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4-15日的彭博全球調查結果顯示,全球投資者對中國和美國股市的看法形成鮮明反差。481名受訪投資者之中,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市場會帶來最高回報,占比創五年多以來新高。而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預計今後中國股市會下跌或者橫盤。
如下圖藍線所示,本月調查中,54%的受訪者認為明年美國市場的回報會是全球最高,這一比例較去年11月調查結果高5個百分點,創下2009年10月首次調查提問以來最高紀錄。
德國慕尼黑券商Schroeder Equities的董事總經理Wilhelm Schroeder也是是本月調查的受訪者。他認為,傾向避險的投資者會逃離其他市場,美國會受益。
調查還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預計標普500指數未來6個月會繼續上漲,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預計會下跌。
昨日中國統計局公布,去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4%,增速創24年新低。彭博本月調查顯示,47%的受訪投資者認為中國經濟在惡化,這一比例是認為經濟好轉的受訪者比例的四倍多。1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在好轉,39%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既未好轉也未惡化。
調查還顯示,58%的受訪者預計,未來6個月A股要麽會下跌,要麽幾乎不會有什麽漲跌變化,這一預測人數比例較去年11月調查結果高3個百分點。30%的受訪者預計A股會在去年基礎上擴大漲幅。認為中國市場有最佳投資機會的受訪者占比僅有13%,這一比例幾乎較三個月前調查結果減少了一半。
管理1.5億歐元全球股票資產的券商Leleux Invest基金經理Carlo Luigi Grabau認為,投資者應該習慣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慢,如果要尋找投資機會,中國不是首選,投資其他地區的股市問題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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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4-15日的彭博全球調查結果顯示,全球投資者對中國和美國股市的看法形成鮮明反差。481名受訪投資者之中,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市場會帶來最高回報,占比創五年多以來新高。而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預計今後中國股市會下跌或者橫盤。
如下圖藍線所示,本月調查中,54%的受訪者認為未來一年美國市場的回報會是全球最高,這一比例較去年11月調查結果高5個百分點,創下2009年10月首次調查提問以來最高紀錄。
德國慕尼黑券商Schroeder Equities的董事總經理Wilhelm Schroeder也是本月調查的受訪者。他認為,傾向避險的投資者會逃離其他市場,美國會受益。
調查還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預計標普500指數未來6個月會繼續上漲,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預計會下跌。
昨日中國統計局公布,去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4%,增速創24年新低。彭博本月調查顯示,47%的受訪投資者認為中國經濟在惡化,這一比例是認為經濟好轉的受訪者比例的四倍多。1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在好轉,39%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既未好轉也未惡化。
調查還顯示,58%的受訪者預計,未來6個月A股要麽會下跌,要麽幾乎不會有什麽漲跌變化,這一預測人數比例較去年11月調查結果高3個百分點。30%的受訪者預計A股會在去年基礎上擴大漲幅。認為中國市場有最佳投資機會的受訪者占比僅有13%,這一比例幾乎較三個月前調查結果減少了一半。
管理1.5億歐元全球股票資產的券商Leleux Invest基金經理Carlo Luigi Grabau認為,投資者應該習慣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慢,如果要尋找投資機會,中國不是首選,投資其他地區的股市問題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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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 (邱浩潤/圖)
編者按: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在處理比較棘手的問題時,實用主義成為美國重要的傳統。同時你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四十年前的中美合作,貌似與現在的美越合作有頗多相似之處。且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解密——
那是一項令人興奮的任務。去中國之前,首先需要確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來自中情局,包括衛星照片、通話監聽截取、與中方的交流記錄,還有第三方國家,比如歐洲一些國家可以提供他們認為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的活動。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最近一次來到中國是在2014年6月,他協辦了一個能源研討會,有兩百多名中歐專家參加。距離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已經整整40年。
1974年11月,在海參崴參加完美蘇兩國首腦高峰會議後,麥克法蘭跟隨基辛格來到中國。麥克法蘭獨自一人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小間里,給解放軍高級將領講解蘇聯軍隊移動和部署的情報,長達三天。
麥克法蘭比誰都清楚這種秘密行動的風險。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年中美建交前的情報交流,風險極大,因為“與一個尚未建立友好關系的國家分享這個級別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違法的地步”。
1985年,以他命名、由他喬裝打扮親手實施的“麥克法蘭計劃”——美國秘密向伊朗運送武器被揭露,里根政府遭遇了最嚴重的危機。1987年,麥克法蘭服用了十幾顆鎮定劑,差點搭上性命。
剛剛踏入國家安全領域時,麥克法蘭的偶像是基辛格,“想成為他那樣的國家安全顧問”。到了“伊朗門”時,他已經夢想成真。
麥克法蘭曾經將自己對伊朗的“開門”,比作基辛格對中國的“開門”。
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伊朗的情況還不像中美對話那樣,可以到公開的地步,美國的得益也不明顯,不足以說服美國民眾,但“我不會為此感到遺憾”。
南方周末:你怎樣開始負責情報交流的工作?之前有過這方面的工作背景嗎?
麥克法蘭:我有點小運氣。我到白宮工作,是因為我獲得了一份獎學金。每年這個獎學金都選擇15個有領袖潛質的年輕人,提供去白宮實習工作一年的機會。幸運的是,我的辦公室在基辛格博士隔壁,當然,你要去和鄰居打招呼,所以我認識了他。當時他手下有一個海軍軍官,負責所有機密文件和工作,他在白宮工作5年後需要回到部隊。所以有了一個空缺,我在海軍呆過,之前學的也是戰略研究,我問他們能不能給我一個讓基辛格博士面試的機會。斯考克羅夫特幫我做了推薦,我後來被基辛格博士聘用,當然,他說沒有人能取代我的前任,但是我為他工作了兩三年,所以我猜我的表現還不錯。
南方周末:基辛格博士和你交流過他對中國的看法嗎?
麥克法蘭:中國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對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中國處於相對孤立。
我們的考量是,就如何確保冷戰期間避免發生沖突,中國對美國可以有所幫助,當時美國正努力避免與蘇聯發生沖突,在維護和平這方面我們可以跟中國找到一致目標,中美可以交換意見,互相幫助維持各自國內的穩定,清晰地向蘇聯表明我們至少有在溝通,而且可能在各自政策上有所協調。
南方周末:你說當時中美兩國向世界展示出交流的舉動,但那時中美關系還沒有正常化,你們是怎麽和中國人交流的?
麥克法蘭:我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為中美兩國交流情報信息。當時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容易受到攻擊的: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了45個師,中印邊境也不那麽太平,蘇聯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資援助,包括軍用物資。蘇聯海軍軍艦還在中國周邊巡邏。這一切都表明了,中國正面對來自蘇聯的全方位的遏制與壓制,直接的部分來自北方邊境,間接的部分借了印度之手,通過軍艦巡邏還有對朝鮮、東亞其它國家的援助。美國當時也面對類似的壓力。
蘇聯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導彈計劃,他們的洲際導彈全都指向美國,導彈測試進展神速,美國很難進行監測,在這方面中國占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可能就檢測蘇聯導彈測試提供協助。中美如果交流情報,這對雙方都有好處。我當時的工作,就是收集在華盛頓可以得到的全部的主要與蘇聯有關的最新情報,和中國軍方領導人進行分享,請他們提意見,比如能不能在中國建立情報站,便於我們更好監控蘇聯的導彈,畢竟導彈把中美兩國都納入險境中。我和基辛格教授到中國,當他和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談話時,我就在地下室和中國同行們聊天。
南方周末:能告訴我們你當時和誰接頭嗎?你和中方聯系是否有一套機制,你們是直接電話聯絡,還是通過其它方式?
麥克法蘭:中國的軍方領導人確定具體由誰來跟我對接,不是每次都是同一個人。他們都是解放軍軍官。我最好還是不要透露他們的名字。
南方周末:每次都可能發生改變?
麥克法蘭:是的。從1973年到1977年之間,有時候一年一次,有時候兩次,我都要去中國見他們,直到我離開那屆政府。我的繼任者是羅伯特·蓋茨先生。
南方周末:這種形式的情報交流至今還存在嗎?
麥克法蘭:我希望如此,我不確定,可能還有吧。
南方周末:你1974年和1975年兩次到中國,具體的細節如何?
麥克法蘭:那是一項令人興奮的任務。去中國之前,首先需要確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來自中情局,包括衛星照片、通話監聽截取、與中方的交流記錄,還有第三方國家,比如歐洲一些國家可以提供他們認為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的活動。
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資料整理成一份很完整的報告,包括邊境上的戰術部署、蘇聯洲際導彈的戰略性能,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的蘇聯對印度等國的援助項目等等,這些信息都要做成具體的簡報,並向中方解釋,中方配備書記員,記下所有細節。但這對美國政府而言是非常敏感的,因為當時兩國關系,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美國國內有些人對中國對越南的支援感到不滿,畢竟那麽多美國人正在那里丟掉性命,有些人則對中國國內局勢抱有顧慮。所以,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各自的理由,對是否應該與中國有所交流持懷疑態度。而我們的法律反映了這種顧慮。實際上,與一個尚未建立友好關系的國家分享這個級別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違法的地步。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對尼克松總統及其接任者福特總統而言,允許進行這類交流是要冒一點風險的。但兩位總統相信美國終將從戰略上有所收獲:通過向中國開啟對話,我們希望有可能推動緊張局勢的逐步緩和,最終促成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這將極大地符合我們雙方的利益。我認為這一點已經被證明確實如此。
南方周末:當時兩國之間還沒有建立友好的關系,你的中方聯系人相信美方是真心願意分享如此敏感的信息麽?
麥克法蘭:是的,從中方可以看到的明顯結論是,這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這在具體跟我對接的中方聯系人這里看得更加清楚。第一次,滿意;第二次,很明顯可以看出來,非常滿意和感激,甚至可以說很開心,相信此舉將推動兩國關系升溫;第三次,體現出一種漸進的理解,意識到雙方都將從中受益,中方對此是鼓勵的。
南方周末:這對雙方建立信任都有好處。
麥克法蘭:是的。我們也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比如更好地監測蘇聯的導彈測試。只有在中蘇邊境部署設備和監測站才能更好地收集一些情報,這對我們很有價值。
南方周末:你曾將伊朗門事件與基辛格博士提倡的對華開放政策相提並論,做過一個中國類比。
麥克法蘭:我認為,唯一的可類比之處在於,我們向彼此打開大門,目的是為了避免因為無知和缺乏交流而發生誤會。我們兩國對於維護世界穩定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並不僅僅限於亞洲地區,而是在全球範圍。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對全球穩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至於伊朗這個例子,當時和現在,都是事關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僅僅限於波斯灣地區,而且關系到至關重要的燃料運輸是否可行。任何時候,只要你想在長時間的隔絕以後試圖開始對話、重啟對話,就可能包含風險。這是因為,導致孤立的態度固然指向了錯誤的方向,卻已經植根於政府的政策之中。要想反現狀而行之,為達成理解奠定新的基礎,你就一定會受到批評。在中國(這個案例)也是適用的。這就是基辛格博士要將自己的訪華高度保密的原因,而這秘密保守了很多年。
與此相仿,我認為,要在當時跟伊朗開啟對話,而伊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這不僅僅指地緣意義,還在於它控制著全部的石油運輸,還有它實際上也是容易受到攻擊的,設想伊朗遭到蘇聯入侵,蘇聯取得了控制全球石油運輸命脈的地位,怎麽辦?這對世界穩定將帶來巨大的改變。當時蘇聯看上去確實打算這麽做:蘇聯在伊朗邊境進行軍事演習,還在阿富汗部署了十萬人,看上去蘇聯是在盤算進入伊朗。因此,這是很重要的,但這些事並不是總能成功。當保密工作出現漏洞,事情在伊朗曝光,當時情況還不像中美對話那樣達到足夠成熟而可以公開的階段,我們這邊的得益還不夠明顯,不能說服美國公眾這麽做是值得的。但是我不會為此感到遺憾。
南方周末:2007年和2010年,你兩次帶領美國的外交政策委員會到訪中國,成員包括資深官員和學者,能和我們談談這兩次經歷嗎?
麥克法蘭:2007年是大選前一年,我帶領的是一隊專門為總統候選人提供建議的政治顧問,包括麥凱恩的政治顧問、湯普森的政治顧問。中方對此很感興趣,不僅想認識這些人,還想了解他們的想法,這想法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的,還包括其它政治議題。我們談到了伊朗、中東、核武器擴散、環境汙染等世界大事,這對代表團以及總統候選人大有幫助。還有中國在南海日益表現出來的興趣,因為我們之前和蘇聯在海洋疆域上有過爭端,所以我們想避免和中國出現類似的問題。中國人對這些還沒有當上總統的候選人這麽感興趣,這一點令我們印象深刻。
我們的交流富有成效。不過那次的代表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專家。2010年的那次代表團,我們針對的不是總統那個層面,主要針對的還是時政議題。
南方周末:在兩國建立相互信任這件事上,還有什麽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目前“互信”依然是兩國之間的一個難題。
麥克法蘭:我認為在很多方面中美兩國都有互利發展的潛力。舉例來說,現在中東地區,伊朗在發展核計劃,我們認為這可能對中東的穩定造成損害。中國近年來在中東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中國政府在它們的能源行業投入了過億美金,中國政府能建議他們停止核計劃。
還有一些不是那麽充滿敵意的領域,像環境問題。中美兩國在環境問題上都面對共同的挑戰,中國的能源主要來自煤炭,美國之前也是,但是現在正往天然氣方向發展,我們可以考慮在天然氣方面達成貿易協議,我相信未來幾年會落實。美國在把天然氣轉成液體燃料這方面的技術比較先進,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能幫助中國減少燃燒煤炭而產生的汙染。
中國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技術革新和政治交流,都能夠增強兩國彼此間的互信。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解決一些棘手的全球性問題上,如核擴散、環境問題和人權問題上,都負有責任。中美兩國在很多議題上都有共同利益。
南方周末:在能源和技術方面,中美在接下來幾年時間里會有怎樣的合作?
麥克法蘭:中國在新能源方面已經探索了很長時間。過去的五到十年之間,中國都在探索如何加快發掘新能源。但是美國在提高能源利用率這方面的發展比中國快很多,特別是過去5年。美國開發出了將煤炭轉化為液體能源的技術,這項技術很新。2014年6月,我協辦了一個有兩百多名中歐專家參加的研討會,會議討論的就是海陸空運輸能源,在石油以外有什麽替代選擇可以投入應用、怎樣才能降低這些替代選擇的價格,從而有利於中美兩國消費者。我認為這進程會加快,我希望可以成為其中一分子。
路透社援引美國國務院官員稱,中美兩國將在今年8月舉行會談,商討遣返攜款潛逃美國的中國官員。
中美兩國官員上月在菲律賓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其中美國代表團由美國國務院負責國家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官員魯納(David Luna)帶隊。
路透稱,魯納證實他參加了上述會議,並稱雙方將在8月再次舉行會談,兩國執法機構的官員及法律專家將參加會議。兩國將共享被控貪官及其涉案贓款的特定情報,還將磋商遣返的可能方式。
目前,中美沒有簽署引渡條約,導致此事成為棘手問題。這也使得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成為對中國外逃官員有吸引力的地方。
人民網此前發表題為《不引渡協議絕非外逃貪官的"免死金牌"》的文章,並列舉了中國當前在以上國家追逃貪官的主要法律依據:
中美兩國於2000年簽署了《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
中國與加拿大於1994年簽署第一個專門的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1999 年,兩國政府在加拿大渥太華又簽署“諒解備忘錄”。
中澳追逃貪官的司法合作主要是基於《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境外追訴的方式進行。
據新華社,自2014年7月至12月底,為期半年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共從69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6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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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3-4 10:56 編輯 存款準備金那些事:中美全球最高,但有何不同? 作者:戴道華 人民銀行在2月4日宣布全面和定向降準,大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至19.5%,中小型銀行則降至17.5%。即使如此,在全球主要央行當中,人民銀行所訂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然是最高的。 歷史上,美國是全球最早以法律形式規定商業銀行要向中央銀行繳納存款準備金的經濟體,美國聯儲局和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自次按危機以來也頗為相似,迄今兩者總的存款準備金水平也相類似,但對於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兩者就截然不同。未來中國重大的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可兌換,相信有關改革的深入令存款準備金的運用也會發生變化,研究兩者存款準備金的異同會得出有用的啟示。 **資產負債表和存款準備金的異同** 至2014年底,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為33.8萬億元人民幣,以一美元兌6.2052元人民幣的當時匯率換算,則達到5.4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2014年63.6萬億元人民幣GDP的53%,是2006年底時12.9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2.6倍。同期,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為4.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014年17. 4萬億美元GDP的26%,相當於其2006年底時9,037億美元規模的5.0倍。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家央行,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絕對和相對規模較美國聯儲局的還要大,但自次按危機以來的擴張程度又以美國聯儲局為快,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均難望其項背。 不過,它們達到今天規模的路徑並不相同。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源自三輪購買資產的量化寬松,因此其資產負債表當中目前持有2.46萬億美元的各年期美國國債以及1.74萬億美元的AMBS,佔比達到93%。人民銀行則並沒有從市場上購買資產來進行量寬,其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來自不斷購入的外匯。結果,2014年底時,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當中外匯資產為27.1萬億元人民幣,佔比80%。 盡管成因不同,但全球規模最大的兩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就意味著人民銀行和美國聯儲局各自向其市場釋出了大量的基礎貨幣,因此它們對存款準備金這一工具截然不同的使用就顯得格外突出。人民銀行是自2008年起正式開始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的,經過最新一次降準,目前大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19.5%,中小型銀行為17.5%,個別銀行如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則為13.5%。美國聯儲局也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不過該制度並不針對銀行,而是針對不同存款額,零至1,450萬美元淨交易戶口存款的準備金率為零;1,450萬美元至1.036億美元存款為3%;高於1.036億美元存款為10%;非個人定期存款、離岸存款的準備金率則為零。 盡管中、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水平差異巨大,但總的準備金水平卻比較接近。聯儲局的統計顯示在2014年底,法定存款準備金要求為1,420億美元,但美國銀行存放於聯儲局的超額準備金就高達2.5萬億美元,兩者相加,美國銀行體系的準備金總額相當於其10.4萬億美元存款的25%(其中法定和超額準備金之比為1:18),相當於美國GDP的20%,相當於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的59%。至於人民銀行,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達雙位數字,但銀行存放於人行的超額準備金率就只有2.7%,法定和超額準備金之比約為7:1,準備金總額相當於其106萬億元存款的22%,相當於中國GDP的37%,相當於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69%。 **原因何在?** 中、美銀行業所繳納的存款準備金是全球主要銀行體系當中罕見的,美國銀行業的存款準備金水平甚至超過了中國(相當於存款的25%),不同的是中國絕大部份是法定存款準備金,美國絕大部份是超額準備金。另外,人民銀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十分頻繁,自2006年中以來調升或降逾40次,而美國聯儲局期間則未有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水平,但就每年微調存款準備金率所適用的存款規模。這反映存款準備金這一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對中、美兩個經濟體而言完全不同。盡管兩者準備金總額出奇地接近,但法定和超額準備金的巨大差異就顯示近年來兩個央行所面對的挑戰完全不同。 如前所述,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來自三輪購買資產的量化寬松,其動機主要是在官方利率降至零之後,轉而實行印鈔買債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手段以刺激經濟。對於美國經濟而言,債券市場是最重要的資本市場,根據IMF的統計,美國債市規模是美國GDP的2.2倍、是美國股市總市值的1.7倍、是美國銀行業總資產的2.3倍(2013年)。 銀行業反而是美國三大融資渠道當中最小的,聯儲局的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正好對美國債市產生了最大的刺激,從而達成了壓制長短期利率、刺激股市、刺激經濟的目標。但就美國銀行業而言,一來美國實體經濟複蘇對它的依賴程度相對最低,二來它本身還要面對加強監管和去槓桿等壓力,因此,聯儲局印鈔買債所釋出的資金到了美國銀行手里之後,多數又輾轉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存回聯儲局的戶口,因為美國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大部份已在債市和股市得到解決,對銀行信貸的需求相對有限。另外,聯儲局自2008年開始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時,也開始向法定和超額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目前兩者的利率均為0.25%,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上限,令美國銀行業的剩余資金也有誘因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繼續存放於聯儲局的戶口。 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主要來自外匯市場的調節活動。與美國銀行業坐擁巨額的超額準備金不同,中國銀行業所繳納的存款準備金絕大部份是法定準備金,反映人民銀行主要使用存款準備金來作為對外匯佔款形成的流動性的沖銷。銀行業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融資渠道,銀行業總資產是中國GDP的2.6倍、是中國股市總市值的6.3倍、是中國債市的6.1倍(2013年)。2014年規模為16.5萬億元人民幣的社會融資當中新增本外幣貸款和表外各種貸款和融資方式加總其佔比仍高達79.1%,債券和股票融資佔比雖然創下歷史新高,但就只有17.3%。中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1999年至2003年期間低至6%,其後在外匯整體大量和持續流入的情況下不斷調升,以控制因購匯而釋出的大量人民幣流動性乃至貨幣供應,至2011年時大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度高達21.5%,否則的話潛在的巨大貨幣供應增長會令中國經濟迅速過熱失控。 在匯率有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央行購匯之後為不影響貨幣供應,一般會採用公開市場操作予以對沖,最常規的就是正回購、出售債券以及增發央行票據吸走流動性。但在中國的市場和利率環境之下,對人民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的操作最具成本效應。自2008年底至今,人行支付給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年利率為1.62%,支付給超額準備金的利率就只有0.72%。相比之下,在2010年初至2011年中為應對資金流入人民銀行頻密地調升存款準備金率期間,公開市場操作當中正回購利率無論是7天還是28天平均介乎2.6%-2.7%(最新逾4.5%),1年期央票的參考利率平均為2.4%(最新曾達3.5%),顯著高於準備金利率。加上正回購和央票一般期限較短,在資金持續流入的局面下需要不斷滾動操作,也不及存款準備金的使用便利,因此逐漸淡出。根據中央結算公司的統計,2010年底時央票餘額尚有40,909億元人民幣,至2011年底就劇降至21,290億元人民幣,之後3年續降至13,440億、5,522億和4,282億元人民幣,反映了人民銀行明確的取舍。 **對未來的啟示** 據此,盡管成因不同,但中、美銀行體系目前均坐擁巨額的存款準備金,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未來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會不會顯著降低至較接近美國的水平?降低的條件又是什麽? 對此,須考慮兩大影響因素,一是制度性因素,二是市場因素。對中國經濟而言,銀行信貸是其最重要的融資方式,而對美國經濟而言,債市融資的重要性則最高,那麽未來中國的債市和股市直接融資如果能夠得到長足發展,顯著縮小與銀行間接融資之間的差距,就有可能降低存款準備金使用的強度和密度。 從目前狀況來看,中國銀行業總資產逾6倍於中國股市總市值和債市規模,它們之間的差距較美國債市領先於股市(1.7倍)和銀行業資產(2.3倍)的要大,要達到美國債市為主導的水平恐怕並不現實,這就暗示存款準備金這一貨幣政策工具或將在長遠的未來都對中國具有更高的重要性,而不會像美國聯儲局那樣成為備而不用的工具。 然而,美國債市為主的資本市場結構在全球發達經濟體當中其實屬於少數,只有日本和曾經受到歐債危機困擾的愛爾蘭和意大利跟它相接近,對於其他發達經濟體而言,情況反而與中國較為接近,即銀行業是最重要的融資渠道,只是情況沒有那麽一面倒而已。以歐元區為例,其銀行業總資產是其GDP的2.5倍、是其股市總市值的4.3倍、是其債市的1.4倍,歐元區的股市和債市均相當發達,但歐洲央行在歐元面世的1999年所定下的最低存款準備金率只是2%,到了2012年調降至1%,並維持至今。 這是一個銀行融資為主體、但存款準備金同樣似有若無的例子,其啟示就是即使是銀行業主導的經濟體,如果其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匯率自由浮動、央行貨幣政策目標單一、不需要負擔除物價穩定之外的眾多調控任務的話,存款準備金也可以是較為次要的貨幣政策工具。這樣一些制度性因素要在中國全部到位恐仍需時較長,這就決定了存款準備金對中國的重要性可能在長時期內都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 中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超額準備金率低,而美國則正好相反,除了制度性影響因素以外,還反映了中國之前長時間面對資金流入、美國實體經濟長時間信貸需求不振的市場因素。未來如果中國的資本管制能夠逐步解除,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程度增加,那麽即使資金持續流入的局面不變,匯率升值和利率下降就可以成為自動調節機制,動用存款準備金來對沖資金流入的需要便會相應降低,當然,內部資產價格和對外出口部門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反之,如果資金持續流出,其他條件不變,那麽目前高企的存款準備金率便需要調低以重新釋放流動性。 2014年底中國官方的外匯儲備為3.84萬億美元,以絕對規模而言是全球最多,但部份原因是資本管制,因為整個銀行體系的外幣存款只有5,735億美元(兩者相加為4.41萬億美元或相當於中國GDP的47%),外匯絕大部份由央行持有。這一比率看似遠高於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但如果考慮到人民幣仍非可自由兌換,也非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又是全球第二大商品進口國,加上中國經濟是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體系,它可以承受資金持續外流、外匯儲備減少的程度就相對有限。 尤其是後者,3.84萬億美元官方外匯儲備雖然遠超傳統的覆蓋3個月進口和所有短期外債的最低安全性線要求,但由於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M2高達GDP的193%(2014年),覆蓋20%的M2的安全線水平就相當於24.6萬億元人民幣或3.96萬億美元,甚至超過了目前官方外匯儲備的水平。以此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整個經濟體可以承受的資金外流規模並不像外匯儲備顯示的那麼龐大,相對應存款準備金率可以調降以重新釋放流動性的幅度也是有限的。 在1999年至2003年期間,中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維持在6%的相對較低水平,主要與當時對抗一定程度上的通縮有關,這亦是除資金流向之外的另一主要市場影響因素。未來如果中國的低通脹不至於發展成為持續和嚴重的通縮,那麽相信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雖然有一定的下調空間,但也還是會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 本文由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提供,僅代表作者個人判斷,不反映所在機構意見,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來源:港股直通車 |
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各自經濟增長預期和應對的政策截然不同,上週這種差異表現得更為突出,它體現了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更依賴美國推動的巨大轉變,也預示著全球市場此後會迎來動盪。
上週五公佈的2月美國新增非農就業者29.5萬人,不但較預期多6萬人,而且連續第12個月超過20萬人,當月失業率創近七年新低。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有可能今年6月就開始加息。而中國央行上月底已宣佈從本月起降息,並擴大存款利率浮動上限。
《華爾街日報》報導認為,中美各自的經濟增長預期和貨幣政策等對策不一致,金融市場會因此動盪,比如匯市方面美元可能進一步上漲。去年美元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上漲11%,美元對人民幣上漲2%。華爾街見聞上週文章就曾提到,2月非農就業數據公佈後,市場預計美聯儲可能較共識預期更早加息,美元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一度因此創11.5年來新高。
上述報導指出,全球經濟前景的核心是,各國金融壓力的格局發生了變化。比如上週四美聯儲公佈,國內31家大銀行全部通過年度壓力測試。美聯儲2009年啟動這類考驗銀行業財力的測試以來,這是大銀行首次全部通過。同在上週四,中國官方公佈的今年GDP增長目標為7%左右,創至少11年來新低。去年實際GDP增速已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7.4%。
本月發佈的華爾街見聞專訪提到,管理資產逾1000億美元的First Eagle投資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經理朱寧提及,以現在美國經濟的強勁勢頭,美聯儲已經把加息放到日程上,日本和歐洲還在寬鬆的過程中掙扎,中國也慢慢轉向寬鬆。歷史上美元走強、流動性回流美國時,大宗商品、新興市場、信用市場都好不了。如果一個國家在美國回收流動性時候能夠寬鬆是強大的表現,中國能寬鬆是好事。
上述《華爾街日報》報導認為,中美增長前景和官方對策不一致產生了一個大問題:美國經濟能否像過去十年那樣為全球經濟提供動力?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比以前更大,經濟正在好轉的美國和正趨穩定的歐洲就要為其他地區抵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幫助。
中美博弈下的中國大戰略選擇,中國為什麽搞一帶一路 美國東移與中國西進 ——中美博弈下的中國大戰略選擇,中國為什麽搞一帶一路。 主講人:國防大學 喬良 將軍 喬良,中國著名軍旅作家、軍事理論家、評論家,空軍少將。 現任空軍某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指揮學院戰略教授、國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著作理論:《超限戰》 (與王湘穗合著)、《新戰國時代》( 與人合作)、《全球軍事排行榜》、《軍官素質論》、《中國空軍攻防兼備要論》、《關於軍隊改革的思考》。 1史上第一個金融帝國的出現 這個問題,我相信在座的搞經濟搞金融的同誌比我更適合談論它,有所不同的是我把它和戰略問題結合起來談。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這艘大船就摘掉了它的錨,這個錨就是黃金。讓我們向前追溯一下,1944年7月,美國為了從大英帝國手中接過貨幣霸權,由羅斯福總統推動建立了三個世界體系,一個是政治體系——聯合國;一個是貿易體系——關貿總協定,也就是後來的WTO;一個是貨幣金融體系,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按照美國人的願望,是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但是實際上經過20多年的實踐,從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卻並沒有真正讓美國人拿到霸權。什麽東西阻擋了美元的霸權?就是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為了確立美元的霸權,美國人曾經對全世界做出承諾,就是要各國的貨幣鎖定美元,而美元鎖定黃金。怎麽鎖定呢?每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有了美元對全世界的這個承諾,美國人就不可能為所欲為。說的簡單點,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意味著美國人不能隨便地濫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庫里就要多儲備1盎司黃金。 美國之所以有底氣對全世界做出這樣的承諾,是因為它當時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黃金儲備。美國人認為,我有這麽多黃金在手,用它去支撐美元的信用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情況並不像美國人想的那麽簡單。美國在二戰之後連續愚蠢地卷入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使美國耗費巨大,尤其是越南戰爭。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差不多打掉了八千億美元的軍費。隨著戰爭花費越來越大,美國有點吃不住勁了。因為按照美國的承諾,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著1盎司黃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國人手里的黃金大概還有8800多噸,這時美國人知道有點麻煩了,與此同時有些人還在給美國人制造新的麻煩。比如說法國總統戴高樂,他不相信美元,他找來法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要他們看一下法國有多少美元儲備,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億—23億美元。戴高樂說,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來交給美國人,換成黃金拿回來。法國人對美國人的這一擊,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示範效應,其他一些外匯盈余的國家紛紛向美國人表示,我們也不要美元,我們要黃金。這樣就逼得美國人無路可走。 於是,在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這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的開始,也是美國人對世界的一次背信棄義。但是對於整個世界來講,當時人們還不能完全理清楚頭緒。原來我們相信美元是因為美元背後有黃金,美元成為國際流通貨幣、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已經實行了20多年了,人們已經習慣使用美元。現在美元突然剎車,它的背後不再有黃金,從理論上講,它變成了一張純粹的綠紙,這個時候我們還要使用它嗎?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國際間結算時用什麽對商品的價值進行衡量?因為貨幣是價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難道還能信任別的貨幣?比如人民幣和盧布之間,俄羅斯人(當時的蘇聯人)如果不認人民幣,我們不認盧布的話,就只能繼續拿美元做為我們之間的交換介質。 所以,美國人就利用世人的慣性和無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接受了美國人的條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須用美元結算。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種國際流通貨幣結算,但是從1973年10月以後,一切改變了,歐佩克宣布,必須用美元對全球的石油交易進行結算。這樣,美國人在使美元與黃金貴金屬脫鉤之後又與大宗商品石油掛鉤。為什麽?因為美國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歡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歡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任何國家要發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國家都需要石油,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石油就等於需要美元,這是美國人非常高明的一招。從1973年開始美元與石油掛鉤以後,其實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就伴隨美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歷程。 整個世界當時並沒有幾個人清晰的看到這一點,包括很多經濟學家、金融專家,他們不能夠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別的,不是一戰、二戰,也不是蘇聯的解體,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從此之後,人類真正看到了一個金融帝國的出現,而這個金融帝國把整個人類納入到它的金融體系之中。實際上所謂美元霸權的建立是從這個時刻開始的。到今天大約40年的時間。而從這一天之後,我們進入到一個真正的紙幣時代,在美元的背後不再有貴金屬,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撐並從全世界獲利。簡單地說:美國人可以用印刷一張綠紙的方式從全世界獲得實物財富。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人類歷史上獲得財富的方式很多,要麽用貨幣交換,你要麽黃金或者白銀;要麽用戰爭的方式去掠奪,但是戰爭的成本非常巨大。而當美元變成一張綠紙出現後,美國獲利的成本可以說極其的低廉。 因為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不再拖美元的後腿,美國可以隨意印刷美元,這時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國國內,將造成美國的通脹;如果美元輸出去,那就意味著全世界替美國消化通脹,這就是美元通脹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美國向全球輸出美元,也就稀釋了它的通脹。但是美元向全球輸出之後,美國人手里就沒有錢了,這個時候如果美國人繼續印刷貨幣,美元就不斷貶值,這對美國沒有好處。所以說美聯儲並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樣,是一個濫印貨幣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實際上懂得什麽叫克制。從1913年美聯儲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聯儲一共發行了多少美元?大約10萬億。 這樣一比較,有人開始指責中國的央行。為什麽呢?我們的央行從1954年發行新貨幣——新人民幣到現在,已經發行了120多萬億人民幣。如果按匯率6.2跟美元折算的話,我們大概發行了20萬億美元。但是這同樣並不意味著中國亂印貨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掙到了大量美元,同時這期間還有大量的美元做為境外投資進入中國。但由於外匯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國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須發行與進入中國的美元及其他外幣相應的人民幣,然後以人民幣在國內流通。可是國外的投資在中國掙到了錢以後,可能就撤走了;與此同時,我們還會拿出大量外匯,從境外夠買資源、能源、產品和技術,如此一來,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幣留了下來,你又不可能將相應數額的人民幣銷毀,只能讓人民幣留在中國繼續流通,所以我國人民幣的存量必然大於美元。這也反過來佐證了這30多年中國經濟的驚人發展。中國央行承認近年來大概超發了20多萬億人民幣。巨量的超發最後全都留在了中國,這就牽扯到我後面將要談到的問題——人民幣為什麽要國際化。 2美元指數周期律與全球經濟的關系 美國之所以沒有通脹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國又不能無節制地發行美元,讓美元不斷貶值。所以要節制。可節制後手中沒有美元了怎麽辦?美國人有另外一套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發行國債,通過發行國債又讓輸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國。但輸出去的通過債務資本重新回到美國,美國人開始玩起一手印錢,一手借債的遊戲,印鈔能賺錢,借債也能賺錢,以錢生錢,金融經濟比實體經濟賺錢來得痛快多了,誰還願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幹附加值低的制造業、加工業實體經濟?1971年8月15日之後,美國人逐漸放棄了實體經濟而轉向虛擬經濟,漸漸變成一個空心化的國家。今天美國的GDP已經達到18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為其GDP的貢獻不超5萬億,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虛擬經濟帶來的。美國通過發行國債,讓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國,進入美國的三大市——期貨市場、國債市場和證券市場。美國人通過這個方式錢生錢,然後再向海外輸出,這樣循環往複地生利,美國由此變成一個金融帝國。美國把全世界納入它的金融體系之中。很多人認為在大英帝國衰落之後,殖民的歷史基本就結束了。其實不然,因為美國成為金融帝國之後,開始用美元進行隱性的殖民擴張,通過美元隱蔽地控制各國經濟,從而把世界各個國家變成它的金融殖民地。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主權獨立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你盡可以有主權、有憲法、有政府,但是你脫離不開美元,你的一切最後都會通過各種方式用美元來表達,並最終讓你的實物財富通過與美元的兌換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 這一點,通過40年來美元指數周期圖表,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黃金脫鉤,意味著美國人擺脫了黃金的束縛,可以隨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發行量大增,美元指數自然要走低。從1971年特別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美元指數就一直在走低,這就說明美元印多了。如此這般大約持續了近10年時間。美元指數走低對於世界經濟來講並不完全是壞事,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供應量增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資本不留在美國,要向國外出溢出。第一次美元指數走低之後,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給拉丁美洲帶去了投資拉動,也帶來了繁榮,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經濟繁榮。 美元泄洪期大約持續了近10年左右的時間,直到1979年,美國人決定關掉泄洪閘。美元指數走低相當於美國人開閘放水,而關閘實際上就是減少美元的流動性。1979年美元指數開始走強,意味著向其他地方輸送美元減少。拉丁美洲本來因為獲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資,正在欣欣向榮的發展,突然間投資減少了,流動性枯竭了、資金鏈條斷裂了,經濟能不出現麻煩嗎? 遇到麻煩的拉美國家紛紛開始想辦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經邁進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拉美經濟危機一出現,阿根廷卻率先進入衰退。解決衰退的辦法有多種,但不幸的是,當時的阿根廷政府是通過政變上臺的軍政府,總統是加爾鐵里,他完全沒有經濟頭腦。作為軍人的加爾鐵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戰爭,他希望通過戰爭來脫困。他把目光瞄向了離阿根廷600公里遠的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人把它叫做福克蘭群島。這個群島已經被英國人統治了100多年,加爾鐵里決定把它奪回來。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國家,南美一向被視作美國的後院。在美國後院打仗不能不請示美國。於是加爾鐵里讓人給美國總統里根帶話,看看美國的態度。里根明明知道加爾鐵里打這一仗,會導致一場和英國的更大規模戰爭,但他卻輕描淡寫地表態說,這是你們與英國之間的事情,與美國無關,我們不持立場,我們保持中立。加爾鐵里以為這是美國總統對他的默許,便發動了馬島戰爭,輕松收回了馬島。阿根廷上下一片歡呼,熱烈的像過狂歡節。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宣稱絕不接受這個結局,還逼著美國總統必須表態。這時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阿根廷的侵略行徑,堅決站在英國一邊。隨後,英國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艦隊,勞師遠征8000海里,一舉拿下了馬島。 與此同時,美元走勢開始走強,國際資本按照美國的意願回到美國。因為當馬島戰爭打響後,全球的投資人立刻判斷,拉美的地區性危機出現了,拉美的投資環境惡化了,於是紛紛從拉美撤資。美聯儲看到時機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後的美元加快了資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經濟一片狼藉。從拉美撤出的資本幾乎全到了美國,去追捧美國的三大市(債市、期市、股市),給美國帶來了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的第一個大牛市,讓美國人賺得缽滿盆滿。當時美元指數從弱勢時的60多點一口氣躥升到120多點,上升了100%。美國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後並不收手,有趁勢拿著賺到的錢,重新回到拉美去購買那些此時價格已跌成地板價的優質資產,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經濟的羊毛,這是美元指數第一次走強後的情況。 如果這種事情只發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複出現,那它就一定是規律。當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強”之後,人們並不確定它是不是規律。從拉美金融危機這個高峰之後,美元指數從1986年又開始一路下跌。其間經歷了日本金融危機、歐洲貨幣危機,美元指數仍然在走低,大約走了10年,10年之後的1997年美元指數再一次走強。美元指數這一次走強之後也是持續了6年。這就很有意思了,我們看到美元指數差不多呈現出這樣一個規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強,再一個10年的走弱、接下來又一個6年的走強。 在1986年美元指數第二次開始走弱之後,長達10年的時間內,美元又像洪水一樣向世界傾泄。這次主要的泄洪區是亞洲。上個世紀80年代最火的是什麽概念?“亞洲四小龍”、“亞洲雁陣”等等。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亞洲的繁榮是由亞洲人的辛勤勞動、亞洲人的聰敏智慧帶來的,實際上很大原因是因為亞洲國家獲得了充足的美元、獲得了充足的投資。當亞洲的經濟欣欣向榮到差不多的時候,美國人覺得又應該到剪羊毛的時候了,於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數整整走低10年之後,美國人通過減少對亞洲的貨幣供應,使美元指數反轉走強,亞洲大多數國家的企業和行業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幹脆資金鏈條斷裂,亞洲出現了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征兆。 這時候一鍋水已燒到99度還差1度才能燒開,差哪一度呢,差地區性危機出現。那麽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樣打一仗呢?未必。制造地區性危機,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既然制造地區性危機就是為了攆出資本,那麽不打仗照樣有制造地區性危機的辦法?於是我們看到那個名叫索羅斯的金融投機家,帶著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對沖基金,開始群狼般攻擊亞洲經濟最弱的國家——泰國,攻擊泰國的貨幣——泰銖。一個星期左右,然後由此開始的泰銖危機,立刻產生傳導效應,一路向南,陸續傳導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然後北上傳導中國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一直傳導到俄羅斯,東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這個時候水已燒開。全球的投資人判斷亞洲的投資環境惡化,便紛紛從亞洲撤出自己的資本。而美聯儲則又一次不失時機地吹響了加息的號角。跟著號音從亞洲撤出的資本又一次到美國去追捧美國的三大市,給美國帶來了第二個大牛市。當美國人掙夠了錢以後,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樣,拿著他們從亞洲金融危機賺到的大把的錢又回到了亞洲,去購買亞洲跌到地板價上的優質資產。此時亞洲經濟已經被這次金融危機沖得稀里嘩啦,毫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這次唯一的幸運者是中國。 3現在,輪到中國了 此後,如潮汐一樣準確,美元指數經過6年的走強,到2002年,再一次開始走弱,然後,又是10年時間,到2012年,美國人又開始為美元指數即將由弱轉強做準備。辦法還是老一套:給別人制造地區性危機。於是,我們就先後看到,在中國周邊陸續出現天安號事件,釣魚島爭端,黃巖島爭端。幾乎全在這一時期密集出現。但是很不巧,美國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機,結果使美元指數走強的時間被迫向後推延。中菲黃巖島爭端和中日釣魚島爭端,看似和美元指數走強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是真的沒有關系嗎?為什麽恰恰出現在美元指數第三次走弱之後的第10個年頭?很少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究,但是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如果我們承認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確實存在著一個美元指數周期率,那麽,根據這個周期率及美國人借機剪別國羊毛的手法,我們可以斷定,現在輪到中國了。為什麽這麽說?因為眼下中國已經成了從全球吸引和獲得投資最多的國家,大量國際資本由於看好中國經濟進入中國。從經濟規律上講,不能僅僅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的經濟規模就相當於整個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經濟總量還要大;和東亞經濟比,也可以說中國經濟相當於整個東亞。而過去十年里,大量資本進入中國,使中國的經濟總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長到全球第二,如此一來,美國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標瞄準中國,一點不奇怪。 如果這一判斷成立,那麽,從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中菲黃巖島爭端之後,中國周邊的事情層出不窮,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鉆井平臺沖突,再到後來的香港“占中”事件。這些事件還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嗎?去年5月,我陪國防大學的政委劉亞洲將軍到香港去考察時,已經得知“占中”行動正在醞釀中,可能在5月底就會發生。但是5月底沒有發生,6月底沒有發生,7月還是沒有發生,到了8月仍然沒有發生。什麽原因?這個醞釀的“行動”在等什麽?讓我們對比另一事件的時間表:美聯儲退出QE時間表。去年年初,美國就說要退出QE(量化寬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沒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著美元還在超量發行,美元指數就不能走強,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沒有出現,二者在時間表上完全重合。直到去年9月底,美聯儲終於宣布美國退出QE,美元指數開始掉頭走強後,10月初,香港“占中”爆發。其實,中日釣魚島、中菲黃巖島、981鉆井平臺、香港“占中”,這四個點都是炸點,任何一個點引爆成功,都會引發地區性金融危機,也就意味著中國周邊投資環境惡化,從而滿足“美元指數走強時,其他地區必須相應出現地區性危機,使該地區投資環境惡化,迫使投資人大量撤出資本”,這一美元獲利模式的基本條件。但是對美國人來講很不幸的是,這回它碰到的對手是中國。中國人用打太極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邊危機,結果直到現在,美國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溫時出現的最後1度,始終沒能出現,水,也就一直沒有燒開。 水沒燒開,美聯儲舉著加息的號角就遲遲不能吹響。看來,美國知道想剪中國的羊毛沒那麽容易,所以也就沒打算就在一棵樹上吊死。在推動香港占中的同時,美國多管齊下,在其他地區同時下手,在哪兒?烏克蘭。歐盟與俄羅斯的接合部。亞努科維奇領導下的烏克蘭,當然不是沒縫的雞蛋,所以,才會有讓蒼蠅下蛆的機會。但美國盯上了烏克蘭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只有縫的雞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擊亞努科維奇這個不聽話的政客,又阻斷歐俄走近,也能造成歐洲投資環境惡化,一桃殺三士的理想目標。於是,一場貌似烏克蘭人自發的“顏色革命”爆發了,美國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國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實現了:俄羅斯強人普京趁勢借機收回了克里米亞,此舉雖不在美國人計劃之內,但卻正好讓美國人更有理由向歐盟還有日本施壓,迫使他們與美國一起制裁俄羅斯,給俄羅斯更給歐洲經濟帶來巨大的壓力。 美國人為什麽要這樣做,人們往往容易從地緣政治角度,而不是從資本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烏克蘭出現危機之後,歐美與俄羅斯的關系迅速惡化,但整個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羅斯的結果,卻直接使歐洲的投資環境惡化,導致資本從這里撤出。據有關數據顯示,大約有上萬億的資本離開了歐洲。美國人的兩手設計得逞了。這就是:如果不能讓資本從中國撤出去追捧美國的話,那就起碼讓歐洲的資本撤出來回流美國。這第一步,以戲劇性的烏克蘭變局實現了,但第二步,卻未能如美國所願。因為從歐洲撤出的資本,並沒有去美國,另有數據顯示,它們大部分來到了香港。這意味著全球投資人仍然不看好美國經濟的複蘇。而寧願看好雖已處在經濟下行線上,但仍保持著全球第一增長率的中國。 這是其一。其二是中國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實現“滬港通”,全球的投資人都熱切地希望通過“滬港通”,在中國撈一把。過去西方資本不敢進入中國股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進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寬進嚴出,你可以隨意進來,但是你不能隨意出去,所以說他們一般不敢到中國來投資中國的股市。“滬港通”之後,他們可以很輕松地在香港投資上海的股市,掙到錢後可以轉身就走,於是上萬億的資本滯留在了香港。這就是去年9月之後,也就是香港“占中”開始直到今天,“占中”勢力及其幕後推手始終不肯罷休,總想卷土重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美國人需要制造一次針對中國的地區性危機,讓滯留香港的資本撤出中國,去追捧美國經濟。 美國經濟為什麽這麽強烈地需要並依賴國際的資本回流?原因是,從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國經濟逐漸放棄實物生產,脫離開實體經濟。美國人把實體經濟的低端制造業、低附加值產業叫做垃圾產業或者叫做夕陽產業,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尤其是向中國轉移。而美國除了留下所謂高端的產業,IBM、微軟等企業外,70%左右的就業人口都陸續轉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務業。這時的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產業空心化國家,它已經沒有多少實體經濟可以為全球投資人帶來豐厚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不得不打開另一扇門,就是虛擬經濟的大門。虛擬經濟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過讓國際資本進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為自己錢生錢。然後,再拿掙到的錢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國人現在只有這麽一個活法了。或者我們稱之為美國的國家生存方式。這個方式就是,美國需要大量的資本回流來支撐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國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誰阻擋了資本回流美國,誰就是美國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弄明白想清楚。 二、中國快速興起動了誰的奶酪? 1歐元的誕生為什麽會招來一場戰爭?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三個月之後科索沃戰爭爆發。很多人以為科索沃戰爭是美國和北約聯手打擊米洛舍維奇政權,因為米洛舍維奇政權在科索沃地區屠殺阿族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人道主義災難。戰爭結束之後,這個謊言迅速戳破,美國人承認這是中情局與西方的媒體聯手做的一個局,目的是打擊南聯盟政權。但是,科索沃戰爭真的是為了打擊南聯盟政權嗎?歐洲人開始一邊倒地認為就是這個目的,但是打完這場72天的戰爭之後,歐洲人才發現自己上當了,為什麽? 歐元啟動之初,歐洲人信心滿滿。他們給歐元的定價是與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戰爭爆發後,歐洲人參與北約行動,全力以赴支持美國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轟亂炸,米洛舍維奇政權垮臺,南聯盟屈服。可接下來一盤點,歐洲人發現不對頭了,歐元,就在這70天里,居然被這場戰爭打殘了。戰爭結束時,歐元直線下跌30%,0.82美元兌換一歐元。這時歐洲人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別人把你賣了,你還在替別人數錢。這一來歐洲人才開始醒悟。這就是為什麽到後來當美國要打伊拉克的時候,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盟的軸心國家,堅決反對這場戰爭。 有人說,西方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到現在為止,西方國家之間,在二戰之後確實沒有直接發生過戰爭,但是不等於沒有發生軍事戰爭,不等於他們之間不發生經濟戰爭或金融戰爭。科索沃戰爭就是美國人對歐元的間接金融戰爭,結果打的是南聯盟,疼的是歐元。因為歐元的誕生動了美元的奶酪。在歐元誕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貨幣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結算率一度高達80%左右,即使到現在也在60%左右。歐元的出現立刻切走了美國的一大塊奶酪。歐盟是一個27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它的出現一下子就蓋過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北美自貿區(24萬億美元—25萬億美元規模)。做為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歐盟當然不甘心用美元來結算它內部的貿易,於是歐洲人決定推出自己的貨幣——歐元。歐元的出現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貨幣結算量,到現在世界上23%的貿易結算已使用的是歐元而不是美元。美國人在歐洲一開始談論歐元時對此警惕不足,到後來發現歐元一出現就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時,已經有點來不及了。所以,美國要接受這個教訓,一方面要摁住歐盟和歐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戰者。 2“亞太戰略再平衡”要平衡什麽? 中國的興起,讓我們成了新的挑戰者。2012年釣魚島爭端、黃巖島爭端,就是美國成功打壓挑戰者的最新嘗試。這兩個發生在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事件,雖沒能造成資本從中國大量外流,但卻起碼部分達到了美國人的目標,直接導致兩件事情胎死腹中。2012年年初,中日韓關於東北亞自貿區的談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貨幣互換和中日之間互相持有對方國債也初步達成協議。但此時,釣魚島爭端,黃巖島爭端相繼出現,一下子把東北亞自貿區談判,中日貨幣互換一風吹了。幾年後的現在,我們才勉強完成了中韓兩國的雙邊自貿區的談判,這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它和中日韓東北亞自貿區的意義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麽這麽說?因為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韓、港、澳、臺的整個東北亞自貿區。東北亞自貿區一經形成就意味著世界規模大約20多萬億美元的第三大經濟體出現。但是,東北亞自貿區一旦出現就不會止步,它會迅速南下與東南亞自貿區整合,形成東亞自貿區,東亞自貿區的產生意味著30多萬億美元規模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出現,將超越歐盟和北美。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繼續推想,東亞自貿區出現,依然不會止步,它會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亞,然後向北整合中亞五國,再然後繼續向西,整合中東部分的西亞。這樣整個亞洲自貿區,規模將超過50萬億美元,將比歐盟和北美加起來還要大,這麽龐大的一個自貿區出現,難道她會願意用歐元或美元結算他們內部的貿易嗎?當然不會。這就意味著亞元可能誕生。 但我認為,如果真的出現亞洲自貿區,我們只能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成為亞洲的主導貨幣,就像美元先成為北美的硬流通貨幣,再成為全世界的硬流通貨一樣。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遠遠不止我們所說的人民幣走出去,在“一帶一路”中發揮作用等等,它將與美元、歐元一起三分天下。中國人能看到這一點,美國人就看不到這一點嗎?當美國人宣布戰略重心東移,推動日本在釣魚島跟中國扯皮、推動菲律賓在黃巖島跟中國對峙的時候,如果我們還目光短淺地以為,釣魚島爭端是日本右翼鼓動“購島”後與中國的沖突,黃巖島爭端是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昏了頭找中國的麻煩。而看不出這是美國人的深謀遠慮,是美國人在阻止人民幣成為美元的有一個挑戰者,而美國人則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麽,所以他們一定不能讓這樣的事情再次出現。因為東北亞自貿區一旦形成就會產生連鎖反應,也就意味著世界貨幣三分天下成為現實,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貨幣霸權的美元,還叫貨幣霸權嗎?而今天一個產業空心化的美國,假如再沒有了貨幣霸權,美國還能算世界霸主嗎?想明白這點,就知道為什麽今天中國遇到的所有麻煩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是因為美國比我們想得遠,看得深,才為了防中國之“患”於未然,處處給我們制造麻煩。這也就是美國為什麽要實施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麽?它真的要在中國與日本、中國與菲律賓,中國與其他有爭端的國家之間,實現一種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嗎?當然不是,它的目標就是一個,平衡掉中國今天大國崛起的勢頭。 三、美軍為美元而戰的秘密 1伊拉克戰爭與石油交易用誰的貨幣結算 人們都說,美國這個國家的強大,是由於有三大支柱——貨幣、科技、軍事。實際上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真正支撐美國的是貨幣和軍事,而支撐貨幣的則是美國的軍事力量。全世界所有國家軍隊的打仗都是燒錢,但美軍打仗雖然也燒錢。但卻能一邊燒錢,一邊為美國掙錢,這一點,其他國家都做不到。只有美國,可以通過打仗獲得巨大的利益,盡管美國也有失手的時候。 美國人為什麽要打伊拉克?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兩個字——石油。美國人真的是為石油而戰嗎?非也。美國人如果為石油而戰的話,那麽,美國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後,為什麽不從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而且,油價從戰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飆升到戰後的149美元一桶,美國老百姓並沒有因為美軍占領了伊拉克這樣的產油國而享受低油價。所以說,美國打伊拉克不是為了石油,而是為了美元。 為什麽這麽說?道理非常簡單。由於為了控制世界,美國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為了讓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國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讓美元與石油掛鉤,通過脅迫歐佩克的主導國家沙特阿拉伯,實現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結算,你就能理解美國人為什麽要在產油國打仗。在產油國打仗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油價飆升,油價一飆升就意味著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比如說戰爭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論上講,你就可以從油商手里買走一桶石油。現在這場戰爭把油價打高了4倍多,達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夠買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著你還差100多美元。怎麽辦?你只能去找美國人,拿出自己的產品和資源去換美國人手中的美元。而這時美國政府就可以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名正言順地印美元。這就是通過戰爭,通過在產油國打仗打高油價,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美國人在伊拉克打仗,還不止是這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是在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當年小布什為什麽一定要打伊拉克?現在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薩達姆沒有支持恐怖主義,沒有支持基地組織,也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為什麽薩達姆卻最終走上了絞刑架?因為薩達姆自以為聰敏,想在在大國之間玩火。1999年歐元正式啟動,薩達姆以為抓住了在美元和歐元,美國和歐盟之間玩火的機會,於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將用歐元結算。這一下惹火了美國人,尤其是它產生一連串的示範效應,俄羅斯總統普京,伊朗總統內賈德,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紛紛宣布自己國家的石油出口結算也用歐元結算。這還了得?這不是往美國人胸口捅刀子麽?所以說這場伊拉克戰爭非打不可,有些人認為這麽說太牽強了。那麽請他看一看,美國人打下伊拉克之後幹了些什麽?還沒等抓住薩達姆,美國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發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從歐元結算改回用美元結算。這就是為什麽說美國人是在為美元作戰。 2阿富汗戰爭與美國資本項目順差 也許有人會說,伊拉克戰爭為美元而戰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產油國,那麽美國大打阿富汗戰爭總不會是為了美元吧?何況阿富汗戰爭是在“9·11”發生之後,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國是為了對基地組織的報複和對支持基地組織的塔利班的懲罰,才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但事實真的如此嗎?阿富汗戰爭是在“9·11”之後一個多月打響的,應該說打得很倉促,打到一半時美軍就把巡航導彈打光了,而戰爭還在繼續,美國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開核武器庫,取出1000枚核巡航導彈,摘下核彈頭,換上常規彈頭,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來。這明擺著證明這一場準備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國人為什麽硬要倉促上陣呢? 因為美國人已經等不及了,更因為美國人的日子過不下去了。21世紀初期,美國作為一個產業空心化的國家,每年都大約需要有7000億美元的凈流入,才能過日子。可是“9·11”之後一個月內,全球投資人對美國的投資環境惡化,表示出了從未有過擔心和憂慮:如果強大如美國對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證,怎麽能夠保證投資人的資金安全?結果,3000多億的熱錢離開了美國。這就迫使美國必須盡快打一仗,這一仗不僅是要懲罰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還要給全球投資人一個信心。隨著第一枚巡航導彈在喀布爾炸響,道瓊斯指數迅速回升,一天之內回升600點,流出的資本開始回流美國,到年底,大約有4000多億美元回流美國。這不正說明,阿富汗戰爭同樣是為美元而戰,是為資本而戰。 3航母為何讓位於全球快速打擊系統 不少人對中國的航母充滿了期待,因為他們都看到了在航母歷史上的作為,也熱切地盼望中國有自己的航母,而遼寧號的出現,也確實讓我們中國趕上航母的末班車。雖然航母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大國的標誌,但是它更多的就是個標誌。因為在全球經濟越來越被金融化之後的今天,航母的作用將逐漸式微。因為在歷史上航母是物流時代的產物。大英帝國興盛時,要推動全球貿易,將它的產品推向全球,然後再把資源拿回來,所以它需要強大的海軍保證海上通道的暢通。直到後來發展到航母的出現,都是為了控制海洋,保證海上通道的安全。因為當時是資源和產品“物流為王”的時代,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控制了全球財富的流動。但是今天世界已是“資本為王”的時代,成百億、上千億乃至上萬億的資本,從一個地方流到另一個地方,只要在電腦上敲幾個鍵,幾秒鐘之內就能完成,在大洋上航行的航母能跟隨物流的速度,卻無法跟上資本流的速度,當然也就無法控制全球資本。 那麽今天,有什麽辦法?可以跟上被互聯網支持的全球資本的流向、流量和流速?美國人正在開發龐大的全球快速打擊系統,用彈道導彈、超音速飛機,5倍甚至十幾倍於超音速的巡航導彈,就可以迅速打擊任何資本雲集的地區。現在美國號稱可以28分鐘打遍全球,不管資本在全球任何一個地方雲集,只要美國不想讓資本在那個地方落腳,導彈就可以在28分鐘後趕到那里。而當導彈落下去的時候,資本就會乖乖撤出。這就是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必將取代航母的原因。當然,航母在未來仍會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諸如保障海上通道的海上安全,或者執行人道主義使命等等,因為航母是非常不錯的海上平臺。但是作為控制未來資本流動的武器,它已經遠不如全球快速打擊系統。 四、“空海一體戰”難解美國之困 美國人在考慮用軍事手段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空海一體戰”。我認為“空海一體戰”仍然難解美國的困局。“空海一體戰”是2010年美空軍和海軍首腦聯合提出的針對中國的作戰概念。提出“空海一體戰”,實際上首先就反映出美軍今天正在走弱。美軍過去以為,它用空襲可以打擊中國,用海軍也可以打擊中國。現在美國發現自己的力量無論是空軍還是海軍單獨使用,都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優勢,必須空海聯合才能對中國構成一定的優勢,這就是空海一體戰的來由。但是空海一體戰從2010年年初提出到現在不過4年多一點,突然美國人給它改了個名稱,叫做“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 在這個空海聯合行動構想中,美國人認為10年內,中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因為美國人研究中國今天的軍力發展後,認為以美軍現有能力,不足以確保抵消中國軍隊已建立的一些對美優勢。如攻擊航母的能力和摧毀太空系統的能力,所以,美國必須再拿出10年時間發展更先進的作戰系統,以抵消中國的某種優勢。這意味著美國人可能的戰爭時刻表撥到了10年後。雖然10年後戰爭也仍可能不會發生,但我們都必須對此做好準備。中國要想讓10年後也不會發生戰爭,就需要在這10年內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包括軍事和戰爭的準備。 五、“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 讓我們看看在美國受人追捧的運動,第一是籃球、第二是拳擊。拳擊這項運動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國人崇尚實力的風格,直來直去,重拳出擊,最好KO(擊倒獲勝)對手,一切都很明確;而中國人則相反,喜歡模糊,以柔克剛,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動作都化解掉。中國人喜歡打太極,而太極確實是一門比拳擊更高的藝術。 “一帶一路”就反映了這種思路。歷史上所有的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有圍繞它的崛起展開的全球化運動。這意味著全球化不是一個從歷史到今天一以貫之的過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羅馬帝國有羅馬帝國的全球化,大秦帝國有大秦帝國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個崛起的帝國推動的;每一個帝國都有與它相關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達到一個巔峰。而這個全球化同時會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大範圍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達的最遠點,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終點。所以,無論是古羅馬全球化,還是大秦帝國的全球化,今天看來,都只能算是一種帝國擴張的區域化過程。真正的近現代史上的全球化,是從大英國帝國開始的,大英帝國的全球化是貿易的全球化。美國秉承了大英帝國的衣缽之後延續了一段貿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國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這也是我們今天正經歷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說中國今天的“一帶一路”,是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接軌,那等於說是要繼續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軌,這樣的理解是不對的。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化的初始階段,也就中國的全球化。作為一個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必須推進環繞你展開的全球化。 “一帶一路”應該說是中國迄今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國戰略。因為它是跟美國戰略東移的一次對沖。有些人會對此提出疑問,對沖應該是相向而行,你還能有背向而行的對沖嗎?對了,“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對美國東移戰略的一次背向對沖,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壓過來了嗎?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讓你,也不是畏懼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東向我壓來的這種壓力。 “一帶一路”並非兩線並行戰略,而應有主次之分。鑒於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國的短板,“一帶一路”首先應該選擇從陸上完成,也就是說“一路”應該是輔攻方向,而“一帶”應該成為主攻方向。“一帶”成為主攻方向,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陸軍的作用。有人說中國陸軍天下無敵,這話放在在中國的國土範圍內說,沒錯,中國陸軍所向無敵,誰也別想再踏上中國的領土來打大規模的仗,問題是中國陸軍有遠征能力嗎? 我在去年年底《環球時報》的年會上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我說美國人選中國作對手,打壓中國,是選錯了對手、選錯了方向。因為未來真正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根本不是中國,是美國自己,美國將自己埋葬自己。因為它沒有意識到,一個大時代正在到來,這個時代將會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推到最高階段之際,讓美國從巔峰跌落,因為一方面,美國通過虛擬經濟,已經把資本主義的紅利吃盡了。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它引以為傲的領先全球的科技創新、把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推到了極致,而這些工具最終將成為埋葬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的推手。 阿里巴巴在去年“雙11”這天,其淘寶網、天貓網的網購銷售額一天達到507億人民幣,而在相隔不久的感恩節三天的假期里,美國網上銷售和地面上的商場銷售總額才相當於407億人民幣,不及阿里巴巴一家。而中國還沒有算上網易、騰訊、京東,更沒有算其他商場的營業額。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已經悄悄到來,而美國人面對這個時代仍然遲鈍。阿里巴巴的交易,全是用支付寶的方式完成的,支付寶意味什麽?意味著貨幣已經退出交易舞臺,而美國人的霸權是建立在美元基礎上的。美元是什麽?美元是貨幣。未來當我們越來越多的不再使用貨幣結算的時候,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就將成為無用的東西。當貨幣成為無用的東西時,建立在貨幣之上的帝國還會存在嗎?這才是美國人要考慮的問題。 3D打印機同樣也代表了一個未來方向,將使人類社會今天的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於生產方式在改變,交易方式在改變,世界就必然要發生根本性變化,而歷史證明,真正能導致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兩者的致變,而不是其他因素。中國從秦末秦二世時期,開始有人造反,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歷史上有發生過多少次起義、造反、戰爭、革命?解決問題嗎?不解決問題,一直是改朝換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環。因為這些來複式運動改變不了農耕社會的本質,既沒有改變生產方式又沒有改變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換代。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侖攜法國大革命的雄風,帶領一支嶄新的被大革命洗禮過的軍隊橫掃歐洲,把一頂頂王冠掃落在地,但等到滑鐵盧一仗失敗,拿破侖下臺,歐洲的帝王們一個個複辟,立刻重回封建社會。直到英國的蒸汽機來了,工業革命來了,使人類的產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產品出現,有了剩余產品才會有剩余價值,然後才會有資本,然後才會有資本家,然後資本主義社會就到來了。 那麽今天當資本有可能隨著貨幣的消失而消失,當生產的方式也將隨著3D打印機的出現而改變時,人類即將跨入一個新的社會門檻,這時的中國和美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都站在互聯網、大數據和雲計算的起跑線上。那麽這時我們要比的就是誰先邁入這個時代,而不是誰把誰打壓下去。我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選錯了對手。美國真正的對手是它自己,是這個時代。而美國人恰恰在這一點上,顯示出驚人的遲鈍。因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權地位,而從未想過與別的國家分享權力,共同邁過新社會時代那道今天對我們來說,還有很多未知領域和不確定性的門檻。 (根據西財工商EDP高級管理培訓中心2015年4月25日大型講座整理稿。轉自:西財工商校友中心公眾號) 格隆匯聲明: 本文為格隆匯轉載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16億中國人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公司股票。 |
本帖最後由 鹿愚 於 2015-5-19 09:32 編輯 股票發行註冊制背景下的中美牛市比較 作者:任澤平、宋雙傑 導讀: 美國股市呈牛長熊短,漲多跌少;中國股市呈牛短熊長,暴漲暴跌。是什麽造成了這種差異?如何從快牛瘋牛變成慢牛長牛?中國此輪牛市能否逃脫歷史的宿命? ![]() 摘要: 中國股市牛短熊長、暴漲暴跌,美國股市牛長熊短、漲多跌少。平均來看,美國熊市持續10個月,跌幅35.4%,牛市32個月,漲幅106.9%,牛市持續時間是熊市的3.2倍,呈典型的牛長熊短、漲多跌少特征;A股熊市27.8個月,跌幅56.4%,牛市12.1個月,漲幅217.2%,熊市持續時間是牛市的2.3倍,呈典型的牛短熊長、暴漲暴跌特征。09年以來的美國牛市是QE註水造就的“水牛”,中國此輪牛市則是“改革牛”、“轉型牛”,資金是配合性因素。 五大因素造就中美不同牛市。1)市場法制環境:中國缺乏法治,監管不足,美國法制健全,信息公開、對違法行為嚴懲重罰;2)投資者結構:中國股市是散戶主導的追漲殺跌,美國股市是機構投資者主導的價值投資;3)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作用:中國黨媒渲染“炒股要聽黨的話”、監管層隱性背書幹預市場是常態,美國投資者必須自負盈虧、責任自擔,市場教育投資者;4)對市場的認識和態度:中國政府和監管層把股票市場當工具以服務其特定目的,而在美國,股市得到充分尊重,讓其自身規律發揮作用;5)市場供求自我調節機制:美國實行註冊制,進入退出機制完善能自動調節股票供需,中國是實質上的審批制,缺乏有效的供求平衡調節機制。 五方面改造快牛瘋牛為慢牛長牛。1)踐行法治、從嚴監管。建立完善的證券法律法規體系和嚴格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對違法違規行為嚴懲不貸;2)發展機構投資者。傳播價值投資理念,培養投資者長期投資行為,讓機構投資者真正起到股市穩定器的作用;3)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不得為股市做背書,讓市場教育投資者。政府和監管層必須放手,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主導作用,讓市場來教育投資者;4)尊重市場。政府必須放棄讓市場充當實現自己某種目標的工具的短視行為,還股市本來面目;5)推動註冊制改革。發揮市場自身供求調節功能,建立完善的市場進入和退出機制,盡快推動完全的註冊制。如果以上五個方面不能得到改變,此輪牛市恐難逃歷史的宿命。 底部吶喊,高位理性。2014年2季度房地產長周期拐點出現以來,經濟加速探底,政策加碼寬松,改革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居民大類資產配置變化,增量資金入市,大牛市啟動。目前看這一邏輯沒有被破壞,趨勢仍在。但海拔已高,風大慢走。短期最大風險是監管,長期是經濟基本面。我們的態度是底部吶喊(《對熊市的最後一戰》)、高位理性(《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三種前途》)。速度與激情之後,密切觀察經濟探底和貨幣寬松信號。 1.中美牛市的比較 1.1. 美國:牛長熊短、漲多跌少 美國股票市場的顯著特征是牛長熊短。為了清晰劃分牛熊市和進行比較,我們將熊市定義為標普500指數下跌至少20%,牛市為標普500指數至少上漲20%。自1929年開始,美國股市一共經歷了25次熊市和25次牛市。美國熊市平均持續10個月,牛市持續時間更長平均約為32個月,牛市持續時間是熊市的3.2倍,呈現明顯的牛長熊短特征。熊市時,標普500的平均跌幅為35.4%,牛市時,標普500的平均漲幅106.9%,呈漲多跌少特征。 美國股市最近的三次大牛市:2009年3月-至今(2015年5月8日)、2002年10月-2007年10月、1987年12月-2000年4月,持續時間分別為75.0、60.9、149.8個月,漲幅分別為212.8%、101.5%、582.1%,從持續的時間和上漲的幅度來講都大大超過平均水平。 1.2. 中國:牛短熊長、暴漲暴跌 A股市場的典型特征與美國市場恰恰相反,呈現牛短熊長的特點。以上證綜指來看,自1990年12月開市以來到2015年5月11日,A股一共經歷了7次牛市(剔除1990年12月至1992年5月持續17.5個月,漲幅1387.8%的首次牛市)和7次熊市。A股熊市平均持續27.8個月,牛市平均持續12.1個月,熊市持續時間是牛市的2.3倍,呈典型的牛短熊長。熊市時,上證綜指平均跌幅為56.4%,牛市時,上證綜指的平均漲幅217.2%,跌幅和漲幅均顯著超過美國,呈典型的暴漲暴跌。 A股最近的三次大牛市:2014年7月-至今(2015年5月11日)、2005年6月-2007年10月、1999年5月-2001年6月,持續時間分別為10.2、28.7、25.2個月,漲幅分別為124.8%、513.6%、114.4%。截止5月11日,從持續的時間和上漲的幅度來看,此輪牛市都低於歷史平均值。 牛市期間,A股的月平均漲速遠遠超過美國。即使在剔除1990年至1992年間的A股首次牛市後,歷史來看,A股牛市期間的月平均漲幅達到18.1%,而標普500指數只有3.4%。比較當前的牛市,A股的月平均漲幅達12.2%,雖然較A股歷史的月平均漲幅有所下降,但還是遠高於標普500此輪牛市的2.8%。 ![]() 1.3. 美國2009年以來的“水牛” 美國本次牛市和QE息息相關。QE降低了利率,為市場提供了充裕的流動性,繁榮資產價格和恢複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進而將資本市場的繁榮傳導到實體經濟領域,促進美國經濟的最終複蘇。 美國本次牛市可以劃分為兩輪,第一輪是美聯儲企動QE後不久,市場確認政策底部後,汽車、銀行、耐消費品、多元金融、保險等強周期和08年金融危機時受損最嚴重的行業漲幅居前。經過短暫的休整後,美國本次牛市開始了第二輪上漲,領漲的行業是媒體、醫藥、多元金融、零售等。兩輪上漲中,以電信、軟件服務、半導體、硬件設備等科技行業表現並不突出,原因在於美國牛市的根本推進力量是美聯儲QE所帶來的流動性,還未真正起到調整美國經濟結構的作用,美國的牛市是標準QE註水造就的“水牛”。 1.4. 中國2013年以來的轉型牛、改革牛 美國本次牛市是QE打起來的牛市,雖然有供給端的改善,但作為一個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制度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和自我修複能力,核心基本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中國雖然也需要放水曲線QE,中國更缺的是結構調整,中國需要的還是改革牛而不是“水牛”。如果以創業板指數計,A股的牛市應該從創業板指2012年12月4日的585點算起,在當時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下,創業板指開始了牛市的征程,並未有美國“水牛”相伴的充裕流動性,所以我們不認可A股是純粹“水牛”的說法,創業板約兩年半牛市的支撐力量是現在中國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轉變,是“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的潛力,是資本市場幫助創新型企業快速成長,是改革的力量和方向。A股主板上漲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驅動的。中國此輪牛市是企業從下到上轉型(互聯網+等)和政府從上到下改革(財稅國企等)共同驅動的,因此主要是“改革牛”“轉型牛”,資金是配合性因素。 2.中美比較:五大因素造就不同牛市 2.1. 市場法治環境:缺乏法治、監管不足VS信息公開、嚴懲重罰 A股牛短熊長,牛市快速上漲的現象,和一些基礎性法律法規缺失、公司基本面信息不清晰、市場監管不足有關。因為缺乏法治、監管不足,使得A股市場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及時性不夠,信息披露姍姍來遲,信息前後矛盾,承諾的事項難以履行,關鍵問題上的解釋避重就輕的事件頻頻發生;還使得退市制度有名無實,證券違法違規行為得不到及時處理,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對投資者的保護不足,投資者對A股上市公司缺乏信心,長期價值投資無保障。 中國處於新興加轉軌階段,經濟和社會預期呈大起大落特點。市場缺乏法治、監管不足、基本面信息不清晰和投資者心態結合起來,共同造成市場參與者長期投資行為的缺乏,市場風格賭性十足,投資者對公司的預期只是隨著股價而波動,隨著公司股價追漲殺跌,投資者過度樂觀和過度悲觀的情緒隨著盈虧急劇放大,加大了市場波動的幅度和速度,造成快牛瘋牛。 相較於中國證券市場法律法規不夠完善,監管水平有待提高,信息披露不夠健全的特征,美國在證券市場環境建設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美國證券市場的基石是以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及時性為核心要求的證券法規體系。《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和隨後的一系列法律法規中,都體現了信息公開是美國證券監管體系的基礎性原則和制度,並在實踐中與時俱進,逐步強化。2002年,安然集團財務造假和欺詐事件,直接導致了“薩班斯一奧克斯利”法案的通過,該法案的第一句話就是:“遵守證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從而保護投資者及其他目的”,該法案對企業財務審計工作有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同時要求公司高管直接對財務報告負責。 美國擁有一個以證券交易委員會為核心,各交易所監管機構和各州監管機構為輔的完善的分級監管體系。其中證券交易委員會有調查權、處罰權、一定的立法和司法權。對於信息隱瞞和證券欺詐行為,美國證券市場監管當局一直是零容忍的。2002年10月16日,因為安然事件,美國休斯敦聯邦地區法院對安達信妨礙司法調查做出判決,罰款50萬美元,並禁止它在5年內從事業務,安然事件最終導致了安達信的破產。此外花旗集團、摩根大通和美洲銀行也因涉嫌財務欺詐,向安然破產的受害者分別支付了20億、22億和6900萬美元的高額賠償金。 嚴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嚴懲重罰的監管、完備的退市制度、完善的投資者保護制度,使得價值投資成為美國股票市場參與者的首選,美國股市成為是美國經濟的“晴雨表”,美國股市的繁榮與否,與美國實體經濟的好壞息息相關,而不是過度透支對未來經濟的預期,顯現慢牛長市的特征。 2.2. 投資者結構:散戶主導的追漲殺跌VS機構投資者主導的價值投資 中國股市主導的活躍投資者主要由散戶構成,因此,短視、羊群效應和非理性特征非常明顯。到2013年,一般法人占A股市值的63.6%,處於絕對的統治地位,但因為一般法人中很大一部分持股是國有股份,其實質是基本不流通的,一般法人占比僅僅是虛高,不能決定投資風格。考察A股的交易占比,清楚的發現,A股是由散戶主導的,雖然散戶的交易占比自2007年處於下降趨勢,但是截止2013年,個人投資者占比仍達82.2%,一般法人交易占比僅2.5%,以公募基金為代表的專業機構占比15.3%,散戶交易占比處於絕對優勢的狀態。 美國股市主導的投資者則是機構投資者,因此長期價值投資受到推崇。美國個人投資者市值占比由1950年的90.1%一路下滑至2010年的36.8%才逐步穩定,2014年的占比為36.7%。至少自2005年起美國機構投資者(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市值占比更大,達47.3%,而個人投資者當年的占比為38.9%,此後機構投資者一直處於優勢地位。美國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價值化、長期化,特別以養老基金為例,401(K)為代表的養老金計劃在法規指引下系統投入股市,因其長期和低風險偏好的投資特征,很好的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 此外,在散戶主導的中國股市,機構投資者只能順應市場特征,並未起到市場穩定器的作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也呈現短期化的特征。以主動型股票和混合公募基金為例,基金經理們在短期考核的壓力下,投資風格日益呈現散戶化的特點,換手率從2004年的平均113%提高到2013年的334%,而美國股票型基金1980至2013年間的平均換手率為61%,2013年的為41%,2013年中國股票基金的換手率為美國的8.14倍。可見以公募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正規軍,在扭曲的考核機制和市場環境下無法起到穩定器作用。 ![]() ![]() 2.3. 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作用:黨媒渲染“炒股要聽黨的話”、監管層隱性背書幹預市場VS自負盈虧、責任自擔、讓市場教育投資者 20多年前,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直接喊出:“炒股要聽黨的話”,這話直到今天也基本管用。歷史上,監管層通過媒體等通道喊話股市隨處可見,而且明顯的影響了市場的運行節奏,這一現象在此輪牛市仍在延續甚至有所強化。2014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外資機構齊聲唱多A股市場》,當天上證指數上漲1.28%,築底後開始擡升。2015年3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A股已處牛市中把握牛市“紅利”》,4月1日刊登《股市震蕩不改“慢牛”趨勢》,5月5日A股暴跌後,新華社及新華網連發四篇文章:《新聞分析:滬深股市緣何大幅下挫?》、《新股並非洪水猛獸,A股終將回歸理性慢牛》、《5日滬深股市遭遇重創,投資者觀望情緒漸濃》、《股市遭遇重創不失為一場洗禮風雨過後更見彩虹》,監管層對股市的呵護之情溢於言表。 在投資者和監管層博弈中,監管層對於市場的幹預過多,總是擔心市場的急劇下跌或者大跌帶來的社會不穩定或者其他一些因素,監管層和主流媒體過多的聲音,罔顧市場規律,幹擾了市場的運行節奏,加速了預期的透支,政策市特征明顯,其結果是投資者把握住監管層的態度,變得越來越投機和越來越激進,加快了牛市的節奏。 美國股市則完全是市場主導的,美國監管當局信奉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節股市。 首先在制度層面,美國股市的交易規則更加大膽和靈活,股市實行T+0交易制度。T+0交易制度在中國曾經實行過,但是它允許更大的投機性,為了保證市場穩定,政府改而用T+1的交易方式。另一方面,美國股市沒有每個交易日10%的漲跌幅限制。這兩項制度的存在使得投資者能夠快速套利和逃離危險。 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政府和監管層很少直接或者間接的幹預股市的運行。在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允許雷曼兄弟和安然公司這樣的大型上市企業倒閉而不出手相救,而在中國,大量的國有上市企業依靠政府補助存活著。近十年中石油、中石化共獲得政府財政補貼1258.83億。當然也不能說美國股市完全沒有來自監管層的幹預。比如在“911”事件發生後,為挽救市場信心,紐約證券交易所暫停交易四天。但是上一次這樣長時間的非正常休市已經是1929年大蕭條時期的事情了,可見美國政府和監管層對股市幹預之少。 綜上,美國股市在制度設計上允許更大的波動和更高頻率的交易,政府和監管層又對股市鮮有幹預,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和大眾相信市場的力量能很好的穩定市場,股價最終決定於企業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的投資者長年參與這樣一個充分市場化的股市中,他們長期學習並實踐著,必須自負盈虧、責任自擔。 2.4. 對市場的認識和態度:把市場當工具VS充分尊重市場 監管層對股票市場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沒有真正的尊重股票市場,將股票市場當作目的性的存在,只是將股票市場當作工具性的存在,為了達成別的目的,肆意的讓市場承擔過多的功能。 股票市場在成立時即肩負了使命,1990年是為了與股份制改革相配套,這一“光榮”傳統在後來得到延續。1998年發展股票市場是為國企脫困解決融資難問題,2007年是擴大直接融資,實現全流通,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當前是國企改革,股權融資支持轉型創新。從本質上來講,監管層支持股票市場的發展都是依附於階段性的政策意圖上,而不是從尊重市場的規律出發。 投資者在把握住中國政策市的實質後,在確認當前的政策意圖未達成的情況下,可以任性的炒作,而不用擔心監管層面的實質打壓。猜政策意圖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於,政策變更對於中國股市的影響既大且快,大的政策意圖達到後,政府很可能制定一些政策來打壓瘋漲的股市,當股市下跌產生不良影響時,政府又很可能制度一些政策來穩定甚至推動股市上漲。 與中國股市自誕生起就有很強的政策意圖不同,美國股市是從完全無約束狀態起逐步引入監管的,但直到今天,美國對股市的監管僅限於為股市的運作提供基礎制度安排,從來不涉及市場的運行方向和節奏。美國股市初期,規則混亂、監管缺失、證券投機和欺詐行為橫行,美國政府也未對股市進行幹預,大眾甚至認為“股票欺詐並非該特別譴責的行為,而是整個股市體系的一部分”,可見美國股票市場運作的自由程度,1811年的《梧桐樹協議》也是奠定了美國金融業排除政府影響,進行行業自律的基調,而非美國監管當局的直接幹涉。 時至今日,美國股市也主要是承擔了其應有的功能,為資本定價、為企業融資、優化資源配置和盤活經濟,這都是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決定的。 美國股市投資者遵循的是價值投資的理念,所以從長遠來看,只有優質的企業、被市場認可的企業,它的股價才能上漲,企業才能在股市募集到資金。比如蘋果公司是近十年來股價上升最多的公司之一,顯然蘋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力企業的代表。 ![]() 2.5. 市場供求自我調節機制:審批制VS註冊制 美國徹底的註冊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發行人和投資者之間的博弈,來滿足企業的IPO需求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大體來看,當年年度漲幅高,在美股新上市的公司數目也越多,1995、1996年標普500分別上漲34.1%、20.3%,新上市公司分別為634、818家。年度漲幅低,當年新上市公司數目少,2008年金融危機大跌年,美國僅上市57家公司。在牛市期間,因為估值高、發行容易等因素,公司樂於IPO上市,這樣有效的擴大了市場供給,給牛市降溫。美股高效率、低成本、市場化的IPO制度極大的降低了公司的身價和稀缺性,使得定價合理,美國投資者對待IPO公司的態度十分謹慎。 A股因為市場機制的欠缺,缺乏有效的供求平衡調節系統,上市公司的供給很大程度受到人為控制,是實質上的審批制,不能通過新股有效擴大市場的供給,對沖牛市時高漲的股票需求。2006、2007年上證綜指分別上漲130.4%、96.7%,新上市公司數目為133、220家;2010、2011分別下跌14.3%、21.7%,新上市公司數目卻達到創記錄的456、344家,完全沒有“熱發行”市場的特征。在當前中國IPO的過程中,監管層不僅直接幹預IPO節奏,造成權力尋租和道德風險大增,新上市公司身價大漲,而且代替投資者判斷公司的價值,使得市場投機盛行。 ![]() 2.6. 小結:不同的市場環境決定了不同的投資者行為,進而決定了牛熊特征 市場的底層架構和制度環境決定了投資者行為,進而決定了市場的牛熊特征。美國股市在制度設計上允許更大的波動和更高頻率的交易,政府和監管層對股市鮮有幹預,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和大眾相信市場的力量能很好的穩定市場,股價最終決定於企業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的投資者長年參與這樣一個充分市場化的股市中,他們必須自負盈虧、責任自擔。 中國證券市場存的主要問題是:(1)因為信息披露不足、違規違法事件處理還有待加強、有效退市制度的缺失,使得股票價格不能很好的反映企業的價值,股市被投資者預期所左右。(2)中國股市主導的活躍投資者主要由散戶構成,因此,短視、羊群效應和非理性特征非常明顯,而美國股市主導的投資者則是機構投資者,投資行為長期化,此外,在中國機構投資者被短期目標所束縛,導致其價值投資理念被拋棄,未能起到如美國同行市場穩定器的作用。(3)由於政府、監管層和主流媒體隨意幹預股市,引導股價走勢,從而投資者揣測監管層意圖,投機主義流行。(4)由於政府和監管層把證券市場當作實現自己其特定目的的工具,證券市場未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敬畏,要用時拿起,股市瘋狂,不要用時丟棄,股市低迷。(5)由於中國股市進入和退出機制不完善,導致市場不能自我調節供求關系。以上種種,都導致了中國證券市場,熊長牛短的特征,導致中國股市未能起到如美國股市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 3.五大方面改造快牛瘋牛為慢牛長牛 美國資本市場一直是全球資本市場組織者和參與者的標桿。美國資本市場真正奠定其全球經濟脈動中心的時間可以追溯至1980年左右,如果剔除自1980年代開始至今三十多年間的少數波動年份,美國股市整體是向上的,有效的支持各類經濟、金融操作(信息、科技產業的風投,傳統產業的兼並收購等),幫助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得以啟動並成功。 與美國的長牛慢牛相比,中國牛短熊長,很難對實體經濟形成有效支撐,A股投資者投機盛行,投資缺乏,難言是個成熟的市場。當前的改革牛如何與實體經濟形成良性互動成為各方博弈重點。此輪牛市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激發全民創新創業活力、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發展直接融資、去杠桿、註冊制改革、國企改革等提供歷史性機遇,當前政策強調大力發揮股市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促進股市和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推動註冊制、法治監管、簡政放權等重大改革,都需要快牛變慢牛。 要改造中國股市,使中國股市呈現出如美國般牛長熊短的特征,我們必須在以下五個方面做出努力。一、踐行法治從嚴監管。建立完善的證券法律法規體系和嚴格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對違法違規行為嚴懲不貸,錙銖必較;二、發展機構投資者。傳播價值投資理念,培養投資者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的投資理念,讓機構投資者真正起到股市穩定器的作用;三、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不得為股市做背書,讓市場教育投資者。政府和監管層必須大膽放手,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主導作用,讓市場來教育投資者,而不是由政府和監管層來引導投資者;四、尊重市場。政府和監管層必須真正尊重證券市場,放棄讓市場充當實現自己某種目標的工具的短視行為,還股市資本定價、為企業融資、優化資源配置和盤活經濟功能的本來面目;五、推動註冊制改革。建立良好的市場進入和退出機制,特別是在市場的供給面,盡快推動註冊制,盡早實行完全的註冊制。 3.1. 踐行法治、從嚴監管 踐行法治,建立完善的證券法律法規體系,從嚴監管,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對違法違規行為嚴懲不貸,錙銖必較。首先,必須建立良好的會計審計制度,讓上市公司做到信息披露公開透明,使投資者能很好的了解企業的其本面;其次,完善證券法律法規體系,嚴格證券市場監管體制,落實退市制度,及時處理證券違法違規行為,嚴厲處罰各類證券違法違規,加大上市公司、中介服務機構的違法違規成本,加強對投資者的保護;最後我們還需要加強對投資者、上市公司及各類中介服務機構人員的法制教育,使他們畏懼法律正義,不敢越雷池半步。 3.2. 發展機構投資者,傳播價值投資理念 首先,我們需要正視,如果外部市場環境沒有大的改變,A股投資者現在的行為其實是最優化的選擇。美國股市是培養價值投資,中國是毀滅價值投資。美國股市是明顯的慢牛長牛特征,以標普500計,美國牛市的平均持續時間大約是32個月,平均漲幅106.9%,而熊市平均持續10個月,平均跌幅35.4%,除了股市下跌83%大蕭條時期之外,價值投資絕對是最為經濟、有效的手段,美國股市的這一特征為以沃倫·巴菲特為代表的價值投資策略提供了支持,是他們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A股市場的典型特征與美國市場恰恰相反,呈現牛短熊長的特點。A股熊市平均持續27.8個月,牛市平均持續12.1個月。熊市時,上證綜指平均跌幅為56.4%,牛市時,上證綜指的平均漲幅217.2%。如果我們持續性的投資於A股,為了等到12.1個月的牛市蜜月期,我們平均需要挨過27.8個月的嚴冬,最近一次的從07年10月至14年7月的嚴冬期長達82個月。 因此,對於一名理性的投資者來說,如果中國和美國的投資環境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其合理的投資行為應該是在美國奉行價值投資、長期投資,而不是頻繁的買賣。在中國則需要實行相反的策略,積極的對市場的底部和頂部進行判斷,或者是在趨勢剛起時,快速的進場或者離場,把握住短暫的牛市,時刻警惕“凜冬將至”以規避漫長的熊市。 所以,當我們責怪A股散戶的高換手、高投機的行為以及機構投資者散戶化時,需要看到其合理性。當然,投資者的高投機交易風格也是造成當前市場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投資者的追漲殺跌是市場特征的直接形成原因,但投資者風格和市場環境是互為因果關系,不能僅僅責怪投資者的交易模式而忽視合理市場制度和環境的建設。 建立合理的市場環境,讓價值投資者在A股的博弈中占優,積極的發展機構投資者,廣泛傳播價值投資理念,讓價值投資之花在A股盛開,是A股努力的方向。 3.3. 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不得為股市做背書,讓市場教育投資者 主流媒體和監管層不得為股市做背書,消除對投資者收益的隱性承諾,致力於構建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框架。監管層和主流媒體過多的聲音,罔顧市場規律,幹擾了市場的運行節奏,加速了預期的透支,政策市特征明顯,使得投資都更加不能正視自己的投資行為,不能理性分析股票價值,合理投資,從而自負盈虧,責任自擔,從市場的正常波動獲得教訓和智慧,而將一切責任推給政府和市場,不願意為自己的非理性行為擔責。 3.4. 尊重市場、相信市場,摒棄短視的工具性目的,讓市場自身規律起作用 A股市場的監管者要選擇相信市場、尊重市場,讓市場自身的規律起作用,決定未來的趨勢。監管者需要將股票市場當作目的性的存在,而非工具性的存在,不能為了達成別的目的,肆意的讓股票市場承載過多的功能。 3.5. 推動註冊制改革,發揮市場自身供求調節功能 美國徹底的註冊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發行人和投資者之間的博弈,充分滿足企業的IPO需求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使得供求平穩。A股因為市場機制的欠缺,缺乏有效的供求平衡調節系統,上市公司的供給很大程度受到人為的控制,不能通過新股有效擴大市場的供給,對沖牛市時高漲的股票需求。 A股市場需要加快推進註冊制改革,使股票發行走向市場化道路,將造成市場扭曲的監管之手收回來,監管層不對新股投資價值或者投資收益做出實質性判斷或者保證,通過市場化的IPO發行來平穩供求關系,讓股票投資者特別是新股投資者自已提責,自負盈虧,打破現在新股不敗的神話。 如果以上五個方面不能得到改變,此輪牛市恐難逃歷史的宿命。 4.我們的態度:底部吶喊,高位理性 牛市是一場群眾運動,個體很容易在人群中迷失獨立分析能力。作為獨立思考的分析師,多在底部吶喊,少在頂部火上澆油。值此時點,從上到下做大勢研判,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把握“趨勢還在不在?有沒有風險?” 市場有自身運行規律,底部吶喊高位理性。2014年2季度房地產長周期拐點出現以來,經濟加速探底,政策加碼寬松,改革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居民大類資產配置變化,增量資金入市,大牛市啟動。目前看這一邏輯沒有被破壞,趨勢仍在。在貨幣放水、財政兜底、改革攻堅、無風險利率下降、風險評價降低背景下,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趨勢繼續。但海拔已高,風大慢走,調節呼吸。短期最大風險是監管,長期是經濟基本面。我們的態度是底部吶喊(《對熊市的最後一戰》)、高位理性(《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三種前途》)。速度與激情之後,密切觀察經濟探底和貨幣寬松信號。 (來源:澤平宏觀) 格隆匯聲明:本文為格隆轉載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關聯公司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