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5日，新一輪地方債統計匯總上報中央政府，眾所矚目。
前兩輪地方債統計，分別截止於2010年底和2013年中，彼時的靜態數字為10.7萬億和17.9萬億。相比於前兩輪，新一輪地方債的數字，或將大幅增加。一個圈內流傳的數字，是40萬億。
前兩輪地方債統計之時，多報債務，可能會影響仕途，地方政府主官傾向於少報。此番統計，卻面臨地方債解包關口，只有多報，才能為地方日後發展卸下包袱。
解包關口，已被中央劃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力財稅體制改革之後，半年前的政治局會議決定，2016年基本完成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重點工作和任務。那麽，解開地方債這一沈重包袱的時間，就只剩下了一兩年。
如果2014年GDP增速為7.4%，全年GDP總量就約為61萬億，地方債總規模果真逼近40萬億的話，這個包袱相當沈重。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希望對方“多背一些”，其心情可以理解。
2014年秋天，中央政府制定的、事關地方債的國務院43號文提出，中央政府以不救助為原則。但是，如果考慮到單一制國家的現狀、上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部分扭曲、上一輪宏觀調控的負面效應，對地方債的壞賬部分，筆者認為中央政府責無旁貸。
和聯邦制國家不同，中國為單一制國家。地方組織法明文規定：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也就是說中央政府有權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社會等管理權限發號施令。例如，200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決定了“湖南嘉禾拆遷”和“江蘇鐵本事件”的命運。
通俗地講，既然老子有權插手成年兒子的家事，那麽，老子也就對兒子負有兜底義務，哪怕幾個兒子競相花天酒地。
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中央政府事權少而財權多，地方政府事權多而財權少，而預算法又從未允許地方政府舉債，在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客觀上放大了“變相地方債”的需求。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地方存在著大量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其回報率幾近為零，除了以代際回報為原則發行地方債券，以時間換空間，別無他途。
現實壓力下，對發行地方債券的這一需求，國務院43號文也予以承認：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權限。經國務院批準，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適度舉借債務。
除了“開明渠”，中央政府還試圖重構央地關系，以期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即財權）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半年前的政治局會議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問題是，發生於2015年1月5日之前的地方債務，是“非現代”財政制度的產物，中央政府理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支出責任上移的原則，更多地承擔起支出責任，同時，為此前應該承擔而沒有承擔的支出責任埋單。
最後，如果細究這一輪地方債急劇膨脹的成因，又與中央政府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直接相關。本來，金融危機之時，中國並非受創最重的國家，但卻出手了最重最快的宏觀政策。2004年那一輪宏觀調控之後，地方報到中央的諸多投資項目，很大一部分卡在了手握審批大權的發改委那里。2008年四萬億政策出爐之後，這些原本被“關起來”的項目，突然間借道潘多拉魔盒的開啟，以地方融資平臺為載體，雨後春筍般地再現人間，地方債務壓力由此沈重。
彼時，GDP仍是地方主官的首要考核指標，如果鄰縣鄰市舉債大發展，自己不跟上，等於在仕途上掉隊，“誰不舉債誰傻瓜”之說不脛而走。
或許有人會說，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資平臺為預算軟約束主體。但是，四萬億之後，企業負債增速和規模，甚至超過地方債，這也是今日宏觀經濟乏力的根源之一。既然精明的企業家在四萬億大潮之中都難以獨善其身，地方政府就更難幸免。
40萬億地方債務當中，如果資產重組（以公私合作為代表，即PPP）等措施得當，呆賬壞賬部分可能不足10萬億。這部分債務，恐怕是中央政府無法逃避的償債義務。
古往今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總是處在恒久的博弈之中。尤其是新的財稅框架，也就是新的央地關系框架尚未形成的這一兩年間，由於邊界不清，央地博弈會更為激烈。處理了存量債務的包袱，新的財稅制度才會輕裝上陣。央地雙方掰手腕的結果，如前文所述，將在2016年初現，並在2020年塵埃落定。
（作者為財經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