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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再探救市

陽春3月，抑制了一個冬季的樓市剛性需求突然釋放，全國樓市成交量全線飄紅。但4月樓市的成交數據及各大房企的銷售數據卻顯示，這種回暖勢頭未能得到延續。

　　慘淡數據之下，地方政府在5月初上演了新一輪的「試探救市」。令人意外的是，這一次中央政府沒有像之前迅速將這些試探政策摁回去。在這輪政策微 調中，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和調整普通住房標準這兩種手段最為各地青睞。這些措施瞄準首次置業和改善性置業需求，其中尤以住房公積金優惠政策對市場的作用見 效最快，且與中央已有政策不矛盾，可能引起更多城市效仿。

回暖暫停

　　4月以來，全國重點城市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均止住了上升勢頭。中房信統計數據顯示，4月市場供應量環比3月漲幅明顯，但除武漢和南京外，全國十大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量全部環比下滑。

　　新近出爐的各大房企4月銷售數據也印證了市場的下行勢頭。萬科4月份實現的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環比分別下滑30.2%及35.4%。碧桂園的合 同銷售金額環比下降13.87%。保利地產簽約面積和金額環比下降23.2%、6.1%。金地、龍湖的銷售指標在環比上均有回落。

　　比較例外的是恆大地產環比合約銷售額增長103.5%，合約銷售面積增長126.4%。原因是恆大地產在今年第一季度採取保守策略，有意延遲推 盤，4月則開始加大在售項目推售和新項目開盤力度，4月新開盤項目7個，在售項目累計達到143個。恆大還計劃5月再新開盤8個-10個。

　　4月份新房成交價格環比持平，但二手房租售價格卻出現小幅上揚。中原地產監測數據顯示，六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天津、成都）二手住 宅價格指數有所上揚，但漲幅較微弱。由於信貸的鬆綁，各地二手房成交量有所回升，導致部分業主報價調高，帶動成交價格回升。二手住宅價格的回升，還帶動了 租金價格的上漲。六大城市中廣州租金漲幅最高，達到1.14%。

地方「救市」創新

　　為保持樓市回暖的可持續性，包括揚州、蕪湖、廣州、武漢等在內的多個城市政府都出手微調樓市政策，其中住房公積金貸款成為重要手段。

　　5月8日，安徽省蕪湖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發佈新政，完善了住房公積金最高貸款額度的規定，意在支持首套房和中小戶型房屋的剛需消費。除蕪湖 外，武漢、瀋陽、廣州等城市也陸續出台或重申了公積金貸款購買首套房的優惠政策，降低了首次置業者的購房門檻。其中，首套90平方米（含）以下普通住房貸 款首付比例最低可達20%。

　　瀋陽還將申請住房貸款者的公積金繳存最短時限從一年縮短為半年，山東濱州則將住房抵押貸款的最高額度及最長期限由現在的25萬元/15年提高至30萬元/20年，武漢月按揭還款額從以前不能超過職工月收入35%上升到45%。

　　中原地產發佈報告指出，相較於上調普通住宅標準等其他政策帶來的購房優惠，上調公積金貸款額度更能降低購房門檻和成本，對剛需的號召力更大。

　　5月7日，江蘇揚州出台了更直白的「救市」政策。稱將獎勵個人購買成品住房，最高獎勵合同價款的千分之六，7月1日起執行，執行期暫定一年。成 品房即具備基本使用功能的住房，俗稱「精裝修房」。光大證券分析師萬知對此分析稱，其背後原因可能是過於慘淡的土地市場。資料顯示，揚州今年一季度土地出 讓金金額同比下滑72.2%，較去年四季度環比下滑13.6%，其中住宅用地一季度成交金額同比下滑75.1%。

　　揚州的確是土地市場蕭條的典型。從全國77 個大中城市來看，今年一季度土地成交面積與金額同比均有50%以上的降幅，3月全國土地市場成交面積與金額也創下了34 個月以來的新低。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經理劉淵認為，預計後續將有更多城市跟進效仿包括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在內的政策微調措施，且部分城市可能還會進一步考慮支持改善性需求。

走出「地方」

　　來自江西的九江銀行就看上了廣州的環城高速公路與大金鐘立交橋的交匯處一棟不起眼的三層黃色小樓。

　　在小樓頂上掛著一幅已經褪色的紅色條幅，上面依稀可見廣州湛隆汽配城幾個白字。與所有貌不驚人卻實際內有乾坤的大樓一樣，這棟樓也有它的不凡一面，最 好的時候，這裡曾經壟斷了中國汽車配件市場85%的交易。即便現在的風光不復當年，但這裡連同白雲大道的另一個基地，總共還是聚集了1300多家商舖，年 交易額通常在50億元上下。

　　一直以來，這個汽配城是國有股份制銀行的天下，吸引它們前來的是批發市場流動資金的運轉速度，這裡面的利潤還包括了手續費以及其他中間業務的收入。以 廣園路的這個小樓以及背後的市場為例，在其方圓1000米內，就設有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等多家銀行的支行。當週圍的銀行遇 上系統升級或是ATM停機，湛隆會事先在其主頁發通知提醒商戶。

　　這些大銀行過去很難想像類似九江銀行的這種外地城商行回來跟它們搶生意。中國的銀行業一直有個心照不宣的規矩—只要把銀行前面的地名去掉，通常就可以 進入更多的地盤。而那些冠有地名的銀行則最好遵循屬地原則並謹慎行事—吸收所在地儲戶的資金，然後把這些資金用在地方的客戶身上。

　　但地方銀行現在不這麼想了。

　　2011年年底開始，陸續有50多家廣園路汽配城的商戶老闆多了一張「廬山卡」。比起周邊步行即可到達的銀行和ATM機，作為發卡行的江西九江銀行在廣州只有一處網點，從市場開車過去至少要半個小時。

　　九江銀行這小規模的勝利，來自其更靈活和更優惠的貸款政策—免除了以本地房產做抵押的要求，並且減免了相關的手續費。為了彌補網點數量少的劣勢，用比 國有銀行或股份制商業銀行更優的價格來吸引客戶—比如異地同行取款手續費全免、跨行打折等，幾乎是所有城商行跨區發展時用到的營銷手段。免除手續費有時候 就能讓大銀行讓開道路。

　　當國有股份制銀行正將它們的版圖擴張到類似福建的柘榮等舊版權威地圖都很難找到的地方時，地方銀行則打算逆流而上，到那些大銀行的腹地中去。因為地域限制所造成的貸款行業集中度過高不利於銀行自身的風險控制。

　　政策也露出了溫和的一面。2005年上海銀行獲准籌建寧波分行、2006年銀監會出台《城市商業銀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2009年取消開設分支 機構的數量限制等監管措施的放寬之後，一股城商行異地開行的旋風颳了起來。而最近兩年，地方銀行又找到了新的機遇—一線城市。

　　一位原來在工行、現在在某城商行供職的人士對《第一財經週刊》說，如果不異地發展，就沒辦法維護一線城市有資金周轉需求的客戶。這也是它們現在比較容易丟掉客戶的原因。

　　在這名管理層看來，擠進一線城市看起來具有所有好生意該有的特徵—收入遠遠大於成本。

　　「只要拉到一家企業，夠大的，假設一年300億元的存款，就可以賺到6億元利潤，開網點的成本相比而言實在太便宜。」6億元利潤指的是將貸不出去的多 餘的錢存到人民銀行，人民銀行給的利息與銀行給儲戶的利息差在2%左右。這讓它們可以不在乎大城市更貴的人力成本和不斷上漲的租金。

　　從2011年資產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商行來看，除徽商銀行、成都銀行外，其餘銀行在北京、上海均設有網點。

　　跨區域尤其是到一線城市，也容易產生規模效應。城商行資產規模從2005年年末的2.04萬億元增長到2011年年末的9.98萬億元，在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的佔比從5.4%提升到了?9%。

　　「因為不清楚政策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所以大家趁政策一放鬆就開始行動起來。」某城商行的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週刊》。被派到一線城市駐點的盛京銀行 某內部人士則認為，往一線城市發展最起碼可以提升品牌形象。盛京銀行已被列為瀋陽要著力發展的大企業，此前它還通過一系列的收購擴大規模。

　　而另一個不言自明的好處則是，對於兩三年前進入一線城市的地方銀行而言，它們還有一筆額外的收入可以讓賬本更好看。盛京銀行在2009年買下了北京東三環光華路附近的一棟6000多平方米的物業。現在這個物業的價值約為4億元，上漲了百分之七八十。

　　2010年5月，九江銀行副行長、廣州分行籌備小組負責人潘明的任務是要在6個月的時間裡在廣州開出一家分行。

　　年紀輕輕就擔此重任的潘明顯然希望可以在這個離九江1000多公里以外的一線城市有所作為。大概在3個月後，潘明的小團隊（三個人和一輛租來的越野車）找到了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地方。選址對了，通常就成功了一大半。

　　仲量聯行研究部的數據顯示，地方銀行初來一線城市時，更喜歡買下物業而非租賃。而通常它們看上的物業面積是6000平方米至7000平方米。這對一個分行來說，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數字。

　　潘明和他的團隊最後選中的位置是在廣州CBD核心區珠江新城黃埔大道邊上。他們直接和房地產開發商洽談合同，將甲級寫字樓奧園大廈首層一半的面積— 460平方米及兩層寫字樓共3200多平方米打包買了下來—這看起來離那個中規中矩的數字少了不少。以每平方米2萬元的均價保守估算，買樓一項的花費為 6000萬元。2009年九江銀行的利潤為2.7億元。

　　不過九江銀行廣州分行上下都認為這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奧園大廈儘管不在核心區的中心區域，但它位於靠近黃埔區的主幹道上，人流量巨大，時常堵車就是一個力證。

　　對於任何一家異地開行的城商行來說，最主要的核心成本都是人力和租金。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廣州分行最早的大致預算成本為：30萬元×100人的人力 成本+1000萬元左右的租金成本（1億元左右的買樓成本做一個十年的折算，約為1000萬元/年）。其他推廣費用比如廣告大牌的費用則被潘明的團隊節省 了下來。它們主要的客戶被定位在了批發市場和小商品市場，廣告牌與當地市場談成某種置換協議後即可達成。奧園大廈的廣告牌也多半是類似的協議。

　　和所有的銀行一樣，城商行的盈利方式不需要任何創新也可以保證收益：貸款利息所佔的比重超過了50%；其他像匯兌、理財、國際結算、信用證之類的中間業務則比重較輕。

　　同業拆借則是另一個不錯的盈利來源。寧波銀行某分行一位負責信貸業務的人士認為，大城市的分行其實更容易盈利，因為金融的成熟度更高，獲利的機會就會 更多。這些獲利機會裡面很重要的一條其實就是同業拆借，這名管理者介紹說，某個一線城市分行同業拆解部門曾經的收益超過了8個零售網點的收入。

　　盈利手段單一卻收入不菲曾被認為扼殺了銀行的創新能力，也導致同質化更為嚴重。但這並不妨礙潘明完成總行的指標，在一年的時間裡，九江銀行廣州分行就盈利數千萬元—它們拒絕透露具體的數字，因為不希望別人認為銀行到處都是暴利。

　　開設一家分行會有一些硬性指標：比如要取得當地、異地銀監局及銀監會的行政許可；滿足監管評級達到二級（含二級）以上、連續三年盈利且不良貸款率在6%以下等條件才能跨省設立分行。

　　自審批之日起，銀監會會給銀行六個月的籌建期。在這段時間內，城商行要完成裝修、員工招聘及培訓，並通過監管部門的驗收。驗收項目之一，是行長接受當 地銀監局的約談，內容包括如何管控今後銀行治理中的風險等。隨後完成工商執照及消防的登記，分行就可以正式開業了。開業之後，分行的銷售團隊就要投入工 作，去找那些可以帶來一年盈利的客戶。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第一財經週刊》採訪的地方銀行都描述了非常類似的客戶名單。比如個人存款一定不是它們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比例約為20%左右，大部分的儲蓄客戶來自中小企業。而國有股份制銀行的客戶中超過50%來自個人儲蓄客戶—這可能就是網點更多的好處。

　　商會、批發市場、種類繁多的商城，當然還有同鄉會、行業協會等，是城商行的固定客戶池。它們經常在一個批發市場先吸收了儲蓄資金，隨後又把這些錢再貸給同個市場裡那些需要的人。

　　分行會得到總行的一個貸款金額授權，在這個範圍內，貸款的發放有時可以由分行自行決定。超過了數額，則需要獲得總行的批准。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貸款超過了監管許可的貸存比為75%的數字。寧波銀行和南京銀行的貸存比在60%左右，九江銀行則更為保守，在20%左右。

　　在潘明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廣州地圖，上面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批發市場都被做上了標記。

　　九江銀行在出發去批發市場尋找客戶的時候，就設定了一種既定的模式用以規避風險。據其廣州分行副行長張喬介紹，它們採用的是向批發市場業主授信的方 式。以湛隆汽配城為例，銀行承諾給予場內商戶2億元的信貸指標額度，首先由汽配城管理方推薦有貸款需求的商戶給銀行，銀行審批通過後，會引入廣州市融資擔 保中心，形成「商戶、業主、擔保公司、銀行」聯動的模式—這就是九江銀行廣州分行接入中小企業主融資免抵押的秘密。

　　「這能把各方的利益栓在一起。」張喬說。市場管理方在給予商戶支持的同時，可以帶旺整個市場，況且他們對商戶任何一丁點的風吹草動都很瞭解，能最大程度避免呆壞賬的產生；擔保公司能從中獲得收益；銀行則借此積累到一大批小微企業客戶。

　　到2012年3月底，已有30多家商戶從九江銀行獲得融資，50餘家商戶開始通過九江銀行辦理結算業務，獲得諸如POS機刷卡、跨行轉賬、全球取現手續費減免等優惠。

　　除汽配城外，九江銀行廣州分行還與華林玉器城、廣州寶貝城、合喜物流園、廣州糧油城等簽訂了合作協議。現在洽談中的客戶則包括海味乾果市場、服裝城、酒店用品市場等。為了讓客戶少跑銀行，廣州分行的做法是派出若干客戶經理駐點批發市場，提供從受理、審批到簽約的服務。

　　在銀行和汽配城達成合作意向後，客戶經理小萬就登場了。小萬會每個白天都泡在市場裡，針對有貸款需求的商戶，挨個收集經營數據，填寫審批材料；晚上則回到銀行填寫授信報告並整理好協議，以便下一個工序的同事第二天能接著辦剩餘手續。

　　九江銀行對個人商戶承諾的放款期是3個至7個工作日。小萬的工作，還包括手把手教客戶操作網銀，這些貸款金額集中在50萬元至100萬元之間，去大銀行每次都要排1個多小時才能辦上業務的小微商戶，在九江銀行這裡則獲得了VIP客戶的待遇。

　　有些商戶的資金回籠速度快，往往只有一個月甚至更短期的資金需求，九江銀行的對策是允許一次辦理、隨借隨還，以減少資金空閒期的利息成本。

　　大部分的城商行認為它們打動客戶的砝碼沒有什麼特別，就是比大銀行的客戶經理跑得更為勤快一些，並且把箭頭瞄準那些大銀行還不怎麼看得上的小企業客 戶。「我讓那些在大銀行那兒備受冷落的小企業主覺得在我這兒受到了極大的尊敬。」盛京銀行北京分行的負責人稱。他指的小企業是那些存款在數千萬元上下的企 業。

　　大銀行不願意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人力成本過高，並且收效甚微，還是那些大企業帶來的利潤更誘人。不過，這種對大銀行來說過於「微薄」的收入，則可以讓城 商行的一線城市分行順利達成總部下達的盈利目標。一家城商行一年的利潤通常只是一家中等經營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1/10。

　　還有一個無法言明的原因則是地方銀行膽子更大，它們在利率的制訂上也更為靈活。所以即便付出了貼身服務與人海戰術的成本，它們也可以保證收益。

　　比如貸款利率，小企業非常需要資金周轉，但它們因為信用不夠或者抵押更少很不容易獲得大銀行的青睞—大銀行認為審核這些小企業的信用成本和風險很大，難以靠8%至10%的借貸利息彌補（中國不是利率自由化的國家），但城商行有時候則會靈活更多。

　　城商行慣用的套路是，假設你要貸100萬元，必須要存一定比例的存款。如果沒有存款的話，則需要付出一種叫做回報率的東西—銀行會告訴貸款客戶他所貸 的錢是來自別的儲戶付出的存款餘額，所以需要支付一定的類似手續費的東西，這被稱作回報率，大概是在貸款利息上再加上3個百分點。

　　還有一些銀行的操作方式則是，給貸款客戶開一張承兌匯票，經常是半年以後才可以用這筆錢，如果你要提前使用就得付出一筆貼現率。回報率和貼現率通常只會出現一樣，但這樣就可能把貸款利息最高抬到月息3%左右。

　　一線城市需要資金周轉的客戶會更多，有的是那些被大銀行忽略的小企業客戶，再加上更多的同業拆借帶來的機會收益，這些都讓地方銀行紛至沓來。儘管它們的體量更小，但這並不妨礙它們買樓買地，成為推高寫字樓租金上漲的背後力量之一。

　　不過投資老手有一句諺語，不變的永遠是風險。對於這些在一線城市遊走的掘金者來說，新的投資路線不只是把它們帶到了一些陌生地方，那些藏在角落裡的市 場還會喚起它們許多不堪回首的記憶—比如齊魯銀行票據案—「資金掮客」看準中小銀行急於找大戶的心理，拉大戶存入資金，然後利用銀行的管理漏洞偽造金融票 據騙?貸。

　　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故，監管層在2011年曾叫停了跨省擴張分行，九江銀行成為最後一批被獲准異地設點的城商行之一。此後監管層便再沒有明確表態，也沒有限制支行網點的數量。

　　但地方銀行並沒有停下擴張的腳步，只不過是把目標從分行放到了支行而已。而那些正在金融街排隊上市的城商行，顯然也需要一線城市更多的網點來被人們所牢記。仲量聯行的數據顯示，地方銀行現在更需要的是底商的臨街舖位用以開網點而非一棟寫字樓用以開分行。

　　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等在2007年上市後，因為股指一路下落及個人持股比例過高問題飽受詬病，城商行的IPO陷入了冰封期。但到了2012 年2月，證監會公佈的包括10家城商行、4家農商行在內的IPO申報企業公佈名單則宣告地方銀行上市融冰，除去待審階段的10家，還有超過40家城商行透 露了上市意願。

　　勾勒一下城商行的發展路線，會發現從1995年中國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市商業銀行成立以來，它們大抵遵循這樣的路徑：重組、更名，由「某某市商業銀行」改為「地名+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增資擴股—跨區域發展—到一線城市去—上市。

　　安永金融服務合夥人許旭明對《第一財經週刊》稱，地方銀行現在還在往一線城市跑，雖然監管機構不太希望這樣，「它們更希望地方銀行就是為地方的金融服務。」

　　監管風險是地方銀行擴張中需要面對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風險則包括當政策鼓勵銀行向小微企業放貸後，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會來與它們搶奪客戶。

【記者觀察】地方有了喘息之機

地方航空捲土重來

細心觀察民航業的人會發現，近兩年來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與各省市地方政府官員的會見明顯頻繁起來。最近的兩次是，6月7日，他代表民航局與西藏自治區政府簽署了《關於促進西藏民航跨越式發展的會談紀要》；3月7日，與湖北省政府簽署了《關於加快湖北民航發展的會談紀要》。

　　與此同時，航空公司也在積極行動，聯手各地政府和地方國企，或重組地方分公司，或投資建立新的地方航空公司。這是繼上世紀90年代之後，又一波 航空公司屬地化熱潮。不過，這一輪不再由地方政府主導或控股，基本上都採取由國航、東航、南航等幾大航空公司控股、地方政府參股的模式。

　　繼公路、鐵路之後，航空領域正成為各地政府新的投資領地。這一方面成為各大航空公司攻城略地，重塑市場競爭格局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對航空公司集團化管理與運營成本控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航需借力

　　「要開放，修機場；要想強，上民航」，如今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新口號。機場建設和地方政府參與籌建地方航空公司，又蔚然成風。

　　「民航強國戰略提出之後，民航局想推動民航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但單靠民航局不行，就想把地方政府拉進來投資。」 一位民航華北管理局官員對財新記者稱。在2010年1月的全國民航工作會議上，民航局首次提出了民航強國戰略，並隨後發布了《建設民航強國的戰略構想》，確定了安全化戰略、大眾化戰略和全球化戰略。其中大眾化戰略即指「縣縣通，及時達。」

　　按照民航局規劃，到2030年，民航系統要擁有一個以上全球知名品牌的航空公司；形成一家有國際競爭力的貨運公司；建成三個以上國際樞紐機場； 機場數量及佈局將滿足全國95%以上的縣級行政區等。未來五年，中國還將新建70家機場，改擴建100多家機場。「從去年開始，民航局跟幾個地方政府簽署 戰略協議，在機場建設方面的基本規則是，民航發展基金和地方政府各出一半資金。」上述民航華北局人士透露，而為增加航班運力的話語權，地方政府也有了參股 航空公司分公司或籌建本地航空公司的動力。

　　這股熱潮並不新鮮。早在上世紀90年代的民航改革初期，民航脫離軍隊管制，鼓勵投資多元化，各地政府便積極參與創辦民航企業，出現了山東航空、 上海航空等20多家地方航空公司。當時航空公司主要分為國家直屬、地方直屬和部委直屬三類。因1997年機票價格改革和隨之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一些地方 航空公司在競爭中失去了生存能力。

　　「當時機票降價，但是需求彈性很小，機票再便宜客流也不上升。」一位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回憶稱，當時各家航空公司大打價格戰，結果是一批財力、 經驗和能力不足的地方航空公司虧損嚴重，但真正對地方航空構成毀滅性打擊的，是2002年民航總局實行新的航線調整方案，總部不在北京、上海、廣州的「非 基地航空公司」，被取消在三大城市之間及經停三大城市的航班和航線經營權，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是把大多數地方航空公司擠出了幹線市場。最後，23家地方航 空公司只倖存了海南航空、山東航空、上海航空、深圳航空等幾家，其餘基本都被國航、南航、東航三大國有航空公司收編。

　　「現在地方政府對民航的認識加深了很多。」西部機場集團一位高管表示。經過上一輪投資失敗，地方政府認識到民航是一個資金、技術、人才密集型產 業，也是一個利潤率較低、專業化程度很高的行業。在這新一輪民航屬地化熱中，主要模式變為「地方政府出地、出錢，航空公司出人、出機組」。目前，除河南航 空、河北航空、西藏航空等少數案例之外，多數地方航空公司均由航空公司控股，地方政府參股。

　　上述西部機場集團高管對財新記者說，與過去相比，這種模式所需時間更短，效率更高。以國航和首旅集團成立的北京航空為例，從籌備到正式首航不過用了一年時間。「以前成立地方分公司至少需要兩三年時間」。

　　而這種模式的另一個好處是，「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跑民航局，幫助航空公司申請航線和時刻。」一位民航局人士對財新記者稱。有地方政府的幫助， 航空公司申請航線變得容易許多。像東航與青海航空採用「一方出錢，一方出飛機」的模式，青海省政府直接向民航局申請航線航班時刻，航班運行期間所涉及的飛 行、維修、停場等一切費用，也都由青海省承擔，東航則在提供飛機的同時，按照航班運行收入的一定比例獲得收益。

　　民航局也有自己的算盤。自伊春空難後，民航安全的挑戰空前嚴峻，民航局希望引進地方政府來共擔風險。「地方政府的資金進來，同時也就對安全有了 責任。」在5月23日舉行的民航發展論壇上，李家祥強調在機場建設和安全方面要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這個地方歸你管，就包括安全問題。」

四大航佔先

　　在這一輪屬地化熱潮中，民航局持積極鼓勵的態度，但實際上也僅限於對國有直屬的「三大航」（國航、東航、南航）再加上海航空。

　　一位民航局官員認為，沒有經驗的新的市場進入者，會對安全造成隱患，所以相對更支持四大航的屬地化運作。「在審批環節，大航空公司更容易獲得通過。而新開公司，從籌建到許可運行到審定，如果沒有經驗，是很難通過的。」這位民航局官員說。

　　而對於航空公司來說，近些年的快速發展也積累了高負債率和資金短缺等問題，引資需求日盛。南航總經理譚萬庚即對財新記者明確指出，屬地化「意在 降低資產負債率」，他們認為地方政府的資金是相對安全的。根據年報，截至去年底，南航資產負債率為70.88%，東航為80.27%，國航為 71.44%。

　　東航剛在4月份完成對武漢分公司的重組，與武漢市國資委旗下公司共同增資17.5億元，其中，武漢市兩家國資公司共出資7億元，對東航武漢公司 的股份從之前的4%增加到40%。通過此次增資，東航武漢公司機隊規模淨增5架，計劃到2015年達到50架。「東航對武漢分公司的屬地化重組，更多出於 優化航線佈局考慮。」一位大型航空公司人士分析稱，由於武漢的地理位置特殊，到全國各主要城市的距離均在1000公里左右，而理論上，800公里至 1000公里是最優的航線距離。上述人士認為，東航的航線佈局在三大航中最好。

　　考慮到武漢的特殊地理位置，海航集團也早在2002年試圖聯姻湖北省政府成立地方航空公司，但最終失敗。「都談好了，馬上就要簽字了，湖北省政 府不干了。」海航集團一位管理層人士透露，當時湖北省政府的理由是「資本結構不合理」，事實上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海航並非國有大航空公司，地方政府與海 航合作擔心承擔政策風險。

　　上海、北京、昆明、武漢素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在一線城市飽和的情況下，向中西部發展成為航空公司的下一個目標。東航在中西部基地的建設上也 著力於屬地化。2009年5月，東航聯手云南省政府重組云南公司，引入云南省國資委35%的股份投資，而東航集團在云南公司仍佔65%的控股地位。

　　國航的表現更為積極。為加強東北地區的佈局，國航去年8月投資8億元成立大連航空，佔80%股份，大連國資公司——大連保稅正通有限公司佔 20%。此前，國航已在華南地區控股深航、參股國泰航空；在華中地區收購東星航空和控股山東航空；在華北地區成立北京航空，加強北京基地建設；西部地區參 股西藏航空，目前還擬與內蒙古政府成立內蒙古航空。

　　一些航空公司與西部欠發達地區合資成立航空公司，開通不賺錢的冷門航線，其中也大有深意，可幫助航空公司獲得優質航線和航班時刻資源的補償。如 國航2010年參股西藏航空，成為其第二大股東，並於2011年開通了北京直飛拉薩航班。「這個航線肯定不賺錢。」國航一位高管告訴財新記者，但是這個航 線有政治性背景，必須開通，「那就分配一些熱門航線和時刻彌補一下。」

　　一位航空公司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屬地化還有一些實質性好處，比如落戶時享受「三減兩免」政策，飛機引進享受進口補貼，一些一線城市政府還能解決若干戶口指標，有助於航空公司引進優秀人才。「每年的稅收返還，可直接計入淨利潤，都是實實在在的補貼。」

　　不過，航空公司與地方政府合資成立航空公司分公司，需要將一定量的飛機和機組人員配置在當地，這比集團化運營調配成本要高。所以，屬地化在運營方面的成本增加，對航空公司是一個負面因素。

名片效應

　　無論是民航人士還是政府官員，都樂觀地認為屬地化是一種雙贏的模式。北京航空一位人士就對財新記者說，「北京航空是一個雙贏的合作，也是北京市政府的一張名片。」 5月18日，北京航空正式開航，主攻公務機市場。

　　「對於北上廣這樣的黃金航線地區，地方政府跟航空公司合作的收益很穩定，基本上是穩賺的。」海航集團一位管理層人士對財新記者稱。 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中國民航業迎來了春天。2009年至2011年，民航業年盈利分別為122億元、300億元、363億元。根據國際航協的統計，2011年中國民航業盈利佔到全球民航業的近一半。

　　但對地方政府來說，參股航空公司或成立新的地方航空公司，除了能從快速發展的民航業中分得一杯羹，更大的動力來自於拉動地方招商引資，發展地區 經濟，包括所謂「名片效應」。河北省民航發展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一位負責人稱，現在地方招商引資的時候，有沒有機場很重要，不僅是國內的企業，國際的企業 也很注重，「因為這會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

　　「航空運輸對增加本地投資機會和發展旅遊，以及提升本地形象都有幫助。」民航華北局一位官員表示。因而許多地方政府有意入股甚至控股當地航空公 司。深圳市政府就曾有意控股深圳航空，但由於國航的強勢，最終由深圳市國資公司深圳國際持有深航49%股份。「深圳市政府希望與國航一起將深航打造成為深 圳市的一張名片。」國航前董事長孔棟曾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如是表示。

　　在民航強國戰略的指導下，民航局自2010年以來一直熱衷於新建和改擴建機場，並吸引地方政府參與投資。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示，未來五年，民航還將新建70座機場。根據民航局的統計，全國119家虧損的中小機場所輻射的經濟面，帶動GDP的發展超過了3萬億元。

　　「許多地方的機場建設帶動了當地投資。」李家祥特別以河南省為例，稱鄭州國際機場及周邊的建設吸引了富士康這樣的大公司投資。而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在今年3月15日拜訪李家祥時也表示，河南省圍繞鄭州機場推進航空經濟示範區建設，已經從發展航空經濟中「嘗到了甜頭」。

　　「這就出現為什麼有些地區寧願補貼一些資金，也要吸引航空公司到本地區，也要對機場進行扶持和發展。」李家祥說。

　　但大範圍的新建機場虧損，還是給地方政府增添了壓力。「機場建成後需要運力，但大型航空公司出於盈利考慮，有些航線是不飛的。」上述河北省人士 和西部機場集團一位高管都表示，幾大國有航空公司的戰略跟地方政府的戰略未必完全一致，所以，許多二三線城市都希望籌建本地化的航空公司。

　　還有些地方政府的想法則很直接，就是為了方便本地官員出行。「比如有些中部城市跟西部城市是對口支援城市，領導參加會議的機會比較多，但是非本地航空公司出於盈利考慮，並未開通兩個城市之間的航線。」東航戰略規劃部一位人士對財新記者說。

招商局沒有星期天——一個地方招商局長的新難題

「現在的經濟基本面不太好，但我們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擴大開發區現有規模，將環評區域用地擴大十幾平方公里。」縣經濟開發區招商局局長孟得夫剛剛結束一個3小時的會議，在傍晚回到辦公室。

在他的辦公室，使用的是官員辦公室少見的硬木椅子——「二戰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斯普倫斯的辦公室裡就一張辦公桌，站著辦公，下屬來報告也站著。這能提高效率，辦事的人辦完就走，不要閒聊天。我這裡也是一樣，沒有沙發。」

現在，這個招商局長憂心忡忡的是：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招來大企業甚至是產業集群，以填滿不斷擴張的開發區？

這也是許多地方政府官員最近要集體面對的新難題。

「開發區不養閒人」

壓力之下，孟得夫的手下趙書峰報名參加了一檔電視選秀節目「天籟之聲」。選秀中短暫的自我介紹變成了「招商廣告」：如果有想到我們山東臨沂投資置業的，沂蒙山區非常歡迎。

趙書峰是莒南本地人，在孟得夫印象裡，「他唱歌有癮，看到街邊有拉二胡的，就過去唱兩句」。

2012年春季，趙書峰進入開發區招商局，在莒南本地工作一個月後，被派往杭州常駐，負責收集浙江當地企業信息，並招商引資。

常駐異地招商源自急轉直下的招商前景。「開發區成立於2003年，2010年之前招商情況不錯，但從2011年開始，受金融危機的連帶影響，企業發展和擴張速度減緩，這對招商的影響很大。」孟得夫說。

2011年初，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派出3組人馬，常駐外地，每組2人。同時，莒南縣政府派出同樣的工作小組十餘組，一時間莒南外駐的招商人馬進入濟南、青島、杭州、寧波等多個城市。

根據此前媒體報導，被派駐杭州的趙書峰和同事在杭州蕭山區租了一套三室一廳公寓，充當住處兼辦公室，即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駐杭州招商分局。

「開發區屬於正科級單位，招商局就是副科級。但在外招商的人要有一個像樣的『身份』，別人才願意和你談。」莒南經濟開發區一內部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就這樣，趙書峰成了『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駐杭州招商分局局長』。」

趙「局長」的活動經費並不富餘。「縣裡工資水平低，大家基本都是2000塊左右的月收入。出差在外不容易，但花銷也要嚴格控制。」孟得夫告訴南方週 末記者，「宴請當地企業之前，外派人員要提前告訴我。如果誰先斬後奏，我就要問『你和誰在一起吃的飯』。我覺得這個企業沒有宴請的必要，但還花一兩萬請客 了，這麼浪費錢就是不行的。」

拮据之下，趙書峰和同事在杭州基本都是騎自行車或者坐公交車外出，「一個多月下來，瘦了六七斤」。

懸在他們頭上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2011年初，決定派員外駐招商的同時，莒南縣政府和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一起出台了績效考核制度。

「我們要求每個招商人員建立工作日誌，記錄每天做了什麼，我們隨機抽查，向對方打電話確認。」孟得夫對下屬的考察內容包括：一個月在外住多少天；具 體見過哪些客商，投資意向大不大；簽了多少合同項目，規模都是多大的；簽下合同的企業資金到位情況如何，項目最後的落地率怎麼樣。

雖然沒有對趙書峰們下過具體的招商指標，但莒南開發區下屬的3支駐外招商小分隊還要納入縣裡的統一考核，十幾支招商小分隊要進行大排位，公開發布「排行榜」。

孟得夫說，「開發區可不是養閒人的地方。」

後面是「大棒」，前面就是「胡蘿蔔」，招商成績優異的人仕途風光。

2011年9月，莒南經濟開發區工作委員會和管委會舉行為期4個月的「四比四看四提升」活動，動員文件上如此寫道：「比一比誰能招引來大項目、誰在 項目推進上辦法多、誰為企業發展盡全力、誰為地方經濟發展貢獻大……並在重點工作的推進中制訂完善培養、選拔幹部的用人機制，在活動中選拔人才、培養幹 部。」

「招商工作和政府機關人員陞遷掛鉤，工業園區的人有一定政績後可以陞遷到行政單位。」上述莒南經濟開發區內部人士說。

「像『四比四看』這樣的活動，幾乎每個工業園區都會搞，只是叫法不一樣而已。」孟得夫說，現在全國的工業園區招商都不容易，大家只能各顯神通了。

不過，趙書峰在杭州已經忙活了一個多月，業績只是「提供過幾個項目的信息」。2012年5月底，他報名參加「天籟之聲」選秀比賽，搖身成了「選秀局長」。

「參加比賽屬於他的個人行為，我們之前並不知情。」孟得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想要招來投資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項目哪是那麼容易『唱來』的？」趙書峰的「另類」推介讓莒南經濟開發區「名聲在外」，但此後除諮詢電話增多，招商情況並沒有其他實質性進展。

招商秘籍

莒南並非無名之地。1945年8月，山東省政府在莒南宣告成立，莒南被稱作山東的「小延安」。紅色軌跡延續至1950年代，莒南的高家柳溝團支部、王家坊前和厲家寨農業社曾被毛澤東親筆批示為先進典型。

但直至進入新世紀，莒南經濟還是始終依靠農業。一位當地人士如此解釋了設立經濟開發區的原因：「我們這裡就是產花生，過去挺窮的。進入2000年，光是產花生怎麼帶動當地經濟快速發展？我們必須要走『工業興縣』的路。」

2003年，莒南縣政府在縣城西部和南部共劃出26.7平方公里，建設民營科技工業園。後者在2004年10月更名為莒南縣科技工業園區，並於2006年升級為省級開發區。

「開發區剛剛成立的時候進行過職位招考，縣裡當時鼓勵在鄉鎮工作的人員報考。」孟得夫來參加考試之前，在莒南縣下轄鄉鎮負責宣傳、文體工作。但他最終接手的卻是從未接觸過的招商工作。

2004年，剛剛成立的開發區屬於正科級單位，但招商科加上科長孟得夫一共只有3個人。工業園區裡的企業也只有十幾家，不是來自莒南本地就是鄰近的環渤海地區。

時隔8年，孟得夫的辦公室已經在開發區附近的皇冠假日酒店六層，窗外已經密佈廠房。

為拿下這些項目，莒南經濟開發區交了不少學費。

「一開始缺乏招商信息資源，雖然知道北京的企業多，但我們一個也不認識，冒冒失失的飛去北京找人來投資，連門都進不去。」孟得夫說。

2004-2006年間，僅山東就有上千家地方工業園區，莒南身處內陸，在區位上不佔優勢，基礎設施、配套產業未發展成熟，手裡握著的優惠政策也和其他地區大同小異。

「我們每年接洽的項目有近百個，忙的時候，一個月出差四五次，每次四五天。」孟說，但其中真正能落實投資的並不多。

莒南經濟開發區招來的第一批投資多為輕工項目。「其中有一個來自青島的做塑料編織袋的公司，和我們縣政府有很熟的關係，但我們也跑了四五趟才說服他們。」上述開發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說服對方投資難，和他們坐到談判桌上談合同細則，那是難上加難。」

「企業都很精明，知道我們拉來一個項目不容易，在談合同的時候總是希望用最少的投資獲得最多的優惠政策。」孟得夫說，「談判桌上就是拉鋸。」

2006年，山東省內的開發區被整合成百餘家（基本上每個縣有一家），莒南經濟開發區即是其中之一，並升至省級開發區。

同一年，孟得夫摸索出了一套「招商秘籍」：把重心放在「摸清一個地區的特點，針對當地某個產業做小規模推介」；而在大型綜合招商展會上設台宣傳，花銷少則八九萬，最多可到幾十萬，但效果不明顯，每年只少量做幾次。

一週七天，全年無休

像2006-2010年那樣的好年景很快過去了，從2011年開始，隨著經濟大環境的變化，日子一天天難過起來。

莒南縣統計局2012年5月3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4月份，當地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總額增速分別比同期回落1.2、0.8、54.7個百分點，經濟下行壓力大。

開發區只好不斷把大部分招商人員都派往外地駐點，同時不斷加強落地服務——投資企業只需拿出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後續報告送審等繁瑣過程由招商局和縣環保局等部門合作代辦。

孟得夫希望通過高效的工作效率和加倍的勤奮實現原目標：擴建工業園區，讓規模以上企業個數達到400家。

而現實是，目前莒南經濟開發區規模以上企業的數量是73家，在爭取400家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面對提升項目建設進度和投資規模的雙重挑戰：

2012年莒南縣新開工5000萬元以上項目27個，數量居全市第3位，但投資額只是第8位。這些項目中最大的投資不過2.8億元，沒有一個超過5億的大項目，他們只能請山東發改委幫忙去找國家立項的大項目。

在實現以上遠大前程之前，孟得夫要趕在採訪第二天另一個會議召開之前做出一份有關開發區擴張的報告。三天後，他要住院十餘天，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已經壓迫到了神經。

這一年，莒南經濟開發區辦公室一週七天，全年無休。

地方舉債立法遇阻

　地方政府自主舉債再次遇阻。

　　在6月底的二次審議中，《預算法》的修訂否定了第一輪修訂中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的表述，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只有法律或國務院規定，才可由國務院財政部門代地方政府發行債券。

　　受訪的多位監管部門人士及學者認為，原本寄希望於此次《預算法》修訂，推動地方發債的真正市場化、證券化，既可以通過市場約束地方，也樹立和強化地方及投資者的市場意識，但事與願違。

誰來舉債

　　一位參與此次《預算法》修訂的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二次審議中，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財政部門，「理由是認為現在地方平台負債率已很高，地方政府發債風險大」。

　　一位債券監管部門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地方財政就得透明，必須信息披露、也要相應有地方財政的資產負債表，就會推動地方財政進步。如果還是中央代地方發債，地方財政仍是不透明。」

　　財新記者獲悉，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建議讓省級政府直接發債，但發債規模由財政部審批。

　　「這也不太合理。財政部審批就相當於給地方背書。但事權都在市縣，省政府發債的錢需要分給各市縣，那麼由誰負責償還？還債機制如何？這中間的交易成本會很高。」前述債券監管部門人士稱，省級政府代發債券，形同目前中央代發地方債，不同的信用等級仍無法體現。

　　 發改委有關人士亦建議，「應由承擔項目事權的市縣主體來發債，讓評級機構、機構投資者對不同地方政府進行評級，這樣會拉開利差，樹立地方市場意識。政府發債成本比城投公司發債成本低，當然應用低成本的政府債券替代高成本的融資工具。」

　　「為什麼這次《預算法》進入第二輪修訂過程中，否定了第一輪關於地方債的正面表述，而退回了過去多少年的『除國務院特別批准之外，地方政府不得 舉債』陳舊表述？」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近期在陸家嘴論壇上評價，「立法解決什麼問題？解決中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法律怎樣越來越健全、越來越能對實際生 活發揮實質性的指導、約束和服務作用。如果看到有矛盾，就退回原來的條文，等於沒有任何作為。」

發債風險

　　在6月26日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洪虎亦表示，近些年地方政府債務急劇上升達十萬多億元，帶來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位資深研究人士說，地方債務急升，折射的是地方財政的脆弱。他認為，2012年地方政府面臨償債高峰。既是地方融資平台貸款到期的高峰期，也 是2009年中央代地方發行的2000億元地方債的償債高峰期。2013年數萬億元城投債也將進入還本付息階段，地方政府壓力劇增。

　　「不讓地方發債風險才大呢！因為地方政府該干的事兒還得干。」前述參與此次《預算法》草案修訂的知情人士如此強調。

　　他分析認為，一方面，中國過於將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而轉移支付制度並不完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實際上承擔大量的公共支出責任，這導致財權和 事權的嚴重不匹配。比如，高速公路這一基礎設施建設，在國際上，跨區域的國道、高速公路的建設大部分都由中央財政支出，而在中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融 資和償還本息，即所謂「貸款修路、收費還貸」，導致中國的物流成本過高。

　　2011年4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清華大學金融高端講壇上演講時指出，通過「市政債+財產稅」的組合，避免地方政府過度使用土地財政，能夠形成約束力有效的資金流在時間軸上平移，有助於解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融資問題。

　　周小川說，如果發行市政債，金融市場可以給債券定價、評價風險，不同城市的債券價格不同，形成不同的約束力，有利於防範風險並形成激勵機制。

　　「央行正是希望在不改變現有行政體制的整體框架下，可以從技術上尋求一些突破和改進，用地方債替代銀行貸款。」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此分析稱，在現行稅制、政治體制很難有太大改變的情況下，讓地方政府發債以市場化、透明化、標準化方式約束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是最現實的方式。

能力何來

　　反對地方發債的聲音認為，政府財政的透明有賴於政府會計改革，如政府會計準則的建立、資產怎麼定價、政府資產負債表如何編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應如何理順，「地方財政不是獨立的，在這種體制下讓地方直接發債並不現實」。

　　一位資深金融專家認為，是否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關鍵取決於市政當局是否有能力對自己的財務進行管理，包括資本支出預算管理能力、資產管理能力、 債務管理能力。他表示，這種管理能力的體現，從技術上說，如現有道路、垃圾處理、污水處理項目等的管理，不僅僅體現在融資修建方面，還包括地方政府是否能 根據未來的需要測算未來維護成本、稅收、非稅收入等。

　　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以上的中國地方政府都不具備這種能力。

　　「其實，法律並未禁止地方政府的此類能力建設和制度安排，當地方政府具備這種能力之後，才可以據此向人大表明，自己是負責任和有能力的市政當 局，可以優先具有發債權。但為何地方政府不建設這種能力，原因在於其只對上級政府負責，而上級政府未對其提出要求。這涉及事權劃分、問責機制等。」這位專 家指出。

　　賈康強調，政府地位關係的理順要符合市場化發展方向，遠景應該是在資產負債表透明的前提下對地方政府發債加以規範，讓市場主體的綜合制約使地方政府發債不敢過頭。

地方融資平台：哪裡圈錢？ 井底望天

最近看到中國的經濟數據不太理想，有不少呼喚第二個4萬億的呼聲。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在2009年發表的博文，其基本觀點，就是中國在2009年的4萬億打雞血，基本上只有3年有效期（正好2012年到期）。在這之後如何走下去，當時的建議就是靠政府的4萬億打基礎，然後在這個基礎平台上，需要靠民資來唱戲做主角。

週報中曾經呼籲給浙江資本尋找出路，也是出於這種考慮。

打雞血的好處，就是保住了增長，保住了就業，也就保住了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但是打雞血也有壞處，其中最大的壞處，就是金融系統的壞帳會增加。

當然這些壞帳的增加，不少是因為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靠土地抵押的方式，來解決城市發展的融資問題。

但是這條路子，又因為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瘋漲，而逼迫中央不得不出手來防止出現大泡沫，這個就對地方政府的負債壓力和現在融資的難度，形成了一個難解的結。

從中央目前開始打的小雞血動作，可以明顯看到有向中西部政策傾斜的趨勢。也就是中央的雞血多是在中部和西部的地區的基礎建設。

而作為內需的一個環節，我認為中國和海外的專家們的觀點，都可以說過於偏頗。用美國這樣的超級負債消費的比重，比如說70％的GDP來源於個人消費，顯然文化上與中國這樣的講求節儉的東亞文化格格不入。所以中國如果能夠到40－50％的個人消費佔GDP比重，大概就是到了最大的極限，應該謝天謝地了。

而作為外貿的一個環節，本來就是以沿海經濟為主，對中西部來說，不是主業，因此發生在外部的歐洲危機和衰退，以及美國的經濟恢復乏力，都主要對沿海地區的經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現在的經濟三架馬車，出現的情況是：

內需，基本上發展速度比較合理，繼續快速推高的效果不會出現。

投資，中央的投資基本上是在中西部傾斜，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外貿，因為海外因素的影響，情況比較不理想，這個對沿海地區的打擊比較明顯。

這個時候，沿海地區在經濟下滑（潛在的社會不穩）的困境下，必然要自己捧起地方投資的法寶。所以最近我們看到以下的一些動作：

1.     廣東省提出的19條穩增長措施，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扭轉投資下滑。

2.     浙江寧波的重大工業項目和戰略性新產業項目。

3.     江蘇南京的加快基礎建設。

其他的沿海地區地方政府，估計也有不少動作。

當然這樣的動作，其他中西部的政府也不會閒著，比如湖南長沙的、陝西西安的、整個河南的，整個山西的，都是拍胸脯，吹大牛，動不動就是多少多少萬億投資的計劃。

那麼在目前中央對金融系統看得比較緊的情況下，地方的融資平台從哪裡圈錢？

中西部省市，估計想圈的錢，還是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國家銀行信貸為主。而東部沿海，民間富得流油，估計如何開放各種政府控制的領域，把民間資本弄進來折騰，是一個法子。

從政府融資的角度來講，估計以前靠土地未來增值收益和房地產開發的法子來融資不容易行得通，現在就必須換個法子，多管齊下。

1.  一個就是政府資產證券化，把政府的產業，以打包的方式，先組合再切割，就可以用證券的方式，賣出去融資。而證券的利息，就靠這些資產的日常收益來支付。

2.  一個就是城市建設之中，將基礎建設和相鄰土地打包開發，靠商業地產增值和未來的特許許可費（比如說機場、地鐵等等中的城市建設收費和商業牌照費等）作為債券發行的保證。

3.  一個就是開徵房產稅，和靠將近郊農業土地改變用途增值收取土地增值稅的方法。

估計象重慶那樣的金融創新和融資方法，在不少地方會偷偷出現。一旦有效，其他地方會一窩蜂的仿而效之。

總之，中國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估計中央不間斷的打幾次雞血，然後對地方政府的新投資衝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防止一哄而上，不要失控，估計還可以混幾年過去。

反正最後不行，還可以上軍事凱恩斯嘛。

地方銀行密集股權轉讓

　7月以來，在各地產權交易平台進行股權轉讓的地方銀行突然增多。財新記者統計，截至8月3日，涉及股權轉讓的城商行、農商行等共有13家。6月在各地平台轉讓股權的地方銀行是4家，1-5月只有8家。

　　7月以來的股權轉讓清單包括江蘇常熟農村商業銀行、大連銀行、廣發銀行、齊商銀行、江蘇江南農村商業銀行、烏魯木齊銀行、廈門銀行、黑龍江龍江 銀行、北京農商銀行、河北銀行、甘肅銀行、徽商銀行、蘭州銀行。在銀行股市況不佳的情況下，此班未上市地方性商業銀行的股權轉讓各顯神通。

　　北京銀行（601169.SH）、南京銀行（601009.SH）及寧波銀行（002142.SZ）在A股上市的城商行，當前的平均市盈率不到 6倍。此批在產權交易平台轉讓股權的13家銀行，靜態市盈率絕大多數均超過3家已上市城商行的平均市盈率。儘管如此，股權網CEO劉軍廠認為，股權轉讓的 價格已有所回落，「以前掛牌價4元，可能成交價是3.9元，現在只能掛3.5元，最後可能3.3元就成交。總體跌了約10%-20%」 。

　　在7月以來轉讓股權的13家地方商行中，正在排隊上市的有3家，分別是常熟農村商業銀行、大連銀行和徽商銀行。而受訪的甘肅銀行和河北銀行股權轉讓項目經紀人都表示「有上市的預期」。

　　擬上市地方性商業銀行的股東人數動輒上萬，這有悖於「股東人數不能超過200人」的上市要求，上市前清理股權的壓力很大。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認為，股東在這個時間轉讓股權，排除掉和上市有關的因素，缺錢也是一個直接原因。

　　7月27日在上海產權交易所掛牌的河北銀行雖未公佈轉讓方身份，但其經紀方表示：「股東資金流不太寬裕，轉讓股權是出於變現的考慮。」 當財新記者詢問常熟農商行副行長秦衛明股權轉讓和股東的經濟效益是否有關，他表示「應有一定關係」。

　　一位銀行業分析師也對財新記者表示，近期經濟形勢不好，在整個實業領域，企業流動性的壓力在加劇。因此，股東缺錢應該是此次股權轉讓風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此番轉讓的股東也多為受經濟下滑影響較大的民營企業。

有價無市

　　在這13家股權轉讓的地方商行中，有10家給出了掛牌價格，每股價格從1.06元到5.5元不等，平均價格為3.45元。按照其掛牌價計算，相當於4倍到16倍市盈率估值，標價高低懸殊很大。

　　其中北京農商銀行2011年年報顯示每股收益為0.23元，按其掛牌價每股3.8元折算，其初步匡算的靜態市盈率為16.52倍；蘭州銀行 2011年每股收益為0.28元，按其掛牌價每股4元計算，市盈率為14.29倍；徽商銀行2011年每股收益為0.43元，按其掛牌價每股3元算，市盈 率為6.98倍；齊商銀行2011年年報顯示每股收益為0.53元，按照掛牌價每股2.41元折算，市盈率僅為4.55倍。

　　除此之外，其餘地方性商業銀行初步匡算的市盈率均為10倍左右，如大連銀行市盈率為10.24倍，江蘇常熟農商行為10.58倍，黑龍江龍江銀行為10.83倍，廈門銀行市盈率為11.43倍，河北銀行未公佈價格，但知情人士也透露市盈率將在10倍左右。

　　甘肅銀行的掛牌價格最低，折合每股1.06元。根據北京產權交易所的信息，其轉讓股東為甘肅銀光化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此次轉讓其持有的30萬股股份，佔甘肅銀行總股本的0.0086%，掛牌價格為31.89萬元。

　　「我們是以淨資產價格賣的。」負責此次轉讓的經紀方向財新記者表示，甘肅銀光隸屬於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按照後者內部戰略調整的要求，非控股和非主營的業務都要退出，因此作為「副業」的銀行業務也必須剝離。

　　按照報價計算，河北銀行為10倍市盈率，當財新記者詢問其經紀方股權轉讓進度時，對方表示「只有幾家投資者有意向諮詢。截止時間也不一定是網上所說的8月底，可以根據購買情況放寬」。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稱， 「有的投資者接盤是為了藉機獲得銀行牌照，因為銀行業的牌照較為稀缺，並不好拿。但這就不是簡單的入股，而是需要控股。如果不能控股，單純作為投資買一部分股份，劃不划算就要好好考慮了。」

　　股市投資者預期在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將持續惡化，不良貸款抬頭，因而給銀行股以極低的估值。接近銀監會的知情人士透露，監管檢查發現，少數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商行的貸款分類數據質量較差，剔除分類的偏離度因素後，有的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會翻一番。

　　追溯近兩年的地方商行股權轉讓，最終以低價折賣收場的不在少數。如2010年10月，上海電力（600021.SH）擬以1.58億元受讓福建 海峽銀行的5000多萬股，當時未能成交；一年之後，上海電力再次轉讓同數股權，但總價已縮水1000萬元。再如廈門銀行，曾於今年5月以6.5元/股的 價格轉讓2495萬股股權，卻因定價過高而無人參與，直至6月以每股5.1元的價格被拍走，折價逾20%。

上市前清理？

　　截至2012年7月26日，總共有15家地方銀行正在證監會排隊上市。其中有9家仍在初審，6家處於落實意見反饋中，沒有一家進入預披露階段。

　　近兩年來，自然股東的人數過高等問題，使得監管當局對此類銀行上市頗為謹慎。

　　自2007年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三家上市之後，地方銀行上市進程被凍結。寧波銀行高管持股較高、北京銀行出現大量「娃娃股東」等現象，飽受外界爭議，使監管部門擱置了後續的地方性商業銀行上市計劃，開始考慮相關規範。

　　一位券商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如果股東人數多是2006年以前形成的，就不會對IPO形成障礙。2010年9月，財政部及「一行三會」（央行、銀 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共同下發的《關於規範金融企業內部職工持股的通知》（以下簡稱97號文）規定，以新《公司法》實施為界，2006年以前地方商業銀 行上市股東超過200人的可申報上市材料。

　　由於歷史原因，城商行多以合併當地城市信用社而來，天然存在股權結構分散、自然人持股、員工持股多的問題。2007年北京、南京、寧波三家銀行上市，其股東數均超過200人，不符合當時《公司法》的規定。 「我們也不比它們差，憑什麼不讓上呢？」一位沿海地區城商行人士至今都有些不平。

　　另一位負責大連銀行上市的券商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北京銀行、寧波銀行、南京銀行上市時股東都超過200人，只要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生效以後不要超過兩百人就行，這是對企業歷史的尊重，證監會也從來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為難大家。」

　　財新記者查閱了三家銀行歷年報表上登記的股東總數，顯示徽商銀行2006年底20521戶，2011年末16382戶；大連銀行2006年底 5179戶，2011年底5199戶，常熟農商行最早披露的年報為2008年，當時股東總數為3107戶，2011年底為3115戶。

　　由此可見，三家銀行的股東人數規模大都形成較早，為了上市清理股權的壓力並不大。有券商人士表示，即使股東人數仍然超過限制，也可以通過工會或職工持股會等方式間接託管，從而滿足上市要求。

　　職工股問題長期以來也是企業清理股權的原因之一。97號文規定：「公開發行新股後內部職工持股比例不得超過總股本的10%，單一職工持股數量不得超過總股本的1‰或50萬股（按孰低原則確定），否則不予核准公開發行新股。」

　　各家地方商業銀行近年來也開始清理職工股權。以常熟農商行為例，2008年其董事長吳建亞、董秘徐惠春、董事樊國清、監事長吳偉民、監事錢月 寶、行長宋建明均持有56.376萬股。2010年隨著97號文的頒佈，常熟農商行開始清理股權：2010年共發生股權轉讓830筆，共計轉讓股份 5675萬股，佔總股本的6%；2011年共發生股權轉讓74 筆，共計轉讓股份1190萬股，佔總股本的0.78%。

　　經過幾輪股權清理，2011年年報顯示，除了錢月寶還持有127萬股外，其餘各股東持股數均已縮減至50萬股。職工共持股1.56億股，佔總股本的10.28%，基本完成97號文要求。

　　「我們早已完成了上市前股權清理，」常熟農商行副行長秦衛明對財新記者表示，現在轉讓股權和上市前股權清理無關，主要是股東對農商行上市前景並不太看好，「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市肯定沒戲。」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上市。」徽商銀行董事會辦公室相關負責人表示。

　　前述銀行業分析師認為，此輪股權轉讓中，因為許多銀行股東不看好資本市場，認為短期內上市無望，於是寧可賠錢也要賣掉股權。

　　券商人士也認為，一方面地方銀行資產質量參差不齊，監管會比較辛苦；另一方面股市低迷，地方銀行體量較大，一旦上市會對市場形成過大衝擊，「基於這兩個考慮，今年內應該都不會有地方銀行上市。」

　　「現在做地方銀行上市的項目，虧得心慌。」前述券商人士表示，如今A股排隊上市無望的地方性商業銀行已經轉而考慮在香港上市，例如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就拿了H股牌照。但是對地方銀行而言，H股上市並不是理想的選擇，因為香港上市市盈率很低，上市時間表同樣不確定。

大勢所趨？

　　財新記者統計， 7月以來13家掛牌轉讓股權的地方性銀行中，逾半數並未公開轉讓方身份。

　　比如，在常州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股權的江蘇江南農村商業銀行，總價為1.2億元的3000萬股股權，包括17位自然人股權及3位法人股權；北京 金融資產交易所平台上的掛牌信息顯示，北京農商銀行580萬股的轉讓方為「某公司」；除此，蘭州銀行、大連銀行、河北銀行、廣發銀行等股權轉讓方均未說明 身份。

　　北京產權交易所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如果持有方是國有企業，就必須履行公開身份的義務；但如果是民營持有者轉讓，則沒有披露的義務。由此可見，此輪股權轉讓方多為民營企業和自然人股東。

　　以徽商銀行為例，它是此次股權轉讓金額最大的地方銀行，7月3日，徽商銀行兩項合計3.9億股轉讓，掛牌價12億元。而在持有3.9億股以上的五個股東中，僅有一家民營企業大股東，即上海中靜四海實業有限公司，持有4.4億股，為徽商銀行第五大股東。

　　當財新記者致電徽商銀行董事會辦公室核實轉讓方的身份，對方表示「不知道、不清楚」，同時指出 「此次股權轉讓和上市無關」。

　　7月27日在上海產權交易所掛牌的河北銀行沒有公佈轉讓方身份，但其經紀方表示，「股東資金流不太寬裕，轉讓股權是出於變現的考慮。」

　　趙錫軍稱，通常在經濟下行的時期，企業為了規避風險，更願意持有現金資產，正所謂「現金為王」。所以現在很多股東把手中的股權變現，準備過冬。

　　趙錫軍補充道，除了變現的需求外，也和股東的資質有關。地方銀行的業務擴展要求資本金擴充，如果股東沒有足夠的資金，股份就會被稀釋。於是有的股東乾脆放棄銀行業，抽出資金轉投別的行業。

　　而且，儘管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從未有過政策上的限制，但由於設置的門檻過高，實質上形成了「玻璃門」現象。前述資深業內人士稱，這讓不少民營企業失去了「辦銀行」的願景。█

　　本刊實習記者吳紅毓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地方政府有多缺錢

大規模的財政擴張，與緊繃的財政現實，就像是中國地方政府這枚硬幣的兩面，在旋轉加速下，互為因果，彼此救贖。

　　在2012年已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裡，來自省級及主要城市的千億級萬億級投資規劃層出不窮，被視為地方的「4萬億」計劃，指向經濟「穩增長」。

　　幾乎在同一時間，各地財政減收漸成趨勢。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北京在一二月出現同比負增長，比2009年初，有過之無不及 。

　　蠢蠢欲動，地方「4萬億」卻提示了四年之間的差異。這一次，中央政府未再以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拉動經濟，並成為地方政府渡過難關的墊腳石。中央對房地產市場嚴格的調控措施，卡住了多年來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之路。

　　地方財政的巨大壓力懸於眼前。在內陸，曾經造城聞名的鄂爾多斯，由於房地產市場崩潰、 煤炭滯銷，地方經濟幾乎停擺，財政頹勢更不待言；而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經濟失速和轉型困局，將富裕的深圳、東莞逼向赤字邊緣。

　　為謀求中央最終在財政刺激和調控政策上鬆口，地方努力搶跑投資，亦在地產調控中竭力博弈。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一增收二挖潛，瘦社會的身，瘦自己的身，先瘦誰的身？

　　結果不難猜。財政部最近公佈《2012年7月份財政收支情況》，1-7月地方本級收入3.7086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得益於地方非稅 收入大幅增長25.7%。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少強坦言，地方政府將目光從受經濟景氣影響較大的稅收，轉向國有資產、公共資源等，尋找新財源。

　　增收壓力分解給地方行政執法部門的風險也在加大。稅費徵管上的調劑尺度在收緊，補漏和處罰收費的力度在加大。陳少強坦言，這非中央政府本願，但在嚴峻形勢前，「我擔心會出現新的潛規則」。

　　地方舉債需求也更為迫切。即便不斷清償已逾十萬億的債務，如果財政壓力不能根本緩解，地方政府債務仍將不斷向後累積而無解。

　　減支，收縮，是地方政府財政解套惟一的長久計。但在撐過眼前的危機之前，以繼續擴張化解過度擴張帶來的債務壓力，是其本能反應。

水落石出

「最有錢的地方沒錢了」

　　2012年，東莞政府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東莞經營一家印刷廠的肖功俊發現，那些常年與政府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業老闆們，開始不再接受政府訂單了。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真的沒錢了。

　　老闆們的賬算得清。他們將集體討債的供應商們的債務簡單相加，計算政府負債的真實數據。「估計有30多億元了。」肖功俊對財新記者說。

　　這位曾經任職深圳大學的東莞經濟研究者，8月18日在實名微博上直指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負債16億元，各村負債7億元，總計23億負債。「 理論上該鎮已經破產，成為名副其實的東莞希臘。」肖功俊說。

　　在市一級，按照東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財政預算案，當年的財政收入仍可有10%的增長，達到922.4億元，絕對數字在中國地級市中仍首屈一 指。但在2012年前兩季度結束時，這個自2006年以來GDP年均增長仍有11%的「世界工廠」，增速萎縮到2.5%，為全省之末。東莞市經信局的資料 顯示，全市33個鎮街，只有15個鎮街增速出現正數，18個鎮街為負數，最差的為-11.6%。 順理成章的是，9個鎮街和一個園區的地方稅收出現負增長。

　　一葉知秋。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 「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政府稅源深受打擊。朱小丹在此次會議上披露， 2012年上半年，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降近20%，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超過100%，企業虧損面超過20%。根據對現代產業500強項目中近100家企業調查，銷售收入和利潤雙降的佔39%。6月廣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 創近幾個月的新低。資金、勞動力等要素也出現由供不應求轉向需求不足的苗頭。

　　直接結果是， 全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增長8.6%，比年度預期目標低1.4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僅增長4.3%，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增速均低於年度預期發展目標，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同樣富庶的江浙地區，境況類似。浙江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訴財新記者， 「今年的稅收增長壓力很大，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挑起擔子，承擔起責任」。

　　從財政部公佈的全國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可見，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9.8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均放緩。如在稅收總收入中佔比均超過20%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增速分別回落11.6個百分點和 2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煩，疊加了另一種偶然因素：舉辦賽會。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與2011年深圳大運會，均在地方政府傳統的以賽會撬 動投資、拉動經濟的邏輯下申辦，並基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未來的財政收益有較好預期。以賽會的名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謂不計成本。

　　以深圳為例，2007年深圳申辦大運會成功後，深圳市和龍崗區兩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近2000億元。這些開支，「單靠當年財政結餘肯定不夠，動用儲備結餘外，還大筆貸款融資。」 深圳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在經濟下行給財政增收帶來壓力之下，深圳大運會項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結餘的儲備花完了，「這是深圳市政府財政吃緊的重要因素」。

　　手頭不再寬裕，連深圳稅務部門都開始降工資。一名要求匿名的稅務人員告訴財新記者：「按級別高低降，級別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廣州，財政需要支付的亞運會項目款項尚未結清。廣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稱，向政府催債，「幾千萬，我們要錢都要得不好意思了。」就算這樣，最近因「對政府財政吃緊可能有所察覺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於賽會經濟與土地有關。舉辦國際賽事將使地方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額外放開，使得地方政府更便於圍繞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於調節財政收支的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土地出讓金能佔到當地財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讓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資的最重要資源，除獲取大的產業項目和投資外，也可通過融資平台公司，成為地方的債務槓桿。地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政績和稅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產業。

　　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 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佔去年 同期四成；北京更是無緣前十，出讓金總額僅為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 42.2%，減收69.05億元。

　　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最高的城市已經坐不住了。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 指出依賴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傾向於迂迴取消對房地產限價限購的政策 ，以度時艱。

　　最大的時艱，卻當屬壓不下的開支。為應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地方政府壓縮開支的動力不足、空間有限。僅以民生開支為例，僅保障房一 項，2011年全國地方的預算開支就達2292億元，決算更達到3491.87億元。在財新記者查閱主要城市的財政預算收支數據中，幾乎全部出現收入增幅 和支出增幅倒掛，甚至絕對值的倒掛。

　　重慶以土地儲備為槓槓，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公租房建設和加工貿易園區建設，2010年以來，一般預算支出均高於一般預算收入。2010年 缺口700億元，2011年缺口擴大到1100億元。2012年上半年，預算收入增長18.4%，已遠低於預算支出33.8%的增長幅度。

　　在中國，財政結餘轉為地方儲蓄極為罕見，當期財政收入應付當期財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吳君亮認為，實體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地方，在經濟下行和調控雙重壓力下，財政迴旋餘地甚小，「一兩個季度就出問題」。

撐過去

短期應對，惟有保證現金流不斷，撐過困難期

　　一份稅務通知單，發到了廣東省公路勘察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一名員工手中。通知單稱其兩年前曾經在外接了一單私活，涉及3000元金額，未繳納個人所得稅，要補。不止這位，還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補繳個人所得稅，追溯時間最長的到2008年。

　　地方政府短期「輸血」的意圖開始顯現：增收挖潛。

　　深圳企業所得稅下滑幅度較大。2011年，該市個人所得稅首次在總量上超過企業所得稅，成為第二大稅種。2012年一季度，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12.72%，個人所得稅大幅增長57.1%。

　　這與個人所得稅徵稅起征點提高並不相符。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儘管企業經營效益不佳，但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用工標準掛鉤。深圳市政府每兩年上調一次最低工資標準，決定了員工基本收入上升， 即徵稅的基數開始上升。加之個人所得稅截至申報期在一季度末，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要罰款。上市公司也多在一季度實行分紅。以上種種，均體現在一季度個人所得稅增幅上。

　　更重要的是，地稅局徵管力度大為加強。「為保障稅收，在可以抓住的稅源上，加強了徵管力度。」徐進說。這在各地，都有跡象可循。

　　在內陸大城市重慶，財政預算收入早已不足以覆蓋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而以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為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實現「用市場的錢辦公共的 事」。在此之外，2011年，該市推行一項房地產稅收專項檢查，一次性增收45億元。在這項檢查中，僅龍湖地產一家企業，就補稅3億元。而在2012年年 中，房地產企業已被要求提前預繳四季度稅收。

　　在上海，企業主抱怨，預售賬款也要收稅，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庫的門檻非常高。浙江紹興的一名地稅局局長則透露，一些政策與稅收開始掛鉤了，比如企業申請用地指標，必須達到一定完稅額度，「 對稅收這塊越來越嚴」。

　　在深圳前兩季度的稅收數據中，各稅種的增、減輪動，也明示稅收嚴查的趨勢。如一季度大幅飆升的個人所得稅，在二季度大幅回落，增幅亦跌為負數。 同樣在一季度增長高達91.47%的城市建設維護稅，在二季度亦是絕對值與增幅同步大幅回落。反之，企業所得稅從一季度負增長12.72%，恢復到二季度 的增長5.95%，車船使用稅則從37.7%的增幅提高到72.86%。

　　來自深圳地稅部門的消息稱， 今年以來，高科技和電子製造業企業聚集的南山區，展開幾年來少有的大面積自查行動，要求企業對自己存在的偷稅漏稅情況進行查漏， 上溯到企業稅收兩三年前賬本。工廠聚集的寶安、龍崗兩區也開始查賬，特別是針對坪山新區的企業，稅務部門相信這裡的企業「相對更有錢一些」。

　　不過，畢竟經濟不景，稅收增收畢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財政局一名官員坦言：「企業是真困難，財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稅法收，很多企業就持續不下去。很糾結。」

　　近來，關於擴大試點甚至普遍開徵房產稅的說法，甚囂塵上。相對於正在推進的「營轉增」試點，房產稅是在保有環節徵收，屬於地方稅種，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撰文稱：「我相信這一天終將到來，因為政府需要這筆錢。」

　　茲事體大，在數日自相矛盾的表態後，湖北地稅局最終否認了將試點開徵房產稅的消息。新稅種開徵不易，地方政府將徵收力度轉向非稅收入。今年7 月，財政的非稅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個百分點。其中，地方非稅收入同比增長20.8%；中央非稅收入同比增長58.8%。財政部對此解釋， 在中央層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別收益金繳庫辦法改變的影響；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強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等徵管。

　　陳少強說，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非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公共資源、國有資產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關注的廣告權、道路使用權等。

　　徐進告訴財新記者，過去一些非稅收入徵管時標準放寬或實行了減免，但現在這些正在收緊。如果某些項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僅是應徵部分加 強徵收，還包括補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資源收費項目繁多，如涉及個人的公共資源收費，電費、水費、排污費；到政府機關獲得公共權益時，要支付相應工本費； 企業出口需政府給予檢驗，鑑定時亦產生相關費用等等。各地情況不盡相同，自由裁量極大。

　　如在廣西，除強化稅收徵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車泊位、戶外廣告徵收機制、改革垃圾處理收費方式、加大土地出讓金徵繳等工作。

　　更為顯性的是，在稅收增長比較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對國有資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儘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應對財政壓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盡辦法挖掘潛能，舉債也是極其常見的。在鄂爾多斯尋求銀行貸款而不得，而東莞風傳政府貸款支付公務員工資之時，杭州融資平台的境遇卻在好轉。

　　杭州財政局一位官員稱：「去年貸都貸不到，（利率）起碼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經濟下行，銀行不寒而慄，對企業放貸非常謹慎。「 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願意放給地方政府平台 。」銀行上門推銷，令政府融資平台得以較優惠的利率甚至基準利率拿到貸款。

　　另一種手段則是開放民間投資。7月16日，廣東省發改委宣佈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間投資招標重點項目44項，總投資2353億元，涉及交通、城建、社會事業、產業園區等向來以財政和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

　　儘管此舉已經推動多年，是「對涉及公共資源利用的項目實行競爭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廣州發改委一名官員也向財新記者坦言，財政吃緊，各級政府都在抓緊拿項目出來，向民間資本開放。

　　開源發力的同時，地方政府的節流減支卻被認為「停留在口號」。

　　前述杭州市財政官員對財新記者坦言，地方對緩解財政壓力根本思路與2008年無異：「保證地方現金流不斷，寄希望於中央政策放鬆，地價好轉，難關就渡過了。」

擴張止不住

以繼續擴張解決擴張帶來的困難

　　與勒緊褲腰過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衝動。國家統計局投資司調研員王寶濱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來，中央項目投資低速增長，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高位運行， 地方項目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達到94.1%，成為投資增長絕對主力。

　　這一趨勢在2012年變本加利。宏觀經濟內外受壓之下，各地政府正在為「穩增長」加緊宣示投資計劃。在已公佈1-6月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28個 主要城市中，增速超過全國增速20.4%的達到21個，其中貴陽增速高達57.9%，蘭州、海口超過40%，東部沿海的寧波、福州，投資增速亦在30%以 上。

　　從西部的貴州、中部的長沙，到東部的廣州，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投資計劃相繼曝光，虛虛實實。此舉被視為「地方版4萬億」，以拉動經濟和資產價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終會打開閘門，重演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那一幕。

　　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認為，地方領導對經濟形勢和資產價格極為敏銳。「只要中央敢稍微放點風聲，它就敢做得很大。」

　　擴張， 意味著更多的負債更大的槓桿。按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致10.2萬億元，其中還不包含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融資平台公司債務約6.2萬億元，非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債務4萬億元，佔到GDP的25.4%。審計署報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佔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於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

　　陳少強對財新記者說，地方政府的選擇，一是像以前一樣，大干快上，債務不斷往後累積，爭取在發展和增長中化解債務； 二是招商引資化解債務；三是產業結構轉型，發展新的增長點。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內，大干快上仍是最為有效積累「政績」的方式，也是做大經濟規模的不二法則。

　　至於償債，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對財新記者說，他曾詢問某地方政府官員，「借這麼多錢怎麼還呢？」對方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考慮。」他指，缺乏問責的地方政府，傾向將債務風險轉嫁給銀行，期待最終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實上，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找尋到的發展捷徑。分稅制後，稅收大頭在中央，中頭在省裡，市縣一級可以得到的錢相對少，這 一機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經濟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點」。1998年預算外資金使用規範化後，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題就是土地財政，平台融資。

　　「現在這輪調控最大打擊點就是土地財政。」上述官員指出，但多年來的慣性之下，地方仍傾向繼續舉債擴張，等待土地財政解套。明顯的例子，除了 「地方4萬億」姿態的擺出，是上至北上廣深，下至義烏、蕪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態嚴守中央政策紅線，實則積極推出「擦邊球」地方辦法，頻頻試探中央房地產 調控政策的鬆動跡象 。

　　另一方面，客觀上，地方解決民生的剛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財政擴張難以止住。8月22日，《中國證券報》發表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為道路擁堵而採取機動車限購政策，排水管網建設滯後導致城市內澇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資重點投向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綜合治理、城市基礎設施、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等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以及產 業轉型升級領域，共安排投資計劃401.6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87.1%，其中：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投資385.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 83.6%；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領域投資16.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總規模的3.5%。

　　 與欠發達地區不同，發達地區很難再以土地財政為這些支出買單。 陳少強告訴財新記者：「在不少發達地區，土地指標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帶，把荒地、復墾的都用了，已經沒有什麼地可以用了。」

　　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稱，地方政府投資與中央項目涉及的大產業投資不同，本身主要還是為地方公眾服務，其中約50%屬於使用者付費的盈利資產，可 彌補另外50%的非盈利資產虧損，整體上就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這些投資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從而間接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與稅收收入提高。

　　但是，擴張性地方財政能否被規制在民生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等正確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經濟」失控，將導向經濟轉型和政府稅源涵養的反面。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指出，當政府不斷透過所控制的資源，如稅收優惠、補貼、土地、環保標準、礦權等等， 引致私人投資時，企業將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方向，異化為營收最大化目標，以累積更多與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企業利潤越來越靠政府補貼和土地等不動產升值。

減支難

必須減支，但從何減起？

　　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計，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來推行結構性減稅，其中重要一條即是在地方推行「營改增」試點。 劉煜輝認為，這次減稅的內質「實際上是減支，準確地講是減阻礙成長的開支」。

　　地方政府也預期「營改增」後會加劇地方財政收入減收。作為地方稅種的營業稅，將變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稅。地方政府對此極為冷淡。

　　深圳地稅局人士透露，營改增在當地將分步走，第一步稅收還是100%歸繳地方。深圳將在11月1日正式實施營改增，目前系統仍在測調試。

　　隨著「營改增」試點逐步擴大，再不減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潛應付越發困難。

　　在那些財政收支騰挪突然由寬裕變得困難的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姿態也很明確。在東莞工業鎮石排， 已數次召開鎮黨委會議討論削減開支，計劃將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政府專項資金經費削減掉幾千萬元。

　　在省級層面，廣東省長朱小丹在上半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亦強調「要厲行節約，實行最嚴格的支出控制」，要求黨政機關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 子」，並控制臨時新增開支，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省下錢來保民生」。在省會廣州和深圳，官方數據都顯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近兩年處於零增長或低增長。

　　劉煜輝指出，中國政府減支的空間巨大，包括維穩開支、三公消費、低效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所形成的財政補貼等等。不過，在現有的財政收支機制下推行減支，這些領域的減支推進極其有限。

　　以三公消費而言，中央在2011年給省級地方政府提出的公開三公經費的期限是「兩年內」。目前，北京、上海、廣東、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開始對外公佈相關數據，但在市、縣一級政府，以及政府財政控制的國有機構，則仍沒有公開時間表，更無法涉及「減支」。

　　一直致力於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的吳君亮認為，當下減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連年提高財政開支，到去年亦是歷史最高點，「能花的都花掉了」，處處是能升不能降的剛性支出。慣性之下，在財政壓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轉身自省奮而改革的機會，究竟有多大？

地方競相刺激，誰來提供「糧草」？

「這一次主要是以地方投資為主，他們什麼時候有錢開工，還是個未知數」。

一場新的「保增長」競賽，正在中國地方政府之間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僅2012年7、8兩個月中，已公佈的地方投資計劃超過十萬億元。

在已公佈1-6月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28個主要城市中，增速超過全國增速（20.4%）的達到21個，其中貴陽高達57.9%，蘭州、海口超過40%，東部沿海的寧波、福州，亦在30%以上。

這些規模龐大的投資計劃，猶如一劑強心針，成為民眾眼中新版的投資救市行動。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大規模刺激力量來自地方。

地鐵售票機裡的秘密

實際上，缺錢，已經是各地政府的一個公開秘密。

廣電運通金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明顯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它是中國最大的ATM機製造商，也是地鐵售票機生產商。據其軌道交通事業部的一位負責人透露，他們的地鐵售票機銷量，幾乎就是中國地方投資情況的晴雨表。

一條地鐵，從獲批，到最終採購售票機，中間的週期大約是5-6個月。2009年「4萬億」救市計劃出台後，各地地鐵修建計劃急速上馬，因為有中央資 金支持，開工速度都非常快，公司業績隨之迎來爆髮式增長。但是從2011年開始，情況卻發生了變化，雖然各地的地鐵修建計劃有增無減，但地鐵售票機的出貨 量卻開始急速下滑。

原因是，一些地方的資金跟不上，開工速度明顯降了下來。這位負責人發現，「越是內地，開工的速度越慢」，售票機的交貨期普遍都延長到了10個月左右。有的地方，地鐵獲批了一年多，甚至都沒動工，談好的單子，也沒辦法兌現。

據其透露，他們一般都會提前拿到各地的地鐵規劃方案，預判銷量。但是2012年的情況讓他們「看不到底」，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坦言，雖然很多地方出台 的投資規劃都涉及地鐵項目，但是不是真的是利好還很難說，因為，「這一次主要是以地方投資為主，他們什麼時候有錢開工，還是個未知數」。

2012年以來，各地財政減收已成趨勢。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2011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

另一個往往佔到地方收入三分之一的資金來源——土地，也在漫長而嚴厲的調控中毫不景氣，大幅下滑。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全國三百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較2011年同期下降38%。

廣東省省長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直接結果是，廣東全省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增長8.6%，稅收收入僅增長4.3%，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增速均低於年度預期發展目標，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內陸，GDP增速連續9年全國第一，人均GDP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由於房地產市場崩潰、煤炭滯銷，經濟幾乎陷入停滯。

實際上，在上一輪4萬億計劃中，地方政府已經背上了沉重的負債。審計署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總計已經達到10.7 萬億元。其中，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由於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 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如此壓力之下，大規模的投資如何延續？

在一些供應商眼中，由於政府財政吃緊，他們原來爭著搶著要的政府項目，已經不是「香餑餑」了。

北京一位專做大理石生意的老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兩年前，他承包了區政府一棟大樓的外牆裝修，但現在政府都入駐辦公了，幾千萬工程款還沒要回來。

畫餅充饑？

在上一輪四萬億資金來源中，中央所掏的部分不足當年GDP總量的5%，主要通過政府財政與銀行融資支撐資金來源；對比之下，地方版四萬億資金來源尚不明確，但刺激力度之高令人錯愕。

從2012年5月份開始，在湖南省建設設計院生產經營部工作的吳華就明顯地感覺到，市政（城市配套設施）這一塊的項目多了很多。上個月，他所在的設計院的項目可行性研究量達到了四十多份，而2011年只有十餘份。

但是，之前做得比較多的商品房住宅，卻是另一番景象。不但很多項目停掉了，甚至有些簽約的項目也被迫終止，業務量從原先佔總量的40%下降到10%不到。

7月25日，長沙市委、市政府對外發佈2012年重大推介項目195個，投資額達8292億元。然而，與龐大投資額形成反差的是，長沙2011年全年的地方財政總收入僅為688.11億元，不到這個投資額的十分之一。

長沙市政府和發改委相關網站信息顯示，上半年重點工程投資完成額僅為年度計劃的31%，重大商務項目累計投資額僅為年度計劃的21.78%。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底，重大項目2012年累計完成投資額僅56.04億元，不到8000億元的1/20。

同樣的疑問也存在於其他地方。

7月24日，貴州省政府網站披露《貴州省生態文化旅遊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已取得中期成果。考察編制組歷時21天，篩選出總額約3萬億元的重點投資項目。但數據顯示，貴州省2011年財政收入僅為1330億元，不到投資規模的5%。

在已經公佈投資計劃的廣東、山西等地，幾乎每一個計劃，都是當地財政收入的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這讓本輪地方投資的有效性受到懷疑。廣發證券最新發佈的一份宏觀報告指出，2009年「4萬億」投資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籌資，而目前的融資規模和GDP佔比已經遠低於2008年時，這意味著政府大規模投資效應將顯著低於上一次。

這一報告的撰寫者，廣發證券分析師陳果以貴州和長沙兩地的情況進行測算，結果顯示，在樂觀財政假設下，貴州的3萬億刺激計劃，將導致貴州的債務餘額 兩年內新增9000億（相當於1.8倍的GDP）；而長沙的刺激計劃，將導致債務餘額兩年內上升2500億左右（相當於0.5倍的GDP）。

「即使不考慮地方債務存量，這樣的債務增量也是不可思議的。」陳果說。他得出的結論是，地方版的「四萬億」，可能只是「畫餅充饑」。

為了保證這些項目能落實，地方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

「以前也有監督，但沒有這麼嚴厲。」在山西省太原市紀委工作的張林發現，2012年以來，省裡對招商引資項目的落實抓得特別嚴格，甚至專門定為「項目落實年」。

他注意到，現在每個項目都有責任單位和分管領導，年底考核完不成的話，取消評優評先的資格，嚴重的話領導定點談話，再嚴重，就地免職。

民資的春天？

「如果新版『四萬億』繼續實施，地方政府要麼繼續借債，要麼通過招商引資，引入民間資本，否則，這些投資根本無法落實。」廣東社科院教授丁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路無非就是這兩條，但借債風險太大，中央政府也不一定會同意，「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後一條——吸收民營資本」。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政府的財政危機和保增長衝動，為民營資本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早在2005年，國務院就頒佈了《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希望能破除阻礙民間投資發展的種種門檻。但幾年過去，門檻仍然高高，甚至引起了有關「國進民退」的疑問。

2012年3月，完善和修改「老36條」，再次被提上日程。截至7月上旬，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相關部委已經出台了二十多個「新36條」的實施細則， 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包括交通運輸、水利工程、電力、石油天然氣、電信建設以及土地整治和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等。這被外界視為對民營資 本新的開放之舉。

危難時刻，政府比以往顯得更為熱情。

8月27日，弘毅投資2012全球年會在武漢開幕。湖北省政府高官幾乎悉數出席。當晚舉行的晚宴上，當地父母官公開表達了對投資的渴望，並熱情洋溢地宣稱「在湖北，企業家是老大」，而湖北下屬17市的主要官員們，則早早分坐在幾十張飯桌的每一桌，與同桌企業家捉對交談。

在煤炭大省山西，年初開始，省政府就掀起了招商引資總動員，並且準備做一件大事——舉辦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他們希望以此來吸引晉商回歸。

新聞發佈會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山西父母官親自擔任大會主席。據組委會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介紹，晉商大會最初確定的目標，是邀請1000個重量級客商，招商引資1萬億。這1000個VIP，分別指世界500強、民營企業500強的公司。

8月19日，開幕當天，來了1400多人，其中包括知名晉商——富士康的郭台銘、百度的李彥宏和海航的陳鋒等。不過，招商的結果，萬億的目標並未完成。

據這位負責人透露，原因在於，許多人對山西的投資環境有疑慮。

「以前山西的資本，幾乎全部流到了省外。開了這次會，即便沒有1萬億，能回去一半，也了不得了。」參加了此次晉商大會的昆明晉商商會會長常勝利告訴 南方週末記者，歷史上的晉商都非常懷念故土，他們這些在外地的山西人，其實非常想回去投資，但另一方面，在商言商，「回去也要看山西投資環境，有沒有回 報」。

他已經準備投資36個億，在朔州做旅遊地產。他所在的昆明晉商商會，有11家企業參加大會，但最終簽訂協議的，包括他在內只有3個。

「還是觀望的多」，常勝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雖然現在協議簽了，但實實在在的資金能不能投出去，還要看下一步的政策落實情況。

實際上，不只是在山西，就是在其它地方，這種擔憂同樣存在。

在浙江省浙商投資研究會工作17年、一直致力於為浙商和地方政府搭建投融資平台的蔡驊對此就有深切感受。他常年帶隊參加各地的招商會，久了就發現，這些會幾乎是千篇一律，「看上去項目很多，其實成熟的、可投的很少」，「與其說是參加招商會，不如說是來開捧場會」。

據他介紹，在內地，一些地方政府在介紹項目時，通常講的都是種種好處。「其實，講『關心支持』，不如講『我們依法辦事』；講『優惠政策一事一議』不如講『一視同仁』，但很多地方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