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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財信集團為首的財團將購芝加哥股交所近半股權

據外媒11月29日報道，美國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在周一表示，中國重慶盧氏家族控制的兩家公司將獲得該所共39%的控股權，但投票權將限制在20%。

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文件中，芝加哥股交所詳細說明了這項擬議收購中的主要投資者，該收購要約由中國重慶財信企業集團牽頭的一群投資者提出。收購交易完成後，中國投資者將獲得49.5%股權。

一位知情人士稱，此次交易涉及金額約為1億美元。

今年2月，芝加哥證券交易所同意以重慶財信集團為首的投資者財團的收購。但之後不久，這一交易就遭到數十名美國國會議員的反對，擔憂中國會借此操縱美國股票交易，而美國金融市場及股票交易對美國經濟起到關鍵的影響，允許一家中國公司持股會使中國獲得美國公司和交易所共享的相關信息，可能會出現網絡安全隱患。

該交易將為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提供一條途徑，也將為中國投資者購買美國上市股票打開大門。

由重慶財信全資擁有的重慶財信企業集團將獲得20%股份，Castle YAC Enterprises將獲得19%股份。中國商人盧生舉擁有重慶財信近75%股份，其子Jay Lu為美國公民，擔任財信副總裁，也是Castle YAC Enterprises唯一成員。鑒於這一家庭關系，其集體投票權將定於20%。

財團的其他成員包括：中國重慶錦天實業有限公司和重慶龍尚裝飾有限公司，它們分別持股15%和14.5%。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下一步程序是將該交易提交公眾征詢意見。

資料顯示，中國重慶財信集團成立於1997年， 是一家以房地產、環保、金融、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運營為主營業務的多元化企業集團，盧生舉為財信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和董事長。財信集團的金融業務版圖，包括安誠財產保險、華澳國際信托有限公司、恒大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重慶江北恒豐村鎮銀行等。

票交所上線：圍剿銀行間“黑天鵝”

釋放票據市場價值、防範票據“黑天鵝”，由人民銀行牽頭籌建的上海票據交易所(下稱“票交所”)8日正式上線。

12月8日，上海票據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舉行開業儀式

多名票據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全國統一票據交易平臺落地，未來票據將成為中國貨幣市場新的“標準化資產”。票交所則將成為除股票交易所、期貨交易所、本外幣交易所之後的第四類交易所。

雖然票交所的註冊規模僅為18.45億元，但未來卻要面對交易規模達百萬億級別的票據市場。2016年以來，被曝光的票據大案就多達6起，累計風險額超百億元。而票據市場隱藏的“黑天鵝”有多少，更是無人知曉。除此之外，票交所上線前，一些區域性的票據交易中心已經形成，要統一票據市場交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綜上所述，如何杜絕票據大案發生，充分釋放票據價值、統一市場，是擺在票交所面前的一場“攻守”之役。

攻：票據功能得以釋放

央行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間票據交易額為102.1萬億。票交所的成立將對百萬億級票據市場產生深刻影響，釋放出票據巨大的投資價值。

就在票交所掛牌兩天前，央行頒布了《票據交易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為票交所“鋪路”。《辦法》指定票交所為票據市場基礎設施，並由央行對票交所的運營進行監督管理。

業內人士表示，《辦法》勾勒出了票交所交易制度的輪廓，標誌著票據正在向標準化資產邁進。

票據理財平臺票據客的首席執行官(CEO)洪其華表示，票據將越來越趨向於“標準化資產”，隨著票據法的進一步修訂，票據資產將能吸引更多的合規資金關註，成為資金配置的首選資產之一，規模將有序擴大。

他認為，隨著票交所的價格發現和融資功能逐漸呈現，商業匯票市場將得到更多的資金關註，也將反向促進中國商業信用體系的發展，商業票據會成為更多企業的融資首選。

但是，票交所要打造為全國統一票據交易平臺，首先需要面對的即是一場開疆擴土攻堅戰。縱觀我國票據市場格局，當前基本上是自發式市場，各種交易壁壘、信息不對稱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票據市場的資源利用效率。

票交所上線前，已經出現各地紮堆設立票據交易中心、分割市場監管的現象。例如，已經批準設立的京津冀票據交易中心、武漢票據交易中心、深圳前海金融票據報價交易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等。

“我想強調的是，票據交易平臺是全國統一的，而不是區域分割的。說得更加明確一點，首先它是全國的，不是區域的；其次，它是統一的，不是分割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開業儀式上表示。

潘功勝

某國有大行資深票據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潘行長此番講話，矛頭可能直指區域地方票據交易中心。

上海金融學會票據專業委員會會長肖小和撰文表示，票據交易所的建立將打破目前票據市場格局，形成基本以法人為參與主體、紙質票據托管電子化、信息集中透明的集約化市場組織形式，有助於突破地域和時間對交易的限制，使市場參與者獲取更加全面真實的市場信息，建立全國範圍內的、高度集中化和統一化的市場形態。

據悉，票交所系統一期試點機構共43家，包括35家商業銀行、2家財務公司、3家證券公司和3家基金公司。發起人包括央行清算總中心、中國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等。

根據工商局的企業股東信息，票交所共有29個股東，吸納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浦發銀行、中行、光大銀行等子公司入股。

防：構築大案防火墻

回顧今年的票據市場，發生在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紙質票據大案是票據業務風險重災區。農行、中信、天津、寧波、廣發、工行先後爆發的6起票據大案，累計風險金額高達108.7億元。

如果將銀行開具承兌匯票理解為“票據發行的一級市場”，當企業持票到一家銀行貼現後，票據便開始在銀行間市場流轉。這個市場可以看作票據的“二級市場”。上述6起票據大案中，有4起發生在轉貼現“二級市場”。

這個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催生出為銀行做票據撮合交易的票據中介，它們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幫助銀行牽線搭橋。作為信息中介，本來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2015年下半年，一些不規範的票據中介鋌而走險，自己充當銀行，做起了“期限錯配”的生意。本應留在央行清算系統內流動的票據交易資金，便在票據中介“期限錯配”的主導下流出央行清算體系而不受監控。

中介直接操作“期限錯配”非常危險。某商業銀行票據內部人士表示，一些中介通過期限錯配，將應付未付、留在賬戶中的利息直接投入到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配資中。後逢股災爆倉後，即便利率倒掛也要“期限錯配”套出資金彌補窟窿。

然而，窟窿越來越大，最終票據中介為了彌補股災中的巨額損失，利用空殼公司開出商業承兌匯票，經過農信社、村鎮銀行或某些商業銀行背書後，從銀行間套出資金，金額達百億級。於是便有了令市場咋舌的“農行39億票據變報紙”等票據窩案。

票交所上線後，上述“期限錯配”套出資金的做法將得到有效遏制。“此次央行對於票據中介並不認可，均沒有接入票交所系統中。”某商業銀行票據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此外，票交所的設立還能杜絕票據中介通過“期限錯配”賺利差，甚至是“一票兩賣”將錢騙出銀行間市場的行為。“票據中介沒有接入票交所，自然無法做‘期限錯配’。”上海某票據中介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洪其華表示，票交所上線後，即便票據中介收買一家小銀行，利用小銀行的同業戶在票交所上買賣票據，但錢也套不出銀行間市場，“可以在票交所上走賬，但是資產拿不走了。票交所對票據的登記、托管使得一票兩賣無法實現。”

“具體而言，紙質票據完成貼現後，由貼現人加蓋電子登記權屬章，後續將根據不同情況由貼現人、承兌人、保證增信人保管，在後續交易環節中實物票據不再進行流轉，相當於實現了紙質票據的集中保管，能夠有效防範二級市場交易中‘一票兩賣’的風險。”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一位票據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票交所采用會員機構在人行備付金賬戶的DVP一點式清算，能夠保障交易資金的清算安全。

雖然票交所對於票據風險已經嚴防死守，但離“堵死”還有很大距離。

首先，票交所一期試點只接入了43家金融機構，遊離於票交所之外的場外市場還有巨大存量風險，特別是紙質票據。此外，票據“二級市場”還有大量交易主體未接入票交所。

其次，上述工商銀行票據運營部專業人士表示，根據票交所規則，一期試點僅包括紙票電子化交易，並不涉及電票交易系統。但目前這個並行於票交所的電票ECDS(電子商業匯票系統)系統一樣暴露操作管理風險。今年8月爆出的“工行被虛假材料騙簽13億電票”一案便發生於電票系統。目前電票ECDS系統依然是場外交易，但按照票交所的發展計劃，二期會將電票納入場內交易。

此外，雖然票據中介沒有接入，但有票據中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中小銀行接入票交所的賬戶如果被出借，也將成為監管的風險點。

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票交所將淘汰市場中的不規範交易

12月8日，上海票據交易所正式開業。與此同時，首筆票據轉貼現交易由中國工商銀行完成。

據了解，該筆交易所涉票據為金額100萬元的紙質銀行承兌匯票，由工行上海外灘支行通過上海票據交易所系統完成承兌、貼現，並由工行票據營業部作為轉貼現賣出方將票據轉賣與中國農業銀行。

當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工商銀行票據部專業人士，闡述了上海票據交易所的成立將給中國票據市場帶來的影響和意義。

第一財經：目前，電票系統已經存在，224號文後，電票還獲得了有別於紙票的貼現資料審查、擴容的交易主體以及強制的大金額電票簽發。對於票交所的成立，未來銀行如何看待場外電票發展?

工行票據營業部：一方面，電票224號文發布後，對電票在貼現資料審查、交易主體擴容、強制大金額電票簽發方面的要求，必定會對電票的發展產生較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根據人民銀行剛剛發布的《票據交易管理辦法》，貼現人辦理紙質票據貼現時，貼現申請人也無需提供合同、發票等資料。

票交所也將證券、基金、資產管理、信托投資、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引入市場。因此，目前電票與紙票僅在簽發金額上存在區別，電票還是具備一定的優勢，在當前場外交易階段將會保持較快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根據票交所的規劃，一期僅包括紙票交易、不涉及電票交易，二期會將電票交易也納入票交所系統。因此，二期後，電票也將實現場內交易。總體而言，雖然票交所實現了紙質票據的電子化，縮小了紙質票據在交易便利性上與電票的差距，但是紙票與電票的發展仍要根據市場的選擇。

第一財經：央行成立的票交所將紙票也納入票交所，第一期實現紙質商業匯票交易功能，如何看待未來紙票在票交所上的發展?

工行票據營業部：此次票交所的建立，在紙質票據交易方面形成了較大的突破，通過紙質票據信息登記實現了紙票電子化，紙質票據在貼現後即由相應的保管機構進行保管，後續的交易均以票據在票交所系統中的相關信息為基礎，紙質票據無需再進行交付流轉。交易方式也由場外分散的點對點式交易轉向場內集中的報價匹配交易。到期後，實現無紙化托收，從而極大地提高了紙質票據交易的便利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對紙質票據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同時，此次票據交易所引入了證券、基金、資產管理、信托投資、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新的市場參與者，極大拓寬了票據市場參與主體;票交所建成後將逐步形成全國統一、安全的票據交易市場，推進紙質票據實現電子化、集中化、標準化交易，也有助於紙票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財經：2016年票據大案頻發，票交所的上線是否可以杜絕一票多賣，重複套取資金的漏洞?

工行票據營業部：根據票交所的制度、流程設計，票交所上線後，一方面，紙質票據完成貼現後，由貼現人加蓋電子登記權屬章，後續將根據不同情況由貼現人、承兌人、保證增信人保管，在後續交易環節中實物票據不再進行流轉，相當於實現了紙質票據的集中保管，能夠有效防範二級市場交易中“一票兩賣”的風險。

另一方面，票交所采用會員機構在人行備付金賬戶的DVP一點式清算，能夠保障交易資金的清算安全。同時，票交所有嚴格的會員管理要求，同時對各項交易行為進行監督，保障各方合法權益，能夠有效降低票據業務各環節中潛在的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等各類風險隱患，規範市場行為，逐步把不規範的交易行為淘汰出市場，降低票據市場整體風險。

票交所未接入中介業務 構築票據大案防火墻

2016年由於票據大案頻發，曾經在銀行內部都算冷門的票據轉貼現業務，一下子成了大眾耳熟能詳的高風險代名詞。不過，隨著上海票據交易所上線運營，一個透明而去中介化、高效電子化、統一而市場化、參與主體多元的票據交易所將極大程度顛覆票據市場的原有面貌。

回顧今年票據市場不難看出，發生在銀行間轉貼現市場的紙質票據大案是票據業務風險重災區。農行、中信、天津、寧波、廣發、工商銀行先後爆發的6起票據大案，累計風險金額高達108.7億。

在此背景下，上海票據交易所應運而生。這個由央行牽頭，專門為銀行間票據轉貼現市場搭建的交易場所第一步將瞄準紙票電子化交易，解決票據市場存量巨大的紙票風險。而作為票交所本身，將逐步取代票據中介的作用，為銀行同業提供更加透明的報價和交易信息。業內普遍認為，央行搭建的票交所一系列制度安排將有效防範票據風險。

票據大案背後的元兇

如果將銀行開承兌匯票理解為“票據發行的一級市場”，那麽當企業持票到一家銀行貼現後，票據便到了銀行手中，銀行通過賣斷、賣出回購等方式，票據開始在銀行間市場流轉。這個市場可以看作票據的“二級市場”。

前述票據大案便多發生在這個票據轉貼現的“二級市場”。2016年上半年爆發的6起票據大案中，有4起票據窩案都發生在票據轉貼現市場。除工行票據案外，其余5起全部是紙票風險。由於這個市場並不透明，區域之間信息也不對稱。於是催生出為銀行撮合交易的票據中介，他們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幫助銀行牽線搭橋。作為信息中介，本來也無可厚非。

“其實，目前一些票據業務做的比較好的大型商業銀行所成立的票據運營中心，本質上也有部分票據中介功能，他們是銀行重要的盈利部門。”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

但問題在於，當票據中介不滿足於信息撮合服務，而是動了“期限錯配”賺利差的心思。本應在央行清算系統內流動的票據交易資金，便在票據中介的主導下輕易流出央行清算體系之外而不受監控。

中介直接操作“期限錯配”非常危險。某商業銀行票據內部人士指出，一些中介通過期限錯配，將應付未付留在賬戶中的利息投到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配資中，後逢股災爆倉後，即便利率倒掛也要“期限錯配”套出資金彌補窟窿。

但是窟窿越來越大，最終票據中介為了彌補股災中的巨大損失，利用空殼公司開出商業承兌匯票，經過農信社、村鎮銀行或某些商業銀行背書後，從銀行間套出資金，金額達百億級。

於是便有了2016年票據大案中“票據變報紙”，或到期找不到交易對手行的離奇案件。“正常的票據交易融通資金，賺取利差，本來是風險極低的銀行間業務，但因“中介”為了套取銀行資金，采取內外勾結一票多賣的手段，最終出現重大案件。”上述商業銀行票據業務人士對記者指出。

票交所不對接票據中介

“此次央行對於票據中介並不認可，均沒有接入票交所系統中。”某國有大行票據中心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該大行參與了票交所的籌建工作。

根據央行此前下發的《關於做好票據交易平臺接入準備工作的通知》，首批試點接入的商業銀行共35家，財務公司2家，證券公司3家以及基金管理公司3家，共計43家機構，並沒有出現票據中介。票據中介無法接入交易平臺，杜絕了票據中介 “期限錯配”賺利差，甚至“一票兩賣”將錢騙出銀行間市場。

“票交所上線後，即便票據中介收買一家小銀行，利用小銀行的同業戶在票交所上買賣票據，但錢也套不出銀行間市場，可以在票交所上走賬，但是資產拿不走了。票交所對票據的登記、托管使得一票兩賣無法實現。”某資深票據市場人士對記者表示。

不過對於一個承兌總量約20萬億，交易量百萬億級別的交易市場，正規做信息撮合的票據中介十分渴望接入這個市場。某票據中介人士對記者表示，未來央行對於票據中介的定位將是信息中介。但這個身份在票交所上線後，信息更加透明，票據中介在“二級市場”的信息服務功能也將被弱化。

不過有票據市場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票交所上線後，僅對接票據二級市場，即對銀行間轉貼現的部分產生影響，對票據中介在一級市場中的業務影響不大。

某上海票據中介人士看來，即便票交所成立，信息也不能做到完全對稱。正規的票據中介依然可以提供信息撮合服務。就像債券市場一樣，場外撮合，場內交易確認一樣，票交所能夠記錄票據全周期的軌跡，也有交易的功能，但信息的匹配依然有市場空間。他表示，票交所明確不允許出借銀行賬戶，未來如何杜絕中小銀行出借賬戶給票據中介的違規行為，將成為票交所需要重點防範的風險。但他表示，票交所成立上線後，之前遊離於監管之外的同業戶亂象將被有效杜絕，違法票據中介無法再利用不受監管的同業戶將錢套出銀行間市場。

山東東阿推出中國驢交所 毛驢交易上了互聯網

近日，中國驢交易所、東阿毛驢交易市場同時在山東東阿縣上線開市，以“互聯網+毛驢”的方式建成覆蓋全球的毛驢線上交易平臺，形成驢行業大數據。

據了解，中國驢交易所致力於創建全球最大的驢互聯網平臺，建成“數據+電商+金融”3大核心業務平臺，實現對驢全產業鏈的平臺服務，推動驢全產業智慧化轉型升級。

中國驢交易所將通過建立一套管理系統，實時掌控毛驢養殖與交易數據、實現線上交易，並借助驢聯網的平臺優勢，解決農戶融資難的問題。

中國畜牧業協會會長李希榮在上線儀式現場表示，隨著阿膠和驢肉產業為人們越來越認可，毛驢規範交易成為困擾行業的問題，中國驢交易所的上線，實現了線上線下，一個交易場所一個平臺的有機結合，提供了規範的場所和平臺。希望驢交易所未來拓展服務空間、增強功能，著手遠期合約交易服務，同時也為驢皮和驢肉交易提供平臺。

記者獲悉，中國驢交易所共分5個板塊：驢管理板塊主管養殖領域; 驢交易板塊負責交易買賣;驢金融板塊以管理和數據為基礎，完成養殖過程中信用貸款;驢服務板塊整合行業信息;驢數據板塊則負責形成驢行業大數據。

中國畜牧業協會驢業分會會長秦玉峰在中國驢交所上線儀式上表示，複興中華驢產業是針對養殖戶精準扶貧的責任之舉。在毛驢養殖和毛驢交易上的投資是全贏局面，養殖戶脫貧、地方政府增收、交易所交投活躍，上下遊創造了新的產業機會和就業機會。

中國驢交易所之所以在東阿上線，原因是東阿阿膠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阿膠品類的龍頭企業，而阿膠的重要原料是驢皮。東阿阿膠近年來提出了龐大的毛驢養殖計劃，以緩解日益緊張的驢皮供應問題。

中國驢交易所是中國首個線上毛驢交易平臺，預計日交易量可達300頭，年毛驢交易量達12萬頭。將整合全產業鏈資源，實時掌控養殖與交易數據，實現全國在線交易和全過程可溯源，構建權威的數據信息平臺。

秦玉峰介紹說，中國驢交易所是毛驢產業的第一個信息化平臺，以中國驢交易所為支撐，從毛驢引進到毛驢出售，實時傳輸發布國內毛驢養殖、交易信息，支持實體交易與網上交易，依托現代化信息技術，構建國內毛驢交易信息大數據平臺。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毛驢的役用價值逐漸弱化，其藥用、肉用價值慢慢凸顯。隨著近些年中藥市場的複蘇，尤其是在阿膠產業的蓬勃發展，毛驢的藥用價值逐漸被認可並廣泛關註，‘把毛驢當藥材養’的理念使毛驢綜合價值提升了6.8倍。”秦玉峰說，中國驢交易所上線及東阿毛驢交易市場開市意味著，毛驢產業從此走進以大數據為支撐的“互聯網+”時代，通過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打通整個產業鏈，東阿阿膠實現對毛驢養殖、交易、運輸、屠宰、技術支撐的全過程服務跟蹤。

同天開市的東阿毛驢交易市場是山東省首家毛驢交易市場，目前可容納120多個攤位，供1200頭毛驢同時交易，未來將立足山東、輻射京冀豫地區，打造中國最大的商品驢集散中心。

巨災險一站式服務破局 地震巨災共同體牽手上海保交所

隨著湖南長沙李女士點擊鼠標，由中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共同體(下稱“地震巨災共同體”)承保的保險產品，首次通過上海保交所成功交易。李女士購買的保額10萬元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成為上海保交所電子保單第一單。一張電子保單背後蘊含著豐富內涵：地震巨災保險平臺系統首次上線試運行、首款保險產品正式集中出單、首批保險賬戶開立運行及支付和清結算系統首次投入使用……

12月26日，中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運營平臺在上海保交所正式上線運行，為地震巨災共同體提供承保理賠交易結算等一站式綜合服務。

經過半年的籌備，上海保交所力推服務共同體的巨災保險平臺系統上線。與此同時，保交所的統一賬戶系統、支付系統、清結算系統和資金劃撥系統同步投入使用，賬戶和支付結算後臺數據也同步生成。

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巨災保險制度建設都是一道難題。我國地緣廣闊、地理環境多元化、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地區災害和城鄉居民住宅的差異性大，加上民眾保險意識不強，制度建設難上加難。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我國就明確提出要建立巨災保險制度，但實際推進過程中遇到較多困難。

近年，巨災保險終迎破題。2014年的“新國十條”明確提出要建立巨災保險制度，並擬以居民住宅地震保險作為巨災保險制度的突破口。2015年4月，地震巨災共同體成立。2016年5月12日，中國保監會和財政部聯合印發了《建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實施方案》，標誌著制度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隨著地震巨災共同體的成立，建立統一的管理服務綜合平臺成為必然。6月12日，定位保險行業基礎設施與綜合平臺的上海保交所成立，在巨災保險方面開始探索“共同體+保交所”模式。

上海保交所相關負責人表示，住宅地震巨災保險運營平臺建成後，地震巨災保險的保單將統一由該平臺出單。而隨著保交所服務功能逐步搭建和完善，將支持更多普惠保險產品上線，通過提供更多功能以改善保險市場的效率。

據了解，上海保交所於今年6月正式揭牌，是國內首家保險交易所。按照有關規劃，上海保交所將搭建保險登記交易、再保險登記交易、保險資管產品登記交易以及保險衍生品四大平臺。

11月10日，上海保交所保險資產登記交易平臺首批產品順利上線。據悉，平臺首批用戶包括壽險公司、產險公司、養老保險公司、保險資管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20余家，並試點首發了長江養老-太平洋壽險保單貸款資產支持計劃、太平-上海建工都江堰市濱江新區基礎設施(PPP)項目債權投資計劃共2只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發行註冊總規模78.8億元，首期合計發行及登記規模16億元。

【達沃斯見聞】當方星海遇上紐交所主席：推進IPO改革、支持中美互融

北京時間1月18日22:00，世界經濟論壇(冬季達沃斯)迎來了一場主題為“全球複蘇，中國角色”、頗具亮點的討論會。參與討論的嘉賓包括了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和紐交所主席Tom Farley等。

在全球化遭遇抵制的背景下，中國在努力實施人民幣國際化、對外投資戰略和“一帶一路”計劃，旨在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互動交流。中國能否重振全球經濟?對於實體經濟至關重要的中國資本市場又能從美國的發展之路中學到什麽?

全球化不可倒退

方星海表示，“習主席的主旨演講(1月17日)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全球化的歷史分析，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不是人為造出來的，如果想要退回到封閉狀態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中國要堅持全球化，並讓更多國家都能從中受益。

其實，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樣也是貢獻者。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全球增長貢獻率約為30%，而2016年更達到了39%。

方星海稱：“中國經濟增長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巨大貢獻。例如，中國汽車市場去年乘用車銷量2430萬輛，同比增長15%;美國福特汽車銷量增長14%，稍微慢於平均水平，但其在美國的同期增長僅1%，可見中國市場的貢獻遠遠超過了美國，這為福特帶來了很大好處。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在他看來，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形勢下，全球都將目光投向中國，而中國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繼續扮演著推進器的作用，這是中國對全球的貢獻，也是不確定性中寶貴的確定性。

Tom Farley同樣是全球化的擁護者。他表示，美國的確有很多不確定性，尤其是特朗普即將在1月20日正式上任，“但確定的是，美國仍然很有競爭力，我們希望通過合作來取得成功，而最簡單的成功之路就是要把蛋糕做大，也就是要歡迎中國參與，就好比我們需要馬雲。”

之所以Tom Farley特別提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也正是因為阿里巴巴在2014年登陸紐交所，成為了當年最大的一宗IPO。“還記得IPO那天，他好比登上了世界之巔。馬雲向我走來並說道：我是馬雲，很高興見到你，感謝你所做的一切。”

Tom Farley幽默地稱，“我的嫂嫂就在阿里巴巴上賣東西，這就是全球化的極佳案例。阿里巴巴也不斷邁向全球。”

中國IPO排隊太長

當紐交所主席遇到中國證監會主席，似乎很容易便能擦出火花。雙方在討論過程中，也就中國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美國資本市場的經驗進行了探討，這對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方星海表示，去年中國的IPO發行外加再融資，總計15000億元人民幣，“這一規模跟美國市場的股本融資相差不多，中國資本市場其實已經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他也強調，“盡管去年IPO數量創新高、再融資體量很大，但仍有600多家公司在排隊等候上市。”

也部分因為這一原因，眾多中國企業近兩年赴美上市。“紐交所現在有60家中國上市企業，市值接近4萬億美元，紐交所在2014年和2016年最大的IPO都是來自中國企業，分別是阿里巴巴和中通。”Tom Farley稱。

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給中國和美國資本市場帶來了很好的機會。“但這也說明中國自身的改革還不到位，如果改革夠好的話，IPO排隊不應該這麽長，中國證監會還面臨很多任務。”方星海坦承。

Tom Farley則認為，中國市場正在不斷演變，美國市場也在過去犯了很多錯誤，並不斷改變。中國在經歷一個同樣的過程。

有研究顯示，中國經濟增長在世界上創造了多個奇跡――GDP過去30年增長率全球第一;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體量已在2014年底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的股市長期收益卻仍然有待提高。由於中國股市目前實行的是核準制，正在向註冊制轉變的過程中，但仍被很多人視為事實上的審批制，企業上市需要審批核準，有比較高的資產規模和業績門檻，這也使得上市資源變得相對稀缺。

Snapchat母公司提交IPO募股書 將在紐交所上市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Snap Inc.對外公布了首次公開募股(IPO)計劃，該公司可能會在未來幾周內進行IPO。作為廣受歡迎的消息應用Snapchat的開發者，該公司的上市交易成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IPO之一。

知情人士稱，雖然Snap沒有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招股文件中披露具體條款，但該公司料將獲得200億美元至250億美元的估值。如果IPO計劃順利進行，或將成為繼2014年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 Holding, BABA)估值1,680億美元的IPO之後最大規模的美國科技公司上市交易。

Snap在文件中稱，2016財年收入為4.045億美元，虧損5.146億美元;2015財年收入為5,770萬美元，虧損3.729億美元。分析師和投資者估計，公司在2017財年有望實現多達10億美元收入。

Snap稱，將使用SNAP為股票代碼，並確認將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根據招股文件，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MS)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擔任此次IPO的牽頭承銷商。

京東金融“白拿”被指違規 封殺金交所模式真意圖隱現

一款在京東金融頁面已經成為“過去式”的產品，因為中央互聯網金融整治工作小組的一紙公函又被推上風口浪尖，這款產品即是京東金融創新產品之一的“白拿”。作為創新產品系列之一，該名字與京東金融對於創新金融產品命名的文風一脈相承。而這次的問題恰恰出現在了這個似乎很形象的名字上。

該公函指出了京東金融指六宗罪，仔細看這六宗罪，表面是對產品本身的否定，事實上卻可以嗅到對於平臺與金融資產交易合作模式的“封殺”，以及對於金融創新所引發風險的憂慮。

商品購買者突變債務人

作為電商平臺，無非是想用更多辦法催促消費者加快購買步伐，加速平臺銷售速度，在此基礎之上增加資金周轉率，並借助資金周轉通道賺取更多的額外收益。

白拿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誕生，簡而言之，白拿即用戶通過京東金融平臺購買由廣東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稱“廣交所”)的理財產品，同時通過中融信托下設的信托貸款購買所需商品，並以理財收益歸還信托貸款，周期結束用戶獲得最初投資的本金以及購買的商品。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白拿用戶處了解到，更多的消費者是將其看做是一次購買理財產品並賺取收益的行為，還有人認為其實質是買保險，真正白拿的是本金的保險理財收益，並且通過對比銀行定期存款、余額寶等理財產品後，得出白拿“更賺錢”的結論。

但是，更多人卻忽視了“致命”的一點，即理財收益用來支付產品本身之後，還有部分資金用來支付消費者白拿操作過程中“被動”獲得的一筆信托貸款。選定商品，點擊確認按鈕後，將會出現用戶需要投資的金額、基本信息。此外在最下方指出，需要用戶“已閱讀並理解下述內容，並承擔相關風險”。而該下述內容包兩個合同，三款協議以及一個風險提示。具體為《產品合同》、《平臺服務協議》、《開戶協議》、《信托貸款合同》、《委托代扣服務協議》以及《風險提示》。

至此，在購買商品以及理財產品之余，用戶還獲得了第三重身份：“債務人”，一旦信托貸款出現差池，消費者還要承擔貸款償還義務，一旦償還未成功還要被納入央行征信記錄，隨後帶來的將是購房貸款無法進行、信用卡申請權利變化等一系列問題。

“類比之下，指定格式條款原則（即如果制定者為實施者強加了義務或權利）必須詳細告知對方。在這樣複雜的三層產品架構關系中，單獨拿出來任何獨立的雙方都不存在問題，但是三者之間存續的關系以及產品之間的關聯需要明確。”一位資深法律律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雖然京東金融的投資者在購買白拿商品的過程中，是通過較小字體而非明顯註解告知投資者實際情況，但是仍然不能被視為“重大誤解”，因此不構成可撤銷合同，同時並未觸犯《合同法》中規定的關於無效合同的任何情形，因此也不構成無效合同。

“投金額拿實物的模式很早就存在了，只是京東金融‘更上一層樓’，為了商品本金流動性加入了信托貸款。”在這三層架構中，每一方看似都各得其所，京東獲得了電商平臺商品流動，此外與中融信托以及廣交所簽訂合作協議、代銷協議賺取傭金費，廣交所可以獲得流量銷售理財產品，而中融信托可以發放信托貸款獲得貸款利率。

此外，京東金融還有兩項背後不易發現的隱藏內容。

一方面，消費者購買理財產品的理財收益與信托貸款貸款利率之間，除去商品價值本身還存在一定的利差，這筆積少成多的利差在購買過程中並不能看出最終去處，不排除被京東金融“自留”。

另一方面，從協議表面來看，中融信托的是信托貸款的貸款人，而實際委托人卻是北京京奧卓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工商資料顯示，該公司的唯一股東為北京京東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即京東金融的運營實體。該公司於2016年6月20日更名，在此之前名稱為北京京東尚博廣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矛頭直指地方金交所

雖然擁有多層複雜交易結構且被視為金融創新的京東白拿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但是從這一犀利而嚴格的《關於商請京東“白拿”業務定性的函》中可以嗅出，中央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小組對於金交所模式的否定和對於金融創新業務引發風險的憂慮。

在對於京東白拿業務的問題歸納中，明確且定性式地指出“廣交所涉嫌未經核準擅自公開發行證券”。觸犯了《證券法》第10條，同時，此前國務院分別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下發了38和37號文，明確規定除依法設立或獲批的交易場所外，任何交易場所均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等份額發行。上述兩大文件成為各類金融平臺與地方金融資產交易所合作過程中明確樹立的“隔斷板”。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這相當於斷了地方金融資產交易所的後路。此前，地方金交所問題頻出，無論何種資產包經過地方金融資產交易所這一“洗白通道”即可轉化為標準化的金融產品。但是在這過程中，金融平臺與金融資產交易所合作存在兩種模式，一種為類ABS權益化標準化。產品轉讓的並非資產本身，而是創設的“收益權”。該類權益化產品可以被歸類為證券發行，存在較大的問題。但是地方金交所還有一類業務即交易所與融資方發行人簽訂的是實際債權轉讓協議，為債權轉讓模式，並不能歸類於證券發行之上。

上述“定性函”中並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將這兩類金交所業務分開，而是一刀切式地歸類為“非法公開發行證券”。一旦該“罪名”成立，或許就是地方金交所的“末日”。

一位金交所人士指出，該文件極具殺傷力，此前證監會整頓辦下發了《關於請加強對區域性股權市場與互聯網平臺合作銷售企業私募債行為監管的函》(下稱監管函)，點名招財寶代銷粵股交私募產品，一度“場外市場私募垃圾債”概念被更多人熟知。而此次並非簡單地“點名”而是定性為非法發行證券。但是這樣的監管方式並非金交所最初之意，更多希望借助整治意見即保留為現有業務保留一定操作余地，又整治此前多樣資產經過交易所紛紛洗白已達到發ABS的目的。

作為主體之一的京東金融被定性為“涉嫌承銷未經核準擅自公開發行證券”。上述資深律師指出，京東金融是否在實質上構成“承銷”並不能僅僅依據產品展示在其平臺上而定，而是需要通過京東金融平臺是否收取代銷費、簽訂代銷協議、作為主體承擔了哪些權利、責任、義務等標準綜合評定。

“沒有哪家平臺會在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選擇代銷。”該律師指出，代銷行為本身就違反了在2016年8月份下發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中的第十條，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不得從事或者接受委托從事除法律法規和網絡借貸有關監管規定除外，與其他機構投資、代理銷售、經紀等業務進行任何形式的混合、捆綁、代理。

從定性函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對相關問題已經做了定性式分析，但並沒有據此下達相關處罰見，而是發回各監管歸口、工商局、地方整治辦等徹查後再回報意見，根據2017年2月4日這一時間點，目前應該是已經獲得反饋，並制定或實施最終處理意見階段。

針對定性函，京東金融方面給出官方回複指出，京東金融未收到相關監管部門關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文件》，對於坊間流傳出該文件，表示震驚。

在日前2月10日京東的年會上，劉強東披露，京東金融的交易額已經突破1萬億元，3年交易規模增長了8.65倍。並指出，在未來，京東金融將會進入證券、征信包括銀行等領域。“總有一天我們會申請自己的銀行或者控股一個銀行，為用戶提供全金融服務。”劉強東說。

金交所：看不見的金融戰場

2010年6月11日，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內景。當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與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的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在天津揭牌開市。（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8年前，金交所因國有資產處置需求而生，逐漸演變為脫離一行三會監管視線的金融資產交易平臺。一些違規金融資產在這些平臺進行拆分售賣，使得金融風險敞口直接面向普通投資者。

飽受爭議的地方金融資產交易所（簡稱“金交所”）正面臨近年來最嚴厲的監管措施。

2017年2月10日，證監會在新聞發布會問答環節中稱，2017年1月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決定，開展一次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回頭看”活動，通過半年時間集中整治規範,基本解決地方各類交易場所存在的違法違規問題和風險隱患。

此次整頓，源於近年來金交所亂象頻生。在地方省政府和金融辦的監管下，金交所已成為遊離於一行三會監管體系外、“特立獨行”的金融市場參與者。通過“類資產證券化”操作，金交所為融資產品提供備案登記、對融資產品的再包裝，變相充當了項目發行方分散募集資金的工具，這讓不少企業發現金交所牌照的價值。

但各家互金平臺借助金交所對違規金融資產進行拆分售賣，使得金融風險敞口直接面向普通投資者。對其整改的呼聲也水漲船高。

金交所的歷史任務

金交所的誕生，其實承擔著特殊的歷史任務。

1999年，為了嚴控金融風險、降低銀行不良率，財政部審批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長城資管、信達資管、華融資管和東方資管），負責國有四大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

然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運行上各自進行，分別在各省設置辦事處進行金融資產處置，且當時的區域性產權交易所沒有統一的平臺和統一的規則，地方割據狀況嚴重，不利於國有資產在全國範圍內流轉配置。

由此，建立起一個全國性金融資產交易平臺的呼聲越來越高，而這類平臺具備統一的交易規則、公開透明的交易機制，打破地域限制，摒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界限。

2009年3月，財政部頒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明確非上市金融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不受地區、行業、出資或者隸屬關系的限制，並通過公開競價產生轉讓價格。金交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

2010年5月，國內第一家覆蓋全國的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簡稱天金所）成立。此後一年內各地方金交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北金所、重金所、陸金所等數十家金交所橫空出世。

但由於缺乏統一監管，各類交易場所違規交易，甚至涉嫌違法集資的現象屢見不鮮。

2011年下半年起，國務院相繼出臺“37號文”、“38號文”整頓地方交易場所，明確各地方交易所均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不得采取集中競價、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同時規定對新設交易所的，除經國務院或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批準，必須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批準前，應取得“交易所清理整頓聯席會議”的書面反饋意見。

換而言之，金交所的審批和監管權限被正式歸入省級政府手中。

市場“虛火”被澆滅後，全國僅存11家冠名“金交所”的地方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包括天金所（天津）、北金所（北京）、重金所（重慶）、陸金所（上海）、武金所（武漢）、川金所（四川）、大金所（大連）、安金所（安徽）、海金所（福建）、河北金融資產交易所以及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

金交所逆襲

然而監管重拳下的地方金交所並未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在監管擠壓下逆勢突圍。

在市場人士眼中，金交所屬於中國資本市場“倒金字塔”形的底部，也就是所謂的“四板市場”（“一板”是上交所、深交所的主板市場；“二板”是中小板和創業板；“三板”是股份代轉讓系統；“四板”是地方政府批準設立的區域性交易場所）。

它們也被稱作場外市場，多數平臺實行會員制度，主要針對特定投資者作協議轉讓而非競價轉讓，所投項目投資必須按照38號文規定，例如股東人數不得超過200人，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發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等。

作為傳統的金融交易撮合平臺，金交所主要收取交易所規費（也就是手續費），因此主要依靠規模業務盈利。而早期金交所會員數量有限，資產端和資金端流量較少，受到來自市場和監管的雙重壓力。

“金交所一開始的非標業務（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做得並不好，而且不同地區交易所之間的業務同質化嚴重，很多交易所都處在盈虧邊緣。”王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王福是某地方金交所非標投資部門負責人，據他回憶，早期金交所業務主要依靠銀行業務，也就是通過將銀行表內資產表外化，將非標資產“洗白”的業務。

舉個例子，某些企業並不符合銀行貸款要求，而銀行通過將企業募資產品包裝成資產包的方式在金交所掛牌售賣，並由銀行買下該資產包，變相為企業貸款輸血。

本質上這是將銀行的表內貸款挪入表外理財資金。由於表外理財資金當時並不納入資產負債表，此舉不僅可以規避相關貸款限制，也不會影響資本金和銀行的計提準備金。

然而這類操作不僅無視貸款業務的風險，還變相跨過了銀行內部的風控審核，在2013年3月銀監會“8號文”後，此類“通道模式”被立即叫停。

不少業內人士從這一模式獲得了“靈感”，金交所也找到了發展新方向。

例如在2014年4月，北金所被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入股“收編”，正式參與到銀行間交易市場，北金所開始分享國家隊的“蛋糕”；以北金所為首的行業第一梯隊，就開始向標準化產品靠攏。

正是同一時期，大量金交平臺又開始湧現。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當前，全國範圍內的地方性金交所已經多達五十余家，在浙江、廣東、黑龍江等省市，更出現了“一市多所”的繁榮。

不過，近年來新開業的地方金交所絕大部分並不以“金融資產交易所”命名，而是冠名為“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或者“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

“這也是為了規避37、38號文件的規定，只要將名字由‘交易所’改為‘交易中心’，就可以直接由省政府金融辦審批成立，不需要通過部際聯席會議的意見，審批起來更方便。”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張烽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對比來看，老“交易所”和新“交易中心”在服務對象和業務範圍上沒有明顯區別，但是審批環節更為寬松，客觀上有利於金交所的設立。

時至今日，金交所已經涉獵了相當多種資產類別，大到國有金融資產、不良金融資產、私募股權、委托債權等基礎資產交易投資，小到應收賬款、小貸資產、融資租賃、商業票據等的權益資產交易，以及金融信息提供和發布等業務。

隨之改變的還有交易所股權架構。

為防止國有資本流失，早年間金交所多為純國資或者國有控股，股東大部分是交易所所在地的產權交易中心和國有金融機構，民間資本若想參股，只能通過競購交易所股權的方式獲取交易所牌照。

如今，不少有實力的民營企業也開始參與發起設立金交所。例如2015年11月在貴州獲批成立的“天安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據查詢，該金交所股東均為民營企業。

另類金融牌照

此次整改重點，即金交所售賣產品不得將權益拆分發行、降低投資者門檻、變相突破200人私募上限。

若按金融監管格局進行分類，金交所並不屬於一行三會監管下的銀行、券商、基金、期貨、信托、保險等傳統金融機構，而是作為正統金融機構的補充。

2011年以來監管政策收緊，明確新設立交易所需同時經由部際聯席會議通過和省政府審批，直觀上加大了金交所的審批難度。但這樣一來，存量的金交所牌照反而價值倍增，畢竟這是不需通過一行三會審批，而是僅需省政府審批的金融資產流轉平臺。

如果說此前只是金交所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轉變，互聯網的入駐則讓以金交所為代表的場外市場徹底變了“玩法”。

2016年3月，平安集團旗下的平安集信（上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2.86億的價格受讓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有限責任公司72.22%股權，將作為西南地區最大金交所的重金所納入旗下。這也是平安旗下第六家交易所。

此前，平安集團旗下的交易所子公司（包括聯營公司）就包括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平安前海眾籌、深圳金融資產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陸金所以及西雙版納商品交易所。至此，平安已在綜合金融資產交易及轉讓、互聯網眾籌、大宗商品、債券融資等各個要素市場完成布局。

同樣“野心勃勃”的還有阿里巴巴。除了發起成立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阿里系還入股了天金所。

大佬們的爭相入局讓金交所受到諸多知名企業的追捧，百度金融、京東金融、360金融、恒大和萬達等名字也都出現在不同金交所的股東名單上。

“銀監會出臺監管文件之前，P2P其實是一個介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一個模糊地帶，像阿里、陸金所這樣的大型企業並不願意去觸碰這個紅線，所以會選擇提前布局金交中心（金交所）。因為金交中心擁有當地金融辦的一個政策引導，那它這樣做業務，至少在那個時間段是合規的、是免責的。”梁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梁建現任浙江某大型互聯網金融企業高管。

如今，金交所已經成為不少大型集團發展金融業務的“標配”，不僅各大巨頭們幾乎人手一家，中小平臺們也相繼入場。

如果先行者考慮更多的是有關金融混業的布局，後來者的入場則更多是對現實的考量。

2016年8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銀監會等四部委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自然人在單一平臺借款上限為20萬，企業為100萬，最多不超過5個平臺進行借款。合規的壓力下，部分平臺選擇借道金交所。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多個參與設立金交所或者成為其會員的P2P平臺，都顯示其備案或者登記方為相關金交所，並且對大額的投資進行了拆分。

在大部分融資項目中，金交所主要實現了項目拆分再包裝的功能，簡單理解就是項目發行方通過信托、私募、資管等方式將低端融資項目進行包裝，然後在金交所分批次掛牌達到資產拆分目的；拆分完成後，連接底端融資企業和頂端投資人的融資渠道鏈條才算完整。

在上述鏈條中，金交所已經成為一種“類資產證券化”的通道，通過為融資產品提供備案登記、對融資產品的再包裝，變相充當了項目發行方分散募集資金的工具。

“現在有很多金交所都在做拆分的業務，比如像私募債的拆分。甚至有些平臺通過辯稱自己‘拆分的不是債權或者股權而是收益權’來試圖逃避監管，但證監會此前明確過，無論是對私募債本身還是對其收益權的拆分，其收益都來自私募產品，在本質上都是違規的。”張烽表示。

“銀監會文件出來後，一些平臺就通過金交所拆分專賣的方式‘曲線救國’，但本質上這和監管的引導方向是違背的，是在打擦邊球。”梁建判斷，這種合作就是一個“窗口期”，一旦窗口期過了，P2P還是要回歸監管的理念，即服務中小企業、解決小微融資問題。

危險的制度套利

一位券商資深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歸根結底，這類拆分產品是一種危險的制度套利，產品發行方通過風險偏好和期限的錯配，實現了資產在不同金融形態下的轉換，而金交所在這一過程中，就承擔了資產流轉的角色。

“這和之前一些保險公司銷售短期萬能險的行為一樣，會導致資產的錯配。所幸前幾年趕上了市場大寬松的環境，所以問題沒有暴露。未來如果資金面持續緊縮，很多底層資產會出問題，這類交易就面臨爆倉危險了。”上述人士表示。

正如此前曝出的“招財寶私募債違約”事件，雖然該私募債渠道為地方股交中心而非金交所，但在業務模式上十分相近，都是通過拆分銷售金融資產的方式進行資產流轉，然而由於底層資產持有者企業經營違約，最終引發了後續資產接連出現問題。

類似金交所的地方交易中心要怎麽管、誰來管，已經是多年前就提出的問題。

現實是，像金交所等類似地方交易所的審批權和監管執行權限，仍掌握在地方政府或金融辦手中，且沒有統一的法規條例作指導。

張烽解釋，從法律層面，國內金融資產交易都受到一行三會監管，但在執行過程中，地方金融辦由於缺乏立法權和監管權，只能承擔“協管”角色。

這一監管上的“半真空”狀態決定了金交所的監管目前只能依靠對行業上下遊的整頓來實現。

如2013年出臺的銀監會“8號文”就是通過對金交所資產端銀行的業務整頓，致使金交所業務方向發生變革。雖然該文件出臺初衷並非針對金交所，但實質上對金交所產生重大影響，使其擺脫了純粹依靠銀行資產出表的單一業務模式。

地方政府主觀上的監管“放水”也讓已有監管效果大打折扣。

上海師範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黃建中形容，這就像是一種“地方保護主義”，這類交易所與當地政府利益有密切相關，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債務的時候也會走金交所渠道，“在這個出事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都是睜只眼閉只眼”。

尤其在投資者適當性方面，金交所對這一標準的認定多由各平臺自行決定，既沒有可以依據的法律界限或政策，更沒有監管機構的認定許可。一些金交所對交易所的會員(投資者)設置了準入標準，但門檻設置很低，內部風控形同虛設。

“之前看到的諸如泛亞、P2P跑路，實際上都是由於監管不足、投資者保護不力造成，騙子始終存在，投資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是共性的問題。”黃建中表示。

（應受訪者要求，王福、梁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