,生產監護設備的飛利浦等廠商對於監護信息化是掌握的,而且它們在國外做得也是風生水起,但是為什麼沒有打開國內市場呢?這是因為醫院內部的信息系統如蜘蛛網般複雜,而且每家醫院還各不相同,這就要求廠商要像做項目般地去進行產品定製。

定製需要費時費錢,好在國外醫院在信息化方面的投入大,可以達到千萬美金,因此飛利浦們也樂於接這樣的活;但國內醫院沒有這麼高的預算,發展只能停滯。中邁的優勢就在於其系統在醫院間的可複製性強,降低了與原有系統的磨合難度和成本,這也就是我所說的「產品性」強。當然我們現在的產品化進度也只做到了九成,即還有10%的工作需要定製。

這四年實際是不斷試錯的過程,期間連續廢了兩代產品,團隊換血也有一半,不少人中途離開。和這麼多複雜的系統打交道,剛積累的經驗往往很快就被否定,這的確很打擊人,好在我每次都能找到更牛的人補充進來。中邁當初開始這麼做的時候,一些人嘲笑我們,說這幫傻子肯定要陷進去。我確實沒想到會花這麼多錢,現在也只能說沒有全部陷進去。幸運的是遇到了天使投資人楊向陽,後來陳治、胡祥、謝粵輝、蘇振明等醫療界和軟件界的頂級大佬都成了我的天使投資人,他們很挺我,首先就認為這件事是肯定是有前景的,而我遇到的種種困難,在這些大佬眼裡都不算什麼,每遇困難,他們頻頻出面,讓邁瑞、飛利浦、研祥這樣的業界頂級公司都派出了很強的技術團隊支持配合。現在回想,我在掌握了這麼強的資源的情況下,做得都這麼難,也剛好說明這件事情有足夠高的門檻。

中邁的產品在2012年初推向市場,去年一年就獲得了9000萬的銷售額,進入了七家大型三甲醫院。我們的商業模式其實很簡單,有兩個上游:一是監護設備廠商,主要是佔國內市場八成的邁瑞、飛利浦;二是東軟這樣的醫療信息化廠商,我們將自己的監護信息化系統進行模塊化處理,然後與他們的系統進行整合,但合作的前提是簽訂排他性協議。下游就是醫院,中邁直接面向醫院進行銷售,實際上成為了兩個上游的渠道。下一步中邁要做的就是找最強的經銷商——最強的經銷商往往會代理最好的產品,但在這件事上卻不是因為我的產品有多好,而是因為中邁的產品是唯一;同樣,對於醫院的剛需而言,我的解決方案也是唯一的。從另一角度來說,住院、監護屬於醫保買單,而通過這套系統又可以提升醫院效率,產生間接收益,他們何樂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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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碳交易深圳試水

2013-06-10  NCW
 
 

 

與歐美碳交易的總量控制設計不同,深圳等試點省市以碳強度下降為目標。配額的分配規則或決定市場能否成功◎ 本刊記者 符燕豔 崔箏 文fuyanyan.blog.caixin.com|cuizheng.blog.caixin.com 在與本地企業就碳排放的核查和配額分配進行艱難的討價還價後,廣東省深圳市政府將于2013年6月18日正式啓動深圳碳交易市場。碳排放權的分配和交易,將不再是被列入首批試點名單的635家工業企業眼中遙不可及的金融名詞和國際慣例,而是勢在必行的企業行為。

為踐行中國有關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諾,2011年10月,深圳成為國家發改委確定的全國七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之一。據財新記者瞭解,參與碳排放交易試點工作的七省市(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湖北和深圳)目前均已發佈實施方案,有些還公佈了參與碳排放交易試點企業名單,處於已分配或正在分配配額階段。

這七省市中,深圳的步伐最快。

2012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 通過《深圳經濟特區碳排放管理若干規定》 ,這是國內首部專門規範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法規。此後,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的交易平台也率先開發完畢。

2013年5月21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宣佈碳交易所啓動的消息後,635家企業陸續在深圳排放權交易所註冊開戶。此時,國際上的碳交易市場正處於尷尬地位,碳價格大幅下降甚至逼近于零,即便是作為國際標杆的歐盟碳交易市場也束手無策。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設想,2015年將在全國範圍內統一碳交易體系。無論是否實現,作為政治任務,包括深圳在內的七個碳排放權試點省市已無退縮可能。在深圳市政府的強勢推動下,深圳排放權交易所有望成為國內第一家實現碳交易的市場。

參與深圳碳交易政策和規則討論的北京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教授馬曉明向財新記者指出,碳排放權推進工作艱難,有些試點省市也無意積極推動。 “但深圳不同,深圳市政府正好有意借助碳交易推動產業升級轉型,趁機淘汰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業。 ”深圳市政府還發佈了中國第一部企業碳排放量化和核查的標準化技術文件。由於碳計量在國內尚處於起步階段,國內企業對於如何開展碳計量和碳披露工作知之甚少,深圳標準無疑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

深圳的中國式碳交易能走多遠?這對諸多參與者而言仍是未知數。在馬曉明看來,配額的分配規則將決定這個市場是否能夠成功。在工業企業看來,碳排放權中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可能令他們無法適從。

控制碳強度

與歐美碳交易的總量控制設計不同,深圳等試點省市碳排放交易體系設計以碳強度下降為目標。這也與深圳市碳減排的考核目標一致,根據《深圳市低碳發展中長期計劃(2011-2020) 》 , “十二五”期間深圳碳排放強度需下降21%,這也意味著年均需下降4.61%。

所謂碳強度,即單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公式為“碳強度 = 碳排放量(噸)/工業增加值(萬元) ” 。

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吳德林解釋,與歐盟相比,深圳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工業而言,我們的碳排放還在增長,還沒有到峰值,服務業能耗量也快速上升。 ”數據也顯示,2005年 -2010年,深圳碳排放量增長26%。

“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 ” 埃森哲戰略和可持續性小組亞太區總經理彭萊(Peter Lacy)指出, “雖然歐洲系統中的總體減排是絕對減排,但在歐洲和澳大利亞的系統中,例如鋼鐵部門的減排目標就是以強度為基準的減排。 ”採取碳強度下降的做法,可使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節能減排之間取得相對平衡,同時也有一石二鳥之功。吳德林說,由於碳強度反映了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的高低,讓碳強度下降,意味著企業需要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在此要求下,企業“就應該投入或者採用新技術、新設備,或者改善商業模式等” 。

彭萊認為,不管交易系統是基於相對還是絕對的減排量,真正的關鍵在於決策層“對工具的選擇,是否能夠管理其發展帶來的環境後果,而不是玩經濟學的遊戲” 。

配額之爭

5月9日,在深圳市發改委碳交易工作管理辦公室中,碳管辦主任周全紅和部下就碳排放權配額分配問題在激烈討論。

有一名部下十分為難, “有一家企業認為給他們的配額少了,想重新申請。 ”配額分配是整個碳交易體系或者整個碳交易市場建設的一個關鍵環節,這對深圳而言尤為困難。歐美碳市場主要管控重化工業的直接排放,而深圳直接排放源非常有限,大多是間接的排放源。

為完成節能減排目標,深圳惟有將不同行業的工業企業列入碳排放管控單位,甚至還將大型公共建築和公共交通納入管控體系。

深圳原本預計納入800家工業企業,並且將門檻設定在年排放量2萬噸以上。

但核查發現,年排放量達到門檻的企業為數不多,因此深圳不斷將標準降低,最終低至數千噸。最終確定的635家企業,涉及26個行業,占2010年深圳碳排放總量的38%,工業增加值占深圳工業企業增加值的59%,占深圳 GDP 的26%。

635家企業涉及不同行業,其產品、工藝、裝置均不同,也因此造成配額分配異常困難。

深圳採取的做法是,根據企業規模將同一行業內的企業分成不同組來進 行配額分配,結合“十二五”規劃下降21% 碳強度的目標,來確定各個行業或者是各個組2013年 -2015年碳強度的基準和配額的總量。同時,企業自己預測 未來三年的碳排放量和工業增加值,通過電子系統進行配額申報,深圳市政府審核通過後即免費發放配額。一旦發放,在將來的碳交易市場,則意味著“真金白銀” 。

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企業配額分配資料顯示, 由於“十二五”期間,深圳市 GDP 年均增速為10%,因此,在預測企業工業增加值時,政府建議企業按照年均10% 的增長率預測工業增加值。

不過,考慮到經濟波動因素,政府每年將根據企業實際的增長值對配額進行調整。吳德林表示,如果同一組內一家企業配額較多,則其他企業分配的配額就會小, “因為一個行業內蛋糕就這麼大” 。

同時,深圳市政府也根據企業實際情況採取不同的配額分配模式,比如碳強度低於行業平均水平的企業,或者碳排放量和碳強度雖然大,但卻屬於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配套的企業,其配額分配就相對寬鬆。

大多企業按照10% 的增長來申請配額,也有例外。一家玻璃製造企業人士稱,曾按照20% 的工業增加值申報,但最終只批10%。

另一家大型外資企業人士則表示,該公司2013年申請的配額是2011年核查碳排放數據的1.3倍,顯然其申報和獲批的增速超過10%。

如何通過配額分配達到碳強度下降的目標?財新記者獲取的材料顯示,首先,企業填報的碳強度被要求最高不能超過行業平均碳強度的1.6倍,否則填報無效。其次,針對某個行業,政府設定其行業年均碳強度下降率為5.59%,按“獎優懲差”的原則,如果企業歷史碳強度高于行業平均值,則要求其下降率不小于6.1%。而當企業歷史碳強度小于行業平均碳強度的0.2倍時,則不要求企業碳強度進一步下降。

深圳市碳排放配額最終的分配結果是,635家企業2013年 -2015年配額總量合計1億噸,三年碳強度下降32%,超出深圳市“十二五”期間下降21% 的減排目標。

企業踟躕

在吳德林看來,由於應對氣候變化、能源的稀缺等因素,節能減排、低碳發展已是必然趨勢,對企業來說是“早納入、早受益” 。

但這並不能解除企業的種種困惑和擔憂。一家塗料製造商在開戶註冊時,對於什麼是碳強度仍然毫無概念。 “政府的人說你先開戶了再說。 ”他們公司成為635中的一名。

一名企業主明確指出, “我們不敢賣配額,因為不到每年最後,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碳排放量和工業增加值是多少。 ”他解釋稱,雖然政府對碳排放總量可以根據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進行調整,但碳強度是明確的。而碳強度的計算中,許多因素無法由企業掌握。

他舉例說,比如用電,計算其碳強度時,首先要計算電的能耗和排放量,但這不是製造企業能掌握的,是由供電企業來決定的,而且每度電的能耗每年都是變化的。其次,計算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時,政府統計口徑和企業口徑也不一樣,比如政府口徑往往比企業口徑多出40%或50%。

“這相當于多元一次方程式,知道一元,而不知其他,都是沒有用的,存在很多變量,這也意味著企業無法掌握其碳強度。因此,只有等到政府一年後給出結果,企業才能知道答案。 ”有企業人士表示能大致估算碳排放量。 “根據供電局的電表清單,將每度電換算成萬瓦時,再結合南方電網公佈的排放因子,大致可以計算出來。 ”不過,這位人士也承認,企業自己計算時,排放因子只能使用歷史數據,而確切的結果是要根據當年的實際排放因子數據來確定。 “這點我們不擔心,我們看了2009年 -2012年的數據,排放因子是逐漸降低的。大致可以預測到。 ”另一種關鍵變量即產品的市場價格變動。一名碳金融市場資深專家告訴財 新記者,由於產品每年市場價格都可能存在變化,假設市場行情不好,價格下降,則會影響到企業當年的工業增加值。

對於企業而言,產品在生產時,可使用的能耗已經確定,碳排放量也已被確定,因此,產品的市場價格變化因素會令企業非常被動。

交易所挑戰

目前,2013年 -2015年的配額已經分配到企業。但深圳市政府也將會根據企業實際工業增加值來對配額進行調整,即如果企業實際工業增加值多于預測數 據,將調增配額,反之亦然。

但這對於深圳排放權交易所而言,或意味著其交易的功能將英雄無用武之地。多名企業主也告訴財新記者,基於上述碳強度預測的不可控原因,企業不會考慮交易碳排放額度, “先保證履約,除非是玩票性質的,才會拿出一點點出來交易。 ”這也是馬曉明所擔心的。在他看來,碳交易市場與別的市場不同, “別的市場往往是天然形成的,而碳交易市場只能依靠人為來設計” ,這也說明瞭國際碳交易市場為何陷入困境。而碳排放權要形成交易,必須要有“一定的稀缺性” ,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對企業的節能減排有一定的壓力。

顯然,目前深圳採取的分配方式,雖然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但很難看到明確的稀缺性。就歐盟經驗和教訓來看,其系統設計也無法應對“二戰”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導致每噸碳排放的有效價格跌至將近零。究其原因,便在於配額的過剩。

彭萊也認為,在國際範圍內,碳交易還處在一個非常早期的階段。 “我把它叫做‘激蕩 - 組建期’ (storming- forming) 。整體上來說,各種碳交易系統都在面對著早期階段的挑戰。碳交易形成了不同的機制,使用各種工具的方法也大有不同。 ”對於中國碳交易市場的起步,彭萊非常關注。對於七個試點省市的管理模式,他表示現在下定論為時尚早,也無法估量其影響和成敗。 “但非常可喜的是,中國已經開始嘗試這些管理排放的工具。 ”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設想,深圳排放權交易所將是一家開放的碳交易市場,比如可以吸引周邊沒有納入碳交易體系的省市企業到深圳市場進行交易。再比如,可以探索深港合作模式。

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總裁陳海鷗對財 新記者說,雖然目前國內有多家交易所的存在,但從證券交易所的發展歷史看,也經歷了這樣各自為政的階段,最後是上交所和深交所勝出,因此“不排除碳交易所有這種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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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證券市場史前的瘋狂 陸一良心說股事

http://xueqiu.com/8421548463/24164619
2011年8月4日晚,我們《世界經濟導報》的老作者、老朋友吳稼祥在微博上就深交所開業前的「老五股」是否有公開買賣發出詢問。之後兩個小時,不見有人回應。於是我在微博中簡要地就史實做了一個應答:「深圳證交所成立之前,已經有所謂『老三家』(即特區證券、國投、中行證券業務部)在進行櫃檯交易。最早上櫃的是1988年4月1日開始交易的深發展,後來就形成所謂的「老五股」。在1988年至1990年初,市場基本平穩。但1990年2月至5月出現暴漲。」

整個週末,由於「梅超風」(超級颱風「梅花」)的光臨只能宅在家中,翻檢深圳早期證券市場的歷史資料,感覺網上的許多爭議和不解,其實是對深圳證券市場史前的那一段瘋狂的歷史不甚瞭解所造成的;媒體所傳播的諸多所謂「史實」,其實也並不完全準確;而那一段狂熱的造富歷史及其後果,對理解現在的證券市場諸多表象應該大有幫助。我作為一個市場歷史的研究者,只能在這裡把我所瞭解的深交所成立前深圳證券市場歷史史實提供給讀者。

在深圳證交所誕生之前,深圳證券市場在1987年前後就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的櫃檯交易市場。當時,深圳就有「老三家」之說,也就是指: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分行特區證券公司(簡稱「特區證券」)、中國銀行深圳國際信託諮詢公司(簡稱「中行證券」)、深圳國際信託投資總公司(簡稱「國投證券」)。

1985年9月27日,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經濟特區分行試辦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1987年9月19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由深圳人民銀行興辦改為由10家金融機構出資合辦的股份制企業。9月29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經營金融業務,公司正式註冊營業,成為新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

深圳在1983年7月8日,就誕生了中國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寶安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組建時名為「深圳市寶安縣聯合投資有限公司」)。1985年8月,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被任命為深圳市長,第二年加任深圳市委書記。此後加快了深圳市股份制改革和籌建證券市場的步伐。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頒佈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的暫行規定》。1987年3月,深圳決定籌建一家股份制的銀行,這就是新中國首家掛牌上市的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簡稱「深發展」)。

深圳發展銀行在1987年5月採用自由認購的方式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但因為當時社會對股票缺乏認識,早期的股份制改革中發行的股票又大多既不能退股又不能還本,也無法進行市場轉讓,因此認購並不活躍。

據籌建並擔任深圳發展銀行第一任法人的王健(離開深發展後又成為深交所的籌備組負責人、第一任法人)對筆者回憶:「1987年5月正式批准深圳發展銀行首次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原來計劃發行50萬股、籌資1000萬元,但由於人們對股票的認識不足,推銷工作十分困難。雖然深發展發動全體員工四處兜售,也還是沒有完成發行計劃。社會認購實際僅佔發行總額的49.9%。在此期間,深圳市領導本著對新生事物的支持而帶頭認購,並曾號召各級黨政幹部帶頭認購深發展股票來支持改革,但就是這樣,最終發行籌集的股份仍只有39.65萬股、籌集了793萬元,只達到發行總額的80%不到。」

1988 年4 月1 日,深圳發展銀行股票,首先在深圳也是全國最早成立的證券公司——特區證券公司的櫃檯上交易。

深發展的發行價為20元,1988年4月配售時尚有諸多老股東棄權。到1989年3月送紅股及配售時,優厚的分紅收益開始吸引投資者的目光。1990年3月深發展分紅時將股票面值由20元拆細為每股1元,配股溢價為3.56元。深發展歷年的派息均很高:1987年度為普通股每股派息2元;1988年度為普通股每股派息7元(優先股每股派息9.11港元);1989年度為普通股每股(按面值20元計)派息10元(優先股每股派息12.25港元)。

此外,前後陸續公開發行股票的有深萬科(1988年12月28日首次發行,發行時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金田(1989年2月8日首次發行,發行時股票面值每股10元)、深安達(1989年12月首次發行,發行時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原野(1990年3月3日首次發行,發行時股票面值每股10元)。這就是深圳證券市場歷史上著名的「老五股」。

早期深圳證券市場的股份由上市公司自行登記,1988年4月後,改由證券經營機構代理登記。直到1990年11月26日,深圳證券登記公司開始試營業,這時才開始統一的證券賬戶登記工作。因此,深圳證券市場史前的股東賬戶資料應該已經很難考證。

據深圳證交所籌建者之一禹國剛向筆者的描述,以及當時受國務院之命國家審計署會同中國人民銀行組成聯合的調查組赴深圳進行調查的報告,深圳股市自1988年4月第一隻股票深發展上櫃交易,到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集中交易前,股市走勢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1988年4月至1988年底的徘徊階段

由於股票對普通公眾來說比較陌生,人們對股票的投資意識相當淡漠,許多人也擔心一旦投資股票而沒有正常運轉的交易機構,就會缺乏變現能力。因而股票價格一直與發行價格保持一致,直到1988年4 月深發展股票上櫃交易,可以公開轉讓,依然有行無市。由於多數投資者仍屬於嘗試性的買賣,整個交投十分清淡。1988年七八月後,行情略有好轉,深發展股價也不過在20元~22元徘徊,年成交額僅400多萬元。

2. 1989年初至1990年2月的溫和攀升階段

深圳於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先後又批准了萬科、金田股票發行上櫃交易。深發展高額的分紅派息送紅股遠遠高於銀行利息,更超過了人們的預期回報。因此,股票交易開始活躍,公眾投資意識增強。深發展同時帶動了相當一部分公眾投資萬科、金田股票。已有的3家上櫃公司和3家證券商,1989年全年成交額達3253萬元。1990年僅元月、2月成交額便分別上升到495萬元和920萬元。深發展股價一路上升,市盈率不斷升高,成交量不斷擴大,到1990年2月,深發展股價已躍升至120元以上。成交額也由過去每日5萬元、10萬元上升至每日成交幾十萬元、上百萬元。

3. 1990年2月至6月的狂熱暴漲階段

自1990年2月以後,市場突然出現異想不到的狂熱。公眾投資意識突然增強,市場供不應求,交易異常活躍。成交額1-3月為3600萬元,4月3100萬元,5月份已達1.17億元,6月份驟增至2.6億元,上半年達到4.44億元。

3月10日,深圳發展銀行開始派發1989年股息,老股拆細,每股面值20元的普通股,拆為每股面值1元,即變為20股,發行價3.56元,到6月底市價最高達到25元。深萬科股票1988年12月每股按1元面值發行,1990年6月底最高價8.25元。深金田公司股票1989年2月每股按10元面值發行,1990年2月配股發行價為15元,6月底最高價83.5元。深安達股票1989年12月按1元面值發行,1990年6月底最高價8.8元。深原野股票1990年3月按面值10元發行,6月底最高價54.5元。先前被視為「瘋子」、「傻子」的人們,頓時都成了十幾萬、幾十萬元富翁。

股票靠送股分紅是條生財之道,但這樣的發財速度慢了一點。自從有了股票櫃檯交易之後,股票的價格一下子像產生了極大的魔力,磁鐵般地吸引著人們。深金田在1989年2月公開發售時,各家證券部的門口,出現了通宵達旦排隊的長龍。原計劃公開發行45.2萬股,5天就全部售完,最後應股民的要求,又增發了7萬股。於是銀行存款紛紛流向股市,紅荔路(當年深圳市證券營業部集中的地方)不知不覺之中,已不再是深圳人特有的地盤。「深圳的股市能賺錢!」消息像無線電波似的以深圳為中心,向全國各地擴散。從1990年5月起,各路英雄云集深圳,在股票市場大展拳腳,「老五家」上櫃交易的股票被搶購一空。

據劉鴻儒當年的調查統計,到1990年4月,深圳發展銀行股票價格為每股176.78元,比接近於實際價值的發行價格上漲了784%;4月拆股後,6月末又上漲到每股24.85元,比4月時的價格上漲598%。截至6月底,其他幾種股票的上漲情況是: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發行價格上漲730%;萬科股票每股7.13元,比發行價格上漲613%;安達股票每股8.76元,比發行價格上漲776%;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發行價格上漲432%。

深圳證券市場在證交所誕生前的這種史前的瘋狂,引起了中央的關注,因此在1990年5月至年底深圳證交所成立之前,中央就採取了嚴厲的市場整頓治理措施:受國務院委託,國家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組成聯合調查組,從1990年5月中旬起對深圳證券市場進行調查。

5月29日,深圳實施股票交易的漲跌停板幅度為10%。

6月中旬,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鋪新點」,市場認為這將加劇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將漲跌停板幅度縮窄至5%;6月26日,將漲幅縮至1%,跌幅還是5%,政策導向是鼓勵下跌而不鼓勵上漲。

7月1日,深圳開始實行《關於對股權轉讓和個人持有股票收益徵稅的暫行規定》,賣出股票需繳納6‰的印花稅;紅利所得超過銀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繳納10%的個人收入調節稅。

7月,《人民日報》編髮了《深圳股市狂熱,潛在問題堪憂》的情況彙編,說股票市場使機關人去樓空。這個內參差一點使得整個證券市場的試點、兩個正在籌備中的證交所胎死腹中。

7月3日至17日,當時國務院總理和分管副總理批示,由國家審計署會同中國人民銀行組成聯合調查組赴深圳進行調查。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決定,處級以上黨政幹部不得買賣股票。11月20日,深圳黨政幹部響應紅頭文件的規定,紛紛踏入股市開始拋股。

這樣,半年以來始終上漲的深圳股市從12月8日開始掉頭向下,自此開始9個月的長跌。9個月中,深市總市值抹去七八個億,市值只剩35個億,一片恐慌。

這幾個月針對深圳證券市場那一段早期狂熱改採取的一系列整頓措施,對整個中國證券市場20多年的發展,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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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肥佬黎主犯深圳放生


2013-07-04  NM
 
 

 

過去半個月,針對壹傳媒的暴力事件接連發生,先是集團主席黎智英何文田寓所遭撞閘,兇徒棄下一刀一斧恐嚇示警,之後壹傳媒大樓門外,又有人刻意扔下菜刀。同期,還發生兩宗報販派報時,被人持刀恐嚇並燒毀案。有指,所有暴力事件,全是針對黎智英一直以來的政治表態。其實「肥佬黎」多次被暴力威脅,最轟動是在○八年被人買兇暗殺,主犯是水房元老、外號「神仙錦」的童雅文。當年他在大陸被捕後作供直認,指使他殺人的幕後人表明不滿肥佬黎「反政府、反國家」行為,要出錢買人教訓他。本刊獲悉,涉及此暗殺案的神仙錦及一干人等,去年年底已獲內地假釋,而幕後主腦至今仍逍遙法外。

針對黎智英及壹傳媒的連環暴力事件,由兩星期前開始。六月十九日,黎智英寓所在凌晨一時許,兇徒以偷來的私家車撞向大閘,逃走時拋下刀斧。廿六日,凌晨五時左右,多名兇徒在紅磡持刀指嚇運報工人,焚燒車上一批《蘋果日報》;三日後一個清晨,壹傳媒大樓門外發現一把菜刀。到六月三十日凌晨,一批擺放在中環、逾兩萬份的《蘋果日報》遭人焚毀。一連四宗案件,警方相信涉案人有針對性地、有計劃分頭進行,故合併四案,由九龍城重案組調查。暴力事件臨近「七一」,正是政治最敏感的時刻,外界普遍相信,連串暴力威脅與黎智英及壹傳媒集團支持民主及「佔中」有關。

反政府要教訓

「肥佬黎」因支持民主而被暴力威脅並非第一次。最轟動事件,是在○八年八月十四日。當日,內地男子黃南華在旺角乘的士時剛遇到路障,警方在他身上搜到一支自製手槍及五發子彈,銀包內還藏有黎智英及李柱銘相片和二人經常出入的地址資料。經盤問後,黃供出自己被僱殺人,目標是刺殺黎智英及李柱銘。行蹤敗露,黃南華在審訊期間,進一步供出判上判的角色。從他的線索追蹤,中、港兩地警方順藤摸瓜,經一年調查,在○九年七月宣布破案。當時黃已在港因持械意圖犯案罪名成立,被判囚十六年,深圳公安則公布拘捕十人,並控以「故意殺人罪」,當中主犯正是當年六十七歲、黑幫「水房」重量級元老、一直養尊處優的「神仙錦」童雅文。江湖中人對童涉案大為驚訝,童後來供稱在深圳生意失敗欠下巨債,經一名港人朋友介紹下,替一位身處台灣的香港商人「教訓教訓」黎智英。庭上作供時,他直認主腦人指黎智英「反政府、反國家」,所以要「柯打」殺手去教訓他。該名商人開出一百萬美元暗花,神仙錦先後兩次到台灣和主腦人見面。

主犯假釋放生

大陸的「故意殺人罪」最高刑罰是「死刑」,但童最後只被輕判六年。計算起來,刑期應到二○一五年,但本刊接獲消息,神仙錦去年年中已獲釋。「佢和一眾涉及刺殺黎智英的犯人,在去年年中、去年年底,就陸續獲假釋。」深圳一名律師透露:「其實他們是被假釋的,一般大陸的囚犯,只要被認為在獄中行為良好、有悔改,當然也要有背景人脈支持,很多都可以服一半刑期就可以出獄。」一名曾與神仙錦友好的江湖叔父龍叔說:「錦哥係出咗冊,不過佢好低調,有時會喺香港,多數時間留喺大陸。」他又說,現年七十一歲的童雅文,身體依然硬朗,在香港時與舊門生聯絡。神仙錦其中一名得意門生,正是水房前坐館「高佬發」。「阿發(高佬發)好重情義,大佬有事,佢一定會照顧。」龍叔說。水房近年因爭奪坐館事件,同門連番內訌。高佬發年前在灣仔會展遭人伏擊重傷,至今一直對外聲稱傷患嚴重而隱居。

烏鼠作為

原來,康復後的高佬發,一直潛藏在西貢。週日,記者便見到他與一幫門生兄弟,在西貢市中心一間茶座開會,談論之間,顯得非常激動。據水房人透露,高佬發仍然是水房幕後最高指揮官,控制幫中要務及人事任命。「今屆坐館人選,佢出咗好多意見。」一名水房人說。當年買兇暗殺黎智英的主犯神仙錦出獄,正遇着壹傳媒連環暴力事件,警方懷疑事件與黑幫有關,不過老叔父龍叔認為不可能。「呢啲嘢明知會搞到好大,點會搵自己友(黑幫中人)做?當年錦哥(神仙錦)做案,都冇叫水房人幫手,寧願自己去大陸搵幾個人落嚟做,一來怕漏風聲,二來幾千蚊就可以搵幾個烏鼠(偷渡入境的亡命之徒)做,容易甩身好多。」是次壹傳媒暴力事件發生後,據消息稱,北京當局亦顯得緊張,恐怕事件會激發更多人參加遊行及佔中,着特區政府好好處理。而壹傳媒集團亦懸紅一百萬元,追緝連串暴力事件的主腦,「肥佬黎」又宣布額外懸紅十萬元,給提供任何有關罪犯線索者。但警方至今只於七月一日凌晨,在灣仔港灣道新鴻基中心對開發現一部可疑私家車,破案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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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電動出租車草根總結: 行者展熙

http://xueqiu.com/2904692892/24351848
$比亞迪(SZ002594)$  深圳電動出租車草根總結:
結論一:深圳市政府推廣力度大,配合相應的財政補助。
結論二:的士公司的接受度普遍不高,的士司機對電動出租車有一定的牴觸。
結論三:充電站較少,充電站佔地範圍較大,成為大規模推廣的瓶頸。
結論四:二代比亞迪電動車比一代的續航能力多出100公里,充電時間縮短4個小時,技術的更新為大規模推廣奠定基礎。
以下是整一個結論的基礎訪談,對象是兩個汽油的士的出租車司機,和兩個電動車的出租車司機就。
從司機瞭解到,深圳市政府原打算從2011年大運會開始,5年內將全市的出租車改為電動出租車。並選擇了一家國企背景的出租車公司作為試點,即深圳鵬程。截止到目前為止,全深圳市共有700台比亞迪純電動出租車。作為政府推廣的一部分,一輛比亞大純電動出租車的售價是37萬人民幣,出租車公司出25萬,政府補貼12萬,減輕了出租車公司的換車成本。
 全深圳有一百多家出租車公司,現階段只有鵬程一家經營純電動出租車,且全部分佈在關內,關外尚沒有。其他出租車公司,普遍接受度不高,原因在於,這些公司的資金背景不如鵬程雄厚,25萬元購買一輛電動車,相比於10萬元購買一輛汽油車,前期成本足足高出150%。同時,汽油車的司機對於純電動車有所顧慮。主要顧慮是以下兩點:
一是輻射問題。據汽油車出租車司機原話,純電動車的輻射很大,甚至影響性功能和生育,一般選擇的司機都是婚後且有小孩的人。(有可能出於同業競爭關係,動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只是表達一種普遍顧慮)。
二是著火爆炸問題。自從去年526比亞迪爆炸事件之後,曾一度見電動車而遠之的景。現在大家已經淡忘了這件事,但是從司機角度來看,仍覺得電動車存在不安全因素。(這不僅存在汽油車司機,也存在訪談的一位電動車司機)
  另外,電動車面臨另一個問題就是充電問題,據瞭解,現在深圳共有57座充電站,主要分佈在關內,由於出租車司機一般是選擇閒暇時候,客源較少的時候去充電,比如晚上兩三點左右,容易造成充電站緊張,需要排隊的情況。隨著電動車的進一步推廣,充電站的數量也應該相應增加,但是充電站的佔地面積較大,如何在深圳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選擇好地點,是一個問題。加入選擇偏遠的地方建充電站,無疑會增加電動車的充電成本,間接也減少可載客的時間。
 從出租車司機的收入來看,電動車相比於汽油車,收入上沒有優勢,一是電動車每個班大約為350元,汽油車的分子費每個月是270元,加之汽油車每一趟有3塊錢的燃油補貼從消費者收取。同時,電動車每跑250公里需要充一次電,充電時間為1個半小時,一個白班據說要充兩次電。加上充電的時間和路上的時間,實際運營的時間只有8個小時,而傳統車可以連續運營12個小時,多出來的4個小時收入,足以覆蓋油費的開支。出租車收入較低,所以很多老出租車司機不願意換車。
技術進步,政府採購按部就班進行。從比亞迪第一批推廣的電動車,每次充滿一次電,只能跑150公里,充電時長為5個小時。到現在推廣的e6電動車,充電時長為1個半小時,可連續跑250公里,足以滿足市際之間的交通,比如從深圳到廣州。有見及此,政府的採購,也不會一次性大批量就採購現階段的e6,應該是按布就班的推進,隨著技術的發展逐步增加採購量。
 這只是一個小樣本的訪談,數據不夠詳盡,觀點不夠全面,僅供各位雪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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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頓後人張詠賢深圳鮮師

2013-07-11 NM
 
 

 

珠寶設計師、嘉頓新抱張王幼倫的女兒張詠賢,去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畢業。廿二歲的她沒像母親設計首飾,也不跟父親張力正做心臟外科醫生,更沒參與家族生意,反而選擇在深圳執教鞭,為的就是教小朋友英文,亦乘機多學普通話,她開心說:「我鍾意細路哥,所以鍾意教書。」中港兩邊走

張詠賢(Jennifer)每逢週一清晨六時,便來到灣仔碼頭乘坐皇崗過境巴士返深圳,經過約四十五分鐘車程才到達皇崗關口,然後再乘十分鐘的士,八時前到達深圳市羅湖區的百仕達小學。到週五放學後,她又回來香港度週末,「回來陪家人,週日鍾意留屋企prepare lesson。」 採訪當日,Jennifer由朝直踩至五時半才放學,她笑話:「初初好攰,第一個星期返屋企失咗聲,現在慣咗。」 以Jennifer的學歷和背景,要在香港找份「好工」絕對不難,何解要教小學?她的母親張王幼倫忍不住說:「真係咁啱!佢畢業返嚟,我叫佢搵份自己鍾意、有熱心做的工作,唔使考慮賺幾多錢,叫佢乜都試,點知佢一試就鍾意小朋友,鍾意教書。」揀深圳的小學任教,就是為了學好普通話,「我同個女講,要喺嗰個環境先學得好普通話,因為除咗學校,喺深圳佢同人溝通都用普通話,喺香港進度有限。」碰巧有auntie介紹這份教書工作,Jennifer亦專登往當地視察,「最初也擔心語言溝通問題,嚟到夠膽講佢哋聽得明;細個去過深圳一次,以為好遠,其實好方便、好快到。」

活動教學

決定任教後,Jennifer參考學校的教材,以及當時的美籍老師如何教學生,再上網搵資料自製教材。她取長補短,使用活動教學,透過唱英文兒歌、遊戲和story reading令學生更易入腦,「呢度開心啲、易記啲,推動佢哋想學嘢。」Jennifer的靈活教學有口皆碑,「消息」亦很快在學生家長間廣傳,甚至有家長去了Jennifer的課堂參觀,「搞到我都好緊張。」由於有高年班的學生都要求有reading class,於是本來只負責教小一的Jennifer,放學後亦會替二年級學生補習,逢週一更要和四個六年級學生上reading class。

寄住人家

以為張太會在深圳租個單位給女兒居住,誰知Jennifer原來寄住在當地的家庭,「其實可以選擇同外籍老師一齊住,一係住喺host family,可以學普通話。」為了學好普通話和了解當地人的生活文化,Jennifer最終揀了host family,代價是要替屋主的十二歲兒子補習英文,他們的規條是,「我同佢父母講普通話,小朋友講英文。」寄人籬下,Jennifer初時不太習慣,「好似插入人哋family,每餐要人照顧。」為了答謝這家人,除做私人補習老師,她還會自製蛋糕慰勞他們,「朋友俾recipe,我跟住嚟做。」由於沒有客房,屋主駱先生本打算讓出兒子房間給她,但她一點也不驕縱,「我話用書房就得,書房有sofa bed。」早排發生H7N9禽流感,在國內教書的她有無擔心?「我最鍾意食雞,daddy都提我少食雞,及唔好凍親。」見住小朋友英語有進步,她也開心地說:「初頭一句都唔識,現在可以傾偈,幾有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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