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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是一個全國性P2P市場：三年內，所有家庭都會配置股權

“十三五”期間，中國汙染減排仍重任在肩。攝影/章軻

市場規模將達4000億元

10月16日，在“第五屆國際清潔能源論壇”上，國際清潔能源論壇(澳門)常務副理事長袁國林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內地7個碳排放交易所每年碳交易額達到80億元人民幣，交易的二氧化碳每年達到20億~30億噸，“如果全國碳交易市場全面啟動，規模將達到4000億元，市場前景廣闊。”

11月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介紹，截至2015年底，7個試點碳市場已經全部啟動，共納入20余個行業、2600多家重點排放單位，年排放配額總量約12.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和深圳碳市場納入的重點排放單位已經完成了2次碳排放權履約；7個試點碳市場累計成交排放配額交易約67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累計交易額約為23億元。

建設碳交易市場是協同治理大氣汙染的有效措施。二氧化碳和大氣汙染物PM2.5的主要成分均主要來源於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燃燒。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時，可相應減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PM2.5等大氣汙染物。

我國目前GDP在全世界占10%，但能耗占20%，碳排放占25%，減排壓力巨大。

2011年10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將北京、上海、廣東、天津、深圳、重慶、湖北7個省市列為碳排放權試點，探索利用市場機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要求2013年啟動碳交易試點，2015年基本形成碳交易市場雛形。2013年6月，深圳成為全國首個正式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的城市。2015年12月，中國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宣布，將在2017年全面啟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價格受履約期影響

對於中國碳市場的現狀，據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最新出爐的《中國碳金融市場研究》報告分析稱，截至2016年6月30日，7個試點碳市場碳配額累計成交量為10983.42萬噸，累計成交額為299448.43萬元;共成交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CCER)減排量超過6300萬噸。

其中，配額累計成交量及成交額最高的是廣東，分別為3361.64萬噸和109441.4萬元，占全國總量的31%與37%。

報告介紹，從全年分布來看，多數地區上半年交易呈逐月上升態勢，在履約期達到高峰，而下半年交易則相對寡淡。

在價格方面，受履約期和控排企業沖刺履約行為的影響，各試點碳市場價格波動大多在履約期走高，之後滑落。其中，北京碳市場價格最為穩定，年度成交均價基本在50元/噸上下浮動。其他地區成交均價則波動較大，其中全國最高成交均價為深圳碳市場的122.97元/噸，最低交易均價為上海的4.21元/噸。

全國碳市場碳配額交易價格在過去3年期間呈不斷下降的趨勢，說明市場總體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不過該報告認為，從帶動力、需求度、風險度和發育度四個核心指標來看，推出碳期貨、碳遠期、碳債券及碳基金等碳金融產品的條件基本已經成熟。

報告預測，2017年後如果能夠推出相關的碳金融交易工具，保守情景下交易規模能達到600億~800億元，中值4170億~5560億元；2020年後，保守情景下交易規模能達到1000億~1200億元，中值6950億~8340億元，樂觀情景下為37500億~45000億元。

“目前，全國統一碳市場已進入啟動前的‘沖刺階段’。”第五屆國際清潔能源論壇組委會副秘書長、香港排放權交易所總經理朱鈺華對本報記者說。

“碳交易”活躍度不夠

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負外部性問題。要對負外部性進行校正，傳統上主要依靠政府力量來實現：一是行政管制，即政府直接規定企業的排放量;二是統一征稅，即政府對所有排放主體征收所謂的“庇古稅”。

但實踐過程中，兩種方法都呈現出管制一刀切及稅率欠缺彈性等局限，難以對企業減排產生適度且均衡的激勵和約束。

而據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等發展起來的產權理論，如果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權視為一種歸屬明確的權利，則可以通過在自由市場上對這一權利進行交易，從而將社會的排放成本降為最低。

碳交易由此萌生。

我國碳交易試點開展以來，在企業層面，“碳交易”也逐漸從“新概念”變成可以實操和盈利的工具。

中節能綠碳(北京)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主營與綠色建築相關的環保金融公司，2013年11月底，北京碳交易市場一開市，該公司就作為碳交易投資機構入市，截至2014年該公司已在碳市場進行了十余筆交易，最大一筆碳交易數額達到1000噸。北京華遠意通供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是北京最大的一家民營專業供暖運營企業，從2013年11月北京市碳交易正式啟動至今，該公司已陸續拿出1000多噸配額上市交易。

不過，據本報記者觀察，目前各碳交易市場實際成交量依然低於預期，活躍度不夠，大多數被列在“自願參與名單”中的企業，參與碳交易的積極性不高。

“每天幾百噸的交易額遠遠達不到市場發展的需要。”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教授藍虹此前對媒體表示，加大碳交易市場活躍性，需要加強參與主體的差異性，只有各行業企業都參與進來，相互之間能耗技術、排放水平差異較大，才需要進行越來越多的交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分析認為，目前碳交易試點參與的企業主要是一些耗能大戶，它們的節能技術、能耗標準相似，缺乏差異性，導致交易需求不旺。

在碳排放試點中，對現有企業開展初始排汙權分配和出讓，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地方政府對於老企業的初始排汙權分配和出讓定價如何處理，爭議相當大。”

該位專家舉例，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地方如浙江，排汙權出讓價格高一些，但一些經濟基礎弱的省份為了對現有企業推行初始排汙權分配和出讓，定價相當低，如河南省對老企業的初始排汙權分配和出讓全部免費，湖南省僅為200多元每噸，河北省也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方法。

“目前，國人對於碳排放交易認識還不足，碳排放交易的領域也不廣泛，僅限於工業領域，還沒有擴展到林業等領域。”袁國林說。

上述報告稱，中國碳市場建設實際上面臨著兩大基礎性任務：一是從零開始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ETS)機制，這也是七省市試點和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建設的主要目標;二是在交易市場的培育和完善方面逐步實現金融化，讓ETS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使碳價信號真正引導節能減排和低碳投資。

多個難題亟待突破

2014年，國家發改委開始組織建設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展制度設計研究，研究全國碳市場配額總量和分配方法，研究建立全國碳交易登記註冊系統;同年出臺《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全國碳市場建設思路，還研究出臺了24個重點行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構建了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直接報告體系、備案第三方核查機構和交易機構。

不過，據本報記者了解，目前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仍有四大難題亟待突破。

首先在碳交易市場方面，目前各碳交易市場相對獨立，重複投資和重複建設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其次因缺乏統一規範，各地碳交易市場在交易制度和規則設計方面差異較大，交易門檻和準入條件也不盡相同，這些差異對交易活躍度有一定影響，也不利於未來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的建立；第三個難題是我國碳交易市場的自身價格調控機制尚不完善，可能導致價格大幅波動，市場投機行為的加劇，也將對有正常交易需求的企業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後果；第四個難題是碳交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有待提高。

目前各個碳交易試點交易機構的交易方式受政策限制，這導致交易頻率及市場活躍度也受限。

《中國碳金融市場研究》報告也介紹，7個試點碳市場的交易仍然都以履約交易為主，常出現履約期臨近時期量價齊漲，履約期過後交投清淡的市場潮汐現象。如何在非履約期激活市場，使交易活動在全年分布更均衡仍是碳市場建設的難點之一。

而且，目前絕大多數試點碳市場日常成交量都偏小，日成交量往往在萬噸左右。雖然非履約期的交易日無成交的情況逐年減少，但日成交量只有數百噸的交易日也不少見。如此微弱的流動性不但難以吸引金融投資機構開展穩定活躍的交易，也加大了市場被操控的風險。

針對我國碳市場目前存在的問題，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等機構已建議在碳配額分配方面堅持適度從緊原則，防止出現配額發放過松的情況，在免費分配基礎上逐步引入拍賣等有償分配方式。在基礎供求關系方面，總體上應保證碳配額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低於求，使碳市場定價機制維持足夠的張力。另外還建議各類碳金融交易應該在市場準入資格方面設置較高門檻。

破解“垃圾圍村”全國性難題 廣東擬為垃圾處理設施選址立法

作為全國性的難題，農村垃圾治理首先難在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選址上，廣東打算用立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11月29日，《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居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選址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決定(草案)》)提交審議。當天下午，廣東省人大十二屆人大常委會還就推進農村垃圾管理工作情況向省政府進行了專題詢問。

村民反對拖慢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進度

據住建部測算，我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僅生活垃圾如果按每人每日產生0.5公斤計算，一年可產生約1.1億噸垃圾，但其中有0.7億噸未作任何處理。

垃圾以村為單位統一收集，經轉運，運送至垃圾處理站處理，這是目前國內解決農村垃圾問題的普遍模式。

但在垃圾處理站的選址問題上，因擔心環境衛生問題，不少村民反對將站點建在村莊附近，導致在垃圾處理站的選址問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鄰避問題”，從而嚴重制約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的建設。而繼續沿用簡易填埋垃圾的做法將造成土壤、河流水體、大氣等方面環境汙染加劇，垃圾圍村問題也就久攻不下。

今年廣東省十件民生實事明確提出全面完成“一縣一場”建設任務，但截至今年10月底，仍有6個縣區沒有完成建設任務，其中2個由於選址問題至今仍未開始動工。

為此，《決定(草案)》明確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建設的公益性，強調選址建設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如果垃圾集中處理設施服務多個區域的，選址時可以由所服務的區域分別確定一個備選選址方案，然後進行備選選址方案比選。

《決定(草案)》還提出兩個原則——公開和誰汙染誰付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龍雲表示，選址的整個過程必須公開，“公開就會造成公眾參與，參與的過程會造成一個博弈，博弈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相對公平的、互相讓渡的過程，就是取得一個最大公約數”。

黃龍雲同時認為，一次性征地補償是不合理的，一旦處理設施選址確定，該設施服務區域的其他村鎮應當付費給設施所在村鎮，也就是長期補償。

垃圾分類處理不完善致源頭減量難

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這是我國中央政府層面第一個專門針對農村垃圾的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並且，提出了六大治理舉措，即建立村莊保潔制度、推行垃圾源頭減量、全面治理生活垃圾、推進農業生產廢棄物資資源化利用、規範處置農村工業固體廢物、清理陳年垃圾。

其中，推進垃圾源頭減量是一大難點。從2012年起，廣東就力推農村垃圾治理，不僅出臺了多個文件，省人大常委會在四年里專題詢問了3次，以督促政府落實責任，但是根據最新的省政府報告，目前農村垃圾分類減量和資源化的比例僅為33.55%，相對去年提升幅度很小，離2017年年底要達到50%以上的目標仍有不小的距離。

廣東省住建廳副廳長杜挺指出，主要是群眾的參與度還不夠高，另外，垃圾分類處理的鏈條還不完善也是垃圾分類和資源化比例低的原因。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環保咨詢專家陳善坤表示，農村生活垃圾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哪里來回哪里去，平時吃剩的東西可以作為肥料再回到土壤，另一方面，有些工廠生產的包裝物需要被充分回收，因為它是可以循環再利用。經過這兩項的減量後，一些產品確實不能再回收利用的，還是要逐步回到收運系統。

對於一些偏遠的地區，不僅要源頭減量，還要就近處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辛瀑提議，在農村使用小型的專用垃圾焚燒爐對垃圾就地集中焚燒處理，“現在有這種小型的爐具，產生的預熱先把垃圾烘幹，然後再進爐子高溫焚燒，垃圾燒到800度以上二惡英那些基本上沒有了，效果非常好”。

辛瀑認為，農村垃圾就地焚燒是根本性出路，既可解決轉運模式上高負擔、高成本、高管理等問題，也可解決垃圾處理站選址困難問題。

不過，陳善坤認為這些小型的爐具存在問題。一方面，國內還未形成針對這種小型爐的技術標準，另一方面，它產生的灰渣到底能不能夠再做堆肥處理回到土壤，這還需要進行檢測。

對此，辛瀑呼籲政府加強研發創新力度。據悉，廣東省政府明年考慮專項安排一個基於鎮一級垃圾處理專項設備的研發經費，加強在這方面的創新和研發。

垃圾處理不規範造成二次汙染

來自住建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全國58.8萬個行政村中，對生活垃圾進行無害化和非無害化處理的僅占37%，全國村莊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只有11%。同期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為95%，其中無害化處理率達89%。

在廣東，目前全省已經建成了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場113座，但是其中仍然有45.1%的處理廠沒有達到無害化等級標準處理的要求。另外，省人大委托第三方的評估發現，有相當部分的垃圾處理廠里面存在著作業不規範、管理不到位的問題，甚至對周圍環境造成二次汙染。

對此，廣東省人大代表莫坤寶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借鑒汙水處理廠24小時在線監控手段，對垃圾處理站加強監督。另一方面，將處理站每噸垃圾的處理質量與企業的資金結算掛鉤，而非“僅僅按量付費”。

除垃圾處理站點外，村里的垃圾收集點長期堆積垃圾，反成汙染源。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建議引入PPP模式交給專業化的公司來運營，定時收集垃圾收集，“專業化的企業有很多技術，包括它的垃圾桶的設計，或者說它根本就不需要垃圾桶，直接來進行收運”。

此外，從垃圾收集到終端的垃圾處理，整個垃圾處理流程離不開“錢”。在十部門意見中，主要渠道是各級政府投資，除了中央財政，省、市兩級財政給予積極支持，費用將納入財政預算。另一個渠道則是鼓勵村集體出資和村民繳費，或者引入社會資本。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政府運用財政手段，減少廳局的專項資金，增加轉移支付，使市縣政府財政兜底農村垃圾處理的所有費用，倒逼一系列與垃圾處理相關的制度的完善、落實。

“縣政府、鎮政府就應該去做這個事，特別是縣鎮政府財政兜底後，就必須對垃圾處理進行思考、完善和管理。省里的相關廳局就是管理和考核。”黃雲龍說。

中國首家全國性PPP資產交易平臺在天津成立

為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事業規範健康發展，我國首家全國性PPP資產交易平臺——由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與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合作共建的天金所“PPP資產交易和管理平臺”28日在天津成立。

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總裁丁化美說，天金所“PPP資產交易和管理平臺”是對PPP項目從發起、融資、建設、運營到退出整個生態鏈的充實和完善，有助於解決當前PPP項目普遍面臨的社會資本準入門檻高、信息不對稱、資產流動性差等問題，將對今後各地的PPP交易平臺建設產生引領和示範意義。

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介紹，經過近3年的探索實踐，PPP已成為地方政府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的重要抓手。截至2016年底，中國PPP綜合信息平臺入庫項目11260個，總投資13.5萬億元;簽約進入執行階段的項目1351個，總投資2.2萬億元。

丁化美表示，今後天金所“PPP資產交易和管理平臺”將依托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這一平臺，為各地政府提供PPP咨詢、規劃、招投標、項目監管評價等一攬子解決方案;為PPP項目設計方、建設方、運營方、金融機構提供PPP項目資源對接;為PPP資產持有方提供資產交易轉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