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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歐洲中產反全球化才剛開始

二戰後依靠新自由主義構建起的歐盟,在2016年承受了英國退歐公投和來自歐盟核心國家極右翼勢力的多次挑戰。12月4日,意大利將舉行修憲公投,奧地利將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

這兩場投票都有可能導致極右翼民粹主義上臺:在意大利是由前喜劇明星貝普·格里羅(Beppe Grillo)創立的“五星運動黨”;在奧地利是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

這是歐洲公眾針對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全球化的一場“清算”: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歐洲公眾反對歐盟長久以來把經濟增長置於社會保護之上,也對全球化中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說辭產生了深度懷疑和失望。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日前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指出,“新自由主義工程,已經結束了。”

“為反對全球化,歐洲的中產階級開始反抗,並集結力量和共識。”雅克表示:“我想這只是剛剛開始,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被當成想當然的事情都會消失。這不僅僅是在英美,而是在更廣泛的歐洲。”

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

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英國是撒切爾主義的時代,美國則流行里根經濟學,這一切對歐洲大陸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雅克對記者表示,在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為了應對社會民主黨無法解決的新沖突應運而生,引發了諸如有關於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等一系列討論,最終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贏了,而新論點則是“市場是經濟的主題”。當時,新自由主義同樣也解決了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問題,開啟了隨後80年代新的全球化時代,並一直流行了35~40年之久。雖然經常有反對聲,然而極其微弱。

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式也是典型的涓滴經濟學思路:即把更多的錢給富人,而他們最終會把錢分到窮人手里。雅克指出,最終2007~2008年金融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終結了新自由主義。

美國中產階級現在管自己叫工人階級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的表現並不卓越。以歐洲為例,“黃金時代”指的是二戰結束後到70年代早期,即凱恩斯主義盛行的時代。按照雅克的計算,當時的增長率比從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高了整整一倍。

然而,伴隨新自由主義而來的最大後果,即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繪制了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在這張被讀者取名為“大象圖表”的數據表上可以看出,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

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在擴大。

實際上,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時期(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的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對此,雅克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不平等問題在西方世界變得越來越糟了:不僅僅是在英國,還有美國(這些爭議的來源),以及歐洲各國。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全球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的好日子里,“平等”這個單詞並不被廣泛使用,因為這不時髦。雅克說,“然而,現在不僅開始使用,且不論左翼、右翼都在反對不平等主義,特別是右翼來得更強烈一些。”

“那些在西方特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是工資滯漲或者被降低的人群。”雅克表示,比如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之所以重要,因為他代表了那些三四十年來工資都沒有漲過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想想這件事很神奇。”

其神奇指之處恐怕在於,在以前,美國的工人階級稱自己為中產階級,現在“他們管自己叫做工人階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改變。”雅克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中,這些被全球化拉下的人正在表達他們的反抗。

歐洲恐對TTIP說不

如今,不平等現象正在推動著反全球化的浪潮。對於不加以限制的移民、全球貿易協定的批評不僅不會隨著特朗普的上臺而減少,反而將不斷加劇。

此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瀕臨破產;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也前途暗淡。

雅克也不看好上述自由貿易協定的未來。

他表示,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在新自由主義指引下,給政治精英或者精英社會迅速致富的機會:社會之所以變得不公平,是因為這些精英可以說服政府為他們工作,並這樣運轉了很多年。

雅克指出,“貿易協定在設計之初就更偏大型跨國企業,超越國家主權建立司法仲裁系統(即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政府和企業之間搞得過於熱絡。而人們終於表示,再也不想要這些了。”

他還預測,在特朗普上臺後,TPP沒有延續的可能;至於TTIP,有可能歐洲自己會把它搞砸,因為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對此類協定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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