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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懂公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層智囊版解讀”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930

12月9日-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21世紀經濟報道》援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增長階段轉換出現的正常現象，符合發展規律，而且增長質量總體穩定且有所改善，不必過分擔憂通縮風險。中高速增長的探底過程有可能在一兩年之內完成。”

劉世錦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少作為甚至不作為，調結構、轉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氣力，有更大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後，最近兩三年出現了放緩勢頭，劉世錦認為這是正常現象。2010年，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隊做過一項研究，註意到二戰以後幾十個發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進程，但多數沒有成功，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

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也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時，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於是我們對中國也做了幾種不同的測算，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在2013年-2015年將會到來。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增長階段轉換期，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在四年前，對這一觀點，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速度怎麽可能下來呢？

從實際情況看，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事實上已經進入了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4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1000國際元，而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前兩年已經達到了，所以會看到東南沿海的經濟回落率先發生。這正是現在所講的“新常態”的一個表現。

《21世紀》：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13個經濟體基本是小型經濟體，他們的發展規律會適合中國嗎？

劉世錦：高速增長後的回落，從長期歷史看，主要由人類已經發明和使用的技術及其決定的供給需求等因素決定的。這種規律在大小經濟體之間沒有顯示出引人註目的差別。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基本都實行開放政策和出口導向戰略，它們自身雖小，但與更大範圍的國際市場融為一體，也可以分享類似中國內部各地區同樣的優勢。從國際上看，有些小國比如瑞士、盧森堡、北歐諸國等，收入水平都不低於或高於美國等大國。

《21世紀》：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當時多大比重？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多大比重？

劉世錦：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當時美國的21%，此後日本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目前人均收入也與當年日本與美國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國還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這種說法初看起來似有道理，其實混淆了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差別。舉個例子，一個人跑得最快的年齡是20-40歲，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夥子，而美國已經到了100歲，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此後發生了日本高速增長20年的故事。而當下的中國，雖然人均收入也相當於美國的20%左右，但此時美國已經200歲了，中國也40歲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

再做個比較，中國目前進入增長階段轉換，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增長放緩相比，按麥迪森方法計算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水平大體相當，是11000國際元左右。換言之，日本也是在40歲時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的。用後發經濟體與美國等先行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比重，來估計後者的追趕速度，在邏輯和現實中都是有問題的。中國在40歲以後仍會追趕，但速度和方式將與此前大不相同。
 
中國經濟結構在發生積極變化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經濟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您認為，我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哪些積極變化？

劉世錦：增速放緩僅僅是一個表象，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發生具有長遠意義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常講的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工業為主、投資為主、更多的依靠外需等，正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第三產業的比重在去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消費的比重前年已經超過投資，去年有所反複，今年又超過了投資。出口在過去經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但最近兩年增速已經在下降，我們估計以後會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負的增長。原因主要不是國際需求的變化，主要是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匯率水平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

另外，在經濟轉型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最近一兩年，我們觀察到了一些積極變化。

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在提高。雖然還存在結構性就業問題，但總體上，就業壓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還有“招工難”的問題。

企業盈利水平趨於穩定。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一點，因為中國經濟過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經濟，當增速下滑時，企業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兩三年，大家會看到企業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兩年已經趨於穩定。今年1-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速度達到10%左右。

財政收入雖然有所波動，有些地方出現了多種困難，但總體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今年1到8月也達到8%的增長幅度。

除此之外，隨著增速回落，金融風險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領域問題還比較突出，但並沒有突破底線，沒有出現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總體還在可控範圍內。中國抵禦風險的實力和能力在全球範圍看還是相當高的。

最後，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穩定增長。

從這幾方面看得出，雖然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問題，但沒有出現不可收拾的大問題，這對處在轉型期的經濟來說，確實難能可貴。特別是結構轉換加快和增長質量改進，對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21世紀》：中國經濟既有增速放緩的一面，也有增長質量改善的一面。總體上您如何看呢？

劉世錦：總體上看，第一，增速放緩是正常現象，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規律。前面已經提到，在國際上，其他成功追趕性經濟體在人均收入到11000國際元時都出現了這種情況。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還沒有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國能夠到了11000國際元時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國比較充分地發掘了人類社會所提供的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實際上是成功的標誌。

第二，這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當地領導就講是他們主動調控的，言下之意想讓它上去還能上去。能上去嗎？恐怕不行了，因為潛在增長率下來了。

第三，從國際範圍看，如果今後一些年中國能保持6%-7%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沒幾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從中國角度講是中等速度，國際上講仍然處於高速度，所以稱其為中高速增長。

第四，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但增長基數是在持續增大的。2000年對應的新增量是1000億人民幣，2013年是5000-6000億人民幣。這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麽這兩年就業形勢還不錯：2005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80萬人，2013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170萬人。所以中國的新增量還是很大的，市場潛力、市場前景是廣闊的，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經濟不行了。

最後，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GDP總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後一兩年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相當於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

總之，盡管中國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結構調整和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有些方面的進展是突破性的。我們對整個形勢應該持樂觀積極的態度。
 
經濟探底還未完成

《21世紀》：那麽， 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還會繼續下滑嗎？

劉世錦：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過程，目前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中高速增長的“底”或經濟學上說的均衡點是多少，現在還沒有探明。

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一般到年中會有反彈，這時樂觀的判斷就多了一些，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又會重回高增長軌道。我們的判斷是不會的，只是由於預期改善、存貨調整引起的短期反彈，因為探底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一直是持續的。

什麽時候探底才算結束？這里有一個簡化的分析邏輯。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高投資主要有三項：基礎設施一般占20%-25%，房地產是25%左右，制造業是30%以上，三項合起來占投資的80%-85%。三項中間，制造業投資又依賴於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所以，中國經濟增速要落下來，主要是投資要落下來，通俗地說，也就是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這三只靴子要相繼落地，中高速增長的底也就見到了。

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都基本觸底了。接下來就是房地產能不能觸底。房地產今年已經出現了拐點，有的說是周期性的，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根據我們的研究測算，構成中國房地產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萬套，這個數字在今年已經達到了，這個點達到後，房地產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續一段時間後還要回落。所以我們明確提出，這次的拐點不是短期的拐點。房價問題很複雜，區域性差異明顯，但總體上看中國房地產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了。我們希望房價能夠逐步的下來，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時間換空間，能夠實現軟著陸。

總之，當房地產這只靴子落地後，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底”就基本探著了。所以十三五期間將是新常態形成並得以鞏固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爭取平穩較快地轉入新常態。
《21世紀》：市場上也有觀點擔心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已經低於潛在增速，有類似1998-2001年通縮的危險。您怎麽看？

劉世錦：中國近幾年增速放緩，是由潛在增長率下降引起的，屬於正常的增長階段轉換。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實際增長率高於或低於潛在增長率的情況，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所要關註和應對的。

至於目前是否已經出現通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近期就業尚好，企業盈利、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還未出大的問題，還不能得出已發生通縮的結論。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屬於結構性的中長期問題，不是簡單放松宏觀政策就能解決的。相反，如果刺激不當，還可能加劇產能過剩。

當然，近一兩個月份企業盈利降幅較大，需要引起關註。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將其負面化。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是有助於恢複短期平衡，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增長質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21世紀》：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在增速回落時，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麽中國未來的中高速會是多少？

劉世錦：中國由高速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後的均衡點是多少，還需要觀察。從目前看，7%-8%的增長率大概是穩不住的，還會有一個探底過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規模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會產生“數字幻覺”。現在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於本世紀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當於那時的好幾個百分點。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觀，而且是持續增長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後勁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態下要確立發展質量導向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什麽現在要強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劉世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當增長速度放緩後，再不重視增長質量，即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確立增長質量導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順應發展規律，在轉入中高增長期後，切實以提高增長質量為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

《21世紀》：具體而言，我們應當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劉世錦：以增長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新常態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以往存在著“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重視並切實抓好增長質量，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增長質量的底子，要麽速度上不去，要麽上去了也難以維持。質量指標優先，以增長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關系，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

為此，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增長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可充分、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要求，形成若幹有利於提高增長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後，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說，適應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增長質量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增長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增長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杠桿，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就業增長。保持與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

《21世紀》：以增長質量為導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著力點是什麽？

劉世錦：堅持增長質量導向，今後一個時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著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

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增長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從國際經驗看，不論是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大都曾出現了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難以恢複。

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其它時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們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轉入中高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說，我們也將創造出現代經濟發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

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有種觀點認為，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這種潛力的發揮。換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的理解並不準確。

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相當複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確實能夠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放寬準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固然可以帶來投資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後，把資金用於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將會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由此說來，增長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開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而打牢提高增長質量的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同時也是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拓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

文章原標題：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新常態下提高增長質量需要更大作為”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王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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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央經濟會議紀要 橡谷智庫 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9g3.html

    家兄早上打電話給家里，說侄子考上了某藤名校，一家人都很高興。

    我們家我這一輩和下一輩，除了我之外都異常出色。其中兄長是世界級科學家，外甥是名校博士生。

    我早年間大學畢業連學士學位也沒拿到，包工頭出身，居然混跡在金融業，不是說我能力強，而是這個世界的金融業實在是太差勁了。

    好吧，在觸怒業內所有人之前，我們轉個話題吧。

    然而上面是我最喜歡幹的事。

     笑。

     有客人問起怎麽解答這次經濟會議的內容，其實坊間經濟學家解答已經很多，我說的更通俗一點，治大國如烹小鮮，無非居家過日子。

     早年間文章，我曾寫到國家上層結構，無非人事和錢事二件事，前者和人鬥，後者和錢生氣。

     這兩年人事差不多已經做完，後面進入制度性反腐，要開始集中精力忙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又是騎自行車，不過現在總算捏著剎車慢慢行了。上一屆留下高杠桿和高負債，這一屆要去杠桿和減輕負債。

     先說後者，減輕負債，無非三板斧，一是開源，二是展期，三是賴賬。

     開源則需要經濟增長，稅負增加，想來這是目前最難的事情，又要去杠桿，又要增長率，不容易。但還是開了藥方，房地產作為存量稅，一定會成為稅收增長點。估計地產轉為永久產權的可能性大增了。明年不會，但一兩年後，開征遺產稅也是必然大趨勢。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國營企業的上交比例。

     另就是展期，行話是轉換債務結構，通俗點說，就是把目前高成本的債務，以直接融資和低成本融資辦法轉換。也就是需要穩定的股市和國債市場。

     所以，這也解釋了廟堂不喜歡業界拿著高杠桿融資狂炒股市，剛不可久。但上面也不希望坊間誤會，以為要滅了股市。所以證監會回答問題時，異常小心，對查券商融資的事情含糊其詞。

     爆炒的股市加上杠桿，不僅僅放大風險，而且吸走了債市資金，連帶著實體經濟失血，這可不好玩。

     賴賬一詞不好聽，但也大大方方明示了可能爛賬撇賬的風險，存款保險也實行了，地方平臺有些債務上面也不會幫忙接著的。

     再結合上面提及的收入問題，國企實體證券化和混合所有制是大趨勢，不過後面這點可能會步履蹣跚。

     房地產肯定是沒救了，但上頭也想明白了，市場的歸市場，市長的歸市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她去吧。所以只字不提。

     但暗地里還是會稍微撐一撐，免得下跌太快，盡量陰跌十年，最好二十年，千萬別崩盤。

      然後也備有後手，也就是高鐵和基建投資，以免經濟下滑太猛。一帶一路，就是為了高鐵輸出過剩產能；京津冀和長江流域經濟帶就是城市群建設。

     總而言之，當家做主，一家人要穿衣吃飯，撒潑扯淡，還得顧及民生，到處都是窟窿，要錢。所以，略微要增長點赤字，千萬別開支失衡。

     財政均衡是大要點。

     因此國際收支要平衡，出口還得促進。基於人口紅利的低端出口已經受到人工成本和人民幣匯率影響，東南亞和南亞也在急起直追搶份額，眼看著大勢要去，十年內必見分曉。所以要升級換代，也就是汪老當年坐鎮東南提出的騰籠換鳥，搶占世界高端制造業。所以要忙知識產權保護，要字幕組從網上消失。這里面還有一層發展文化產業的意圖。

     其實，制造業的自動化替代已經如火如荼。

    除了經濟增長，就是就業。

    就業是我朝重中之重，所以服務業一定要興旺發達。

    在這林林總總的經濟大觀之上就是貨幣問題，人民幣一定要維持均衡，或許要適度貶值，降息和降準都是大概率事件。但總體來說，上面要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的主觀意圖是缺乏的。因為人民幣要國際化，要維持穩定。但客觀會壓迫人民幣下行，形勢比人強。

    人民幣通貨投放還依賴盯住美元，依賴債券等新安全資產，用一攬子美聯儲式的靈活管理貨幣存量方式，在國債市場規模擴大到足夠時，還會受到美聯儲影響。

     美元升值，且加息；人民幣維持強勢匯率，且降息，則泡沫嚴重，驅趕資金入實體力不從心；如果人民幣調整一籃子貨幣中美元比例，去貶值，同時降息，則資本流失的潛在隱患，難以預料。

    可想而知，周行長頭大如鬥的困窘。

     所以，我認為人民幣總體傾向，在廟堂的算盤里，必須降息，且維持平衡弱勢。

     自然，這要考量我朝和美國佬政治壓力的較量了。

     經濟指標會下調，財政收入要均衡，股市和債市要穩定發展，出口要升級換代，服務業要蓬勃，創新產業要興起，一帶一路和大城市群要建設，民生要顧及，藍天要回來。

      這一切，都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不是借，就是產。

     俗話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大盤是漏的，小高地是有的。

     蒼天啊，大地啊，那個誰，來碗鹵煮。

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環保領域的幾個新提法 分析師徐彪

來源: http://xueqiu.com/3940429450/34191409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我們第一時間提示了節能環保領域的投資機會，相關標的表現搶眼。接下來，最關鍵的任務是落實，需要政策跟蹤。

按照慣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需要落實會議精神，相關部委至少需要召開黨委會議來布置和落實。環保部的會議，尤其密集。短短兩天，召開了三次會議。

1、黨組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這就要求我們要切實增強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動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解決影響科學發展和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在路徑上，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在發展階段上，從過去單純控制汙染因子為主轉向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導向；在工作重點上，以向汙染宣戰為重點，打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戰役；在工作方法上，要從行政審批、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更好地發揮規劃、環境標準的作用，把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在實際工作中，要強化環保硬約束，有效約束開發行為，從嚴從緊控制“兩高一資”、低水平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完善汙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標準體系，推進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加快培育和發展環保市場，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作出貢獻。

點評：結合上文標黑部分的論述，大概率來說，一，明年在環保領域會有標桿工程出現，按照優先性分別是大氣、水和土壤；二，環保硬約束，做到有效約束開發行為，執法力度會大幅上升。

2、環境保護部常務會議

聽取《國家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編制基本思路》、2015年部門預算有關情況、2015年四項主要汙染物減排目標設定情況的匯報，審議並原則通過部分建設項目環評審查意見。

會議聽取了《國家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編制基本思路》匯報。會議認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邁向和進入新常態，環境保護面臨重大轉型，也是全面改善環境質量的重要機遇期。

點評：環境保護面臨重大轉型，如何理解？一個是執法標準，史上最嚴環保法即將實施，毋庸置疑。一個是執法力度，既然要做到全面改善環境質量，就必須進一步提高執法力度。如何才能大幅提高力度？很簡單，大力淘汰落後產能，在認定落後的過程中，給予環保部門越來越重話語權。

過去，環保產業持續發展，但各地政府GDP考核為先，環保產業與地方政府訴求天然沖突。經濟新常態下，習總書記提出要主動適應，意味著進一步弱化GDP考核力度。環保執法標準和力度提高不再是掛在嘴上的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3、排汙權交易和總量減排工作會議

會議旨在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推進排汙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研究安排2015年減排工作和“十三五”減排規劃思路，部署了進一步推進排汙權交易試點和總量減排工作的總體要求和具體安排。

會議對下一步排汙權交易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細化完善初始排汙權核定，公平合理確定排汙權。試點地區要於2015年底前保質保量完成現有排汙單位排汙權的初次核定，環境保護部爭取結合“十三五”減排規劃的編制，制定電力、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造紙、印染等重點行業排汙權初始核定技術指南。

    會議指出了下一步總量減排工作的重點。爭取年底出臺《排汙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開展排汙許可條例研究起草工作，爭取在條件成熟時盡快提交國務院法制辦。出臺建設項目總量指標管理辦法。管理辦法已經比較成熟，爭取今年內印發。

    繼續推進排汙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實施重點區域重點行業大氣汙染限期治理。落實環保電價要求。推進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改造。環境保護部正在制定示範項目驗收方案，各地要配合好價格部門，爭取電價補貼政策來推進這項工作，目前江蘇省已經實施了每度電1分錢的超低排放電價補貼，值得各地學習借鑒。

點評：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改造是個極其彪悍的項目，今年剛開始在浙江和神華集團啟動“近零排放改造”試點。所謂近零排放，就是燃煤機組需要達到或者燃氣機組的排放水平。印象中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要推進此類改造，假設正常排放達標需要投入5億的話，近零排放則需要15億。投入巨大而且昂貴，假設僅僅是最富庶的三大城市圈推行超低排放改造，總投資額將達到1500億左右，分成3-5年實現的話，每年約300-500億！到目前為止，全國只有三家上市公司具備“近零排放改造”中最關鍵的濕法除塵技術：龍凈環保（14年試點企業）、菲達環保（14年試點企業）、國電清新。

今年APEC會議上，習總書記親自宣布了中美碳排放新協定。此次會議明確提出推進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改造，恰好契合總書記關心的排放問題，也契合環保部黨委會議提出的工作重點順序：首先是大氣治理，然後到水，最後是土壤。

結論：環保產業，有望迎來春天！主動適應新常態，各地政府對經濟增速的關心下臺階，阻力變小。執法標準和執法力度雙提高，中央政府推動力提高。未來幾年，如果“一帶一路”戰略順利實施的話，修橋鋪路基礎設施建設只是第一步，隨後的產業轉移才是最關鍵步驟。產業外遷需要動力，一方面比較優勢喪失倒逼企業外遷至東北亞、東南亞和中亞，另一方面，環保標準提高會倒逼重汙染企業離開大陸。環保產業大發展的條件已經成熟，放在一路一帶的大格局下考慮問題，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格局下考慮問題，就能明白：地方保護主義的小算盤，只是小逆流而已。在大戰略的沖擊下，必將丟盔棄甲！

資本市場上，環保作為一級行業而言，經過長達四年的盤整後，必將迎來新的輝煌。因為，行業大邏輯拐點，就在眼前。

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環保領域的幾個新提法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939

中央通過養老保險改革方案：一個統一、五個同步 weike369:

來源: http://xueqiu.com/4106327074/34415770

中央通過養老保險改革方案：一個統一、五個同步

2014年12月23日


資料圖


　　今天上午，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代表國務院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做了關於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

　　報告中首次明確，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已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個統一、五個同步。“一個統一”，即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建立與企業相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單位和個人繳費，改革退休費計發辦法，從制度和機制上化解“雙軌制”矛盾。“五個同步”，即機關與事業單位同步改革，職業年金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同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完善工資制度同步推進，待遇調整機制與計發辦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國範圍同步實施。
http://news.sina.com.cn/c/2014-12-23/19283131903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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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依據中央司改精神”的法官遴選 法院領導不能當“評委”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79

抽簽定“評委”：法官與非法官比例，5∶3；下次遴選，需再次抽簽。

考題很犀利：如何避免人情案、關系案？遇到領導打招呼怎麽處理？

差額有點低：11人取10人，入口應打開，從社會上吸納最優秀人才。

站在9名遴選委員面前時，法官黃惠環大腦有些空白。

“你這麽瘦，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很辛苦的，你能幹得來嗎？”

“天天跑步，沒問題。”黃惠環連忙表決心。

這是2014年11月21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遴選工作現場。依照司改方向，未來法官均由法官遴選委員會選出。作為全國司改試點省的廣東，在這個新設立的法院率先試水。

“以前，你都不懂炒菜就來選廚師，肯定選不好。”在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林廣海看來，現在是真正按照職業化要求遴選法官，“讓專業的人來挑選專業的人”。

律師來選法官，行嗎？

2014年11月19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成立。按照廣東省高級法院對外的表述，這是“全國根據最新的中央司改精神成立的首個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會總共有25名委員，主任是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樹堅，此前她曾擔任廣州市中級法院院長，有著近30年法官經歷。其余的24名委員來自4個界別：法官（15名）、法學教授（3名）、律師（3名）和知識產權專家（3名）。

據廣東省高院政治部人士介紹，委員均來自各個行業協會——廣東省法官協會、省法學會、省律師協會和省知識產權研究會的推薦，“我們拿著函，一家家請他們推薦”。

廣東省高院的院領導班子，無一人入選。法官協會推薦的委員中，高院民四庭庭長林廣海是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深圳市中級法院民三庭法官錢翠華的名片上並無任何官銜，但因其長期從事知識產權審判，發表過多篇相關論文，也得到推薦。

“院領導不進遴選委員會，確保公正、獨立。”廣東省高院政治部地方幹部處處長陳東茹介紹。在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看來，專業、權威、中立的法官遴選委員會，可以最大程度地確保法官選拔的含金量。

廣東省律師協會推薦了三名律師，一名是會長，一名副會長，還有一位律師是廣東省黨代表。有著25年從業經驗的律師王波是廣東省律協副會長，分管的正是知識產權領域。

“也有法官跟我表示顧慮，說之前都是法官選法官，這次讓律師什麽的也參與選法官，行嗎？”遴選委員會主任吳樹堅回憶說。但她認為，社會人士參與不僅必要，而且參與度還應提高——“未來不一定是法官來應聘法官，還可能是律師、學者、社會人士。”

知產專家的名單里，包括了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袁有樓等人。“他們不是因為是官員，而是因為是專家，所以參加遴選委員會。”廣東省高院政治部人士說。

“評委”抽簽產生，一次有效

在黃惠環面前一字排開的9名委員，是在11月19日當天從25名委員中產生的。這個遴選委員會的“有效期”只有一次。下一次再選法官，必須再另組。

主任吳樹堅為常任委員，每次遴選都會參與。其余8名委員從其余24名非常任委員中隨機抽選，組成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

寫有每個委員名字的紙條，先交由24名非常任委員自己簽名，再投入抽簽箱，以確保不會作弊。

“我們之前設計過很多種方案，用電腦抽取、用數字彩球來抽等等。”陳東茹回憶說，最後大家認為，還是用最傳統的紙質抽簽方式最可信。

界別分布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抽選的8名委員，法官委員5人，其他委員3人（學者1人，知識產權專家1人，律師1人）。

工作人員特制了一個黑板，劃出界別，每抽取出一個委員，即按抽簽抽出的先後順序，貼在黑板上，現場一目了然。

“很榮幸，律師第一個就抽中了我。”律師王波說，通過觀察，他認為這樣的操作至少能避免傳統內部遴選中人事關系、部門利益糾葛等弊端。

考題：領導打招呼怎麽處理

11月13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遴選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和主審法官遴選公告同日對外發布。

這個新設立法院的法官門檻不低：四級高級法官，或者是正科級滿三年，必須親自審理過500件以上的案子。

“在我們基層法院，這個要求意味著至少是副院長以上才可以報名。”在法院內網上看到遴選公告後，黃惠環悄悄填寫了報名表。她是廣東省清遠市清新區法院副院長，但經常要去參加一些防火、計生等會議，“不怎麽辦案子，水平也下降了”。

由於報名門檻太高，全廣東只有26名法官報名，經過資質審核，真正符合條件、有資格站在遴選委員會面前的，只有11人。而首批主審法官的名額是10人。

11月21日，抽簽選出的遴選委員會委員，與經歷資質審核的被遴選法官，在廣東省高級法院六樓一間大會議室里相遇。

遴選過程不複雜：每位候選法官先自我述職5分鐘，然後回答遴選委員提問，一般會問五六個問題。

“有點像研究生複試的面試。”首次當“評委”的律師王波說。

委員們事前沒作明確分工，資深法官林廣海主動擔負起了考查知產審判基礎問題的角色：你如何理解知識產權的特點？你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裁判思路與分析路徑有何不同？

律師委員王波則問了一些“敏感”的問題。例如，你如何當一名公正的法官？如何避免人情案、關系案？遇到領導打招呼、幹擾獨立審判時你怎麽處理？

一位候選法官這樣回答：“如果他們過問案件，是從專業的角度，我會認真考慮，算是個提醒。如果不是從專業角度，那我會婉言謝絕。”

這位法官獲得了全場一致的高分。

每位委員面前都有一張計分表，按照“專業素養”、“情緒控制”、“語言表達”、“儀容儀表”和“撰寫裁判文書能力”分別打分。

除了“撰寫裁判文書能力”一項根據被遴選法官事前提交的判決書來打分外，另外幾項均根據現場表現。

計分規則也引入了競技體育的計分方式：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然後計算余下七個分數的平均分，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再對被遴選者按分數高低排序。

林廣海回憶，評委們都是專家，意見比較一致，對於同一個法官，沒有出現有人打60分、有人打90分的情況。

“不要依附於任何機構”

遴選只是第一步，“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人選”。之後還有兩道程序：組織考察和人大任命。

12月11日，首批10名經遴選的法官，獲得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12月16日，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掛牌成立。林廣海被任命為副院長。

按照核定的編制，廣州知識產權法院還需要17名法官。林廣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何時再啟動遴選，還需等法院收案之後視實際情況而定。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17名法官，還將由法官遴選委員會來遴選。

“這次我們感覺有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0名法官只能從11人里挑，吳樹堅不無遺憾。她認為，由於這次報名的門檻高，卡住了很多人，沒有了淘汰率，樣本量也不足。“如果是從30個法官里面遴選10個人，會積累更多的經驗。”

在吳樹堅看來，傳統的招年輕大學生進法院，從書記員、助理審判員、審判員一路上來的模式，應該有所改變。未來，中國法官的入口應該打開，以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給法官單獨序列和職業保障，他們才能獨立公正地審案、判案，他們才是真正的法官。”吳樹堅說，法官遴選委員會將承擔更大的責任。

這次遴選試水之後，廣東省啟動了司法改革試點。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遴選模式，也被認為代表了廣東司改的方向。此次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的辦公室，設在廣東省高院政治部，政治部工作人員只是配合遴選委員會做一些事務性工作。

按照中央司改部署，接下來全國各省份都將成立省一級法官遴選委員會，統一遴選全省的法官。

三個月前南方周末曾報道，除了上海之外其他五試點省市報送的方案，均由省委政法委主導法官遴選委員會（詳見南方周末2014年9月25日《學者建議由人大主導法官遴選》）。從最近陸續公布的情況來看，湖北等試點省最終將法官遴選委員會辦公室設在了省級高院。

吳樹堅認為，未來的省級法官遴選委員會，可參考廣州知產法院的模式，不設立如政法、組織等行政色彩太濃厚的部門，“我個人認為（遴選委員會）不要依附於任何機構”。

中央深改八次會議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98

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報道，習近平30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他強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

會議指出，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關部門還完成了108個改革任務，共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要加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抓緊健全境外追贓追逃工作體制機制。

會議還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多處提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但未提及“公安改革”。

“2014年中央深化改革”回顧

今年改革任務：

2014年，中央深改組一年召開了8次會議。

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08個改革任務，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今年改革成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呈現出全面播種、次第開花的生動景象，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進展。

經濟體制改革：領先推進

民主法制改革：協調推進

文化體制改革：積極創新

社會事業改革：統籌推進

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標本兼治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穩慎探路

黨的紀檢體制改革：立行立改

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今年改革舉措（部分）：

2014年5月 中央再發文整治會所歪風。

2014年6月 政治局通過《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2014年7月 國務院發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中辦、國辦發布公車改革方案，副部以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

2014年8月 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

2014年9月 《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2014年10月 中央審議通過《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

2014年11月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向社會征求意見。

2014年12月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中紀委將首次向中辦、國辦等派紀檢組。《居住證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發布，明年3月施行。

明年改革部署：

會議通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1.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

2.要重點提出一些起標誌性、關聯性作用的改革舉措。

3.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找出來，把需要闖的難關、需要蹚的險灘標出來。

4.加強對跨區域跨部門重大改革事項協調，一鼓作氣攻克難點。

5.要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堅持速度服從質量。

6.對已出臺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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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說】地方壞賬，中央緣何需兜底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992

2015年1月5日，新一輪地方債統計匯總上報中央政府，眾所矚目。

前兩輪地方債統計，分別截止於2010年底和2013年中，彼時的靜態數字為10.7萬億和17.9萬億。相比於前兩輪，新一輪地方債的數字，或將大幅增加。一個圈內流傳的數字，是40萬億。

前兩輪地方債統計之時，多報債務，可能會影響仕途，地方政府主官傾向於少報。此番統計，卻面臨地方債解包關口，只有多報，才能為地方日後發展卸下包袱。

解包關口，已被中央劃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力財稅體制改革之後，半年前的政治局會議決定，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重點工作和任務。那麽，解開地方債這一沈重包袱的時間，就只剩下了一兩年。

如果2014年GDP增速為7.4%，全年GDP總量就約為61萬億，地方債總規模果真逼近40萬億的話，這個包袱相當沈重。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希望對方“多背一些”，其心情可以理解。

2014年秋天，中央政府制定的、事關地方債的國務院43號文提出，中央政府以不救助為原則。但是，如果考慮到單一制國家的現狀、上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部分扭曲、上一輪宏觀調控的負面效應，對地方債的壞賬部分，筆者認為中央政府責無旁貸。

和聯邦制國家不同，中國為單一制國家。地方組織法明文規定：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也就是說中央政府有權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社會等管理權限發號施令。例如，200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決定了“湖南嘉禾拆遷”和“江蘇鐵本事件”的命運。

通俗地講，既然老子有權插手成年兒子的家事，那麽，老子也就對兒子負有兜底義務，哪怕幾個兒子競相花天酒地。

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中央政府事權少而財權多，地方政府事權多而財權少，而預算法又從未允許地方政府舉債，在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客觀上放大了“變相地方債”的需求。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地方存在著大量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其回報率幾近為零，除了以代際回報為原則發行地方債券，以時間換空間，別無他途。

現實壓力下，對發行地方債券的這一需求，國務院43號文也予以承認：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權限。經國務院批準，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適度舉借債務。

除了“開明渠”，中央政府還試圖重構央地關系，以期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即財權）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半年前的政治局會議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問題是，發生於2015年1月5日之前的地方債務，是“非現代”財政制度的產物，中央政府理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支出責任上移的原則，更多地承擔起支出責任，同時，為此前應該承擔而沒有承擔的支出責任埋單。

最後，如果細究這一輪地方債急劇膨脹的成因，又與中央政府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直接相關。本來，金融危機之時，中國並非受創最重的國家，但卻出手了最重最快的宏觀政策。2004年那一輪宏觀調控之後，地方報到中央的諸多投資項目，很大一部分卡在了手握審批大權的發改委那里。2008年四萬億政策出爐之後，這些原本被“關起來”的項目，突然間借道潘多拉魔盒的開啟，以地方融資平臺為載體，雨後春筍般地再現人間，地方債務壓力由此沈重。

彼時，GDP仍是地方主官的首要考核指標，如果鄰縣鄰市舉債大發展，自己不跟上，等於在仕途上掉隊，“誰不舉債誰傻瓜”之說不脛而走。

或許有人會說，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臺為預算軟約束主體。但是，四萬億之後，企業負債增速和規模，甚至超過地方債，這也是今日宏觀經濟乏力的根源之一。既然精明的企業家在四萬億大潮之中都難以獨善其身，地方政府就更難幸免。

40萬億地方債務當中，如果資產重組（以公私合作為代表，即PPP）等措施得當，呆賬壞賬部分可能不足10萬億。這部分債務，恐怕是中央政府無法逃避的償債義務。

古往今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總是處在恒久的博弈之中。尤其是新的財稅框架，也就是新的央地關系框架尚未形成的這一兩年間，由於邊界不清，央地博弈會更為激烈。處理了存量債務的包袱，新的財稅制度才會輕裝上陣。央地雙方掰手腕的結果，如前文所述，將在2016年初現，並在2020年塵埃落定。

（作者為財經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