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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歷經數次修正，香港政府設立「市區重建局」主導都市更新，由政府擔負起「公共利益」的責任，創造都更戶、建商、政府三贏，作法值得台灣借鏡。 撰文‧燕珍宜 二○一○年初，九龍馬頭圍道一棟樓齡超過五十年的六層樓老屋，不幸發生崩塌慘劇，震驚全港。根據香港市區重建局統計，香港屋齡超過三十年的房子高達一．六萬棟；而屋齡超過五十年的房子，更超過四千多棟。 都市更新在香港，不單是建築老化問題，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破落的大樓，住的多是一些外來移民與弱勢居民，居住品質惡劣，更容易衍生治安問題。 公營單位主導 「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迄今共完成五十五個重建項目，共有近三萬四千戶，平均每年推動五個案子。其中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數次修正，「香港經驗」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值得我們借鏡參考，並引以為戒。 首先，為何台灣的都更案，建商與都更戶總是糾紛不斷，香港則無此問題，原因與誰來主導都更計畫有關。 台灣都市更新模式，由於政府害怕被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因此自動退位、將角色降到最低，由建商來發動都更，讓利益、立場對立的私部門（建商與住戶）， 自行談判所謂的分配問題。這先天利益衝突的雙方，誰的餅畫大一點，另一方的餅就一定會縮小，導致利益分配的糾紛與衝突層出不窮，也引發各界批評，都更的龐 大利益由建商獨攬。 香港的都市更新是由政府出資，設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來主導。市建局成立於○一年，從規畫、收地、賠償、標售、業權，都是由市建局統整後，才公開招標由建商接手。 市建局的最高權力架構是董事會，董事會的成員有政府官員、 立法會議員、專家、學者與社會工作者等，他們的工作都與市區更新有關。市建局啟動的營運資本，來自政府注資的一百億港幣，以及豁免都市重建項目的地價。 由公營單位主導的都更計畫，與建商啟動的都更最大不同在於，「不以營利為目的」。市建局企業傳訊總監邱松鶴解釋：「市建局也會開展一些無利可圖，甚至虧損 的都更專案，這是我們與發展商（建商）最大的分別，這精神也比較符合都更的公共利益原則。」○八年市建局就曾因房價大跌而虧損四十五億港幣，後來則因為房 價回漲，○九年變成六十九億港幣盈餘，盈餘會投入在拆遷賠償以及新的都更項目中。在都更執行過程中，市建局會協助原住戶尋找新住處，至於釘子戶，因為市建 局有強制拆遷權力，因此釘子戶的問題並不嚴重。 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 由建商主導的都更案，一般不會賠償弱勢的承租戶，但是香港市建局則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補償額約是租戶三年半租金的總和，補償下限為七萬港幣。對於一些不希望拿錢的租戶，市建局會協助他們申請香港的公共房屋。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黃麗玲表示，台灣都市更新中，政府的角色非常弱，讓私部門去談分配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審議、保障人民財產等責任。都市重建龐大的開發利益由建商獨享，是否嚴重違反都市更新政策開宗明義所標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值得檢討。 一九九○年代末期，市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即因被批評官商勾結，讓重建的大部分利益落入合作的地產商口袋，而不是給了社會或公營的土地發展公司，最 後，香港政府只好關閉土地發展公司。而今，即使已有由市建局主導，執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都更計畫，但若建商可以自行整合改建舊樓，符合雙方利益，並非一定 得由市建局主導，同樣可以進行。 香港另一成功之處是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以下是台灣每戶都更戶都會遇到的棘手問題：「建商給的條件是三十五坪實坪加十三坪公設，現在住的坪數是三十三 坪，建商要我們家用一坪四十五萬元的價格買多出來的十五坪……，請問如此這般的條件合理嗎？」「建商給的條件合理嗎？」每戶都更戶都怕被建商占便宜，都想 成為最後一位簽同意書的人，都想談到最好的條件。台灣都更設計，每位都更戶得到的補償利益可能都不相同，似乎只要會吵會鬧就有糖吃，既不透明、又不符合公 平原則，這也是都更案爭端不斷、延宕落後的主因。 香港都更的補償機制是經由立法會（類似台灣的立法院）批准，有一套客觀標準，以達透明與制度化。此補償公式為以「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格乘以收購面積：是 指在重建區同一或近似的區域內，樓齡約七年樓房的單位平均價，按照此單位價，乘以收購樓房的面積，就可以得出補償金額。此為一樓以上住宅的方式，至於一樓 店面，則再加三五％的面積計算。 這個「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不是由市建局估計的，而是以抽籤方式選出七位獨立估價師估價，最後把估值最高與最低的剔除，再把其餘五家估價師的估價除以五，得出平均數。這樣的補償設計，暫且不論都更戶是否覺得「足夠」，但是至少不會有同一樓房不同價格的情形出現。 邱松鶴補充表示，對於都更原住戶，原本，香港︽市區重建策略︾規定一律採取現金補償，但後因許多民眾反映希望能以樓換樓，因此，新法規也開放改建後，原住戶可以簽約當時新樓單位價回購。 積極保存歷史文化 站在香港島的灣仔區或荃灣新天地，放眼望去，一棟棟嶄新的商業大樓與豪宅取代市井小民舊式唐樓，擺滿國際精品的豪華商場取代了街道小商鋪。拆舊樓蓋豪宅，引來香港居民對都市更新最後都簡化成「一切都只為了錢」的批評聲浪。 二○○六年香港政府強硬拆除具歷史意義的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引發群眾聚集抗議，香港社會趨向保存具歷史特色建築。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榮譽會長吳水麗表示，不論是政府或私人機構進行市區更新時，對樓房的修復工作及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應給予充分保護。 市建局也從善如流，採納各界的建議，不但展開六十棟具有歷史價值戰前樓宇的保育工作，並透過協商收購與資助修復的方式，展開騎樓式建築保育計畫。其中，位 於灣仔的四棟騎樓式建築──和昌大押，即透過細緻的保育翻新工作，如今成為有特色的餐廳；而香港中環街市大樓，則規畫成為「城中綠洲」，並採納原住戶意 見，拒絕ＬＶ等國際精品進駐。 房地產開發豪宅化，往往就是驅逐當地小的商家，邱松鶴表示他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已開始規畫小商鋪的安置計畫。 台北市長郝龍斌一一年二月參訪香港的都市更新時，即表示要評估成立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公司。都市更新應是整體都市計畫中的一環，都市更新不能以私人利益為目的，而涉及公共利益的都市更新，政府更不應該缺席。 都市更新 台、港兩樣情 台灣 實施時間 1998年公布《都市更新條例》已拆遷數 122件，共15395戶 都更實施者 私人建商 土地所有權 私人 拆遷補償機制 談判制、金額不透明 釘子戶 不能強制徵收 香港 實施時間 1988（土地發展公司）已拆遷數 55個重建項目，共約3.4萬戶都更實施者 公營機構市建局 土地所有權 政府 拆遷補償機制 補償規定公開透明 釘子戶 強制收回 | ||||||
地點：《紅週刊》編輯部會議室
人員：戴若·顧比及《紅週刊》全體採編人員
《紅週刊》：如果才能在證券市場上成為一個成功的交易者？
戴若·顧比：想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交易者，必須學習並且工作努力，這種工作並不適合每一個人，但是我們可以學。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市場上成功，每一個人都應當發現最適合他們的方法。
剛剛進入市場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學習，然後我們可能會選一隻股票，觀察它的走勢，進行模擬操作。如果這種方法是成功的，再選擇另外一隻股票……當我們對這
種方法自信的時候，就可以進行實際操作了。市場上每天都有機會，所以我們不需要著急，應該耐心等待市場的機會。最好的市場機會來自於耐心，就像培育一棵大
樹，它是慢慢生長起來的。我們的成功也是從很小的成功積累起來的。
《紅週刊》：你判斷中國已經進入牛市，那麼牛市中如何操作？
戴若·顧比：牛市中有三種交易方法。一是長線投資，第二種是趨勢交易，可能會持續幾週或者幾個月，我經常使用的正是這種方法。第三種是短線交易，有可能是幾天或者幾週。一般來說，成功的交易者應該不只使用一種方法。
《紅週刊》：相對於周邊市場來說，目前中國市場最大的特點就是股權分置改革。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分析方法是否適用？
戴若·顧比：每一個國家的證券市場都會有自己的政策，但在所有的市場上做交易都是一樣的。我的工作就是知道在什麼時候買入、什麼時候賣出，因為價格信息可以告訴我公司的基本面甚至國家政策。
政府的政策就像天氣一樣無法控制，我們能做的就是找到最好的交易方法。我們就像種地的農民，只管播種下去，然後期盼風調雨順，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股權是不是全流通的，對於一個交易者來說並不重要。我們其實只在流通的市場中做交易，並不是想要這家公司所有的股票。
《紅週刊》：可是不流通的部分進入流通以後，會加大市場的供給，並且影響流通部分的股價，那麼牛市又從哪裡來呢？
戴若·顧比：我舉個澳大利亞市場的例子。政府擁有澳大利亞電話公司51%的股份，投資者只交易流通的部分。後來政府決定出售其擁有的25%的 股份，投資者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因此政府的減持行為反而刺激了市場的需求，公司股價也因此而上漲了。如果一家公司的狀況是好的，那麼它不流通的部分一 樣是好的；反之，如果一家公司經營很糟糕，那麼它的股價無論如何都會下跌。
《紅週刊》：在你的書中以及在講座中都很少提到成交量的含義，這是為什麼？
戴若·顧比：成交量信息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美國的許多股票交易書籍中，常常提到成交量的重要性，但這在30年前寫這類書的時候是對的。因 為在那個時代，信息並不很容易得到，市場中存在著大量的信息不對稱—— — 大的機構可以得到許多有效信息，但小的交易者則很難。因此，那時的市場是大的機構投資者得到信息買入，小的投資者通過成交量分析跟隨。現在的狀況不同了， 幾乎每個投資者都能夠擁有充足的信息和數據瞭解市場狀況，所以我們不需要跟隨這些大的機構。和上個世紀不同的是，我們可以看著市場走勢決定買入和賣出，對 於交易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紅週刊》：顧比先生一定有很多成功和失敗的例子，能不能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借鑑？
戴若·顧比：所有的成功都是從失敗開始的，沒有失敗就不會有成功。當你有幾筆成功的交易的時候就很容易驕傲，但是市場不喜歡驕傲的投資者，它 總會讓人謙虛。1997年我有4次非常成功的交易，我很高興，其後有一天的早上，我發現了一次很好的交易機會，於是立即下了買單，當下午收盤我離開辦公室 的時候，那筆交易已經讓我賠了18000美元，這次交易提醒我任何時候都不能驕傲。
市場每天都有可以讓我們謙虛的例子，市場會時刻提醒投資者，過去的成功並不意味著將來也會成功。我們最好不要每天都做交易，因為過度的交易會導致失敗，應該知道什麼時候應離場休息。
投資交易是一項非常消耗腦力的智力工作。我大概會在市場上做幾十個交易以後離場休息，因為我知道如果再繼續下去就會賠錢，而賠錢的時候就是市場在發出警告。
《紅週刊》：投資人往往不是被市場打敗而是敗在了自己的手中，你能否教會投資者如何才能不被自己打敗？
戴若·顧比：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市場紀律，但在一筆交易賠錢的時候，執行紀律的仍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可以告訴投資者兩種辦法，如何使紀律能夠堅定地得到執行：1、提前寫下交易計劃，一旦情況發生就堅決執行；2、和太太這樣親近的人定好規 則，讓他們幫助你執行。比如，我的方法就是如果我在市場上賠了3萬元，我將允許我的太太去採購3萬元的東西。這樣我就會讓自己儘量少賠錢(笑)。
題記：
股市的歷史總是非簡單的重複：讀戴維·德瑞曼
戴維·德瑞曼：踩著雷鳴電閃突入死亡谷
本文選自：凌通價值論壇
http://www.ltkdj.com/bbs/viewthread.php?tid=82990&extra=page=1
戴維·德瑞曼是著名的價值投資者，但在國內卻很少被介紹，互聯網上有關他的文章也不多。在有些中文版的投資書籍中被翻譯成「大衛·卓曼」。德瑞曼是德瑞曼
價值管理公司的董事長，有人統計他的肯普·德瑞曼高回報權益基金的業績，在1991-2002年12年中累積報酬率為440%，年複合增長為
15.09%。德瑞曼長期研究整個股票市場的心理學基礎以及其對股票市場估值標準的影響。他認為股票市場經常在投資者感情的驅動下表現為價格脫離其內在價
值的現象，而不是用傳統的學術理論來推測市場。因此他認為戰勝市場的最好辦法就是逆向投資原則。逆向投資是運用價值投資判斷來避免市場情緒影響的一種投資
原則。逆向投資策略是利用其他投資者的錯誤來尋找利潤區，尋找那些因不為投資者關注而被低估的股票，迴避那些由於被投資者追捧而價值高估的股票。最終，那
些被低估的股票價值終究會被市場發現，而被高估的股票價格則會價值回歸。而「危機投資」就是逆向投資的具體實施的呈現。
德瑞曼以1990年金融危機為例，當時由於房地產問題，人們擔心銀行體系自身的穩定性，懷疑它是否能夠承受房地產業上萬億美元損失的打擊。從1990年初
到9月底，金融中心與區域性銀行大跌了50%，有些金融證券從先前的價位下跌了80%。銀行證券便宜得出奇，許多銀行證券的要價只有在賬面價值的60%甚
至更少。德瑞曼認為，任何一家銀行，儘管按照他們的價值標準，它們也被過低地估價了。於是德瑞曼的基金購買了相當多家的銀行股票，為基金防範風險起見，每
一家銀行的投資都不超過在這一行業總投資的2%，但是在整個資產組合上超過了25%。最終的結果是，德瑞曼公司購買的銀行沒有一家價值下跌，在這一行業中
收益出人意料，從1990年的第四季度到1997年的年底，銀行股指數增長快過迅速上升的市場指數，增長了578%，而標普只增長了231%。德瑞曼總結
說，在過去30年中他經歷了類似危機，從理論上講，堅定了他的信心，於是當1990年危機爆發時他抓住了機會。
德瑞曼先生指出，二戰以後，市場11次危機中一年後，投資者將有10次機會賺大錢，只有一次虧本，且只虧3.3%，，平均收益為25.8%，其中收益可高
達至1969年到1970年崩盤後的43%到1973年至1974年熊市後的42%。在危機後將股票持有兩年的獲利是驚人的的。買家在11次危機中都將賺
錢，兩年的平均收益率幾乎為38%。在1973至1974年的下跌之後，收益率可高達66.5%。理所當然的是，沒有人會在股市低谷時買進。結論是，儘管
「有些提心吊膽」，在恐慌中持股甚至買進是致勝的策略。
--------在A股的銀行股便宜的出奇，下跌了理由也多想上面的例子！股市無新鮮事，總是歷史非簡單的重複！
----這篇文章只給看得懂的人！
是花5000萬美元拆除一條廢棄高架路，還是花3600萬美元將之改建成高架公園，使之成為市民的休閒之處？美國費城選擇了後者。廢棄高架橋改建成城市公園，在美國已蔚然成風。
中國正處在城市拆建的高峰期，這不失為西學之術，但也有美國學者認為，並非所有城市都值得照搬。
在美國費城市中心北部，將會出現一「條」公園。
小碎石路、樹木、花香、陽光……普通公園應有的盡有，特別之處在於，一條廢棄的鐵軌貫穿公園，在某些路段，它還像高架橋公路一樣橫穿社區。
這「條」未來的公園原本正是廢棄的高架軌道。軌道修建於1890年代，在運營近百年後，於1984年停止把列車送往市區。
畫家薩拉·麥克尼尼就住在這條高架公路附近的街區，她曾是列車的常客。鐵道廢棄後不久的一天，她獨自一人爬上了高架，發現了別樣的美麗：鏽跡斑斑的鐵軌上生機盎然，草木叢生。「這裡可以成為一座公園的。」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起當年的念頭。
2003年，薩拉·麥克尼尼和另一位當地居民啟動了「雷丁高架公園項目」，努力讓高架公園成為可能。「費城高架橋綠化」組織的負責人保羅·范米特同樣期待著一座線性公園的誕生：「它將蜿蜒穿過55個街區，屆時我們不用穿過馬路就可以擁有長達5000米的公園」。
「這片社區原本連一座公園都沒有。」費城中心城區的主席保羅·利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費城打算花3600萬美金來打造這條空中精品公園。「摧毀它則需5000萬美元，比改造它耗資更多。」保羅·利維說。
2012年4月，通過三次社區會議，以及問卷調研，這段軌道的改造設計圖問世了。「預計今年年底，這些設計圖就變成施工圖紙了。」負責設計的布萊 恩·哈內斯工作室創始人布萊恩·哈內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下一步就是籌款了！」保羅·利維說，若款項2013年7月前能到位，一年後這裡就將擁有一座高 架公園。
這不是美國第一個廢棄高架鐵路的改造項目。2009年6月紐約曼哈頓西區的廢棄高線鐵路就成功改造成了高架公園。目前，美國這類型的項目還包括芝加哥的布魯明戴爾小徑、澤西市的第六街路堤和聖路易斯的棧橋。
最早的高架公園出現在法國巴黎。1989年，巴黎開始著手把1859年的一段長約4.5千米的廢舊鐵軌改造成綠蔭步道，近半個世紀之後，1993年向公眾開放。
這類項目近20年來在美國成風靡之勢，人們開始認同廢棄高架的歷史價值。「它們是工業化留下的寶貴遺產，承載著過去和歷史。」紐約高架公園的園藝設計師皮特·奧多夫解釋道。
不過，浙江大學城市與規劃研究所饒傳坤副教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國目前還沒有類似的高線項目。「美國的高架鐵路廢棄，可能是因為現在機動化在某種 程度上取代了原來的鐵路交通。」但在中國，高架橋的歷史不超過二十年，且以公路橋居多，目前處於車多橋少的局面，「基本是『造一條，堵一條』，鮮少出現閒 置廢棄的情況。」
「如果出現廢棄的情況，按中國的慣例，它難逃被拆毀的命運。」廣州市城市規劃設計所的城市規劃師曾春霞說。但在一些高架橋要拆除的消息傳出時，人們已開始暢想與紐約類似的高架公園。
1996年落成的南京城西高架橋，十餘年來，都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程章燦教授熟悉的城市景觀。2011年初，他聽說城西高架要拆了，心生不捨。「城西 高架若留著，能否用綠色的花木環繞它的周身，讓彩色的花朵從半天垂掛下來，讓它成為像紐約高架那樣的空中公園？」但這僅僅是一位教授的念想，一個他可以在 課堂上與學生分享的隨想。2012年初，南京城西高架橋拆除，改建地下隧道。
其實，紐約高架公園的成功模式是否可以複製，也不無爭議。
首先，高架公園造價較高。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設計學院維托爾德·瑞比克金斯基教授透露：「紐約高架公園一期和二期耗資1.52億美元。」接下來的兩期，預計耗資9000萬美元。
而且，並非所有的廢棄高架都適合、值得建成高架公園。「和巴黎一樣，紐約有悠久的歷史，鐵道沿線有密集多樣的歷史文化景觀，這是建高架公園得天獨厚的條件。」維托爾德·瑞比克金斯基教授說，真正能兩者兼具的城市少之又少。
「很多美國城市都在尋求捷徑來復興它們垂死的市中心。但如果很多城市都竭力效仿紐約，盲目建造高架公園項目，那麼用不了多久，高架公園也會在失敗的城市設計策略名單上榜上有名。」維托爾德·瑞比克金斯基教授感嘆道。
這兩天讀了盧麟元的新作《十八大後經濟面臨歷史巨變》，文章從研究經濟史出發，概論中國改革二十多年來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的脈絡，指出現在經濟問題的來源和 病根，提出解決之道，並寄希望於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判斷十八大後中國經濟將會巨變，至於如何巨變，在可能的三種選擇中，作者相對樂觀的期許了最好的一種可 能，就是從被動全球化，向世界賤賣低廉的產品和勞動力到開啟自主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從而迎來下一個高速發展的歷史週期，而達成這個目標的操控盤，立足 點在於我國金融實力的迅速成長，一句話，核心就是人民幣話語權的強大。
印象中，盧麟元好像是被這一代領導層不認可的經濟學者，其近些年的多數文章也是以批評為主，尤其對樊綱和吳敬璉炮火最猛，而此兩位正是多年來經濟政策的主 要智囊人物，此次盧突然對十八大寄予厚望，這個轉變，有點突然，對於這一篇新鮮出品的萬字鴻文，作為讀者，有部分認同，但也有更多的不認同。
盧先生是經濟學者，經濟觀察的角度很宏觀，我是草根投資者，細微末梢之處看經濟，到底未來是宏觀的決策引導中國，還是微觀的改變顛覆中國，亦或是上下合 力，才能給中國一個光明之路，我以為，如此大的系統工程，靠誰的一己之力都是不夠了的，儘管十八大很重要，但是想靠一個會議，一個決策，就能起飛的時代可 能過去了，要想達到盧先生提出的自主經濟全球化，人民幣權重最大化，僅僅寄希望於政府，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貨幣權重，一個獨大的政府幾乎沒有可能，因為 這種貨幣的風險太大，一旦大政府政權有波動，相關利益方是不能承受連帶的貨幣危機的；另一面，一旦該貨幣權重國與他國發生爭端，引發民眾情緒和經濟摩擦， 對相關國的風險也很大，以這次釣魚島爭端為例，如果人民幣權重已經達到可以覆蓋中日韓貿易區，一個抵制日貨就把事情弄砸了，還伴著國內因此引發的惡性打砸 搶，所以按照盧文所希望的那樣，一個黨代會能夠奠定中國建立強勢國際金融地位，繼而擺脫被動的廉價供應鏈屬國位置，掌控具有國際金融意義的貨幣主導權，以 新姿態重回國際化舞台，如此恢弘的氣勢展望，要我說：沒有可能！
計劃經濟的影子，無時不刻的出現在各個層面，細細想一想，這很可能是中國人長期訓練出來的思維定勢，成為我們解讀西方的一種慣性的角度和思考方法，以為一 切都是計劃和謀定的，從《河殤》到《大國崛起》，都是這個味道，這個範式，事實上，一個好的結果不是某種主導力量規劃出來的，而是優秀的社會各方合力促成 的，這才是社會的力量，這才叫真正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點，中國社會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夠明白並能夠承認，以上述中國式思維定勢，很容易得出美國「陰 謀」中國的種種例證，盧麟元就是常常得出這種結論的一位研究者，劉軍洛和宋鴻兵也是，不過比起後者，盧先生的學識顯然要寬泛厚重的多，我只是感到這種思維 方式的害人不淺，即使一位學養比較深厚的人也不能擺脫其控制。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開始了漫長的開啟民智的進程，這個過程漫長殘酷而又痛苦，代價巨大，這是因為本國本土既有的發展軌跡和現代化社會完全南轅北轍，讓 一個慣性地走了千年的文化徹頭徹尾的改造實在是一件百年工程，從衣著服飾，談吐舉止，教育體制，公共義務，社會福利乃至全部經濟貿易活動全盤拿來主義，走 到今天，我們大部分人仍然寄希望一個強大的開明的領導來實現強國之夢，具體到現在就是對一個會議寄予厚望，這是現實，連學者也做仰望星空的期許狀，這只說 明，中國的民智開啟還遠遠不夠。
讓一個百廢待興的經濟體騰飛和讓一個基數龐大，增長模式出現問題的經濟體成為主導性強勢經濟體，這兩個局面的把控難度係數有著天壤之別，就和電腦一樣，一 旦多元化和複雜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個單核的CPU是應付不了的，當英國王室不行的時候，還有唐寧街10號，當唐寧街不行的時候，還有各個大學和研 究機構層出不窮的研究和技術成果，每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企業界的成長都不斷為勞動生產率有效提升以及產業發展的新方向貢獻力量；美國也一樣，白宮國會、 聯儲、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哪一個也不弱，都是協同的，只有一個社會的各個重要單元都強勢起來，才可保增長的潛力長盛不衰，對於中國，終有一天，社會的多 元和複雜會大到一個大政府根本無力承荷的地步，私營企業沒有黨支部一樣成為社會棟樑，就是這個變化的開始。
資本市場，是一個讓企業有恆產繼而有恆心的地方，如果它的回報性好，公平性好，那麼整個社會長期也會因有恆產而有恆心，在這個機制的基礎上，全社會的資產 得以保值，產業發展的新陳代謝得以持續和良性反饋，產權交易和優勝劣汰的循環不斷進行，上述種種，正是維持這個多元複雜社會良性發展的頭號悍將的能量。中 國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巨大意義，它完全有超越行政的多種能力，只要保證它功能完善，公平公正有效率，長期的看，才是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最有效 工具，而且資本市場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中長出來的中國還有很多特殊的意義，經過二十年的曲折發展，不知政府是否有了一定的認識深度，如果是的話，並且能 夠在制度上儘早完善和改革，賦予其全部應有的功能，則將為中國後續的發展，帶來不可預估的好處。
十八大的召開，確實是當下一件極重要的事件，儘管本文上半部全部在否認它的長期重要意義，但不可否認它確實處於一個拐點的位置，一個雜合著巨量矛盾急需解 決的敏感時期，正因為它的極端不確定性，中國股市今年逆全球資本市場走勢不斷下滑再下滑，還有30天中國未來的綱領走向就可大白天下，不管向哪裡突破，沒 有資本市場的助力，一個大政府已經沒有可能像過去那樣僅靠行政指令和若干政策就可以掌舵如此龐大的經濟體了，中國有沒有能力培養社會各界走向優秀，並最終 依靠這種優秀的合力完成巨大的轉變，才是未來能否成為持續強國的最重要基因，十八大只是有可能提供一個契機，能不能優秀，是靠全社會，當一個社會中人，都 首先想到自己能做什麼的時候，民主的氛圍才算是形成，除此外的所謂民主，全部是假的，如果中國理解的民主就是給你一個說話的權力，那離入門還早呢。
最終細節決定成敗，組成資本市場的每一個單元，就是社會的重要細節，作為草根投資者我天天和它們打交道，不乏看到希望的曙光，這個社會並不缺優秀，缺的是 如何保護優秀和讓優秀更加優秀的激勵機制，制度的改變總要有一個可行的操作體系，如果資本市場可以承此重任，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內生力量強起來， 才有未來去主導世界經濟的基礎，這才是腳踏實地做實事，倘如此，倒是真有可能迎來歷史大底，開啟一個新紀元，並且這一次，才是真正的依靠他們口號裡一直喊 得「人民」的力量。
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裡最成功」的法律在頒佈後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像」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穫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製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唸到哪裡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週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佈。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慾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甦；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於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製造商中國佔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製造商中國佔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憑藉全球5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痴迷於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於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慾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後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幹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雲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麼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衝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並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於能否按照產業發展週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麼週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於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導，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並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後，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於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於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製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盪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並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遊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並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導，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於，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後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遊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慾望承擔責任時，為什麼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瞭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後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並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醜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後，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於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醜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佈辭去CEO職位，退出前台。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於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佔，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裡，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願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