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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放棄政府對醫生身份的管控,直接從“多點執業”跨越到“自由執業”◎ 本刊記者 李雪娜 王婧 見習記者 李妍 文深圳醫生自由執業試點力圖再向前邁進一步。 財新記者日前從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深圳衛人委)獲悉, 《深圳市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實施細則》 (下稱《細則》 )已報送廣東省衛生廳批示。廣東省衛生廳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對該方案“大力支持” 。 在中國,擁有國有事業單位編制身份的公立醫院醫生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 ,在體制重重約束下,變換執 業地大大有損切身利益。 但在很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醫生執業身份並不受國家管控。他們或與政府簽訂僱傭合同,或與醫療機構簽訂服務合同,可自由選擇執業場所,並接受患者“用腳投票” ,通過市場調節確定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行業協會或政府部門建立信譽評價體系,對醫生執業情況和醫療糾紛做出評價判定和信息公開。 普遍的共識是,中國“看病難” “看病貴”的根源即在政府對醫生身份的管控。只要解放醫生,就能實現真正核心的醫療資源市場化流動,醫療服務恢複市場價格,將促進藥價正常、合理。以醫、藥價格的正常化進一步推動醫療資 源合理配置,可以良性循環。 深圳報批的新方案試圖從“多點執業”跨越到“自由執業” ,並且打破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對醫師資源的壟斷,被專家評論為“步子邁得大” 。 進步何在 深圳報批的新方案,全文只有1100余字的文件,一共12條。其中,醫生變換執 業地不再受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的管制,被認為是最大亮點。此外,醫生選擇其他執業地,也將不受數量限制。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稱其“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 《細則》規定申請多點執業的醫生“無須再經過醫療機構批准,但須在深圳市衛人委指定網站先完成備案。 ” “也就是說,醫生出去不再受任何人管制,報備僅是明確多點執業的去向。 ”深圳市衛人委醫政處處長廖慶偉說, “將多點自由執業變成醫生的天賦權利。 ”2009年9月,作為新醫改的一項措施,原國家衛生部曾下發《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 ,允許醫生合法進行多點執業的同時,要求“醫師受聘到其他醫療機構執業,應當經所在單位和相關衛生行政部門批准” “醫師原則上應當在同一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執業,地點不超過3個”等。此後,廣東、海南、雲南、四川、北京、江蘇等地相繼展開了試點工作。試點並未出現預期的醫生自由流動大爆發,效果不盡人意。從2010年1月實施至今,深圳申請獲批多點執業醫師只有36人,包括備案在內僅有100多人 ;整個廣東省16萬多名註冊醫師,僅有3800多人申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全國多點執業仍有重重限制, “遇冷”並不意外。 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不支持被認為是試點效果不理想的主因。有衛生部定調在先,2009年12月17日,廣東省衛生廳發佈《廣東省衛生廳關於醫師多點執業的試行管理辦法》的通知規定,申請醫師須“具有副高職稱且在該技術職 務上連續工作2年以上的執業經驗” ,執業地點數量“最多3個” ,並且要經過三個步驟:一、符合條件的醫師在經過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批准的前提下提出申請登記。二、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與新增執業地點醫療機構已簽訂醫師執 業的相關協議。三、在新增執業地點負責醫師註冊的衛生行政部門備案登記。 “公立醫院需要院長審批的多點執業形同虛設。因為醫療人才與技術是醫院最大的競爭力,哪個院長願意把優質資源無償送到其他醫院?”朱恒鵬說。 身為廣東省著名三甲醫院廣東省人民醫院一醫生告訴財新記者,該院每天門診量過萬人次,醫師資源本就緊張,醫院明確表示不支持醫生多點執業。 “有的醫院明確表態,如果要多點執業,就不享受醫院的福利津貼以及獎金,包括五險一金。 ”他還介紹說,大醫院業務量飽和,但編制奇缺,醫務人員都在超負荷工作,根本無暇分身進行多點執業。 “即使醫院迫于政策要求批准了,院長他們肯定也不高興你有二心,多點執業很可能會影響年終考評、職稱晉升和科研項目撥款等各個方面。 ”這位醫生認為,醫院不支持合情合理。 “公立醫院是事業單位,院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為醫生創造科研、教學和晉升條件,承擔了醫生的福利獎金壓力,還要解決醫療糾紛,其他單位什麼都不用管,就能分享最寶貴的醫療資 源,顯然是不合適的。 ”作為主管機構,深圳市衛人委對醫生多點執業的態度則比較積極。早在2010年,原深圳市衛生局向各市區醫療機構收集和交換醫師多點執業相關信息,備案醫生的執業情況,同時通過指定的網絡平台,讓缺醫生的醫院和醫生富餘的醫院,進行對接。 為削弱第一執業單位對醫生的管控,深圳市衛人委在《關於進一步推進深圳市醫師多點執業的通知》中特別要求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必須在“10個工作日內批准”醫生的多點執業申請。 2012年12月28日, 《 廣 東 省 衛 生廳關於醫師多點執業的試行管理辦法(2012年版) 》公佈,特別准許深圳醫師“不限執業地點數量” 。即第一執業地點為深圳市地域範圍內醫療機構的醫師,可在深圳市地域範圍內三個以上執業地點自由多點執業。這給深圳試行“當地註冊、當地執業”模式放權。 廖新波談及當時給深圳下放這項特權的動機時稱, “一個醫生要多點執業,他能力有限、時間有限、醫療風險大,這三點就足以決定他不可能無限制地多點執業。他要是有能力在超過三個以上的地方執業,那你想管也管不了,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 為什麼是深圳 從全國看,對醫生執業管制的改革始終在多點執業的框架下運行。在不觸動最根本身份限制的前提下,原國家衛生部也試圖擴大醫生多點執業的影響。 但放寬管制的底線難有實質性推進,這與中國對醫師執業身份嚴控的傳統有關。1999年5月, 《執業醫師法》確立了醫師註冊制度,規定: 醫師註冊後,可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按照註冊的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範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健業務,醫師從業地點一旦發生變動,應向註冊部門提出變更執業地點的申請,經審批後方可在新的從業地點繼續執業。這一規定把醫生與公立醫院緊緊綁定在一起。 在看病難、醫療資源不平衡的壓力下,僅有“會診”制度有限打開了醫療資源流動的閘門。2004年12月, 《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公佈,醫生經所在醫療機構批准,可到其他醫療機構對疑難雜症患者進行診療。醫院之間建立合作關係,以學術交流為目的將醫生“集體打包”外出會診成為可能。 2009年,以破解“看病難、看病貴”為目標的新醫改艱難起步。醫生多點執業被視為鬆綁醫療資源流動的革新性舉措。廖新波坦言,允許醫師多點執業,一個重要意義即在於“承認了走穴這樣一個早已存在的現象” 。但朱恒鵬評價說,實現醫生自由執業才是改革目標,多點執業只是過渡性階段。在談到為什麼選擇深圳作為廣東省“自由執業”新試點的首個城市時,深圳市衛人委的解釋是“深圳改革環境好” 。 2009年以前,深圳多家公立醫院與其下轄的門診部、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下稱社康中心)之間,曾一度面臨醫務人才“下不去,下去後又上不來”等問題。2011年,深圳市推出“社區首診” ,建立分級收費制度。即對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社康中心在收費價格上,進行分級收費,居民到三級醫院普通疾病就診的收費價格,要高于省物價標準10%,在社康中心則比標準收費便宜20%,社康中心同時免收掛號費和基本藥物加成費用。 深圳還提出了社康中心“院辦院管”機制,即醫院負責舉辦和管理社康中心,醫院和社康中心實行資源共享。上級醫院根據社康中心的需求,定期派出具有副主任醫師職稱以上的臨床科室醫師,到社康中心坐診。此舉推動了醫務人才資源流動性配置,被認為是多點執業新嘗試,得到廣東省衛生廳的支持。 2011年,全深圳市基層醫療機構門診總量占全市總量的63.3%。其中社康中心以9.5% 的人力資源解決了全市37.5% 的門診量。 “我覺得這個是進步。 起碼醫院醫生可以到社康中心去出診,實現了分流,解決了看病難的問題,附近居民也由此受益。 ”廖慶偉說。 醫療責任主體有待厘清 深圳市的新方案一旦獲批,在多大程度上能鼓勵醫生的自由流動?廖慶偉認 為,這要取決于醫院方面是否能“有一個相對開放的轉變態度” 。廖新波對深圳新方案的評價是“的確有意義,值得肯定,但步子邁得還不夠大。 ”廖新波仍擔心,目前的備案制會使醫院仍然知曉醫生多點執業的狀況, “醫院可以從其他方面限制醫生。因為醫生還不是社會人,還是由醫院控制。醫生不經醫院同意,也不敢大膽地向前走。 ”不少醫生透露,身份控制下,醫生或明或暗的“走穴”其實存在致命傷,即醫療責任主體模糊。自由執業最大的風險在於醫療事故責任劃分。按目前醫療體制,責任主體是醫療機構,醫生作為“單位人”附屬於醫療機構。當醫生在本院出現醫療事故時,由醫院埋單。 但當醫生離開體制,進行多點執業後,其身份由“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 ,必須與執業的醫療機構共同承擔責任。 “大醫院的設備條件更優質,醫療質量安全更有保障。如果到小一點的醫院或者民營醫院,出了問題,我們可負擔不了那麼大的責任。 ”上述醫生表示。 廖新波認為,在已經明確多點執業合法的前提下,未來再遇到類似的事故一定要明確,由醫生和執業醫院承擔全部責任,若醫生所在的第一執業單位並不為此承擔責任,最終責任如何劃分,由法律裁定。 “在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之前,行政制度應該要先行規定。 ”廖新波說。 廖慶偉則表示,醫療事故責任承擔問題, “政府也不能規定誰來承擔、承擔多少、如何承擔,這是醫院和醫生之間的關係。 ” 單位所有制仍未打破 廖新波認為,對醫生醫療責任的界定,應該由獨立于醫院和行政機構的醫師協 會作為協調的主體。 他說,醫院和醫生之間的關係不應由行政制度來調節,最好的方式是契約式管理,即醫院和醫生之間簽訂服務條約,醫生根據合同為醫院提供服務,保證服務的時間和質量,其餘時間在哪裡醫院亦無需知道, “但現在還是單位制醫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市場化。所以醫生如果真的發展為‘社會人’ ,才是對原有制度和觀念的一種巨大衝擊。 ”針對深圳市要求多點執業的醫生必須在指定的網站完成備案,廖慶偉認為 “利用信息化工具,能夠追溯醫生究竟去了哪裡,有利於監管,也有利於醫生自身責任心加強。 ”但廖新波認為,這項工作可以交給醫師協會完成。 “衛生部門應學會放權既然是備案,對政府部門來說,一不能收費,二給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更沒有意義。 ”廖新波稱,醫生是否具有多點執業的能力,完全可以由更加專業的醫師協會來評判和監管,實現專業自治。 另外,醫生待遇、保障和服務價格也需相應調整。廖慶偉認為,若允許醫生在其他醫療機構一周工作兩天或三天,那第一執業地醫療機構給醫生的待遇和福利,會明確變成醫生總收入的一部分。 “這樣的配套制度一旦出來,自由執業醫生數量就會增多。 ”廖慶偉說。 “這涉及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一下子完全改變現在的體制格局不太可能。 ”朱恒鵬認為,可以借鑒國企改革的經驗,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即繼續給離退休的醫師按照現行制度發放退休金,現在在崗的醫生保留國有事業編制身份及相應待遇,從此取消國有事業編制制度,新人全部採用合同制。 同時, “還要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引進企業年金制度。 ”朱恒鵬認為,必須跟進人、財制度同步改革,並放開醫療服務價格管制。 “醫療費的高低應該 由市場決定,醫院醫生就不需要變相地以藥養醫、以檢查養醫了,交易成本會大大下降,然後降低患者的醫療費用。 ”在廖新波看來,醫師多點執業是一種市場化的手段,可以有效解決醫療資 源缺乏的問題,甚至能夠“倒逼中國的政策和社會對醫生價值的尊重” ,因為在醫生和醫院均充分競爭的狀況下,如果要評最受群衆歡迎的醫生,一定是流動起來的醫生,而不再是靠論文制度和職稱制度遴選出來的醫生。 廖新波理想中的醫師多點執業的改革是這樣一幅圖景: 根據市場化的原則,醫院和醫生之間簽訂服務條約。醫院為了留住人才,競相為優秀的醫生提供富有競爭力的薪水和平台;醫生亦需為定點執業的所有醫院提供優質的服務。一旦出了醫療事故,由當事醫生和當事醫院負責,由法律來裁定如何賠償,與第一執業單位無關。 “看病難”亦可隨著醫生的自由流動迎刃而解。 不過, “自由執業改革有一個過程,不容易。太慢力度不 夠,操之過急則亂 了秩序,要慢慢推進。 ”廖慶偉說。 |
窩案頻發
根據檢察機關提供的案情材料,涉案人員普遍年輕且高學歷是大型民企工作人員收受商業賄賂案的第一個特點。
張某,名校畢業,英國留學歸來,30歲出頭已成為某高新技術企業的綜合部商務總監,負責公司產品線的材料需求以及向採購部門提出供應商認證申請等工作。
2011年初,該公司在肯尼亞政府援助項目上需採購IBM軟件產品,張某利用職權使一家公司成為了該項目產品的合格供應商,並先後三次收受該公司大客戶經理送來的好處費共30萬元。2012年3月,張某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深圳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因其認罪態度較好,退回全部受賄款並取得了案發企業的諒解,2012年5月,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
姜某鵬,80後,在某著名的大型民企中擔任生產部經理,在選定供貨商方面有一定「話語權」。2011年,姜某鵬先後以買房子、投資等為由,向多家供貨商索要人民幣近150萬元,並對相應的供貨商提供關照,造成了一些供貨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送貨短缺,供貨價格虛高等問題,嚴重損害了公司利益。經深圳檢察機關提起公訴,2012年8月,姜某鵬被法院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舒舒對本報表示,「80後」、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佔總涉案人數的七成以上,且都是本科以上學歷,很多還是碩士、海歸等高素質群體,他們擁有一份體面、穩定且高收入的工作,正逐步走上民企中層管理崗位,如部門經理、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等,手中有一定職權。
大型民企工作人員商業賄賂案件的第二個特點是受賄額總體偏大。張舒舒說,這些大型民企動輒涉及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工程項目、採購、招投標等,造成送上的「好處費」也高達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元。如某大型民企的高級工程師許某,利用職務便利,在基建工程項目上幫他人成功競標,先後收受好處費達人民幣985萬元。
第三個特點是受賄崗位分散。張舒舒說,中小民營企業的「腐敗」集中在採購等崗位,但大型民企因為人員眾多,造成很多崗位都有一定的獲利空間。從目前發案情況來看,收受商務賄賂的人員已涉及部門經理、項目負責人、採購人員、財務人員、對外服務科科長、工程師、技術支持等,甚至後勤崗位如車輛管理員、行政管理員、行政監督員也成了案發人員。
比如,有行賄人為了讓其酒店成為某大型民企的協議酒店,按每間客房每天2.5元人民幣的回扣款給該大型民企的住宿管理員等人,就憑2.5元回扣款雖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該企業一名住宿管理員在半年左右就收受了回扣款超過20萬元。近日,該名住宿管理員已被宣判獲刑。
大型民企商業賄賂案的第四個特點是窩案頻發。如一家電子公司為了自己的手機射頻天線能銷售進某大型民企而行賄,使該大型名企的四名工程師因收受商業賄賂同時「落馬」;一家電子公司的負責人為了拿下多份採購合同而向某大型民企的多個辦事處工作人員行賄,造成該大型民企的市場經理、市場總監、終端經理等4人被一連串牽出並追究刑責。
有賴於公司報案
大型民企成為商業賄賂案重災區有多方面原因。龍崗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杜旭東對本報表示,相比中小民營企業,一些大型民企的自我清查的能力較強、力度較大,比如華為、中興這樣的大企業,都設有專門的法務部,對內部員工的腐敗問題不願容忍並肯花力氣去查辦,這是華為、中興等大型民企商業賄賂案比一般民營企業高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杜旭東表示,民營企業人員收受商業賄賂案,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發現難,基本依賴於所在公司的報案,群眾舉報的幾乎為零。所以,很多商業賄賂案是否會案發,取決於公司老闆的態度。如果所在公司不願意報案或自行將涉案人員開除了事,司法機關也很難主動介入。
一些公司保全證據的意識不足,出事之前沒想到員工會收受商業賄賂,出事之後向公安機關報案後又拿不出相關的有力證據,造成很多案件難以偵破或無法進入檢察機關的公訴環節,最終無法追究涉案員工的刑事責任。
同時,大型民企掌握的資源更多,利益蛋糕更大,一些員工手中的權力也很大,容易吸引一些行賄人將他們作為目標,以期獲得巨大經濟利益。而這些大型民企的工作人員,雖然年輕學歷高,但法律意識非常薄弱。
張舒舒說,在辦案中發現,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的當事人認為自己不是公務人員,反腐與他們沒有關係,收些回扣屬於潛規則,可能是不對的,但他們沒想到,5000元回扣歀,就已經涉嫌犯罪並須為此承擔刑事責任。
大型民企商業賄賂案高發也暴露出民企管理的制度漏洞。張舒舒表示,一些民營企業,在崗位權限的設置、招投標制度的規範、員工的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漏洞,特別是在業務擴張時期,只注重經濟效益,造成了一些員工權力過大又缺少監管,隨波逐流收受賄賂,甚至主動暗示和索取。
如何減少民營企業商業賄賂案的發生?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相關工作人員表示,需要通過社會誠信體系的完善,讓企業員工不敢收受商業賄賂、讓行賄人不敢行賄。應將他們的犯罪記錄作為污點列入個人誠信系統,並納入社會誠信體系的一部分。相關企業在進行招聘時,先查詢擬聘用人員的誠信記錄,讓這些有過商業賄賂記錄的人員,在職場中難以立足。
同時,現行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制度,可以向民營企業鋪開,民企可通過查詢瞭解哪些投標方、供貨商、客戶等有過行賄犯罪記錄,並將該企業列入黑名單。(深圳市人民檢察院通訊員汪林豐、孫正對本文亦有貢獻)
曹兵,湖北人,44歲,深圳流水線上的一名操作工,天生一副笑臉,但是月薪從4000元(人民幣,下同)到2800元的心理落差,讓他眉頭緊蹙,平添幾分愁苦之色。
在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各個因素的壓力下,企業的利潤日漸微薄。記者在深圳的一些工業園區走訪下來,發現不少企業的工人實際薪水比去年有所下滑。
為了留住工人,部分企業已經調高底薪。但對於人力成本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利潤微薄的代加工企業,很多則繼續選擇撤離到周邊和二三線城市,外遷的趨勢正在加速。
工人的賬本
曹兵在深圳寶安區福永鎮一家做電池的工廠看守生產線和裝卸鋼帶。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之前在老家一家紡織廠做了20多年。
去年,聽說在這家工廠幹活,底薪雖然只有1500元,但加班加點是常態,每月綜合下來能拿4000多元的大有人在。這讓每月在紡織廠拿2200元的他心動。
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來到該廠之後,工廠效益急劇下滑,4000多元的盛況已經不再。
「去年很多長期固定的單子,今年都取消了,以前不接的爛單子也開始接了。」曹兵告訴本報記者。他口中的爛單子是指那種下得急要得也急的訂單,通常會讓生產部門措手不及,難以安排。
為避免人員流失,曹兵所在的工廠不敢經常停工,而是延長訂單生產週期,十幾台機器只開一半,讓稀少的訂單維持工廠運轉。除此之外,工人的底薪也上調了100元。
但這顯然與曹兵的期盼相去甚遠。曹兵給記者算起在深圳和老家支出的差距:在深圳,每天早餐2元河粉,中晚餐各6~10元的兩素一葷快餐,一月下來吃飯要花400~700元,工廠雖提供免費住宿,但曹兵和妻子在外租了一間農民房,夫妻二人分別負擔房租200元,加上電話費等其他開銷,一月下來1500元左右。
曹兵已經連續半年都無加班機會,每日工作8小時,每月拿到的工資在2800元左右,扣除開銷之後一月能結餘1300元。而在老家的紡織廠上班,住的是自家的房子,飯也在家做,一月下來結餘的錢也有1300元。
曹兵空餘時間就在該工業園內打探哪家工廠的待遇高,但一番打聽下來,發現今年效益都不好。
企業的賬本
日子難熬的不止這一家。距離福永鎮不遠的松崗鎮,一家做PCB代加工工廠的製造部經理感嘆,5~7月本來就是行業淡季,現在又兩頭受氣,一頭是原材料採購價還在往上漲,一頭是代加工的港台企業壓價,工廠雖然只有六七十號人,但也快撐不下去了。
福永鎮一家生產手機周邊產品的老闆周明(化名)告訴記者,有些勞動密集型高的企業人力成本已經佔到60%了,加上原材料成本,工廠的利潤所剩無幾,每給工人增加一分薪水,都在刺痛老闆的神經。
周明的工廠人力成本佔總支出雖僅有15%,但已比去年高了不少。
他們今年的訂單量還算穩定,200名工人每月加班時間仍有100個小時,今年底薪上調了100元,加班費每小時上漲了2元,每人每月一共能多拿300元。但對於周明而言,每月人工支出多了6萬元。這削減了周明不高的利潤點數。工廠佔地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金19元,加上水電費每月開銷11萬,佔總成本的7%。而原材料成本佔比則高達70%以上,利潤空間只剩不到8%。
2008年,周明的工廠剛開辦時,每名工人的月薪在1800元左右,現在則達到3000元,5年間上漲的幅度近70%。若以200人來計算的話,現在一年要多支付近300萬元。
周明的一個朋友6月份已經搬到東莞了。除了內地企業,大量港台企業也在迅速搬離。根據廣東省要求,2012年底對「三來一補」企業完成轉型,企業不再享受稅收政策優惠。由於政策優惠的喪失,今年部分港台企業面臨倒閉或搬遷,工人薪水或被拖欠,或被大幅壓縮,勞資糾紛不斷。
周明認為,管理成本高於內地企業,也是港台企業撐不下去的一個原因。「管理層多來自於港台,工資是內地員工的1.5~2倍。管理人員數量也遠多於內地企業。」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一位權威人士解釋道,港台企業公司制度比較健全,管理人員配備多,分別負責不同的項目,不像內地企業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財務採購一肩挑,很多甚至是夫妻檔,分工不明確。
外遷之痛
從2010年開始,全球最大手機代工企業富士康大舉從深圳內遷,轉至湖南衡陽等地。
上述權威人士表示:「相比於大型企業或工廠,中小工廠的搬遷並非是戰略規劃方面的考慮,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補充道,作為電子行業的集中地,深圳有3萬~5萬家電子元器件和電子設備製造商,其中七成為中小型企業。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廠已經搬到外地。
在松崗鎮,廠房轉租的紅色廣告標語到處可見,舊的標語顏色尚未褪去,新的標語又已貼上。
周明是福建人,為縮減人工成本,他曾經動過舉廠搬回老家的念頭,但是由於供應商在深圳周邊,出口也方便,最終還是放棄了。
生產基地在龍華新區的一家大型企業副總許信忠說,雖然企業搬回二三線城市會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政策優勢,招聘難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產業鏈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設施跟不上。
但是,對於100人以下的工廠,即便他們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設施,二三線城市也不是他們的歸宿。許信忠說,工廠人數太少,難受當地重視,享受不到政策優惠。他們要麼直接關門倒閉,要麼轉行。
缺少實力去支撐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廠難以搬遷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人士補充道,100人的工廠甚至達不到小型企業的標準,只比微型企業高一點,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廠才會考慮外遷。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電子工廠小老闆稱,他是早早在當地低價買了一塊地皮,無高昂的租金之憂加上銷售渠道穩定,才決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遷過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對未來的期盼。他像螞蟻搬家一樣,幾十台沉重的設備和幾噸的原材料,拉了幾十車,才把工廠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裝設備和組裝調試,費時整整一個月,花費了近20萬元的顯性成本和不可見的隱性成本,才安頓下來。
各顯神通
隨著工廠的搬遷, 外界一直在擔憂深圳可能會出現製造業空心化的趨勢,進而影響關聯的產業。
出租車師傅崔啟寧住在福永鎮,常在附近轉悠拉客。雖在酷暑之中,他已經感受到了工廠搬離帶給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戶來拜訪工廠,打車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飯時。但今年,打車的人數已經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許信忠對是否出現空心化持樂觀態度。「不必太過擔心,畢竟大環境和綜合優勢在這,會吸引更多優質的企業,未來留在深圳的企業必須要有核心的競爭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進行第四輪的產業調整,不僅僅是深圳,中國整個沿海的製造業都在搬遷。要素價格的全面提升,會換來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進而換來高附加值的產業。
在身邊工廠不斷搬離的情況下,周明已經意識到了將來的危機,一有空閒就參加各種收費高昂的培訓班,學習企業內部管理以壯大企業。
對於價格壓得太低的訂單,周明外發給湖北等偏遠地區的工廠代加工,「那邊銷售渠道不暢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廠還是非常願意接這樣的訂單的。」周明說。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一些工廠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記者在福永鎮走訪時,有多名工人表示,該鎮的工業園及深圳其他區域的一些小工廠週末通過招聘臨時工的方式來減低成本。
曹兵抱怨說,他所在的電鍍車間環境太差,沒有安裝空調或風扇。在深圳已經連續多日30多攝氏度高溫下,一走進車間,汗水就細細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壓力下,天氣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沒有加班的日子。即便週末去做臨時工,曹兵還是覺得工資太低了,他準備再幹兩個月,情況若是不好轉就返回老家。
昨天整理文件櫃,翻開2009年的筆記本,裡面有我記錄的2000-2008年深圳和衡陽兩座城市新建住宅成交量和價格,我上網把2009-2012年的數據也查了出來,整理後製成圖一和圖二:
兩座城市2012年人口和經濟規模見圖三: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筆記本上未說明數據來源,我不能保證本文所用數據一定準確,但不會有很大的差錯。從以上數據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說現在中國的房地產有泡沫,那麼,一線城市的泡沫主要體現在價格上,三線城市主要體現在成交量上。
2004年,北京、上海等地房價明顯上漲,深圳總漲不起來,有一個理由很有說服力:1993年在深圳買房的人到1997年虧損過半,人們心有餘悸。到了2005年,就在政府加大對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同時,深圳的房價開始起飛。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下跌了一段時間,2009年又恢復上漲。從統計數據看,2011年之後的房價略有下降,但在深圳呆著的人都知道,這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關外的成交量佔比越來越大。若就同一地段比較,除2010年年初出現過短暫下跌外,2009年到目前為止都是處在上升趨勢。
衡陽跟深圳同處華南板塊,衡陽主城區的新房客戶約15%是在珠三角工作的衡陽人。所以,衡陽主城區的房地產走勢受深圳的影響很大。不過,這座城市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從上面的圖示可以看出,衡陽主城區的住宅價格和成交量都是在2007年突飛猛進的。不過,這種突飛猛進很快戛然而止,2008年4月開始出現量價齊跌。圖中看到的是按年統計的數據,能看出2008年的成交量下滑,看不出價格的下跌。其實,那次下跌很厲害,普通電梯房,2008年2月可以賣2500元/平方米,到2008年7月,2100元/平方米都賣不出去。這讓很多開發商膽顫心驚。不過,這種膽顫心驚持續不到一年,之後在「4萬億」的刺激下,衡陽主城區的房價反彈力度很大,一直保持上升趨勢。
從價格來說,十三年時間,兩座城市的房價運行週期幾乎相同,都處在上升的態勢,中間有些波動,最大的一次下跌是在2008年。從成交量來說,兩座城市新建住宅成交量卻在完全不同的年份達到最高點:深圳是在2005年達到901萬平方米(同一年衡陽主城區的數據是46萬平方米),衡陽主城區是在2010年達到258萬平方米(同一年深圳的數據是321萬平方米)。兩座城市的住宅銷售量似乎存在「蹺蹺板」效應。
2000年到2012年,十三年時間,深圳的新建住宅成交量年均為587萬平方米,衡陽主城區則為107萬平方米,深圳為衡陽主城區的5.5倍。最近三年,深圳的新建住宅成交量年均為321萬平方米,衡陽主城區則為240萬平方米,深圳為衡陽主城區的1.3倍。兩座城市的人口規模相差9.8倍,經濟規模(GDP)相差24倍(需要說明的是,衡陽數據採用的是主城區,不含下屬縣市和南嶽區,跟新建住宅的統計範圍相同)。據我瞭解,深圳新房入夥後三年內入住率一般可以達到60%以上,而衡陽主城區很多樓盤都達不到40%。可見,衡陽的房子是建多了。我以為,「房子建多了」是中國三線城市的普遍現象。作為一線城市,深圳市政府有很多經濟來源,加之政府內部的內控制度嚴格一些,賣地不如那些三線城市那麼急迫和隨意。三線城市的政府更加依賴土地財政,土地供應量一直很大。
在衡陽做房地產顧問時,我總是跟開發商強調風險,響應的人很少。最近幾年碰到衡陽的開發商,我都不願談這個問題,就如2007年股市到了6000點,你跟人談風險,別人會覺得你有病。雖然深圳的房價高出很多,關內稍好一點的住宅已經到了4萬元/平方米,差不多是衡陽主城區的10倍,但看到最近三年深圳的新房成交量只有衡陽主城區的1.3倍,感覺持有深圳的物業比持有衡陽的更踏實。
2005年開始,我開車周遊了全國不少地方,沿途琢磨投資和考察房地產。在周遊過程中,我見證了中國房地產發展最快的一段時間。2006年11月,我在浙江金華、溫州等地,明顯地感覺到了房地產泡沫。金華有個開發商是朋友,帶我去看他開發的樓盤,銷售已經出現困難,房子建成現樓還剩下一大半沒賣掉,這在當時是難以想像的。到了溫州,售樓處見不到客戶,業務員都在打牌聊天。看到的這些地區到處是新房子,不管賣沒賣掉,大多空著,沒什麼人住。我就認定這些地區的房地產快崩盤了。但剛過不到一年,2007年國慶前後,我得到的消息是這些地區不光沒崩盤,存量都賣得差不多了,房價還出現了暴漲。從那時起,我再也不敢簡單地來理解中國的房地產,更不敢輕易下結論說泡沫即將破滅。
預測泡沫破滅就如瞎子摸象,是不靠譜的。再說了,中國的房地產從地域上來說,大多數地方量價沒有同時出現大的泡沫(只有少數地區,如鄂爾多斯和溫州,量價同時出現大泡沫,前一段時間房價出現大幅下跌),怎能輕言崩盤?
不過,我以為,我們可以跟隨泡沫起舞,但舞到一定的時候,要及早離開。前幾年我也投資過房產,從2009年開始我逐漸把資金轉移到了股票市場。在股票市場,除了小試花樣年(H股)和招商地產B股外,一直不敢重倉房地產股,就是跟我在衡陽的經歷有關係。
作為舶來品,風險投資完全是市場的產物,高風險高收益,不可能由政府主導。但在中國,最初的發起者和當下的勝利者卻都是由國資主導的企業。
背靠深圳市國資委的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深創投)管理著130億元資產,已經實現86個成功退出;背靠湖南電廣傳媒的深圳市達晨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達晨)已經實現37個成功退出,管理著115億元資產。
現在,不同尋常的出身讓它們面臨同樣的難題:募資渠道不暢,市場化的激勵機制無法建立導致人才流失。
本屬同根生,理想大不同。過去十幾年,達晨在市場裡練就了生存發展能力,它想在更寬廣的市場、更長遠的時間裡與大牌風投一較高下。綠葉對根已無眷戀。
深創投一直以與政府合作見長。雖然市場化有其魅力,但較之紅色優勢,尚不足論。用好及開拓各種政府資源與關係,仍然是一條光明大道。
殊途:兩個片斷
如何做一個基業長青的GP?
為尋求答案,今年5月,達晨董事長劉晝率領核心團隊集體赴美。10多天的行程裡,他們密集拜訪了紅杉、高盛、黑石等多家知名創投及金融機構,對它們的激勵機制、團隊建設興趣濃厚。
在這些外資巨頭裡,達晨覺得自己最像紅杉,事實上差距無所不在。集體拜訪2個月後,達晨總裁肖冰就感受到了募資市場的殘酷。本土LP以中小企業主居多,但這個「市場已經不行了」。過去幾年的PE熱潮,使得「LP都被榨乾了,民間LP一輪比一輪少」。同在深圳的一家民營創投機構創始人W(化名)如此描述。
希望在於機構LP。但這個群體在中國還很不成熟,並且對GP要求苛刻。「除非你是一線品牌,才能拿到機構LP的資金,比如社保基金,否則這將是一個痛苦和漫長的過程。」W稱其公司已和社保基金接觸好幾年,至今未果。
達晨也沒有拿到社保基金,而「最像的」紅杉可以從容選擇機構LP。「達晨有個國有大股東,這和市場化的(GP)不太一樣,Carry(收益分成)的分配和團隊的穩定性可能有問題。」W稱這些機制問題正是主流LP挑選GP時非常在意的,同城的深創投在這方面困境相同。
「董事長、財務總監等人事任命還由國資委負責,搞投資的事,給錢後過幾天就換人怎麼辦?」W說。
就在達晨去美國的日子,深創投總裁李萬壽辭職的消息傳出。這是14年裡,從深創投離開的第三個總裁。前兩個分別是闞治東及陳瑋。離開後闞和陳分別創辦了深圳東方匯富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東方富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深創投或許還將迎來一個重要的人事地震,執掌深創投7年、開創了深創投政府引導基金模式的靳海濤將達到60歲這一規定退休年齡。
李萬壽辭職1個多月後,新任命的總裁孫東昇出現在蘇州深創投的一個LP答謝會上。蘇州是深創投首隻政府引導基金所在地,當時孫曾代表深創投管理這只基金。
第一隻政府引導基金到現在,已近7年時間。深創投多個地區的首期政府引導基金即將到期,這一模式是否會繼續尚未可知。早期這些基金得以誕生,是因為得到了當地省市領導的認可,現在一些領導已經換屆,新領導是否喜歡這一模式。
達晨和深創投賴以出生並壯大的國資背景成為了募資障礙。關於激勵機制的談判也困難重重。對於從項目出發、已在市場中得到鍛鍊從而有著更強烈的市場化衝動的達晨,是否能跨越這些障礙關乎生死。深創投練就的是另一門武功,熟諳政府規則,善於協調體制內各種關係,繼續發揮紅色優勢遠比冒著風險對抗大股東重要。
明星效應VS政府光環
2006年,同洲電子在深交所中小板掛牌上市,中國本土風險投資在國內資本市場迎來首個成功退出,達晨和深創投由此知名。
1999年,深創投成立。達晨成立於次年。當時盛傳中國的納斯達克—創業板即將開板。在長久的等待裡,大批創投公司倒閉,剩下的寥寥幾家多是國資背景。甚至達晨也曾差點關門。
達晨活了下來,但大股東依然不看好創投產業,不再注資。大股東在自身不擔風險的條件下,同意達晨對外募資,自尋發展。當時達晨名不見經傳,募資對象只能是身邊的親朋好友。
第一期,募到約5000萬元。達晨對這筆錢做了鄭重的設想:不僅要賺錢,還要賺名,要讓世人知道達晨,這樣未來才能從市場募到更多的錢。在研究了紅杉、賽富、IDG等多家外資風投後,達晨提出「以明星項目推動明星投資人,最後打造出明星創投公司。」
「明星項目就是有特別創新的商業模式,市場在這個行業裡還沒投過,你有勇氣去投第一個,然後第一個把它弄上市。」肖冰說。「按照本土創投的傳統打法,項目上市能賺錢,但成不了一流公司。」
達晨的大明星出自養雞場。2006年底,達晨入股福建聖農集團。這家自養自宰白羽肉雞的公司是肯德基的供應商,曾吸引了紅杉、鼎暉等知名外資風投機構的關注。時值禽流感,上述兩家風投選擇放棄。在乘著飛機、汽車、拖拉機進出大山幾個月後,達晨先後兩次投資福建聖農近5000萬元人民幣。三年後,這個項目為達晨帶來了近10億元的回報。
不止於此。投資福建聖農後,多個農業項目找上門來,從雞到鴨,從農副產品到農資機械,達晨由此構建了一幅農業產業投資地圖。在同樣的造星策略指導下,達晨還投資了愛爾眼科、藍色光標等多家後來市場上的明星公司,漸次形成現代農業、文化傳媒、消費、節能環保等幾大投資板塊。
但這是個冒險的策略。「如果創業板不出來我們就死了。達晨是為創業板準備的,或者說創業板是為達晨準備的。」肖冰不屑於中小板。他說,按照中小板的審核偏好,達晨很多項目都上不了市,而為了造星,達晨放棄了一些在中小板的賺錢機會。
2009年創業板開板,首批28家公司中達晨投資的有3家。如願以償,明星項目為達晨帶來了品牌效應,品牌為達晨打開了募資市場。2008年,達晨推出首個有限合夥基金時,計劃募資兩個億,實際只募到1億多,劉晝只得將之前的投資變現8000多萬元配入其中,因為未經電廣傳媒同意,劉還因此挨了批評。而2009年後,達晨負責融資的邵紅霞稱,每期基金幾乎都超募。2010年,達晨在創業板上實現10個項目的退出,使其2011年的募資路演受到了空前歡迎,認購意向超過60億元。為匹配內部成長節奏,達晨最終只接受了35億元。
市場化能力讓達晨登上了創業板退出機構排行榜的第二名。排在它前面的,是同樣國資背景的深創投。
2006年靳海濤上任前,深創投的董事長皆為兼職的政府官員。2005年,發改委出台《創業投資管理暫行辦法》,鼓勵地方政府用財政性資金出資參與創業投資基金,以「彌補市場失靈」。據此,靳海濤開創了政府引導基金模式—2007年1月,此模式下首個產品蘇州國發創新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這一模式將深創投的資金管理規模從20億元帶到了130億元。2011年,深創投因此被哈佛大學商學院作為案例。
政府引導基金有什麼好處?「第一,建了網絡;第二,形成了和政府的合作關係,從而項目源密集,得到了很多好項目;第三,建立了屬地化的團隊和管理體系。」深創投北方區經理劉綱說。2006年,劉綱和孫東昇在山東促成了深創投第二隻政府引導基金的成立。「哪裡有錢就去哪裡」,作為深創投北方區負責人,劉在北京、天津、河北、內蒙等地成功開拓了多只政府引導基金,金額總共約20億元。
如果說達晨是在歷次市場化募資中長大的話,深創投則避開了市場募資的競爭,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中長大。市場的錢和政府的錢大不一樣。達晨等多家創投機構曾聘請諾亞財富協助募資,作為回報,諾亞通常要求分取一定比例的「Carry」,甚至要求分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而政府引導基金幾乎沒有募資費用,在一定期限後,政府本金回購,收益歸屬深創投及其他參與其中的民營資本。
作為回報,政府希望引導基金能支持當地企業的發展,留在本地投資。這意味著在項目選擇上,深創投不能完全按自己的佈局走,要配合地方產業政策及產業特色。
這種以機會為導向的橫向區域發展模式,使得深創沒能在移動互聯網、醫藥等熱門創投產業裡奠定話語權。深創投現有55只政府引導基金,大到國家級,小到縣級。弊端開始顯現,一些地區無好項目可投,有好項目的地區卻無錢可投。深創投已開始整合一些地方基金,比如將山東淄博、濰坊兩地的基金,統籌優化後放置於青島。作為教訓,深創投希望未來募集政府引導基金時,可以儘量以省級為單位、以大基金為主,以解決資金與項目的匹配問題。
深創投曾經計劃募集一隻總額約30億~50億元的大基金,有媒體撰文稱社保基金有意給深創投20億元,但遭前者否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年社保基金確曾去深創投考察調研,但最終並未進入決策程序。此外,深圳市政府也曾計劃拿出30億元支持一隻大基金,深創投對媒體透露希望得到這筆資金從而使計劃提前曝光,董事長靳海濤及總裁李萬壽雙雙被訓,被斥責有意綁架政府,募資事宜不了了之。
最新的消息是,深圳市政府有意在深圳前海註冊一個100億元的母基金,深創投正在積極爭取,準備方案。
團隊VS股東
從2006年對外募資時起,達晨已做好就激勵機制與大股東談判的準備。雖是創投公司,但劉晝領的是工資,並無在創投公司裡常見的「Carry」。在公司內部,也沒有「合夥人」一說。
肖冰以對「談判」前景的展望挖來了傅忠紅、晏小平等人,組建了達晨的投資團隊。之前,肖冰旗下只有兩位投資人,梁國志和傅哲寬。
2008年8月,電廣傳媒公告,註冊資金1000萬元的達晨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達晨創投(電廣傳媒全資子公司)與管理團隊分別出資550萬元和450萬元,各佔註冊資本的55%和45%。
這是歷時半年談判的結果。達晨創投的核心成員幾乎都參與了談判。管理團隊所佔45%中,原達晨團隊實佔25%,其餘多歸屬電廣傳媒高管。
對於肖冰不願意透露的Carry分配比例,外界流傳較廣的說法是達晨團隊約分得12%,與一位前達晨合夥人對媒體所言相近:20%的Carry中,達晨團隊可獲8%,剩餘12%再按照股權分配,達晨團隊共可拿到(8+3)%。
確定分配比例時,達晨現高管齊慎還是電廣傳媒董事會的一員。他說,電廣傳媒將創投作為重要戰略,故而給予其團隊激勵。電廣傳媒的國資比例相對較低,所以決策相對靈活。
於達晨而言,這是個突破,但對比外資,還有很大差距。2012年,已有5個項目IPO的達晨投資經理晏小平離職,加入鼎暉。晏是肖冰的同學,有媒體說,他在鼎暉可以拿到5倍於達晨的工資。
達晨上調了員工的薪金,增加了對項目經理的獎勵。之前,項目經理通常要等到項目完全退出後才能計算業績,現在只要項目做成,即可得到一筆「營銷費用」,大約10萬~20萬元。
對於一個重要的風投合夥人,這樣的微調,並非實質性改變。2013年,業界盛傳達晨另一位有過5個項目IPO的投資人傅哲寬可能離職。傅是達晨明星項目神農發展的投資人。晏小平及傅哲寬加起來有10個成功退出,約佔總數的1/4。如果傅真的離職,達晨團隊的穩定性又多一負面證據,從而影響機構LP對它的評估。
但大股東分走近半Carry似乎也有道理。「我們能在文化傳媒領域投很多項目,就是因為有大股東的產業背景。」肖冰說。以創業板上市公司數碼視訊為例,該公司一直無法進入被另一家公司壟斷的湖南市場,接受達晨投資後,成功進入。肖很清楚這是大股東的功勞,而非達晨投資經理的能力。來自達晨宣傳冊上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6月30日,達晨共投資了136個項目,其中廣電信息和文化傳媒領域53個。在肖冰看來,純財務出資的基金,管理團隊雖然享受了市場化的Carry,但LP無資源,可能做不大。達晨儘管Carry比例低,但總量大。如果追溯更久,沒有大股東的支持,達晨也等不到創投業的春天。對於達晨投資的消費類項目,電廣傳媒也會予以媒介支持,這些又該如何計算?
不過,在文化傳媒、消費等領域外,達晨還有現代農業、節能環保等投資,如今又在佈局移動互聯網和醫療產業。在通過市場搏擊取得成功的領域,大股東分走與依靠其資源取勝的項目同樣的Carry是否合理?這是一筆難以算清的賬。
「機制這個東西是歷史形成的,是雙方博弈、不斷磨合出來的一個東西。」肖對此表示樂觀,「未來不一定是這種分配了,已經明確,不斷增加。」
早在2011年,孫東昇就已見識過肖冰的這種樂觀。他常聽肖和劉晝說起,達晨已經和大股東談了,馬上就七三分成了。直到現在,孫還沒看到這一說法兌現。孫也希望看到達晨在這方面的突破,從而提醒國資委,「再不改,達晨就要超過我們了。」
和達晨相比,深創投的激勵機制來得很早。1999年,深創投第一屆董事會就已明確,利潤總額的8%用於激勵團隊,此外,還將拿出具體項目純利潤的2%獎勵項目團隊。當達晨的劉晝拿著2000元的月薪時,深創投的一位高管已有百萬元的年收入。不過,之後再無動作。
「現在市場化拿20%,我們只拿10%,差了一半。」深創投總裁孫東昇說。
深創投也期待更加市場化的激勵機制。設立第一隻地方政府引導基金時,深創投就已以集團工會的名義設計了新的激勵方案,等待著激勵機制的轉變。目前仍在等待中。
2010年,深創投提交了一份大的改革方案,以解決國有股劃轉問題;在這份方案裡,同時提及了激勵機制問題。之後,深圳市國資委引入了民營資本,解決了國有股劃轉,激勵機制則未見提起。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領導意見不統一,反對者明確提出「這麼好的企業怎麼可能改成個人的?」「深創投的品牌價值、無形資產是國有的,不是團隊的。」
新進的民營股東站在了深創投團隊這邊,希望推動激勵機制改革,給深圳市國資委寫了信。有了之前的教訓,深創投力勸其放棄此舉,不然可能被理解為深創投團隊的再次逼宮。勸告未成,信寄到了深圳市國資委。
結果,激勵機制改革遲遲不見,深圳市國資委卻提出了深創投價值提升模式研究,由時任副總裁的孫東昇負責。孫曾為此考察了國內外多家創投機構的激勵機制,之後不了了之。
未來
如果說2006年是本土創投業的春天,那麼2013年則是本土創投業的寒冬。
達晨繼續為成為一流創投而努力。總裁肖冰正忙於組建一個行業研究團隊,以增加對移動互聯網、醫藥健康等領域的研究。對比外資,他覺得本土創投在行業研究上還有很多不足,他給達晨做減法,進一步聚焦行業,不懂的不投,不是達晨牽頭的項目不做。
他又一次開始了團隊招募與建設,達晨現有11個合夥人,5年內將增加到20個。「在達晨做1%、2%股權的合夥人,可能會被別人挖去當5%、7%的合夥人。」一資深投資經理評價說。在他看來,達晨首批合夥人利益格局已定,新合夥人空間有限。除非電廣傳媒不控股,但不能合併報表對於上市公司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達晨制度紅利已將出盡,激勵機制改革想像空間有限。」
肖冰也承認達晨當下的兩個最大難題是激勵機制與行業研究。「比起20% Carry的市場化的基金,我們有先天缺陷,這個毫無疑問。肯定有人會因此離職,有人會因此不來。我們希望有機會再突破一下,再往前走一步。」肖說。
深創投也在試圖突破,不過方向有異。在它的「十二五」規劃裡,除了繼續推行政府引導基金模式外,還將有100億元左右的證券基金,以及設立房地產基金。深創投已經參股紅塔證券,下一步還將向證監會申請由自己控股的證券基金公司,實現「一參一控」。
在深創投的戰略規劃裡,未來它將成為一家綜合性的投資控股集團,據說,這一戰略已得到了深圳市國資委的認同。
—文/本刊記者 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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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改革方案獲得省衛生廳批准前予以撤回, 市場期待由此被扼殺 ◎ 本刊記者 王婧 李雪娜 文wang-jing.blog.caixin.com|lixuena.blog.caixin.com 深圳 “給醫生自由”的嘗試驟 然卡殼。 方案原本即將出爐。7月中,財新記者從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深圳衛人委)獲悉《深圳市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實施細則 (下稱《細則》 )已報廣東省衛生廳批示廣東省衛生廳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 對方案“大力支持” (詳見本刊2013年第27期 “深圳給醫生自由” ) 。 然而,就在廣東省衛生廳主管醫改的副廳長廖新波批示“同意試點”後深圳市政府趕在省廳正式發文前,專門派人撤回了該方案,從此再無下文。 這一方案在業界頗受期待。新方案試圖從“多點執業”跨越到“自由執業” ,且打破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對醫師資源的壟斷,被專家評論為“步子邁得大” 。 同時,跳出公立醫院體制圍城實踐自由執業的幾位醫生,如在微博平台頗受關注的“急診室女超人于鶯” “醫生張強” “周樂今醫生”等人的選擇在醫生群體頗受好評,被稱為“風向標”但由於體制和身份之困,敢於走出體制的醫生仍鳳毛麟角(詳見本刊2012年第51期 “走不出的醫療體制” ) 。 普遍的共識是,中國“看病難” “看病貴”的根源即在政府對醫生身份的管控。只要解放醫生,就能實現真正核心的醫療資源市場化流動,醫療服務恢複市場價格,將促進藥價正常、合理。以醫、藥價格的正常化進一步推動醫療資 源合理配置,可以良性循環。 但財新記者從多個渠道確認,這項 曾被譽為“即將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的改革方案,恐已隨方案的撤回而告夭折。 擁有國有事業單位編制身份的公立醫院醫生,其身份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依舊困難重重。 改革戛然而止 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結局。接近深圳衛人委的人士稱, “原想著不會有大問題,方案肯定會通過,畢竟深圳已做了三年多的試點。 ”作為新醫改的措施,原國家衛生部2009年曾下發《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 ,允許醫生合法多點執業。 深圳試點始于2010年1月。但全國包括海南、雲南、四川、北京、江蘇等在內的多地試點總體效果至今低於預期。 業內的共識是,多點執業最大障礙在於該通知提出的若干要求,如“醫師受聘到其他醫療機構執業,應當經所在單位和相關衛生行政部門批准” “醫師原則上應當在同一省、自治區、直轄市內執業,地點不超過3個”等。 深圳試圖再前進一步。2013年,深圳提出要打破醫生執業地點數量限制,並解除第一執業地點醫療機構對醫生的管制。醫生多點執業“無須再經過醫療機構批准,但須在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指定的網站先完成備案” 。 7月15日,本刊獨家披露該方案的實施細則草案。深圳衛人委醫政處處長廖慶偉此前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這次就是在原來的步子之上,再邁出了小半步” 。 一周後,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前往深圳調研,進行了內部研討。這一姿態讓深圳衛人委方面吃下定心丸。 7月23日,深圳衛人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首次正式對外確認《細則》已報送廣東省衛生廳批示。廣東省衛生廳與深圳衛人委已 “進行非正式接觸” ,就該細則表示“肯定與支持” 。 在這次發佈會上,深圳衛人委方面的發言人指出,今年深圳申請多點執業醫生多起來了。 “上半年申請量已突破過去一年的總量,加上通過單位申請派出的多點執業醫生,總數量近170人,這個數字越來越樂觀了” 。多家參加發佈會的媒體均根據會議內容發佈消息稱,7月22日,李斌對深圳醫生多點執業表示肯定,並指示“儘快就醫生多點執業進行研究並出台全國性的辦法” 。 據財新記者瞭解,該方案上報廣東省衛生廳後,廖新波在該《細則》上批示“同意試點” ,並提出了五條修改意見: “一、取消第四條(醫生多點執業無須再經過醫療機構批准,但須在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指定的網站先完成備案) ,不必干預醫院的管理制度;二、接受國家衛生計生委意見,有行政職務的醫生不可多點執業 ;三、多點執業的醫生必須經過培訓並取得相應資 質 ;四、對多點執業的管理,逐步從政府行政管理過渡到行業管理 ;五、備案制無意義,只能增加政府行政成本。 ”廖新波批示過的這份文件,按常規程序,將在一周內以公文形式下發至深圳衛人委,並確定正式實施時間。接近深圳衛人委的有關人士亦稱,他們已經決定修改方案,不再將是否需經醫療機構批准寫入《細則》 ,醫院和醫生之間靠合同進行管理,多點執業是否需要執業機構批准,由醫院和醫生自行協商。 但這一切戛然而止。 意外何來 文件的撤回相當突然。至8月13日,文件下發尚無消息,廖新波因而詢問省廳有關人員 :深圳醫生多點執業的改革方案,已經批示了一段時間,怎麼還沒有下發?這時他才知道,在得知省廳已經“同意試點”後,深圳市政府專門派人趕在公文下發前將該方案撤回,並以深圳市法制辦名義出具了一份意見書。 財新記者試圖就此採訪深圳市法制辦,但未獲得正面回複。 在程序上,廣東省衛生廳作為深圳衛人委的業務主管單位,具有對廣東省內醫改方案的審批權。深圳衛人委亦只需要得到廣東省衛生廳許可,即可在市內搞醫改,無須經深圳市政府審批。有關人士稱, “當改革涉及到體制的變動時,政府還是可以出面干預改革的。 ”但方案此前的醞釀過程中,深圳市政府方面均無反對表示。此番突然出手是否事出有因,一時令人頗費思量。 作為深圳醫生多點執業改革的推動者之一,廖新波稱, “醫生多點執業將是一個體制性的革命” 。他曾向財新記者描述他理想中的改革前景 :根據市場化的原則,醫院和醫生之間簽訂服務條約。醫院為了留住人才,競相為優秀的醫生提供富有競爭力的薪水和平台;醫生亦需為定點執業的所有醫院提供優質服務。一旦出了醫療事故,由當事醫生和當事醫院負責,依法裁定如何賠償,與第一執業單位無關。 廖新波稱,廣東省衛生廳內部對深圳的多點執業改革沒有分歧,多次下文表示支持,並專門召開會議研究這項改革的部署工作,而深圳衛人委的態度也一直“非常積極” 。 據接近深圳市政府的有關人士稱,壓力主要來自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衛生計生委有關部門對此項改革非常關注, “希望在發佈前給他們看看” 。 在媒體廣泛報道深圳的改革方案,並稱李斌對此表示肯定後,國家衛生計生委有關人士給深圳市政府打來電話,表達了兩層意思: “一、李斌沒有表示過對深圳多點執業改革方案的肯定,亦沒有說過要“儘快就醫生多點執業進行研究並出台全國性的辦法” “希望深圳市不要就此再炒作”;二、國家衛生計生委在這個問題上有整體部署,深圳的多點執業方案“步子邁得太大,要緩一緩” 。 7月3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就醫師多點執業政策問題答記者問。他說,醫師多點執業行為“涉及醫師執業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調整” 。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求,開展醫師多地點執業試點工作, “必須在全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和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的整體框架下,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有計劃、有步驟地、穩妥有序地實施,確保醫療質量和安全,並對醫師的執業行為進行有效監管” 。 據財新記者瞭解,國家衛生計生委對深圳方案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多點執業“無須再經過醫療機構批准”上,理由是“不方便醫院對醫生進行管理” 。 此外,一旦深圳的多點執業方案得以實施,醫生是否會無心本單位工作、醫療責任如何劃分等諸多問題還有待解決。 一名看過深圳市法制辦意見書的人士稱: “這些問題都是實踐中可以解決的,不構成反對的理由。反對的真正理由是利益需要重新劃分,部分醫院利益受損,政府有關部門的權力亦會受限。 ”利益受損最嚴重的是三甲醫院。廖新波此前分析改革影響時對財新記者稱,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時,多名三甲醫院的院長均向他當面抱怨這項改革會導致醫院人才流失。慕名而來的患者可以在別的醫院找到同一個醫生,亦將直接損害醫院的利益。三甲醫院激烈反對的聲音,顯然讓國家衛生計生委有所顧慮。 廖新波則表示, “國家衛生計生委的意見值得考慮。但深圳臨陣退縮,不是明智之舉。深圳應對原方案進行循序漸進的設計和改進,而不是因噎廢食。 ”在廖新波看來,醫生多點執業制度,不但可以讓醫生的價值得到最大化體現,激活醫療市場,讓公衆受益,還可以讓醫院之間形成競爭態勢,不同醫院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特色專業。 “改革最初,大家都是不適應的,需要一個熟悉、認知的過程。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來說,應該大膽去嘗試。 ”廖新波說, “畢竟對這項改革持歡迎態度的人更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