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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口”工作黨委增至10個

上海浦東陸家嘴高樓群。（新華社 鈕一新/圖）

5月1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公布了新一屆上海市委常委的分工，顯示上海市委的“大口”工作黨委已經增至10個，分別由市委副書記尹弘、市委秘書長諸葛宇傑等5人分管。

上海市委在機構設置時，除了有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黨委部門，還將全市的部門和機構按照產業或行業劃分為若幹“大口”，由市委派出“大口”工作黨委進行歸口管理，從而實現加強黨的領導，這是上海黨建的一大特點。

目前，上海全市有10個“大口”工作黨委，相應的分管常委分別是：

市委副書記尹弘分管市教衛工作黨委、市科技工作黨委；

常務副市長周波分管市經濟信息化工作黨委、市金融工作黨委、市建設交通工作黨委、市國資委黨委；

市委政法委書記陳寅分管市場監管工作黨委；

市委秘書長諸葛宇傑分管市合作交流工作黨委、市市級機關工作黨委；

市委統戰部長施小琳分管市社會工作黨委。

今年5月之前，上海的“大口”工作黨委是9個，5月5日，市場監管工作黨委成立，使這一類市委派出機構增加到10個。根據公開報道，市場監管工作黨委的職責是，根據市委授權，會同市工商局、市質量技監局、市食品藥品監管局黨組，統籌協調市場監管領域的重大決策並組織督促檢查；領導歸口單位黨的建設；做好幹部的培養、選拔、教育和監督管理等工作。

從運行方式看，上海的“大口”工作黨委已然是實體機構，已運行多年的上海市教衛工作黨委不僅有辦公室、組織幹部處、宣傳處、統戰處、老幹部處等具體的內設機構，還有市紀委派駐紀檢組。

教衛工作黨委網站顯示，該“大口”黨委的職能包括做好幹部的培養、選拔、任免、教育、監督和管理工作；協助市委管理歸口部門和單位的市管幹部。今年3月7日，上海市教衛工作黨委就任命了上海市教科院1名副院長，由教衛工作黨委一位副書記和組幹處副處長前往宣布。

上海的“大口”黨委制度始於1983年，當時成立了工業、交通、建設、財貿、農村、對外經貿、科技、教育衛生等8個工作黨委,作為市委派出機構，行使一級黨委職權。

後經過1994年、1996年、1997年、2008年數次調整後形成了科技、教衛、建設交通、金融、經信、合作交流、社會工作、市級機關、國資委等9大工作黨委，直至今年新設監管工作黨委，形成了十大“大口”黨委的最新布局。 

從2016年開始，上海進一步強化“大口”黨委制度，恢複了“大口”黨委書記的工作例會，每個季度召開一次，當地媒體公開報道稱，“作為一項制度性安排，大口黨委書記例會將進一步圍繞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發揮好在歸口系統的領導核心和政治保證作用。”

外管局：滬深兩地QDLP和QDIE試點額度分別增至50億美元

外管局發文稱，為積極支持有能力的境內機構開展多種類型的對外投資，國家外匯管理局自2013年起分別在上海和深圳推出合格境內有限合夥（QDLP）/投資企業（QDIE）試點。結合試點情況，適應市場主體跨境資產的配置需求，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QDLP和QDIE試點工作，並於近期將上海和深圳兩地試點額度分別增加至50億美元。

下一步，國家外匯管理局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收支狀況、行業發展動態以及對外投資情況，進一步完善QDLP/QDIE宏觀審慎管理，更好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

臨空經濟示範區增至12個 內陸省會成對外開放新高地

隨著我國航空市場規模的不斷壯大，臨空經濟區也隨之蓬勃發展。一些城市通過建設臨空經濟示範區，打造成為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近日，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和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國家發改委、民航局正式批複。我國的臨空經濟示範區增至12個。

寧波、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批

根據批複，按照集約緊湊、產城融合、區域協同的發展理念，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規劃範圍西至橫鄞線、南至鄞城大道、東至奉化江、北至聯豐路區域，管理面積82.5平方公里。

國家發改委對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提出了“五個著力”建設要求，即：著力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和服務能力；著力培育發展新動能；著力促成港產城融合發展；著力加快構建以臨空經濟指向性產業為核心，以航空貿易物流、臨空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現代臨空產業體系；著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其中，促進港產城融合發展、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和服務能力是一大亮點。在海港方面，去年12月，寧波舟山港成為全球首個年貨物吞吐量超10億噸大港，且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港口與城市自身產業發展、與城市後方經濟腹地並沒有很好地聯動起來。

曾長期在寧波工作的暨南大學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對第一財經分析，寧波港口貨物吞吐量很大，但對寧波經濟的帶動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港口與當地經濟聯系不夠緊密，帶動作用不夠突出。

因此，寧波如何加快產城融合，提高集聚資源要素能力，更好的服務於自身經濟的發展十分關鍵。在空港發展方面，下一步，寧波將利用全球資源建設好示範區，並充分發揮臨空經濟示範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西安是聯通歐亞、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重要樞紐，西安鹹陽國際機場是中國北方第二大門戶樞紐機場，2小時航程可覆蓋全國70%的領土和85%的經濟資源，區位交通條件極為優越。而已初具規模的臨空經濟，更是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設立的重要基礎，目前空港已聚集了國內外物流企業66家，先後引進法國賽峰起落架維修、梅里眾誠生物制藥等大項目落地；航企CBD已吸引13家航空公司落戶。

根據批複，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位於西鹹新區空港新城，面積144.1平方公里。西安市人民政府作為臨空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管理主體。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將加快構建國際航空樞紐，主動服務和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為陜西省乃至西北內陸地區開放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和典型示範。

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還將重點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探索臨空經濟發展新路徑、新模式；推進綠色發展，培育壯大臨空特色產業體系；推進軍民融合，深化示範區與周邊地區的合作互動和協同發展。

其中，推進“軍民融合”是西安臨空經濟區的一大亮點。以創新驅動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為動力，也正是西安以及關中平原城市群要重點著力的方向。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去年8月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過去，西安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軍工企業；另一方面是傳統的制造業。未來，西安能否針對高端新興產業這方面做些布局將會顯得十分重要。

根據《西安日報》報道，西鹹新區空港新城黨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艾晨分析，設立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將加快區域航空產業要素整合，推進軍民融合，示範區的設立有助於進一步推進匯集了國內航空近四分之一的科研、生產力量向空港新城集聚，推進空港航空產業集群化發展。

示範區增至12個 內陸省會成對外開放新高地

臨空經濟區是依托航空樞紐和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提供高時效、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集聚發展航空運輸業、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而形成的特殊經濟區域，是民航業與區域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重要載體。

為了推動臨空經濟區有序發展，2015年7月，國家發改委、民航局發布關於臨空經濟示範區建設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選擇若幹條件成熟的臨空經濟區開展試點示範，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挖掘內需增長潛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輻射帶動作用，對於促進民航業發展、優化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全方位深化對外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此次寧波和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批後，我國的臨空經濟示範區已增至12個，除了西安和寧波外，此前獲批的還有10座城市。從獲批時間看，分別是鄭州、北京、青島、重慶、廣州、上海、成都、長沙、貴陽和杭州。

其中，浙江成為全國唯一擁有兩個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杭州和寧波）的省份。從大的區域分布來看，12個城市中，有6個在沿海地區，6個在中西部。

對一些內陸省會城市、直轄市而言，臨空經濟區的建設使得這些城市由內陸變成了對外開放的高地，推動很多相關產業迅速做大做強。

中國民航大學臨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允春認為，臨空經濟正成為中西部內陸城市跨越式發展的一種全新的動力模式。通過依托機場打造的產業集群，能夠不斷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促使信息、技術、資本、項目等要素加快流動，帶動相關產業鏈條快速發展，推動地方積極地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去，從內陸城市轉身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例如，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飛機運輸很有優勢。在富士康的帶動下，很多著名智能手機品牌往鄭州航空區集聚，鄭州空港區已經成為我國乃至全世界手機生產的重要基地之一。

西安也同樣如此。艾晨認為，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的設立還將推動陜西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從而加快陜西對外開放高地建設。示範區的設立將進一步吸引臨空指向型高端要素聚集，推動臨空型現代服務業和臨空型先進制造業發展壯大，助力西鹹新區加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地區和大西安萬億級經濟中心建設。

70年格局之變：南方經濟增至全國六成

我國經濟已呈現出增長速度“南快北慢”和總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在上月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GDP實現52.5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61%左右，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相應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

而經濟重心的南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也是中國經濟由北至南、不斷開發發展的過程。

重化工業奠定北方經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關系處於蜜月期，在蘇聯的幫助下，緊鄰蘇聯的東北地區，在已有的工業基礎上，建立了重工業基地。這個時期，我國的大項目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以及西北等地。

從自然資源角度來看，北方地區的煤炭、鐵礦石、石油等能源資源豐富，這也是重化工業在北方布局更多的一大客觀因素。同時，在鐵路布局方面，東北和華北的鐵路網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有不錯的基礎，到建國後計劃經濟時期，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對鐵路需求更大。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介紹，“當時的鐵路主要是貨運，鐵路建設也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大量的資源、人才往哪里集中，哪里就發展得好。

相比之下，由於東南沿海地處海防前線，重工業、大項目的布局很少，浙江和福建尤甚。

研究表明，在不計港澳臺的情況下，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以前，北方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份額基本上在50%左右小幅波動。從1978年各省份的GDP總量來看，上海和江蘇位居前兩位，遼寧和山東緊隨其後，位居第三、四位，如今的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當時排名第五。

在不少方面，北方曾明顯領先於南方。例如在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城市化方面，上世紀90年代初，北方城區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明顯多於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撫順、吉林、齊齊哈爾、唐山、包頭、淄博等北方非省會城市。現如今的廈門、蘇州、寧波等南方明星城市，當時不過是城區人口幾十萬的中等城市。

福建泉州的謝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曾到遼寧做生意。他表示，當時遼寧的經濟發展水平比福建“高太多”，“那時候遼寧的城鎮化率很高了，生活水平也很不錯，福建這邊主要住在農村，生活條件差多了。”

但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楊國安表示，這一時期的經濟布局是行政命令的體現，並不符合經濟自身發展規律。例如，三線建設中的一些企業，到了改革開放後就逐漸轉移到自然發展條件更好、交通區位更好的大中城市去了。

也就是說，從更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經濟重心在南方的大趨勢並不會變化。

珠江流域崛起

改革開放後，水資源與氣候條件更好的東南沿海地區迅速發展。珠江流域尤其是珠三角的崛起，與長三角並駕齊驅，使得南方經濟的分量更加凸顯。

丁長發說，在市場經濟下，商品經濟意識濃厚的南方地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再加上華南地區的海外華僑資源，以及東南沿海良好的港口資源和營商環境，南方經濟快速發展起來。

這個過程中，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充分利用毗鄰港澳的優勢，經濟高速發展，至上世紀80年代末，廣東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並一直保持至今，GDP占全國比重高達1/9。

此外，浙江和福建等省份的經濟位次也快速提升，比如浙江GDP總量已連續21年位居全國第四，福建近年來GDP總量也穩居前十。

相比之下，東北、華北等地一些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省市，由於體制機制的不靈活，在市場化的沖擊之下，轉型十分艱難。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傳統重工業城市獲得了大量的要素資源，所以發展得很好，但在改革開放時代，大量的要素資源包括資金和人才等都轉向市場經濟比較活躍、比較有彈性的區域了。”丁長發說。

根據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教授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南北差距趨於擴大。1977年至2015年，北方經濟份額由49.5%震蕩下滑至41.3%。其中，1999年至2008年期間，全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重化工業化，北方經濟份額小幅回升至43.2%。

丁長發也表示，1999年後，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作用日益凸顯。大規模的鐵公基建設對鋼鐵、水泥、石化等重化工業需求量很大，因此大量的投資向環渤海等地傾斜。這其中，作為環渤海省份，在進入新世紀後的幾年，山東曾位居全國第二，並一度緊追廣東。這個階段也一度有“經濟重心北移”之說。

不過，在丁長發看來，這個階段，北方重化工業地區的快速發展只是短暫的輝煌，是政策和大規模固投之下的高速發展，由於缺乏足夠的動力，沒有及早進行轉型升級，因此在快速發展幾年後，就進入到下滑的軌道。

相比之下，由於廣東和浙江等地的市場化程度較高，企業“不轉型就得死”，所以轉型的動力更為迫切，通過數年的努力，近幾年轉型升級成效不斷顯現，高新技術產業和新經濟正引領新一輪發展。比如近幾年珠三角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浙江以信息經濟、智慧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卓見成效。

近幾年，山東與廣東的差距也不斷拉大。2017年，廣東GDP總量領先山東超1.7萬億元。

區域經濟專家、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教授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相比廣東和江浙，山東原有的工業基礎比較好，以國有經濟為主，市場化程度不高，但只有市場化程度越高，產業轉型才越靈敏，轉型的效率才會高。

長江中上遊增速領跑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南方的中西部省份的快速發展是南方經濟提檔升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盡管南方沿海發達地區領先於北方沿海地區，但是南方的中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區整體發展水平不如北方。西南地區山地多，平原少，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滯後，人均GDP一直不高。

但這個格局在近年來出現了明顯變化。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近幾年來，長江中上遊地區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尤其是上遊的貴州、重慶，中遊的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近幾年的經濟增速在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經濟增速排名前四的省份均來自西南地區，貴州和西藏均超10%，雲南和重慶也都超過了9%，此外，四川以8.1%的增速位居全國第七。

胡曉登認為，長江中上遊地區的產業結構相比東北、西北等地而言更為豐富，能源與經濟體系的構建較為完備，受近幾年能源下行的沖擊小。此外，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長江中上遊地區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近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效果不錯，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等，發展勢頭良好。

摩根大通申請持股51%新合資券商，未來或增至100%

中國金融開放的步伐不斷加速，近期更是在擴大證券業對外開放方面動作頻頻。繼瑞銀（UBS）和野村（Nomura）之後，摩根大通也正式申請在華合資券商持股51%。

5月14日，摩根大通正式宣布，摩根大通企業及投資銀行已經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遞交申請，尋求建立一家持股比例為51%的全新證券公司，發揮與摩根大通全球業務的協同優勢，並計劃未來數年內在監管允許的條件下將持股比例增加到100%。

此外，摩根資產及財富管理正安排與合資夥伴和有關主管部門磋商，有意將其在現有合資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增加至控股比例。

至於摩根大通在中國的合資券商是哪一家，摩根大通方面回應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尚不能公布。

此前，多位外資行人士對記者透露，提高持股比例涉及到外資行從當前持股方手中買股份，該過程需要與其他股東談判，因此並非一蹴而就，需要不短的時間。過去多年來，合資券商受監管不確定、文化理念差異等因素影響，部分無法實現既定的計劃，20多年時間里，出現了許多分分合合的資本故事。例如，2017年10月，摩根大通與第一創業“分手”，將其所持一創摩根33.30%的股權過戶至第一創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資產管理方面，摩根大通的布局也早已開展。早在2016年9月6日，摩根資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稱“摩根資管”）在上海自貿區成立，該公司由摩根大通集團全資擁有，也是首家獲批在上海自貿區成立的外商獨資資產管理公司。

此前十多年，摩根資管與上海國際信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的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參與了QDII、QFII、RQFII、滬港通及兩地基金互認等跨境項目，上投摩根於2015年獲得第三批QDLP（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額度。

近期，記者也從摩根資管方面獲悉，該機構已經獲得最新一批QDLP配額。此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上海QDLP試點額度增加至50億美元。

同日，摩根大通還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其中國在岸業務能力的計劃，同時宣布任命梁治文（Mark Leung）為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將負責管理摩根大通中國在岸和離岸的各項業務，以便更好地將摩根大通的全球網絡和資源優勢配置到中國。梁治文加入摩根大通21年，曾在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工作，任職於新興市場、信貸交叉產品和股票衍生品等交易部門。

對最新的一系列進展，摩根大通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表示：“我們將繼續招賢納士，為商業發展提供信貸，支持中國市場發展，並通過開展慈善項目加強當地社區建設。這些舉措對中國、美國以及全球商業都至關重要，並對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釋放一個積極的信號。”

摩根大通集團（NYSE:JPM）總資產達2.6萬億美元，業務遍及全球，在投資銀行、個人及小型企業金融服務、商業銀行服務、金融交易處理及資產管理等領域全球領先。

5月13日，上海市金融辦表示，上海將在六大方面先行先試，支持金融對外開放，其中就包括擴大證券業對外開放。比如，支持在滬設立外資控股證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貨公司，允許其從事經紀、咨詢等。此前，5月3日，瑞銀表示已經申請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批準其增持在華合資券商股權至51%；5月8日，野村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設立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的申請材料，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擬持股51%。盡管合資券商之路挑戰重重，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仍然吸引大批外資機構紛湧而至。

星巴克門店布局欲增至6000家，數字化步伐仍待提速

今日上午（美東時間5月15日晚8點），星巴克公司（NASDAQ：SBUX）首次在中國召開全球投資者交流會並宣布了未來5年將加速中國市場發展。

星巴克方面給予第一財經記者的文件透露，第一，到2020財年末，星巴克將在中國大陸新進入100個城市，覆蓋總數達到230個城市，同時每年新增門店數將提至600家；第二，預計未來五年，中國的總營收相較2017財年將達到3倍以上，營運收入將達到2倍以上；第三，今年6月，全新Chilled Cup系列冷藏即飲飲品將正式上市，星巴克中國即飲業務將覆蓋400多個主要城市125000多個高端分銷點；第四，星巴克將通過於雀巢成立的全球咖啡聯盟，在中國市場擴大覆蓋率和規模化；第五，以價值為導向的星巴克中國公司和星巴克基金會重申5年內在中國投入20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32億元）用語發展社會影響力項目的承諾。

不久前，星巴克臻選上海烘培工坊開業時創始人兼董事長霍華德·舒爾茨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希望在8～9年內完成10000家門店的目標。據了解，目前星巴克在中國大陸141座城市擁有近3300家門店，近乎是以平均每15個小時開出一家新門店的速度在擴張。按星巴克今日提供的數據，在中國大陸每年將新增門店數600家，那麽到2022年則會突破6000家。

記者梳理星巴克財報發現，中國是其增長最快的市場，規模僅次於其美國本土。不過，連鎖咖啡經營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卻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發展趨勢，星巴克想在中國市場實現一家獨大將面臨越來越多挑戰。

昨日，本土咖啡連鎖瑞幸指責星巴克具有壟斷嫌疑，稱已委托律所將正式提起起訴。此外，英國咖啡公司Costa去年收回中國南方市場管理權，計劃在2022年開出門店1200家，而瑞幸在半年不到的時間里已經完成525家門店布局，精品咖啡seesaw等品牌也在規模化發展，還有肯德基、麥當勞、全家等等跨界入局的咖啡“分食者”。

緩慢發展的數字化

值得註意的是，星巴克在此次投資者交流會中特別強調將強化數字化顧客關系，拓展“第三空間”體驗，並指出：在過去的四年里，星巴克中國90天活躍會員的人數增加了近兩倍，達到了近700萬人，其中90%的會員是星巴克APP的活躍使用者。

記者對比瑞幸後發現，這一數據則是，試營業的兩個多月中，累計完成訂單超過300萬單，銷售咖啡約為500萬杯，服務用戶超過130萬。

“星巴克搭建的數字化系統，用戶數據主要都是在內部循環，用戶能夠體驗到的大概就只有去年在微信里的‘用星說’數字禮品卡分享，星巴克自己的微信小程序消費返券用法非常麻煩，轉化率也比較難提升。”服務於數字營銷行業的肖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德勤中國消費品及零售行業領導合夥人張天兵在上周進行的寶尊電商峰會中表示，數字化時代下，隨著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逐步拉近，未來企業的市場份額將有其所占據的消費者時間來定義。從消費者的角度，消費者對於企業是否有電商渠道、線下渠道，線下是自營的還是代理的等等並不關心。消費者關心的是，我需要這樣東西的時候，是否以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交到我的手中服務於我。

顯然，星巴克在處理消費距離上，選擇了增加實體門店服務這一傳統方式，而非互聯化的鏈接。至今，星巴克仍沒有外賣服務，其官方網站、APP及各個線上渠道提供的消費者體驗也未能實現在最短的時間內消費者能夠用最低的成本享受服務。

“相比較瑞幸這樣互聯網背景的咖啡企業，星巴克更多是賣文化的傳統公司。能夠聯想到它的互聯網化和數字化，大概也只有打開APP積分。”肖洋對第一財經記者補充說道。

星巴克指出，在微信平臺率先推出“用星說”社交禮品18個月後，近日，星巴克宣布將社交禮品服務拓展至支付寶平臺。此前在支付方式上，星巴克分別是在2016年12月和2017年9月底才開通了微信和支付寶服務。此前，門店內直接收銀行卡、現金、星巴克星禮卡和Apple Pay等。

6月12日，星巴克將推出四款口味的Chilled Cup冷藏即飲飲品。未來五年，星巴克將於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將即飲飲品業務拓展覆蓋至全國400多個主要城市的125000多個高端分銷點。

“星巴克即飲這塊通過康師傅的渠道更多是想建立兩個金字塔，分別是消費人群的金字塔和渠道的金字塔，這對星巴克品牌的張力來說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使得消費者在不同場景可以享受到星巴克的不同產品，從而實現品牌、渠道和產品線的最大化。”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丹蓬對記者分析說。

此外，星巴克通過與雀巢成立的咖啡聯盟，將其渠道發展部門拓展到家用單杯式咖啡與食品服務業務。“借由雀巢的影響力，將星巴克的消費包裝型產品從覆蓋全世界28個國家拓展至將近190個國家。”星巴克方面表示，該聯盟將在全球範圍內把星巴克咖啡引入包括Nespresso和Nescafe Dolce Gusto 在內的雀巢單杯咖啡系統。

也就是說，在超市出售的罐裝或盒裝的星巴克咖啡、能量飲料仍然是星巴克跟百事合作的業務。從1994 年星巴克推出瓶裝咖啡以來，百事就一直為它生產和分銷瓶裝飲料業務。在中國，瓶裝星冰樂由百事的戰略聯盟公司康師傅生產和分銷。

而全球範圍內包括星巴克、Seattle’s Best Coffee、星巴克臻選（Starbucks Reserve）、茶瓦納（Teavana）、 Starbucks VIA 和 Torrefazione Italia則是交由雀巢完成。

5000億GDP城市增至39個，江蘇一省有8個

隨著人口進一步向大都市圈集聚，經濟大市的規模日益擴大。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到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GDP）5000億俱樂部的城市已經增至39個，比上年增加4個。其中第二經濟大省江蘇最多，達到了8個之多，廣東、山東和浙江各有4個。目前主要一二線城市，除了廈門、昆明等少數城市外，均已入圍其中。

4城新入圍

今年，有4個城市新進入到5000億俱樂部行列，其中3個來自江浙地區，1個來自長江中遊的江西。

紹興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初步核算，2017年全市生產總值（GDP）5108億元，列全省第四位，比上年增長7.1%。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計算）10.22萬元（按年平均匯率6.7518折算為1.51萬美元），列全省第四位。紹興也是浙江第四個進入到5000億俱樂部行列的城市，前三個分別是杭州、寧波和溫州。

在紹興之後，來自江蘇的鹽城和揚州一起進入5000億俱樂部行列。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鹽城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突破5000億元，達到5082.7億元，總量穩居全省第七位，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6.8%。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首次超過1萬美元，比上年增長6.7%。

揚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揚州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064.92億元，躍上5000億元新臺階，按可比價計算增長8%，增幅位列全省第4位。按最新常住人口數據初步測算，2017年揚州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112559元，首次突破10萬元大關。

還有一個新加入5000億的城市是來自中部地區的南昌。2017年南昌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五千億，達到5003.19億元，同比增長9.0%。目前中部的6個省會中，有5個進入到5000億行列，分別是武漢、長沙、鄭州、合肥和南昌。

江蘇多達8個，粵浙魯各4個

從進入5000億俱樂部的39個城市的省域分布來看，江蘇最多，共有8個，分別是蘇州、南京、無錫、南通、徐州、常州、鹽城和揚州。

江蘇入圍的城市多，與該省區域經濟發展更為均衡有關。盡管前兩大城市蘇州和南京不如廣深，但無錫、常州、南通、徐州、揚州等城市發展都比較均衡，尤其是不少城市的歷史底蘊深厚，原先的城市規模基礎就已經不小。

這8個城市中，4個位於蘇南，蘇中和蘇北各2個。近年來江蘇區域差距進一步縮小，蘇中、蘇北地區的經濟增速明顯快於蘇南地區。數據顯示，2013年~2016年，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分別為8.8%、10.5%和10.3%。蘇中蘇北地區最快，尤其是蘇中地區，領先蘇南地區將近1.7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整個江蘇的經濟發展程度按照離上海的遠近而明顯變化。離上海最近的蘇錫常地區發展最好，蘇中(南通、揚州、泰州等)次之，蘇北相對比較落後。

不過，近幾年這種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蘇南地區進入到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階段，增速不斷放低，同時隨著江蘇區域均衡發展的推進，不少產業向蘇中蘇北轉移落後產能，蘇北、蘇中經濟實現較快發展，增速遠超蘇南地區。

在江蘇之後，廣東、山東和浙江各有4個城市入圍。廣東分別是深圳、廣州、佛山和東莞。廣東作為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廣深莞佛四個城市。數據顯示，目前這四個城市GDP之和占廣東省的比重接近七成。

其中，深圳和廣州這兩座一線城市的GDP都已突破了2萬億大關。位居廣東第五位的惠州只有3830億元，離5000億大關尚有較大的距離。

山東入圍的四個城市分別是青島、濟南、煙臺和濰坊。浙江四個城市是杭州、寧波、溫州和紹興。

福建、河北和遼寧各有2個城市入榜。遼寧是大連和沈陽這兩大副省級城市的組合，河北是省會石家莊和老工業基地唐山。福建是本省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泉州和省會福州。

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陜西、吉林、黑龍江和江西各有1個，分別為鄭州、武漢、長沙、成都、合肥、西安、長春、哈爾濱和南昌。這些城市全部位於中西部和東北，都是省會城市。

中西部：不能只依賴省會

從大的區域分布上來看，這39個城市中，27個來自東部沿海地區，占了七成左右。中西部共8個，均為省會城市。東北共4個，分別是三個省會城市加上大連這個計劃單列市，也就是目前東北的4個副省級城市。

主要的一二線城市中，除了廈門、昆明等少數幾個城市外，其他大多數已進入到5000億俱樂部行列。從城市的行政資源來看，39個城市中，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之外，普通地級市共有15個，占39個城市的38%。這15個城市全部來自東部沿海地區。其中江蘇占了7個，浙江、廣東、江蘇各有2個，福建和河北各1個。

相比之下，在廣闊的中西部地區，目前仍沒有一個省會城市、直轄市以外的普通地級市進入5000億俱樂部。目前中西部經濟總量最大的地級市，是河南洛陽，去年該市生產總值4343.1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8.7%。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大概還需要兩年的時間，才能進入到5000億俱樂部的行列。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改革開放之後，東部沿海省份率先開放，經濟率先崛起，市場化程度更高，很多普通地級市經濟快速發展、城區人口規模不斷擴大，而中西部省份經濟起步較晚，市場化程度較低，資金、政策等各種資源集中到省內單極核心城市——省會，普通地級市發展發展相對緩慢。

也就是說，中西部未來的發展，需要發展更多的中心城市。例如成都、武漢、鄭州，它們均為所在省份的單極核心城市，如今這些人口大省正處於城鎮化加快的過程中，僅憑一個省會是不夠的。如何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一樣，擁有更多的中心城市十分重要。

近幾年，中西部一些省份也非常重視省會以外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發展。例如去年6月公布的河南省公布《河南省建設中原城市群實施方案》提出，增加了“一副”的布局。一副，即洛陽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作為六大古都之一，洛陽也成為內陸省份中第二個獲準修造城市軌道交通的非省會城市。

在湖北，該省也提出把宜昌、襄陽作為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發展，與武漢相互呼應，形成“一主兩副”的鼎足發展格局。

城市名次變化：中西部上升快

從城市位次的變化來看，相比2016年，前10名中，除了廣深互換位次、津渝互換位次，其他城市的位次都沒有變化。

去年12月，廣東省公布的實施地區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的數據。數據顯示，修訂後，2016年深圳GDP比修訂前增加了585.98億元，GDP總量達到了20078.58億元，超過了廣州，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後，第三個突破2萬億元大關的城市。也是廣州在連續27年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三後，“第三城”的位置首次失守。

所以更確切的說，早在2016年，深圳就已經超越了廣州位居第三位，廣州退至第四。

在前10名之外，城市名次變化較多的主要是一些中西部城市和東北、華北城市。其中，西安從25位上升至22位，上升了3個位次；合肥從26上升至24，上升了2個位次；南昌也快速發展，從第42位上升至第39位。長沙、鄭州等位次不變，總體呈現比較快速增長的勢頭。

近幾年，中西部的長沙、鄭州、西安、合肥、南昌等地的政策紅利也很多，匯聚人才、金融、技術等各種要素資源的能力更強，再加上較低的土地、人力成本，發展勢頭也會更快。

相比之下，東北及華北、山東等地的城市名次略有下滑。其中大連從21位下降至23位，哈爾濱從第28位下降至第32位，唐山從第24位下降至第26位。煙臺、濟南、長春、濰坊、石家莊的位次也都略有下降。

東北、華北、山東等地的城市位次下降，這也是目前南北經濟分化的一個體現。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認為，目前的南北分化態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體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是外因，結構性和體制性因素是區域分化的主因、內因。

他認為，現階段區域經濟分化有著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我們正處在結構變革和動能轉換的特殊時期，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過去那種依靠拼資源、拼環境，外延擴張型增長的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科技創新、人力資源投入的新技術、新生態、新經濟為代表的質量效益型增長，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大趨勢。

表：5000億俱樂部城市榜單

1985年5月22日: 新景豐重組，馮氏股權增至77%

當初新景豐由馮景禧家族持有，後經營不善需債務重組，再轉予愛國商人曹光彪，易名泰富發展，後來給中信入股，易名中信泰富，然後就是故事了。

又2家健康險公司獲批開業，健康險險企增至7家

在監管趨嚴、牌照收緊的背景下，5月29日，銀保監會共同意了2家保險公司的開業批複，分別為瑞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海保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以來，共有5家險企獲批開業，其余3家分別是黃河財險、北京人壽、國寶人壽。

根據批複，海保人壽註冊資本為15億元，法定代表人為潘細亞。銀保監會表示，公司開業後兩年內在海南省開展業務，兩年後根據公司經營管理水平、業務發展狀況和人才儲備情況，逐步在海南省外設立分支機構。

根據銀保監公告，同意瑞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開業，並核準瑞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億元，住所為陜西省西安市高新區錦業一路11號國家服務外包示範基地A101，營業場所則為上海市黃浦區保屯路379號，法定代表人為陳剖建。

瑞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專業健康險領域保險公司，公司業務範圍包括各種人民幣和外幣的健康保險業務、意外傷害保險業務;與國家醫療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險業務;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與健康保險有關的咨詢服務業務及代理業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資金運用業務;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的其他業務。

早在2016年12月9日，原保監會就下發保監許可〔2016〕1260號，同意5家公司共同發起籌建瑞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5億元。這5家公司分別為：鹹陽宇宏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廣州實佳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東方置地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天禧嘉福璞緹客酒店有限公司、深圳市萬納托實業有限公司等。

行業內，專業健康險險企數量並不多，加上此次批複的瑞華健康險，目前共7家，其余6家分別是人保健康、昆侖健康、和諧健康、太保安聯健康、複星聯合健康、平安健康。

值得註意的是，強監管下，健康險呈現負增長趨勢。近期銀保監會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健康險業務原保費收入1561.52億元，同比下降2.39%，較2017年同期的同比增長36.88%下降39.27個百分點。其中，上述6家健康險公司合計原保費達94.7億元，同比下降82%。

業內人士分析，健康險保費出現負增長，主要是由於行業回歸“保險姓保”，一些投資型健康險產品退出市場。

民生證券認為，目前各家險企均加強健康險等保障型保險產品銷售，加大增員力度以人力和產能，新單保費增速情況有望邊際改善，同時保障型產品的銷售對於提升新業務價值率有正向作用。

GDP千億縣增至24個 江蘇一省獨占9個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不少經濟發達縣的經濟總量突破千億大關，一個縣就相當於一個地級市。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截止2017年，共有24個縣（市）的GDP突破1000億大關，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個。這24個縣分布在江蘇、山東、浙江、福建、湖南、內蒙古、陜西和河北共八個省份，其中江蘇最多，一個省就擁有9個之多。

江蘇獨擁9個 蘇州在地級市領跑

2017年，蘇南雙雄昆山和江陰繼續並駕齊驅，領跑縣域經濟，兩地也是目前僅有的GDP超過3000億大關的縣（市），並且去年兩市的GDP總量都在3500億左右，並且兩地的人均GDP也都不相上下，在21萬出頭。

昆山市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520.35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7.0%。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21.21萬元，按年均匯率測算，達31416美元。

江陰市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488.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7.2%，總量僅距離昆山32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21.1萬元。

在昆山和江陰之後，同樣來自江蘇的張家港和常熟也都超過了2000億，分列三、四位。值得註意的是，前四強全部來自江蘇，可謂是“蘇南四小龍”。其中，除了江陰來自無錫外，其他三個全部來自蘇州。加上位居第11位的太倉，蘇州轄下的4個縣級市全部進入到千億縣的行列。蘇州縣域經濟可謂獨領風騷。

近日，由人民日報社、中國品牌建設促進會指導，人民日報《中國城市報》社主辦的“2018中國城市大會”在人民日報社召開。本次大會首次發布中國城市品牌（地級市）綜合分值居前100名的城市。其中蘇州位居第一，並且得分遙遙領先其他城市。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先後創辦了國內第一個自費開發區、第一個內河保稅區、第一個兩國政府間合作開發區、第一個出口加工區、第一個綜合保稅區，是國家很多對外經貿政策的策源地。上世紀80年代，蘇州成為“蘇南模式”發源地之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90年代又開啟了特殊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模式。

其中，轄內的四個縣級市各具特色。昆山以電子信息產業而著稱。至2017年末，昆山全市擁有1個千億級IT（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產業集群和10個百億級產業集群。擁有122家大型工業企業，373家中型企業。全市超億元企業790家，其中，10億元以上企業112家,百億元以上9家。全年生產計算機整機4488.56萬臺，比上年增長4.9%；液晶顯示屏產量2.67億片，增長19.9%。民生產品中，移動通信手持機（手機）的產量不斷增加，全年產量4815.78萬臺，增長26.2%。

此外，張家港市是沿海和長江兩大經濟開發帶交匯處的新興港口工業城市，位於張家港的沙鋼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連續多年進入世界500強。常熟作為“中國服裝之都”，是全球最大的服裝服飾批發交易市場。太倉市是中國德資發展最好、密度最高、經濟效益最明顯的地區之一，2015年，德國在中國設立的繼北京、上海後的第三個德國中心落戶太倉。

擴大到整個江蘇省來看，2017年，隨著如臯GDP突破千億大關，目前江蘇GDP千億縣進一步增至9個，在各省份中遙遙領先。

魯浙各4個 中西部共5個

在江蘇之後，山東和浙江各有4個。其中，山東四個分別是龍口、滕州、榮成和膠州。除了滕州來自魯南棗莊外，其他三個縣級市都是來自膠東半島，分屬於煙臺、威海和青島。這也說明，山東縣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仍在膠東半島。

從數量上看，山東的千億縣比上一年度減少了1個，主要是因為去年即墨撤市設區。去年8月，即墨撤市設區獲批，成為青島市第7區。此次區劃調整後，青島市市區面積將在原來3293平方公里的基礎上大幅增加，達到5073平方公里，已經接近青島總面積11282平方公里的一半。

相比山東，浙江的千億縣則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個，達到4個，分別是慈溪、諸暨、義烏和余姚。這些千億縣都各有各自的特色，如慈溪的家電、打火機等產業，慈溪的絲襪、珍珠等產業，余姚的塑料制品產業等。義烏則是世界聞名的小商品貿易中心。

東南沿海山地最多、平原最少的省份福建也有一個縣級市入圍，是穩居第五的晉江，以運動鞋生產聞名的晉江，去年GDP已經達到了1981億元，按照目前的態勢，今年即將邁入到2000億大關。此外，福建的福清和南安GDP均已突破970億元，今年極有希望進入到千億俱樂部的行列。

相比之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目前沒有一個縣（市）進入到千億縣行列。這是因為廣東區域發展懸殊，經濟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走的是大城市帶動的發展戰略，珠三角轄內的發達縣市如南海、順德、增城等早就改為區，東莞和中山則都是地級市直管鎮的模式，下不轄縣（市）。目前廣東縣域經濟中位居前兩位的普寧和博羅去年GDP都接近700億，離1000億大關尚有較大的距離。

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中，目前也有5個縣（市、旗）GDP突破了千億大關。其中，湖南一省就占了三個，分別是長沙縣、瀏陽市和寧鄉市。全部來自省會長沙，其中，長沙縣和瀏陽進入到前十名。

長沙的縣域經濟發達，與其工業的快速發展緊密相關。近年來隨著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上升，很多珠三角的產業轉移到湖南，省城長沙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例如主營業務是視窗防護玻璃的藍思科技，最早成立於深圳，但其2006年開始在瀏陽建廠、2009年投產，2015年藍思科技在深交所上市。

得益於發達的縣域經濟，2017年，長沙全市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535.51億元，穩居全國省會城市第6位；比上年增長9.0%，增速居全國省會城市第4位。2017年，年末長沙全市常住人口791.81萬人，比上年增加27.29萬人，新增人口為近年來新高。

中西部今年新增的千億縣是來自陜西的神木市。得益於豐富的煤炭資源，曾領先東部沿海發達縣市，於2009年在全國首先宣布實行全民免費醫療改革。2012年，神木縣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元大關，實現生產總值1003.89億元，成為陜西省乃至西北五省區第一個年GDP突破千億元的縣。只不過2013年以來，神木的GDP從千億高位跌落。但近兩年，隨著能源價格回升，神木也重返千億縣的行列。去年，神木撤縣設市獲批。

縣域經濟向都市經濟轉型

不過，隨著區域經濟發展進入到以中心城市領銜的城市群、都市圈之間的競爭，當前的縣域經濟發展也逐漸向城市經濟、都市經濟轉型。在這個過程中，不少位居地級市中心區周邊的發達縣市，就很可能被撤縣（市）設區。比如，去年8月，即墨就成為青島的第7區。

在縣域經濟、鄉鎮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浙江，去年浙江省提出，要順應城市經濟特別是都市區經濟成為區域發展與競爭主要形態的新趨勢，堅持做強市域經濟與激發縣域經濟活力並重，推動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都市區經濟轉型。

這其中的一大背景是，作為全國最早實行省管縣體制的省份，浙江曾樹立了縣域經濟發展的標桿，不過發展至今，在縣域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浙江省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斷凸顯，中心城市綜合服務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發展高端產業方面，與大都是區都有差距。

通過撤縣(市)設區，做大做強都市化平臺，也是目前浙江不少城市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2013年10月，撤銷紹興縣，設立紹興市柯橋區;撤銷縣級上虞市，設立紹興市上虞區。2015年7月，撤銷洞頭縣，設立溫州市洞頭區，將溫州市龍灣區靈昆街道劃歸洞頭區管轄。2016年9月，撤銷寧波市江東區，將原江東區管轄的行政區域劃歸寧波市鄞州區管轄;同意撤銷縣級奉化市，設立寧波市奉化區。在杭州，近幾年富陽、臨安也先後撤市設區。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認為，擴大設區市的規模，有利於提高其要素聚集的能力，發展好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才能有效促進產城融合，更好地服務當地經濟的轉型升級。

在中部的長沙，目前也面臨著做大城市規模，做強都市區的迫切性。長沙市統計局指出，長沙作為湖南省經濟中心，雖然近年來經濟首位度有較大幅度提升，但與武漢、成都等城市相比仍然偏低。要進一步發揮比較優勢、彌補發展短板，提升長沙經濟首位度、加快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步伐。

其中，擴大城市規模是提高首位度和輻射力的重要途徑。長沙市統計局指出，經濟首位度與人口總量、城市規模等指標存在明顯正相關，目前長沙城市化率相對於中心城市依然偏低，城市化發展具有較大潛力，應加快城市擴張步伐，形成獲取“發展紅利”的戰略新平臺。

該局分析，長沙要著力擴大城市人口規模，加快城市化發展進程，將長沙打造成為各類人才聚集的創業之都，同時提高教育、醫療、衛生、交通等公共服務水平，不斷優化城市環境，創造吸引外地人來長安居樂業的環境，為長沙經濟發展註入新活力。

其他城市也在加快中心城市擴張的腳步。例如，鄭州就提出，未來將建立以鄭州中心城區為核心區、鄰接圈層、外圍圈層共同組合構成的中心城市地域空間結構，力爭鄭州全部縣、市改區。在福州，去年9月，福州轄下的長樂撤市設區順利獲批。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目前城市的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之間的競爭。對新一線城市來說，加快吸引人才和企業落戶，通過改區擴大城市面積、增加人口規模，這樣才能增強自身的輻射能力，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占據優勢。

表：2017年GDP千億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