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再保險市場的絕對“老大”中再集團3月30日發布2016年業績。年報數據顯示,2016年中再集團總保費收入867億元,同比增長7.8%。但和國內眾多保險同業一樣,受投資市場拖累,其凈利潤同比下降32%左右。
2016年年報數據顯示,中再集團整體業務穩健增長,總保費收入867億元,同比增長7.8%;在中國再保險市場(含財產、人身再保險)的分出口徑市場份額穩居行業第一;財產險直保業務2016年市場份額繼續穩居行業前六位,增速高於行業10.2個百分點,增速在前十大財險公司中排名第一。
值得註意的是,中再集團總資產從2015年末的3289.93億元,下跌至2016年底的2112.07億元。同時總負債亦從2015年末的2580.36億元下降至2016年末的1390.67億元。
中再集團表示,2016年“償二代”正式實施,監管政策的變化使原財務再保險業務大部份不再持續,而“償二代”下財務再保險業務模式與以往不同,導致本集團總資產和總負債較2015年末下降。
2016年,中再集團財產再保險分部的分保費收入為244.57億元,同比下降23.4%,綜合成本率為99.2%,其中費用率37.2%,賠付率62.0%。
中再集團表示,財產再保險分部的保費收入下降主要是由於境內機動車輛險分保費收入減少所致。2016年,受“償二代”實施影響,部分主要直保公司調整分保結構、降低機動車輛險業務分出比例,中再集團境內實現機動車輛再保險分保費收入94.27億元,同比下降48.1%。
而在人身再保險部分,2016年的分保費收入為313.66億元,同比增長36.5%。中再集團表示,公司堅持推動業務結構和經營模式的轉型升級,人身再保險中核心的保障型業務從36.4億增長到52.4億,增長43.8%。
投資方面,中再集團2016年凈投資收益率為5.13%,較2015年微漲0.02個百分點;總投資收益率為5.48%,較2016年下降3個百分點。
總投資收益的下降,主要原因在於,受2016年資本市場大幅波動、整體表現疲軟的影響,股權與基金投資的投資收益同比大幅下降。受投資業績下挫的影響,中再集團2016年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從2015年的75.58億元降至2016年的51.46億元,降幅約32%。
展望2017年,中再集團表示,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面將延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趨勢,經濟發展仍具有良好支撐條件。在經濟新常態下,社會財富總額持續增長,支撐保險業大發展的驅動力依然強勁,保險業仍將處於發展的黃金機遇期。
資本市場方面,預計2017年進入低利率、高波動的新常態,不確定性進一步提升,信用風險逐步顯現。預計2017年A股市場缺乏趨勢性機會,但有可能存在一定階段性局部機會;港股市場估值較低,投資機會相對較好;固定收益市場上半年存在配置機會。
中再集團表示,2017年中再的再保險業務分部將堅持國家再保險定位不動搖,堅持服務行業創新轉型升級,強化國內再保險市場主渠道地位,構建國際業務發展新格局。而財產險直保業務則將通過產業鏈、“互聯網+”、新業務方面的戰略布局,打造綜合性經營體系,尋求更大發展空間。
中債資信與社科院世經政所聯合撰寫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稱,2015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方面表現不一,但增速普遍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不振以及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的負面影響。
上述《藍皮書》指出,從政治局勢來看,各國差異性較大,但整體趨穩:部分國家完成選舉和政府更叠,政治格局穩定,部分國家則飽受戰爭和恐怖主義威脅,仍處在新一輪國家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中。
其中,特別是部分沿線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弱點暴露無遺,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推動“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的社會形勢變化和影響環境風險增加。
《藍皮書》稱,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主導了全球國家風險的變化趨勢與分布格局,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
為此,《藍皮書》稱,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除了關註投資機會和收益外,需要更加註重國家風險的評估和防範。在政府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保護政府全面行動框架和規範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在企業層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
東南亞地區基礎設施升級成瓶頸
《藍皮書》稱,在政治層面,從目前來看,“伊斯蘭國”在東南亞實施的恐怖襲擊,無論從數量還是破壞力上,尚不可與中東國家同日而語。
即便如此,東南亞國家未來的反恐形勢仍不容掉以輕心。互聯網和社交網絡大大助長了恐怖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譬如,“伊斯蘭國”成立了馬來語的網站,專門用來招募東南亞恐怖分子。
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力鼓勵外國投資者進入制造業,但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下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發展制造業的重大瓶頸。
《藍皮書》指出,若制造業所必需的物流、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無法得到充分、高效的保障,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運營風險的加大,從而導致投資成本的飆升,且日後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將時常面臨中斷或延遲。由於東南亞國家基礎差,同時缺乏資金,且擔心過多的國際援助將加大債務壓力,東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升級改造進度緩慢。
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風險持續上升
《藍皮書》指出,在中東地區極端思想回潮,恐怖組織肆虐,恐怖襲擊頻發,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風險持續上升。
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中東地區多個國家陷入政治失序、經濟崩潰的治理困境,維持地區穩定的地緣政治格局被打破,中東政治版圖出現嚴重的碎片化趨勢。在重塑地緣政治格局的過程中,域內外大國為提高自己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暗中支持利益代言人制造混亂、挑起戰爭,導致地區局勢持續動蕩,人民生活異常艱難。
《藍皮書》稱,近幾年來,肆虐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就是典型代表。雖然在多國打擊下,“伊斯蘭國”已損失大面積的地盤和石油資源,轉入戰略守勢,但短期內要想徹底鏟除“伊斯蘭國”幾無可能。
除“伊斯蘭國”以外,中東地區還活躍著基地組織及其分支、沙姆征服陣線、庫爾德自由之鷹等其他組織。總之,只要中東地區混亂的地區秩序得不到修複,就無法從根源上遏制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和恐怖組織的肆虐,時常發生的恐怖襲擊將中東地區的非傳統安全風險推至高位。
同時,就中東國家經濟形勢來看,石油出口國,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導致石油出口額大幅減少,引發短期經濟增長波動;非石油出口國,經濟結構差別較大,但對外依存度普遍較高,國內政局不穩和外部經濟環境持續低迷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油價下跌和經濟疲弱導致財政收入加速下降,但財政支出相對剛性,降幅較緩,中東國家財政形勢明顯惡化。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複蘇乏力,中東國家經濟多元化轉型任重道遠,中短期內,中東地區經濟可能將延續疲軟的態勢。中東地區大部分國家市場規模有限,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尤其是石油出口國,嚴重依賴石油經濟,經濟增長面臨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和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雙重考驗。
與此同時,《藍皮書》指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為中東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提供契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經濟合作一直主要集中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和工程承包領域,但實際上雙方經濟互補性較強,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根據各個中東國家經濟結構的特點,可以有針對性地開拓新的合作領域。
比如,海灣產油國正致力於經濟多元化轉型,雙方可以在金融、旅遊、房地產、航空、海運、商業等領域開展合作;伊朗工業體系比較健全,基礎設施薄弱,中國可以加大對伊朗中高端制造業、鐵路、電力、通信等領域的投資;埃及勞動力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中國企業可以依托中埃經貿合作區,投資中低端制造業;以色列科技發達、人才優勢突出、基礎設施亟需完善,中國與以色列的合作主要涉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水資源開發等領域。
中亞地區的準入壁壘
《藍皮書》指出,在中亞,國家經濟滑坡也給極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同時,中亞國家政權交接有可能給政治穩定性帶來考驗,對外資企業形成沖擊。為此,雖然中亞地區領導人的更叠不足以改變國家對待中國投資的態度,但由此可能帶來的局勢動蕩極有可能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企業的投資和運營帶來沖擊。
與此同時,部分中亞國家對能源行業設置了準入壁壘或政策限制,對中國-中亞能源合作項目的開展造成了較大不便。
例如,哈薩克斯坦近年來對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資源加強了國家控制力度,根據哈《礦產資源與礦產資源使用法》,國家對礦產品的交易和地下資源利用權的轉讓有“優先購買權”。
這一規定使哈地下資源利用者在買賣和轉讓交易中失去了主動性,對未來外國投資者進入和退出哈礦業市場,特別是收購哈薩克斯坦礦產企業構成了實質性障礙與風險。此外,在油氣行業及勞務方面提出了“哈薩克含量”的規定,即在哈註冊的各類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凡涉及哈國商品、工程和服務采購事宜,都必須依法在投資合同和礦產資源開采合同中明確規定采購比例,還包括外方和哈方被雇傭人員的比例。
而現實生產過程中,很多需要采購的商品,比如工藝複雜的器械設備等在哈沒有生產,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相應的技術支持也十分匱乏,一旦完全遵守“哈薩克含量”,勢必將給企業的運營增加巨額成本。哈薩克斯坦石油與天然氣部曾經對未按照合同履行“哈薩克含量”的油氣企業進行罰款。
同時,《藍皮書》稱,恐怖主義活動在中亞已經進入活躍期,恐怖分子可能通過襲擊外資企業達到要挾政府、擴大國際影響的目的,從而實現政治訴求。
目前中國已經取代俄羅斯,成為中亞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在該區域投資大量基礎設施項目。此前雖然沒有中國企業或公民在中亞遭遇恐怖襲擊的報道,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海外利益日漸擴大,風險敞口也必然隨之加大。
《藍皮書》稱,未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常駐機構,以及中國公民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呈上升之勢:從世界其他區域經驗來看,目標龐大,穿越國界的能源基礎設施更容易成為武裝襲擊的目標。
譬如,對中亞地區來說,費爾幹納盆地是石油資源的主要產區,但該盆地是中亞宗教極端組織的發源地,也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集聚的地方。自中亞國家獨立以來,極端勢力以費爾幹納盆地為依托,多次向烏、塔、吉等國政權進行挑釁和進攻,在費爾幹納盆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恐怖主義襲擊。中哈石油管道靠近費爾幹納盆地,極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襲擊目標。
“中國債務風險中,大家更多地關註企業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家庭債務風險容易被忽視。其實家庭債務風險可能比企業債和地方債風險還要嚴重。”
7月5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中報告(下稱年中報告)發布會上,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如是說。
由上海財大高等研究院公布的這份140頁的年中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從一些指標上呈現向好的態勢,完成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是大概率事件。不過中國宏觀經濟仍面臨不少挑戰,除了已被外界重視的企業杠桿率高企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外,家庭債務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健康運行的巨大隱患。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黃曉東在會上說,三大(企業、政府、家庭)債務風險中家庭債務風險並不是最重要的,但現在對家庭債務風險的忽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中國家庭債務風險被明顯低估,家庭債務迅速攀升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預期的巨大隱患。
黃曉東表示,中國家庭部門的流動性約束已經非常嚴峻。居民住房貸款的飆升已經從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我國經濟的增長。
“根據國際最新研究,居民房貸會通過影響家庭消費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率。從國際經驗上看,3年內房貸占GDP的比重每上升6.2%,未來3年內GDP的增速可能就會下降2.1個百分點。”黃曉東說。
根據年中報告,2016年底中國家庭債務占GDP比重達到44.4%,債務水平不高,但其累積速度驚人。比如,在2013年初,中國家庭債務占GDP比重僅為30.7%,短短四年間,這一指標上升了14個百分點,已經超過美國金融危機前家庭的債務累積速度。
更值得註意的是,上述家庭債務只是統計了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中居民部門的信貸余額,而沒有包括公積金貸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債務。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其中,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認為,中國家庭債務占GDP比重在2016年底超過60%。
中國家庭債務主要構成為房貸。黃曉東表示,兩年前隨著股市、債市輪番上漲和暴跌,錢最終又流回到樓市,這主要體現在家庭房貸的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激增。雖然近期樓市調控政策顯效,新增貸款中房貸占比連續三個月下降,但與2015年相比,總量開始居高不下。
為了更直接反映房貸對家庭的直接影響,課題組在考慮了居民公積金貸款新增值發現,新增房貸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達到16.9%,已經遠遠超過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峰值,而2014年這一數字僅為6%。在房貸存量上,包括公積金貸款的房貸余額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底達到了68.3%。
如果未來一段時間家庭債務繼續按此速度累積,課題組估計,最早在2020年,房貸余額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將達到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峰值。不斷膨脹的家庭債務成為居民生活的沈重負擔。
黃曉東表示,中國家庭債務風險對經濟基本面的影響已經不可忽視,這主要體現在拖累消費。通過數據模型測算,2012年~2014年家庭債務拖累經濟增速約2.35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在會上點評,年中報告一大亮點正是提出家庭債務的風險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並且給出了量化的數據。
平安證券研究所副所長勵雅敏在會上表示,家庭債務風險確實值得關註。今年銀行大力推個人消費貸款,目前相當一部分的個人消費貸款中有房貸的影子,一些銀行推出的無抵押個人信貸高達幾十萬甚至100萬元,很多人拿著這筆信貸去買房子。90後消費理念也發生很大變化,身邊的一些90後同事透支各類信用卡。
全球最大種業公司孟山都周四公布,公司連續第二個季度的盈利低於預期,玉米業務營收下滑,美國農民今年春季播種面積減少,而作物價格持續低迷拖累該行業。孟山都第二季度玉米種子業務的銷售額下降6.2%至27.2億美元,大豆業務銷售額增長6%至9.12億美元。孟山都的凈利潤從去年同期的13.7億美元上漲至14.6億美元,每股盈利3.22美元,比預期低8美分,凈銷售額從50.7億美元降至50.2億美元。
孟山都表示,南美的Intacta大豆及美國的Roundup Ready 2 Xtend大豆的需求依然強勁,同時與拜耳集團的收購交易亦是“樂觀的”。3月份,拜耳集團以625億美元收購孟山都獲得歐盟反壟斷機構批準。孟山都表示,有信心今年第二季度將取得美國和其他所需的監管方的批準。
孟山都還表示,正在美國重啟NemaStrike的農場試驗,NemaStrike是一種有爭議的化學品,主要用於農作物種子防蟲,以保護玉米,大豆和棉花免受蟲害。但NemaStrike的使用會令部分農場工人皮膚出現過敏表現,因此受到反對。
周四(4月26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大幅下調217個基點,報6.3283,創一個月新低。截至16:30,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報6.33,較上一交易日跌96點,創3月21日以來新低。分析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人民幣匯率回調主要與美元走強和中美利差收窄有關。
近日,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利差一度縮窄至56個基點,為2016年以來新低。但回顧歷史,中美利差近年來曾兩次收窄至49個基點,2010年以前更出現過負利差。而與此前幾輪利差收窄不同的是,人民幣年初以來的漲幅已為利差收窄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墊”。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對記者表示,從技術上看,美債收益率短期難以維持這種快速上漲的趨勢,中美利差短期進一步收窄的概率不大。一位券商首席固收研究員則認為,美債收益率已經開始築頂,3%~3.1%的水平基本上將是頂部區間。
4月中旬以來,美元指數從90下方一路回升至91.15,盤中一度觸及120日均線,但在分析人士看來,弱美元的長期趨勢仍然難以扭轉。一方面,由於美聯儲加息已經進入下半程,符合預期的加息無法帶來強美元;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的持續,以及美債收益率的持續上行,將引發融資成本上漲,並帶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因此,美債收益率上漲支撐美元走強的邏輯難以維系。
中美利差收窄
年初以來,在美債收益率持續上行的同時,中國國債收益率持續回落。4月20日中美利差一度收窄至56個基點,創下2016年12月以來新低。
回顧歷史,當前中美利差並非歷史低點。2002~2003年、2005~2007年及2009年前後,美債收益率超過中國國債收益率,中美利差出現三次倒掛。2012年11月~2013年7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將逐步縮減QE(量化寬松)規模,推動美債收益率大幅上行,中美利差從196個基點收窄至78個基點。
2015年8月~12月,中國央行多次降準降息,使得國內流動性較為寬松,債券市場走牛,國債收益率從3.62%一路降至2.70%,在此背景下,中美利差在2015年底收窄至49個基點。
2016年6月~11月,中債、美債齊跌,但美債下跌幅度更大,中美利差再度收窄至49個基點。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市場對於其財政擴張等經濟刺激政策持樂觀態度,美債長端利率在短期內大幅上行,16天內從1.83%升至2.36%。
對比歷史情況,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認為,此次中美利差收窄更多受到短期因素擾動的影響,從匯率水平來看,之前幾次中美利差收窄時,人民幣具有較大的貶值壓力,而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貶值壓力。去年12月以來,伴隨美元指數持續走弱,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走強,這實質上為中美利差收窄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墊”。
記者註意到,盡管3月底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已小幅回調,但年初以來仍保持著3%的漲幅,2月中旬至今,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約在6.25~6.35的區間內窄幅波動。
從資本流動來看,明明認為,歷史上中美利差收窄往往伴隨資本外流,但是近期我國資本流動沒有太大變化。從衡量跨境資金流動的多個指標來看,目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形勢較為平穩。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428億美元,較上月上升83億美元,升幅為0.27%,央行口徑外匯占款214952.04億元人民幣,增幅環比有所擴大,自去年3月以來外匯占款一直處於穩定水平。4月19日外匯局公布數據也顯示,2018年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183億美元,同比下降55%,銀行結售匯逆差大幅收窄,顯示資本外流壓力明顯緩解。
美債會否持續上行現分歧
3月底以來,美債收益率加速上行,並於近日突破3%這一重要關口,創下四年來新高。關於美債收益率上行的原因,鄂永健對記者分析稱,近日在對地緣政治擔憂下油價連續走高推升了美國通脹的預期,另外美聯儲加息和美政府赤字的上升也推升了美債收益率。
美債收益率率上行是否能夠持續?在中金海外策略組分析員Kevin Liu看來,預計未來美國經濟將迎來更高的增長和通脹,另外,美聯儲全年有望加息四次,在更快的加息步伐背景下,利率中樞或仍有上行空間。
鄂永健則對記者表示,從技術層面分析,美債收益率短期內可能會面臨小幅回調,長期來看,仍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比如利率上行是否會觸發美股回調並引發避險需求等等。
事實上,2月美債收益率的快速上行,就一度觸發了美股回調,並引發避險需求激增,資金湧入債券市場,進而引發美債收益率呈現報複式下跌。
某券商首席宏觀分析師告訴記者,當前美債收益率的上行與年初的波動是同一個邏輯。主要原因無非是地緣政治擔憂引發的油價上漲,推升了通脹預期,導致了長端利率上行。
“如果沒有基本面的長期有效支撐,美債收益率很難發生趨勢性的上行。”這位分析師認為,即使繼續上行也不過是短期的一個脈沖,目前10年期美債收益率已經在築頂過程中,3%~3.1%的水平基本上已經是頂部區間。
強美元中長期難持續
由於此前美債收益率的快速上行,4月中旬以來,美元指數從90下方一路回升至91.15,盤中一度觸及120日均線。
但在前述宏觀分析師看來,弱美元的長期趨勢仍然難以扭轉。一方面,由於美聯儲加息已經進入下半程,符合預期的加息無法帶來強美元。
另一方面,美聯儲加息的持續,以及美債收益率的持續上行,將引發融資成本上漲,並帶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因此,美債收益率上漲支撐美元走強的邏輯難以維系。
明明認為,美國實體企業的盈利走勢並不支持美債收益率長期保持當前的上行速度。2015年以來,美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總體的資產回報率有所下滑,2017年以來,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間的利差正在收窄,經濟基本面狀況並不能支持美債收益率上行的趨勢。
前述宏觀分析師認為,從1983年至今,美聯儲一共經歷6次較明確的加息周期。當前正處在在第六次加息周期,但和以往加息周期來比,本次加息周期的背景並非經濟過熱,通脹也在低位。從歷史上來看,抑制通脹為目的的加息到後半程,經濟會呈現衰退跡象,具體表現為經濟與通脹雙下行;而抑制經濟過熱為目的的加息,當進入到後半程時,則會呈現滯脹現象。
由於本次加息周期並不是為抑制經濟過熱或通脹,而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化,所以進入加息下半程後,美國經濟與通脹雙雙下行的可能性較大。因此,當經濟增長動能巔峰已過,美元走牛在中長期將難以持續。
展望未來人民幣匯率,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以及人民幣對CFETS(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指數均會繼續保持大致穩定的態勢,最多僅會出現溫和貶值,在他看來,2018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望在6.3~6.5的區間內波動。
受上遊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一季度汽車制造業利潤同比下降4.7%,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車企以及零部件企業的利潤表現。
一汽轎車(000800.SZ)此前發布一季報稱,2018年1-3月雖然其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03%,達到71.46億元,汽車整車行業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為13.84%;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5222.20萬元,同比下降67.71%。
在業績下滑原因中,一汽轎車提及,原材料價格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司盈利。無獨有偶,另外一家零部件公司,寧波華翔(002048.SZ)在日前發布的一季報中,也重點提及原材料漲價的問題對於企業的業績影響。今年一季度,寧波華翔凈利潤同比下滑45.64%,公司表示,原材料漲價對於業績影響的比重應該占據1/3。
原材料上漲影響利潤
2017年初開始,國內鋼鐵、有色金屬等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揚,汽車產業鏈面臨成本壓力。江淮乘用車公司總經理項興初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聊及江淮蔚來的工廠建設成本時就曾表示,幸好工廠已經建設完畢,否則如果今年再建,估計成本會上漲30%左右,一年多時間,建築鋼材的成本已經翻番。
汽車制造行業常用的冷軋鋼材價格在過去一年也不斷上浮,受材料價格影響,去年重卡行業已經有部分企業宣布上調價格。受整體競爭環境影響,一季度上市乘用車公司毛利率同比出現下滑。申萬宏源的研報數據顯示,一季度上市公司乘用車營收同比增加16.7%,表現較好,但毛利率下滑了0.9個百分點;另外,影響上市公司凈利潤的還包括利率升高帶來的財務費用上升。全國乘聯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汽車行業的銷售利潤率達到7.3%,較17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2017年的銷售利潤率較16年已下降0.4個百分點,從整體上看,汽車行業近兩年來利潤率都處於下滑之中。
不過,與重卡以及零部件行業相比,乘用車上市公司的利潤表現普遍超越前兩者。一是與重卡行業相比,原材料在乘用車企業成本中占比相對較小。廣發證券的數據顯示,一輛同樣售價在10萬元左右的轎車和重卡,前者原材料在總成本的比重為5%~15%,後者為20%~30%,其中鋼材占原材料成本比重為70%。另外,與零部件企業相比,整車企業對於供應商有成本轉嫁能力,因此,前者的利潤率整體上高於後者。
車企盈利分化加速
雖然成本是影響利潤的直接因素之一,但從長期來看,汽車行業的盈利能力與成本也並不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廣發證券研報認為,直接影響汽車行業利潤的因素,短期受庫存周期的影響,中期受產能周期的影響,長期的核心影響因素是需求和競爭。
也就是說,本質上車企的盈利表現仍然和銷量以及市場競爭力密切相關。也正因如此,同樣面臨成本壓力,上汽集團(600104.SH)在一季度依然交出了一份亮麗的財報,營業收入達2348.53億元,同比增長21.7%;實現凈利潤97.07億元,同比增長17.5%。扣除因股權收購合並報表的部分,一季度上汽集團的凈利潤依然增長了8%左右。與之對應的是一季度上汽集團的銷量同比上漲了10%,達到182.2萬輛。自主品牌榮威和名爵銷量大幅提升54%,達到18.2萬輛。
國泰君安分析師對上汽集團今年的業績保持樂觀,其理由是雖然預計2018年通用和大眾合資公司投資收益貢獻業績持平,但自主品牌已經開始拉動業績上漲。一季度在合資公司的投資和收益持平的情況下,主營業績依然貢獻了4.4億元利潤。另外一季度隨著自主新車RX3和MG6的銷量達到規模效應,研發費用開始資本化處理。使得上汽集團一季度銷售費用率也略有下降,從 17 年的6.48%下降到6.28%。
在今年北京車展上,榮威7座SUV車型RX8正式上市。上汽集團副總裁、乘用車公司總經理以及技術中心主任王曉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隨著這款七座車型的上市,榮威在SUV市場上逐漸形成了大中小的產品布局,另外,榮威RX5的平均售價都在20萬元以上,上汽是自主品牌中唯一一家在20萬元以上SUV市場能實現月銷過2萬輛的車企。據官方數據,從去年年底發布到上市時,榮威RX8RX8已經收到6000多張訂單。因此,國泰君安研報預計,在自主品牌銷量提升和開發費用資本化下,2018 年上汽集團的業績增速將達到 12%以上。
由於去年凈利經過調整,廣汽集團一季度38.8億元的利潤看起來有點不太起眼,增速僅為1.34%。但自主品牌表現良好,一季度銷量同比增長23%,達到15萬輛,由於自主品牌的良好表現,廣汽集團一季度毛利率持續上升達到24.52%,環比增加了1.52個百分點。與廣汽相比,東風集團自主品牌表現平平,因此,雖然財報數字亮麗,一季度利潤上漲84%,但只有1.29億元。
油耗積分壓力拖累長城
自主車企中,長城盈利複蘇。一季度凈利達到20.8億元,同比增長6.46%。江淮汽車(600418.SH)雖然業績有所好轉,但一季度依然下降了23.46%,為2.09億元;眾泰汽車雖然預計一季度凈利潤增長3-4倍,為1.25億元—1.56億元,但均因為收購股權所致。
事實上,車企利潤分化在近兩年表現越來越明顯,合資車企中上汽、廣汽穩健增長,自主品牌中吉利漲勢強勁,長城調整後也在快速恢複,但包括東風、長安、江淮、眾泰等相對低迷。
2018年開始,隨著燃油消耗積分的正式實施,新的政策將進一步影響車企利潤。
企業燃油消耗積分從今年一月起正式實施,按照政策,2016年開始執行第四階段油耗限值為百公里6.7升,2017年-2020年,每年的平均油耗目標分別為百公里6.4升、6.0升、5.5升和5.0升,不達標者,根據油耗實際情況按照一定的計算方式換算成響應積分,如果油耗積分為負,可以通過新能源正積分進行沖抵,或者從市場上購買積分沖抵。
長城汽車在一季度報里表示,一季度銷售費用大幅增加50%左右,達到11.7億元,費用增加的原因在於計提油耗負積分抵償費用所致。2017年長城汽車的油耗負積分為15.98萬分,即便是抵消掉9488個新能源正積分,長城也需要購買大量積分以抵消掉15萬燃油積分。此外,2016年,長城還有23.45萬負積分需要沖抵。長城之外,2017年長安福特、東風、一汽豐田以及廣汽菲亞特克萊斯勒等四家都有超過14萬負積分需要用新能源積分或者購買積分沖抵,可以預見的是,這也必將影響這些企業所屬上市公司業績。
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年報統計數據表明,匯率大幅波動帶來企業匯兌損益科目的巨大波動,已經成為不少外向型業務占比較高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巨大包袱”。也正因為對當期業績影響較大,不少上市公司已開始著手平抑匯率波動給公司經營基本面帶來的不利影響。
2015年“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步入雙向浮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基點常常成為財經新聞關鍵詞。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全年貶值了6.12%;2016年人民幣繼續疲弱,對美元匯率全年又貶值了6.67%;2017年,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反向升值了4028個基點,全年升幅達到5.8%。
匯率波動至企業層面,引發的匯兌損益波動,不容小視。根據同花順統計,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年報中,共有40家上市公司的匯兌損失均過億,合計匯兌凈損失達59.7億元,相比2016年擴大了六成。
300余公告涉及匯兌損益,三類公司影響大
公開信息顯示,2018年一季度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年初時升值了3.5%。而4月中旬以來的一個月,人民幣又開始反向調整,美元指數大漲5.4%,錄得2015年11月以來最大漲幅。
一貶一升之間,擁有外幣尤其是美元資產或負債的上市公司,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擁有美元負債的公司,年初還受益於人民幣升值,如今又被貶值拖累;擁有美元資產的公司,則恰好相反。那些外幣貨幣性項目超過總資產一定比例的公司,無一例外因匯兌損益,而導致利潤呈現過山車式的大幅波動。
然而,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017年上市公司年報發現,即便是那些匯率波動敏感性較強、匯兌損益占凈利潤比重較大的公司,也鮮有采取匯率管理和風險措施的,即便有,也屬於小規模嘗試性交易。
亡羊補牢,未為晚矣。第一財經記者通過IBDATA智能投顧工具搜索發現,2018年初至今,以外匯和匯率風險為關鍵詞的公告,即達300多次。其中不少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專門發布公告,或制定外匯衍生品交易和管理制度,或公告將采取外匯套期保值政策,或調整外匯衍生品交易額度等。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梳理發現,A股上市公司涉及匯兌損益的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外向型企業,包括對外銷售或對外采購比重較大的公司;二是以外幣方式籌資且占比較大的公司;三是海外投資業務較多的公司。
外向型企業在匯率浮動加大期間,匯兌損益賬面易顯現巨額浮盈浮虧。如超聲電子,其海外銷售收入占總營收比重在60%左右。2017年,超聲電子匯兌損失巨大,合並報表匯兌損失達到6600余萬,而全年凈利潤只有2.4億元。2016年,超聲電子實現匯兌收益5700萬元。匯兌損益的存在,使得營業收入和歸母凈利潤並不能等幅增長或下降,2017年,超聲電子營收增長22.66%,歸母凈利潤只增長2.5%。
以外幣結算的負債占總負債比重較大的公司,匯兌損益浮盈浮虧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當數航空公司。2016年,國航、東航、海航、南航四大航空公司累計匯兌損失129億元,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變成匯兌收益86億元。
因海外募投項目較多,而境外子公司以美元或其他外幣為本位幣記賬,卻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負債的公司,也屬匯兌損益大戶,不過這類公司在A股上市公司中並不多見。但隨著“走出去”戰略和海外並購更為頻繁,這類匯兌損益大戶會越來越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紫金礦業。根據其2017年年報,紫金礦業外幣負債尤其是美元凈負債高達44億元。然而在2017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環境下,紫金礦業仍然錄得6.89億元匯兌損失。
估值扭曲
匯兌損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企業的真實盈利情況。就像一些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受期末公允價值計價的影響一樣,當匯總損益以收益的形式存在時,上市公司的實際業績是被虛增了的,而匯兌損益以損失的形式存在時,上市公司的實際業績則被低估了。
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如怡亞通,2016年公司實現凈利潤5億多元,2017年凈利潤也是5億多元。拋開匯兌損益影響後,盈利質量卻大相徑庭。2016年的5億多元凈利潤,是在發生匯兌損失2個多億基礎上形成的;2017年的5個多億利潤,則是在發生匯兌收益2個多億基礎上形成的。顯然,2016年的盈利質量相對要高得多。
另外以錢江摩托為例,2016年利潤總額4億元,2017年合並報表利潤總額1億元,下降幅度達到了75%。如果將匯兌損益的浮盈浮虧因素剔除,其實業績下降幅度並沒有那麽劇烈。2016年4億元利潤,其中匯兌收益即占到4800萬元;2017年1億元利潤,如果算上匯兌損失3800萬元,則利潤總額達到了1.38億元。依此計算,2017年錢江摩托業績的同比下降,有40%左右的因素是由於匯兌損益造成的。
匯兌損益形成的浮虧浮盈,還掩蓋了企業的真實增長。東方電氣2017年調整經營措施,一舉扭轉了連續三年利潤下滑的局面,實現扭虧為盈。2016年公司合並報表利潤總額-19.44億元,這一年實現匯兌收益2.09億元;2017年利潤總額 5.33億元,這一年匯兌損失2.7億元。剔除匯兌損益影響,其扭虧幅度更大,增長更強勁。
以現金回報為抓手的估值指標,一般會剔除財務費用,從而也就剔除了匯兌損益的影響;但以利潤回報為抓手的估值指標,會因匯兌損益的存在而失真。
風險識別容易應對難
2018年2月1日,超聲電子發布了一則“關於公司2018年1月份匯兌損失的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該公告稱,由於美元匯率持續走低,人民幣匯率相對升值,預計2018年1月份公司及下屬子公司因人民幣升值導致匯兌損失約人民幣4500萬元。
如上文所述,超聲電子2017年全年的匯兌損失也不過6600萬元。2018年匯率變動加劇,使得匯兌損失比以往“來得更為猛烈”。
綜觀A股上市公司,對匯兌損益的風險應對往往是“先知而後覺”。超聲電子2017年年報顯示,公司僅在2017年9月18日發生一筆人民幣外匯貨幣掉期業務9810萬元,但該業務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對全年利潤的影響額僅為8.7萬元。
直到2017年12月,超聲電子才通過一項議案,允許公司及子公司在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20%的額度以內,開展外匯衍生品交易,以規避和防範外匯匯率、利率波動風險。
蘇州固鍀在2017年年報所附《致股東的信》中稱,對於匯率風險控制方面“我們存在著貪念”,以致僅匯兌損益一項2017年與上年度同期利潤差額達到4100萬元。2017年,蘇州固鍀合並報表凈利潤為1.5億元。而2017年以及此前的數年,蘇州固鍀的年報中均稱“本公司未簽署任何遠期外匯合約或貨幣互換合約”。
“心已至,而身未動”,蘇州固鍀的這一表態頗具代表性。A股上市公司普遍能夠識別匯率風險,但真正能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的卻是鳳毛麟角,這其中也包括匯兌損益對凈利潤影響舉足輕重的公司。即便使用外匯衍生品手段對沖外匯風險的,也只是少量嘗試,對沖效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比如東方電氣和錢江摩托的2017年年報即是如此顯示。
第一財經記者集中梳理分析了2017年年報匯兌損益絕對值占凈利潤絕對值超過20%以上的60家上市公司,這60家公司是通過智能投研平臺IBDATA搜索得到的。研究結果表明,蘇州固鍀的“無為”之治,頗具代表性。
中工國際,2016年合並報表利潤總額14.42億元,其中匯兌收益就貢獻了3.6億元利潤,占比達到25%;2017年利潤總額13.62億元,匯兌損失達到3.86億元。2016年和2017年年報分別顯示,公司目前尚未采取任何措施規避外匯風險;未簽署任何遠期外匯合約或貨幣互換合約。
大連港,2017年末,擁有6.18億美元貨幣資金,折合人民幣40.43億元,占公司貨幣資金總量的54%。由此項重要外幣貨幣性資產引起的匯兌損益呈劇烈波動。2016年合並報表利潤總額7.78億元,其中匯兌收益1.97億元;2017年利潤總額7.27億元,匯兌損失2.21億元。2016年和2017年,這家公司均未簽署任何外匯對沖合同。
面對匯率波動風險時,上市公司首先采取的,通常不是衍生品對沖手段,而是表外措施。比如蘇州固鍀在年報中表示,“今後將加大與80%客戶采取簽訂匯率補充合約,同時控制外幣存款比例”;又比如東方航空在2017年年報中表示,未來將積極調整債務結構,大幅減少美元負債,以應對匯率波動。
隨著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加大,人民幣匯率單邊走勢改變,單邊預期被打破,未來走勢預測難度加大。蘇州固鍀投資者關系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總結公司未采取外匯衍生品對沖措施的原因時,即表示:“首先運用遠期或者掉期等工具進行匯率套保操作時,都會產生一定的成本。其次,跟銀行做的遠期結匯,其實就是賭一個匯率,但如果做反了的話,對公司影響會更大。我們作為制造業企業,對匯率的後期走勢還是很不好判斷的。”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專員劉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總結企業未采取外匯衍生品工具應對匯率風險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呈現單邊趨勢,造成企業形成一種慣性思維,有些企業的財務部門甚至因此被視為利潤中心,導致2016年和2017年當匯率出現雙向波動時,企業匯兌即呈現被動的損失;二是外匯衍生品工具和市場欠豐富和完善,也不利於企業對沖風險。
真實貿易背景要求也是問題
A股中采用外匯衍生品對沖交易、以平滑業績表現的企業,並不多見。怡亞通是其中之一。
上文提到,怡亞通2016年和2017年的凈利潤,都是5個多億,但看似平穩的利潤成績,進一步探究,匯兌損益一正一負則有相差4個多億的迥然差異。怡亞通在匯兌損益劇烈波動的前提下,仍然使利潤平穩的秘訣,即有賴於外匯衍生品交易。
2016年怡亞通外匯衍生品交易實現公允價值變動收益1個億,有效部分對沖了當年匯兌損益2個多億;2017年,怡亞通錄得外匯衍生品公允價值變動損失1.56億元,很大程度上對沖當年匯兌收益2個多億。
怡亞通是一家90%以上銷售業務為國內業務的公司。怡亞通在年報中解釋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損失和收益時稱,公司需要面對經營供應鏈管理業務所面對的外匯風險,在經營供應鏈管理業務時,公司需替若幹客戶向外地出口商以美元購貨。一方面,公司以貸款方式向銀行借取美元,並以等值人民幣存款作為質押。此外,公司利用若幹衍生金融工具以管理上述美元貸款所引起的外匯風險。另一方面,公司根據預計的未來一年的付匯需求,由公司在中國內地簽訂遠期美元購匯合約,同時由聯怡國際(香港子公司)在香港簽訂金額相等、期限相同、到期日相同的無本金遠期人民幣購匯合約,以管理外匯。
橫在非外貿類企業面前的衍生品對沖壁壘是,外匯衍生品交易必須有真實的貿易背景。“企業外匯對沖交易不能裸頭寸,畢竟你(企業)不是金融機構。類似怡亞通這種以預計的未來付匯需求,來跟銀行簽訂遠期美元購匯合約的,也是需要向銀行提交合同、賬單等相應證明的,遠期等衍生品交易,真實貿易背景不可或缺。”上海某銀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外匯交易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真實貿易背景的要求,難倒了非貿易原因而產生外幣資產或負債的企業。比如外幣負債占比較高的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在2017年年報中,對匯率風險“無可奈何”之情溢於言表:本集團除了在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允許的範圍內保留以外幣為單位的資金,或在某些限制條件下與國內的核準銀行簽訂外匯期權合同、貨幣互換合同外,並無其他方法可有效地對沖該外幣風險。
衍生品對沖工具要求真實的貿易背景這一點,劉健樂見未來金融市場對此限制會更為寬松:“這方面交易總體來說是慢慢放寬的,因為金融市場本身是需要有這方面交易來快速達到均衡價格的。”
減少對單一外幣幣種匯率風險的措施,除了像東方航空表態的那樣,使用表外手段,將外幣資產或負債盡量轉為人民幣資產或負債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外幣資產或負債的多樣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晨鳴紙業。
2017年年末,晨鳴紙業持有的美元凈負債折合人民幣52億元,這只是它外幣凈負債總額103億元中的一部分,晨鳴紙業還持有歐元凈負債折合人民幣34億元。根據晨鳴紙業2017年外匯敏感性分析,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則將減少全年利潤3.5億元;人民幣對歐元貶值5%,將提升全年利潤1.71億元。2017年,晨鳴紙業錄得匯兌損失2.42億元,系因全年人民幣對歐元貶值了7.22%,從而一定程度上對沖了人民幣對美元單邊走勢引發的匯率風險。
在中國企業貿易采用人民幣結算比例不足20%的背景下,劉健建議,在可能的前提下,中國企業應盡量采用人民幣結算,以此來規避匯率風險。另外,企業的財務部門要回歸主業,回歸財務核算、資金調配的本位,而不是試圖成為企業的利潤中心。
企業發生匯兌損益,列支在財務費用一欄之下,這表示匯兌損益的實際金額及方向,僅對利潤表產生影響,其實質是一種浮盈浮虧,並不影響現金流。以現金回報來對企業進行估值的方法,會自然扣除匯兌損益這一塊的影響。這恐怕也是很多企業並不采取風險應對措施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2006版新會計準則才將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納入表內確認,運用外匯衍生品工具,從表內來對沖匯率風險,也是2006年新會計準則頒布之後的事情。2004年發生的中航油巨虧事件,系中航油投資石油套期保值業務而導致的衍生品投資巨虧,該事件即因當年僅以衍生品期權的內在價值入賬,不考慮時間價值和公允價值,導致這部分投資在財報中持續被低估,而中航油在期權投機發生巨額虧損時,財報還在顯示企業盈利。
(第一財經實習生洪乙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美國7月非農就業人口增加15.7萬人,預期19萬人,6月由21.3萬人修正為24.8萬人。不過失業率符合預期的3.9%。
就業人數不及預期對美元造成了一定拖累,不過整體來看,市場反映較為平淡,多數非美貨幣對美元在數據後波幅都相對有限。此次的就業增長放緩,可能是由於企業難以找到符合資質的工人,工人短缺也在穩步推高薪資水平,使平均時薪增加。失業率有所下降,表明勞動力市場狀況趨緊。
非農就業人數的回落並沒有影響到市場對於美國就業市場的信心,也難以影響到美聯儲加息路徑,就如非農報告前提到的,在當前情況下,單次的非農報告如果沒有出現極大的意外,都無法撼動美聯儲加息計劃,也不太可能對市場有持續影響。
從各主要貨幣對走勢來看,目前各非美貨幣都對美元低位反彈,這也意味著近期一段時間的震蕩行情仍得以維持,美元缺乏突破轉為上行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