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正式成為北京行政副中心,十年傳言終成真。
7月11日閉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會議稱,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論證,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
投資超1600億建設交通先行
通州備受關註,折射的是各界對北京這座國際都市未來城市定位、產業變化和人口疏解的想象。
從宏觀層面看,通州定位的變化不僅是首都空間格局的一次重新建構,同時更牽動了環北京地區,特別是京津冀一帶產業人口格局的變化;從微觀層面看,對居住者而言,可能意味著擇業、定居的重新考量。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上述會議上表示,落實城市戰略定位,解決北京“大城市病”、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須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為先導和突破口,一定要堅持“控”與“疏”雙管齊下。
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善嚴格的產業限制目錄和人口調控目標,堅決守住各類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了北京2300萬的人口控制目標,這是必須堅決守住的底線;在“疏”方面,要遵循疏解規律,把握節奏,加強配合,協調好利益關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效。
根據會議,當前北京要聚焦推進交通一體化發展、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動產業升級轉移三大重點領域,力爭率先取得突破。
通州區政府今年4月公布《2015年重點建設項目任務表》,通州區今年共有86項重點建設項目任務,總投資達1638.8億元。目前已開工的項目有28個,其中產業類13項、能源生態類10項等,按照今年總體目標,核心區16個產業項目除9個續建項目外,其余7個全面開工,年內可完成建設面積約130萬平方米。
交通先行是區域發展的前提,通州今年將有9個交通重點實施的項目,北關大道(含跨河橋)、潞苑北大街二期和文化旅遊區道路基礎設施將計劃於年底前竣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方迪智庫首席專家趙弘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建設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要認真總結北京中心城發展的經驗教訓,進行前瞻性規劃,提高規劃的剛性約束,不能隨意改變規劃,一張藍圖繪到底,防止“攤大餅”式擴張;在交通方面,要提早規劃軌道交通,建設副中心內部的軌道交通網絡體系,提早謀劃,做到規劃引領人口產業布局;一定要留下永久的農田、綠地,預防新的城市病,真正體現生態綠色發展理念。
此外,要有跨區域發展思路,謀劃通州副中心與三河、大廠、香河、武清、寶坻等河北和天津區縣的聯動發展,一體化規劃,協同化發展,把通州打造成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行區、先導區。
房產成交量暴增公共服務成短板
通州區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5月,通州房地產銷售面積達47.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6%,銷售額達95億元,同比增長7.5%。其中,5月份的統計數據尤其引人關註,當月全區房地產銷售面積高達16.9萬平方米,是去年同期的1.9倍,單月銷售額達34億元,為去年同期的3倍。
根據中原地產研究部統計數據,2015年上半年,北京通州住宅簽約量明顯上漲,住宅簽約達到了3947套,環比漲幅達到了21%,同比漲幅更是達到了65%。同時,成交均價也出現了明顯的企穩上漲,庫存數據明顯下降,目前7616套的庫存已經創通州住宅市場最近六年來的最低。其中,6月通州簽約商品房合計1525套,創造最近2年的新紀錄。
一位鏈家地產通州門店的置業顧問向本報記者介紹,整個6月,通州簽約量明顯增加,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有40到60套簽約,周末每天的成交量更是超過100套。
有人欲遷入,有人卻想遷出,只為了孩子讀書。
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早年在通州置業,小區門口就是地鐵六號線,開車只需要兩個小時,經過兩三個紅綠燈,就可以回到河北唐山的老家。盡管如此,王先生卻計劃在北京市朝陽區購置一套“學區房”,他表示,孩子剛上幼兒園,通州沒什麽好學校。
對於通州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的短缺,有研究者向本報記者表示,即使把通州定位為北京行政副中心,又有多少人願意過通州上班、北京居住的“候鳥”生活呢?
這不僅是通州當下的命題,更是津冀共同面臨的問題——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調動市場力量,重點是解決公共服務差距。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部主任張占斌認為,做好基本的公共服務,是推動京津冀三地資源重新配置的重要因素。在他看來,遵循市場規律、減少公共服務差距,把這兩條做好,就可能適當減輕北京的壓力,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也是有利的。
北京市社科院今年6月發布的《北京公共服務發展報告2014~2015》中,對北京區縣公共服務績效綜合評估結果顯示,16個區縣中,通州區公共服務綜合排名墊底。
趙弘建議,要盡快疏解北京公共服務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增強副中心服務能力;加快高端產業的培育和引入,努力提供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實現產城融合發展,降低與中心城之間的“潮汐式”交通壓力。
蘋果公司對手機新技術的應用,可能將這些新技術推廣到全行業,這次也不例外。
北京時間9月10日淩晨1點,蘋果在舊金山舉行秋季發布會推出多款新品,iPhone6、iPhone6Plus的3D Touch功能也受到業界關註。去年蘋果推出AppleWatch時,即嘗試在屏幕人機交互中使用壓力感應觸控技術ForceTouch,現在,蘋果將該技術推廣到了手機,並命名為3D Touch。
其實,這並不是壓力感應觸控技術在手機中的首次應用,9月2日,中國廠商華為在德國柏林舉行華為MateS發布會時,已搶先將壓感觸控技術作為MateS的一大亮點來推廣了。但同樣的技術,相比在IOS系統中的應用,這一技術在安卓系統中的運用仍存在一定差距。
3D Touch應用,即通過按壓屏幕,可以調用不同的功能軟件,例如用力按壓郵件圖標可以查看最新幾封郵件,按壓相機圖標可以彈出照相功能,而無需點擊圖標。
正如早期的觸控技術、去年開始火熱的指紋識別技術應用一樣,人機交互技術創新源頭在於手機產業鏈的供應商,蘋果並不生產屏幕。不過,蘋果可以做到將壓力感應技術和iOS系統結合和優化,並賦予該技術全新的應用領域,例如將壓力感應的API接口對開發者開放。
此次在手機屏幕中引入3DTouch,實際上也彌補了蘋果面對競爭對手屏幕創新技術應用的壓力。曾經引領大屏幕潮流的三星公司,GalaxyS6edge和GalaxyS6edge+都應用了創新的雙曲面屏幕設計。
而部分中國手機廠商也開始大膽在產品采用創新技術,而不僅是采取跟隨策略。蘋果手機采用指紋識別技術,並將指紋識別和支付結合,多家中國廠商跟進指紋解鎖和指紋支付。
然而在壓力感應技術應用方面,中國廠商華為與蘋果保持了同步甚至在發布上搶占了先機。在多個場合,華為消費者BGCEO、華為終端公司董事長余承東揚言將趕超蘋果作為華為手機的目標。
在新技術應用戰略決策方面,中國廠商正在采取更為主動的“引領”態度,然而要趕上蘋果,在業內人士看來,還需要彌補軟件的短板。“手機廠商提高競爭力,現在更重要的是提高軟硬結合能力。”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我們把華為的API開放出來,第三方應用和開發者會做更多東西。”余承東在MateS柏林發布會上說。全球安卓手機陣營中,華為是最早在手機中應用壓感觸控技術的廠商之一。然而,安卓系統目前並沒有針對壓感觸控技術做出更多軟硬適配,華為動作超前,但安卓系統動作滯後,其結果可能導致開發者註意力首先被蘋果iOS吸引,在推出支持壓感技術的APP方面占據先機。
“每一次傳感方式變化,都會給手機增添許多新的功能。壓感觸控技術應用,最應該行動的其實應該是谷歌,華為沒有等待谷歌,但華為一家公司的手機出貨量畢竟沒有那麽大,在APP廠商跟進方面,可能會受到一些制約。”王艷輝對本報記者說。
微軟的財報顯示了其雲端業務長期將呈現強勁增長。通過軟件和服務相結合,微軟雲端正在迎合企業的需求,也就是把電腦的功能向遙控數據中心轉移,這些數據中心由外部供應商運營。
盡管微軟旗艦雲端業務Azure上一季度的營收實現翻番,但是公司仍然在財報中指出:“包括Azure在內智慧雲部門營收增長只有3%。該部門的運營利潤下滑了14%。”
目前英特爾的PC業務仍然占到一季度總收入的55%,不過這一數字將進一步下滑。
過去一年微軟股價大漲30%,同期標普500指數上漲13%,而英特爾的股價卻下跌1%。微軟的市值目前達到4400億美元,幾乎是英特爾1510億美元的三倍。相比微軟而言,芯片制造商英特爾的雲轉型戰略就顯得有些模糊不清了。投資者對此仍存懷疑。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Wintel” 電腦(使用Windows系統和英特爾芯片的電腦)主宰市場的時代正在步入終結。隨著手機逐漸代替PC成為主流,企業也漸漸弱化臺式電腦,微軟和英特爾的兩位剛上任不久的CEO Brian Krzanich和Satya Nadella都在雲業務上下註。
英特爾本周宣布本季度將裁員12000人(相當於現有員工數量的11%),加速從PC業務向雲業務以及存儲和物聯網的轉型。英特爾數據中心業務本季營收大漲9%至40億美元,高於英特爾整體7%的增長,這部分收入包括驅動雲數據中心的芯片。
在轉型過程中,英特爾也給了服務器的競爭對手有機可乘的的機會。微處理器生產商AMD昨天宣布與中國企業天津海光成立合資公司生產x86芯片,這將對英特爾造成至今為止最為直接的挑戰,也對其在芯片市場的主導地位構成直接的威脅和挑戰。
不過相比而言,分析師認為微軟的雲戰略的成效要比英特爾更加清晰,並且受益更多。光看1月財報電話會議中“雲”這個詞的出現頻率,微軟達到59次,而英特爾只有11次。同時擁有微軟和英特爾股票的基金經理Dan Morgan表示:“英特爾有點被淹沒的感覺。”意思是說公司的背景不再那麽高不可攀。
而微軟恰恰把原來並不擅長的雲計算業務變成了自己的優勢。原因就是它並沒有從技術上與競爭對手抗衡,而是打了差異化競爭的牌。從技術上來講,微軟已經放下了驕傲的身段,它對用戶開放源代碼,並借此與開發者產生共鳴。此外,微軟基於對客戶和企業業務的了解,利用與大客戶簽訂的企業協議鼓勵用戶使用Azure服務,並通過極高的折扣來吸引用戶。因此可以看出,微軟是一家非常講究戰略的企業。
如果說Azure已經成為微軟的業務重心,而英特爾的強項仍然是主導處理器芯片的話,那麽這也比較能夠解釋為什麽微軟會比英特爾做得更好。風投機構Ignition Partner的分析師Nick Sturiale表示:“兩家公司的根本差異在於微軟本質上來講是一家軟件公司,而英特爾是硬件企業。”
根據咨詢機構Gartner的研究報告,企業客戶對軟件的技術投入越來越大,而對於英特爾的處理器芯片有需求的企業則越來越集中在一些像Facebook,Google,Amazon和微軟等大企業,不再像過去那樣廣泛。
另一方面,芯片行業的價格競爭越來越激烈,先撇除數據中心芯片的均價在過去一個季度下滑了3%不說,就連Facebook這樣的企業都要自己做數據中心硬件,這將令未來芯片價格變得更加便宜。
英特爾CEO Krzanich本周對分析師表示:“對雲數據中心的透徹理解以及對競爭對手的研究將令公司保持行業領先地位。”他還表示:“始終對競爭保持偏執的態度,並且不斷進步。你會發現我們是跟著產品的表現存在和消亡的。”
但是即使是硬件企業,英特爾也有著大把翻身的機會,尤其是物聯網的發展將帶動網絡連接設備的芯片需求。一旦物聯網出現一款爆炸性的產品或者行業級的應用,那麽英特爾的芯片將供不應求。
這讓人聯想到在去年英特爾開發者大會上,極限運動員騎著載有英特爾智能芯片的小輪車從CEO Krzanich頭上躍過的場景。盡管公司仍然與PC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是它希望讓別人明白,這家芯片巨頭已經深度介入到汽車、可穿戴和其它的新設備領域。
錯失移動浪潮的英特爾,最後還是希望抓住雲計算這根救命稻草。不過快速增長的雲計算領域的競爭對手遠不止微軟一家,高通等都已經高調宣布進軍雲計算,而且這些企業也都不約而同地扮演起物聯網領域領頭人和倡導者的角色。這就好比是大象轉身,誰做出的改變力度大,反應速度快,誰就將取得這個市場的主動權。
從1999年至今,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累計已近30萬億元,這里面地方政府拿走了多少,被征地的農民又分到了多少?
這涉及到“土地財政”中一個重要問題,即土地的增值收益是如何分配的?所謂土地增值收益,就是改變土地現有用途或者增加開發強度而新增的純收益。
一般而言,土地出讓總價款在減去了地上附著物補償費、青苗補償費、拆遷補償費、土地開發費和相關業務費等五項費用後,剩余金額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它包括支付給農民的土地補償、安置補助費、農民社會保障費用,也包括政府收取的各類稅費和獲得的出讓金純收益。
失地農民補償相對較低
當前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是什麽樣的情況?比較被公眾認可的觀點認為,總體上,目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政府占有份額較高,被征用土地的農民占有份額較低。
根據農業部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2008年的一項研究,以全國土地出讓為例,1995年全國每公頃土地出讓金純收益為66.1萬元,其中政府獲得47.2萬元,集體和農民獲得18.9萬元,政府與集體和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為2.5:1。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擴大到9.7:1。
集體和農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不斷降低,直接原因在於征地補償標準提高幅度遠跟不上地價上漲幅度。
廖洪樂的研究顯示,1995—2005年間,土地出讓價格上漲了3.6倍,而征地補償標準卻只提高了0.5倍。如果與政府商業用地出讓收入相比,集體和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會更低。根據2007年對東部某市的調查,政府征用農民水田、集體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用於商業開發時,政府與集體和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分別為48:1、98:1和196:1。
不過,也有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在全國,比例不高),集體經濟組織用自己的土地搞工商業開發,其土地增值收益部分主要由集體和農民占有,國家在增值收益中分配的比例過低。
最近幾年來,城市建設用地價格迅猛上漲,而征地補償標準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新增提高的農民社會保障費用也有限,致使集體和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農民為改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做出了艱難的抗爭。最近十年來,農民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為了保護農民利益,近年來,中央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現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要求,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
廖洪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轉變目前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並不容易,既得利益集團不想做出改變,城市利益集團、地方政府甚至是相關主管部門,出於自身利益或部門權力考慮,都不願意做出改變。
政府的理由:增值歸公
造成當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現狀的根源,除了利益格局和利益群體已經形成,不願改變現狀,此外還有理論層面的分歧。
在我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結點主要是農地轉非的增值歸屬。目前主要有三種理論觀點,第一種是“增值歸農”論,第二種是“增值歸公”論,第三種是“公私兼顧”論。
不過,從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至今,增值歸公的理論一直被多數地方政府所采用,並延續至今。
這也有現實背景,自1994年我國開始推行分稅制,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分成比例調整,地方財力實際上收到擠壓,支出壓力開始加大,當時無論是中央抑或地方政府的主流看法均是土地出讓收入要為城市發展做貢獻。
《中國土地年鑒1996》207頁顯示,北京1995年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37億元,其中征地費僅619萬元。
曾擔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的李元2005年在其《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一文中表示,“主張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增值全部歸於被征地農民”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不符合國情,也不符合土地利用和管理的規律,實行起來難以操作,當前也不宜采用。
“有一些人甚至寫文章說,政府通過征地剝奪了農民幾萬億。這樣的宣傳是錯誤的。因為它混淆了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不同的價格。”李元稱。
他認為,農用地由於收益低,因此價格低。建設用地由於收益高,因此地價也高。這種土地的升值,是由於政府代表社會的投入所致。有的地塊,眼前政府雖未投入,但由於被代表公眾利益的規劃確定為建設用地,具有了升值的機會。這種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增值歸於國家,用於社會,是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原則。
李元認為,建設部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每年僅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政府就要投入40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獲取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方面確有許多的不規範,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要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歸於被征地農民,那只能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和混亂。當然,政府在土地增值的使用上,要照顧農村發展的需要。
當“獨角獸”概念股藥明康德上市16漲停攀升1300億市值後,6月5日A股老牌醫藥龍頭恒瑞醫藥盤中市值突破3000億,同樣刷新了本輪醫藥股行情的新高度。
在A股弱勢跌向3000點的過程中,醫藥股走勢得到了機構的護盤。基金季報顯示,在一季度主動管理的權益類基金就曾大幅增持醫藥股,且將醫藥股配置比例高居各板塊之首。而經歷了大幅上漲過後,醫藥股的投資價值有所弱化,且醫藥龍頭業績增長跟不上估值攀升步伐的特征正愈發明顯。對此,有關醫藥股的後續投機價值的市場分歧正在加大。
醫藥龍頭觸及3000市值
2018年的A股盡管整體表現慘淡,但“吃喝玩樂”大主題卻走出了獨立性行情。截至目前,餐飲旅遊、醫藥、食品飲料三大板塊今年以來漲幅均超10%。
2018年6月5日,“酒王”貴州茅臺在下午開盤不久,放量拉伸市值突破萬億元。半個小時後,被譽為A股市場“藥王”的恒瑞醫藥盤中一度上漲8.25%至81.99元,對應的市值為3017.232億元,即成立以來首度突破了3000億市值,隨後尾盤稍有回落,收盤價為 80.15元。
與茅臺一樣,恒瑞醫藥是長牛白馬,即便在熔斷行情爆發的2016年,它還走出了11.46%年漲幅,隨後更是大放異彩,2017年漲幅超82%、2018年至今漲逾50%。
經歷過大幅上漲後,恒瑞醫藥的估值同樣水漲船高。恒瑞醫藥創造3000億市值的同時,估值也上升到了88倍。
若從靜態角度看,依據估值與增長對比,恒瑞醫藥相比貴州茅臺底氣有所不足。貴州茅臺一季度實現了近40%的增長,“高於”萬億市值對應30倍出頭的市盈率。而恒瑞走牛的同時,業績並未發生明顯的改善。4 月26日,恒瑞醫藥發布2018 年一季度報告顯示,一季度實現營業收入、 歸母凈利潤、扣非後歸母凈利潤分別為 38.57 億、9.49 億、9.04 億元,較上年分別同比增長 21.70%、16.95%、12.28%。16.95%的業績增速相比去年全年的24.25%增長以及去年一季度18.63%的業績增速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業績一般而股價卻強勢走高。有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稱,恒瑞醫藥代表著中國創新藥發展的未來,它的長牛走勢反映的是它未來的價值,而不是簡單炒作資金推高股價的問題。
廣發醫療保健股票基金因重倉醫藥板塊目前年化收益高達40%。該基金經理邱璟旻稱,有時候,有人認為某些公司有25%的增長,估值20倍,就有配置的價值,但是做投資還要關註市場熱點和風口。醫藥股的表現跟市場情緒面有較大關聯。當市場風險偏好較高的時候,熱點可能在半導體等科技板塊,但市場風險偏好明顯降低的過程中,上漲熱點可能會傾向於醫藥龍頭這些增速穩健的題材。即便這些個股估值並不低,但是市場關註更多的是這些個股長期穩健增長。
作為首家市值突破3000億的A股藥企,恒瑞走牛也是硬實力的體現。恒瑞醫藥長期註重研發,多年來的研發支出始終位列國內藥企第一梯隊,且增長明顯。2013年,恒瑞研發投入為5.6313億元位列A股藥企榜首;2016年,研發支出首度突破10億元大關,為11.8435億元;2017年,全年的研發支出費用支出達到17.5913億元,占當年營收比重12.7%。若不出意外,2018年恒瑞醫藥的研發支出有望突破20億元大關。
恒瑞長期堅持科研投入的正面效應正不斷得以體現。比如,它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申報的磺達肝癸鈉註射液簡略新藥申請,近日已獲準生產並在美國市場銷售該產品。與此同時,磺達肝癸鈉註射液、硫培非格司亭註射液、註射用SHR-A1403等多款新藥獲得國內藥監部門批準。以上這些,給予了恒瑞醫藥未來幾年較為可觀的業績增長空間。
醫藥強勢背後的機構身影
在恒瑞醫藥這樣龍頭股的強勢帶動下,整個醫藥板塊被激活。年初至今,整個板塊漲幅為13.65%,而具有杠桿效用的醫藥B(150131.SZ)漲幅33.97%。
醫藥股的強勢使得重倉該板塊主題基金業績突出。截至2018年6月4日,今年以來業績排名靠前基金幾乎均為醫藥主題產品,收益率達到10%以上的120只基金中絕大多數為醫藥主題基金,其中排名前19的基金中17只為醫藥主題基金。
實際上,今年以來基金對醫藥板塊配置的熱度顯著在上升。據川財證券研究所統計,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醫藥板塊成為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最愛,配置比例高達13.77%。排在醫藥之後的是基金重倉板塊還有食品飲料、電子元器件,持股比例分別為9.74%、9.39%。
與此同時,一季度醫藥板塊也成為基金加倉比例最大的一個行業,該季度基金大幅加倉醫藥4.23個百分點;這數字遠遠超過基金加倉幅度二三位的計算機、傳媒,在一季度這兩個板塊得到的基金加倉幅度分別1.74個百分點、1.56個百分點。
機構分化顯現
然而,幾家歡樂幾家愁。踏空醫藥板塊的機構眼下的日子並不好過。更讓這些人難受的是,眼下的追高風險有點大。
公開數據顯示,2003年至今,基金對於醫藥板塊的季末配置比例的歷史均值為8.34%,高點出現於2014年3月末,當時基金配置比例高達20.56%;最低為2003年年末,當時持倉比例僅有0.64%;而當前基金對於醫藥板塊的配置比例已經超出了歷史均值5.43個百分點。
眼下留給市場的一大疑問是機構對於醫藥板塊偏好的峰值在哪里。國內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一位長期業績出眾的基金經理對第一財經表示,他一直低配醫藥股,現在看醫藥股的投資性價比同樣並不高,即便出於市場風險偏好較低的考量選擇配置防禦類消費品種,可能也會考慮白酒等品種。
“醫藥前期長得多,估值需要消化。”北京某中型基金公司基金經理表示,有些二線品種會有獨立行情,需要仔細篩選。
不過,一位長期重倉醫藥龍頭的私募基金經理對第一財經稱,他依然堅定看好一些醫藥龍頭。他認為,重倉股雖然股價在一年時間里漲了接近兩倍,但基本面仍在進一步改善。“應該用動態的標準看待事物的發展。”他稱。
東吳證券醫藥分析師全銘的觀點於這位私募的看法類似。他稱,201年醫藥行業業績拐點明確,醫藥行業估值仍低於歷史平均,仍是慢牛的起步。一方面2016、2017年醫藥指數基本沒有上漲,但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速在15%以上,行業估值得到充分消化。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上漲的股票極為集中,大量的二線龍頭並未表現。經歷了年初至今的漲幅,部分一線龍頭公司的估值處於歷史高位,但這些公司往往在行業地位和業績確定性上都比較強勢,在醫藥行業“去蕪存菁”的過程中,一線龍頭有不可比擬的護城河,繼續看好這類公司的長期價值,建議逢低加倉。
截至6月1日,醫藥指數市盈率為36.50倍,低於歷史均值5.57個單位;滬深300指數市盈率為12.6428倍,醫藥指數的估值較之溢價188.7% ,仍低於歷史均值4.5個百分點。
特朗普政府想憑一己之力,逆全球化而動,到底行不行得通?
很可惜,至少在“232調查”和“301調查”的兩次聽證會上,他們都沒有聽到自己想聽的答案。
以“232調查”為例,在7月19日美商務部召開的汽車及汽車零部件“232調查”聽證會上,共有來自美國和其他地區的44個利益相關方發言,其中43家都表示反對加征汽車進口關稅,唯一贊同的是代表美國汽車工人利益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
“幾乎所有行業,整車、零部件、經銷商、汽車維護行業等(利益攸關方)全部都反對增稅。”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蔡開明律師剛從美國歸來。作為中方律師,他全程代理中國國際商會——代表中國汽車及零部件產業應對本次“232”調查。他將聽證的詳情向第一財經記者和盤托出。在他看來,“有一定機會是不征稅的”。
不過不可預期的,始終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行為:在此前的同類型談判中,可以看到特朗普決策上的反複。蔡開明預判,不排除在這個案子上增稅,或者說在一定範圍內增稅的可能性。
進口汽車危害美國家安全?難找證據
美國商務部並未收到企業申請,而是自行開展了針對進口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的“232調查”:美商務部根據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授權,評估上述進口產品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特朗普責成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2月中旬之前完成上述調查。
同樣在此次“232調查”中代表中國國際商會進行抗辯工作的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孫磊律師指出,“232調查”的立法原意要追溯到1955年,彼時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案的目的是要求總統在進行關稅減讓時要考慮國家安全因素,而不能光考慮經濟因素。
孫磊所指的是1955年《貿易協定延長法》(Trade Agreements Extension Act of 1955),彼時美國國會將第232節項下權力授予總統。
這意味著美國總統不只在減稅的時候考慮國家安全,同時國會也授權總統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提高關稅的方式,保護國家安全。孫磊表示,具體到此次汽車稅“232調查”上,美方並不要考慮的是國內汽車產業有沒有提出232調查申請,以及美國汽車及零部件行業的現狀是否由企業自主的市場行為導致,關鍵是要在進口汽車及零部件和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之間建立“關聯關系”。
不過,據目前的形勢,美國政府雖然將此次調查同國家安全掛鉤,卻並不一定找到了確鑿的案例或證據。
7月,美商務部向在美的多家車企發放了一份長達34頁的調查問卷,要求車企披露涉及財務預算、供應鏈、至2020年商業發展規劃甚至供應商名單及其所在地等大量敏感信息。上述調查問卷還希望各車企回答一個問題,即為何要將工廠選址在美國本土以外。
有美國車企吐槽稱,這些信息比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的文件還要來得全。
這一問卷讓許多在美車企感到啼笑皆非。
一方面,在宣布進行針對進口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的“232調查”時,美商務部一口咬定數十年以來,美國進口汽車的形勢已經侵蝕了美汽車工業,並達到了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程度;另一方面,卻又在調查開始之後,反過來要車企向上提供細致數據。這不禁令人質疑,美國政府對“進口汽車傷害美國國家安全”的研判又是如何做出的?
作為代表在美外國車企的遊說組織,全球汽車制造商協會主席博茲拉(John Bozzella)亦指出,這樣的調查讓美商務部的“進口汽車及零部件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說法不成立。
博茲拉進一步表示,美國政府始終沒有找到能證明進口汽車對美經濟或汽車行業存在威脅的具體案例,以上調查問卷行為就是他們在尋找案例。
中方核心訴求:中止或者被排除在外
7月19日的聽證會從8:30持續到17:30。如前所述,最終在聽證會上共有來自美國和其他地區的44個利益相關方發言,其中43家反對,認為汽車及零部件屬於典型的民用產品,發起所謂的“國家安全調查”缺乏正當理由,不符合美國汽車產業和消費者的利益。
此次中國國際商會和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代表中國產業界參加了聽證會。此外,當天上午,有中國人在美投資的企業發言,下午則有一位教授作為學者發言。
蔡開明表示,上午全部是一些行業組織,且主要是美國的行業組織在發言,下午是各國大使和部長,以及一些外國的行業組織發言。譬如,韓國就派出了韓國的駐美大使、經濟部副部長,以及現代汽車的代表參會。
在被問及我方的核心訴求是什麽時,蔡開明說:“中止或者被排除(在汽車關稅外)。”
需要註意的是,雖然同歐盟達成了一定協議,特朗普政府仍在推進汽車關稅調查。
蔡開明則指出,目前有一定機會是不征稅的。“我們認為有機會的原因之一是,有140多個國會議員給美國商務部長寫信反對,讓他考慮增稅對美國汽車產業的負面影響;同時美國主流的協會也聯合發聲反對征稅,這表明了行業的態度和國會議員的態度。美方政府不可能不考慮。”
不過也要考慮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蔡開明表示,看到了特朗普政府在此前類似談判中決策上出現的反複性,所以不排除最終仍會增稅,或者說,在一定範圍內征稅——即與鋼鋁關稅一樣,對一些國家進行豁免,但對另一些國家增稅。
同時,特朗普要考慮的不僅僅是上述行業的利益,還可能將此汽車關稅作為籌碼和其他國家進行談判。蔡開明補充道,因此不排除他會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措施。
考慮到歐美聯合聲明,蔡開明和孫磊均認為,在美國232汽車稅中,“歐盟脫身情況比較大。”
但是,孫磊認為,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特朗普聯合聲明的原文里,涉及汽車232調查的內容只有一處,就是工業品0關稅談判不包括汽車。這起碼說明,美歐目前還沒有就汽車232達成一致。
而在接下來的幾個大國中,尚不知墨西哥、韓國、日本等國能否將立場協調一致,繼續和美國進行積極抗辯。蔡開明指出,美國估計也會分化瓦解這一陣營,可能之一就包括與日本在雙邊貿易協定上尋求突破。
的確如此。例如,目前加拿大方面對於韓國將如何反應就心存憂慮。此前韓國在鋼鋁關稅問題上接受了美方開出的鋼鐵出口配額換取豁免的條件,但歐盟和加拿大等國家則選擇了對等關稅報複。此次加拿大也擔心韓國還會接受類似的豁免條件,從而令韓國汽車在美國市場上具有額外的競爭優勢。
蔡開明還表示,汽車行業的很大特點在於,其產業鏈和市場布局都是全球化的,這種全球化基於企業自己成本的最優化需求,將不同產業鏈環節放在最優化地區生產,這種布局打破任何一個環,都會對整個行業、對成本造成影響。
“現在對其征稅,如果要在其他地方再設產業線、生產零部件是需要周期的,不是說今天這里拆了明天去哪里建就能建好。這需要兩到三年的周期。”
他說:“特朗普的思維是傳統商人思維,但是他沒有看到世界在全球化貿易中已經發生變化。”
在“301調查”聽證會上苦尋替代國
在接下來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就“301調查”結果擬對16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來自美國化工、電子、太陽能等行業的代表更是壓倒性地反對加征關稅的行為。
以第一天的8組61位代表發言為例,其中僅有6人在發言中贊同美國政府對華加征關稅的行為。
正如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指出,這種征稅行為是典型的貿易霸淩主義,正在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全,阻礙全球經濟複蘇步伐,引發全球市場動蕩,還將波及全球更多無辜的跨國公司、一般企業和普通消費者,不但無助,還將有損於美國企業和人民的利益。
而美國企業則用翔實的數據,為美政府上了一節生動的“全球價值鏈”之課。
美政府“最重點關註的是哪些產品確實不該征,征了之後有沒有替代。”孫磊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其所有的問題都是關於‘有沒有替代?’你說不該征,那有沒有替代的?如果沒有替代要如何處理。都是這個邏輯。”
孫磊表示,實際上美商務部在選擇征稅的(貨品)稅號時有兩個原則:第一,可替代性強;第二,對國內產業直接的消費影響要小。在這個過程中,美商務部也一直在征求公眾意見。
不過,蔡開明和孫磊均指出,如果說對500億美元產品征稅,還不會太快地在CPI(消費者價格指數)中顯現;在2000億美元的征稅單中,就恐怕沒有什麽騰挪空間了。
在8月1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媒體提問稱,有報道說,美方計劃於1日晚些時候宣布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征收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稱,中方在中美經貿問題的立場是非常堅定、明確的,沒有改變。美方的施壓和訛詐不會起作用。如果美方采取進一步升級舉動,中方必然會予以反制,堅決維護正當合法權益。
(實習記者林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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