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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怎樣開始負責情報交流的工作？之前有過這方面的工作背景嗎？

麥克法蘭：我有點小運氣。我到白宮工作，是因為我獲得了一份獎學金。每年這個獎學金都選擇15個有領袖潛質的年輕人，提供去白宮實習工作一年的機會。幸運的是，我的辦公室在基辛格博士隔壁，當然，你要去和鄰居打招呼，所以我認識了他。當時他手下有一個海軍軍官，負責所有機密文件和工作，他在白宮工作5年後需要回到部隊。所以有了一個空缺，我在海軍呆過，之前學的也是戰略研究，我問他們能不能給我一個讓基辛格博士面試的機會。斯考克羅夫特幫我做了推薦，我後來被基辛格博士聘用，當然，他說沒有人能取代我的前任，但是我為他工作了兩三年，所以我猜我的表現還不錯。

南方周末：基辛格博士和你交流過他對中國的看法嗎？

麥克法蘭：中國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對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中國處於相對孤立。

我們的考量是，就如何確保冷戰期間避免發生沖突，中國對美國可以有所幫助，當時美國正努力避免與蘇聯發生沖突，在維護和平這方面我們可以跟中國找到一致目標，中美可以交換意見，互相幫助維持各自國內的穩定，清晰地向蘇聯表明我們至少有在溝通，而且可能在各自政策上有所協調。

南方周末：你說當時中美兩國向世界展示出交流的舉動，但那時中美關系還沒有正常化，你們是怎麽和中國人交流的？

麥克法蘭：我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為中美兩國交流情報信息。當時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容易受到攻擊的：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了45個師，中印邊境也不那麽太平，蘇聯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資援助，包括軍用物資。蘇聯海軍軍艦還在中國周邊巡邏。這一切都表明了，中國正面對來自蘇聯的全方位的遏制與壓制，直接的部分來自北方邊境，間接的部分借了印度之手，通過軍艦巡邏還有對朝鮮、東亞其它國家的援助。美國當時也面對類似的壓力。

蘇聯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導彈計劃，他們的洲際導彈全都指向美國，導彈測試進展神速，美國很難進行監測，在這方面中國占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可能就檢測蘇聯導彈測試提供協助。中美如果交流情報，這對雙方都有好處。我當時的工作，就是收集在華盛頓可以得到的全部的主要與蘇聯有關的最新情報，和中國軍方領導人進行分享，請他們提意見，比如能不能在中國建立情報站，便於我們更好監控蘇聯的導彈，畢竟導彈把中美兩國都納入險境中。我和基辛格教授到中國，當他和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談話時，我就在地下室和中國同行們聊天。

南方周末：能告訴我們你當時和誰接頭嗎？你和中方聯系是否有一套機制，你們是直接電話聯絡，還是通過其它方式？

麥克法蘭：中國的軍方領導人確定具體由誰來跟我對接，不是每次都是同一個人。他們都是解放軍軍官。我最好還是不要透露他們的名字。

南方周末：每次都可能發生改變？

麥克法蘭：是的。從1973年到1977年之間，有時候一年一次，有時候兩次，我都要去中國見他們，直到我離開那屆政府。我的繼任者是羅伯特·蓋茨先生。

南方周末：這種形式的情報交流至今還存在嗎？

麥克法蘭：我希望如此，我不確定，可能還有吧。

南方周末：你1974年和1975年兩次到中國，具體的細節如何？

麥克法蘭：那是一項令人興奮的任務。去中國之前，首先需要確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這些信息來自中情局，包括衛星照片、通話監聽截取、與中方的交流記錄，還有第三方國家，比如歐洲一些國家可以提供他們認為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的活動。

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資料整理成一份很完整的報告，包括邊境上的戰術部署、蘇聯洲際導彈的戰略性能，可能對中國構成威脅的蘇聯對印度等國的援助項目等等，這些信息都要做成具體的簡報，並向中方解釋，中方配備書記員，記下所有細節。但這對美國政府而言是非常敏感的，因為當時兩國關系，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美國國內有些人對中國對越南的支援感到不滿，畢竟那麽多美國人正在那里丟掉性命，有些人則對中國國內局勢抱有顧慮。所以，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各自的理由，對是否應該與中國有所交流持懷疑態度。而我們的法律反映了這種顧慮。實際上，與一個尚未建立友好關系的國家分享這個級別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違法的地步。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對尼克松總統及其接任者福特總統而言，允許進行這類交流是要冒一點風險的。但兩位總統相信美國終將從戰略上有所收獲：通過向中國開啟對話，我們希望有可能推動緊張局勢的逐步緩和，最終促成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這將極大地符合我們雙方的利益。我認為這一點已經被證明確實如此。

南方周末：當時兩國之間還沒有建立友好的關系，你的中方聯系人相信美方是真心願意分享如此敏感的信息麽？

麥克法蘭：是的，從中方可以看到的明顯結論是，這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這在具體跟我對接的中方聯系人這里看得更加清楚。第一次，滿意；第二次，很明顯可以看出來，非常滿意和感激，甚至可以說很開心，相信此舉將推動兩國關系升溫；第三次，體現出一種漸進的理解，意識到雙方都將從中受益，中方對此是鼓勵的。

南方周末：這對雙方建立信任都有好處。

麥克法蘭：是的。我們也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比如更好地監測蘇聯的導彈測試。只有在中蘇邊境部署設備和監測站才能更好地收集一些情報，這對我們很有價值。

南方周末：你曾將伊朗門事件與基辛格博士提倡的對華開放政策相提並論，做過一個中國類比。

麥克法蘭：我認為，唯一的可類比之處在於，我們向彼此打開大門，目的是為了避免因為無知和缺乏交流而發生誤會。我們兩國對於維護世界穩定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並不僅僅限於亞洲地區，而是在全球範圍。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對全球穩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至於伊朗這個例子，當時和現在，都是事關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僅僅限於波斯灣地區，而且關系到至關重要的燃料運輸是否可行。任何時候，只要你想在長時間的隔絕以後試圖開始對話、重啟對話，就可能包含風險。這是因為，導致孤立的態度固然指向了錯誤的方向，卻已經植根於政府的政策之中。要想反現狀而行之，為達成理解奠定新的基礎，你就一定會受到批評。在中國（這個案例）也是適用的。這就是基辛格博士要將自己的訪華高度保密的原因，而這秘密保守了很多年。

與此相仿，我認為，要在當時跟伊朗開啟對話，而伊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這不僅僅指地緣意義，還在於它控制著全部的石油運輸，還有它實際上也是容易受到攻擊的，設想伊朗遭到蘇聯入侵，蘇聯取得了控制全球石油運輸命脈的地位，怎麽辦？這對世界穩定將帶來巨大的改變。當時蘇聯看上去確實打算這麽做：蘇聯在伊朗邊境進行軍事演習，還在阿富汗部署了十萬人，看上去蘇聯是在盤算進入伊朗。因此，這是很重要的，但這些事並不是總能成功。當保密工作出現漏洞，事情在伊朗曝光，當時情況還不像中美對話那樣達到足夠成熟而可以公開的階段，我們這邊的得益還不夠明顯，不能說服美國公眾這麽做是值得的。但是我不會為此感到遺憾。

南方周末：2007年和2010年，你兩次帶領美國的外交政策委員會到訪中國，成員包括資深官員和學者，能和我們談談這兩次經歷嗎？

麥克法蘭：2007年是大選前一年，我帶領的是一隊專門為總統候選人提供建議的政治顧問，包括麥凱恩的政治顧問、湯普森的政治顧問。中方對此很感興趣，不僅想認識這些人，還想了解他們的想法，這想法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的，還包括其它政治議題。我們談到了伊朗、中東、核武器擴散、環境汙染等世界大事，這對代表團以及總統候選人大有幫助。還有中國在南海日益表現出來的興趣，因為我們之前和蘇聯在海洋疆域上有過爭端，所以我們想避免和中國出現類似的問題。中國人對這些還沒有當上總統的候選人這麽感興趣，這一點令我們印象深刻。

我們的交流富有成效。不過那次的代表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專家。2010年的那次代表團，我們針對的不是總統那個層面，主要針對的還是時政議題。

南方周末：在兩國建立相互信任這件事上，還有什麽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目前“互信”依然是兩國之間的一個難題。

麥克法蘭：我認為在很多方面中美兩國都有互利發展的潛力。舉例來說，現在中東地區，伊朗在發展核計劃，我們認為這可能對中東的穩定造成損害。中國近年來在中東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中國政府在它們的能源行業投入了過億美金，中國政府能建議他們停止核計劃。

還有一些不是那麽充滿敵意的領域，像環境問題。中美兩國在環境問題上都面對共同的挑戰，中國的能源主要來自煤炭，美國之前也是，但是現在正往天然氣方向發展，我們可以考慮在天然氣方面達成貿易協議，我相信未來幾年會落實。美國在把天然氣轉成液體燃料這方面的技術比較先進，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能幫助中國減少燃燒煤炭而產生的汙染。

中國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技術革新和政治交流，都能夠增強兩國彼此間的互信。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解決一些棘手的全球性問題上，如核擴散、環境問題和人權問題上，都負有責任。中美兩國在很多議題上都有共同利益。

南方周末：在能源和技術方面，中美在接下來幾年時間里會有怎樣的合作？

麥克法蘭：中國在新能源方面已經探索了很長時間。過去的五到十年之間，中國都在探索如何加快發掘新能源。但是美國在提高能源利用率這方面的發展比中國快很多，特別是過去5年。美國開發出了將煤炭轉化為液體能源的技術，這項技術很新。2014年6月，我協辦了一個有兩百多名中歐專家參加的研討會，會議討論的就是海陸空運輸能源，在石油以外有什麽替代選擇可以投入應用、怎樣才能降低這些替代選擇的價格，從而有利於中美兩國消費者。我認為這進程會加快，我希望可以成為其中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