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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停止標售國有土地、都市更新停滯不前,大台北地區大面積住宅區與商業區土地取得愈來愈不易,頓時讓過去被視為票房毒藥的工業區土地成為養地大戶新樂園,其影響,是讓真正有需求的製造業者﹁無地自容﹂。 撰文‧梁任瑋 奢侈稅開徵即將滿兩年,當外界以為短線炒房投資客已銷聲匿跡之際,䒷面下,卻有一塊死角是奢侈稅課不到的禁地,這正是過去被視為房地產市場票房毒藥的工業區土地。 新北市一家工業電腦上市公司老闆,近日為了尋找擴廠土地,廣泛蒐集各處地價,這才發現,新北市工業區土地貴得嚇人,以五股工業區為例,每坪地價已漲至近一百萬元,較兩年前上漲了一倍。 原本想用時間換取空間的他,曾經向外圍往新北市邊緣林口華亞工業園區、土城頂埔找地,「沒想到那裡工業區土地也不便宜,一坪喊至三、四十萬元,土地愈找愈貴,真的是一肚子火!」「破銅爛鐵」悄悄漲二、三○%「那個價格吞不下去啦!」他拿出計算機按了按數字,以林口、土城工業區土地容積率二一○%換算,每坪三十萬元的土地,容積單價就要十五萬元,再加上每坪營建成本十萬元,等於每坪興建廠辦的單價高達二十五萬元。這個數字,對毛利率不超過五%的電子廠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 這位電子廠老闆無奈表示,製造業很依賴資深技術人員,很多人建議他往桃園、中壢設廠,但他也要考慮員工上班通勤距離,深怕廠一遷走,員工連帶流失,「現在已經不好找人了,如果還要搬到中南部,解決土地問題,恐怕還要擔心缺工問題。」如今,北台灣工業區土地究竟有多夯? 今年初,新北市政府為了替回台設廠的台商媒合找地,特別成立了「工業用地供需服務資訊網」,網站開張沒多久,點擊次數已經超過一萬多次。 此外,三月七日,鋼鐵業者青鋼金屬以三.二億元處分五股工業區廠房,以土地面積三四八坪換算,每坪單價高達八十六萬元,寫下五股工業區土地新天價。 戴德梁行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顏炳立指出,最近這一年,北台灣工業區土地產生結構性變化。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地段好的第三種工業區土地,一坪都開價二百六十萬元,五股也漲至八、九十萬元,連去年才十三、四萬元的中壢工業區,現在都站上二十萬元,這些土地以前是不被市場重視的「破銅爛鐵」,不過,今年已上漲二、三○%,他直接用「凶悍」兩字形容工業區土地的漲幅。 實際走一趟新北市五股工業區,只見新五路兩側蓋滿了不起眼的鐵皮屋工廠,除了出租倉庫之外,甚至還有人在經營垃圾資源回收場,完全看不出來這個區域的地價已經站上每坪百萬元行情。 「別小看五股、泰山一些外觀不起眼的鐵皮屋,台商搶這些土地可是搶瘋了,三年前這裡不過一坪五十萬元,因為供需失衡,讓這些工業區土地價值翻倍。」專營五股廠辦買賣的仲介業者地王不動產業務員透露。 集資買進再切割 轉手獲利高「大家都是在養地!」當地一位土地代書說,在五股、泰山經營工廠的老闆都不是真正的地主,因為五股地理位置處於捷運環狀線西、北段銜接處,未來捷運機場線也將通車,成為大新莊重要的交通樞紐,「慶祝行情」早已提前上演一、兩年。 甚至有「職業級炒手」知道新北市的工業區物流土地極缺、廠商的需求強烈,以集團式手法收購工業區土地囤積,所以才會看到一坪百萬元的土地,卻拿來當資源回收場的浪費景象。 事實上,工業區養地的亂象新北市政府並非毫無所悉,連新北市經發局都清查出,目前新北市閒置的工業區土地有四五五筆、約十九公頃;廠房二四六筆,約八公頃。但也因為向民間徵收土地的困難度愈來愈高,此刻要新北市政府再開發新的工業園區,更加不易。 據了解,這群工業地職業級炒手鎖定新北市、桃園一帶的農地或工業地,因為背景多半是當地的不動產業者,對於區域行情、地主身分瞭若指掌,也比外地人敢投資。 最常見的手法就是以「集資」方式合夥,鎖定遭法拍的舊廠房,買進後先將建築物拆除,再切割成十數筆「素地」銷售,因為是「非都市計畫內的工業地」,所以在兩年內交易,一毛奢侈稅都不用繳。 更誇張的是,這類型案件如果是一年內交易,土地公告現值未調整,根本不用繳土地增值稅,再加上我國土地交易不用繳營業稅、所得稅,一年內轉手獲利率可高達五、六成。 仲量聯行投資部副總經理吳瑤華說,北台灣工業區土地飆漲的另一個原因,是建商看好土地變更的機會,只要是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大面積工業區土地都很搶手,這個現象,在原本就是傳產業大本營的桃園縣更明顯。 去年曾幫偉聯科技處分中壢廠土地給中壢客運的吳瑤華說,現在桃園超過萬坪以上的工業區土地,根本沒有地主拿出來賣,不只地主惜售,桃園本地的開發商也積極收購,甚至還有投資客專門買大面積工業地,再切割成小塊地出售,每坪單價都喊至十三至十八萬元。 桃園甚至有房仲業務員每年光靠服務幾位大咖投資客買賣農地,就連年拿下全公司業績第一名,「一塊土地一年內轉手五、六次,投資客完全不用繳稅。」場景轉到台中工業區,中部製造業者同樣面臨一地難求的困境,在看似工具機業景氣大好的強烈需求下,不為人知的卻是工業區廠商嚴重的養地問題。 放任搶地、養地、炒作地價台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張光瑤指出,很多台商向他抱怨,中部幾座新興工業區,每次招商就搶破頭,甚至有廠商抱持新股上市抽籤的心態進場搶地,只要搶到土地之後就轉手出售,讓真正急著建廠的廠商被排擠在外。 他說,中部三大新興工業園區招商兩年時間過去了,甚至還有得標廠商無任何建廠動作,至少有一半空地閒置在那裡,主管機關視而不見,不去抓養地的廠商,放任地價被炒作。 他甚至更直接地表示,目前只有中科沒有養地的情形,因為主管機關是國科會,不容許廠商炒地皮,但其他針對機械業招商的新興工業區,都有養地的問題,最好的作法是政府應該祭出公權力介入,「不開工,就收回。」事實上,台灣工業區土地浪費的問題,監察委員早已發現。 二○一二年監委周陽山、李炳南、馬以工就曾公布一項調查報告指出,全台已開發的九千五百餘公頃工業區土地,還有五○二.一二公頃在養蚊子,而尚未公告租售的設廠用地有一一五六.一五公頃,顯見工業區土地閒置的問題有多嚴重。 監察委員認為,造成台灣工業區土地閒置的原因在於政府開發工業用地缺乏整體規畫,又缺乏跨部會協調機制,造成各園區間相互競爭及供需失衡。如今,奢侈稅造成的「工業區養地」風潮日熾,恐怕會讓台灣工業區土地浪費的情況雪上加霜。 綜觀工業區用地閒置怪象,從房地產市場探討,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批評,奢侈稅開徵以來只讓交易量下滑,但房價依舊在高檔,很明顯,就是有辦法的人還是不用繳稅,尤其非都市計畫內土地居然不用繳奢侈稅,更是稅制上的一大漏洞。這個破網如果不在奢侈稅滿兩年之際檢討,只會造成更大的居住不正義。 工業區土地被投資客與養地大戶控制,讓真正有需求設廠的廠商無立足之處,政府卻視而不見,完全無法可管,背後所衍生的產業衝擊,恐怕已不是只單純設置一個供需服務資訊網站,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漲很大! ——北台灣工業區土地行情在奢侈稅開徵前後變化區域 奢侈稅前(2011年) 目前(2013年) 漲幅(%)新北市五股工業區 48 8679.00 桃園縣平鎮工業區 6~7 10~13 40.90 新北市林口工業區 10~15 15~20 40.00 台北市南港經貿園區 6590 38.00 新北市土城工業區 27 37 37.04 桃園縣龍潭工業區 3~4 5~6 36.40 桃園縣中壢工業區 8~10 12~1635.70 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 100 130 30.00 新北市樹林工業區 18~20 20~24 15.79 單位:萬元╱坪 資料來源:台灣房屋 |
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國閒置土地3.55萬公頃,其中房地產閒置土地1.07萬公頃,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5成。7月11日,在全國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工作會議上,國土部透露了上述信息。
據《經濟參考報》7月12日報導,7月11日,在江蘇省常州市召開的全國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工作會議上,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強調,清查閒置土地將是國土部下半年的一項重點工作。胡存智稱,企業「囤地」、「圈地」的問題必須引起重視,採取措施進行預防,對違規行為必須進行嚴肅查處。
胡存智介紹說,當前的土地市場存在著供地者和用地者達成「默契行為」,「通過違規出讓等手段,導致大量土地囤積在用地者手中,長期不開發或開發不足。其中既包括房地產用地,也包括其他用途的土地」。
他說,國土部已經選擇了可能存在上述情況的「特殊」地塊284宗,正在對這些地塊進行調查分析。
據國土部2012年6月頒發的《閒置土地處置辦法》規定,出讓後未動工開發滿一年的建設用地可被視為閒置,並可按土地出讓或者劃撥價的20%征閒置費;未動工開發滿2年的,可無償收回使用權。
胡存智稱,國土部已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制度,並計劃於2014年1月1日起正式運行。
據《常州日報》7月12日報導,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制度就是通過建設項目信息公示、開竣工預警提醒、開竣工申報、現場核查、跟蹤管理、竣工驗收、閒置土地查處、建立用地誠信檔案八項措施,實現建設用地批後開發利用的全程監管。
消息還透露,早在2012年6月,國土資源部就全面開展全國土地利用動態巡查試點工作,確定了常州、海寧、合肥、瑞金、臨沂、東莞6個試點城市,常州是首個正式啟動試點工作的城市。
本次會議上,國土部還要求,閒置土地處置的每個環節都要錄入監管系統,向社會公開,及時抄送金融監管等部門。
國土部的資料顯示,《閒置土地處置辦法》下發以來,各地國土部門對閒置土地進行了全面梳理,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處置方案。
在7月11日下午的媒體通氣會上,國土部土地利用司市場處處長王薇透露,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國閒置土地3.55萬公頃,其中房地產閒置土地1.07萬公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五成。
事實上,近期亦有多起政府收回「地王」的情況發生。
7月5日,據南京市國土資源局公告,總價56.2億的中冶置業南京濱江2號地被終止出讓。該地去年11月30日被中冶置業控股公司以56.2億元高價拿下,成為當時南京市的「地王」。
6月底,雅戈爾宣佈退出杭州城西申花板塊兩幅地塊。這兩塊地是2010年杭州市的「地王」項目之一。當時,雅戈爾分別以12.56億元和11.65億元的價格拿下。
5月份,武漢市國土局也發佈公告,宣佈無償收回4宗黃金地段地塊。其中,位於精武路一商業服務業用地合同簽訂時間長達近20年,至今仍是一塊「淨地」。
據《新京報》11日報導,業內人士稱,持續的樓市調控政策擠壓了房地產業的利潤率,一些開發商資金壓力加大,如果開發出來,虧損可能遠超過預付定金,所以甘願地塊被收回。
儘管如此,但也有市場人士介紹,面對政府的嚴控政策,開發商仍有「對策」。有開發商拿地後,找來另一家公司,虛構債務關係,以土地作為質押,債權方再提起訴訟,地塊就作為標的物被凍結無法開發,或找出拆遷遇阻、規劃變更等理由,就輕鬆地申請到延期開發。
從2005年至今,從謹慎探索到大規模運營,合作開發逐漸上升為萬科的主流開發模式。合作開發模式讓萬科以最小化的槓桿撬動起更多的土地和金融資源,並帶來銷售規模的急劇擴張。
甚至可以斷言,萬科銷售規模在短期內從500億到1000億的快速裂變,以及資產收益率的不斷提升,在根本上都有賴於合作開發。
合作為王
在剛剛過去的兩個月內,萬科拿下的三個「地王」中有兩個都與合作開發有關,在土地市場上構建利益共同體顯然是合作開發的重要方式。
6月27日,萬科聯合保利以53.7億元價格競得重慶江北區溉瀾溪地塊,此後7月3日又聯合上海張江集團以總價48.7億元摘下一幅位於上海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中的商住地塊,創下兩個總價地王紀錄。
對於萬科而言,合作開發顯然是提升拿地能力和規避「地王」的可行路徑,因為開發商聯合拿地在客觀上可緩解競價壓力。
萬科的合作模式靈感來自萬科的行業標竿美國帕爾迪房屋公司,帕爾迪在上世紀末通過5年的合作和合併成為美國最大的房地產商。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根據歷年年報資料整理髮現,2005年萬科有48.3%新增項目是通過合作方式取得,這一比例在2006年上升至62%,此後仍在不斷上升,2010年萬科75%的銷售收入來自合作項目,2011年和2012年合作項目比例分別佔73%和60%。
與土地方合作,與資金方合作,顯然是萬科合作開發的主要對象,這在根本上取決於萬科的利益訴求:獲取土地資源和金融資源。
縱觀萬科這些年的合作夥伴,幾乎涵蓋了國有開發商、上市房企、地方龍頭房地產開發企業,甚至城投公司。
這些公司通常是有代表政府行為的擁有土地處置權的公司,或者開發模式成熟的品牌開發商,但私人公司或規模較小、資信較差的民營企業較少。
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這些公司往往在一定區域市場上都擁有特定的資源獲取能力,比如在北京與中航集團、中糧地產、首開股份合作,在上海與綠地合作,在天津與天津港集團合作,在華南與保利地產(600048.SH)、招商地產(000024.SZ)攜手,在重慶與渝開發聯姻,在云南與俊發集團合作等。
優先考慮與土地方的合作模式,這是萬科合作開發的重要原則,在項目資金投入上,至少降至獨立開發的60%以下,這個過程中則會優先選擇設立項目公司模式,其次是合作建房模式、股權收購模式。
與資金方合作,則優先選擇聯合競買。此外,萬科在合作開發過程中還會通過控制付款節奏控制合作風險,控制經營管理權。有與萬科合作過的公司透露,萬科對合作項目的內部收益率原則上不低於18%,投資收益率不低於20%。
合作槓桿效應
萬科集團總裁郁亮多次在公開場合均強調,合作開發模式是萬科的發展所需,全面合作是大的前提,也是長期不變的策略。
至於為什麼要合作,郁亮在今年2月28日的媒體會上再次坦言:「我們沒錢呀,市場沒錢給我,所以我們一分錢要分成兩半跟人合作。」
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這也是萬科合作開發的核心驅動力。以2011年情況來看,萬科當年全年新增項目71個,其中42個為合作項目;所有項目中合作方權益比例與萬科權益比例平均為1︰2,合計節約土地款166億元。
萬科董秘譚華傑曾經歸納,合作開發的好處至少有三點,首先可以使公司的經營範圍拓展到更多的細分市場,減少個別市場未來變化的不確定性,有效分散風險;此外,可以擴大集中採購的規模,增強公司在採購環節的議價能力,體現規模效應。
顯而易見,萬科在售項目通常會高於同區域項目價格10%左右,萬科品牌在市場上極具影響力,成為區域市場風向標,周邊項目採取跟隨策略,以萬科項目為目標進行價格和銷售策略調整。
另外一個重要好處是,許多項目完全由萬科操盤,並使用萬科的品牌,在收益分配上萬科可以得到一些相應的補償。
以萬科當年與華潤合作為例,萬科提出向華潤收取綜合管理費用,該費用按項目銷售收入的3%在項目公司中列支;對於以出租為目的的非住宅物業,該費用按不低於物業開發成本的3%在項目公司中列支。
這相當於輸出品牌和管理,萬科還有超額利潤可供分配,最終提升萬科的股東回報率,在財務報表上體現為ROE的提升。
作為資源擴張的另一手段,萬科在合作開發的同時還不斷展開行業併購,其主要目的是獲取併購對象的土地資源。
但郁亮表示,通過併購來拓展開發資源對萬科來說已經沒有太大可行性,萬科依然會堅持合作開發方式推動規模發展。
郁亮曾高調指出,以前找合作夥伴是找有錢的,後來是找有地的,現在發現錢和地都可以,人也可以,「有些是個別項目賣給我們,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是在和各類資源的所有者進行合作。目前,萬科有更多更廣泛的合作,央企、民營、個人、國內外、大小公司都有,股權1/2可以,1/3、1/4都可以。」
合作暗藏隱憂
但合作開發並非毫無隱憂。毫無疑問,合作開發模式的好處在於能以更小的槓桿撬動更多的土地資源、項目融資和銷售擴張,但這種模式也注定利潤增速趕不上收入增幅,近幾年萬科利潤增幅遠不及銷售增幅。
尤其是合作夥伴的不斷增多,直接增加了萬科的投資風險。2011至2012年,河北香河項目和成都五龍山項目,暴露出萬科合作開發的潛在危機。
2011年5月,香河多幅土地違規被曝光。24日,河北省監察廳對香河縣土地違規案9名責任人做出處理,其中香河縣縣長被建議免職。
在這一土地風暴中,萬科在香河的項目萬科歡慶城因涉違規土地被叫停,後萬科方面以退地、賠償購房業主了結。
四川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案件,最終牽涉成都市遠郊一處房地產項目,即與五龍山項目土地出讓有關。此地塊雖為萬科收購同泰公司股權,並通過招拍掛合法取得五龍山項目土地,但亦讓萬科難逃虛驚。
無論是成都還是香河,萬科被捲入違規土地的項目,均與對外合作相關聯。香河項目是與五礦集團合作,而成都項目則是與成都同泰合作。
此外,萬科希望通過合作開發打通陌生區域的市場,但有時也難免遭遇陷阱,萬科在珠海房地產市場上曾有不小的教訓。
最直接的問題是,萬科合作開發過程也是培養更多具有潛在競爭力對手的過程,這些合作夥伴也許在未來就是萬科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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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地方發展旗號,苗栗縣政府再次出動怪手,輾過大埔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園。在號稱先進國家的台灣,這種不文明的場景不斷出現,原因在於,我們的土地徵收制度實在不太文明。 撰文‧鄭閔聲 七月十八日上午,三年前鏟平農地的怪手再次開進竹南大埔,準備拆除被劃入都市計畫區內,卻堅拒拆遷的四戶民宅。當靜坐的居民學生被優勢警力架離後不久,水泥建築也在鋼鐵機具摧殘下崩毀,抗議者只能無奈地搖搖頭說,「小老百姓怎麼和政府對抗?」標榜自由民主、號稱進入先進國家之林的台灣,難道找不出更文明的方式,處理必要公共建設的土地徵收程序?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認為,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至少有「公共利益遭濫用」、「程序不正義」、「補償不成比例」等三大不合理,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仍未確實導正問題。 公共利益遭濫用 住商用地大 有炒作之嫌? 已被拆除的張藥房原址,如今鋪上嶄新的柏油,一旁三年前被鏟平的農地,現在成了景觀綠地;附近不少農舍已經轉手,改掛起開發公司招牌,方圓一公里內,至少就有五間類似店面,等著收購土地改建。在這些打著「為您開啟幸福之門」口號的土地開發公司看板之間,穿雜著「家破人亡、誓死抗爭」的布條,顯得格外諷刺。這起都市計畫案,離真正的「公共利益」仍十分遙遠。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廖本全就認為,都市計畫區人口達成率僅六成的苗栗縣,在大埔開發案中劃定了一六五公頃的新訂都市計畫範圍,卻僅有二十八公頃是「園區事業專用區」,其餘皆為住商用地,顯然是藉發展之名,行土地開發炒作之實。 政大地政系教授陳立夫也早在二○○五年的研究中即指出,台灣向來輕率發動土地徵收,原因在於制度面欠缺嚴謹判斷,對於何謂「應有公共利益」?何謂「保障私人權益的程序」,皆無具體的判斷準則。 在美國,徵收計畫是否確實符合公益,須由法院進行最後裁決。但在台灣,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的適用事業除了國防、交通、水利、教育以外,還包括「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徐世榮感嘆,「土地徵收在外國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但在台灣,少數人憑著抽象的『公共利益』,就能大肆徵地。」 程序有瑕疵 有爭議時中央無法介入裁判英、美、德、日等國皆規定,地方政府徵收土地之前,必須進行不同的公聽、審議程序,中央機關或司法系統,對開發計畫有最終的准駁權力。唯獨台灣,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由地方擬定,雖須送中央核准,但中央一向「尊重地方職權」,從前任閣揆吳敦義的白紙黑字保證,都不能維護大埔四戶原屋原地保留就可得知,中央形同放任地方各行其是。 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雖規定,徵收土地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特定農業區經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舉行聽證。但由地方主辦的公聽會通常徒具形式,唯有中央舉辦聽證,並保留最後裁量權,才能節制地方濫權。 然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認為,若所有土地徵收皆進行聽證,或由中央政府代辦公聽會,業務量將超出政府所能承擔範圍。也就是說,未來當人民與地方政府發生土地徵收糾紛時,法令依舊沒有提供任何「中央介入裁判」的保障。 此外,補償價格與地主實際損失不成比例,也是台灣土地徵收制度的另一大弊病,︽土徵條例︾修法前,政府皆是以遠低於市值的公告地價加四成作為收購價格。以張藥房為例,縣府補償金總額才區區二十四萬元,恰好折抵怪手代拆費用。 補償不成比例 政府以超低價取得私有土地徐世榮指出,台灣徵收土地的補償金額,比起先進國家,簡直低得不可思議。例如德國政府認為,徵收土地是對人民憲法權利的侵害,因此應給予超過土地現值的補償,德國巴伐利亞邦甚至明確規定,徵收土地時給予居民市價五倍的補償;美國政府也多採「協議價購」方式,以高於市價金額向民眾購地。 儘管行政院號稱︽土徵條例︾修法後,土地徵收已能做到「市價補償」。但仔細觀察法條後發現,新法規定地方政府應定期調查地價動態,每六個月將變化幅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也就是說,地價仍是由政府評定,並非市場交易金額,且充滿人為操作空間。 區段徵收則是近年來政府徵收土地的一大利器。所謂區段徵收,指的是政府圈起一大片土地進行建設,土地被徵收的民眾,可選擇在同一區段內換領「等值」土地作為補償。 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蔡培慧說,區段徵收幾已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的工具。由於區段徵收能用抵價地代替徵收補償費,故政府不必事先支付龐大補償費,可有效降低開發成本;美其名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繁榮成果,但政府得以取得大量配餘地標售、標租、設定地上權,民眾對換領地面積、位置則毫無決定權。 以大埔徵收案來說,苗栗縣府提供的抵價地雖在同一「區段」內,許多卻是位於墳場、電塔附近的畸零地,根本無法興建住宅,但民眾只要一經同意徵收,即再無轉圜空間。 儘管江宜樺出面信心喊話,強調修正後的《土地徵收條例》內容已包含抗爭團體多數訴求,期盼未來不再有不當徵收土地的情形發生;然而,從法令仍無力約束的荒誕問題看來,民眾還是只能自求多福。 |
在今年糧食價格總體走軟的背景下,美國主要產糧區農地價格持續上漲。美聯儲低利率和缺乏其他投資選擇,導致富有農戶不得不囤積田地。
堪薩斯聯儲週四報告,2季度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農地價格年比上漲了25.2%,這是連續第九個季度漲幅超過年化20%。
芝加哥聯儲的另一份報告指出,包括伊利諾斯州和印第安納州的土地價格環比增長了17%。
但是農產品價格今年的走勢卻不支持農地飆升。
今年美國玉米收成預計將創歷史新高,而美國環保局(EPA)表示將首次提議降低替代能源(乙醇)的強制消費要求,這有可能將進一步減少對玉米等生物能源作物的需求。
在廣泛預期糧食收入將會下跌之時,土地價格程急劇增加之勢頭,將進一步引發關於農地價格的辯論:
這就是農業經濟出現根本性好轉,還是被人為壓低的利率環境導致的泡沫?
堪薩斯聯儲在報告中警告:「預期由於玉米和大豆等作物未來數月價格或急劇下降,預期農民收穫收入可能下降,但是目前作物收入和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均已經下降,但是二季度農地價值仍然在飆升」。
堪薩斯聯儲的解讀認為美國農場主整體相對富裕的財富水平,加上低利率和缺乏可替代的投資選擇,相比較農作物收成是推動農地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
FT認為到目前為止,對美國農地泡沫的憂慮仍然被下述三個事實掩蓋:
農場主的債務相對資產仍然相對較低,投機者只是少數,而糧價仍然相對較高。而本季度堪薩斯地區農地貸款利率小幅上漲至5.38%,這是兩年多以來貸款利率首次上漲。
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農場與農工之間,土地權屬糾紛、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越積越多,卻囿於體制與財力之限而無力解決。三十多年來,黑龍江農墾始終在苦苦尋找著改變之道。
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
2013年7月,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就黑龍江農墾中的土地等問題向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因為此前一年,綜改辦曾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當月,二十多位農工還在北京辦了一場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問題研討會。
這群農場農工來自北大荒,曾經的流放之地。他們的身份頗為詭異,既是農場職工,又是土地承包者。除了上交土地承包費之外,還得接受農場的各種計劃方式的指令。而農場既承擔著非生產人員的工資、農場職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又需要為部分政府職能出錢,總是收不抵支,而將許多負擔事實上壓在土地承包者也就是農工的肩上。
在北大荒,167萬人都靠著這塊黑土地吃飯。這裡每年產出的糧食佔全國的1/30,從這裡運出去的糧食佔全國各省糧食調出總量的1/4。但這裡的114個國有農場與農工的矛盾衝突,近年來卻有增無減。
到了1983年,北大荒墾區農場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王木存的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北大荒第一批國營農場出現於1947年,在其早期建設者中,有王震率領的8.15萬從朝鮮戰場復原的轉業官兵、被下放的「右派」,還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54萬知識青年。
1983年之前,各個農場完全遵循著國有企業的運行模式,有盈利上交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生產隊是農場最小的生產單位,農場職工被分配在各個生產隊裡,由農場統一發工資。74歲的858農場職工王木存回憶說:「每天的工作由生產隊隊長統一安排,到了田間,發現活幹不了,也不能回來。」
到了1983年,時代變了,安徽小崗村率先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全國鋪開,北大荒墾區農場也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
王木存向生產隊借了一台拖拉機、一台小型車,承包了2200畝地,帶著全家5口人,組成一個承包小組。農場不給承包小組發工資,到秋收的時候,除了交「公糧」(即農業稅)之外,每畝地交給農場17元租金。
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木存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經營不善的承包小組也比比皆是,於是出現了掛賬現象。黑龍江農墾總局副巡視員劉錫榮曾在《關於黑龍江墾區家庭農場欠款掛賬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墾區家庭欠款掛賬由1984年的0.45億元,上升為1988年的9.35億元。859農場的農工於文珍透露,她名下掛了近30萬元的欠賬,退休後,從養老金中逐月扣除。
不得已,兩年後開始,大批家庭農場重新回歸了生產隊。
當時,由於糧食價格不高,種地總是賠錢,職工的積極性不高,大片的土地荒著沒人種。農場就到周邊的農村招一些農戶到北大荒種地,還能解決戶口。52歲的張桂榮,就是在1989年從內蒙古敖漢旗來到北大荒的青龍山農場,承包了300畝地。
一直到了2002年,土地承包制才在黑龍江墾區農場全部落實到戶。墾區實行「四到戶,兩自理」,即通過承包租賃的方式把土地使用權明確到戶;農機到戶;核算到戶;盈虧風險責任到戶。家庭農場生產費和生活費全部自理。
據張桂榮回憶,2006年前,農業稅20元/畝,土地承包費90元/畝,每畝地總共要給農場交110元。扣除稅費,每畝地能賺上500元。
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2005年12月29日,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退出歷史的舞台。但出人意料的是,農工的負擔反而從此變得更重了。
這一年,黑龍江農墾總局——也就是這些耕地的最高管理者——曾出台18號文件,規定規模田承包費每三年可在10%的幅度內上下調整。
兩年後,該局又出台了《關於推進黑龍江墾區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規定國有農場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落實免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降低農工社會負擔。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也給予全部免除。
但這一方案也為農場公共事業經費留了口子——農場、管理區和居民點內公益事業建設投入,可以參照農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有關規定執行。最高限額,要根據農工收入水平和負擔能力合理確定。
這項改革後,農工要承擔多少「一事一議」的費用呢?以青龍山農場為例,土地承包合同上就列有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等項目,其中道路建設費平均每畝達到90元。
而規模田承包費也沒有真正按照每三年在10%的幅度調整。以大興農場為例,一類地水田承包費由2009年的220元/畝,上漲到2013年的430元/畝,一類地旱田由200元/畝,漲到420元/畝,足足翻了一番。
儘管可以享受國家補貼(包括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以牡丹江管理局為例,每畝共有補貼70元),但農工們仍覺得承包費太高。
其實,在農場的國有體制下,要制定出承包費,需要走一套繁瑣的程序。
調整收費標準和增加收費項目,必須經農場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總局審批,並報農業部農墾局和財政部農業司備案。每年年初,農場會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確定租金,並以文件形式下發,這也被農工們稱為一號文。
但農場農工們並不認同職工代表大會的公正性。大興農場的姜寶貴就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當職工代表了。「2008年以前,大興農場每年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個生產隊隊長書記,指派連隊的幹部參加,還叮囑不要亂說話,叫舉手就舉手。」
後來,職工反對聲太大,農場就讓反對者進行民主選舉。姜寶貴就是這麼被選上去的,2008年到2010年,連續當了三屆農場職工代表。
姜寶貴發現,承包的地價農場已經事先定好,在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故意每畝多報20元。開會的時候,職工代表反映地價太高,農場就減掉20元。即使投了反對票也絲毫不會改變結果,因為職工代表中,農場各機關及基層單位領導的人數要遠超過一線職工代表人數。以大興農場第二管理區為例,2010年共有17名職工代表,其中13名為農場幹部或幹部家屬。
但說起來,農場方面也有一肚子苦水。「墾區各農場屬農業企業,其主要收入來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土地承包費。」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國家核定墾區的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資金明顯不足,需要農場補貼;國家同村、同鄉公路建設、危舊房改造中,農場還要予以一定的配套資金。
國有農場的支出也逐年增加。不僅包括全省社平工資的增長、農業職工五項社會保險繳費逐年增加,從2009年起,黑龍江省還將原來沒有養老保險的「五七工」、「家屬工」也納入養老保險統籌,並要求企業補貼20%的參保繳費。
結果,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城鎮化建設中,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黑龍江冬天,氣溫零下二十多攝氏度,騎摩托車不行,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不僅是土地承包費逐年上漲,農場方面在各個環節的控制也很嚴密。
一位黑龍江農墾系統的老領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農場要效益,也要增長,由於受以往計劃經濟體制慣性的影響,喜歡對土地生產經營活動發號施令。
2006年前後,農場開始統一供應種子和化肥。簽訂承包合同上寫著,每畝要交納種子統供保證金10元/畝,自留和另行購買種子的,不享受良種補貼,保證金不予退還。
2010年年初,張桂榮到農場問種子、化肥的價格,會計表示要等到第二年結算的時候才知道。後來張發現,農場供應的種子和化肥的品種在市面上都能買到,但價格卻更高,一噸化肥要貴200元;種四百多畝地,如果自行購買種子和化肥,要少花15000元。
到了2013年,農場供應的肥料統一換上了北大荒專供的包裝,農工們無法跟市場比價。
在858農場,農場要求耕種面積超過400畝的農工一律配備大型收割機。這樣的收割機一天能收割近150畝水稻,對於一個種植400畝的農工來說,利用率是每年三天。大型收割機的價格20萬,由農工個人自行承擔。
該農場的一名職工說,其實現在每家每戶都配有小型收割機,一天收40畝地,400畝地10天也就收完了。
每個連隊會建一個露天農機停放點,即便張桂榮把收割機停在自家車庫,也要每年交給農場800元。
在收糧環節,《黑龍江省大興農場2011年深化改革實施方案》(農場1號文)規定,水田承包戶必須在2011年12月20日前向農場上繳200公斤/畝,按當時水稻市場價格折算後用於預交下一年土地承包費、種子統供保證金、合同定金等款項。
農場收糧,要扣掉5%的雜質和水分,算下來,每斤要比市場價低1毛錢。交夠了糧食,剩下的才能賣給米廠或糧販子。要是不願把糧食賣給農場,就要補給農場每斤1毛錢的差價。絕大多數農工,還是選擇把糧食賣給農場。
交地租的時候,每畝地還要交20元的保證金,轉年結算,這筆錢幾乎被扣光了。比如說,大棚內標識牌、溫度計擺放不到位,不予返還5元保證金。水稻池要做到四周整齊劃一、棱角分明,切面平整,不然也要扣保證金。在張桂榮與農場簽的承包合同上,扣保證金的項目超過20項。
2006年以後,黑龍江墾區開始推行城鎮化建設。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報告顯示,2008年到2011年,墾區每年新建改造住宅面積一千多萬平方米,相當於以往每年10倍的規模,每年建設規模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城鎮化率由57%提高到80%。
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這樣一來,許多農工不得不在新樓附近的綠化帶種上大蔥、白菜。
下田幹活也成了問題。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張桂榮本想省點錢,騎輛摩托車。但在黑龍江的冬天,氣溫下降到零下二十多攝氏度,摩托車根本發動不了。於是,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既然有如此多的限制條件,農工為何不能用腳投票、索性不承包土地呢?事實上,現在的土地承包制是當年家庭農場的延續,很多農工都在這片土地上耕作多年,如張桂榮一家十口人二十多年來都在此種地。雖然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至少可以維持生活。一旦離開,成本很高,去周邊農村很難獲得更高收入以及像農場這樣的社會保障。
農場開荒地的權屬問題,成為農工與農場矛盾的導火索。
各家農場曾經從1986年開始幾度出台政策鼓勵開荒。但這些荒地的權屬問題,卻成了農工頻繁打官司、上訪的導火索。
1995年,黑龍江農墾總局《黑龍江墾區五荒資源開發實施辦法》(五荒指的是荒山、荒灘、荒地等未開發土地資源),其中規定:農場職工群眾可購買、租賃、承包開發「五荒」,使用權歸開發者所有。五荒資源使用權年限,根據資源開發項目具體特點和使用者的要求,一般不少於20年,最長可至50年。
第二年,農場就以「舊證換新證」的名義收回了農場頒過的各種證。但新證至今也沒有發下來,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多次到農場詢問此事,農場的答覆是,農場不再頒發土地證,只需每年簽承包合同即可。
事實上,1996年,黑龍江農墾總局曾發過一則通知,要求「所有開發性家庭農場在1996年6月底前必須到農場土地管理科辦理重新登記手續,登記時需要提供原有土地證等,按照國家規定上足應繳費用,發給國有土地使用證」。
但多個農場的數十位職工均表示,沒有聽說過上述通知。
楊志國查詢其所在的大興農場的土地證後發現,1994年,大興農場耕地面積36萬畝,到了2001年,換新的土地證,耕地面積變為了42萬畝。相差的6萬畝耕地,正是職工自行開墾的國家未利用土地,國土資源部門直接將這部分土地證頒給了農場。
此後,很多曾自費開荒的農工由於種種原因被農場收回土地,而成為上訪大軍中的一員。
七星農場的農工薄義就因為農場在2011年夏天強行收回了他的開荒地,到北京上訪。此後,被農場信訪幹部直接帶到松花江農場的一棟平房,這裡也被訪民稱作「信訪學校」。
2011年9月,經常在個人博客披露黑龍江農墾問題的作家蔣巍聽說這事,要來「解救」這些上訪戶。農場聽到消息,就把「信訪學校」的大鐵門敞開了,訪民們不走,農場抱走被縟,拆了床鋪。於是,薄義就這樣結束了48天的學習生活。
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也是上訪戶之一。2006年,青龍山農場鼓勵職工開墾自家耕地範圍內的泡子地、沼澤地,被改造的地塊五年不收費,這也俗稱「連片五荒」。一整年,農場的廣播台都在播放這則消息。於是,張桂榮整理出一百多畝地。
但張桂榮後來發現,自己開發的這些荒地也都被計算了承包費。對簿公堂的結果,是農場贏了官司。張桂榮上訴到農墾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無奈之下,張桂榮也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2012年2月,因為農工上訪問題,國務院綜改辦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於是,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2013年7月將土地承包合同、收費憑證和各農場的收費文件交到了國務院,向國務院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同時,他們在北京舉辦了一場研討會。
不過,研討會結束後的第十天,楊志國就被從北京帶回了黑龍江農場,並被要求撤銷復議申請。
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給每個參會的專家都打了電話,還寫了份回應研討會問題的書面材料。
關於荒地產權問題,材料是這樣寫的:《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裡提到,「一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這裡使用的是「可」、「一般」等字眼,並非是「必須」或「應當」。該《暫行規定》也規定各農墾可依據此政策制定實施細則。
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莊農民,是這場改革曲線進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但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沒法設計,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改革的平衡點,會在其中不斷調整。合起來,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動力來自流轉。流轉帶來可利用的土地總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漲,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這是推動改革的力量。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不徹底改變現有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些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源最終會流向出價較高的主體,這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對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溫,甚至資本市場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價就一波波演繹上漲行情。
在本輪土地改革中,最具想像空間的便是農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條 例》和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消滅了城鄉之間一切的私有土地。前者把農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後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歸國有。兩種土地,權利不同,價格不同。城鎮的國有土地可經招拍掛程序自由流轉,也可抵押;集體土地若想流轉為非農用地,卻只有國有化一途(近年來有一些地方進行了各種集體土地流轉試點,但一來規模總體來說較小,二來還是受到種種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終嚴禁轉讓給城鎮戶口)。不過這個唯一的途徑,成為引發不穩定因素的火藥線——據國家信訪局統計,現在徵地引發的糾紛每年約400萬件,一半以上群體性事件由徵地拆遷引發。
這個日顯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強烈的衝擊。在城市國有土地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現實下,一方面,各種「地下」流轉在強大利益驅動下層出不窮,諸如被默認的「農村廠房」、屢禁不止的「小產權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現行制度框架內進行著包括「增減掛鉤」在內的各種試點,以期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層面,將農地「確權」寫入了「一號文件」;地方層面,廣東已出台文件,打算將農民房及其宅基地的買賣從村擴大到鎮,而溫州正試圖將其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因為此項改革牽扯重大,存在激烈爭議,很有可能步伐會比原來市場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國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屬於農民的土地如何變成屬於集體?當前改革的關鍵點和動力機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將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同地同價同權」,還是會因改革的某些變形而停滯?南方週末記者就以上問題專訪關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既然是集體制,就應由集體來決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控制。
南方週末:在土地改革方面,農地很可能會比城鎮用地有更大的改革空間。在現實中,農地也是許多地方試點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8月,廣東宅基地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允許本鎮內非城鎮戶口之間的農房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9月,溫州試圖將農民房的買賣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因為引發輿論過度關注才暫時擱置細則的制定。這算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小點突破嗎?不過,一直以來,城裡人的房子可以自由買賣,本村之外的人購買農民的房子卻不受法律保護,這些試點也沒有突破這一點。
周其仁:首先要問的是,城裡人憑什麼不能買農村的房子?物權法裡說按照現有法律辦,可是現有法律裡並沒有明確的規定。2007年發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確了,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
在我看來,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財產權,應該由法律來規定,而不是任何一級政府部門的政策通知。擔心轉讓會導致農民的權益受損嗎?這是不是也太父愛主義了?
事實上,在1962年頒發的「人民公社60條」中,承認農民的房子是農民的私人財產,是可以買賣和以各種方式轉讓的,當時並沒有規定說受讓方要受戶口和地域的限制。
現實中的跨村農房買賣早就存在,這反映了當任何一個資源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的時候,資源總會流向對資源評價較高,也就是出價更高的主體手裡,這是不可擋的經濟規律,對社會也有益處。非要禁止或限制,現實就會繞道而行,就會遍地違法。「小產權房」多年來的事實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這個邏輯。
南方週末:即便放開對購買人戶口的限制,也只是放開了農房,農房之下的宅基地依然從屬於集體。這種殘缺的產權一旦面臨拆遷補償問題,是不是會激發新的矛盾?
周其仁:也是那個人民公社60條,同時說土地屬於集體,不得買賣、租賃、轉讓。這就造成房地分開,人為製造了糾紛和矛盾。房子可以轉讓,下面那塊地不可以,那怎麼辦?懸空交易嗎?
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並不是我們想像中更鬆散的一種體制,實際上依然是受國家的全面控制。過去通過產品統購統銷、隔絕城鄉人口流動等,國家實際上成為了集體所有制的控制者。集體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制,兩者的真正區別在於,國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並不對其控制後果負直接的財務責任。
改革第一步要抽出國家對集體土地左一道右一道的控制,比如農房農地不准自由賣給城裡人。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空餘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都可以轉讓才對。
既然是集體所有制,那麼第一步先把決定權下放,由集體來決定,可以轉讓還是不可以,否則那個集體制,是空的、假的。
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
南方週末: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怎麼來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民是享有對土地的完整產權的,後來才變成土地歸集體所有。這一城鄉二元的土地體制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這與國家工業化的目標緊密相關,這是新中國建立後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通常來說,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源於本國的農業剩餘。但當時,中國農村的土地地租,卻隨著土改而被全體農村人口平分了,除了農業稅以外,更多的農產品都留在農民自己手中,成為他們私人的消費和投資。1953年開始,農民惜售糧食和農產品,導致國家收購農產品困難。在本質上,這是一個土地被農民平分完畢的小農經濟與雄心勃勃的國家工業化目標之間的矛盾衝突。
國家也曾試圖擴大徵稅,但50年代幾次高徵稅引起農民的集體抗議。既然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結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從根本上改造小農的個體所有制。
最初是給農民更多限制,比如規定每家每戶的糧食和棉花生產指標,關閉集市貿易。後來,集體化進一步消滅了殘缺的農民私有權。互助組運動聯合了農民的生產活動,初級社歸併了農民的主要財產,高級社消滅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紅,人民公社則在更大範圍內推行公有化。至此,國家拆除了農村社會的所有權藩籬,全面進入鄉村。
農民為什麼會接受這種改變?因為他之前獲得的土地所有權,不都是家裡傳下來的,也不是他自己買來的,而是通過政治運動(土改)分來的。現在國家號召集體化,農民不干行嗎?這就是國家造出集體制的產權基礎。
南方週末:中國鄉村有著自己的傳統土壤,這樣的背景下,突然生長出來的集體制對農村、對經濟有怎樣的影響?又會如何演變?
周其仁:中華文明的傳統是在家庭內部的土地「諸子平分」,這是傳統帶來的麻煩,小家庭內部諸子平分,導致誰也不願意離開故土,誰走了誰吃虧。這是一條小農經濟的路。英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之所以能迅速發生,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是長子繼承製,其他的兒子被迫從土地上轉出去。
但那時候我們的傳統還只是在家庭內平分,不會因為你家生了孩子就可以去分別人家的土地。
集體制是雪上加霜,在小家庭內平分的傳統上,再引入了蘇聯的村社制。那種「村社社會主義」,要點是隨人口變動不斷重新分配土地。蘇聯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許還可以,但中國恰好相反,人多地少。
因此,陰差陽錯學回了蘇聯的那一套,中國農村在事實上也成了村社,成員第一不准自由流動,不准進城,第二就是隨著人口變動不斷調整土地,不斷重分土地。
有限的土地在龐大的人口中不斷細分,新中國成立後增長的好幾億農民全部禁錮在土地上。這實際上是農村貧困的根源。農民被束縛在一個具體的框框裡,不能流動,也就跟工業化、城市化,跟現代文明沒關係。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
南方週末:2013年,中央層面在農村土地改革問題上強調最多的是農地的「確權」,並且把它寫進了「一號文件」之中。其實這項工作在「土改重鎮」成都其實已經踐行了五年之久,為何直到今天才著手在全國層面鋪開?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承認「確權」工作至少還需要5年,似乎難度依然很大,確權之難難在何處?
周其仁:根據我的觀察,5年之內能完成全國範圍的農地確權(承包的耕地、居住的宅基地、村集體建設用地),就很了不起。
耕地承包權的確權發證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早在1980年代,就有5個1號文件中提出給農民頒發土地承包證,但是直到現在,中國大多數農村的承包地也只是村裡面寫一張條子蓋一個章。中國缺少尊重財產權、重視財產登記的行政傳統,事實上釐清財產是政府除國防、治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做財產登記,是讓社會保持安寧和穩定最重要一環。我們就缺這一環,而且這些年來不斷變遷,釐清的難度越來越大。
農村承包地的流轉早在1980年代就放開了,但是規模始終不大,不是沒有人願意接手承包,而是產權關係太複雜了,不敢貿然進入。
在農村很多地方,生一個孩子,就要改變現有的承包關係,給這個孩子分一塊承包地;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應收回,也就是「生增死減」,這也是學習蘇聯「村社社會主義」的一個結果。今天通過流轉拿下來的耕地,明天可能就會因為一個或一批新生兒而改變,那「契約」還可靠嗎?
南方週末:「生增死減」的做法多年來是否有所調整?採訪中我們也瞭解到,在江浙等發達地區的農村最近10年已經不再「生增死減」了。
周其仁: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確實對「生增死減」做了調整,規定在承包期之內,只有少部分預留土地、新開墾土地、進城農民退出的土地才能承包給新增人口。但我國農村同時還實行村民自治制,當承包地分配發生問題時,可以通過少數服從多數投票決定。
所以是否「生增死減」目前全國步調不一致,有些地方看承包法,有些地方靠自治投票。本來土地財產關係不能動不動就投票重來,但村莊一級還是政、地不分,所以剪不斷、理還亂。
南方週末:這是確權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嗎?
周其仁:我們課題小組在成都觀察到的是,確權確實耗時耗力,因為當農民意識到確權後發放的是一個正規的土地證之後,很自然的想法就是「確定之後不再改動」,所以就要求考慮承包以來所有人口變動的因素,甚至乾脆要求重新分配,工序極為複雜。
這不是什麼壞事,確權不是形式的問題,是要把一種關係終結。這是確權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形象地講,是「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根本上來講,不徹底改變現有不斷以人分地的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要流轉,先確權!
南方週末: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中,「土地流轉」、「增減掛鉤」討論的多也做得多,「確權」聽起來就像個技術工作。如何理解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義?
周其仁:從邏輯上來講,確權是基礎和前提。沒有經過認真確權的土地,產權是模糊的,一旦全面放開流轉,必然引發新的侵權和攫取行為,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公。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確權的目的也是為了流轉。如果只是農民在自己的房子裡面住,根本不需要什麼土地、房產證,養條狗不讓生人進來就得了。想流轉就不行了,沒有確權沒有發證,流轉之路走不太遠。
南方週末: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一種普遍的擔心,就是放開流轉之後,可能會給有辦法拿到更多農地的人提供財富增值與變現的機會,引發新的不公。確權則是對此的一種約束,但確權這件事情費時費力又費錢,如何推動地方政府切實地做好它?如何讓農民主動配合它?改革的動力機制來自哪裡?
周其仁:流轉就是動力機制。土地流轉和增減掛鉤的試點最終都能產生出來一塊增量,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
農民有可能嫌確權麻煩不予配合,這一點不用擔心。比如,如果放開農房買賣,農民和城裡人都會主動要求確權,因為農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賣多少平米,城裡人也要擔心買了之後隔壁鄰居會不會找上門來。
對地方政府來說,農村耕地承包權流轉帶來的增量收益很好理解。「增減掛鉤」試點,表面看起來新增加的建設用地收益要分出一部分給農民,還要負擔農民集中居住的成本,不如直接徵地划算。但是真正搞懂了的地方政府會發現,可利用的土地總量是增加的,土地收益總額也是增加的。這就是改革中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改革光靠說是不行的。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讓他們看到流轉所能帶來的增量利益後,再把確權放到前置條件裡。想流轉?先確權!這就是系統改革的好處。不徹底確權不能搞房地產,不能搞災後聯建,不抵押農房。如此下來,農村幹部不積極,農民也會天天堵在政府門口要求確權。
資源流轉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益會是驚人的,對於政府來說,單單是稅收這一塊就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收入,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當年「房改房」之前,公家房產是個大包袱,但改革之後,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政府做了什麼?就是發一個房產證,開一個市場,最終通過抽一道稅獲得財政收入。
南方週末:目前來看,成都作為最早的土改試點城市,確權也是走得最前的,在那裡改革的既得利益如何推動改革?
周其仁:成都的土改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我們的課題研究小組在成都做調查時發現,不少縣級官員對產改確權的態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比如,有些規劃建城區(按照規劃5年之內將變為城市建設用地)的農地就不作確權。時任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得知後,一方面跟他們辯論,說服他們轉變思路;另一方面要求下級單位必須做好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成都當時的領導班子就是一群聖人,是改革的理想主義者。當年安徽小崗村能做成「包產到戶」,那些干部也不是什麼天生的改革派,也是各有一本難念的經,幾本經湊到一起才念出一份改革經的。
我的總結是,第一,成都的城鄉統籌牌打響之後,變成了一張很好的政治陞遷牌;第二,政治牌打響後,如果通過強拆搞城鄉統籌搞「三個集中」,負面反彈會更大,政治上不能出事;第三,新的既得利益產生了,總賬算下來可以用來搞城市建設的土地是增加的。
資料來源:2012 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 (李伯根/圖)
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的進程中缺一不可。紅臉黑臉,都是制度變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樣底下會趁勢胡鬧。
南方週末:但是,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試點實踐下來,也有很多地方並不願意推動確權,而是借增減掛鉤和新農村建設之名,強迫農民「上樓」,從中攫取土地暴利。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不願意確權給農民,反而自己享受了流轉獲利。看起來,當下這種仍顯混沌的改革狀態,似乎變成了另一場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地方政府等相關利益方更願意維持的狀態?
周其仁:這是改革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沒有關係,你讓他們先去做。總有一些地方政府會看到流轉利益並用行政手段去實現,也一定會引發矛盾。但與此同時,那裡的農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點在什麼地方,也會維權,會保護自己的權益。隨著時間的推移,平衡點就會調整過來。
中國是一個大國,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我們要相信中國的農民不笨,頂多只是比政府懂得晚了那麼一點,最終農民總會明白確權、流轉比以前的單一徵地模式,可以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權益。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放開流轉信號的同時,不停地強調以確權來保護農民利益,同時降低制度變遷的信息成本,鼓勵地方學先進。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進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義的發動過程,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
南方週末:另一個擔心是,如果土地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變形,會不會導致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事實上,過去兩三年,批評「增減掛鉤」改革之下農民被迫「上樓」的聲音日益響亮。
周其仁:改革過程中總得有人踩剎車,否則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會越來越大。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底下就會趁勢胡鬧。上面有點意見不一致時,底下才會比較謹慎。這樣看,紅臉黑臉都是不可或缺的。的確,我們這裡侵犯私人產權是強有力的傳統,一不小心就重新侵犯產權。但是,什麼也不動,保守療法,事實上也保不住。
成都土改試點為什麼操作得比較細、比較謹慎?也是因為意見紛紛,前程未卜,也不知道前面會是一板子還是給一顆糖。
如果一項改革符合經濟規律,批評和叫停都是沒有用的。決定性的事實是,工業化、城市化已經讓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誰也叫停不了這件事,背後有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自然會首先將流轉放在第一位,這時候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強拿的阻力小一點,強拿就會佔據主導,但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也一定會上升,這個上升最終會讓地方政府回到以確權為基礎的這條路上來的,這是一盤怎麼也走不出去的棋了。
南方週末:換句話說,儘管過去5年有一些變了質的改革做法和一些批評聲,當下的土地制度變革仍然是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階段?但是,6年前小產權房大規模出現時,您就判斷「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來臨」,直到今天小產權房似乎沒有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如何理解?
周其仁:首先,小產權房合法化的制度空間已經開了一扇門。叫嚷多年的禁止甚至拆除,其實最終沒有拆多少,反而近兩年不少地方政府開始用小產權房來填補保障房建設的空白。還有廣東的三舊改造,其實也是探索給農村建設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
其次,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兩個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幾年前,我看城市房價這麼火爆,小產權房有望成為一個突破口,沒想到城鄉土地掛鉤又沖出來一條路。改革不是完全靠設計出來的,只能因勢利導,由整個社會合力而成。
中國的改革永遠是走一步退三步,退兩步又走一步,曲線向前,當年的包產到戶一樣也是反覆過多少年。可以肯定的是,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南方週末:如何做好這項不可逆轉的改革?現階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裡?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幾句話,「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關鍵」。「確權才能流轉」,要把這個原則變成農民的訴求,變成中央政府的要求,也變成地方政府的行動綱領。合起來,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等到確權完成,大規模流轉實現,在徵地制度以外就能並列出現另外一套土地轉讓的路徑,最後再來討論如何並軌,實現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
所以,現階段來看,要加快推動的就是三件事情。一個是確權,這是基礎;一個是推動跨縣(最好是跨省)土地流轉,包括農地也包括宅基地;還有一個是加快建立土地交易所,充分披露土地流轉信息、發現價格。
過去的經驗還證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於改革,這方面學者和你們媒體有不少事情可做。對改革中出現的不良苗頭,永遠保持及時的批評。
我比較相信形勢比人強,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終究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這是很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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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拍攝台灣,齊柏林不惜放棄安穩的公務員生活,抵押房子來購買空拍設備,只為了記錄地理環境的面貌,讓台灣人更認識台灣,更進一步喚醒各界的環保意識。 「我在飛機上,就嘆息聲不斷啊!」擁有二十年空拍經驗的齊柏林,看到不斷映入眼簾的怵目驚心景象,萬分焦急的他,終究忍不住決定拍攝台灣首部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 入圍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原創音樂 《看見台灣》未演先轟動,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兩項大獎。但在這光芒的背後,付出的是五年的籌備時間,其中拍攝時間更長達三年,並耗資九千萬元,一半是募集各界的贊助。一份愛台灣的使命感,始終在齊柏林背後強力支持著他。 在籌備《看見台灣》的過程並不順利,齊柏林曾經天真地以為,既然他的空拍照片廣獲好評,拍成影片也應該會得到很多的支持;只是沒想到,籌措經費的過程,出乎他意料地不順利。「當初拍片碰到最大的困難,講出來其實很俗氣,就是缺經費啦!」他尷尬笑了笑地說。 因為台灣從來沒有過空拍電影,這也導致他在籌措經費時,遇上很大的阻礙,向許多人解釋空拍電影的構想,「但所有人都說:『不知道!』」「雖然過程中覺得有點受到屈辱,但自己還是幸運的。」當時媒體工作者陳文茜的紀錄片《正負二度C》推出時,曾在節目上專訪齊柏林,讓他的空拍照片獲得大大的曝光;○九年盧貝松的電影《盧貝松之搶救地球》(Home)上映,讓大家終於曉得什麼叫作空拍電影。 他獲得台達電文教基金會的金援,總統夫人周美青也請來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贊助,阿布電影公司每年發行的桌曆,網路鄉民更是熱烈購買。 侯孝賢力挺 「我的名字隨便用」 「當初想著一定要找有分量的人來幫忙,不然人家會以為我在騙錢!」於是他想到知名導演侯孝賢,不僅在台灣電影圈很有分量,也是關心台灣環境的同好。經過齊柏林解說之後,侯孝賢深表支持,「他甚至說:『我的名字可以隨意給你們用!』」於是侯孝賢成了《看見台灣》的監製,也給了齊柏林拍攝方向的建議。 另一位非常「阿沙力」的,非導演吳念真莫屬。「剛開始大家都鼓勵我自己配旁白,因為是我的電影,應該由我的聲音詮釋,我也就跟著信心滿滿地進錄音室錄音。結果錄出來之後,媽呀!這也太難聽了吧!」齊柏林回想起來,覺得非常好笑又難為情。 找吳念真配旁白 「不是很貴 就是免費」於是他想到了吳念真,感性又獨具磁性嗓音的旁白風格,絕對是不二人選。「吳念真當初說得很清楚,要他配旁白,不是很貴,就是免費。」沒想到,吳念真看過片子之後,一口就答應免費替《看見台灣》配旁白。 吳念真回想當初看到還沒有口白、配樂的初剪影片時,光是畫面就令人震撼,「我回來就告訴我兒子:『不管未來你會不會有什麼成就,你都要感謝自己生在這個島嶼!』」除了旁白,這部紀錄片的音樂也是一大重點。「我的影片沒有故事,男主角就是怪手吧,所以音樂就顯得非常重要!」齊柏林曾經找過台灣的作曲家以及交響樂團,但不是開得價碼太高,不然就是以其他理由婉拒他。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建議齊柏林,一定要先找到作曲家,於是推薦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新加坡作曲者何國杰。「何國杰原本拒絕,因為他向來只做商業片,不做紀錄片;其實有部分原因,是不知道紀錄片的票房會如何。」但何國杰的太太看了Demo帶(示範片)之後,覺得這是部非常與眾不同的紀錄片,因此何國杰答應了。由於價碼不低,阿布電影公司非常努力地找企業來贊助。 「我們想要報名金馬獎,所以趕著把紀錄片做出來,原本三個月的作曲時間壓縮成兩個月,何國杰的壓力非常大;我們一直到布拉格錄音的前一天,他都還在修改曲子。」齊柏林滿心的感謝,「何國杰也說這是他覺得他做得最好的一部曲子」。 雖然空拍電影對台灣來說太過於陌生,但幸運地一步步集結各路英雄好漢,共同完成這部片,讓齊柏林得以為台灣完成這項任務,也讓台灣人換個高度,知道自己居住的土地已經受傷的這個事實。 其實,愛攝影的齊柏林,當初和一般攝影師並無太大不同,都喜愛美的事物。他回憶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速度驚人,十大建設蓬勃發展,當初都習慣以追求美感的角度來拍攝,「但如果把照片的畫面拍廣一點,就會發現台灣的環境被破壞得很嚴重,而且日益惡化。」於是,他決定排除萬難,完成這部紀錄片。 齊柏林剛開始常覺得,應該是政府的法令不夠周全,但也因為考量到在當地生活居民的生計,「大家平時罵政府罵習慣,但其實人人都有責任,只是政府應該出來帶頭並且承擔。」吳念真也憤慨地說:「那些土地的傷痕歷歷在目,都是我們的罪行,就算我們沒有直接參與破壞,其實我們也都是共犯!我們雖然不在阿里山種茶,可是阿里山茶難道不是賣給我們嗎?我們不在廬山開民宿,但我們也在那兒泡溫泉!」 柯一正呼籲 政府應負起教育責任 導演柯一正則說,農民和老百姓也許不知道個人行為將對環境導致什麼嚴重後果,「但政府是知道的,所以政府官員早就應該制止,或是教導我們,如何在不造成經濟恐慌的前提下,來保護環境,並且安全地取得食物。」不過齊柏林更認為,除了政府應該帶頭負起責任之外,每個人也都應該從自身做起。「像現在的環保公民運動就很值得嘉獎,雖然短時間還無法改變,但若能持續下去,就會有所成效。而小孩的教育尤其重要,爸媽應從孩子小時候,就帶他們去認識台灣這塊土地,讓他們從小就有環境保護的意識。」以一片雲朵的角度,齊柏林帶領台灣人俯瞰寶島的壯麗與瘡疤,期盼藉由這部空拍電影,喚醒國人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因為,台灣值得我們萬分珍惜。 齊柏林 出生:1964年 現職:台灣阿布電影公司導演經歷:台灣阿布電影公司共同創辦人、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行政人員、《摩登家庭》雜誌攝影師家庭:已婚,育有一兒一女台灣,人間仙境墾丁南灣珊瑚茂盛生長,搭配漸層的海洋顏色,在陽光下波光瀲灩。 感謝上天賜予我們,祂一筆一畫勾勒出的寶島,這般無瑕的藝術創作,四面環海,旖旎而多姿,壯麗而非凡,令人驚豔、著迷,美得讓人屏息。 撰文‧楊寶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