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貸行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嶺創投曝7000壞賬之際,廣州一家同樣老牌的P2P平臺—盛融在線又被曝出在線兌付危機,盡管該平臺CEO劉誌軍再三保證無系統性風險,但大量來自投資者和媒體的言論指向該平臺自融項目過多,投資者在盛融社區也再三要求提現。
盛融在線可以說是廣州最早一批成立的P2P平臺,於2010年10月上線,由廣州誌科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由於誌科背靠著科技園區,所以,劉誌軍此前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盛融在線主要的客戶是科技園區內的企業,並在全國采取加盟的模式,向國內各個科技園區、孵化園區拓展。
自融術
事情始於今年2月10日,盛融在線發布的一則公告稱春節期間只處理5萬元以下提現,而早在此之前,就有投資者在社區上抱怨提現時收不到短信驗證碼,由於多數投資者均遇到了該問題,恐慌迅速蔓延,再加上年關將至,很多人急需用錢,平臺開始出現擠兌。
見事態嚴重,劉誌軍於2月11日發布澄清公告,公告稱,提現問題是因系統升級所致及短期資金沒到位,“盛融在線短期內確實有點艱難,這個我們並不回避,但絕無系統性風險。”劉誌軍表示。
與此同時,網貸之家也曝出該平臺涉嫌自融,網貸之家稱,該平臺的借款人、投資人ID,顯得頗為奇怪。在待還借款人中,有仁燁資管、仁燁管理、仁燁資金、仁燁財富以及CCTV1、國泰民安、萬達影院等用戶名。而在待收投資人中,出現了如“瑞麗”、“國付寶”、“爸爸去哪了”、“分眾傳媒”、“支付寶”等用戶名。
事實上,本報於2012年7月份曾經報道過該平臺的自融術:劉誌軍涉嫌以tonyliu的身份在該平臺發布借款項目,當時,據網貸之家對盛融在線的數據統計,tonyliu在近三個月內的單月借款範圍都名列盛融在線的前兩位。例如,4月tonyliu經過自家平臺借款1296.33萬元,是第二大借款人;5月tonyliu借款1726萬元,是第一大借款人;6月tonyliu借款973萬元,是第二大借款人。
當時,也有業內人士猜測,除了tonyliu以外,劉誌軍或有其他馬甲。但當是劉誌軍並未對上述猜測作出回應。
而2月10日,劉誌軍發布的一篇《寫在春節前,拜年啦!》的文章中卻隱約回應了此前的猜測,他寫道:我們絕大數資金是借給了孵化器內的高科技企業,而早期我又在這些企業中擔任過股東、董事等職,出現關聯,通過三年多的調整,我不但從孵化器完全退出,也從那些孵化企業中退出,大家可到工商局查看,我除了是盛融在線主體(誌科電商)的法人和股東外,不再出任任何一家公司的股東和董事。
對此,本報撥打劉誌軍的電話,但均被掛斷。
據網貸之家研究院數據,截至2015年2月10日,盛融在線總成交量為126.63億元,待收本息共計達9.21億元(里外貸待收為9.34億元);平均借款期限1.45個月,綜合收益率18.93%。
數據顯示,該平臺的歷史投資人數為19699人,其中,有待收的投資人達10837人,人均待收金額為8.50萬元。待收金額前40名的投資人,金額均超過334萬元。其中,待收排行第一的投資人,待收金額為824.29萬元。
數據同時顯示,有待還的借款人數為598人,人均待還金額為154.07萬元,其中,待還金額最高的借款人(即尚未還清款項的借款人),待還金額達4511.25萬元。
P2P普遍性自融?
事實上,不只盛融在線,本報記者此前在業內采訪時獲悉,自融是行業內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本報所知,廣州某較大型P2P自融玩得不亦樂乎—自己融資、自己擔保。
“市場上,網貸平臺自融現象較多。”棕櫚樹高級研究員東媚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
盛大金禧千店貸總經理周保強對本報透露,平臺自融項目也有一些跡象可查,比如額度大,標的期限短、平臺透明度低、難以判斷項目情況、年化收益過高超過18%、多個標的期限、金額雷同等。
東媚說,通過研究很多跑路平臺,其自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項目外觀:標的資料作假,專業人士可以看出有明顯的痕跡。比如項目介紹、借款人情況、借款用途等等,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其中的貓膩。
2、老板出身:所處行業為房地產等實業背景,並未有金融從業相關從業經驗。
“平臺老板自身有較多實業,但企業效益不好,且在銀行貸款較難,繼而轉戰網貸平臺進行融資。市場上自融平臺老板以從事房地產等不景氣的行業為主,房地產商受經濟和政策影響,市場疲軟,周轉困難,銀行不予其貸款,民間借款利率又較高,為了盤活企業資產,紛紛通過網貸平臺進行自融。也有部分網貸平臺將平臺融來的資金借於親屬,親屬再拿去挪作他用。”東媚說。
她同時表示,如果企業老板通過自融可以盤活資產,老板有錢賺,並能按期支付投資人利息,流動資金充裕,平臺也可以健康運營下去。但是一般不景氣的行業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所起色,再加上借貸行業要求資金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如果有投入項目資金無法收回,平臺現金流斷裂,很可能面臨倒閉風險。
P2P承壓年關擠兌
盛融承壓之際,廣州亦有多家P2P本報表示,春節前平臺壓力劇增,“一方面,很多項目年底結束,資金要回籠,但實際情況是下遊拖中遊,中遊拖上遊,導致資金難以回籠,借款人就要申請延期,我們作為平臺,如果不給他延期,他就可能壞賬了,延期的話,平臺就要拿真金白銀墊付投資者,否則投資者說你平臺跑路,更麻煩,”一P2P公司負責人對本報說。“而另一方面,過年了,大家都要提現,銀行都要在春節前預留更多的現金,我們更是如此。”上述負責人說。
“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進程加快、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大背景下,通用航空(通航)產業需求在迅速釋放,市場前景看好,然而,目前通用航空法律法規尚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需要,通用航空產業對加快立法的需求十分迫切。”
說這話的是中航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余楓,作為本屆兩會的人大代表之一,余楓帶來的議案,也與通航立法有關。而中航直升機,只是中航工業集團拓展通航產業鏈的板塊之一,公司不僅收購通航飛機制造公司,通航運營、維修、航空俱樂部等上下遊產業鏈也樣樣不落。
隨著2010年《關於深化我國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見》文件的頒發,以及國家“十二五”規劃將通用航空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看中這一產業巨大蛋糕的資本,早就已經開始暗潮湧動。
資本提前布局
通用航空是指除軍事、警務、海關緝私飛行和公共航空運輸飛行以外的航空活動,包括從事工業、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建築業的作業飛行和醫療衛生、搶險救災、氣象探測、海洋監測、科學實驗、遙感測繪、教育訓練、文化體育、旅遊觀光等,航空攝影、醫療救護、氣象探測、空中巡查、人工降水、陸地及海上石油服務,飛機播種、空中施肥、私人飛行等都屬於通用航空範疇。
余楓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通用航空起步較晚,規模也小得多。
目前,全球約有通用飛機33.6萬架,通用航空活動的飛行員達80萬名,年飛行時間達5100萬小時。其中美國大約有22.4萬架通航飛機,占世界總量的58%,通航機場總量約2萬個,飛行員數量超過61萬,創造了美國1%的GDP和126萬個就業崗位。而截至2013年底,我國擁有獲得通用航空許可證的通用航空企業只有189家,通用航空機隊在冊總數為1654架,通用機場和起降點約400個。“我國人口占全球人口1/5,而通用飛機占有量卻不到1/400,不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通航產業的巨大發展空間。”余楓告訴記者。
也正因為此,近幾年來布局通航產業的資本越來越多。“我們所接觸過的正在籌建的通航公司的投資方,以前很多都不是在民航圈兒幹過的,造房子的、賣藥的,甚至養豬的、修路的,各行各業的都有。”一位行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他們大多數是看中了通航市場的潛力和盈利空間,希望在這個產業發展初期捷足先登,當然,代價也是明顯的,就是現在還很難有企業賺到大錢。
人才、配套嚴重缺失
人大代表陳愛蓮是民營企業萬豐奧特控股集團的董事局主席,近幾年一直在關註通航產業。她指出,目前我國發展通用航空還存在五方面問題:一是通用機場數量不足,建設審批程序缺失;二是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和配套保障能力滯後;三是缺乏通用航空相關法規和標準規範;四是通用飛機進口門檻高、國內組裝制造能力不足;五是通用航空飛行、航務、維修等技術人才缺乏。
這些也得到了很多通航業內人士的認同。
余楓舉例,雖然近十年來我國的通用機場建設速度明顯加快,但由於通用機場標準不明確,建設門檻過高,現有的通用機場總量仍很少。“依據現有數據,美國現有通用機場和起降點2萬個左右,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通用機場和起降點數量也達到了近2500個;而到2012年底,我國的通用機場及起降點數量只有399個,僅為美國的2%、巴西的16%。”
對於通航運營企業來說,要找到適配的人才也不容易。首先,飛行員的稀缺有目共睹,民航的飛行員都不夠用,飛通航的人就更難找;其次,通航所用的航油配套也很奇缺,很多通航飛行器使用的100LL和無鉛UL91高標號航空汽油,一直面臨加油難的問題,由於生產航空汽油的企業只有一家,供應量越來越趕不上逐漸增長的通航所需,進而帶來了航空汽油價格的飆升。
“根據預測,到2020年,整個行業對飛機和直升機的需求總和將超過10000架,保守估計飛行員缺口在15000人以上,然而目前每年經過培訓並符合要求的僅在1000人左右,此外,由於缺少專業化的FBO(固定運營基地)、飛行服務站和維修基地等,我國通航的後勤保障和服務能力也遠遠不足。”中航工業南方董事長彭建武告訴記者。
而上述一系列問題,也與促進通用航空產業發展只停留在原則層面,保障措施不明確、實施細則待完善,並且沒有明確指導性意見指引地方性通航政策法規體系建設不無關系。
多位行業內人士就告訴記者,目前對通航產業的監管缺乏針對性的規章,日常監管常參照民航運行,標準過於嚴格,也造成運營成本與國外相比居高不下。“應加快構建與通用航空發展相適應、機構明確、產業鏈發展配套措施完善的通用航空法律法規體系,使其對通用航空產業發展更具有指導性、規範性和可行性。”一名通航業內人士表示。
2015-07-06 TWM
證交所今年雖提高配息,但與亞洲上市交易所相比,其股東權益報酬率偏低,每股現金部位則有過高跡象。未來合併期交所等機構,並且將股票上市,才是提振公司治理的良方。
撰文•周岐原
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主要權責機關||證交所,治理自己公司的成績,究竟如何?
股東會旺季近尾聲,六月二十三日,證交所舉行年度股東會,會中決定配發一.五元現金股利、○.二五元股票股利。去年,證交所的稅後EPS為二.八六元,因此相較於二○一三年度配發的一.二五元現金、○.二五元股票,配息水準略有提升,現金股利配發率達到五二%。
觀察公司治理成效,現金股利配發比率(配息率)多寡,是重要參考指標之一,對性質接近金融業的證交所而言,更是如此。
不過股利政策顯示,一一年至一三年間,證交所平均配息比率約為四六%,雖然較期交所、集保中心來得高,但是與鄰近同行相比,港交所的配息率高達八九%,新加坡交易所更高達九四%,澳洲交易所也有九成水準。
證交所ROE 僅港七分之一換句話說,這三家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交易所,三年平均配息率大約都在九成上下,今年配息率才勉強突破五成的證交所,與亞洲同業水準相較,似乎還有一段不小距離,這也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主張「公司應多配發現金股利」的呼籲有所悖離。
再以投資人最常評估公司表現的股東權益報酬率(ROE),來評估證交所與其他亞洲主要交易所的經營效率,發現一一年至一三年間,證交所平均ROE只有約五%;但是同一期間,澳洲交易所的ROE為一一.一%,自詡為亞洲金融中心的港交所、新交所,更分別高達三七.一%和三六.五%,高出證交所數倍之多。
「增發(配息)的可能性不大」,證交所副總經理簡立忠進一步解釋,以現有股本計算,由於今年除權、息合計將配發逾十一億元,加上必須提列部分為特別盈餘公積,作為安定市場、應付突發狀況之用,提高股息的主張,主管機關多半不會放行。
不過,在小股東眼裡,投資證交所這筆交易,迄今似乎不怎麼划算。
「帳上現金(部位)實在太多了」,一位券商高層感慨地說。他舉去年度財報為例,每股淨值高達七五.二元,但是現金部位加上股票等流動金融資產,每股淨類現金就達到三七.九元,大約是淨值的一半。
換句話說,證交所淨值雖然驚人,但是其中有半數,是備而不用的類現金部位。
這位股東代表直言,證交所與其準備大量資金、運用效率低落,不如增加配息,或透過現金減資歸還股東,更符合公司治理原則。
「雖然國內實行T+2款券交割制度,可能因此有兩天出現錯帳風險,但是,以目前券商處理經驗而言,這些風險在券商層面即可充分解決,不需預備大量現金。」這位股東代表建議。
回歸公司治理 上市為最佳解其實,除了早年證交所成立時,部分股權流向個人及一般企業,主管機關後來規定,證交所股東必須具券商身分;換句話說,證交所雖然是公開發行公司,但其股票,卻是只能在證券商間互相買賣的「限制流通資產」。
而這些券商股東們,又同時扮演受證交所監督的角色,權責劃分互相混淆,才會出現公司治理有待提升的呼聲。
「(對交易所)我沒什麼建議,因為特許行業,講了也沒用。」知名投資人李金土直言。持有證交所一千三百多股的李金土回憶,當年證交所在外籌碼,每股市價一度高達九十萬元,但是後來股權只能在券商間流通,個人股東即使買進,也不能過戶。而且,「營運不像公司、又不像財團法人,我說這是四不像!」經常在股東會公開建議增加股息的阿土伯,也感到無奈。
若要讓證交所帶領國內資本市場更上層樓,除了研議許久的「四合一」(證交所合併櫃買中心、期交所、集保中心)之外,改革原有制度、股票上市,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作法。
像是千禧年上市的港交所,當年掛牌價僅三.八八港元,與其代號三八八相同;經過當局十五年經營,不斷吸引企業在香港上市,近年又頻頻透過購併、滬港通擴大經營規模,在近年持續配發現金股息之餘,股價最高還漲到三一一港元,已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交易所。
這種透過上市讓公司治理透明公開,並且與全民共享獲利的方法,可能才是證交所在挑戰「亞洲盃」時,最應該效法的路線。
證交所vs.亞洲鄰近交易所 治理成效股東權益報酬率 現金股利配發率證交所 5 46 港交所 37.1 89 新交所 36.5 94 澳交所 11.1 90 備註:統計日期為2011年至2013年平均值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澳洲證券交易所
“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現在看來,進展的不錯,比如說利率市場化。應該說這個利率市場化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就是把存款利率放開了。但是在金融市場方面有很多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2015年10月25日,在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十周年慶典上,經濟學家吳敬璉說。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利率市場化之後,不會出現商業銀行惡性競爭的局面。在這個時機將存款利率上限取消,不會產生負面影響,是金融改革很好的一個步驟。
他指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對於利率市場化具有重要意義但還不是全部。利率市場化工作還在進行中,後面將思考如何建立完整的利率曲線、利率體系以及人民銀行如何執行更好的貨幣政策。在約束不像原來那麽嚴格以後,如何更好實施貨幣政策,還要繼續探索。
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良貸款影響正面
今年5月,央行上調存款利率浮動區間,從130%調至150%。10月23日晚間,人民銀行再次宣布降準降息,同時宣布,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
“之前央行有窗口,基準利率可以提到1.5倍,但也很多銀行也沒到那里。這說明存款利率上限對於銀行而言已經不起到約束作用,沒有銀行把基準利率上浮到150%的上限,所以把上限取消了不會有什麽太大影響。” 白重恩說。
降息加上放開對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上限,業內人士認為,銀行存款從此“貨比三家”,以後銀行“躺著掙錢的日子已經結束。”商業銀行2015年半年報已經暴露,利率市場化沖擊下,息差進一步縮小、凈利潤增速明顯下降、不良攀升,陸續公布的上市銀行三季報也令人堪憂。
白重恩指出,2015年銀行所面臨的沖擊不僅僅和貨幣政策有關。例如,商業銀行不良率上升就與貨幣政策沒有太大關系。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三期疊加”,正在經歷前期經濟刺激的消化期。前期一些不良的影響現在已經逐漸體現出來。
他認為,現在的貨幣政策對於商業銀行減少“不良”是有好處的。如果利率很高,企業的債務成本就會更大,銀行的不良就會更多。企業債務成本降下來,銀行的“不良”會稍微少一些。所以說,貨幣政策對銀行不良產生了正面影響。
擔心貨幣過多流入政策扶持部門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央行2015年進行了5次降準、5次降息以及若幹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寬松程度顯著高於往年。
白重恩指出,利率市場化以後,最大的擔心就是過多資金流入政策扶持部門。如果貨幣政策放松使得國企部門獲得了更多的資金,這就與貨幣政策設計的初衷違背了。
所謂政策扶持部門,就是在政府刺激經濟過程中,產生大量基礎建設投資,投資過程中雖然很多生產活動是由非國有企業完成的,受到了政策扶持部門支持和影響。
白重恩舉例:中國經濟發展至今產生了一些“怪相”,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按慣例,實際利率應該是下降。因為經濟增長乏力會抑制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企業對資本需求比較弱。但是在中國正好相反,從2012年開始GDP的增長一直都在下降,但是利率一直到上個季度為止還在上升。
之所以會在中國產生“怪相”,白重恩認為,是因為中國的政府部門占用了大量資源,擠壓了市場部門的發展。
“中國過去幾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資本回報率下降,同時資本成本上升。就是因為政策扶持部門占用了太多資本和勞動力,因為他們占有了這些資源,使得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白重恩說。但同時因為有這樣的新二元結構(市場部門與政策扶持部門),中國經濟效率不斷下降,GDP增速不斷下滑。
白重恩指出,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思路,如果政府太看重經濟增長短期目標,政府不靠刺激經濟就做不到,很可能出現上述情況。
與此同時,“雙降以後,尤其是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下調之後,銀行有更多的資金可以投。但是銀行會因為風險大不願意將貨幣投向市場部門,而是更多流向政策扶持部門。”
白重恩表示,不能寄希望於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中國更需要企業改革,尤其是政府增長思路的改革。在貨幣政策積極配合的情況下,其他的改革希望可以同步加速。
據英國路透社11月9日消息,有消息稱,此前標致雪鐵龍(PSA)以13億歐元(約人民幣101.82億元)的高價從通用手中收購歐寶。但由於歐寶汽車CO2排放過高,可能面臨歐洲委員會罰款。基於此,PSA要求通用退還一半金額。
PSA於今年7月完成收購歐寶事項。本月初PSA表示,為減少歐寶汽車CO2排放量以滿足即將在2020-21年推行的歐洲排放標準,PSA不得不提前利用PSA旗下更高效的技術生產歐寶汽車。一旦新標準實行而車輛排放無法達標,公司將會面臨嚴重的罰款。
據知情人士透露,PSA告知通用,由於歐寶的排放策略受到誤導,公司將虧損超過5億歐元(約人民幣39.16億元),因此打算提起法律訴訟。據悉,PSA要求通用賠償6-8億歐元(約人民幣46.99-62.66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