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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資批量出海在即 全球化配置謹慎積極

近年來中國保險公司的海外投資逐步進入快車道，已在歐美市場開展了多項投資。但就投資規模而言，仍然有很大提升潛力。

2012年中國保監會頒布《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下稱《細則》)，對險資的境外投資占比、投資區域以及投資範圍做出要求。“目前險資的境外投資占比距離政策規定上限還有很大空間。” 法國巴黎全球托管銀行公布的《險資出海白皮書》指出。

根據《白皮書》，超過40%的中國受訪保險公司會在未來一年內進行海外投資。未來三年內，超過八成的受訪保險公司海外投資規模將高於5億美元。

海外投資增長空間巨大

自2013年中國平安收購英國勞合社大樓，完成中資保險公司對海外資產的首次收購後，中資保險公司跨境收購的腳步便從未停歇，其中包括中國人壽、中國平安與美國老牌房地產企業鐵獅門斥資5億元發展波士頓4號碼頭地產項目，安邦保險斥資19.5億美元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等。

另據外媒報道，10月20日中國人壽已投資收購喜達屋(Starwood)位於美國的總價值約20億美元的精選服務酒店。此次喜達屋被收購的資產遍及美國40個州，包括280家全球主要酒店，品牌附屬精選服務酒店。

《險資出海白皮書》對中國前20名國內保險公司開展海外投資意向進行書面調查。調查顯示，中國保險公司在全球資產配置上依然處於起步階段，海外投資占總資產比例僅為2%。相對於中國保險業12萬億元人民幣總資產，目前險資的境外投資占比距離政策規定上限還有很大空間。

在海外投資規劃方面，中國保險公司呈現趨同性。據《白皮書》中數據，超過40%的受訪保險公司會在未來一年內進行海外投資。未來三年內，超過八成的受訪保險公司海外投資規模將高於5億美元，其中投資規模在5-10億美元和10-30億美元的各占三分之一。

談及促使險資海外投資的原因，法巴銀行全球托管行亞太地區負責人Philippe Benoit對記者表示，其主要原因有三點：市場風險分散、資產多樣化以及資產和負債的匹配。

“縱觀全球市場，險資都不是短期投資，而是長期資產配置。按照中國目前保險市場的發展，以及保費收入的增加，保險公司的負債端增長非常快，因此保險公司需要不斷增加投資的規模。”Philippe對記者表示。

對中國險資而言，Philippe認為，如何使投資收益更為穩定，並獲取更好的投資收益是重要的目標，所以資產分散化成為長期的投資選擇。

歐美國家受青睞，貨幣錯配需謹慎

按保監會《細則》規定，保險公司境外投資余額不得超過公司上年末總資產的15%。中國保險公司境外投資目前準許在北美市場、歐洲市場、亞太市場在內共4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而投資範圍則包括貨幣市場類、固定收益類、權益類和不動產四大類。

與眾多中國資本一樣，中資保險公司亦將關註目光首先落在美國市場。白皮書顯示，北美成為各大保險公司最為看重的海外投資區域，逾七成售房保險公司有意把海外投資資金的50%甚至更多份額布局在北美市場。

據湯森路透數據，今年三月，中國企業對美國的跨境並購總額約250億美元，是2015年全年(93億美元)的2.7倍。其中，海航集團60.7億美元收購美國IT分銷商Ingram Micro，海爾集團54億美元收購通用電器旗下家電業務，兩筆收購均入選前十大中資企業對美國企業的收購交易案例。

歐洲市場同樣成為中國險資海外投資的另一備選區域，其主要具備四大優勢：資產價值低估，優質標的資產選擇余地擴大，透明的金融市場和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成員國獨特市場優勢。

值得註意的是，境外投資對於中資保險公司的投資能力要求依然較高，國內保險公司在專業化國際投資人才的儲備及國際投資經驗的積累方面還未到位。國內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基本都以人民幣為單位，若海外投資比例過高會產生貨幣錯配風險。由於境外投資市場的不確定性及險資的安全性，保監會再審核境外投資時仍然比較謹慎，外匯監管部門對於巨額險資的流出亦持審慎態度。

“保險公司的資產配置分國內資產和國外資產，國內存在資產荒的問題，可投資債券和可投資標的物的期限仍較短，”法巴銀行大中華區環球市場部主管賴長庚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內債券市場除部分國債外，期限仍以5-7年為主，對需要長期配置資金的保險公司而言並不足夠。”

賴長庚進一步指出，由於過去利率較高推升了保險產品的成本，隨著時間推移，大批保險產品面臨到期，國內資產需求大於供給。標的投資期限不夠與資產荒兩股力量促使險資出海尋求更多投資標的。反觀海外資產具有豐富性，同時諸多資產配置可以長達15-30年不等。例如投資不動產，可以為保險資金提供到穩定收益且期限較長。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歐洲中產反全球化才剛開始

二戰後依靠新自由主義構建起的歐盟，在2016年承受了英國退歐公投和來自歐盟核心國家極右翼勢力的多次挑戰。12月4日，意大利將舉行修憲公投，奧地利將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

這兩場投票都有可能導致極右翼民粹主義上臺：在意大利是由前喜劇明星貝普·格里羅（Beppe Grillo）創立的“五星運動黨”；在奧地利是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

這是歐洲公眾針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全球化的一場“清算”：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歐洲公眾反對歐盟長久以來把經濟增長置於社會保護之上，也對全球化中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說辭產生了深度懷疑和失望。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日前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指出，“新自由主義工程，已經結束了。”

“為反對全球化，歐洲的中產階級開始反抗，並集結力量和共識。”雅克表示：“我想這只是剛剛開始，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被當成想當然的事情都會消失。這不僅僅是在英美，而是在更廣泛的歐洲。”

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

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英國是撒切爾主義的時代，美國則流行里根經濟學，這一切對歐洲大陸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雅克對記者表示，在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為了應對社會民主黨無法解決的新沖突應運而生，引發了諸如有關於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等一系列討論，最終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贏了，而新論點則是“市場是經濟的主題”。當時，新自由主義同樣也解決了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問題，開啟了隨後80年代新的全球化時代，並一直流行了35~40年之久。雖然經常有反對聲，然而極其微弱。

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式也是典型的涓滴經濟學思路：即把更多的錢給富人，而他們最終會把錢分到窮人手里。雅克指出，最終2007~2008年金融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美國中產階級現在管自己叫工人階級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卓越。以歐洲為例，“黃金時代”指的是二戰結束後到70年代早期，即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時代。按照雅克的計算，當時的增長率比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高了整整一倍。

然而，伴隨新自由主義而來的最大後果，即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繪制了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在這張被讀者取名為“大象圖表”的數據表上可以看出，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

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在擴大。

實際上，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時期（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的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對此，雅克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不平等問題在西方世界變得越來越糟了：不僅僅是在英國，還有美國（這些爭議的來源），以及歐洲各國。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全球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的好日子里，“平等”這個單詞並不被廣泛使用，因為這不時髦。雅克說，“然而，現在不僅開始使用，且不論左翼、右翼都在反對不平等主義，特別是右翼來得更強烈一些。”

“那些在西方特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是工資滯漲或者被降低的人群。”雅克表示，比如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之所以重要，因為他代表了那些三四十年來工資都沒有漲過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想想這件事很神奇。”

其神奇指之處恐怕在於，在以前，美國的工人階級稱自己為中產階級，現在“他們管自己叫做工人階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改變。”雅克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中，這些被全球化拉下的人正在表達他們的反抗。

歐洲恐對TTIP說不

如今，不平等現象正在推動著反全球化的浪潮。對於不加以限制的移民、全球貿易協定的批評不僅不會隨著特朗普的上臺而減少，反而將不斷加劇。

此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瀕臨破產；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也前途暗淡。

雅克也不看好上述自由貿易協定的未來。

他表示，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在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給政治精英或者精英社會迅速致富的機會：社會之所以變得不公平，是因為這些精英可以說服政府為他們工作，並這樣運轉了很多年。

雅克指出，“貿易協定在設計之初就更偏大型跨國企業，超越國家主權建立司法仲裁系統（即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政府和企業之間搞得過於熱絡。而人們終於表示，再也不想要這些了。”

他還預測，在特朗普上臺後，TPP沒有延續的可能；至於TTIP，有可能歐洲自己會把它搞砸，因為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對此類協定非常失望。

誘惑與挑戰並存 中企試水全球化

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的一塊工地上，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的生產廠區正在加緊生產，那里也是金龍銅管集團在美國的第一家工廠。

太平洋的另一端，在河南新鄉的金龍銅管總部，這里生產出的空調與制冷用精密銅管，占據了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的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其他部分產業因為原材料、客戶等原因選擇到歐美等地區設廠。

免費的誘惑

金龍決定到美國建廠時，正值奧巴馬政府發起“制造業回歸”的導引，美國的各地州政府從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進行著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而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實惠的能源、稅收。

根據記者獲悉的金龍銅管與當地簽署的相關協議資料，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比如在勞工培訓方面，州政府就出資300萬美元，將金龍在中國的培訓課程轉化為美國當地人可以理解的英文，並到新鄉拍攝生產現場視頻。

金龍建廠所占據的300畝土地，也是當地政府免費提供，州所得稅及非教育部分的財產稅、登記稅均獲得減免。由於建廠所在地有鐵路經過，為方便員工上下班，當地政府甚至出資建設了一座通行橋。

李長傑告訴本報記者，由於美國的人工、材料費用比中國要貴，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比到中國的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止銅管，造紙行業也看中了美國市場。

以太陽紙業為例，太陽紙業擬在美國阿肯色州新建年產70萬噸絨毛漿生產基地，項目總投資約13.6億美元，預計建設周期為30個月，將為當地創造250個全職直接工作崗位，以及1000個間接工作崗位。

根據投資合作意向書，美國阿肯色州將為太陽紙業提供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及基礎設施建設扶持資金等激勵政策並在2017年5月1日之前落實，以確保生物精煉項目的穩步推進並最終投產運行。

據悉，絨毛漿在全球以及中國的需求增長潛力都較大，而中國目前絨毛漿基本依賴進口。絨毛漿是經過漂白、抽出有機溶劑等操作後的木漿、草漿，是一種用作吸水介質的紙漿，常用於衛生巾、嬰兒尿布、醫院床墊等衛生用品。針葉木是生產絨毛漿最好的原料，而中國針葉木資源匱乏，在資源豐富的地區建設新廠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計劃在美進行投資的造紙企業並非太陽紙業一家，此前山東泉林紙業有限責任公司計劃投資20億美元，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建廠，項目預計將在2020年完成。

“中國造紙行業原料進口依賴度偏高，廢紙進口依賴度在40%左右，木漿進口依賴度在50%以上。而中國紙企原料話語權偏低，因此紙品毛利率偏低位運行。”卓創資訊分析師常俊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現實的挑戰

不過，李長傑也指出，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工廠投產後發現，工人工作效率和人力成本是比較大的問題，”李長傑對記者透露，雖然當地政府提前幫助公司對當地人進行了培訓，但在實際管理中還是會遇到不少困難，以至於投產兩年了，目前美國工廠還沒有完全達產，公司派去的60多個工程技術人員也一直沒有回國。

“亞拉巴馬州靠近我們最大的美國客戶休斯敦古德曼制造公司(Goodman Manufacturing)，在美國銷售的產品與國內相比價格會相對高，但金屬等備品備件價格也比國內高，”李長傑進一步告訴記者，相比之下，公司在墨西哥已經達產的工廠，各項成本會比美國更低一些，也更容易實現達產和盈利。

事實上，近年來像金龍一樣希望走出去到美國等國外設廠的中國企業並不在少數，因為一些企業發現，隨著勞動力等各項成本的不斷攀升，在中國生產產品再出口的成本優勢，在逐漸被弱化，將在中國進行生產的各種要素成本與正在推動“制造業回歸”的美國相比，很多美國地區的成本可能還更低(比如很多美國偏遠地區的土地其實非常便宜，而由於貨車、卡車運輸網絡發達，物流運輸成本也會降低)。

不過，一想到美國投資的企業管理層人士也告訴記者，其在考慮到美國選址建廠時，原本決定哪個州給的現金補貼多就到哪里投資，但接觸和了解後才發現，各個州在稅收、基礎設施、環保政策，甚至可提供的就業人員數量和素質上，千差萬別。

“很多企業到美國建工廠，只想建在現有客戶的附近，但未來的客戶在哪並沒有考慮。所以要先想清楚企業到美國來建廠到底是為了什麽，要考慮未來的5年、10年、15年、20年之後的情況。”三葉集團(SoZo Group)的總裁鄭禮明(Raymond Cheng)告訴記者。

過去幾年，鄭禮明所領導的三葉集團，一直在為中國的大型制造商尋找到美國建廠的機會。他告訴記者，工廠建設地的社區、環保審批、勞工水平和接受外國文化的意願，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對項目的關心程度，都會影響投資最終是否取得成功，因此，找到正確的州政府支持你的投資，也是中國公司進入美國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鄭禮明介紹，在投資美國的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多個視角。首先看哪些區域更支持制造業的發展，有沒有這樣的氛圍。“比如底特律有很多汽車企業，這里也有很多重要的制造企業，制造業的實力在這個地區非常的強大，而現在，我們還發現汽車企業正在逐漸往美國的東南部轉移。”

同時，還應該了解工會這一因素，在美國的東南部地區，很多地方都沒有工會，這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就比較好，因為如果有工會可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還有一個需要關註的數據，就是物流，包括原材料和產成品的運費，比如美國中部的印第安納州，在地理位置上看，在整個美國不管什麽樣的貨物進行運輸，印第安納都是中心，因此美國的很多集散中心都在印第安納的南部。此外，還要註意一些基礎設施的配備情況，比如高速公路、港口等。

鄭禮明進一步指出，稅收問題也很重要，需要充分地了解有些州和州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不同的稅收要求。此外，中國公司的管理層還必須重視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和儲備，改善公司治理和采納西方先進的公司文化，並建議企業要找對顧問，尤其在法律、政府關系、選址和融資四個方面。

孔雀東南飛

除了布局歐美，中國企業還向東南亞地區前行。

“有很多中國的投資者都去越南投資。問到為什麽來越南投資的時候，投資者們一般都會說兩個原因：一個是有更大的市場。”越南棉紗和紡織協會 (VCOSA)主席及越南紡織和服裝協會(VITAS)副秘書長 Nguyen Van Tuan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有更大的市場是因為越南跟很多國家、經濟體簽過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日本、韓國，甚至還有南美的智利、秘魯，還有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這些都有相關的合作，所以會有更大的市場。”

另一個是相對於中國國內，越南生產的綜合成本更加低。Nguyen Van Tuan向第一財經表示：首先體現在人工成本方面，目前越南的人工平均月工資在250美元左右。雖然比2014年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28美元已經上漲了不少，但這依舊遠低於中國該行業目前的平均勞力薪金。

人力成本上升也許無法避免，但相關地方政府還是給予外來投資者盡量大的優惠政策：比如廠房租金，越南的工業園區租金約在20~60美元/平方米，在中國，這一租金達到150~200美元/平方米;越南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20%，中國則是25%。通常情況下，新的投資者還能夠在開始的2年可以享受免稅的政策，而在此後的4~9年里的稅費則是減半。此外，越南屬於東盟國家，企業進口回中國國內是零關稅。

對於國內的服裝紡織行業來說，上述的各個條件確實具有吸引力。

對於越南本地的紡織服裝企業來說，中國客戶只是采購棉紗這些的初級、低利潤的產品顯然不夠。前者還是想要致力於高附加值時尚棉紡織品的制造與銷售。

以越南當地紡織行業排名前五名的Fortex為例，其90%的客戶來自中國。南通欣妍家紡董事長劉軍告訴記者，早在五年前，其公司就開始與Fortex合作，從越南采購棉紗線。

隨著中國國內的各項綜合成本上升，從事紡織的企業迫於生存壓力不得不尋求其他出路。讓這些企業“走出去”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棉花配額的問題。“在國內，發改委發放配額有嚴格限制，比如條件之一是企業規模要在5萬錠以上。一般只有大企業才能夠拿到配額。”上海國際棉花交易中心信息總監汪前進指出，2011~2014年，由於收儲政策，國內外的棉價差額高達4000~6000元/噸。也是在這三年里，產業轉移加速。

據《中國紡織報》報道，在國內外棉價差最高時期，山東某大型紡企一年可以拿到30萬噸棉花進口配額，能節省企業用棉成本12億元左右。這對於利潤微薄的棉紡織企業來說可謂天文數字。

雖然這兩年的棉花價格有所下調，但目前國內外的棉價差維持在1500~2000元/噸。“進口棉價格優勢明顯，且外棉質量要好於國棉，特別是美棉和澳棉。”汪前進表示，家紡企業對於棉紗的支數要求不高，如果是低支數的紗線，東南亞進口只需國內的一半價格。由於拿不到進口配額，無法從國外進口棉花，所以不難理解國內的紡織企業為什麽會選擇直接從國外采購棉紗。

“我們現在主要形式是貿易，中國工廠去采購我們公司的棉紗產品。”Fortex 副主席Hoang Xuan Chinh期待未來有更多種合作形式，“比如生產制造商跟我們一起合作建廠，或者投資者一起合作。”這也是他們來中國舉辦宴會和路演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吸引到更多的戰略投資者。

雖是如此，在越南投資其實不容易，早前不少企業投資越南設廠都以失敗告終。而目前在越南成功辦廠且順利投入運行的多是國內服裝紡織領域的大型企業。

百隆東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衛新公開指出，越南不缺紡紗廠，缺的是面料、針織和印染企業。但目前越南的環保要求比中國還嚴格，汙水要100%合格才能排放，因此進軍越南市場並不如想象中那麽容易。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天虹集團的創始人洪天祝。目前天虹在越南有125萬錠的投資規模，投資規模達8億美元，成為中國內地企業在越投資規模之首。洪天祝認為越南是中國紡織工業走出去的首選之地，但不一定所有企業都適合走出去，需要根據企業自身優勢和國內行業現狀進行最終決策。

2017博鰲亞洲論壇3月召開：為全球化“正視聽”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將於3月23至26日在海南博鰲舉行，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第一財經記者在9日的發布會現場了解到，2017年年會擬分為全球化、增長、改革和新經濟四大板塊。截至目前，初步設置了42場分論壇、12場閉門對話。會期四天。開幕式安排在3月25日。

近幾年來，對全球化的質疑和反對之聲有增無減，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全球化遭受挫折。2016年年末，博鰲亞洲論壇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會議探討全球化未來，形成重要共識。一方面，全球化要照顧到被邊緣化和利益受損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對全球化的基本原則和積極面予以充分肯定和堅持，不能開倒車。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表示，亞洲和新興經濟體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並已崛起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動力量之一。博鰲亞洲論壇作為亞洲和新興經濟體的主要對話平臺之一，將通過每年一次的論壇年會，為全球化明是非、正視聽，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與呼。

據介紹，年會的基調是“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年會擬在開幕式當天下午增設全體大會，邀請重量級國際組織負責人、企業家、學者，就全球化的未來展開專題討論。

“一帶一路”仍是年會討論的重點。年會將安排沿線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高官間的對話，以及中國和沿線國家的部長與CEO對話。亞洲區域合作，多哈回合、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國倡導的亞太自貿區如何繼續推進，也將在年會進行專場討論。

多措並舉、刺激增長是各國政府和企業界最為關註、最為緊迫的課題。2017年年會將從多個角度探討增長的新路徑、新思路、新動力。相關議題包括全球經濟亞健康、貨幣政策的極限、財政政策再發力、緊縮與增長、跨境投資、工匠精神、中小企業隱形冠軍、重振民間投資等。

年會還設置了重點議題討論如何推進改革，包括供給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醫改、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業綠色革命、商業變革、教育改革、第四次工業革命、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去泡沫、資產證券化、去杠桿等。

在嘉賓邀請方面，2017年年會擬邀請6-7位領導人和80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和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

此次發布會，周文重還宣布了2017年年會主要商業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為沙特基礎工業公司、上汽通用汽車有限公司。鉆石級合作夥伴包括FMG集團、茅臺集團、三星集團、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已有第一財經等23家媒體簽約成為2017年年會媒體合作夥伴。

海關總署：中國成為逆全球化趨勢最大受害者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13日在介紹今年中國的外貿走勢情況時指出，2017年全球政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比如英國脫歐，歐洲主要國家大選，美國新總統上任，韓國總統選舉等大事件都會給現有政策走向帶來變數，或加劇全球範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態勢。國際環境嚴峻複雜，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我國成為這一趨勢的最大受害者。

1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黃頌平介紹2016年全年進出口情況，並答記者問。

黃頌平表示，2016年我國對外貿易呈現回穩向好的態勢，取得了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2017年，國際環境依然嚴峻複雜，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也仍然較大，影響我國外貿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支撐外貿持續向好的基礎尚不牢固。

一是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諸多新挑戰，低迷疲軟仍是世界經濟的主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將為3.4%，經合組織的最新預測值為3.2%，全球經濟仍將低位運行，成為共識。世界貿易組織最新貿易展望報告中將2017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預期下調到1.8%-3.1%之間，這是世貿組織首次提出區間預測，意味著2017年全球貿易仍將難以回暖，不確定因素增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外貿也難以獨善其身。

二是我國自身改革進入深水區，外貿結構轉型壓力大。2017年是我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諸多的結構調整進入了攻堅期。一方面，隨著生產綜合成本不斷上升，傳統外貿競爭優勢持續減弱。另一方面，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尚未解決，中西部地區產業鏈配套仍不完善，物流成本偏高，承接東部要素成本型的產業和訂單轉移的力度不強。數據顯示，2016年前10個月，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歐盟市場份額比2015年同期下滑1.8個百分點，在美國份額下滑1.2個百分點，在日本份額下滑2.1個百分點，而同期部分東南亞國家同類產品在歐美日的市場份額均有所提升。此外，當前我國正在積極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發達經濟體大力推進制造業回流，對我引進高質量外資形成挑戰，更高質量的外貿對創新發展、自主形成技術新優勢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

三是全球化進程遇阻，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出口擴大形成制約。世界貿易組織2016年6月份發布的報告顯示，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國集團經濟體實施了145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有超過20項新措施出臺，月均新措施數量為2009年世界貿易組織開始監測貿易限制措施以來的最高水平。在經濟增長乏力背景下，實施貿易保護、設置貿易壁壘，用反傾銷手段幹預正常貿易成為有關國家搶占國際市場份額的重要手段。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我國成為這一趨勢的最大受害者，根據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共遭遇27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119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涉案金額143.4億美元。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同比分別上升了36.8%和76%。2017年全球政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比如英國脫歐，歐洲主要國家大選，美國新總統上任，韓國總統選舉等大事件都會給現有政策走向帶來變數，或加劇全球範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態勢。

黃頌平指出，總體看來，海關總署認為2017年我國外貿的內外部環境錯綜複雜，所面臨的困難也不是短期的，但經過這些年的積累，我國經濟以及外貿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力大，無論外部市場如何波動，都有信心應對。2017年對外貿易領域只要把握住"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鞏固落實“穩增長、調結構"系列政策措施，努力使各項改革惠及企業，對外貿易一定會在提質增效、穩定發展方面取得成效。

習近平達沃斯縱論經濟全球化：中國大門始終敞開

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北京時間17日18時10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又稱“冬季達沃斯”)上發表主旨演講時的上述表態獲得了現場嘉賓的熱烈掌聲。習近平表示，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未來五年會堅定不移地繼續開放，且中國經濟放緩只是“前進中必然出現的階段性現象”，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3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央視直播截屏）

“我在現場和其他代表交流，大家都感到習主席推動經濟全球化，以及富有中國智慧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張，獲得了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和深深共鳴。”出席冬季達沃斯開幕式的螞蟻金融服務集團總裁井賢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逆全球化擡頭、政治格局動蕩之際，習近平主席的演講向世界其他經濟體展示了中國堅定不移推動全球化的決心，展示了中國在全球化發展中的責任和擔當，為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註入了正能量。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在論壇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出席達沃斯論壇，意義重大，“當今反全球化、反全球貿易的不健康思想萌芽，這對所有國家都不利。相較之下，瑞士和中國早前就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兩國為推動自由貿易作出表率，這不僅僅有益於兩國，也對全球有利。”

“中國有良好的願望、決心與能力來推動全球合作。習近平主席講‘擼起袖子，加油幹’，也包括海內外的兄弟，推動世界經濟的和平可持續發展。在全球當前頻發的黑天鵝事件中保持戰略定力，做出我們中國獨特的貢獻，與大家一起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相較於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取向，習近平此次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習近平指出，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並非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理由。我們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當全球經濟處於下行期，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反而變小了，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到壓力和沖擊，反全球化的呼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不足，值得重視和深思。

實際上，美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就經歷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產能過剩、投資太弱，產業輕化、制造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中產階級收入減少、收入不平等加劇。“因此特朗普不是共和黨選出來的，也不是民主黨選出來的，他是被今天40歲到50歲、見證了上述變遷的美國中產階級選出來並擡進白宮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正是抓住了美國中產的這種心態——以擴基建的主張拉動潛在需求，以減稅主張增加就業、吸引資本流入美國。”

然而，隨著1月20日美國總統就職日的臨近，各界越發接近一個共識——特朗普謀劃的“貿易戰”似乎是個偽命題，在這個技術飛速發展的今日，光靠對中國、墨西哥等國家征收“報複性關稅”，解決不了美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這一問題在美國已經凸顯，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這意味著更多人離開了就業大軍，部分低技能崗位的喪失是永久性的，因為機器可以將其取代，或者生產率的提升就減少了對類似人員的需求，這似乎是靠貿易戰無法挽回的。

印度央行前行長、芝加哥大學傑出金融學教授拉格拉邁·拉詹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特朗普說全球化加劇美國失業，但可能各界對貿易過度關註。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占GDP之比始終在12%的水平，因此並非美國的制造業不再具備競爭力，而是美國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技術進步也使生產率提升。”

拉詹認為，過度強調貿易戰其實存在指鹿為馬的嫌疑，重要的是關註技術進步，美國政府應對低技能員工進行再培訓，這一部分的投資始終是不足的。

習近平在演講中強調，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為事物存在的缺點就把它看得一無是處，這是不全面的。他認為，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也不能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其更好惠及每個國家和民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習近平主席的演講體現了大國擔當和中國力量，“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也願意繼續帶頭推動全球化。習主席向世界顯示了中國堅定的立場。”

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

在達沃斯論壇這個頂級國際舞臺上，習近平也向世界釋放了中國將繼續開放的積極信號。他強調，中國對世界的大門始終是打開的，開了門，世界能夠進入中國，中國才能走向世界，我們希望各國大門對中國投資者公平敞開。

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積極引導寬松有序的增長環境、放寬外商投資準入、建立高標準自貿區、加強產權保護、促進公平競爭，讓中國市場更加透明、規範。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

習近平還宣布，今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臺，共享合作成果，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為實現聯動式發展註入新能量，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加速開放的最佳體現。“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支持，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議。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達到500多億美元，一系列重大項目落地開花，帶動了各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

徐洪才表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世界各國的響應，要打造好公共合作的平臺，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堅持五大發展理念，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一起反對保護主義。這些都是中國對外貢獻的正能量。

金立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與施瓦布教授(論壇創始人)探討了此次會議，他也認為習主席為此次達沃斯論壇添加了特殊意義——沒人主持正義，中國來主持正義，推動全球發展，給大家帶來好處。”他表示，亞投行作為多邊發展機構，致力於推動亞洲經濟發展，更是包含了眾多歐洲成員國。

金立群

2016年全年，亞投行共計為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的9個項目提供了17.27億美元貸款，撬動公共和私營部門資金125億美元，突出了全球命運共同體、協同發展的理想。

中國對世界的大門是敞開的。王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習近平主席的演講間接回應了部分國家“去全球化”的言論和思潮。全球經濟疲弱，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高漲，不利於全球貿易與投資。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積極推動全球化，希望全球經濟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

中國仍是全球增長引擎

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幾乎所有參會人士都在聚焦“中國經濟放緩會否拖累全球”、“人民幣貶值的溢出效應”。今年，這兩大話題仍是全球關註的焦點。

由於美元一整年來持續走強，人民幣仍面臨一定壓力。習近平在演講中強調，中國無意通過人民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更不會打貨幣戰。

截至1月16日，離岸人民幣對美元漲破6.80，日內已連破6.85、6.84、6.83、6.82、6.81、6.80六大關口。

拉詹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盡管人民幣近期持續貶值，但這是基於市場供求的浮動。此外，“中國政府近期的做法都是在支撐匯率，這並不符合特朗普所稱的‘匯率操縱國’名號。”

中國經濟放緩只是“前進中必然出現的階段性現象，中國對這些問題和矛盾正在著力加以解決，並不斷取得積極成效”。習近平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3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他說：“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為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提供了持續強大的推動。”

去年，中國官員便在達沃斯論壇上強調，中國經濟放緩僅是全球經濟增速低迷的一個縮影。值得註意的是，北京時間1月16日22時， 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關鍵預測更新，與去年10月的預測相比，IMF此次大幅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速預期至6.5%(+0.3%)，2018年維持6.0%不變;IMF分別維持對2016、2017、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3.1%、3.4%和3.6%的預測。

習近平此次再次強調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2016年由中國主辦的G20(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便達成重要共識，要以創新為抓手，挖掘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我們要超越財政刺激多一點還是貨幣寬松多一點的爭論，要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思路。要創新政策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為增長創造空間、增加後勁。

特朗普上臺前夕，中國祭出“全球化”引資大禮

當全球都在猜測即將就任的特朗普團隊是否會動用貿易保護主義“彈藥”之際，中國政府在新年伊始祭出了一份擁抱“全球化”的吸引外資大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7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傳遞出重要信號：力挺全球化，中國的大門始終向世界敞開。

幾乎同一時間，中國政府網發布了《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下稱“引資20條”)。在諸多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看來，這份通知里的20條措施，每一條都堪稱重磅，直指外資對華市場準入的痛點。

相比以往被歐美大力呼籲的中國服務業領域開放，引資20條中引入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引起了更多業內人士的關註。

讓一些親歷者期待的是，與以往通過上海自貿區等地方試點推進外資準入改革的方式不同，此次引資20條直接由國務院統一部署，自上至下推動改革。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評論稱，引資20條的推出很及時，反映了中國積極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他表示，中國吸引外資面臨雙重壓力：低收入國家競爭造成外資的“分流”效應;工業化國家的政策措施可能加劇外資“回流”。特別是在工資和制造成本不斷上升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在吸引外資(特別是尋求績效型外資)方面的國際競爭力成為各界關註的重要問題。

核心是破除壟斷

引資20條中最受關註的部分是“進一步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其中第八條稱，各部門制定外資政策，要按照《國務院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國發〔2016〕34號)(下稱《意見》)規定進行公平競爭審查。

這也是首次在外資政策相關法規中引入“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概念，意即“破除行政壟斷”。

一位曾在外資領域耕耘多年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他之所以關註這一部分，是因為這最能反映出監管環境的變化，“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看起來讓人充滿期待又雄心勃勃，但是否能落實還需持續關註。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表面看，這只是外資領域的政策，但核心是打破壟斷。比如，若要開放服務業，意味著打破行業中的壟斷問題，不僅要打破經濟壟斷，更要限制行政壟斷，才能移除市場進入壁壘。

2016年7月，中國《反壟斷法》正式出臺8年之後，清理以“紅頭文件”為代表的行政壟斷正式啟動了頂層設計——國務院印發了《意見》，當月開始實施。

根據公開資料統計，《意見》出臺後，截至去年底，江蘇、北京、湖北、陜西、遼寧、寧夏等12個省市區已相繼出臺了相應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的意見。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去年底出席國務院政策吹風會時專門強調，公平競爭是這次引資20條重點重申的原則和要解決的問題。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跟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樣，都是我們企業的主體。中國政府一貫要求，對內資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對待。

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方面，他尤其強調，由於我們外資的管理涉及多個部門，國務院要求各部門在出臺關於外資的政策時，都必須進行公平競爭審查，事先公開征求意見，這就從制度上進行保證。同時，還要求各部門、各地區嚴格貫徹國家的政策法規，確保政策法規執行的一致性，不得擅自增加對外商投資企業的限制，這樣就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可預期性、公開透明。

此外，“公平競爭”項下，還包括公平審核外資企業的業務牌照和資質申請;公平參與標準化的工作;公平參與政府采購;公平保護知識產權;公平融資環境渠道和條件;公平註冊資本制度。

梁國勇表示，本次重磅政策的出臺背景在於，對內，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之時，吸引外資是必然選擇，在短期穩增長和創造就業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從國際環境來看，當前資本和金融項目巨額逆差，引導國際資本流入對國際收支平衡至關重要。再者，主要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策動向可能導致外資撤資、產能回流加劇，需要在政策方面推出未雨綢繆的應對措施。

效果還需觀察

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引進外資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外向型戰略的一個核心元素。但在政策發布和執行過程中，一直伴隨著學術界對中國引進外資的實際成績、外資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未來外商對華投資前景與政策這三個重要問題的反思與爭論。

對於引資20條的出爐，從專家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歡迎的態度，但卻對落地仍然抱有觀望心理。

蘇州市商務局局長吳新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引資20條的重點之一是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他們於去年9月出臺、12月印發的《蘇州市政府印發關於加強招商引資工作若幹意見的通知》(蘇府辦[2016]282號)(下稱《若幹意見的通知》)總體上跟引資20條的要求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蘇州下一步在引入外資上的方向。

吳新明表示，《若幹意見的通知》主要思路是在擴大對外開放上，提出服務業要進一步加大利用外資;在對制造業的外資利用上，根據蘇州特點，明確了下一步投資的重點產業方向;同時還提出要加大對外資總部功能機構的招商引資。

一位在北方某外資園區工作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是很大的利好，這樣的力度意味著其今年的工作會很忙，“過去幾年，曾有過一些優惠政策，現在可能會再次恢複。”

從開放角度說，此次力度頗為驚人，比如，過去十年，美歐一直通過各種外交途徑呼籲中國推進的服務業準入，這次有了明確規定。根據引資20條，服務業重點放寬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放開會計審計、建築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推進電信、互聯網、文化、教育、交通運輸等領域有序開放。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學院執行院長屠新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改革開放重點在頂層設計，按行業逐次推進，尤其是服務業開放，都有很強的行業性，主要阻力在行業監管。

“這次是從上到下的開放，就是按行業開放，因為中央管理是按行業來的。“他說。

另一位核心觀察人士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的政策還需要再觀察，並聽取民企、外企的評價。國內改革任重道遠，來自各方面的阻力還不小。這些是遲早必須要做的事，但目前能切實落實多少，還看不清楚。

一位長期在長三角產業園區操作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業務的律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引資20條中，“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70%執行”對外資的誘惑很大，但不清楚地方會如何操作，如何定義“最低價格”也有待澄清。

該律師表示，當前政策中，蘇州和無錫的工業用地價格多在20萬元/畝的水平，但是，“砍砍價”可以拉到15萬元/畝。那麽如果最低價格定義是20萬元，其實70%的折扣和目前實際執行是差不多的，但如果是按照15萬元來算，則會是相當大幅的優惠。

另一位常年在美國矽谷從事創新企業孵化器的CEO在看到政策後，關註到了這一條：對持有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給予中國籍公民同等待遇。對外籍高層次人才及其外籍配偶、子女申請辦理多次簽證或者居留證件的，依法依規提供便利。

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對於考慮回國創業的人士確實是一個便利因素。但實際上，從她在國內的經歷來看，很多願意找到她合作的創業團隊或是地方政府，都曾經提到幫助在當地安家落戶的便利政策。

“作為投資，這是利好，但是決策，還需要通盤考慮整體的狀況。”她說。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17日在網站答記者問稱，這次國務院印發的引資20條已經包括了詳細的分工方案，每一條措施都有明確的責任單位。引資20條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高度重視，主動作為，強化責任，密切協作，還要求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加強督促檢查，確保各項政策落到實處。

【達沃斯】梅姨決心打造“全球化英國” 英鎊漲勢依舊

北京時間1月19日17:15，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冬季達沃斯論壇上發表演講，繼1月17日的演講後，重申脫歐決心，並表示要打造一個“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

不過，她也重申，“我們雖然脫歐，但絕不是拒絕和歐盟夥伴進行貿易，希望繼續合作。”特蕾莎·梅也稱，在退出歐洲單一市場後，希望和歐盟國家逐步簽署自貿協定，同時也會與非歐洲國家簽署自貿協定，“例如澳大利亞、印度、新西蘭已經和英國有類似協定，中國也表示了興趣。”

從英鎊走勢來看，市場對特蕾莎·梅的“硬脫歐”的表態從幾個月前的悲觀轉為樂觀，講話期間，英鎊先對美元走強，此後不斷上攻。截至北京時間1月19日20:20， 英鎊/美元報1.2333。

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副首席交易官朱文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月17日，梅宣布了‘脫歐’方案，明確表示英國將尋求退出歐洲共同市場，並誓言要從歐盟拿回邊境控制權，以限制進入英國的歐洲移民人數。更重要的是，英國央行決策者們和市場已將此計價在內，令市場註重英國經濟增長，提升了周五(1月20日)將公布的英國12月零售銷售數據的重要性，若不及預期，可能拖累英鎊。”

重申脫歐決心

早在1月17日的演講中，特蕾莎·梅就基本明確了脫歐的路線圖。她明確了英國脫歐後絕對不會繼續留在歐盟“單一市場”，要擺脫“半留半走”(half in half out)的狀態。

當時，其演講中有關脫歐的觀點幫助了英鎊反彈：“第一，確認議會將就英國與歐盟的最終脫歐協議展開投票;第二，有關英國提出的、與歐盟的新關稅協議的細節，英國希望與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的貿易可以免稅;最後，特蕾莎希望用兩年時間達成脫歐協議的目標，並且在達成協議後有一個分階段實施的過程，以確保英國順利過渡到脫離歐盟的新現實。” 嘉盛集團分析師Kathleen Brooks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19日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特蕾莎並未再對上述細節做多贅述，而是再度明確了其脫歐的決心，並強調英國脫歐是為了英國長遠的發展著想，希望為英國打造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6個月前，英國公民投票決定退出歐盟，我們決心離開歐盟，擁抱世界。這意味著英國一定會面臨重大變化、經歷艱難的挑戰，我們要為自己創造一個新世界。”特蕾莎19日稱，“脫歐的進程中可能存在不確定性，但會為我們創造一個美好的明天。所以我們為什麽要回避這種光明的未來?英國要成為一個‘全球化英國’。”

她也表示：“當然也有一些國家不理解英國的做法，尤其是我們的歐盟夥伴，但是就像我此前說的，我們退出的決定不是拒絕歐盟夥伴，我們希望繼續與歐盟合作，無意損害歐盟利益。”

此次，特蕾莎強調了“全球化英國”，這也表明了英國希望加速與全球各國簽署自貿協定的決心。“英國屬於歐洲，但更屬於更廣闊的天地。我們就是一個全球貿易國家，而不希望只是和歐洲國家進行貿易。”

可見，特蕾莎近期始終想傳遞的信息是——脫歐不是為了閉關鎖國，不是為了逆轉全球化，而是為了進一步擁抱全球化。

“英國永遠對外資開放，對那些來自制造業、金融、高科技等領域的人才開放，對想要與我們進行貿易的國家開放。”她稱。

此前，由於特蕾莎發表了對移民管控的言論，這也部分導致英鎊在去年10月出現閃崩。“因為低技能移民的緣故，一些英國人被擠出了勞動力市場。”特雷莎去年在執政的保守黨大會期間宣布，英國將於今年3月底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開啟脫歐程序。特雷莎去年多次提到英國是“歐盟之外獨立的主權國家”。這表明，一直在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的這位新首相，決心從歐盟手中拿回邊界管控權。

近期，“特蕾莎的態度相比去年G20峰會時似乎出現了360度大轉彎。”一位達沃斯論壇的參會嘉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她當下的表態可以發現，英國歡迎的是高精尖人才，而希望管控的則更多是誘發不安全因素的非法移民。

有評論認為，在恐怖襲擊頻發的背景下，她對於人員自由流動的強硬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利好英國經濟。

英鎊持續反彈

盡管“硬脫歐”的態度未變，但特蕾莎試圖“美化”脫歐後英國發展前景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市場的響應。

有分析人士表示，過去市場買的是擔憂——英國強脫歐預期強化一般伴隨英鎊跌。歐盟單一市場體系下，英歐之間，人、物、資本幾乎全流動，一旦退歐，三要素雙向流動成本加劇，互相損害，兩敗俱傷;而現在與未來，市場買的是邊際變化：英國強脫歐已經被納入預期，脫歐已成基本情景，關鍵看具體脫歐的細節，只要英國強勢堅持的政策利好英國，態度越強英鎊越強，因此出現強脫歐伴隨英鎊走強。

一位參加冬季達沃斯的NHK(日本放送協會)倫敦駐站記者也對第一財經記者提及，特蕾莎提到了英國脫歐的進程需要英國議會投票，這也意味著如果從歐盟拿不到一個好的脫歐條件，英國不會輕易妥協，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鼓舞了英鎊多頭的士氣。他也表示，此前公布的經濟數據向好，這也助力了英鎊反彈。

英國12月CPI年率上升1.6%，升幅創2014年7月來最高水平，且高於預期值1.4%和前值1.2%。

不過，就長遠來看，英鎊的走勢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世界銀行前首席投資官Afsaneh在達沃斯期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今年3月脫歐談判真正開啟後，各種爭論和博弈不會停止，後續英、歐交鋒會愈發激烈，歐元英鎊波動加大。“英國與各國的自由貿易談判也必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說是兩年，但各種談判的推進可能要花上五年甚至十年。”

此外，英鎊近期的反彈和美元回調也有一定關系，因此未來美元走勢將影響英鎊。

本周三，美聯儲主席耶倫稱，美聯儲接近達成雙重目標;通脹目前低於2%，但正朝著美聯儲的目標邁進，就業市場仍有改善的余地，預計失業率在4.75%就相當於充分就業。

耶倫稱，預計這一年內將會有數次加息，這取決於經濟走勢，若推遲加息過久將會拖累經濟，但低迷的生產率也不支持大幅加息。她表示，美聯儲12月加息反映出對美國經濟將繼續改善的信心，逐步減少貨幣政策的支撐是合理的。

本周三公布的美國消費者物價水平升至兩年半高位，提振了美元及美債收益率，美元指數逐步反彈至101關口上方，現貨黃金則跌破1210美元，並在耶倫講話後進一步觸及1202美元/盎司的日內低位。

數據同時顯示，美國12月工業產出表現好於預估，產能利用率創1989年以來最大增幅。詳細數據顯示，美國12月工業產出較前月上升0.8%，預估為上升0.6%，前值為下降0.7%。

30年來堅持美國是全球化輸家，特朗普這樣看自由貿易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2000年寫過一本名為《我們應得的美國》(The America We Deserve)的書。他曾寫到：“如果當選總統，我要任命我自己為美國貿易辦代表公室(USTR)代表。”

特朗普做事認真，甚至為此事專門咨詢了律師，並得出了總統有權這樣做的答案：“我將親自負責談判。我們的貿易夥伴必須在特朗普的對面坐下來，我保證這種占美國便宜的(貿易)將會結束。”

梳理歷史文獻可以發現，近30多年來，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的表態達到了驚人的一致：他認為美國是自由貿易的輸家，而且他一直聲稱，如果當選總統，他將親自掌舵，把美國的貿易政策轉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雖然他沒有正式任命自己為USTR代表，不過他已經在扮演首席貿易談判者的角色了：威脅和哄騙福特等美國公司甚至寶馬這樣的外國企業，讓他們要麽在美國生產，要麽就承擔高額關稅。”美國外交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愛登(Edward Alden)指出，特朗普有可能會制造一個令貿易更有利於美國的現代版本，但又不完全摧毀貿易，不過他“正在玩一個危險的遊戲”。

曾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和USTR代表的佐利克在選戰中也將特朗普稱為“一個危險的男人”。不過，在特朗普當選後，佐利克開始呼籲，如果特朗普真的深知交易藝術，他就將擁抱自由貿易。

2000年特朗普寫過一本書《我們應得的美國》

30年來一直反對自由貿易

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美國總統里根贊揚自由貿易的美德時，作為里根的“鐵粉兒”，特朗普卻在這一問題上同里根看法迥異。特朗普從彼時起就多次公開表示，美國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失敗者。

也正是在1987年，特朗普正式進入美國政治舞臺：他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全頁廣告攻擊日本，稱日本依靠美國在軍事上維護，而在經濟上卻忙於“建立一個強勁而充滿活力的經濟，實現貿易商前所未有的盈余”。

1988年，在奧普拉(Oprah Winfrey)秀上，特朗普有了一次向美國民眾解釋他這種看法的重要機會。“我們讓日本向我們的市場傾銷一切產品，這不是自由貿易。 如果你去日本，試圖賣東西，幾乎是不可能的。”

“雖然沒有反對的法律，他們只是讓這種行為變得不可能。”特朗普生氣地說，“他們來到這里賣汽車、錄像機，讓美國企業受到重大損失。”

在20世紀80年代，特朗普的聲音並不代表主流看法。實際上，美國出現對自由貿易持有敵意的總統還是在1934年之前的事。

愛登指出，羅斯福以及之後的美國總統都接受自由貿易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愛”：美國和其他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曾經嘗試過選擇民族主義，然而損害是巨大的。

1934年羅斯福政府制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之後，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巨頭，美國總統都將貿易視為複雜的外交政策中少數的“雙贏”政策之一。

他們傾向於認為，降低貿易壁壘對美國公司有利，美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有利於美國對盟國出口，這最終將令美國消費者獲利：美國人享受低價的電視和T恤衫;美國的產品在海外也容易找到新市場。

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他們對自由貿易都充滿熱情。也同樣是在1988年，里根預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新技術以及所有超越了想象力的新機會均在形成”。

里根警告說，沒有什麽比在全球掀起貿易壁壘更能削減這個新時代了。

將離任的奧巴馬，在選戰中曾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是當選總統後卻成為自由貿易的推動者。

特朗普和他的“鋼鐵人”們

在貿易問題上，30年來特朗普的看法從未改變：世界是贏家，而美國是輸家。他的判斷方式很簡單：美國貿易赤字，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的損失。根據他的計算，在過去3年中，美國大約每年都虧損5000億美元(美國最近一次有貿易順差是在1975年)。

需要看到的是，絕大部分美國企業都支持自由貿易。然而也有例外：那些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遭受到嚴酷進口競爭的行業，其中最顯著的是鋼鐵工業，緊跟其後的是紡織品和服裝行業，有時也是汽車和半導體行業。

這些行業從未停止過對自由貿易的抱怨和抗議，而特朗普同這些反對者在數十年來一直走得很近。特朗普的頂級貿易顧問幾乎都與鋼鐵業有關。

近期的《經濟學人》中有一篇文章，半認真半戲謔地指出，特朗普的貿易團隊是“鋼鐵人”組成的。

其中，特朗普提名專門對鋼鐵業進行反傾銷官司代理的律師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任USTR代表;而獲提名擔任商務部長的羅斯(Wilbur Ross)的發跡史則可以回溯到在小布什政府提高進口鋼材關稅前大舉收購虧損的鋼鐵廠。

特朗普的顧問迪米科(Daniel DiMicco)曾掌管美國最大鋼鐵企業紐柯(Nucor)。其任命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堅定認為，美國鋼鐵產業衰退來源於中國的”不公平“競爭。

實際上，在日益增長的進口競爭中遭受最嚴重影響的那些州，也正是特朗普在大選中的“票倉”：10年來制造業工作損失最嚴重的10個州中，有8個州選擇了特朗普。

愛登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與日本競爭日益激烈之時，美國制造業就業仍然相當穩定，約有1700萬個就業崗位，即使在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更大的自動化，美國還是維持了這樣的就業數字。

不過，在進入21世紀之後，在自動化程度更加提高、經歷了兩次經濟衰退以及面臨來自中國等國的進口競爭更加日益激烈之後，大約600萬制造業工作消失了。

愛登稱，學術研究表明，貿易可能占這些就業流失原因的20%至30%，而這些工作並不是任何(低端)工作，這些流失的工作向那些受過適度教育的人支付體面的中產階級工資。

在愛登看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很多原因，但美國人對貿易越來越失望是很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 特朗普贏得了所有遭受進口競爭最猛烈沖擊的制造州的選票：密歇根州、北卡羅來納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

美國工會AFL-CIO領導特魯姆卡(Richard Trumka)最近表示，他將支持特朗普重新進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決定。

“工人階層都失去了目標和身份，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特魯姆卡表示，“工人們正在尋找一種新的貿易方式。”

真懂貿易嗎?

特朗普在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他介紹了自己成功的11個原則，譬如建議談判者想辦法將自己的立場廣而告之，且越聳人聽聞越好，同時需要野心勃勃，並對失敗者狠狠還擊等。

特朗普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

佐利克近日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分析如何看待特朗普：“他總是在談判，且在談判時擺出大膽立場，並在必要時候調整、甚至放棄立場，憑直覺感受或尋找有利條件，之後把任何結果都稱為是勝利。”

不過，佐利克此前也呼籲，如特朗普真的懂“交易的藝術”，他應該擁抱自由貿易才對。擔任過USTR代表的佐利克，給出了他心目中與外國政府進行談判的貿易領域。

佐利克認為，首先，特朗普可以與英國談判，與英國退歐談判平行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次，NAFTA已有20多年，確實可以在能源、數字商業、反腐敗、物流和勞工標準方面進行更新。不過必須要考慮到一個事實，即美國和墨西哥需要一同與中國和其他經濟大國競爭：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的每一美元中，就分別包括美國投入的約40美分和25美分。

佐利克指出，在亞太地區，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以首先集中於防止貨幣操縱，而在與中國的貿易政策方面，可以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一周大佬說 | 達沃斯論壇：全球化才是出路

1月17日，2017年達沃斯論壇在瑞士開幕。在17日至20日的會議中，英國“硬脫歐”的決定和特朗普正式走馬上任讓全球化成為了各國領導人和企業家們關註的焦點。

讓我們來聽聽，關於全球化這個關鍵問題，參加達沃斯的大佬們都有哪些觀點：

瑞銀集團主席阿克塞爾·韋伯在達沃斯論壇接受CNN采訪時，談及了英國的“硬脫歐”立場。他表示，英國現在有2個選擇，一個是與歐盟談判，而另一個選擇就是與全球其他國家談判貿易協定。在他看來，英國的出路不在歐洲，而是全球。

全球其他銀行業者也在暗示將采取行動應對“硬脫歐”。匯豐集團行政總裁歐智華稱，將轉移員工至巴黎，而這些員工帶來的收入為英國交易部門的五分之一。

IHS Markit公司首席經濟學家Nariman Behravesh則談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關於全球化的講話。他認為，中國對於全球化堅定的支持令人倍感鼓舞。最重要的是，中國會更加開放，增加進口和外國直接投資。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發展，這也是中國支持全球化的原因。

1月18日，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在達沃斯接受CNBC采訪時認為，全球化不應該倒退。大型企業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提供了資本支出，創造了工作崗位，提高了收入。最重要的是應該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不是殺死這只會下金蛋的金鵝。傑米·迪蒙舉例表示，過去20年全球化幫助20億人脫離了貧困，今後20年還會繼續幫助另外20億人擺脫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