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石:人生67歲再出發
王石的微博停更了一年半,萬科股權大戰膠著的時候,無論他說什麽都會被無限放大,索性作罷。
時間拉回2016年7月1日,萬科發布8個公告,回複深交所針對公司收購深圳地鐵資產的問詢,確立複牌時間。在此前數天,寶能要求罷免萬科董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這天晚上,王石微博轉發了萬科高級副總裁、物業事業本部首席執行官朱保全寫的一篇專欄,大意是一名萬科物業保安在突降大雨時,不惜用身體擋住防洪板。朱保全說,保安守護的不僅是業主的資產,還有萬科一直傳承的精神文化。風雨飄搖下,萬科依然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此後王石微博停更。一年後,這出商業大戰終於有了結局。王石宣布,把接力棒交給郁亮,而他個人“事業未竟,仍在路上”。

2018年1月23日,王石在北京水立方發起的一場跨年活動,主題是“回歸未來”。3月2日,他把這場準備了“30年”的活動視頻轉發到個人微博,歷百戰後歸來。
此時的王石並不落寞,萬科之外,天大地大。卸任萬科董事會主席後,王石一肩挑遠大集團和華大控股聯席董事長的兩職,他還主導個人創辦的體育教育公司深潛,擔著40個社會公益組織的職務。
王石很忙,他把自己的時間分為“3331”,30%給遠大、30%給華大、30%給公益,剩下的10%是個人時間。
今年秋天,“3331”的時間分配會有所調整,因王石有意再續遊學計劃。這與王石有意創業的方向有關——教育,他要近距離觀察、感受世界級名校,並積累教育資源。
人生67再出發。佩戴小豬佩奇手表、穿小豬佩奇T恤,是王石心境開放、適應年輕人語言和好惡的具象表現。但微博的停更,使王石失去與80後、90後溝通的橋梁。他要用更多時間來重建這項工作。
王石從上世紀80年代創業,走過一地荒蕪,帶領萬科從混沌叢林中脫穎而出。揮手告別萬科的熱血時代後,下一個33年,王石或還會有一個新“萬科”,不為財富,只為西西弗斯式的永不對命運投降。
萬科、華大、遠大的共性
王石的團隊把采訪地點定在位於深圳大梅沙的萬科中心,董事會名譽主席辦公室。
5月末,深圳已是暑氣沸騰。他的工作人員說,辦公室空調只開26℃,有時候我們自己都覺得熱。空調設在26℃節能環保,可減少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辦公室的門、地板的主要材料是竹子,據說也是為環保考慮。
這是王石作為公益人的一面。2004年,偶然之機,王石參與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創辦,此後便感受公益事業的召喚,跳脫出企業家身份的限制,去思考更宏大的社會命題。
他說不清在卸任萬科董事會主席的前後,各花了多少時間在公益事業上,但加入的組織數量能提供旁證。“還在萬科的時候,我參與了15個組織。現在大概有40個。”根據萬科集團官網資料,王石現任聯合國基金會清潔爐竈項目全球理事、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美國董事、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萬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國際商會副會長、亞洲賽艇聯合會主席、深商聯合會理事會主席、深圳市社會組織總會會長……一串長長的詞條。

王石退而不休,是個大忙人。他開玩笑,做他的秘書,最為難的莫過於安排他的時間,“航空公司的航班調度可能最適合做我秘書”。
光是公益組織,平均一周王石就得開兩個會,更何況還有華大控股和遠大集團的任職。
王石到遠大和華大任職的消息最早是由他的好朋友、建業地產主席胡葆森對外透露。這時距離王石離開萬科才2個月左右,創始人退出房地產業明星公司帶來的慨嘆未退。
一切有跡可循,2017年7月底開始,王石頻繁考察華大和遠大。華大的苔蘚植物、蕨類、仙人球、勒杜鵑,遠大總部植物園的毛竹、蝴蝶花鳶尾、柚子、繁星花陸續出現在他朋友圈中的“人與植物”專欄中。
王石曾特意提起盧梭,這名思想巨人聲稱他本有可能成為一名偉大的植物學家。他所撰寫的《植物學通信》被奉為植物學經典,深入淺出地講述科目間的共性。
在萬科、華大、遠大之間,王石也找到了共性。他說,“萬科的理念:讓建築贊美生命;遠大的追求:保護生命,讓人健康多活30年;華大的目標:基因技術讓普通人健康長壽120歲。”王石把他們理解為熱愛生命的異曲同工。
王石不願透露他在華大、遠大履職的具體時間和負責掌控的方向。“等兩年後,由華大和遠大去說,更合適。”
今年初,王石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華大基因獨董職務,這被外界解讀為出任華大控股聯席董事長的鋪墊。而華大的掌舵者、控制人汪建此前受訪時曾透露,未來王石將關註華大控股的經營層面,而他會更聚焦基因技術層面。
王石把時間分為十份,由“3331”組成,30%給遠大、30%給華大、30%給公益,剩下的10%是個人時間。這是王石個人選擇的分配時間和精力的結果。
老兵新途
王石的前半生,世人再清楚不過。這位軍人家庭出身的鐵血漢子,在茫茫戈壁做了5年駕駛兵、在鐵路局做過技術員、在廣東省外經委下做招商引資、倒賣過玉米飼料、經營過科教儀器。
及至萬科成立,王石迎來人生中的高光時刻。萬科從百億、千億到五千億,每一步都有王石的身影,即使在他淡出一線管理去登山和遊學,與郁亮交接的漫長時期。
王石和萬科一道,從懵懂走向成熟,他個人的成長實際上是時代發展的映照。觀察者從他身上倒推那一代企業家的奮鬥史,篳路藍縷、九死一生、波瀾壯闊。
最後萬科已非王石的萬科,有人質疑萬科已丟棄理想主義,但高周轉下談情懷,實在有點奢侈。
偶像黃昏如美人遲暮,令人惋惜,但強人王石並不打算止步於此。他尊敬的企業家、忘年交、老朋友褚時健74歲才開始種橙、開展第二次創業,終成一代橙王。
王石有意在今年秋天重啟遊學的計劃,屆時“3331”會有所調整,而遊學指向他再創業的方向。
一開始王石只把深圳當作出國留學的跳板,“不曾想,做企業之後就沒動過窩”。直至2011年,王石才到哈佛大學學習,那時,出生於1951年的王石已經60歲。
王石一開始安排的遊學計劃是3年:一年哈佛一年劍橋半年以色列再半年伊斯坦布爾,“但實際上我在哈佛學了兩年半,在劍橋兩年,後來又加入了牛津。本來打算在牛津一年,結果才待了半年,因為萬科股權之爭中斷了。”

離開萬科後,王石給了自己兩年的過渡期,未來的方向需要尋找,於是他起身、行走,繼續去看世界。兩年過渡期內,一切皆不確定,唯二可確定的,一是華大和遠大的工作,一是遊學。
“我的興趣更多是辦教育。我為什麽到那麽多名牌大學去,一是為了增長學識修為,二是要積累資源。其實牛津和劍橋去一所學校就夠了,劍橋有很多牛津畢業的教授,牛津也有來自劍橋的教授,但為了資源的積累上沒有障礙,我還是兩個都去了。”
王石現在心里有數的、能明白和溝通的,是45歲到他那個年紀的人。深潛是成人教育的雛形,是他在教育創業上的起步和嘗試。深潛以賽艇為核心基因,目前除了最為經典的企業家營以及面向青少年群體的深潛少年班,還發展了賽艇俱樂部、大師賽、健康管理等業務板塊。
“深潛從2014年辦到現在一共辦了8期,前六期的時候我還在萬科做董事會主席。但這是我個人的行為,我用每年的廣告收入來支撐這個項目。現在深潛一是要規模擴大,二是要更正規,顯然需要更多的資金,這些是要摸索的。”
而80後、90後和00後在王石掌握之外,微博停更後,他和80後的溝通渠道便中斷了,他不確定怎麽教育80後,而不確定就要做很多事情。
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當天,王石穿著筆挺的白襯衣和黑西服,胸前還別著口袋巾,潔白衣袖下是一塊簡約的小豬佩奇手表。實際上王石還有小豬佩奇的T恤,他穿著去劃艇。
小豬佩奇這個超級IP在國內莫名大火,深受年輕人的喜歡,不懂小豬佩奇就算不上“社會人”。王石是懂的。他一向緊跟時代潮流,2000年互聯網開始普及時,他就開通了“王石Online”的BBS,BBS熱潮消退後,他又先後開通博客和微博,玩轉自媒體,有了微信後,他更是一日數更朋友圈,像個網癮少年。
“小豬佩奇”是王石依然年輕的外在表現,起碼心境上如此。他能卸掉身份、社會地位帶來的嚴肅感,保持感知時代的敏銳,這類人有再出發的勇氣。
《朗讀者》在5月19日播出的節目中,王石出場。他朗讀的是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塞涅卡的名篇《論幸福生活》。“新兵蛋子一想到受傷就會大驚失色,而老兵則可以以大無畏的氣概去看自己身上流出的血,因為他知道鮮血往往是勝利所要付出的代價。”
人們記得王石、記得萬科如何成為萬科,也會記得王石離開萬科。但只有王石自己知道,當時乘坐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真正意義上掌握了自我命運的情景,那一天是1983年5月7日,也是當下。
B站最火紀錄片《人生一串》,500多個燒烤攤的中國味道
7月25日,《人生一串》最後一集上線前夕,總制片人王海龍寫下《不過是別一番鄉愁》,以紀念這兩年多的漫長時間里,與“燒烤”不得不說的二三事:“城市化會消融一些東西,改變一些東西。包括那些即將回不去、今後不再來的街頭煙火氣。有些動人的東西走得快了些,留個念想。”

在街邊燒烤攤兒慢慢淡出都市生活之前,《人生一串》給眷戀風味的食客們留下了回憶,它記錄幾十個燒烤攤兒上無數張歡笑或是流淚的面孔,還有那些滋啦冒著油,噴著熱氣,等待食客們大快朵頤的美味烤串兒。
2017年上半年,六個導演組兵分兩路,途經30多個省份,光顧500多家燒烤攤,積累數百小時的素材,將數百個平凡夜晚凝結在一部總時長200分鐘的紀錄片中。節目正式播出前,近一半燒烤攤拆遷或更改門面,一些屬於暗夜的動人畫面被捕捉下來,煙熏火燎的燒烤攤兒,天南地北侃大山,戲里戲外,人們吃的是烤串兒,品的是人生。
B站副董事長李旎告訴第一財經,《人生一串》是B站迄今點擊量表現最好的紀錄片,截至目前,播放量為2768.9萬,彈幕數超過58萬條,其中出現頻次最多的一條彈幕是“多謝款待”。吹著空調,點上離家最近燒烤,就著啤酒,擼一集《人生一串》,成為這個夏天性價比最高的狂歡。
中國版“深夜食堂”
翻拍劇《深夜食堂》在去年夏天遭到的猛烈攻擊,豆瓣點贊數較多的一條評論指了條明路:“中國的深夜食堂,是大排檔、路邊推車和燒烤攤。”少有人想到,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中華美食,還真有人拍出來了。
2016年夏天,旗幟傳媒總經理王海龍和多年老友陳英傑在路邊攤兒胡吃海聊,突然聊到想拍美食節目,美食的主題是“燒烤”。陳英傑眼前一亮:“它是特別多人固有的經歷,而且這種經歷自帶情緒,通常是放松的、愉快的、盡興的,它是很容易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食,拍出來一定會有人看。”王海龍想得更深些,燒烤攤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每個人的共同記憶,眼下有著講述燒烤的語言環境:“它是我們這代人生活的共同主題,我相信大部分人對這個主題是很有感觸。做節目容易產生共鳴。”
民以食為天的中國每年大量出品美食紀錄片,從地方小吃到廟堂佳肴幾乎所有的美食都被拍了個遍,而“燒烤”這個幾乎所有人都吃過的食物卻無人問津。陳英傑也覺得特別納悶兒:“可能覺得它過於底層,或者覺得這種美食沒有很複雜的炮制程序,沒什麽門道可以講。”

另一方面,拍燒烤有著無法回避的一系列爭議問題:健康生活導向問題、環境汙染問題,對市容市貌是否有影響,可能還有大量抽煙喝酒鏡頭……然而這就是燒烤攤的原生態。這意味著它不適宜在傳統電視臺播出,網絡平臺給創作者較大的自由空間,選擇B站作為《人生一串》的首輪獨播平臺水到渠成。
李旎告訴第一財經,選擇與旗幟傳媒合作,是因為他們在紀錄片的“普遍性”上達成了共識,讓紀錄片變得“普通”起來,讓看紀錄片成為一件非常普遍的事。體現在《人生一串》上,就是“不端著”。
《人生一串》的挑戰是要和《舌尖上的中國》有所區隔,差異化的關鍵詞就是“煙火氣”,兩部片子反差明顯:一個精致考究,一個粗糲隨性。陳英傑他們想通過抓拍去捕捉生活中的真實質感,“我們想呈現生活本身的光怪陸離,斑駁色彩,擺拍是我們相對比較抗拒的東西。”


《人生一串》里,隨處可見淩亂的酒瓶子、簡陋的餐桌,放大的嘴部咀嚼特寫,四處散亂的小廣告,歪歪扭扭的字跡,甚至人物對話中還夾雜著一些粗俗的方言,這些畫面難以稱之為美,難得的是那份市井百態與平民氣質。
開播前,總導演陳英傑攬下了配音的活兒,河北廊坊出生,雖然普通話不錯,但也沒有正經學過配音,大夥兒都覺得他飽經風霜的煙酒嗓特別符合節目的調性。陳英傑看到第一集的時候,彈幕里有人罵他,後來這種聲音慢慢變少了,轉而開始習慣老大哥的絮叨:“一聽就是有故事的人…光聽他的聲音就餓了。”
食欲
確定了“拍什麽”,“怎麽拍”又是一個難題。燒烤實在是沒什麽花樣可拍的美食,無非是一個爐子,串兒放在火上烤。王海龍是新疆人,按理說對燒烤門兒清,他起初也擔心拍不好:“甭管天南海北那麽多燒烤攤,那麽多東西,可是做起來好像是差不多的。中國人都會燒烤,無非是水平高低的問題。它里面的差異性實在太微小,沒有那麽多門道。”
陳英傑很快列好了六集大綱,“山水生”,“家鄉味”……打算從地理、人文、食材源頭的方式架構拍攝思路,然而這種典型的電視臺風格很快被否決了,“不太符合互聯網輕松、有趣、小處著眼的調性。”這群電視臺出身的紀錄片導演,想要擺脫多年浸淫的主流氣質,小到字句的斟酌,大到拍攝思路,扭轉過程極為吃力。
陳英傑和王海龍兩人討論許久,決定按照食客點菜的順序來拍。“通常要吃得過癮會點肉,接著點幾樣有嚼勁的東西比如脆骨,有的人克制一點喜歡吃素,有的人要表現與眾不同,那就再來點腦花、大腰子。”如此,看完六集,相當於吃掉葷素搭配的一整桌燒烤。
《人生一串》就這樣與觀眾建立了夥伴關系,可以暫時忘掉那些知識點,輕輕松松樂樂呵呵地看一集。特立獨行的風格也由此確立,王海龍說:“暗黑氣質的片頭曲、北方煙酒嗓的旁白、放飛自我的撰稿、直落靈活的剪輯,甚至是片尾彩蛋就滾滾而來了。不是我們要去到何方,是觀眾們招呼我們就過來了。”
拍攝內容的比重也嚴格控制——百分之七十的食物,百分之二十的人,百分之十的故事。大量的鏡頭瞄準爐火上滋滋冒著油的食物,各式各樣噴著熱辣香氣的佐料。首要目的是把觀眾看餓了,既然是拍“燒烤”,首先得讓人有食欲。“一檔美食紀錄片,如果觀眾看了沒有吞咽口水的動作,那你就失敗了。”
從涼山小豬肉到昭通牛肉小串,再到煙臺烤海腸,天南地北的烤串,能想象的燒烤《人生一串》里應有盡有,從食材的選擇到烹飪的方式,再到入口那一瞬間的炸裂滋味,很難讓人把持得住。
讓人犯罪的“食欲”首先在劇組蔓延,陳英傑吃胖了許多:“做後期也是持續長肉的過程中,其實我們和網友一樣,翻來覆去看那些食材在火上烤,油滋滋的,好像很香,還有滋啦的聲音,撒很多辣椒,身體會有自然反應,過一會兒你覺得餓了,這時候吃碗面解決不了問題。”集中剪輯的時候,他們一齊光顧樓下的燒烤小店,沒有什麽事情是一頓燒烤解決不了的,不行就吃兩頓。
攤主列傳
表面上集中火力烘托美食,末了還是那些閑筆組成了“燒烤”的人生況味,說到底真正動人的還是美食背後的情感。作為第六集《朝聖之地》的分集導演,陳英傑一口氣講了好幾個故事,揚州中學門口伴隨著許多人學生時代的燒烤攤,哈爾濱見證老道外從繁華到落寞的老太太燒烤,很多人在這里留下了歡笑和淚水,結交了過命的朋友,他們在煙熏火燎的市井里弄吃串兒,回味的不僅僅是食物的滋味,還有對老地方的不舍情感。
“食欲”本身複雜,它傳遞出來的信息不僅僅和美食有關,也和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南北城市的風土人情相關。所以才有了片中食客的心聲:“想家的時候,除了想我媽,就是想這塊肉。”
放松的拍攝環境里,攤主們也忘了攝像機的存在,金句叠出:“老妹兒你知道我為啥這麽黑嗎?因為我不想白活一輩子。”陳英傑喜歡捕捉這種真實感和人間煙火的幸福時刻。
節目播出後,攤主們的生意一個個火了起來,陳英傑給他們建了一個群,他關心攤主們看完後的感受。“紀錄片就像給人列傳,他們很多人一輩子也不可能有這種機會了。”陳英傑是一個不喜歡端著的人,吃飯總提議去大排檔:“幕天席地,通暢透氣,桌子雖小,但人可以挨得很近,光線昏暗卻容易敞開心扉。”他能夠在一分鐘內和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某種程度上,他懷著對平凡人更深切的尊重。這也是王海龍選擇他擔當《人生一串》總導演的原因:“人文類紀錄片考驗的都是導演對人和社會的洞察力,陳英傑本身熱愛街頭美食,對這個東西抱有很深的感情,在這件事上又有很強的敘事能力。他就是非常理想的人選了。”
一年多的拍攝制作,到播出時這500個燒烤攤有近一半已經歇業或拆遷到其他門面。王海龍感嘆:“節目上線後,觀眾很喜歡,我們很高興。但內心也深知,不是節目有多麽的精妙,觀眾喜歡的不過是那別一番鄉愁吧。”
彈幕的樂趣
《人生一串》火了。多年未聯系的朋友給陳英傑打來越洋電話說片子火遍當地華人圈,說起這事兒陳英傑還有幾分得意:“他們告訴我,有些人看了《舌尖上的中國》以後,生起了一股思鄉之情,但是看了這個節目以後,他們就買了機票回來了。”
旗幟傳媒曾參與《喜馬拉雅天梯》等紀錄片的制作,王海龍發現,這些年紀錄片的播出平臺變得越發豐富,接下來還有更多重要的平臺陸續登場,另一方面,中國有越來越多觀眾喜愛看紀錄片,類型多元的紀錄片被觀眾接納:“中國一直有紀錄片的創作傳統和血脈的,只是以前不為大家所熟悉和了解。”
《人生一串》的熱播程度超出主創預期,作為B站紀錄片分區首次嘗試會員搶先看,《人生一串》也開了一個好頭,新增會員數“超出預期”。作為首播平臺,B站助推“燒烤”的火熱也讓陳英傑開始思考,一個主打二次元文化的網站為什麽存在數量眾多的真實故事愛好者。
在陳英傑看來,B站是一個宅文化濃厚的地方,大部分信息的獲取通過網絡,但實際上大千世界的豐富度遠遠高於網絡,每走十公里,美食的口味都有微小的變化,民風不一,方言不同。看紀錄片成了宅男宅女們獲取真實世界的途徑,他們看到純幻想世界之外的天地,用這種方式增長了人生閱歷。
李旎認為,紀錄片有一部分科普功能能滿足年輕用戶求知欲,其次良好的社區氛圍和彈幕也是B站與優秀紀錄片產生化學反應的重要因素:“彈幕將原本單向的信息傳遞轉變為雙向,極大地擴張了內容的邊界。在彈幕里,網友不僅共享著知識和感受,還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氛圍和共鳴。彈幕激發出了年輕人和紀錄片之間奇妙的化學反應,區別於其他視頻網站,在彈幕的加持下,用戶觀看紀錄片的體驗不再是枯燥、深奧,大家可以在彈幕中找到共鳴,找到有趣的槽點,甚至還有科普彈幕為紀錄片做註釋,讓紀錄片表達出的內容更加豐滿。”
人到中年,陳英傑也變成了彈幕文化的深度用戶,他本覺得彈幕特別無聊:“但是我們的片子上線之後我開始看,覺得這個事太有意思了,就像我們幾個人一起看場球,看場電影,實際上是邊看邊討論,討論的人里邊總有一些特別有趣,特別幽默。”刷彈幕極為上癮,做後期的時候,陳英傑總忍不住,一晃幾個小時過去。
正如第一集開頭的旁白:“沒了煙火氣,人生就是一段孤獨的旅程。”大夥兒熱熱鬧鬧地陪伴著走完夏天的燒烤之旅,最後一集片尾,陳英傑用他標誌性的煙酒嗓和彈幕里的食客們互動,回應滿屏飄過的“多謝款待”:“招待不周,但願交情不淺。江湖路遠,有緣來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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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剛
投资客王晓:不炒房的人生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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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0-11-07 15:50:31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8/2NMDAwMDIwNDg2Nw.html
因为住房,王晓的人生已完全改变。
7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学老师;7年后,他已是沉浮楼市多年的资深投资客,身家上千万。
中学和大学同学的QQ群里,他是大家咨询最多的房地产“专业人士”。
上投摩根副总侯明甫说过:两个水平、背景条件相当的人,率先接触房地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那个人,财富水平要远超过另一个人。
王晓显然是“那个人”。不过,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财富增长游戏之后,他很迷惑:调控之后,楼市是否依然如昨?几年间身家暴涨,他似乎已经不太清楚自己是谁。曾经的梦想和职业规划,发生了断裂。未来的人生,如果没有房子可投,应该怎么度过?
懵懂“入行”
王晓是从2003年开始购买第一套房子的,当时就是为了自住。但入住半年后发现,房价暴涨。他把房子卖掉大赚了一笔。不留神走上了投资房产的道路。
2004年,王晓朋友所在的公司在深圳关外宝安区开发了一个楼盘,还剩下十几套没有卖出去,领导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剩余的房子降价促销卖出去。
眼看到了规定的时间,10多套房子还没有卖出去,王晓的朋友找到了他。跟家人商量后,王晓买下了其中6套单身公寓,每套房在45-52平方米之间,均价2000元左右,每套7-9万元。两套全款,四套按揭。“当时没想太多,价格便宜,自己能承受得起,顺便做投资考虑。”
此前,深圳的房价一直平稳地上涨,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水平。关外的房子由于环境、配套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等因素,价格更是低廉。
就在这一年,国内金融学者易宪容呼吁“谨防房地产业要挟中国经济”,房地产投资过热苗头出现;行业经历8·31大限,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价高者得。
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房地产调控,陆续启动了营业税改革、90/70新政等,但收效甚微。而房价、地王、开发商、楼市等等,却开始酝酿发酵。
转眼到了2006年,王晓要结婚了,想在关内南山区买房,看中了一套,大概七八十万。钱不够,就想把投资的房出货。
“过去一问,原来宝安的这片房子已经涨了快一倍,一激动,就把这6套全部卖掉了,赚了50万。不多。”
此时已是2006年底,深圳南山的房子均价在9000元/平方米左右,较之前已经涨了不少。
王晓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房产投资的利润是如此之高。“我在中介那边放了一笔款,大概是20万左右,告诉他们我的选房标准,合适就要。”
买房上瘾
在中介的撮合下,王晓认识了一大批炒房的朋友,这其中有很多炒房大户,动辄出手就是十几套,让他大开眼界。
王晓开始和这些人合作,“我们要是知道哪个楼盘要开盘了,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要房源。一旦把价格谈妥,我们都是整层,或是半栋半栋地拿,以楼梯为界,然后我们再内部分房。”
身为数学教师的王晓,对数字异常敏感。“买房子不但贷款给你,还要给你优惠。我投个5万、10万块钱,就可以把一个70万、80万的房产买下来。”王晓回忆,买下来过不了多久,房价可能就翻倍了,收益率骤然放大了10倍。那时的首付也低。
王晓几乎上瘾了,因为买房卖房这个收益和简便程度太神奇了。做一个公司,无论做得多好,整天操心操肺的,最后下来都是吃力不讨好,挣不了大钱;但投资房产不同,只要对整个房市本身、局部的东西理解透了,操作上没有大的问题,放着胆子收钱,不上瘾也难。理论上讲,如果政府不加干预没啥风险。
数据显示,到2007年5月,深圳市商品房成交均价最高的区为南山区,达到21988元/平方米,这个价格曲线,似乎就是按照王晓预期的那样在走。
王晓深刻地记得这一年的“五一”,同学聚会,本来默默无闻的他,忽然成为了焦点,因为他已经拥有了5套房子,成为毕业几年后身家数百万的富翁;也就在这一年,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专业炒房。
王晓的妻子,也因此得以达成人生的梦想:开一间咖啡屋。在深圳购物公园的COCO PARK三层,他们租了一个店面,装修别具一格。“基本上就是玩票性质。”王晓说,开店是满足妻子的要求,没想怎么赚钱。
2008年的梦魇
好日子总是太短暂。2007年7月,深圳楼市达到顶点后,开始急剧地下滑。
当年9月出台的二套房首付提高政策,对王晓来说是当头一棒。到了11月,他所持有的海印长城的价格已经跌至13000元/平方米以下,国际友邻公寓也在11000元/平方米以下,阳光花园的价格也低于购买时的价格。这三套房子王晓用的都是按揭。另外,在宝安区,王晓还有两套房子,一套全款,一套按揭。
算下来,当时的王晓每月还要垫进去2万多。“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传说深圳会崩盘,还有中介卷款潜逃了。”恒大、绿城、龙湖等等这些地产商,也纷纷陷入了危机。
市场的冷酷开始显现。而人情,也没有好多少。昔日的中介朋友不见了,打电话不接,店铺也纷纷撤了;投资客那群人,更是风声鹤唳,自身难保。
岳母是一个保守的老公务员,早就看不惯王晓倒腾房子,虽然妻子没说什么,但他受不了岳母的数落。“那段时间每天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王晓说,银行也变脸了,之前放贷的经理换了人,而每个月的账单,也不会通融一点,他的信用卡一度刷爆,每个月要产生上千元的利息。
那段日子,让王晓觉得后怕。因为对一个几万元“起家”的人来说,他输不起。然而就像所有的瘾一样,染上了就很难戒掉。
2008年底,金融危机救了开发商,也救了王晓。2009年初,中国政府出手4万亿救市,并且启动了拉动内需政策,放宽了几乎所有的购房优惠政策。
“2009年开始,买第一套房子享受最优惠的房贷,首付款两成,还有利率7折优惠。”王晓说,他的房子很快升值,转手。
甚至转手给了朋友。在王晓的亲身示范下,他的一些朋友也加入了炒房行列。在深圳,很多投资客虽然是买多套房,但依然可以做到首付两成,办法有很多,就是异地贷款,或者亲友联名,2009年银行都放开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买房的人生如何度过?
王晓最近两周经常失眠,他上周末刚刚卖掉南山的一套房,现在,他还有2套房在楼下的中介店里挂着,卖不掉,他又不愿意降价。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担惊受怕了,2007年的这个时候,他也是这么害怕,那一年,也是政策频出的年份。只要是政策多了,他就很害怕,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出货。
但是,只要一看到市道稍有起色,他又一样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抄底,“没有什么比这个来钱更快了”。
“如果你经历过2005年营业税调控,2006年90/70调控,以及2007年9·27调控之后,你会怎么想?”王晓对记者说,这3次调控最终的结果都是:房价涨得比调控之前更高更快。
不过这一次,9·29新政之后,他没敢这么笃定了。
史无前例的严厉政策,以及立竿见影的市场低迷,令深圳的炒楼客再一次受到明显的惊吓,虽然至今尚未有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投资客在抛售房屋,但大量的市场景象表明,它的确在发生。
眼下楼市正处于新政出台之后的混沌期,说它混沌,因为不少人就像王晓一样,仍然对调控的结果抱着幻想,期待着再出现一次越调控越涨的现象。他们在观望之余,对昔日的暴利还是眷恋不已。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做完任志强的专访后表示,如果有一天任志强说什么都没有人再关注了,说明房地产市场就正常了。远洋地产总裁李明也曾对记者说,当大家都不再谈论房价,就好了。但现在任志强的微博貌似粉丝还很多。
“做完房子以后就觉得,做别的实业也好,别的投资领域也好,都会提不起精神。”王晓说,真还没认真想过以后干什么。
山西首富张新明事件再调查:四段人生隐现煤商黑金非典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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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0-11-21 11:32:13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118/2061366.shtml
每经记者 黎光寿 发自太原 上海
张新明究竟在那里?这个谜一样的问题不仅困惑着通缉他的警方,在他神秘消失后煤炭江湖又成这个冬天的热点,这个热点的源头正是煤商黑金路线。
10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查询证实,以31亿元身家跻身2010年胡润百富榜的山西金业煤焦集团(以下简称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因涉嫌骗取出入境证件,已被通缉,悬赏金额500元。
张新明的经历在坊间被直白描绘成“从矿工到山西首富”再到被通缉,而他离奇致富轨迹背后又有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他如何完成煤商黑金路线的布局?
2010年10月底到11月初,《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再赴山西调查。
第一段人生:从矿工到地方首富
◎题记:出身穷苦,通过努力,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张新明的第一段人生是典型的奋斗史。
2010年10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山西省古交市吾儿峁村的大山,山脚下小溪上拦河建起来的水池让这个严重缺水的村庄看起来稍微有点生气。这里是张新明的老家。
吾儿峁村村民称,张新明家庭贫寒,为人豪爽,头脑灵活,行事胆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是一个挖煤的矿工。
1995年,张新明32岁。他成立了山西华北黄金实业公司,专门做煤炭的铁路运输生意。
3年之后 ,张新明的弟弟张星亮成立了“山西华北金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年底张新明成立“山西金业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称金业物贸),法人代表是他的大哥张新跃。由北京来的孙有义任总经理,而张新明并没出现在公司股东中。
张新明以公开的身份正式介入金业物贸有限公司是2001年3月1日。当时张星亮、张新跃、孙有义和张新明四人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和章程进行变更,注册资本从原来的800万元变更为8000万元,张新明成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2001年3月,金业物贸名称变更为“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为焦炭生产。另外,据资料显示,张新明建设的100万吨焦化项目和180万吨洗煤项目获得古交市政府的支持,被列为山西省重点工程,并在2002年底投产,赶上了山西焦炭的黄金时期。
2003年和2004年,焦炭价格的快速上扬,使金业集团赚了许多钱。金业集团随即开始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焦化厂建设。
在2003年度的年检资料中,金业集团总资产迅速膨胀到489317.16万元,负债总额也增加到181546.04万元,净资产总额为297771.11万元,分别是2002年的大约4倍、3倍和5倍。
2006年,张新明家族以16.8亿元的财富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3位;2006年和2007年其本人也以10亿元和14亿元的财富总额位列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324名和第554名。
第二段人生:官商勾结谋财富
◎题记:这是在他的灰色财富背后交织在一起的官商生态。
张新明迅速发家在煤老板的圈子里并不算什么奇迹。据熟悉张新明的人士透露,金业物贸成立后,张在1999年认识了一位自称在武警总队有相当人脉资源的人,收购了几辆旧卡车,挂上军牌,跑起了煤炭运输,同时还运焦煤,发了一笔横财。其实这只是有关张新明灰色发家的说法之一,因他目前不知所踪,也无从考证。
另据与张新明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记者,早期张新明赚钱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贿赂获取银行贷款。
山西太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晋泰元审【2006】0021号”审计报告显示,该年度金业集团的长期债务中,属于太原市商业银行的长期借款为4亿元,短期借款为1.4795亿元,应付票据为 4.8亿元;2009年度晋商银行年报摘要显示,金业集团是其最大贷款客户,尚有7.8115亿元贷款未归还,占该行核心资本28.2亿元的24.9%。
上述人士表示,2000年到2001年,张新明结识了太原市商业银行(晋商银行前身)行长吴元,当时吴元的儿子吴冰因涉嫌杀人被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抓获在押,张便介绍吴元结识了时任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局长的邵建伟。张新明和邵建伟合谋让吴元儿子吴冰从看守所越狱逃跑,张随即安排吴冰躲到了福建,吴冰在福建又一次犯案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处决,邵建伟因此被判刑9年。
经过吴冰的事件后,张新明和吴元关系便十分密切。张开始谋划从商业银行贷款事项,2002年,张新明伪造了假财务报表和假评估报告,将自己仅有的几百万元资产评估为4亿多元,先从商行贷出一亿元资金。
两个月后,张办理了金业第一焦化厂建厂手续,在未建厂的情况下,又以焦化厂作抵押,通过吴元从商行又贷款2亿元,后吴元陆续从太原商行各支行为张贷款,总计达12亿元。作为回报,张向吴元行贿2000万元。
该人士表示,2004年7月,公安部门和中纪委查办太原商行行长吴元受贿一案时,张提前一天得知中纪委要双规自己,便指使自己的财务科长焦某和吴元的女婿王某起草了假借款合同,重新伪造了财务凭证,用吹风机将新贴的借款合同和财务凭证吹成黄色做旧,欺骗了当时的办案人员,吴元因其他问题被判刑17年却逃避了受贿2000万元的重罪处罚,张新明则逃避了行贿罪处罚。
上述人士还表示,张从商行贷出的12亿元款项因当时采取了欺诈手段,没有抵押物,商行多次追讨,张宁可把非法经营获得的巨额利润拿到境外赌博,也没有归还银行之意,目前连本带利十几亿元都成为呆账、坏账,致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据报道,2006年12月21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人事任免,决定接受张新明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其2005年获得的人大代表资格就此结束。
第三段人生:借壳找钱终失败
◎题记:失去了银行这棵摇钱树,张新明想到了资本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突袭,金业集团的营业数据应声下降,仅2008年12月份,金业集团利润总额、所得税和净利润为-5477.02万元、-2986.29万元、-2490.73万元。
香港某媒体2009年2月19日的报道显示,2008年山西安全事故频发,加之受全球金融风暴冲击,山西煤矿关停,古交等产焦县市的地方中小煤矿几乎全部关停,作为山西最大焦炭企业的金业集团面临“断粮危机”。
经营告急,银行融资受阻,金业集团就逐渐曝出意欲借壳上市的传闻。
2007年9月19日*ST威达火速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称与金业集团讨论有关重大事项;8天后,*ST威达公告称,因尚不具备实施定向增发、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条件,与金业集团有关资产置换、定向增发等重大事宜将终止。
2007年11月6日,金业集团曝出第二次欲借壳上市消息。*ST泰格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确认金业集团参与该公司重组。2008年2月20 日,*ST泰格对外公布定向增发方案,拟以不低于8.65元/股的价格向金业集团定向增发7.28亿股,用于收购其煤焦化相关产业,全部资产价格预估值不超过63亿元。
然而,2008年9月11日,金业集团函告*ST泰格称,由于证券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无法按照协议完成重组,借壳*ST泰格一事告终。
梦断*ST泰格之后,2008年12月4日下午,金业集团与大通燃气的控股股东大通集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协商,大通燃气的股票从12月5日开始停牌。
当时的重组方案为:由金业集团以其自有资产对该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并以相关资产认购公司股份的形式对大通燃气进行重组。但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增大,大通集团决定终止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金业集团第三次借壳上市告吹。
银行融资难,资本市场无望,张新明采取了第三步:“卖身求全”。知情人士透露,在三次借壳上市告吹后,张新明开始筹划变卖资产,先后与西山煤矿、大同煤矿集团、阳泉煤业集团等几大煤炭集团接触。
多家媒体报道显示,2009年6月3日,太原市委、市政府与同煤集团召开“关于同煤集团重组古交金业煤焦化集团及古交市地方煤矿兼并重组规划”会议,决定由同煤集团对古交金业煤焦化集团进行重组,并购价格为80亿元左右。
但该重组最终没有实施。《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11月2日采访同煤集团太原办事处,但该办事处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不能回答记者提问。
在坊间广泛认为同煤集团将重组金业时,2010年2月9日,金业集团与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企业重组协议,共同组建“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华润电力2010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2010年5月31日,由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与金业集团签订了10份兼并重组的资产转让协议,此次转让包括原相煤矿、中社煤矿及红崖头煤矿,还有两家焦化厂、一家洗煤厂、一家煤矸石发电厂、一家运输公司、一个铁路发运站及一家化工厂,其煤矿的总储量和可采储量分别为 4.57亿吨和2.55亿吨。
对这场收购,华润集团的2010年中期业绩报告中并没有透露收购价格,而业内人士估计在100亿元以上。
在太原华润煤业的股份构成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太原华润煤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亿元,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资19.6亿元和12.4亿元,拥有太原华润煤业49%和31%的股权,而金业集团以其原相煤矿折价8亿元入股太原华润,拥有20%的股权。
第四段人生:漫漫潜逃路
◎题记:曾经的辉煌正在远去,这辉煌背后的真相有待解开。
2010年9月27日,在百度太原吧和古交吧突然出现张新明被通缉的留言。称其“因涉黑、伪造护照非法出境等被通缉在逃”。
10月22日,张新明因伪造出入境证件被公安机关以500元通缉的事件公诸于世,通缉令由河南省公安厅发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就此联系金业集团,公司办公电话起初是一位女士接听,但听闻是关于“张新明被通缉”后,该人士表示“不清楚”。此后办公电话无法再接通。
“全国在逃人员资料库”信息显示,张新明因在河南化名朱磊办理身份证和护照,频频前往阿瓦图等地,涉嫌骗取出入境证件,被河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
知情人士表示,张新明伪造出入境证件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张新明涉嫌私挖乱采、黑社会敲诈、倒卖煤炭资源等行为。随着国家反腐和打黑力度的加大,纪检和公安部门不断在调查其涉黑和煤焦领域腐败问题,他极度恐慌,伪造证件频繁出入境目的是转移财产。
对于张新明的问题,坊间有三种说法:
一是两年前,金业集团所属煤矿发生矿难,多名河南籍矿工遇难,张新明将矿难隐瞒未报;
二是在金业集团持有股份的一位河南籍煤老板,在张新明与华润电力签订重组协议后未拿到相应补偿,最终向河南省公安厅报案;
三是今年初张新明向与其交往了20多年的老友下手,逼迫作为中间人的老友归还别人的赌债,后被老友举报。
高逸峰 起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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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0-12-17 16:25:05http://www.chuangyejia.com/norm.php?id=1979
10 月2日下午,上海,小雨。高逸峰开着一辆奇瑞,把我从浦东商城路载到了不远处一个社区,他与妻子钟叶要去看望一位住在那里的朋友。站在停车的地方,抬头望去便是492米高的世界第三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他那辆挂着安徽牌照、破旧不堪的奇瑞,停在这个满是名车的社区里,非常扎 眼。
那些名车,高逸峰都曾经短暂拥有过。十多年前,他从事娱乐业,有十八辆车,包括宝马、凯迪拉克、奔驰、奥迪等,还有一辆加长林肯。
那个时候,他开歌厅,做贸易,搞金融,其间还开过厂。他在海南开的夜总会“望海国际俱乐部”一度在武汉、合肥、上海、昆明开有分店,旗下一千多名员工,资产数千万。在他的夜总会里,常常会出现毛阿敏、刘欢、那英等人的身影。从小爱好文艺的高逸峰,还参加了1996年的春节晚会,演唱当年的流行歌曲《九月九的酒》。
1997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又逢亚洲金融危机,高逸峰破产,从高峰跌入深渊,身肩巨债,一夜白头。后来他做过产品推销员、做过窗帘等基层工作。三年前,他在家乡合肥开了一家十多平方米的包子铺。
2010年,满头白发的高逸峰参加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节目,演唱《从头再来》,大家在感动之余才知道,这位参赛选手,曾是一位有过大起大落的创业家。
多种经营 春风得意
1987年,25岁的高逸峰来到海南。最初做小工、卖报纸、在酒吧做驻场歌手,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他在海口市郊租住每月80元的农家陋室,没有电,旁边几间屋子是猪圈、鸭棚,“一觉醒来,整个双腿、双手全是蚊子咬的包。”
经历了两年打工的日子后,在酒吧做歌手的高看到了开歌厅的市场机会。向一个北京的朋友借了5万块钱,在海口宾馆旁的五指山大厦9层,承包了一个能容纳百来人的小歌厅,有上海情结的高逸峰给歌厅起名“夜上海”。“夜上海”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带来20来万的赢利。
当时从北方到海南做生意的人挺多,来歌厅消费的客人经常带来各方面的商贸信息,“有些生意就一起做了”。歌厅开了三年之后,1992年,高逸峰成立了一家名为“万友实业”的贸易公司。
万友实业没有主营业务,依托“夜上海”这个平台带来的资源,杂七杂八,什么都做,“比如卖白糖,或者从广州进货倒卖些电视机、摩托车什么的;有时某个品牌内地没有,往其他省市倒卖下也能赚到点钱。”
贸易公司一直开到1997年。不过,它并没有成为高逸峰的商业版图里来钱最快的一个,除了1993年成立的夜总会望海国际俱乐部,每年能带来1000多万的营收,高逸峰赚得多的其实是炒地、炒楼花、炒原始股。
1991年,高逸峰已经在一边开歌厅、一边炒原始股了,低价格买进一些原始股,再以高价卖出。这个生意使他在1991年至1994年间,赚了500万。当时的钱太好赚了,高逸峰买一万元的原始股,1994年左右一些公司上市了,最高的翻了30多倍。
1993 年,高逸峰用开歌厅、搞贸易、炒股赚到的一部分钱,加上向银行、朋友借贷,投资上千万,开办了望海国际俱乐部,那是当时海南最大的夜总会。在此一年前,高进入海南第一投资公司兼职(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一些大型的娱乐项目。有了这个资源,再加上之前积累起来的人脉,以及海南当时娱乐业较为活跃的大环境,夜总会的生意越做越好。
在望海国际俱乐部,高逸峰迎来送往的都是些明星大腕。当时,毛阿敏、刘欢、那英等国内众多一线明星都曾到高的夜总会登台献艺。给高逸峰打过工、现为浙江一教育培训学校的老板万友回忆,童安格、赵传、钟镇涛等港台明星也去过高的场子。一些网友还翻出了高逸峰过去的照片,其中有他和邓亚萍、张雨生、吴奇隆等人的合影。事业鼎盛期,高逸峰在五个城市有六家门店,“每个店的规模跟现在上海的金海岸差不多。”说起当年,高逸峰还是掩饰不住自豪。
当时,在高逸峰歌厅所在的五指山大厦里,还有一位像他一样闯荡海南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在中国影视圈声名鹊起的邓建国。那时候,邓建国不时跑来9楼高逸峰的歌厅玩,高逸峰也常去邓那边坐。在高的印象里,邓建国当时很小,貌不惊人,“而且在我印象中非常羞涩,低着头讲话,大概因为他是大龅牙。”邓建国当时承包了一家报社的版面,对外拉广告。
高还记得,邓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在1989年举办一场交流会挣到的。“他给全国的乡镇企业发信,邀请他们到这儿来开一个把海南作为推向世界的一个窗口的交流会,来了很多企业家,每个人缴纳了3600或3800元的费用。” 高逸峰说,这个活动邓建国赚了几十万,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如今,邓建国已是影视业巨头,高也和他失去了联系。
开歌厅、炒股、炒楼、做贸易,三十岁的高逸峰,迫不及待地打探着他所看到的各种能赚钱的门路。1995年在三峡开厂,做矿物探测方面的项目;1996年至1997年在四川、安徽投资开办了两个小型的化工厂。这种急切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以后的失败。
1997年,高所涉足投资的地产、金融等项目一一溃败,严重影响到收入最稳定的夜总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最后,他所有的生意全线崩盘。
资金链断裂 身负巨债
在高逸峰的企业崩溃前,海南正在经历那场著名的地产泡沫,高逸峰身边总不时传来某某老板跳楼的消息。不久又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海南很多服务、娱乐行业也随之走向了衰败。
地产泡沫早就露出端倪,高逸峰却没注意到。
“某个地产项目还没有盖,刚刚开始动工就买下来,过段时间再卖出去。就算是每平方米赚50元,10万平方米就能赚到500万。”从1993年至1994年,高炒的地产项目,赚得最多的一笔是海口的两栋住宅楼,面积4万多平方米,一转手赚了200来万。通过炒地、炒楼花,一年多时间,他进账500多万。
当时的海南,几乎每个人都在炒房。1992年初,潘石屹、冯仑、王功权等“万通六君子”通过炒房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并在年底提前得知政策变化,离开海南。
后来金融风暴来临,在高逸峰的夜总会很快就有了反应。以前,在望海国际俱乐部,一罐雪碧卖48元,一瓶路易十三卖1.8万,一桌客人消费上万都是常事。但随着风暴来临,很多外地来海南的投资客、有钱人都一一撤离了海南,娱乐市场开始萎缩。
在三峡成立的公司,一单业务也没有拿到,在四川、安徽投的化工厂,项目上了一半,没资金了,工厂只能闲置在那 里。
“只能说祸不单行。1997年之前我们还一直支撑着,但到1997年实在支撑不下去了。”1994年,高逸峰与朋友各占50%的股份合伙入股信用社,并拆借了两三千万的资金用于开典当行和投资其他项目。“后来国家发现金融市场比较乱,有的资金借贷非常大,泡沫比较多,当时就出现了很多三角债问题。对这个市场的监管就严厉起来。”高逸峰的典当行面临政策调控,一部分资金投进去出不来了。加上最前面投资失败的项目,原本带来效益的夜总会也无法支撑了。
企业崩盘,除了当年大环境带来的冲击,高逸峰觉得,自己在经营管理上的粗放、扩张速度过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想迅速扩张,但是管理人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高公司里的员工大多是他的朋友,或朋友介绍过来的朋友,找不到人才,他就把舞台总监拉到别的地方去当老总,把办公室的普通主管调到分公司当老总。“因为这些人我熟悉,但现在看来,熟悉不一定能担当起那么大的重任。有些还没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些本身不适合,导致很多问题都出来了。”
“一起投资的东西,亏了都全部算他,照理讲这个会有亏有赢,不能保证每笔生意都是赢的。他太讲义气,我对这个事情是有意见的。”妻子钟叶觉得丈夫太重情义,总是把朋友放在首要位置,“到哪里都是他抢着买单。”
高逸峰这辈子买的一个最大的单,就是公司倒闭后,他一个人扛下了金融生意上失利的所有债务。有报道称,当年高背负的债务有300万,也有人说是1000万, “具体的数字我想还是不要去说了,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300万肯定不止。”高逸峰说,他的欠款里有机构的钱,也有私人的钱,目前还没有完全还完。
回到安徽,高逸峰生病了,晚上睡不着觉,“整天整天在那儿熬,胸闷,透不过气,好几次我吓坏了。”钟叶把他背到了医院。 1991年,高逸峰与上海姑娘钟叶在合肥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很快成为恋人。高破产后回到安徽,这位上海姑娘顶着家庭的压力,在1998年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我也会去释放一下。一个人去唱卡拉OK,把门关上,自己吼两嗓子,不要任何人来。有些人喜欢看足球,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球场上那么多人去疯、去喊,后来才理解,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郁闷宣泄出来。”高逸峰说。
那个时候,高逸峰深刻体验了世态炎凉,但如今已不愿讲太多。他告诉《创业家》,前段时间看了郭德纲的遭遇,在其最困难的时候两个徒弟离开了,他说自己对此感受很深。
“他就是人太好了,太感性了,所以才导致生意没做好。”追随过高逸峰四五年的曹先生,这样评价昔日的老板。高逸峰破产后,变卖了房子、车子等所有家当,还向朋友借了款,做到了不欠员工一分工钱。
名声大噪 继续做包子生意
达人秀的节目播出后,有不少娱乐行业的人找到高逸峰,想和他谈合作,并许以一定的股份,但是高逸峰都拒绝了。
“马云说得很好,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要分析接下来你该做什么。我觉得我该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我喜欢的舞台,如果还有这个条件,就在这个舞台上多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做我的包子,能做多大做多大。”高逸峰说。以前的朋友也在想着给他做专辑,自己可能会推出一些歌曲,但别的方面不会再涉足,“当你在社会上有一点知名度的时候,可能很多诱惑又会来了,这个叫你做这个,那个叫你做那个。”
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定好今年能扩张多少,明年多少,什么时候拿投资甚至上市,他觉得“顺其自然,就比较踏实”。
《中国达人秀》的赛事结束后,高逸峰还是想把包子店继续开下去。因为妻子这几年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准备把开在合肥的包子店关掉,在上海重新开始。
一些昔日的朋友也重新联系上了高逸峰。这些朋友有开厂的,也有做房地产的,他们很乐意投些钱到高逸峰的包子店。高逸峰现在已经开始在上海徐家汇、凯旋路等地段为包子店选址,初步规划新店的经营面积在200平方米以内。“这个店本身我们设计得不是很大,但可以复制。”他觉得,要一步一步来,要走得稳,要走得踏实。
高逸峰当年一起创业的朋友,有老板做不下去回到舞台上唱歌的,有受不了压力染毒瘾最后自杀的,还有的不但自己没朋友,心态也不好,脾气也变了,最后忍受不了跳楼自杀的。相比那些朋友,他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好。
“如果你创业,除了要选择一个不易死掉的行业之外,一定要问问自己做好接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了没有,市场里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有可能摔倒了要准备好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 来。”
1997年公司关闭后,高逸峰一夜白头。十三年时间过去,如今他年近50,一直没有把头发染回来过,想以此给自己提个醒。
在达人秀舞台,高逸峰唱了一首歌叫《从头再来》。因为独特的经历,高逸峰把这首歌唱出了很深的沧桑感。
评委席上的周立波问:“你唱这首歌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高回答:“我对这首歌的感悟会比别人更深。”
“你现在是带着一个娱乐城老板的心情来唱,还是带着一个包子铺老板的心情来唱这首歌?”
“我想现在应该是带着一个从短暂的辉煌,然后走上一个踏实人生的心情来唱。”高逸峰回答。 。”
人生要活得自主 不想被財團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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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1-10-18 22:46:28http://www.hket.com/eti/article/ ... 6d274e4ba6d2-91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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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金融業僱員 盼廢除MPF
金融業養活了他,養活了家,卻不能贏得他的心。
25歲的陳先生只願透露自己從事金融業,在「佔領中環」的示威行動首兩天都到場參與,目標是希望能廢除強積金制度。
他怒斥強積金制度是搶掠行為,香港人並非自願供款,結果變成是銀行「穩賺」的生意。
但陳無奈說,因要負起家庭重擔,昨日需要如常上班,惟有在午飯及下班時段到場聲援:「香港由金融主導,沒有辦法避免不從事相關行業,香港沒有工業,連創意工業也沒有!」
不過亦有青年不甘為生活放棄理想。23歲的林先生反對資本主義,批評本港由地產及金融業所壟斷,現時的經濟模式是建立在基層的痛苦身上。
做散工 更多時間玩音樂
林先生現時任職散工打字員,雖然家人亦有微言,但他表示短期內都會維持這種工作模式,因全職工作會令私人時間減少;他希望想趁現時年輕,投放更多時間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例如參加社運或玩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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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2︰人生很簡單 不願當樓奴
在夜幕低垂的中環滙豐地下,3名20出頭的年輕人圍坐,指現時樓價及租金高企,港人不斷工作為買樓,失去人生意義。他們都不願意受僱淪為企業的機器,只做兼職或自由人,希望能自主人生。
四周是廣告 似強迫消費
22歲的阿Bee現正待業,指求職網上沒有一份心儀工作,她認為本港現時被大商家壟斷,充斥着消費文化:「街上和電視裏周圍都是廣告,感覺是在強迫消費,令我感到很不安、很辛苦。」
她續說:「替別人打工,然後花費,金錢最終都是回歸到大財團身上,不斷惡性循環。」阿Bee的心願是與朋友創業,售賣自家製的手工藝品。
來自中產家庭的Deni沒有經濟負擔,可以自主人生。她現時以自由人身份教授結他,雖然月入很不穩定,但她不介意過簡樸生活,「現時才是生活,人生應由自己作主!」
從事兼職攝影師的阿銘亦來自小康之家,他亦認為人生可以很簡單,直言現時港人被社會洗腦,認為一定要有層樓,結果就不斷工作,失去人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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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3︰不光顧超市 茶餐廳用膳
大學畢業,打份好工,就等於成功?參與抗議的黃先生畢業後工作3年,不甘只當一粒「螺絲」,變身自由人,更不光顧超市快餐店逾1年,免被大商家定形生活模式。
公司有盈利 自己無得益
30歲的黃先生於美國大學修畢心理學,畢業後於音樂版權公司擔任文職。但工作3年後,他認為留下來沒有意思:「我只是公司的一粒螺絲,公司每年有(盈利)增長,成果卻不是我們的。」
他決定放棄穩定工作,轉職為音樂自由人,平日教授結他及其他音樂課程。他坦言,現時薪金及工作時間比以前好得多,又有空餘時間參與社運活動;他已連續3日參與佔領中環行動。
他表示,已有1、2年沒有到超市,而改到士多購物。他直斥超市推出「假優惠」,顧客需要大量購買才能享有優惠,但結果未必全用得着,最終變相花費更多。他亦抗衡其他大型連鎖店及品牌,如轉到茶餐廳用膳。
下流人生:深夜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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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1-11-02 21:29:24http://m.sharpdaily.hk/detail.ph ... 8065&category=daily
「一天又結束了,當人們趕路回家的時候,我的一天才正式開始。菜單只有牆上寫的這些,你也可以點你想吃的,我做得出來就幫你做,這就是我的經營方針。營業時間從午夜十二點到早上七點,人們稱這兒叫『深夜食堂』。你問會不會有客人來?喔,還不少啊!」這段讀白,來自一位食堂老闆。食堂老闆,來自一齣日劇《深夜食堂》。
每到黃昏,刀疤老闆便做着菜單上僅有的一道味噌豬肉定食,那些洋葱紅蘿蔔與肉塊,似乎已經飄散出香味。食堂裏的客人,三教九流,有同志酒吧媽媽生、黑道大哥、舞女、送報生,也有偶像明星與美食評論家。對老闆來說,來者不論貴賤,只有好客與壞客、新客與熟客之分。
而食物,成為每集引子,道出每個人都有一道百吃不厭的菜,只要有材料,刀疤老闆便能做出來,讓味覺掀動記憶。片名的日文副標:「小腹も心も満たします」,意謂:「不管是很晚才下班,或是天未亮就得出門上班,一個可以把你的肚子與心裏填得滿滿的地方」,多麼叫人溫暖啊!
《深夜食堂2》在日本已經開始播放了,我有沒有告訴你,我真的很喜歡日劇裏那種近乎半透明的生活質感,彷彿眨了一眼,劇中人便會走出來,和我對坐,或者,給我燒一尾秋刀魚。
作者:曾凡
前《號外》主編,既然攀不上上流,惟有專注在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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