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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面兩孩政策明天實施 已征社會撫養費不退還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3479.html

上海全面兩孩政策明天實施 已征社會撫養費不退還

一財網 王羚 2015-12-31 12:05:00

上海市衛計委相關人士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對於2015年12月31日以前不符合規定生育的二孩行為,將按照國家和本市現行的有關規定處理。其中,已按規定被征收社會撫養費的,不予退回。

昨天下午,上海市以問答體的方式就全面兩孩元旦落地的相關政策解答市民的疑問。上海市衛計委相關人士表示,上海將於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在此之前所征繳的社會撫養費一概不退還。

昨日,在回複民眾最關註的“搶生”界定和社會撫養費征收問題時,上海市衛計委相關人士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對於2015年12月31日以前不符合規定生育的二孩行為,將按照國家和本市現行的有關規定處理。其中,已按規定被征收社會撫養費的,不予退回。

在五中全會召開之前,衛計委曾經召開過一個內部會議,其中討論了已征收及未完成征收的社會撫養費處理問題。但是並沒有形成定論。

至於“搶生”界定,也是各省在落實全面兩孩政策時面臨的一個難點。此前曾有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口學者建議,未完成征收的社會撫養費應在全面兩孩政策落實之後停止征收。10月29日五中全會公布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到2015年12月31日之間出生的非獨二孩應該免於處罰。

按照上海市衛計委的安排,從明天開始,符合法規生育的夫妻,不再需要辦理準生證,只需要辦理生育登記就可以生育。合計已有兩個及以上子女的夫妻,在合法再生育的條件下,仍需要辦理再生育審批手續。

至於再婚群體、子女病殘等複雜情況,上海市衛計委有關人士表示,上海市正在抓緊修改《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研究制定具體的再生育條件,待《條例》修改通過後實施。在修改後的《條例》實施以前,本市暫緩辦理此類情況的再生育審批;在《條例》修改通過實施後予以辦理或者補辦相關手續。

按照修正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上海對2016年1月1日以後登記結婚的公民,取消了7天的晚婚假待遇。2016年1月1日以後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也不再享受晚育假待遇,但可以享受延長生育假的待遇。有關延長生育假具體規定,將在《條例》修改通過後實施。

上海市衛計委有關負責人昨天明確,對2016年1月1日以後只生育一個子女的上海市戶籍公民,將不再發放《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而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只生育一個子女、尚未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上海市戶籍公民,在國家出臺具體指導意見前,仍可以按照《上海市計劃生育獎勵與補助若幹規定》的有關規定,申請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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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特刊)王小魯:宏觀政策不能再走“雙寬松”老路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3006.html

(年終特刊)王小魯:宏觀政策不能再走“雙寬松”老路

一財網 郭晉暉 2015-12-30 20:06:00

王小魯表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這兩年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減少了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幹預,這是市場化指數回升的原因。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從2000年起開始發布中國市場化指數,這項指數從六個方面,用20多個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來度量各省的市場化進程。最新的指數顯示,經過2009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導致市場化指數大幅下降之後,指數從2014年開始出現了明顯回升。

該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這兩年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減少了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幹預,這是市場化指數回升的原因。

然而,王小魯也提醒,當前貨幣政策過於寬松,不利於結構調整,並有擴大金融風險的趨勢。他主張貨幣政策應切實恢複中性。他還建議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向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傾斜,以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

寬松貨幣政策亟需調整

第一財經日報:這15年來,你一直堅持做市場化指數的測量和研究。這一指數能夠從一個相對的尺度看到我國市場化進程的變動情況,從近一個時期指數變動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哪些進步或者退步?

王小魯:從市場化指數變動的情況來看,2009年以來市場化程度經歷了明顯的下降和回升,這和當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時間上是重合的。當時“雙寬松”的經濟刺激政策,大力度放松貨幣供應和大幅度擴大政府投資,的確在短期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大力度地幹預市場,也對市場配置資源產生了相當的副作用。

這期間的政府投資中,有相當部分低效率、不經濟的投資項目,同時過於寬松的信貸政策,也扶植了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這些對資源的優化配置起了不利的作用,造成了市場化指數的下降。

市場化指數在2014年有相當程度的回升,部分原因是前一時期的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退出了。而且近年來政府在推行簡政放權的改革,減少了行政審批,這對於扭轉行政過度幹預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他有些方面的改革進展還比較緩慢,形勢還不樂觀。有些政策仍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例如貨幣政策,現在雖然沒有明確說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

到今年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5%(M1增長14.0%);同樣以名義增長率計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僅為6.6%。M2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了7個百分點。這說明當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了。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的話,意味著又是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之下,這種刺激政策不僅沒有起到扭轉經濟疲軟走勢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結構失衡。

日報:那你認為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會走過去的老路嗎?

王小魯:我非常擔心貨幣政策回到傳統刺激的老路上,而且我還擔心這樣刺激下去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因為現在的情況與2009年時已經不同了,2009、2010年的刺激政策畢竟帶動了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盡管這些投資隨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但短期內還是把經濟拉起來了。

但現在大量流動性投出去之後經濟沒有明顯反應,GDP增速依然在下行。在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刺激不起實體經濟的時候,過多的流動性會向虛擬經濟跑,造成虛擬經濟的泡沫。這幾年的杠桿率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下一輪就很可能出現大量呆壞賬,這不但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而且也會給整個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在繼續加大。

從流動性角度來講,我認為當前已經具備了造成比較嚴重的股市泡沫的條件。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的,雖然有些地方由於過去幾年供給過剩房價還是起不來,但在一線城市地價已經一高再高,背後的原因就在於過剩的流動性在擡高地價。

那麽放松貨幣是否有利於實體經濟融資?雖然經過幾次降息之後,銀行的借貸利率達到了一個低點,但虛擬經濟的泡沫化卻造成表外融資的利率居高不下,在虛擬經濟回報率可以擡得更高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中、小、微企業想要獲得低利率的融資是非常難的。因此這反而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在虛擬經濟泡沫化的情況下,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解決不了實體經濟的困難。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是亟需調整,從實際寬松回歸中性。

“調結構”應成為首要目標

日報:雖然政府已經多次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為什麽似乎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仍然非常有限?

王小魯:擔心下滑止不住,擔心對就業產生不良影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經濟下行是不是可以靠刺激政策來改變?如果是結構失衡造成經濟疲軟,那是否應該容忍更低的短期增長率,而把調整結構放在首位?對這個問題,在學界和在政府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看法,認識很不統一。

在我看來,答案是很明確的。貨幣刺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持續使用。最近兩年,靠貨幣寬松已經明顯不能刺激經濟增長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不能再靠傳統的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調結構”應該取代“穩增長”成為政府的首要目標。只有經濟結構調整合理了,未來的經濟增長才能獲得動力。

日報:政府在“調結構”中應該發揮什麽作用?

王小魯:政府應該在調結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但並不是像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由政府替代市場的作用來扶持一些產業,淘汰一些產業,更不是指政府來決定經濟的增長率。調結構必須促進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增長率也應該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

我認為,政府必須通過改善政府職能來“調結構”。我國一個時期以來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這導致了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與上一輪政府大規模投資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直接的關系。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強力刺激社會投資,結果造成了投資過度和大規模產能過剩。如果宏觀政策的重點繼續放在刺激投資上,問題會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是要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完善公共服務的功能,把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搞好,尤其是要盡快實現城鎮常住居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全覆蓋,否則消費很難刺激起來。同時要推進改革,促進改善收入分配。

按照當前統計,城鎮居民七億多人有三分之一是沒有戶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沒有得到城鎮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戶籍制度改革的任務已經提出來了,進展卻仍然緩慢,地方政府對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的積極性不高。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日報:現在政府也在提供給側的改革,那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出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

王小魯:我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這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關系很大,需要推進體制改革來改善收入分配。當然供給側也存在問題,主要還是結構性問題。很多產業面臨供給過度,政府希望發展新型產業來帶動新的需求。但新型產業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使資源能夠實現優化配置,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場去配置資源,給某些特定行業和企業提供補貼或其他各種特惠政策。這在過去已經有過很多教訓,比如鼓勵新能源發展,一度導致風電、光伏產業快速擴張,導致產能大量過剩,一些民營企業苦不堪言。所以,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力於改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中的創新能力,政府在產業和技術選擇方面一定要慎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的選擇。在去除過剩產能方面也是如此。

2016年改革展望

日報:在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改革這三者的關系中,你認為應該把結構調整和改革放在經濟增長的前面,那麽2016年應該重點推進哪些改革?

王小魯: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政府職能回歸公共服務,政府支出向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傾斜,同時減少低效率的投資,減少多余的行政支出,這才能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結構失衡的狀況。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見得非要體現在投資上,在公共服務上加力,和減輕企業負擔,都屬於積極的財政政策。

在具體政策上,除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通過減稅和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來減輕企業負擔。雖然政府有給小微企業減稅的政策,但實際力度並不大,並不是所有的小微企業都能夠享受到這項優惠,即使微型企業也不是都能享受到,所以降稅還有很大的空間。

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用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是一個很好的方案。與此同時,還必須同時降低企業的社保費率。現在企業面臨很艱難的局面,減輕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幫助企業跨過這個坎,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舉措。按相當於工資總額的比例,我認為要給企業降低十個百分點,才能對降低企業負擔發揮實質性作用。

在國企改革方面,要解決競爭性領域的低效率國企問題。過去幾年政策寬松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它們占用了稀缺的資源,實際上對高效率但得不到信貸支持的企業造成了傷害。下一步,需要對那些“僵屍企業”動手術,或者重組、改造,或者幹脆退出。主動調整,還能比較平滑地度過這個階段,如果拖到徹底背不動的時候再來卸包袱,可能就晚了,將對經濟造成更大的沖擊。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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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性侵案:千人遊行要求驅逐難民 默克爾將收緊難民遣返政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36879.html

科隆性侵案:千人遊行要求驅逐難民 默克爾將收緊難民遣返政策

一財網 馮迪凡 2016-01-10 21:41:00

據德國內政部表示,截至目前,在德國警方已確定的32名與科隆跨年夜搶劫與性侵案有關的嫌疑人中,有22名是避難申請者。

在科隆跨年夜搶劫與性侵案線索不斷湧現之後,德國默克爾政府在重壓之下終於松口,稱將實施更嚴格的難民遣返政策。

與此同時,沈寂數月的德國極右翼勢力“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PEGIDA)1月9日在科隆組織了1700人參與的反難民遊行,高呼“默克爾下臺”口號,要求德國政府驅逐難民。

據德國內政部表示,截至目前,在德國警方已確定的32名與科隆跨年夜搶劫與性侵案有關的嫌疑人中,有22名是避難申請者。在這32名犯罪嫌疑人中,有9名為阿爾及利亞人、8名摩洛哥人、5名伊朗人以及4名敘利亞人。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3名德國人、1名伊拉克人、1名塞爾維亞人和1名美國人。

                   

更嚴格難民遣返政策

9日的科隆出現了3股示威人群:除了PEGIDA外,還有反對PEGIDA的示威者以及1000名左右反對歧視女性的女權主義者。

高喊著“默克爾下臺”以及“不歡迎難民強奸犯”和“德國經歷了戰爭,瘟疫和霍亂,但沒躲過默克爾?”的1700名PEGIDA示威者,同高呼著“不要納粹”的1300名反PEGIDA示威者在科隆市中心互相喊話,在PEGIDA示威者向警方扔鞭炮和瓶子之後場面一度失控,之後示威人群被德國警方用高壓水槍驅散。

在科隆出現大規模示威的當天,默克爾所在黨派基民盟(CDU)的領導人在美因茨召開政策會議,考慮對於攻擊警察和急救人員的犯罪分子采取更嚴厲懲罰措施,同時考慮遣返在申請難民庇護期間犯罪的難民。

根據德國現行法律,只有在尋求庇護者在德國被判處至少三年或三年以上刑期,同時他們在原籍國的生活不出現風險的情況下,才會將該尋求庇護者強行遣返原籍。

據悉,目前CDU領導人達成一項提案,核心指導思想是降低那些對在德國犯罪的外國人的定罪門檻。

具體而言,如尋求庇護的外國人被定罪,則不允許被給予避難身份,在其中,即便只是被德國法院判處緩刑的難民,仍可能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危險。同時,德國還將加強警方不定期抽查身份證件的能力。這份提案尚需要德國議會批準。

默克爾表示,這份提案將幫助德國遣返嚴重的犯罪分子,這“不僅符合德國人的利益,也符合大部分生活在這的難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觸犯法律,必須承擔後果。”默克爾表示,“那些偷竊並侵犯婦女的嚴重犯罪分子必須被繩之以法。”

然默克爾雖重申科隆大規模性侵案是“令人作嘔的犯罪行為”,然她仍拒絕對湧入德國的難民實行限額政策。到2015年年末為止,據估計已有110萬左右難民湧入德國。

然德國對難民的“敞開大門”政策已招致德國北歐鄰居的“防難民、防德國”政策應對,這令德國在歐盟層面頗為尷尬。

從1月4日開始,瑞典開始檢查丹麥入境旅客的身份證件,隨後幾小時,丹麥則宣布,加強與德國間邊界管控,原因是遏制難民湧入。

科隆警察局長被停職

警方確定嫌疑人中有避難申請者的消息傳出後,此前一口咬定犯罪嫌疑人肯定不是難民的德國科隆警察局局長阿爾博斯(Wolfgang Albers)在上周五被停職。

在面對媒體時,阿爾波斯曾刻意隱瞞嫌疑人的身份背景。

而此前同樣斥責將犯罪分子同難民掛鉤行為的科隆市長海格爾(Henriette Reker)則稱她對此毫不知情,並稱科隆警方對她隱瞞了信息,她對科隆警方的信任被“嚴重地動搖了”。

目前,科隆警方已接到報案170件,其中117件涉及性騷擾,2件涉及強奸。與此同時,還有包括漢堡在內的7座德國城市也出現了類似事件,其中漢堡的情況最為嚴重,共接到53件報案。

此外,在芬蘭赫爾辛基也爆出在2016年跨年夜時發生了有組織的性騷擾事件。赫爾辛基副警察長寇思科馬基(Ilkka Koskimaki)表示,“以往的新年夜,或任何場合都沒有出現這種性騷擾情況。在赫爾辛基,這是一個全新的現象。”

編輯: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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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後不能光靠政府 高齡政策要走向產業化 改革趨勢》深度解讀 兩黨總統候選人長照政見

2016-01-11  TWM

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在全球前所未見,解決高齡化問題,早已成為台灣社會刻不容緩的議題。面對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高齡政策走向,將決定台灣能否 順利進入超高齡社會。而高齡政策中,最受矚目的焦點非「長照政策」莫屬。這不僅決定了未來台灣老人能否被妥善照顧,也決定了台灣社會將如何共同承擔責任。

檢視目前國、民兩黨的長照政策,最大的不同來自於「到底誰要出錢?」朱立倫主張保險制,強制全民納保;蔡英文則主張稅收制(編按: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作 為財源),先以政府稅收支付長照支出,再討論長照保險。任何制度皆須禁得起時間考驗,一個穩定的財源制度,應從「來源」及「分配」來檢視。

從來源面看,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為主的稅收制,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導致稅收不穩定,「看今年房地產市場如此低迷,明年長照的錢幾乎就沒有了。」台大 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觀察。同時,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即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低,稅收規模有限,在高齡人口持續成長的趨勢下,政府真的能撐得住嗎?

吸引民間資源投入:

活化服務,才能發展完整體系從分配面來看,稅收財源每年須重新接受立院的預算審議,且「不僅是長照,其他社會福利項目也在打這些稅的主意。」在稅收有限, 支出卻無限成長的情況下,稅收制到底可不可行?「可以做,但只有加稅一條路。如果不加稅,不可能持續。」薛承泰給了答案。

但,難道採用保險制,就能免於財源不足的問題嗎?「目前規畫的一千三百億元中,政府要出四百多億元,但政府根本沒有,三百億元都沒有,更何況四百億元。」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

不僅是四百億元籌措無門,隨著接受長照服務的老年人口增加,承擔長照支出的青壯年人口卻在減少,長照基金遲早會面臨虧損。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財源,因為以現在的人口結構來說,提高保費、或是加稅都是最終結局。而且,薛承泰也同意,長照保險在未有足夠的居家、社區服務出來 之前,的確不應該貿然實施。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長照十年」都要變成「長照二十年」了,為什麼現在這些服務還是不夠?

對此,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認為,「長照服務做不起來,是因為沒有產業化的思惟」。正因為單靠政府力量,無法發展出完整的長照體系,才須適時引入民間資金、資源,讓服務「長出來」。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營造吸引民間投入的環境。

他認為所謂的「產業化思惟」,第一,要有產業願景。以現行稅收制下的長照十年計畫為例,長期領取補助、標案為生的業者,無法做長遠規畫,連帶導致照服員等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不穩定,使從事長照服務的人既沒有光榮感,亦看不到產業的未來。

第二,按現行法規,每個區域經營多少照護機構,是由各地縣市政府決定,但有些縣市一區僅限制招標一到兩家長照機構,在欠缺公平基礎、多元競爭環境的情況下,不僅失去了提升品質的動力,業者投入的意願也不高。

善用企業能量:

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問題然而,對於鼓勵長照產業化,林萬億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有意投入的企業,都是為了發展連鎖型長照機構,透過創造規模經濟賺取利潤,但連鎖長照機構卻與「在地老化」的概念背道而馳。

反觀支持在地老化的社區及居家服務,因經營複雜度高且利潤微薄,企業反而興趣缺缺。但從一○四銀行經營「銀髮銀行」的案例中,我們仍可看到企業利用自身的強項,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居家服務人力不足的問題。

因此,在思考長照產業化時,應該要善用企業的創新能量,強化未被補足的服務區塊。只要願意保持開放心態,解方還是會出現。

「不幸的是,兩黨的高齡政策都沒有在這著墨。」一名社會系學者這麼說:「兩黨的政策,都在同一層次打轉。政府應該要做的,是提高高齡勞動力,並加強預防醫 療的角色。」他補充,惟有活化老年人口、降低台灣老人失能率,才能從根本扭轉超高齡社會龐大的社會負擔。而這正是台灣下一個總統,需要覺醒的地方。

撰文 / 陳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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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井正: 人口減少的國家不可能繁榮 企業紛紛外逃 日本首富挑戰移民政策禁忌

2016-01-11  TWM

旗下擁有優衣庫品牌的迅銷公司,海外店面數已經超過日本。董事長柳井正認為,一個人口趨向減少的國家,經濟不可能繁榮,他的建議是:多吸引商務人士到日本,並開始討論是否應該接受移民。

日本平價服飾品牌優衣庫(UNIQLU)的海外店面數,已超過日本國內。《東洋經濟週刊》專訪擁有該品牌的迅銷公司會長(董事長)兼社長柳井正,請他談談今後展望,以及對於日本經濟的看法。

東洋經濟週刊》問(以下簡稱問):日本國內既有店面的客車價提高,但截至一五年十一月為止,顧客數卻連續六個月低於前一年同期?

柳井正答(以下簡稱答):顧客數減少是警訊,我們得拉抬它。(連續兩年)調漲售價,確實有影響。漲價固然有它(為了因應日圓貶值或成本增加)無可奈何的地 方,但今後只要沒有明確的理由,我們不能再隨便漲價。就算商品的品質或設計變得更好,只要(顧客)不明白漲價的理由,商品就賣不好。

國內景氣不佳也是一大因素。東京的奢侈品與外國觀光客消費狀況很好,名古屋、大阪與福岡等地也不錯,但其他地方就不太好了。

另一個問題是,當一美元兌八十日圓的匯率貶到二一0日圓,營收若以美元計算,會減少三二%至三四%,這在全球競爭上,是很大的問題。

移民議題日本卻視為禁忌

問:由於在中國的事業擴大,十一月底時,海外店面數已經比日本國內多了。未來可能把總公司遷到中國嗎?

答:不會。我沒辦法住中國,由於有日本的D N A,總公司會在日本。但如果(政府)不多為企業著想,企業就會不斷移往海外;也就是逐步從高稅金的國家,移往低稅金的國家。

此外,政府也應該多吸引海外企業或做生意的人來日本,否則,日本只有觀光客來,會變成像希臘一樣.沒有一個國家是人口減少還能繁榮的,日本應該開始討論是否需要接受外國移民,但現在卻連討論都變成禁忌。

問:優衣庫已發表了會逐步雇用難民的方針?

答:這也是在凸顯問題,其實「難民」這樣的稱呼不好。我們已雇用來自緬甸的十三位難民,但絕大多數是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政治難民。他們非常優秀,已經有兩個人熟悉他們原本完全不懂的日本文化與日文,成為正職員工。他們說,未來的夢想,是在緬甸打造優衣庫店面。

問:你對現今日本企業的

經營有何看法?

答:日本的傳統式經營是不行的,會分不清責任在誰身上。就算企業爆出負面消息,到頭來,都變成公司或部門的責任,不了了之。工作應該是由個人完成的,和外國企業往來時,不是公司對公司,而是個人對個人才能完成。日本企業在這方面的意識完全不夠。

賺全球財網購比開店盛行

問:你們訂出二0二0年營收要實現五兆日圓(約一兆四千億元新台幣)的目標,這會需要購併嗎?

答:購併很難。我們必須買下大公司,再把它的文化全部改變,整合進來才行。光是這樣做,就要花很大旳工夫。所以「有機式」、亦即利用既有經營資源的成長,會比較好。我們(自創業以來首度)發行的二五00億日圓公司債不是為了購併,而是為了數位投資與在海外發展。

今後的服飾業界無關國界,直接銷售會比開店盛行。在中國,購物網站每年十一月十一日會舉辦盛大的特賣活動,一五年優衣庫一天就賣了二三一億日圓,潛力就是這 大。在營收當中,網購的比率至少要達到三成,競爭對手也會走這路線,只要能走數位化及全球化,就能致勝。

問:關於接班人有何打算?雖然柳井先生繼續做下去也是一條路。

答:我沒這樣的想法,我會開始衰老。說真的,我集中心力完成工作後,回家都累癱了。這麼累人的工作,如果我一直做下去,一定會死。我希望盡可能專心做好會長的工作,負責治理方面的事。

我們有接班人制度,不是由一個人帶領全公司,而是透過團隊合作引領公司前行,為此,近幾年已逐步增加人才的培育。我希望社長不是來自外部,而是由內部員工升任。

大家或許誤解了,我的兩個兒子(長子、次子均擔任執行幹部)都不可能接社長職位。我離開公司的話,期盼他們成為會長、副會長,監督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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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想奮力一搏 但政策牛肉呢?」 航空業打國際盃卡三關 長榮航總經理鄭傳義喊話

2016-01-11  TWM

近來不少台灣航空公司大手筆購機,顯得生機勃發,但航空業在國際競爭舞台上,仍有不少關卡,已經不是單一航空公司能解決;《今周刊》專訪長榮航空總經理鄭傳義,為台灣航空業把一把脈。

二○一六年正式拉開序幕,回顧一五年,當科技業界陷入紅色供應鏈危機時,航太產業卻是動作頻頻,航太產業大老們高喊:「航太為產業升級之母」。製造面有漢 翔領頭整合航太供應鏈,運輸面則有復興航空、長榮航空先後大手筆購買客機;而桃園機場整修十個月的北跑道,也終於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前啟用,大大解除 「塞機」之苦。

在台灣航空業顯得生機勃發之際,《今周刊》專訪長榮航空總經理鄭傳義,針對桃園機場、兩岸中轉(中途地點轉機)、聘雇限制等提出觀察與建言。他直言:台灣航空業的競爭對手是韓國、日本及新加坡,以前都靠業者自立自強,但國際競爭進入肉搏戰,更需政府助一臂之力。

關卡一:桃機不夠用

內需不足 應放眼轉運市場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估,一五年全球航空旅客突破三十五億人次;在未來二十年內,也就是二○三四年時,航空旅客將倍增至七十億人次,且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帶動下,未來亞太地區占全球客運量的比率將增至四二%。

「台灣才兩千三百萬人口,卻有這麼多家航空公司,內需不足,一定要仰賴全球轉運市場。」鄭傳義指出,為此,長榮航空在一三年加入星空聯盟,又在一五年一口氣花了八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兩千六百億元),添購二十六架新機,預計在二二年交機完畢。

鄭傳義強調,台灣坐落東亞區塊的絕佳地理位置,除了是兩岸中轉的最佳地點,五小時內航程即可抵達東南亞主要城市,亦是東南亞航空公司飛往北美的理想中轉點。

但東南亞轉運北美的競爭對手眾多,台北、香港、首爾、東京都是中轉點,未來北京也勢必加入戰局。

他話鋒一轉,直指桃園機場的作業機坪、過夜機坪、跑道容量及航廈運能不足,導致飛機起降受限,甚至讓長榮航空從二二年起的購機計畫皆因此暫時擱置,「至關 重要的第三跑道,依桃機規畫要二○三○年才能完工,從現在起的十五年內,卻未見其他跑道容量提升計畫,叫業者要怎麼爭取轉運市場?」事實上,桃園機場與各 航空公司都有共識,機場每年運能至少要從目前的三千萬人次,提升到一億人次,台灣才有資格爭取亞太營運樞紐的地位;而桃園機場也已提出第三、第四航廈,以 及第三跑道的增建計畫,但對航空業者來說,實是緩不濟急。

鄭傳義說,「第三跑道預定地選在桃園機場北邊,還要經過漫長的土地徵收與環境評估流程;而南邊現有一座廢棄的海軍基地軍用機場,跑道長度足夠,政府為什麼 不用?」但據了解,在桃園航空城的討論中,桃園市長鄭文燦曾明確表態,若第三跑道移向原海軍基地,則飛航管制區將朝桃園都會區移動,影響範圍廣大,可能不 適合。

對所有航空公司來說,所屬國家的主要機場就像是飛機的家,「眼看長榮、華航、興航、遠航都在擴編機隊,桃機要怎麼應付未來國內航空公司的成長?政府一定要 出力協助。」鄭傳義建議,短期內桃園機場可在現有範圍內增建作業機坪,長期則是加速擴建航廈與第三跑道進度,「航班時刻資源是綜合性指標,跑道、航廈、機 坪容量皆須同時配合,缺一不可,交通部應出面與民航局、桃園機場協調航班時刻資源,才能滿足業者需求。」

關卡二:盼全面開放中轉

亞太營運中心欠缺的拼圖

兩岸之間為全球航線與航班數最密集的區域之一,也構成兩岸成為區域轉運中心的優勢條件;二十年前「亞太營運中心」構想因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缺了中國這塊拼圖,亞太營運中心也功敗垂成;但兩岸中轉仍是國內航空業者最想吃下的一塊大餅。

一月五日,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傳來好消息,為落實「馬習會」成果,開放江西省南昌市、雲南省昆明市、四川省重慶市為首批試點城市,中國居 民在此三城市,可持護照、聯程機票和赴第三地的登機證,經桃園機場,進行不出機場的中轉,「陸客中轉」終於露出一線曙光。

目前立榮航空有桃園飛重慶的航線,華航則是飛航桃園至南昌,國內航空公司皆樂見試點中轉,未來可望載運陸客經台灣轉機,赴北美、東南亞及紐澳;鄭傳義則說,希望試行成功後,能盡快開放擴及其他城市,也對兩岸政府的努力與具體作法,表示高度肯定。

鄭傳義指出,中國至北美的旅客人數持續成長,一四年有二一九萬人次,美國商務部預估,二○年就會成長至五百萬人次,「這些旅客目前都在香港、首爾、東京,或是北京、上海、廣州中轉,但一級城市越來越壅塞,台灣若能加入轉運點,也能紓解運量。」

關卡三:外籍聘雇限制多

國際化趨勢才能助攻產業

長榮航空現有的客艙組員約為三千名,其中包含泰國籍、越南籍與日本籍組員,隨著二十四架波音七八七客機與兩架七七七客機引入,預計未來六年將新增五千個就業機會,其中仍有許多客艙組員需要到外國招募。

但依台灣現行的《就業服務法》規定,本國籍航空公司任用之外國籍空服組員,無法在國內聘雇,必須回到其原始國聘雇,因此外籍空服員在抵達台灣後,只能以臨時入境備勤名義進入台灣,最多僅能停留七天就得離開。

「呼籲政府要站在扶持航空產業的立場,放寬外籍客艙組員無法在本國聘雇的限制,這對所有航空公司都有幫助。

」鄭傳義指出,全球一流的航空公司都配備有外籍空服員,目前中東、香港、新加坡與中國籍的航空公司,在招募台籍組員時,都能於當地聘雇,即不受限短期居留限制。

除了放寬聘雇限制為國際趨勢,許多航空公司也極力朝上下游產業發展,鄭傳義說:「國泰航空(屬香港)和新加坡航空都在做產業(向上下游供應鏈延伸),新航 規模雖小,但維修能量大,它們都是國家重點扶植產業。」漢翔總經理徐延年回憶,一九九九年時,漢翔還曾組成顧問團赴韓國提供諮詢,短短十五年內,韓國航太 產業的規模已經是台灣的數倍,「日本、中國、韓國都是由國防產業來支持航空產業發展。」而航空公司更是民航產業的火車頭,足以牽動整個產業。

目前,長榮航空自身已藉由轉投資成立長榮航太科技、長榮航宇精密,跨足飛機零組件與維修領域,九八年成立的長榮航太,客戶更已遍及全球四十多家航空公司, 第三方維修業務占七成以上比重,印證了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所言:「長榮不只要做航空公司,更要做完整的航空產業。」迄今,長榮的航空周邊事業橫跨空廚、 航勤、倉儲與維修,下游則有長榮桂冠酒店,堪稱全球上下游整合最完整的航空公司,鄭傳義再次強調:「我們已經發展到這個規模,但接下來決定長榮航空成功或 失敗的關鍵,卻是在政府手上。」「航太產業這麼大,我們都想奮力一搏,業者願意做,但政府的牛肉呢?」對於這個問題,業者心急如焚等待答案,也期待新領導 人上台後,能夠給出明確方向。

撰文 / 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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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河:靠政策作多衝高 陸股調整之路仍漫長 老謝開講》二○一六年中國「熔斷」了多少經濟問題?

2016-01-18  TWM

中國為化解過剩產能壓力,希望壓低匯價,幫助調整產業結構,這個算盤能否撥得通,尚待考驗。但是人民幣這一跌,促發了境內資金外逃,這才是中國經濟最嚴厲的挑戰。

二○一六年開紅盤首日,中國滬深股市在午盤過後下跌逾五%,立刻啟動熔斷機制,不到十五分鐘跌幅逾七%,停止交易到終場,滬深股市大跌引來全球股災,我以在《今周刊》九九四期專欄「惡兆!盯住中國」為題,說明中國是牽動一六年投資大局的最重要關鍵。

慘跌!

中國股災 全球都在風暴核心果不其然,一六年中國啟動了「熔斷」機制,只上路四個交易日,元月七日,滬深股市開盤只有十五分鐘,立刻又觸及熔斷機制,不到半小時即暫 停交易到終場,證監會趕緊叫停匆匆實施的熔斷機制。一六年開盤後四個交易日,滬深股市只開市一五五分鐘,A股因暴跌,市值蒸發了六.七兆元人民幣,平均每 位股民損失十.五萬元人民幣,股民陷入極度恐慌,即使是停止熔斷機制,也喚不回多頭信心。進入一六年第二周,第一個交易日,上證又大跌一六九.七一點,跌 幅達五.三%,上證再度面臨三○○○點關卡保衛戰。

中國股災也衝擊到全世界,全球股市在一六年開年第一周,只能以慘字形容,中國滬深股市處在震央的中心,上海股市重挫九.九七%,市值蒸發了四五三二億美 元,深市更是重挫一四%,市值少掉五二二七億美元,兩市加總,市值減少九七五九億美元,大約是一.三個台股市值。跟在中國周邊的香港國企股大跌八.四 四%,香港恆生股市也大跌一四六○.六三點,跌幅達六.六七%;台股下挫四四四.○九點,跌幅是五.三三%。

全球股市都處在風暴核心,日本股市大跌七.○二%,歐洲的德國跌八.三二%,法國跌六.五四%,英國跌五.二八%。

經濟基本面最強大的美國也難攖其鋒,道瓊指數大跌六.一九%,那斯達克跌七.二六%,標普五○○也下挫五.九六%。一六年開年第一周,追蹤全球股市表現的 富時全球指數(FTSE)大跌六.一%,是該指數九四年成立以來,單周最大跌幅,市值蒸發二.三兆美元,MSCI全球指數也下挫逾六%。除了滬深股市市值 蒸發近一兆美元,美國股市市值也減少一.三六兆美元,全球股市市值減少約四兆美元。

怪不得在斯里蘭卡參加論壇的投機大鱷索羅斯稱:中國正面臨一次大調整,中國正在苦尋新的成長模式;但中國存在一些調整問題,危機正在聚積,人民幣貶值進一步將危機傳染到全球各地。他認為,這次全球金融市場的危機,與○八年金融海嘯會十分神似。

過剩!

調整產能 是未來艱苦挑戰索羅斯點出兩個重點,一是中國成長模式正面臨巨大調整,二是人民幣貶值會進一步將危機傳染到全球,前者指的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與調整。一 五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經濟發展目標鎖定「互聯網+」及「中國製造二○二五」,很明顯是要向新經濟之路挺進,但是中國舊經濟卻面臨轉型的困難。

中國在元月初公布的一五年十二月財新製造業PMI為四八.二,低於十一月的四八.六,十二月的財新服務業指數五○.二,也創下十年來第二低的紀錄,克強指 數更是每況愈下,反映了經濟的疲態。《二十一世紀經濟導報》更指出,到一五年十一月底止,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汽車、筆電、粗鋼、發電機組、金屬切割機 床都出現負成長,其中還包括二十個產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

開年第一周,李克強到山西太原召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過剩的工作座談會時堅定表示,要繼續堅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要求市場設定鋼鐵和煤炭全國總量「天花板」,並依法關閉全國十三類小煤礦場,這個過剩產能的調整是艱苦挑戰。

索羅斯點出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人民幣貶值可能為全球帶來新危機。九四年朱鎔基在總理任內發動匯改,將人民幣與外匯券併軌,人民幣從五.七六狂貶到八.七兌 一美元,黑市價更一度跌到十一至十二元。人民幣大力貶值造成原先南進的資金改成西進,東南亞國家面臨資金外逃壓力,到了九七年就爆發了亞洲金融風暴危機。 這次人民幣貶值風潮再起,會不會帶給亞洲周邊國家更進一步傷害,值得關注。

一五年八月十一日,人行調整人民幣中間匯價,人民幣從六.二左右連貶三個交易日到六.四四八九,後來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大家以為全球必須布建人民幣部位,人民幣易升難貶;沒想到一五年十二月起,人民幣快速貶值,成了亞洲最弱勢貨幣。

弱勢!

人民幣急貶 造成金融市場恐慌一五年人民幣全年貶值約四.六%,相對於新台幣貶值四.○八%,這是歷史上罕見新台幣強過人民幣的現象。到了一六年離岸人民幣(CNH) 跌幅大過在岸人民幣(CNY),人民幣在元月三日進一步寫下六.六三四八的新低價。人民幣跌不停,這是全球金融市場恐慌的源頭之一。

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直指,人民幣貶值最大問題是資金外流速度驚人,他推算,一五年中國約有六五○○億美元透過資本帳戶流出去,扣除約一五○○億美元是正當對外投資,剩下來的五○○○億美元是不能完全統計出來的。

這顯示,單是一五年第四季,外匯存底就流失約一五○○億美元,八月流出九三九億美元,十一月八七二億美元,十二月進一步增加到一○七九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存底最高一度超過四兆美元,如今剩下三.三三兆美元,一五年全年外匯存底流失五一二七億美元。

李稻葵認為,中國外匯存底應設定一個目標值,即一六年目標不能低於三兆美元,他說,三兆美元是一個「坎」,一旦跌破三兆美元,人民幣恐將出現「自我循環的 預期」。人民幣趨跌,各大金融機構紛紛下調人民幣目標價,高盛預測一六年底CNY目標價由六.六下調至七,明年底由六.八下調至七.三,彭博對五十九家金 融機構預測的CNY中間值是六.七。

中國為化解過剩產能壓力,希望壓低匯價,幫助調整產業結構,這個算盤能否撥得通,尚待考驗。但是人民幣這一跌,促發了中國資金外逃,這才是中國經濟最嚴厲 的挑戰,尤其是中國追求穩定壓倒一切,一五年習近平的「中國夢」才響徹雲霄,中國不但希望是政治強權,也希望是經濟大國,一六年卻出現股匯市雙跌,且雙雙 煞不住車的「失控」局面,這是中國「治理」的一大危機。

一直以來,中國人民相信政府是萬能的,大家都相信政策可以主導一切;如今,股市、匯市都不聽使喚。這次中國證監會的「熔斷」機制,就成了眾矢之的,市場對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的去留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說法。

元月七日深夜,中國證監會宣布暫停熔斷機制後不久,《人民日報》即在官方微博發表微評:「中證監剛暫停運行僅四天的股市熔斷機制,讓幾日來屢嘗熔斷滋味的股民和機構頓感驚訝。

這也提醒,當我們脫離社會運行,去談論一種看起來很差的制度時,都必須意識到理論與實際之間的距離。」顯然《人民日報》對一六年開市四天熔斷了七兆元人民幣,也很有不平之鳴。

證監會本來是希望透過「熔斷」維持股市穩定運作,卻沒想到中國股市散戶比率高,一旦跌幅達五%,很多擔心賣不掉的會持續加入追殺行列,很快會將跌幅推到 七%;一旦到了七%就停止交易到收市,政府即使想護盤反攻也沒有機會。所以,熔斷不但沒有穩定市場機制,反而加大市場恐慌。

曾任證監會副主席的李劍閣,九日就公開批評熔斷措施是倉卒的、粗糙的,他認為,證監會監管部門的人才危機不解決,A股的危機還會一波波到來。他透露,一四 年證監會有不少處級人員投入企業,而一四年迄今,證監會也有六名官員落馬,造成了人才內部的損耗。他並批評,證監會沒有在元月八日「減持大限」前做出政策 預警。

所謂的減持大限,是一五年六月底爆發股災時,中證監在七月八日發布《十八號文》,規定公告之月起六個月內,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和持股五%以上股東、董事、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通過二級市場減持股份。元月八日正好是禁制半年到期日,市場擔心大股東拋股加重市場壓力,這也是這次股市下跌很大的心理因素。為減 輕壓力,證監會再頒布緊急規定,規定大股東減持,三個月內不得超過總發行股數一%。

補強!

雖頒布緊急規定 仍挽不回信心但是,所有補強機制已喚不回市場信心,上證在元月十一日再跌五.三三%,指數最低收在三○一六.七點,若回探一五年股災新低點二八五○.七一點,態勢就會更加嚴重。

也就是說,一五年股災上證從五一七八.一九一點跌到三三七三.五四點,市場正待築底卻遇上歐美新股災,股市又多跌一段。

這次卻由滬深股市引爆全球新股災,跌幅重的都是新經濟股,像創業板一六年第一周大跌一七.一四%,中小板更是下跌一四.二二%,很多台灣股民耳熟能詳的公 司股價都重挫,如紫光股份一六年開年即從九十八.五跌到六十六.○一元人民幣,市值縮水一半到一四○億元人民幣,本益比也從一六○倍縮水到九十二.八九 倍。

曾經漲到一三八元人民幣的四方精創跌到五十六.五元,鼎捷軟件從一三八.五跌到三十九元,曾經漲到五十四.一八人民幣的環旭電子跌到十.一七元,市值剩下 二三○.三六億人民幣,本益比降到三十四.六五倍;很多大家熟悉的企業如京東方、三安光電、歌爾聲學、歐菲光電、德賽電池、立訊精密等,這一波股價跌幅都 十分驚人。

這兩年,中國滬深股市大漲,衝高了市值,也拉大了本益比空間,很多陸企像紫光股份頻頻來台喊話,購併之聲不絕於耳。但是這一波股災,紫光股份市值縮水一 半,本益比大幅下滑,也許會減弱購併的聲勢,減輕對台灣電子產業的壓力。不過,兩岸產業競合,最後仍要回歸基本面。

這次滬深股市因熔斷機制造成市場的恐慌賣壓,但追本溯源仍是中國股市過高的本益比,中國股市靠政策作多衝高,如今留下很大後遺症,未來調整之路恐怕會很漫 長。股市下挫,挫傷的是心理,但人民幣貶值則影響大家對中國經濟長期的信心,未來中國經濟的考驗,似乎才正要開始。

撰文 / 謝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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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維穩」仍是政策目標 人民幣匯率不致短期遽貶 政策預測》降息、降準、降匯可能陸續出招

2016-0118  TWM

人民幣貶值屢屢引發市場震盪,說穿了是政策不夠透明,市場摸不透人民幣的實質匯價與政府的匯價底線。人民幣一次性大貶機會不大,但中國人行連番降息、降準也止不住經濟趨緩時,降匯極可能是人行救市的下一招。

二○一六年伊始,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幾天低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A股市場拋售製造了藉口,也觸發各國股市的全面震盪。一周內全球股市損失二.三兆美元,為十五年來最慘澹的新年開局。

無論美元、歐元還是日圓,一天貶值一%或一段時間內貶值五至一○%,幾乎每年都可以見到數次,多數時候未見市場大驚小怪,人民幣的貶值幅度一天不到○. 五%,卻在整個風險市場掀起如此軒然大波。究其原因,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市場預期管理差、政策透明度低,令市場猜疑是否政府知道一些市場不知道的事情,更令 市場擔心小貶只是大貶的前兆。由於資金對政策前景缺少了解,無法量化風險,也沒有足夠的對沖工具,離場避險便成為條件反射。

為何引發股市大逃難?

政策不透明,人民無法量化風險由於對央行政策的傾向缺少了解管道,市場便用為數不多的資料分析,最顯而易見的資料,是大幅下降的外匯儲備,想當然的結論是資本外逃。這個結論,又與近期民眾爭相換匯現象吻合,硬著陸論、資本外逃論便大行其道。

毫無疑問,中國存在資本外逃現象,而且幣種避險意識已經從高淨值人群擴散到街頭市民,人民幣的貶值壓力預計會持續存在。不過筆者相信,外匯儲備下跌因素被過高評估了。

首先,去年夏季人民幣貶值和國內債市活躍以後,大量中國企業將美元債轉成人民幣債。這是匯率預期改變和套利交易平倉後的正常市場行為,對外匯儲備有衝擊, 但非一般意義上的資金外逃。筆者估計大約三千五百億美元公司債已做了轉換,尚有兩千億美元左右投機資金可能轉換,公司債轉換所帶來的外匯流失,可能最壞時 間已經過去。

匯率調節主要為平衡環境

引起波動,不排除是人為失誤其次,普通百姓換匯大增,匯率預期改變後,儘管換來的美元沒有資產支持,收益率並不具吸引力,但一般人總之換了再說。由於每人 每年換匯額度為五萬美元,年底作廢(而且外管局在新年初有新規則公布實行),去年最後兩個月,不少人從親戚朋友那裡借來未用的額度,勇猛衝刺。今年股市下 挫之下,換匯需求更大,連新華社也要發文「絕大多數家庭沒有必要換購美元」,為恐慌降溫。

筆者認為,民眾的換匯需求會持續上升,不過每年五萬美元的額度卻是硬框框(編按:沒有彈性的),換完之後沒有第二次,而且換匯過程中看不見的門檻似乎已被悄悄地抬高了。資金跨境流通的灰色地帶,基本上被堵死了。

從政策層面上,筆者認為政府主導的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大貶的機會不大。貶值幾乎可以肯定會帶來其他新興國家的跟風,對出口的幫助有限,對股市的潛在殺傷力頗 大。在一個維穩的政策導向十分明顯的政府,估計沒有人願意捅這個馬蜂窩,負上政治責任。再加上央行主管匯率的官員正在人事變動中,筆者認為,人民幣短期內 難有一次性大幅貶值。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主要源自央行政策由盯美元轉向盯一籃子貨幣,又由於新興市場匯率顛簸,人民銀行在政策把控上未盡人意,在市場預期管理上不得要領,股市震盪更是火上澆油。

筆者相信目前中國的匯率政策,主要著眼點不在於幫助出口,而在於平衡宏觀環境,在不引起市場大幅波動的情況下調節流動性。當然,中國人民銀行在制定匯率政策上經驗不足,國際國內環境又十分複雜,不排除人為失誤的可能性。

從宏觀政策角度,儘管今年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均會進一步放鬆,其對實體經濟的幫助值得懷疑。如果經濟的下滑速度過快,筆者估計人民銀行在降息、降準之 外,還有降匯一招。同時,升值預期已經出現逆轉,人民幣會在相當時間內受壓,一六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見七的機會頗大,對一籃子貨幣也可能輕微貶值。

撰文 / 陶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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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末房產庫存上超7億平米 促成交、緩供應、調結構政策面多管齊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0970.html

去年末房產庫存上超7億平米 促成交、緩供應、調結構政策面多管齊下

一財網 林小昭 2016-01-19 13:33:00

盡管2015年以來多次出臺樓市救市新政,央行也多次降息降準,樓市整體呈現複蘇的態勢。但商品房庫存仍繼續增加,創下歷史新高。

盡管2015年以來多次出臺樓市救市新政,央行也多次降息降準,樓市整體呈現複蘇的態勢。但商品房庫存仍繼續增加,創下歷史新高。

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商品房銷售面積128495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6.5%,增速比去年1-11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87281億元,增長14.4%,增速回落1.2個百分點。

201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積71853萬平方米,比去年11月末增加2217萬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積增加1155萬平方米。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以及住宅待售面積均再度攀升,且達到歷史峰值。可見雖然本輪市場回暖使得部分一二線城市的市場庫存有所回落,但全國範圍來看化解庫存壓力依然刻不容緩。

張大偉說,2015年以來一系列的政策刺激之下,樓市確實出現了明顯回暖,但樓市分化進一步加劇,特別是一二線的火熱掩蓋了三四線的低迷。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市場走勢依然堪憂。在庫存高企的壓力下,銷售回暖短期內未能帶動投資複蘇,全國開發投資持續走低。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95979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8%),增速比去年1-11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這也是該數據自2014年起連續24個月呈下滑趨勢。

與投資下滑相對應的是土地購置的下降。2015年,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22811萬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1.7%,降幅比去年1-11月份收窄1.4個百分點;土地成交價款7622億元,下降23.9%,降幅收窄2.1個百分點。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土地出讓之所以降幅還比較大,主要是三四線城市拖了後退。實際上目前一二線城市總體表現不錯,部分城市的高溢價率現象依然很突出。

日前,國土部下屬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發布了去年四季度全國主要城市地價監測報告稱,縱觀全年,多層級各方面的政策累進加力,去庫存的明確指向促進了樓市年末回暖,但整體地價並未同步表現出明顯變化,去年四季度住宅地價的環比增速較上一季度微幅放緩,僅有局部熱點城市受限於供需狀態的長期緊張,表現為持續升溫態勢,主要體現在一線城市及個別二線城市。

張大偉說,投資及出口表現不佳成為拖累經濟下行的兩大主因。而固定資產投資之所以增長緩慢,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幅度較大是一大原因,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自2014年以來持續下滑。房地產業不僅對宏觀經濟造成較大負面影響,而且由於房企整體購地意願低迷,使得地方土地出讓收入大幅回落。

他認為,數據表明目前樓市依然在去庫存節奏中,但分化的市場給未來政策出臺設置了很大的問題,目前一二線已經出現明顯上漲,普遍性的刺激政策出臺會導致已經上漲的一二線市場繼續火熱,而對三四線來說,刺激政策的影響力度越來越弱。

“畢竟一二線占全國房地產市場的比例很少,如果三四線不完成去庫存,中國房地產市場就難以繼續起到拉動經濟的作用。”張大偉認為,接下來樓市政策環境在繼續維持寬松格局的同時,需要在從促成交、緩供應、調結構等方面多管齊下來化解庫存。

編輯: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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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執行正常存準率 系改革存準政策的配套舉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0323.html

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執行正常存準率 系改革存準政策的配套舉措

一財網 張菲菲 2016-01-18 12:16:00

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執行正常存準率,央行表示,這是對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同時,央行金融研究所專家近日發表署名文章談存款準備金政策改革的思路,進一步釋放了未來中國央行存款準備金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昨日市場傳聞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正常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不脛而走,1月18日上午央行官網祭出這一重磅政策。央行表示,這是對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同時,央行金融研究所專家近日發表署名文章談存款準備金政策改革的思路,進一步釋放了未來中國央行存款準備金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旨在進一步完善存準制度

央行官網顯示,2014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銀發〔2014〕387號文,規定將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納入存款準備金交付範圍,存款準備金率暫定為零。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工作,相關技術條件已經具備,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6年1月25日起,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境外金融機構不包括境外央行(貨幣當局)和其他官方儲備管理機構、國際金融組織、主權財富基金等境外央行類機構。

對此,央行表示,對境外金融機構境內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是對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這一措施不會影響境內人民幣流動性,中國人民銀行將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央行表示,對境外金融機構境內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建立了對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進行逆周期調節的長效機制,是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助於抑制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的順周期行為,引導境外金融機構加強人民幣流動性管理,促進境外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防範宏觀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穩步支持人民幣跨境使用,促進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健康發展。

改革存準政策必要性具備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紀敏等近日在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誌撰文談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改革思路。文章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業務將脫離存款準備金政策管理的範疇,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將逐步減弱。而且,隨著我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轉變以及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轉型,存款準備金政策功能也將會有所調整,以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貨幣政策調控的新要求。

文章指出,進一步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必要性體現為:隨著宏觀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我國存款準備金政策賴以生存的基礎已發生了較大改變。首先,貨幣供應量與宏觀經濟相關性趨於弱化。1995~2006年,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GDP、CPI的增長相關系數達0.78,且較為穩定。2006年之後,由於我國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金融創新增多,金融脫媒日益明顯,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貨幣供應量波動較大,與GDP、CPI的相關性顯著下降。

其次,貨幣政策對沖壓力減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我國經濟結構的持續調整,國際收支趨於平衡。而且,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穩步提升,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增強,被動對沖外匯持續流入的壓力減弱。

再次,新常態下宏觀投資環境發生顯著變化。長期以來,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近年來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應遞減。傳統增長模式下,存款準備金政策可以有效調節市場流動性,以滿足規模巨大的投資需求。然而,隨著投資邊際效應的下降,大規模的投資需求降低,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巨斧”效應已難以適應新常態下的投資要求。

最後,價格調控的有效性上升。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利率彈性增加,貨幣政策利率傳導的有效性增強,貨幣政策的價格型調控體系初見雛形,未來貨幣政策調控也將更多地依賴於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等政策工具。

與此同時,我國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的負面效應已有所顯現。一方面,隨著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業務脫離存款準備金政策管理的範疇。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無疑加劇了行業間的不公平競爭,因此為規避存款準備金政策的監管,部分存款類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同業業務、理財產品等金融產品,導致影子銀行一度爆發式增長,增加金融體系風險。另一方面,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銀行資產結構調整的靈活性,使得資金在債市和貸款市場之間難以自由流動,抑制了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的有效傳導。紀敏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存款準備金約束阻礙了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傳導,存款準備金越高,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的傳導效果就越差;馬駿等的模擬分析也表明,在降息背景下,相較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10%的體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20%的體制下的政策利率傳導效率會平均損失8%左右。

存準政策改革的方向

對於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改革思路,紀敏等指出:我國存款準備金政策將由外匯對沖工具轉為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下的正常化工具,並隨著貨幣政策逐步轉向價格型調控向宏觀審慎工具過渡。所以,未來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為價格型調控提供穩定的貨幣環境。

順應國際收支格局的變化以及國內金融改革創新,我國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將逐步回歸常態,而這也將有利於貨幣政策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發達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價格型調控框架下存款準備金政策會逐步弱化,其作用主要體現為以可預見的法定準備金來維護貨幣市場穩定,同時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

二是加強存款準備金宏觀審慎管理。

與傳統的數量管制不同,宏觀審慎管理政策主要通過限制借款人和貸款人的借貸行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次貸危機以後,為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央銀行進一步優化了存款準備金制度,提出了差別準備金率動態調整機制,將貨幣信貸和流動性管理的總量調節與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以此引導和激勵金融機構保持穩健經營和調整信貸投放。實踐證明,相關政策在遏制銀行業金融機構無序放貸沖動,控制流動性總量和激勵金融機構提高資本水平,以及改善資產質量、增強風險防範能力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是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無息準備金管理。

危機以來,為有效應對跨境資本流動,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加大了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力度,其中無息準備金制度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隨著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提高,為進一步規範我國外匯市場發展,在借鑒韓國、智利等外匯宏觀審慎管理經驗的基礎上,針對金融機構代客遠期結售匯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推出了無息準備金制度。雖然該制度實施範圍有限,但卻為管理資本流動提供了新方向。未來可以加強無息準備金管理在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可行性研究,實現“有管理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四是發揮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政策導向作用。

隨著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不斷創新與完善,其政策導向功能也日益明顯。2004年以來,針對部分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下降等問題,中央銀行借鑒風險狀況區別對待的國際經驗,制定了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而且,還通過縣域新增存款用於當地、“三農”事業部考核等方式,發揮存款準備金正向激勵和激勵相容的調控理念。2014年以來,中央銀行進一步加大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導向性作用,多次定向下調縣域金融機構和小微、涉農貸款占比較高的非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加大對相關薄弱環節的政策支持力度。

編輯:於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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