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好聲音”販子,通過販賣馬東“好好說話”等好聲音日進千萬金,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聲音的巨大商業價值。
i黑馬訊 12月14日消息,由創業黑馬主辦、摩比神奇冠名的2016年創業黑馬社群大會今日在京舉行。喜馬拉雅FM聯合創始人兼聯席CEO余建軍獲“年度十大創業家”,並發表了極速演講。
余建軍獲獎理由:他整合大量優質音頻內容,創立了國內最大的在線音頻分享平臺,覆蓋用戶近3億。他是“好聲音”販子,通過販賣馬東“好好說話”等好聲音日進千萬金,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聲音的巨大商業價值。
以下為經i黑馬編輯的余建軍演講節選:
大家好!我跟奉佑生、宿華都一樣,連續創業。中國互聯網創業太苦逼了,不折騰很多事,可能很難活下來。我大概做了四五家不同的公司,在2012年開始做了喜馬拉雅。
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話題是“不確定性”。
牛總也提到了創業者孤獨,孤獨的本源是什麽?孤獨的本源是,我們每天面臨大量的不確定性。比如說,我們的方向選擇到底對不對,我們的盈利模式在哪里,很多很多問題都困擾著我們。
我自己的體會有兩點。
一是信念支撐我們不斷往前走。不斷創業的內在信念是,我覺得我這輩子就應該做個平臺,如果我這輩子不做個平臺就離去了,那我這輩子會活得非常遺憾。這是信念層面的東西,我認為我的宿命就是幹這個的。
第二,從具體的方法論來說,有一個很關鍵的從0到1和從1到100的問題。創業往往死在哪?從0到1的階段就開始all in了,從1到100的階段不夠狠,機會就會離我們遠去。
所以,我們做所有事情,無論是方向的選擇還是盈利模式的嘗試,都可以分成這兩個階段,從0到1和從1到100。從0到1階段要快速試錯,從1到100階段要all in。
我講我自己的兩個小故事。
我一開始選擇做音頻,我不是第一天想到的。在2012年上半年,我上個項目做失敗了,燒了2000萬,我在想該幹什麽,在那半年時間選了五六個方向。有的方向做了兩個月,有的方向做了一個月,有的方向只做了一周,甚至有最極端的情況,上午想的方向下午就拍死了,導致我們的團隊特別崩潰,大家覺得這個老板特別離譜,就沒有一個準信兒,一會兒變,一會兒變。我們從上個項目的80個人降到只剩七八個人。
但是,我為什麽後來選擇了音頻這個方向?一方面是我們對未來趨勢的判斷,移動互聯網起來以後音頻移動場景也會起來。
所以,雖然前面四五個項目都被幹掉了,但它們仍然有價值,是從0到1的試錯。我從2012年8月份開始決定做音頻了,就進入從1到100的階段了,所以我就all in了。
包括商業模式的探索,剛才聽海濤說51信用卡的探索,我們也一樣,我們一開始做廣告,也做打賞,今年6月推出了內容付費。在前幾天,一天有5000萬的收入,有很多很多大咖,都到我們平臺上做節目。
我們開玩笑說,叫胸大的去直播,腦大的來喜馬拉雅,因為音頻是一個特別能夠傳遞知識價值的平臺。
總結一下,最關鍵的是要判斷目前是從0到1的階段,還是1到100的階段。從0到1的階段不要著急,半年時間不斷試錯沒問題。從1到100的階段,就把所有的資源、人力、物力押上去,讓別人即使看到這個機會也搶不過你。
這是我分享的經驗,謝謝!
巴勒斯坦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中東之行的最後一站。當地時間23日,特朗普從以色列前往伯利恒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途中,特朗普的車隊經過高聳的隔離墻,似乎在提醒該地區沖突的複雜性。
特朗普稱他將“竭盡全力”幫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實現和平,卻沒有給出任何具體建議或措施,同時白宮對於特朗普此次訪問的前景也相當低調。
更謹慎
在和阿巴斯會晤時,特朗普說他“真心希望”美國能夠幫助巴以人民給該地區帶來新希望。“我致力於達成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我期待和這些領導人一起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阿巴斯則稱,他對特朗普“崇高而可行的任務”表示歡迎。
特朗普此番表態和本月初阿巴斯訪問華盛頓時,他的論調基本一致,但措辭更為謹慎。本月初,特朗普和阿巴斯曾發表共同電視講話,當時特朗普表態美國將全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達成全面和平協議,該目標“很有可能”實現,並表示願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在巴以間斡旋。
巴以和談已停滯了3年多,盡管在行前吹風時特朗普稱此行將促使巴以達成和平,但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最難達成的協議之一”。
前一日,特朗普到訪以色列,和以總統里夫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會談,當天他還訪問了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教聖地“哭墻”,成為首位在總統任期內訪問“哭墻”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以色列時強調了此行的首要目的是鞏固美以兩國關系,兩國不僅是朋友,更是盟友和夥伴。其次他表示兩國將共同應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並阻止伊朗成為核國家。同時,他還表達了美國期待促成巴以達成和平協議。
在和內塔尼亞胡會談時,他特別澄清,此前他和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時並未提及以色列。
特朗普在正式就職美國總統伊始就展現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場。今年2月中旬,特朗普正式就職不足一月之際,他就在白宮會見了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當時他說美以兩國是“牢不可破的”盟友,同時稱“兩國方案”可能是解決以巴問題更簡單的辦法,但並不是唯一辦法,而此前多屆美國政府以及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兩國方案”是實現巴以永久和平的唯一現實方案。
在此行中,特朗普對巴以問題的態度較之以前顯然更加謹慎。據海外媒體報道,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表示,如果巴以領導人都願意達成和平協議,那麽特朗普願意親自參與斡旋和平進程。
能做的有限
然而就在特朗普在耶路撒冷老城參觀訪問時,巴以之間的流血事件還在繼續,22日在伯利恒附近的一個檢查站,以色列軍警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青年,以方稱當時這名青年持刀沖向檢查站打算襲擊以方人員,雙方在經過短暫的搏鬥後以方開槍將這名青年打死。巴勒斯坦方面則稱,事發後以方阻止救護車救治該青年,眼睜睜看著他流血身亡。
23日晚些時候,特朗普將回到耶路撒冷參觀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並在以色列博物館發表演講。預計還將經過以色列隔離墻,以色列10年前建立了這堵墻,稱旨在防禦巴勒斯坦武裝分子,而巴勒斯坦人卻稱,這堵墻是為了爭奪地盤,割掉了西岸約10%的土地。
多數政治觀察家認為,特朗普在推動巴以和平進程上能做的很有限,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的未來、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以及巴勒斯坦邊境線等一些主要問題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且雙方在互信上存在很大問題。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分析也認為,巴以達成和平協議沒那麽容易,即便憑借特朗普張揚的個性也不足以結束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沖突,要達成和平協議不是定價做交易,而是調停擁有兩種完全不同世界觀的對立群體。
以色列已占領東耶路撒冷50年,以色列政府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此地已為以色列所有。
阿巴斯在5月初同特朗普會晤時說,他深信巴以間有可能達成最終解決方案。但他明確表示,巴方的“戰略選項”是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即一個在1967年邊界基礎上建立的、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和平共處。
同時,巴勒斯坦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2006年哈馬斯獲得巴勒斯坦大選勝利,次年用武力把法塔赫從加沙地帶趕走,之後巴勒斯坦便形成了哈馬斯占據加沙,法塔赫控制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分裂局面,因此近年來巴勒斯坦一直未能形成統一力量和以色列談判。
巴勒斯坦駐美國大使祖馬洛特(Husam Zumlot)曾擔任阿巴斯的顧問,他說巴以之間任何協議的輪廓雙方都知道。如果要重啟和談,就要談核心問題,而不是為談而談。“特朗普總統真的很認真,他認為和平是可能的。這不容易,但我們同意,和平是可能的。”他說,“我們準備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好了。”
5月24日消息,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負責人表示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日上午據穆迪官網消息,穆迪將中國評級從 Aa3下調至A1;展望調至穩定,此前為負面。
負責人還進一步強調,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財政部負責人指出,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
附財政部答記者問全文:
記者問:此次穆迪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預計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
答: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長好於預期,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與經濟運行相一致,財政收入增速仍然較高,1-4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1.8%,同比加快3.2個百分點,是2013年以來同期最高增速;財政支出增長16.3%,高於收入增幅4.5個百分點,同比加快3.9個百分點,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經濟“開門紅”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見效,國企、財稅、金融、價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持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紮實推進,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協同發力,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記者問: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將達到GDP的40%,2020年將達到45%,請問您怎麽看?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是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因此,目前我國政府債務範圍依法是指中央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除此以外我國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債務。
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國債余額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算,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總體上看,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將保持合理增長,加上我國GDP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根本支撐,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記者問:穆迪認為,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這一觀點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方面,關於或有債務範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即,除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後,我國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依法是指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債務。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與政府債務之間的關系,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也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因此,不論是中央國有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其舉借的債務依法均不屬於政府債務,應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對國有企業承擔責任。
綜合上述法律規定,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對年輕人和創業者而言,如果一件事情必須做,只要利大於弊、只要失敗的後果不至於讓我們“無法東山再起”,就大膽地行動吧,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我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來源 | 孫陶然(ID:zhenfund)
作者 | 孫陶然
不作為也是不負責任,而且是很嚴重的不負責任,因為不作為就意味著放棄努力聽天由命,就意味著最終面臨的只會是最壞的結果。
推卸責任,有很多種做法,其中一種就是拿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來提示風險從而否定現在的決策,或者阻撓現在的決策。生活中有很多這種人,你在談現在想做什麽時,他會提出一個又一個擔心,告訴你這樣做可能會如何如何……這是最讓人惱火的,他說得對麽?對,但是也非常不對。
所謂“對”,是因為他說的這些情況未來很可能會發生,所謂非常“不對”,是因為他說的這些情況與我們要做的事情相比,完全是細枝末節,而且這些細枝末節未來發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發生了之後,解決不了的概率有多大?如果解決不了,對我們造成的損害有多大?
主次不分,而且對於一種情況發生的概率、發生後解決的可能性以及後果不求甚解,只是一言以蔽之提出問題,這是看似負責任的不負責任。這種思維方式的人,要麽是追求免責:反正我提醒過了,到時候如果發生不是我的責任,而且恰恰凸顯我的先見之明……這種人是典型的反“結果導向”,這種不但不敢擔當而且事事首先算計自己免責的人,對組織的危害最大,因為他們做事首先關註的不是結果而是自己免責,是典型的“是非制造者”;要麽是“完全無風險主義者”:凡事追求百分之一百的確定性,追求百分之一百的無風險……這種人註定無法成事,因為凡事無絕對,風險與機遇並存,不願意冒風險、不敢冒風險的人不會享受到勝利的果實。我一貫認為,越是年輕人、越是小公司越要敢於冒險,因為我們方方面面都不如那些領先者,若再不願冒險、不敢冒險我們將毫無機會,一件事情有百分之五十一勝算就該開始幹了,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勝算就該allin了,如果有百分之七十勝算,原則上已經不是你的事兒而是那些領先者們的事兒了,如果有百分之九十的勝算一定不是你的事兒而是那些“趙家人”的事兒了,如果想等到百分之一百勝算那只有上帝才能把握……
以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來質疑現在的決策是正確的廢話。因為這種不確定性和風險未來確實可能發生,但發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發生了有沒有辦法解決?解決的概率有多大?如果萬一最終解決不了,對我們造成的最大損害有多大?是不是致命的?不想清楚這些,只是講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就是正確的廢話,而且是有害的正確的廢話,必須堅決制止。
因為一旦你自己也不求甚解,或者對自己的想法不夠堅定,就會被他這些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提示,帶入到對風險的恐懼之中,從而放棄現在的決策。
很多人不清楚自己存在的價值是替上級解決問題而不是質疑上級的決策。任何一個想法都會有利有弊,並且有執行中必須克服的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克服的困難”,作為下屬你的職責是解決掉這些困難把上級的想法實現,這是你存在的理由和核心價值,而不是上來就去跟領導討論他的想法有問題,要不要改變想法。
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完全的確定性,也不存在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選擇,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選擇權衡利弊,兩害相權取其輕,趨利避害,如果一味誇大不利的因素就會影響正確的判斷。
悲觀主義者註定無法成功的原因在於他們總是把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無限放大,從而現在不作為。
我的習慣是,如果已經想清楚一件事情,利益很大就不必費心去測算利益到底有多大,轉而把註意力放在測算如果失敗了最壞的後果是什麽上面,一旦測算清楚最壞的後果是我們可以承受的,不至於讓我們“無法東山再起”的,也就不用再費心去考慮做不成該怎麽辦了,應該立刻馬上全力以赴去解決執行中的問題,全力以赴把事情做成……
既然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的本質,我們就要堅決反對以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來阻礙現在的作為,那是典型的不負責任。正確的做法是,要關註所有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但是要“求甚解”,把它們定量化以及把發生之後最壞的結果分析清楚,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有益處沒有害處的事兒,就如同所有的藥能治病,但同時也有副作用一樣,該吃藥還得吃藥,該作為還得作為。
對年輕人和創業者而言,如果一件事情必須做,只要利大於弊、只要失敗的後果不至於讓我們“無法東山再起”,就大膽地行動吧,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我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孫陶然
2017.07.19
時至今日,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落下一個貧困人口只剩下兩年多時間。毫無疑問,扶貧越往後任務越艱巨,且此前扶貧工作中的問題也逐漸暴露,讓接下來的扶貧攻堅戰需要與反思並行。
近日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對今後的脫貧攻堅工作做全面部署。在8月20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亦表示,要把脫貧攻堅的基礎性工作做得更實,貧困戶的識別、退出一定要做到精準。
的確,過去數年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十八大提出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以來,截至2017年底全國貧困人口減少6853萬,平均每年在1000萬以上;2017年返貧的人口只有20萬,總體上呈現逐步減少趨勢。不過,扶貧也衍生出新的不公平,諸如“懸崖效應”和“福利陷阱”並不鮮見。
其中“懸崖效應”既存在於貧困戶和非貧困戶之間,也存在於貧困村與非貧困村之間,主要指兩者的差距太大,讓非貧困戶或非貧困村恨不得也戴上貧困的“帽子”。具體表現是,部分地方在執行扶貧政策過程中,把義務教育有保障變成了貧困戶的家庭成員“上什麽學都不花錢”,把基本醫療有保障變成了全家人“看什麽病都免費”。這樣一來,那些沒有列入扶貧範圍的村莊、村民自然就會有“想法”,特別是本來就與扶貧標準相差不了多少的群體,發現自己境遇遠不如扶貧對象後,紛紛千方百計要當貧困戶也不足為奇。
至於“福利陷阱”,則是因為兜底扶貧的制度設計,在一些地方被不當使用。比如一些貧困患者小病大治;一些子女眼看著體弱多病的老人不去贍養,而是通過“分家”方式,把貧困人口交給政府兜底;甚至有一些地方,超標準實施救助,兜底措施的剛性支出,讓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難以為繼。
很明顯,上述頗為普遍的扶貧“怪現象”,不僅影響了扶貧工作的效果,而且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因此,在未來的扶貧工作中需要引以為戒,扶貧要義在於量力而行,重在基礎性的保障。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既要避免重返“平均主義”,也沒有高福利社會的物質基礎。
所謂基礎性保障,也就是現行衡量貧困人口是否脫貧的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即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這個標準的制定做了大量研究,世界銀行專家組也曾參與評估,符合中國國情和承受能力。如果隨意拔高標準,既會加大脫貧攻堅的難度,也將加大財政負擔,不可持續。
更重要的是,脫貧應該著重在可持續性,而非完成一時的指標。在以往的扶貧工作中,部分地方方式過於簡單化,為了趕進度、圖省事,主要是送錢送物,有的地方幹脆讓貧困人口都吃低保,一兜了之。這種既不是根本性脫貧,也會助長貧困戶的依賴心理,同樣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因此,未來應著力夯實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基礎,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改善貧困地區居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十分迫切。既要包括加大對水、電、路、氣、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更應該加強制度供給,為貧困地區培育現代農業體系,為穩定脫貧找到產業抓手。同時,還需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在保障兜底制度設計上力求堵塞漏洞,因地制宜提高貧困地區的教育、醫療水平,精準解決因病致貧、因教致貧等問題,防止出現任何形式的扶貧福利陷阱。
按理說,每年夏天是紡織業的淡季,而在8月27日下午,第一財經記者在江蘇吳江東方紡織城見到的金龍飛卻顯得步履匆匆。
作為吳江盛偉紫荊花紡織有限公司(下稱“紫荊花紡織”)東方紡織城的總經理,金龍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個淡季並不淡。
“按照往年的趨勢,現在是(原材料)最低價的時候。誰都沒有預料到行情。”吳江偉華紡織有限公司經理李昌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過去2個月里,化纖原材料暴漲了20%多。不過,和一般的織造企業相比,產業鏈延長到貿易的綜合型企業顯得淡定很多。
由於金龍飛的公司生產和銷售的是成品布,訂單利潤高達25%,而現貨利潤甚至要超過30%,因此即使原材料上漲20%,不過是讓“1~2元錢的利潤少了幾毛錢”,企業自身不難消化,最近的成品價格也沒有因原料漲價而漲價。
紫荊花紡織主要做現貨,這雖然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庫存壓力,但也意味著擁有更靈活的市場。需要較小規模貨品的客戶可以馬上買到貨,無需等待訂單交期。
27日,商務部中國盛澤絲綢化纖指數監測和發布平臺綢都網副總經理沈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吳江一系列的環保管控,市場對速度的要求越來越高,現貨也越來越搶手。“開三停一(織機開三天停一天)這類管控,讓企業的訂單交期延長了,所以(采購商)的訂單也變分散了,變成了分批下單,這讓原本行業里的季節性越來越淡。”沈劍說,而這也是造成這個淡季不那麽淡的原因之一。
在價格推動下,下遊買漲積極性較高,市場產銷在100%上下,當前原料堅挺向上,下遊市場話語權一般,跟進為主。圖片來源:綢都網
倒逼企業轉型
為了消化原材料上漲的影響,雖然會和部分采購商協商適當調整價格,但是為了不丟掉訂單,面料制造企業仍然不得不主動讓利,“以前的利潤率在10%~15%,現在只有大約10%。利潤總額要減掉10%~20%。” 李昌春說。
而這給制造環節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利潤很薄甚至不盈利的情況下,大部分織造企業也會為了維持機器運轉和留住工人而繼續堅持。
吳江易達噴織有限公司負責人嚴躍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工人的工資和去年相比也上漲了10%。一定程度上,這些擠壓利潤的因素都倒逼織造企業的轉型升級。
嚴躍明的工廠,在去年被政府要求淘汰18臺噴水織機後,今年還剩下138臺。而在這138臺中,他又自己投了1000萬元,把100臺換成了新機器。“沒辦法,企業要生存,必須要升級。原來老機器生產里料的話,利潤率大概只有10%。”他說,新的機器所生產的面料可以收獲15%左右的利潤率。
“還好轉型得早。好的布料情況會好一點。”陳金祥說,當所有因素都集中在一起,只有微薄利潤的低端產能,只會讓企業更加被動。
陳金祥表示,以前只要產品能賣出去就好,最近幾年在政府的引導和管控下,企業淘汰了落後的設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產能。“我自己廠里總共500臺機器,淘汰了120臺(噴水織機)。”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原來工廠主要生產里料,現在做的是要求更高的面料布,因此在機器減少的情況下,今年的產值估計還將從去年的8000萬元增加為1億元,原因就是“產品基本全部都上了一個層次”。
陳昌春的企業預計將收獲和去年差不多的產值。因為在噴水織機陸續被淘汰的大環境下,低端的產品也慢慢不做了,而不那麽低端的產品在價格上會更高一點。“地方政府很重視,開始抓了,(企業)不配合也不行。”他說。
根據盛澤鎮綜合執法局環保科科長張曉昊提供給第一財經記者的數據,盛澤鎮共有2700多家企業里,近95%是織造相關企業,2017年以來共關停了70~80家小企業,占比約3%,淘汰的主要是無證無照或環保不達標的小作坊。
蘇州吳江區環保局副局長陸國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吳江區設定的三年初步目標是淘汰10萬臺噴水織機,占去年淘汰前當地噴水織機總數約33萬的30%。至於整治的標準,他說,首先淘汰和整治手續不全或者無證照的情況,再根據企業對社會和在稅收等經濟方面的貢獻,安排淘汰織機的配額,然後再淘汰低端和落後的產能。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8月,蘇州吳江區今年淘汰的噴水織機達約9000臺,而今年目標是淘汰3萬臺,淘汰任務完成率接近30%。
陸國祥認為,環保管控的力度只會越來越緊。他並不否認這種嚴厲整治帶給中小企業的壓力。在他看來,越是正規的中規上企業,就越贊成政府的整治行動,畢竟這些企業平時在環保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一點都不含糊。
環保趨嚴
不過,讓李昌春有些困惑的是,國家去落後產能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一部分落後產能並沒有消失,而是轉移到了周邊,“據我所知,沒有一臺機器按照廢舊鐵賣掉。都由做機器的買去,翻新後轉移到了周邊的地方。”
金龍飛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紫荊花紡織在吳江平望鎮的一家織布工廠,去年因環保管控搬遷到了湖北。80臺噴水織機搬過去後,湖北當地的工業園區因為規模太小不接受,企業又把規模擴大到了250臺,以生產里料。
嚴躍明工廠去年淘汰的噴水織機也賣給了安徽那邊的紡織企業。張曉昊認為,盛澤的舊織機回收更多是市場化的行為,太舊的機器也會被拆成零配件賣,但很少會變成廢銅爛鐵賣,基本都會再利用。
這同樣是長期從吳江采購面料的安徽省服裝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日本部經理孟卓觀察到的情況:“最近的確是有一批噴水織機設備轉移到了安徽,生產的是低端面料,做滌塔夫之類的。轉移的地點是安徽的縣鄉和蘇北地區。”
一名姓陳的安徽紡織業內資深人士透露,吳江那邊淘汰的噴水織機轉移到安徽的路徑是,先到宣城,然後轉到阜陽利辛,最近又準備到蚌埠,吸收這些設備的企業多為大型的紡織企業。
不過,隨著規模的擴大,安徽當地也開始進行管控。
孟卓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安徽的環保力度從當地企業對環保投入的變化中可見一斑。“給我們供貨的安徽雅軒羽絨有限公司,以前環保(水處理)的池子不到十分之一,就放在角落里,是有凈水作用,但不一定達得到標或者準備在檢查時達標。今天春天再去看這個廠,環保的設備和面積達到了整個廠的三分之一。”孟卓說。
除了淘汰噴水織機的專項行動,吳江區也在推進紡織企業的中水回用,由政府統一建立中水回用站點幫助企業處理汙水,由企業交納相應的水處理費。
陳金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水處理方面的環保成本分兩塊,一塊是交給處理廠的,每臺機器一年約1200元;另一塊是日常運營水泵的費用,“要用水泵和管道打過去,才能保證水不漏”,兩塊加起來,500臺設備需要企業每年擔負的費用約120萬。
在張曉昊看來,這些都不能算是環保成本,而是企業生產成本中的環保支出,是基本且硬性的配套要求。一臺年產值平均在3~5萬的噴水織機,繳納1200元的汙水處理費並不算多。“以前行情真的不好的時候,的確有企業不肯交汙水處理費,就會出現應收帳款。但現在企業的覺悟也都變高了,有的甚至嫌一個月一個月交麻煩,主動交一年的。”張曉昊說,因為企業開始意識到,不夠環保就會被市場淘汰。
陸國祥表示,原先吳江整體企業的中水回用比率不到10%,目前已經實現中水回用織機約8.7萬臺,回用率超過了30%,明年的目標是要努力達到100%的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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