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140614
管弦樂團是怎麼一回事?
旗王執筆
欣賞古典音樂晚會時所見到的光景, 就是台上有一大堆人煞有介事地分組坐在一起。 (無論如何都看不出組別間有甚麼規律。 唯一能看出的大概是拉奏的在前面,吹奏的在後面吧。 咦?上次那些大鼓不是放在這邊的嗎?今次怎麼都那邊去了?)他們各自把持著自己的樂器,似乎只要舞台前方職司「指揮」的那位手持白色竹籤的傻佬揈吓支嘢, 樂團就自然而然地演奏出(理應是)華麗的樂章。
雙眼能看清的大約就是這麼多,能理解的亦不過如此。 至於那位仁兄為什麼要拿着嗰支白色竹籤揈吓揈吓(據說這個動作叫做「指揮」)、為什麼那四隻大鼓忽而在左,忽而居右、為什麼拉奏的在前,吹奏的在後…..等等問題,如果只坐在家裡納悶的話,一定想不出原因來。
(迷之音:所以你就要睇 “掌門天地”嘞!)
交響樂團通常由四大樂器家族組成: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和 敲擊樂器。
樂師根據樂器的 演奏法 製造出「駐波stationary wave」,令樂器發聲:
弦樂器 是用弓摩擦弦線,以弦線作為駐波的媒介;
木管和銅管樂器 是運用氣息令樂器內的空氣沿著管子振動以製造駐波;
敲擊樂器 則經由敲打樂器本身或上面的鼓膜而使其產生振動。
當這些不同的駐波在合適的時間紛呈集現,便有可能演奏出華麗的管弦合奏音樂。
至於樂團成員動輒半百, 怎樣才能知悉自己幾時該製造駐波,幾時該休息呢? 這就是「樂譜」的魔法。
樂譜,簡單來說就是記錄音樂的一種語文。 在於現代音樂,主流的記譜方法是「五線譜」。 譜面以五條橫線作為「座標」,橫向軸為時間,縱向軸表示音高。當音太高或太低,超出五條線之外時,便會在其外刻上「附加線」,以暫時性地為五線外的縱向空間作出標明。
每首樂曲當中每件樂器的樂手都會有自己的一份樂譜。 一般來說,兩隻手分工協作演奏的樂器(如小提琴或結他)只需用一行五線譜;兩隻手同工配置演奏的(如鋼琴)則要同時看兩行譜了。*** 至於指揮—正如旗某在前文《指揮都在幹甚麼》所言— 是樂團的「演奏者」 , 故其所用樂譜是一份密麻麻的、數十行五缐譜合而為一的「總譜full score」。***
在一場音樂會正式開始之前,樂師們通常會先行在台上或後台熱身,然後上台就座候命。
樂團座位的排列方法一般為:
一、全體面對那個手持白色尖銳武器、身穿踢死兔、站在一個小平台上的傻佬;
二、職司同樣樂器的坐在一起;
三、 “濫竽充數”的在後面;(咦?)
四、同家族的樂器在一起;
五、家族之內按音高排列;和
六、家族之間按聲量排列。
接著觀眾席的燈光漸暗,只餘台上的燈光獨明,這是晚會邀請觀眾把注意放在舞台之上。 然後 「樂團首席concertmaster」(通常是第一小提琴手)會上台,帶領樂團調音。
音調,是相對的概念。Dol可以是頻譜上的任意值。 把該個頻率增加一倍,就是高八度的dol。 在八度以內,就可以用數學公式確定dol re me fa sol各自的頻率。即,音調可因人而異。
有見及此,一個樂團必須達成共識,同意把音調敲定於某個頻率某個音階之上。 首席會請 雙簧管手 以440Hz的頻率奏出A音, 讓樂團所有成員以該A音為標準。***
那何解要首席調音,而不是指揮呢? 這就牽涉到首席和指揮與樂團之間的關係。
首席是樂團的代表,而指揮是樂團的「演奏者」。 正如鋼琴演奏會之前,必會請調音師為鋼琴的弦線調音,而不是鋼琴家本人。 指揮、首席和樂團的關係,有如車長、售票員和乘客的關係。 確保每位乘客都已購票是售票員的工作,車長的工作就是帶領持票乘客前往目的地。 首席處理的是樂團的基本問題,如技術問題;而指揮處理的,則是音樂演譯上的問題。在音樂會上,是指揮和樂團兩方的合作,(若樂曲要求加上獨奏,如協奏曲等,則是三方。)而首席只是樂團的一部分。 “首席調音”可以視為樂團的自我調整罷。
PS 至於何解彈豎琴的一定係靚女姐姐,呢個問題就真係無人知曉。就算全男班嘅拔萃管樂團需要出動豎琴之時,都係由靚女姐姐彈嘅。
PPS. 佢真係女仔黎㗎!
Istvan Kertesz 是一位帶有猶太血統的匈牙利籍指揮家,紅得發紫,活躍於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歐洲樂壇。 可惜天妒英才,四十五歲盛年在一次游泳意外中去世。
Istvan Kertesz於1929年在匈牙利首都 布達佩斯出生。 他的父親在他九歲時因盲腸炎去世,由母親辛苦支撑家庭。
Kertesz早歲就對音樂有很大的親和力,開始學習小提琴。 二戰時,德國軍隊於1944年進佔匈牙利,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 Kertesz一家人知道如不逃亡就必死無疑,於是開始流亡躲藏,一些親戚不幸被擄獲,死於集中營。
即使戰時受到空襲與飢餓的困擾,及匈牙利先後被德國、俄國人入侵,Kertesz仍斷斷續續學習音樂。 繼小提琴後,他又學習鋼琴與作曲。雖在戰時,布達佩斯文化氣息仍盛,Kertesz差不多每晚都去聽音樂會。 就在此時,他開始立志要做一位指揮家。
二戰結束,他恢復正式的音樂生涯,進入Kolcsey-Gymnasium音樂學院,在那裡以榮譽生畢業。 1947年,他獲獎學金進入 皇家音樂學院(即今之布達佩斯李斯特音樂學院),追隨名作曲家Zoltan Kodaly深造小提琴、鋼琴與作曲。 由於醉心於指揮,他更追隨匈牙利名指揮家Janos Ferencsik(現今我們仍可聽到他的身歷聲錄音)。 在此時,他認識了後來成為妻子的女高音Edith Gancs。 在指揮方面,Kertesz深受Bruno Walter和Otto Klemperer的影響。
1947年十二月十七日,Kertesz以「全莫扎特」節目作出他的音樂生涯的指揮首演。在1955-1957,他被選為Gyor Philharmonic Orchestra的首席指揮及受聘為李斯特音樂學院的指揮副教授。 匈牙利革命失敗,Kertesz離開布達佩斯。 他獲邀進入羅馬Santa Cecilia國家音樂學院,追隨意大利藉名指揮Fermando Previtali深造指揮術,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獲該學院頒贈「Premio d’Atri」最高藝術榮譽名銜。 在羅馬完成學業後,Kertesz獲委任為漢堡交響樂團客座指揮。
1960年三月,Augsburg歌劇團委任他為音樂總監── 一個專為他而設的職位。在那裡,他指揮了莫扎特的《魔笛(The Magic Flute)》、《後宮的誘逃(The Abduction from the Seragio)》、《女人心(Cosi fan tutte)》及《費加羅的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一躍而成為莫扎特權威演繹者。
隨後他又演出了令人振奮和扣人心弦的凡爾第歌劇《Rigoletto》、《Don Carlos》、《Othello》等,證實了自己也是一位演繹意大利歌劇的能者。他在1961及1963分別獲委為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指揮莫扎特《後宮的誘逃》及《魔笛》的指揮。
此後,他相繼指揮過Berlin German Opera、Berlin Philharmonic、London Symphony、Isreal Philharmonic、San Francisco Opera、North German Symphony、Hamburg Symphony、Munich Philharmonic、Bavarian Radio Symphony等樂團,蜚聲遐邇。
這是他音樂指揮生涯的頂峯,並開始了煩忙的錄音生涯。他替英國Columbia灌錄了不少經典約演繹,並為多位獨奏家(如Hans Richter-Hasser等)伴奏。Decca和他簽了獨家合約,自此我們就有機會欣賞更多他的精彩演繹。
1962他獲委任為Isre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客席指揮。 此後十一年直至去世,不知是否和他的猶太血統有關,因而出於使命感,他和IPO的關係特別密切:他在台拉維夫的Mann Auditorium共演出了378件音樂作品!
這張唱片最精彩的是五首斯拉夫舞曲,其中作品編46的第一首在港演出時encore加奏,聽後令我此生難忘。其他曲目包括Smetana《被出賣的新娘》的Overture、Polka、Furiant及《我的組國》中的Moldau。
1964年他獲委任為德國科隆歌劇院音樂總監,並在德國首演了英國作曲家Benjamin Britten的《Billy Budd》、凡爾第的《Stiffelio》及莫扎特的《La Clemenza di Tito》、《唐璜》、《女人心》和《魔笛》。
在作為科隆歌劇院音樂總監的同時,於1965-1968的三年,他又獲委任為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首席指揮,客席指揮Royal Opera House Covent Garden,真是忙到不可開交,成為音樂界紅人。 在倫敦交響樂團的三年間,在亮麗、瀟灑、富想像力和靈巧的指揮捧下,Kertesz為我們留下不少經典的錄音,最獲口碑的是他灌錄全套德伏扎克Anton Dvorak九首交響曲及序曲,可稱不朽。 你如沒有聽過他演繹這九首交響曲,怎算是資深發燒友?
德伏扎克第八交響樂,無論錄音與演繹,是九首之冠,堪稱經典,也是Kertesz的代表作。此張唱片的另一首是Scherzo Capriccioso,同樣精彩。這張唱片是九首中的最早的錄音(1962)。
Istvan Kertesz在六十年代帶領倫敦交響樂在大會堂演出此曲,令我經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印象如昨,此生難忘呵!
1966年他灌錄了巴托Bartok的《藍鬍子的堡壘(Bluebeard’s Castle)》。這部艱深而帶神秘感的作品,在Kertesz處理下被行家視為今後不能踰越的經典。
他經常也以客席指揮身份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出現, 並灌了不少出色的錄音,如布拉姆斯的四首交響曲、海頓主題變奏曲、和兩首夜曲,及整套舒伯特的交響曲及多首冷門的序曲等。
1973年他獲委任為Bamberg Symphony Orchestra首席指揮。 在George Szell(同屬匈牙利籍)在1970年去世後,美國Cleveland Orchestra尋求音樂總監,由樂團團員投票,以96票對2票,建議董事局聘用Kertesz。
1973年四月十六日,Kertesz到以色列作外演,不幸在Herzliya每灘游泳時意外溺斃。
在他去世前,他和VPO已灌錄了布拉姆斯四首交響曲。由於第三首的長度不足夠一張唱片,所以Decca廠方決定用海頓主題變奏曲作填補。 Kertesz作了一番排練後就錄音,但尚餘Finale未錄, 剛值VPO的樂季結束,各團員須放假,而Kertesz亦已安排在下一個樂季開始時補錄Finale。
無奈天不憐才,Kertesz竟意外地在游泳中死去,舉世音樂界不勝惋惜。 VPO全體樂團團員向Decca公司表達對Kertesz的愛耽與崇敬,希望能依照他排練時的要求和指導,在沒有指揮下完成海頓主題變奏曲Finale的錄音,這要求立刻獲得廠方接納。Decca的副總裁兼古典部門經理McEwen並在唱片封套後刊印了一段感人的短文,道出海頓主題變奏曲製錄的始末。海頓主題變奏曲成為Kertesz最後的錄音。
Kertesz演繹德伏扎克和布拉姆斯的通透線條及毫不做作的風格可謂獨步樂壇。Herbert von Karajan和George Szell是出名的手重力猛,Kertesz卻是準確而富感情、瀟灑而毫不著力,舉重若輕,即使節奏最快時亦復如此。 倫敦交響樂團的首席法國號手Barry Tuckwell也說,憑藉Kertesz的熱心和誘導,樂團遂能發出輝煌的音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他帶領倫敦交響樂團訪港,在大會堂演出十場,我每晚都坐在最後一行作座上客(買最平的票),難忘的是他指揮德伏扎克第七交響樂,及encore時加奏第一號斯拉夫舞曲──在多次謝幕,最後一次由後台走出前台那一剎那,距離指揮台尚遠,人未站定,手中棒一揮,整個樂團如臂使指,應聲而起,齊整到不得了,觀眾聽到如痴似醉,真是此生難忘啊!。
和他合作過的獨奏家有鋼琴家Clifford Curzon、Hans Richter-Hasser、Vladmir Ashkenazy(後來成為名指揮)及Julius Katchen等,他指揮的莫扎特鋼琴協奏曲最為出色。
我為向這位天才指揮表達敬意,以這篇作為「大指揮家」系列的第一篇,並向各位推薦這位大師的錄音,這些唱片大部份都可列入天碟類目:
Columbia SAX 2426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17 and No.26 (Hans Richter-Hasser)
Columbia SAX 2422 : Beethoven Emperor Concerto (Hans Richter-Hasser)
Decca SET 311 : Bartok Bluebeard’s Castle(LSO,1965)
Decca SXL 6288 : Dvorak Symphony No.1 (LSO,1966)
Decca SXL 6289 : Dvorak Symphony No.2 (LSO,1966)
Decca SXL 6290 : Dvorak Symphony No.3 + Hussite Overture (LSO,1966)
Decca SXL 6257 : Dvorak Symphony No.4 + In the Nature’s Realm Overture(LSO,1966)
Decca SXL 6237 : Dvorak Symphony No.5 + My Home Overture (LSO,1965)
Decca SXL 6253 : Dvorak Symphony No.6 + Carnival Overture(LSO,1965)
Decca SXL 6115 : Dvorak Symphony No.7 (LSO,1964)
Decca SXL 6044 : Dvorak Symphony No.8 + Scherzo Capriccioso (LSO,1963)
Decca SXL 6291 : Dvorak Symphony No.9 + Othello Overture (LSO,1966)
Decca SXL 6024 : Dvorak Bohemian Rhapsody (Isreal Philharmonic,1962)
Decca SXL 6090 : Schubert Unfinished Symphony + 3 Overtures (VPO,1964)
Decca SXL 6089 : Schubert Symphony No.9 “The Great” (VPO,1964)
Decca SXL 6259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s.8 and 9 (Ashkenazy, LSO,1966)
Decca SXL 6354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23 and 24 (Curzon,LSO,1968)
Decca SXL 6056 : Mozart Symphony Nos.33 and 39 (VPO,1962)
Decca SXL 6401 : Respighi Pines of Rome/Fountain of Rome (LSO,1968)
Decca SXL 6172 : Brahms Symphony No.2 (VPO,1965)
Decca SXL 6340 : Brahms Serenade No.1 (LSO,1968)
Decca SET 302 : Mozart Requiem (VPO,1966)
Decca SET 432 : Mozart La Clemenza Di Tito (Highlights)(Vienna State Opera)
Decca SXL 6677 : Brahms Symphony No.3 + Haydn Theme Variations (VPO,1973)
作者附記: 原文刊登於《發燒音響》2014六月號。 略加删改(主要大量除去圖片及其注解)而成本篇。
明星是韓國音樂劇衝向日本市場的殺手鐧。每當有韓國劇團到日本演出,都能看到成堆的阿姨在門口候著,「歐巴」、「歐巴」地叫。
TOP5的音樂劇明星,至少能吸引5萬名觀眾前來觀看。
在中國對外文化集團董事長張宇看來,韓國可能是目前亞洲音樂劇發展最快的國家。
「十年前,韓國音樂劇剛起步時,市場大約是幾千萬人民幣。2013年,這個數字大約是17億。韓國人口幾千萬,即使和日本比都要少得可憐。可以說,韓國音樂劇發展非常快,很快就超過了日本。」張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14年2月,朴槿惠政府發佈了一項培養五大核心內容的方針政策,這五大核心之一,就是音樂劇。
韓國人南京邑是韓國音樂劇的見證人。從1980年代開始,南京邑就進入了音樂劇圈子。那時南京邑還在大學念話劇和電影系。
有天,他看到一個老先生站在鋼琴前唱歌,不像教話劇的。一打聽,才知道當時在首爾景福宮對面的世宗文化會館,有一支韓國人自己的音樂劇小團隊。
小團隊成立於1961年,是當年為對抗朝鮮的「血海歌舞團」而成立的,名叫「相愛樂團」。當時整個團隊成員50名,以創作韓語本土音樂劇為主,每年創作音樂劇一兩部。
在南京邑找到「相愛樂團」時,韓國音樂劇剛剛脫離政治色彩,走向大眾化。在樂團待了幾年,1983年,南京邑成為了一名舞台演出老師,教音樂劇。在往後的多年裡,他總共帶出了4000名弟子,佔當今韓國音樂劇相關從業人員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包括因為出演音樂劇大紅,最終走向影視劇、成為明星的曹承佑。
「我認識曹承佑的時候,他是一個高一學生,個子不高,相貌平平,嗓音一般,各方面看不出他是個有才之人。」南京邑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高三第一學期,他求我說在表演作業中他要唱一唱《悲慘世界》,我被他求煩了,就答應了。結果他一亮嗓子,我就驚呆了,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靠自己的力量獲得了那麼大的進步。」
曹承佑從此獲得了南京邑的青睞,南京邑甚至一對一地教他。2000年,曹承佑主演音樂劇《明成皇后》、《義兄弟》,一舉成名。並從電影《假如愛有天意》開始,正式進入影視界。
就在曹承佑亮相音樂劇舞台的第二年,韓國音樂劇進入全面產業化。各公司、集團開始投資音樂劇,建立劇場,徹底告別了1990年代之前「手工製品」、「國家支持」的狀態。
「當人均GDP達到每年一萬美金時,意味著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普通娛樂,可以開始文化消費。」韓國CJ集團演出事業部代表李性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萬美金,是一個節點。」
CJ是一家大型娛樂公司,進入音樂劇行業之前,他們曾專門派李性勳等人去日本考察。李性勳發現,日本人普遍認為,日本音樂劇產業化的時間節點是1983年,當時東京上演了日語版的《貓》。而這一年,恰好是日本人均GDP超過一萬美金的時刻。
早在1997年,韓國人均GDP就已達到一萬美金,但全球金融危機使這個數字有了一個短暫的滑坡。2001年,人均GDP恢復到一萬美金,這一年,韓文版《歌劇魅影》開始風行。
此後,韓國音樂劇以每年20%的增長率持續增長了十年。2012年,韓國上演音樂劇4462次,吸引觀眾1100多萬人次。2013年,韓國音樂劇市場達到3000億韓幣(17.6億人民幣)。
在這十年中,最初投資了《歌劇魅影》的好麗友食品公司,卻最終鎩羽而歸,默默退出市場。
CJ集團在2003年加入了音樂劇戰場。他們推出的第一部作品是韓文版《媽媽咪呀!》。九年後,他們和中國人合作,製作的第一個中文版音樂劇,也是《媽媽咪呀!》。
2014年SM集團加入音樂劇行業前,CJ集團在韓國音樂劇產業可謂「一家獨大」。這得益於它橫跨傳媒、電影、電視的完整生產線。2007年,CJ公司出品的電視劇《無理的英愛小姐》火了,同名音樂劇隨後上演。2005年,針對韓國30歲以下的女青年——這也是韓國音樂劇的主要受眾,CJ製作了戀愛主題音樂劇《尋找金鐘旭》,三年後,同名電影出品。此間,CJ集團旗下的平面、電視、網絡媒體無不鼎力支持。
改編也成了韓國音樂劇的慣用伎倆。2008年的電影《醜女大翻身》、2011年的電視劇《冬季戀歌》,都曾被改編為同名音樂劇。
儘管如此,整個韓國音樂劇市場上,進口音樂劇比例依然佔到七成。這是所有非英語母語國家都面臨的困境——甚至像德國這種成熟市場,也以翻排百老匯音樂劇為主。
明星是韓國音樂劇市場的主力軍。一般來說,只要有票房排名前五的音樂劇明星出演,就至少會吸引5萬名觀眾來看。
排名第一的音樂劇明星,一定是曹承佑。曹承佑的音樂劇通常早上八點開票。韓國的許多人家於是早早起床,打開電腦在線等。搶票時間到,全家齊點鼠標。如果沒搶到,很快你就能聽見孩子哇哇大哭的聲音。有曹承佑的音樂劇,往往十分鐘之內,所有的票都會被搶光。
排名前五的音樂劇明星還有東方神起、金俊秀。影視明星安在旭稍微靠後。「不用太著急,去趟廁所、喝杯咖啡都搶得到票。以前安在旭很搶手,最近不行了。」李性勳說。
明星也是韓國音樂劇衝向日本市場的殺手鐧。「日本阿姨看到韓國『歐巴』(哥哥)完全就是瘋狂的狀態。」李性勳回憶,他每次帶團去日本演出,都會看到成堆的阿姨在門口候著,「歐巴」、「歐巴」地叫。
日本音樂劇受眾也以女性為主,不同之處是,她們的年齡層比韓國高些。全世界的音樂劇都是平常晚上演一場,週末下午晚上兩場。只有在日本,音樂劇白天晚上都有演出。有下午兩點的場,甚至還有早上的場次——大部分日本家庭主婦們都會選擇在白天看音樂劇。
「歐巴」的威懾力不容忽視。2009年4月,一所專門的韓國音樂劇劇場在日本東京市內開始掘土建造。
2014年3月,掌握最多明星資源的SM公司終於按捺不住,加入音樂劇領域。6月5日,少女時代Sunny、EXO邊伯賢、SuperJunior圭賢等SM公司旗下明星都出現在音樂劇《雨中曲》中。目前,這場音樂劇還在韓國忠武ArtHall劇場駐場演出中。
SM的優勢在於明星成本。按照2010年的數字,一部普通音樂劇,11.4%是事前製作費,31%是舞台及配套設施製作費,12%是場租,15%是市場營銷,演出費只佔26%。
「但給觀眾的感覺是演出費佔30%-40%,觀眾的猜測也漸漸變成了事實。」韓國音樂劇製作公司Musical heaven的代表說,「短短幾年間,演出費增加了10%以上。」
按照韓國媒體披露的數字,2014年曹承佑每場演出費高達3000萬韓幣(18.3萬元人民幣),一部音樂劇,他能賺14.4億韓元。
曹承佑只有一個。「一般來說,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出場費是每場三萬人民幣起,一部音樂劇一季大概演100—200場,當然,明星不會每場都演。」李性勳介紹,「不過跟前幾年不一樣的是,現在演音樂劇也的確能賺錢,跟拍電視差不了太多。」
對於越來越多的明星登場,尤其是SM公司的加入,業界憂喜參半。
音樂劇製作公司Seol&company的代表薛道允感到樂觀:「當年Disney進軍音樂劇市場時,百老匯也曾憂慮市場會被搶走,但事實是音樂劇市場更開闊了。」
也有人憂慮SM僅僅是利用偶像的名字來出品一些撈錢的項目。清江文化產業大學教授李友利就對韓國媒體抱怨:「如果依靠明星偶像的人氣推出音樂劇,會陷入票價飆高但音樂劇質量下降的惡性循環。」
「有些明星本身具備作為音樂劇演員的條件,但有些明星不具備,這會影響到音樂劇本身的質量。」南京邑委婉地對南方週末記者評價道。
2014年5月在首爾主要音樂劇劇場演出的音樂劇劇目是《Wicked》(綠野仙蹤後傳)以及《弗蘭肯斯坦》。
開演前半小時,韓國人已經擠滿劇場大廳,成堆成堆拿著三星手機對著有著大幅海報的背景牆自拍。韓國人早已不看《貓》、《歌劇魅影》這樣的經典音樂劇。百老匯或者倫敦西區上演的劇目,五年內就可以在韓國看到質量不錯的韓文版本。
韓國人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文化消費,和南京邑初識音樂劇的那個年代相比,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劇場,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
南京邑在2005年嗅到了商機,創辦了一所專門培訓音樂劇演員的民辦學院。和教授音樂劇的藝術院校不同,這是一所典型的職業學校,他們甚至開設專門針對演員試鏡的培訓班。現在,韓國大大小小的這類音樂劇專門培訓機構已經到達兩位數,生源依然充沛。
製作音樂劇的大集團往往會和這樣的機構聯合,為演員提供培訓。就如同三星公司在韓國大學裡設置的三星培訓科系一樣。CJ公司選擇了南京邑的學院進行合作。
看似火熱的音樂劇市場背後潛藏危機,韓國音樂劇市場已經慢慢飽和。「甚至是停滯。」南京邑稍顯嚴肅,「一部優秀的音樂劇作品,製作費是相當高的。而近幾年韓國經濟不是非常樂觀。」
韓國人渴望「往外走」。他們甚至走到過百老匯。但那部韓國人原創的音樂劇《明成皇后》,沒能獲得美國人的認可。「我們並不熱衷於進入百老匯,語言是個大問題。」李性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還是希望進入中國市場。」
音樂劇評論家、順天鄉大學教授袁仲元說得直接:「在市場飽和的情況下,我們的主要目標仍然是進軍海外,比如喜愛韓國明星的中國市場。」
政府適時地出來搭了手。2012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發佈了「支援原創音樂劇事業計劃」。專門資助原創音樂劇和「進軍海外」的音樂劇。每年政府將資助「進軍海外」的大型公演作品1部,每部4億韓元;中小型公演作品2部,每部資助2.5億韓元。
他們的算盤沒打錯,CJ集團和中國人合作打造的中文版《媽媽咪呀!》和《貓》,在中國造就了2.5億人民幣票房——儘管在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6094美元,遠不及1萬美元的「臨界點」,但中國的財富不均衡,打破了這個常規。
對南京邑來說,最直接的變化是:2013年起,他的學校每年都會接收一批前來培訓的中國演員。
2004年我開始模仿韓國人做視頻交友。但中國人喜歡看別人,不喜歡被看,因為很多人都長得不怎麼樣,要讓你的臉在一大堆陌生人面前秀出來,這件事非常難,絕大部分中國人進聊天室都不帶攝像頭。我們的機制是,你必須把自己的臉給人家看,人家才願意給你看,所以不露臉的人一律踢掉。當時1000個人進聊天室,可能只有10個人留下來。但很多比較旺的房間裡能有五六個女的,想進都進不去。被踢多了,很多人說那我還是買個攝像頭吧。
我推動了攝像頭在中國的普及。我們是中國第一個以視頻聊天為主業的公司。E話通跟我們差不多時間起步,但我們是C2C,它們算B2C——E話通的室主講好了表演時間和獎金,主播才表演跳舞。主播裡頭不穿衣服,外面套個鏤空裝。她跳舞,你給禮物,你刷的禮物越多,她越往下面脫一點,但E話通不會讓你看到全部。這才是曖昧經濟。
E話通沿著河邊走,所以被投訴較多。我們公司沿著岸邊走,離河邊遠得很。我們主動採取了監管,曾經從第一個房間關到最後一個房間,所以我們的投訴量一直非常低。你可以去問公安部,一個月可能只有一例投訴我們的。
但是十人房這個事兒不賺錢。我們的商業模式是賣房間,10塊一個月,100塊一年。我們通過SP結算,剛開始收錢很及時,慢慢賬期越拖越長,還有SP公司騙過我們的錢。我把支付通道改成銀聯,也收不到太多錢。2005年我們的淨收入大概只有幾百萬元。
我們在視頻交友網站裡搞了一個秀場,讓十人房時期的一些女孩子來做主播。中國人喜歡熱鬧,我們又從十人房改成了大房間,那就會有五六個人表演,幾百個人觀看,喜歡女主播的就送「鮮花」。2008年9158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IDG投資進來的時候,我們一個月的流水已經到了大約六百萬元。
我們沒有主打過色情。9158對主播的底線要求是不能露點,不能有色情表演行為,不能撫摸自己的身體作性暗示……違反規定的主播,我們就封殺她。以前的秀場是有些低俗,但我們種下去的苗比較正。
公安對色情的定義包括了性愛的過程和引誘的動作。就是說,即便主播的衣服和褲子穿得好好的,但她拿一個成人玩具在攝像頭前模擬性愛的過程,也算是色情表演。
有些主播就打擦邊球。她不露出眼睛以上的部位,但把攝像頭對準自己的胸部,也不穿胸罩。我們問起,她說自己的胸就是大。這種情況處理還是不處理?我們所有的官方法規都沒有說「主播的攝像頭不能對著胸部」。
有些用戶向我們舉報,他們覺得那些主播把社區氛圍搞成這樣子,正常的美女都要跑了。IDG和C2也說了這個問題。消費者也不喜歡那種房間,他在房間內送了鮮花,心態相當於找了一個主播當女朋友,那他總希望她是正兒八經的人。如果是「那種」樣子,他會覺得掉價。
這是我們一再收緊主播著裝尺度的最核心原因:靠「那個東西」賺不到錢。我們強制要求視頻裡的女人必須穿胸罩,必須能讓人看清楚五官。
9158早期的房間數不多,我們就用人力把主播的圖片截下來。2009年開始,我們做了一個自動識別色情元素的監控系統,每隔幾分鐘就能在用戶的界面上自動截圖,5分鐘內我們能把違規情況處理掉。對於違規可能性比較大的房間,我們還會實時監控。如果你露點,我們就不讓你再登陸9158的客戶端軟件了。前段時間公安部發了一個文件,說我們這個監控系統比較好,他們要借鑑一下。這算是對我們的一個正面鼓勵。
9158也不鼓勵用戶和主播在線下見面。消費者覺得視頻上的主播都是仙女——歌唱得好,人長得漂亮,又很溫柔——但這種女人是不存在的。我們有一個軟件可以讓攝像頭前的主播長得好看一點,讓她變白、變瘦。每次在線下見到主播後,用戶都很傷心。另外,你去找主播,她都未必見你,因為少做一天主播就少了一天的收入。大家剛來9158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可以跟主播交友,時間稍微久一點,他就知道不大可能。
我們跟分貝網不一樣。分貝網發現9158的秀場能賺錢,就轉來做這個。剛開始他們管得很嚴,後來走歪掉了。很多人跟我說,你做9158不容易,還堅持了這麼多年,你應該早把它賣掉。他說得我好像天天被警察抓,逃來逃去一樣。
我為什麼要賣掉?這行業的監管風險很大,但跟賣衣服、賣美食的風險是一樣的。這個行業一直都有流言蜚語,但沒有哪個核心企業或者人出了什麼事。9158做得這麼大也從來沒出過什麼事情。
毒品事件是我們在2011年配合公安機關做的一個調查,他們在行動前一個月就跟我們溝通過。警察第一次來9158的時候我就說,半年內的所有數據全給你們。9158一共有十來個房間出事,那也是因為網監看到截圖不知道用戶在幹什麼。用戶把一個管子插到可樂瓶裡,你知道這是在吸毒嗎?我們以為是在吸水煙,誰知道這已經變成了吸毒。還有人說我們公司最底層的小員工在房間裡買賣毒品賺零花錢,但買賣毒品的人沒有一個在9158工作,我們公司沒有一個人牽扯進去。公安不光查吸毒,也查了色情,9158最後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因為配合調查立了功。
以前除非用戶違反了法律上明文規定的內容,否則我們不去幹涉他的行為。我憑什麼去管用戶喝可樂?我們是一個社區平台,我沒有主動去促成他幹什麼事。所以我原來主要監管色情,是把已知的違法內容處理掉。毒品事件後我覺得,我們應該不讓政府查出任何問題,我們不能讓人在未來因為某個原因來找茬,於是我們開始監管未知的內容。
比如我根本不知道用戶在講什麼,這種可能有問題也可能沒問題的內容,全部幹掉。我不知道你在喝可樂還是在喝什麼,先干掉再說。以前用戶用領導人的頭像,還有ID叫領導人的名字,一律不行。用戶在房間裡討論偏政治的話題,比如抱怨建垃圾廠,我們就直接封掉整個房間。
我寧可少一點用戶量,也只允許已知的內容出現在9158。我們是唯一一家做到100%無死角監控的公司,語音我們也能監控到。因為人們在語音聊天時難免還是會打字,一發現相關文字我們就進來聽聽是怎麼回事。我們在監控上有很穩定的投入,9158的巡管人員的數量已經佔到公司員工總數的10%,這是很大的投入。事實上,我們99%的房間是沿著岸邊走,只有1%的沿著河邊走。2013年9158開始準備上市,就把那1%的房間也全幹掉了。
我們不允許露腹部,也不准露乳溝,如果你的胸部比較大,允許露的部分不能超過三分之一。我們對主播著裝的監管標準,絕對比大街上走來走去的美女要嚴格。
為什麼有的其他平台開始旺起來,就是因為接收了我們趕走的那1%。但我們每次收緊尺度,沒有一個大客戶因此跑了,都是主播走。如果說我們以前主打約炮,那現在應該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才對。但我們管得越嚴,9158這個社區反而越旺,我們的生意越來越好。
隨著一次次收緊主播的尺度,我在2013年終於完全明白了這個行業的本質。大家都以為這個行業就是通過美女變現流量:美女在房間裡唱唱歌,陪用戶聊聊天,給你緩解下壓力,就好像古代人吃個燒雞,喝點酒,聽小妹唱個小曲一樣。但靠美女玩曖昧賺不到太多錢,曖昧到第三次時你絕對不會付錢,因為你前兩次什麼都沒得到,你會覺得這個女的完全是在騙你。
我們錯誤地認識了這個社區。主播長得好不好看只是這個行業的敲門磚而已,用戶在9158的主要消費動機真的不是美女,而是社交跟音樂。主播不靠客戶的原始衝動賺錢,她們靠粉絲賺錢。我們平台上唱得好、會表演的主播賺錢最多,光是臉蛋長得好的人可能賺不到錢。
最後留在9158的人是因為對音樂的愛好,或者他在這裡能交到朋友。所以這兩年我們又從表演性質的秀場,轉回了分享性質的音樂社交平台。
秀場那個模式下,誰給的提成高,主播就去哪個平台。其實能夠讓用戶掏錢的表演模式就那幾種,無非就是美女跳舞和唱歌,肯定是偏低俗的內容吸引人。但我不太願意離紅線越來越近,不太願意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我們管得越嚴,來的普通女性用戶越多。如果9158一片烏煙瘴氣,她們是不會來的。普通人一個月花幾百塊,跟幾個女孩子一起聊聊天,他就已經很開心了。現在9158中50%的鮮花是來自朋友之間的消費,量販不就是這個樣子嘛。
我放棄了那些一個月能刷得起幾十萬的高端客戶,我不需要每年翻倍的增長,漲得越快說不定風險也越高。9158就做中低端的市場,我們這個收入夠了。
傳統唱片行業的產業模式被業內詬病已久,唱衰音樂產業的言論也一直不絕於耳。當年,就連內地唱片工業的頂尖操盤手宋柯也只得用「改行賣烤鴨」的言論表達心中的無奈。作為內地優秀唱作人的傑出代表,胡彥斌的選擇雖然顯得有些「血氣方剛」,卻也令人眼前一亮,畢竟,不是誰都有這股「搗騰勁」,敢直接跳出來喊話:「如果你們再不變,我就要把你們吃掉了。」
面對舊的娛樂體制,胡彥斌要去顛覆它。
宋柯曾算過一筆賬,他說:「如果音樂製作方(內容提供方)不能從商業流通體系裡面掙到40%的利潤,就玩不下去,音樂行業留不住人才,還不如去賣烤鴨。」
胡彥斌認同「唱片已死」的說法,以「CD」為主的音樂載體被淘汰是不爭的事實,音樂產業的救贖需要新的模式。
胡彥斌是在完全傳統的音樂產業體制下孕育出的一位華語歌手,擁有《紅顏》、《男人KTV》、《訣別詩》等眾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曾創下過百萬唱片銷量佳績,一時風光無數。而恰恰是這位飽嘗過舊娛樂體制甜頭的歌手如今卻成了原有體制的「叛逆者」。現在,他不僅是歌手,也是音樂行業的創業者。2014年1月,胡彥斌創辦了和自己的英文名「Tiger」同名的音樂廠牌「太歌文化」。(以下部分簡稱「太歌」)
從一家六個人的小公司—上海藝風,到上海步升,到環球、EMI,再到金牌大風。在華語樂壇的80後歌手中,胡彥斌是靠出傳統唱片出道的歌手裡,碩果僅存的一個,他幾乎見證了整個唱片業興盛繁榮的全部歷程。
面對音樂產業日漸衰落的現實,傳統的唱片公司也紛紛尋求轉型,但既定的體制讓他們一直舉棋不定。來一場音樂行業的「救贖」並不容易,胡正走在探索的道路上。胡很篤定地認為,作為先行者,自己至少比他們早五年,這是他的最大的時間籌碼。
胡彥斌對i黑馬說:「其實我也不想創業,是傳統唱片公司給不了我想要的,也正是他們的『不變』給了我機會。」
混跡「樂壇」十五年
他是內地知名的唱作人,對音樂的藝術追求一直抱有理想,1999年參加「上海亞洲音樂節新人歌手大賽」出道,至今已發行了13張唱片。
2004年,胡彥斌來北京尋求發展。發行了一張專輯叫《Music混合體》,專輯裡收錄了《紅顏》、翻唱的《我的未來不是夢》、《Waiting For You》,包括亞洲盃的主題曲《宣言》等經典歌曲,但那張作「開門紅」用的專輯,銷量只有40萬張,唱片行業在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
2009年是胡彥斌出道的第十年,也是胡彥斌從選秀歌手到橫掃港台及內地多個各大音樂獎項,繼而蛻變成內地著名唱作人、歌手的黃金十年,他見證了唱片行業高速發展繁榮又迅速下落衰敗的全過程,那年他26歲。
那一年也被業內稱為唱片載入史冊前的一個重要年份,隨著3G時代的步伐,數字流音樂猛烈衝擊了以CD為載體的傳統唱片業。比較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事件是,當時中國移動開始實施「無線獨家首發專輯」的模式,莫文蔚、謝霆鋒、陶喆、李宇春等大牌歌手的新專輯,都紛紛加入「無線獨家首發」的行列,甚至有的完全放棄實體唱片的發行。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熟悉的唱片時代就已經在消亡。
2009年底,他發完專輯《失業情歌》後,去了美國深造。5年後,胡彥斌宣佈創立獨立音樂廠牌「太歌文化」,這是胡的二次創業,第一次獨立創業,他高調地宣稱要用互聯網思維玩一場音樂行業的顛覆。
自此,諸如「互聯網思維」、「創業」、「商業模式」等詞彙開始頻繁被胡彥斌提及。唱片行業的衰落,音樂行業的救贖,於他而言,最實際且有效的做法是,既然身在「江湖」裡,只好來一場自我「救贖」。
2014年,胡彥斌走到聚光燈下,在一個創業類演講節目的舞台中央,胡彥斌笑眯著雙眼,自信且隨意地攤開雙手,一副對未來充滿想像,隨時敞開大門迎接的態度。他說: 「拋開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剛創業的年輕人,內心充滿夢想。」
I黑馬約訪當天,坐在對面的胡彥斌有別於以往在大大小小頒獎典禮上給人的形象,陽光、自信以外,睿智和幽默也表現得恰當好處,面對i黑馬的提問時,他思維活躍、對答如流,點到即止處絕不留任何伏筆,攔截你再追問的勢氣,胡彥斌有著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和機敏反應。笑容可掬地一連拋出好幾個「你懂我意思」尋求親切的共鳴。當然,太長遠的事他同樣選擇不說,他說自己正走在創業前進的道路上。
「江湖再見」:跳脫傳統音樂江湖
胡彥斌的第一次創業是在2007年,當時適逢與金牌大風續約的當口,胡彥斌向老闆提出想內部創業的構想,而後創建自己的唱片LABLE,成立了「風風火火」,由胡彥斌和金牌大風共同注資創辦,彼此按50%的股權分配,投入了幾百萬。但由於「風風火火」沿襲的仍是傳統唱片公司的運營方式,通過簽約藝人,做唱片,然後靠版權和演出賺錢,再加上胡彥斌也不懂運營,一心專注於音樂創作,最終導致小敗局,那次之後,他說從此再也不要做唱片公司了。
胡彥斌有一些收穫,他對這三年做了如下的經驗總結:「做一家公司,主動權要自己來掌握,所有的事情的細節必須要親歷親為,而且每一個細節你都要瞭解,那是做一家公司成功的開始。胡彥斌說,「每個人都會有摔跟頭的時候。」
2010年、2011年,胡彥斌一直潛心學習,期間在紐約創作並完成了自己的全新專輯《Who cares》,從那張專輯裡可以明顯的感覺到,胡彥斌用兩年的時間積蓄了新的力量,再現人前,有了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更開放的互聯網新思維也植入到了他的思想裡。
胡彥斌正式回歸公眾視野,是在2013年,他參加了江蘇衛視的一檔名為《全能星戰》的節目,在這檔專業歌手的競技舞台上,胡彥斌在與孫楠、陶喆等歌壇老大哥的同台表演中贏得了第一名,這是他闊別樂壇三年後,收穫的一座頗具份量的音樂類冠軍獎盃,這讓他十分感慨。
數字流媒體發展起來之後,賣唱片,做藝人經紀,談商業都無更多利益點可尋。即便是內地最賺錢的歌手獲得的版權費也少得可憐,一年大概是十幾萬的水準。即便是在這種15%的利潤都達不到的條件下,音樂產業竟也足足支撐了若干年。一些做流行音樂的人發現正版根本不掙錢,都逐漸轉變成經紀人,靠歌手演出掙錢,等於主動放棄了對版權利益的要求。僅有的狹窄市場逐步被蠶食,本來完全可以成為流行文化商業體系贏利點的流行音樂,被摧毀了。以前賣盜版的大叔賣出一張5塊錢的CD,能賺得差不多2塊錢的毛利,獲得40%的利潤。在數位音樂的免費浪潮衝擊下,連賣盜版的大叔都轉行了。胡彥斌無奈的表示,在中國音樂行業談商業模式,目前都是虛殼。
在全世界的唱片行業都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大的唱片公司由於營收微薄,紛紛在裁員,它們甚至把唱片公司最核心的製作部門裁掉,這些大型的唱片公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轉型是唯一的出路。在胡彥斌看來,傳統的唱片公司有多年的資源積累,其實有很多轉型的機會,問題是船大難調頭,傳統的唱片公司沒有辦法妄自菲薄,因為它們曾經在這條道路上成功過,沒有信心否定自己,重新再來,它們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另外,傳統的唱片公司,原先那一套環環相扣的體制和細節無法一時間被改變,改做藝人平台並非不可能,但時間是最大的投入成本,這使得他們深感猶豫。
跟五年前相比,胡彥斌不再迷茫,一方面內心對音樂的理想始終不滅;另一方面,大環境的現實狀況引人焦慮,與其寄希望於音樂行業在經歷長達十幾年的陣痛期後,能重新煥發生機,不如做這個盤子的操控者,去引發一場新的變革。
胡彥斌說:「傳統的唱片公司轉型可能要五年,而我比較輕盈,我跳出來看,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我跟他們賭什麼?我的時間一定贏過他。」
胡始終認為在唱片行業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應該是內容和包裝。這裡的內容包括歌本身和歌手,內容的價值才是消費者們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傳統唱片公司原本有他非常大的優勢,他們有專業的製作部門,有一整套完善的企劃機制,這是傳統唱片公司最強的地方,音樂行業是製作、企劃先行,如同廠商做產品,從人群定位,產品定位,到包裝,再到宣傳推廣等細節有一個系統的整體規劃。當他們現在把最具有核心價值的東西也放棄了,唱片公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有的唱片公司選擇外包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導致大量獨立製作人才的出現,但外包的風險在於,主體可控性差,音樂的質量無法完全得到保障,其次,時間控制不到位,執行力弱。胡彥斌決定自己來做。一來從整體上能操控大局,二來團隊又能一起成長。
「當唱片公司砍掉製作部門的時候,我撿起來做,我們現在就有自己的製作部門。從音樂的本質,以及運營模式上去顛覆是我的興奮點。我們靠實質的內容去吸引所有的人。胡彥斌激動地對i黑馬說。目前『太歌』的內容製作團隊由六個做音樂的人和25個視頻製作的人組成。
藝人之所以不願再簽約唱片公司的另一重大原因是,唱片公司的老闆並非全是科班出生,做金融、IT的比比皆是,他們對資金和商業有高度的敏感,關心投資的回報率。重心一味的停留在商業模式上,跟胡彥斌的理念有些背道而馳。
他們通常習慣算這樣一筆賬,比如一張專輯,如果投資花十塊,互聯網下載賺兩塊,移動運營商賺兩塊,商業植入賺兩塊,實體幾乎不賺錢,藝人經紀賺四塊,商業代言、自媒體營銷等等賺三塊。一筆帳算下來,去掉成本十塊,還賺三塊。權衡各方,只要各方利益能滿足到,好像就有得賺。而對於一個藝人而言,最看重的還是唱片公司在為其爭取價值最大化方面所體現的勢能大小。
所謂商業,胡彥斌覺得就是要把產品即音樂本身做好。只要把東西做好,銷量就會上去。回歸到音樂,就是要把音樂的本質做好,品質優先,所有人都會心甘情願地來為它買單。
傳統的唱片公司和藝人是僱傭跟被僱傭的關係。當音樂的理念跟思維,一切都截然不同的時候,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矛盾。胡彥斌對i黑馬坦言:「如果遇到一個懂音樂,跟我聊得來,又知道怎麼樣去運作的老闆,可能現在也沒有太歌文化這件事情,我也不會創業。」
2013年跟胡一起參加《全能星戰》的陶喆、孫楠、龔琳娜、張韶涵等歌手近年來也紛紛單干,不再歸屬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在百度排行榜,前二十名的藝人基本都有自己公司,唱片公司已不能為藝人創造更多的價值,藝人的提升空間十分有限,彼此合作機率變得很低。脫離了傳統唱片公司的體制獨立運營顯然並不輕鬆。畢竟,經紀團隊沒有辦法那麼的專業跟細化。
「我當時沒有想做『太歌』,我也想找一家唱片公司簽約,因為那樣做唱片公司真的很辛苦。」胡彥斌說。
意識到整個音樂行業的一個進入下一個新的階段的當然不止胡彥斌一個,只不過「發現」是一回事,「要不要轉變」是另一碼事。胡彥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太歌」的成立有一部分原因還基於他自身的訴求。
「當初我要簽約,我跟國內幾乎所有大的唱片公司都聊過,他們還是搬出原來那一套合作方式跟我談,無非是簽藝人,幫出專輯,宣傳,發行專輯,接演出等等。給你做諸如「三年兩張唱片」的規劃,計算好投資和回報比,最後根據合約分成。」胡彥斌不想再沉溺於舊體制,不願意再跟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合作。
整個採訪中,胡彥斌不斷強調「我也不想自己做公司」這一點,他無奈地表示:「如果可以選擇(唱片公司順利轉型)我真的不想自己做,但現在看來,好像不做不行,我覺得我可以去幫很多藝人創造更多價值,我問自己有沒有辦法在這個行業裡去玩一個顛覆?我始終覺得現在好的音樂作品越來越少,我還是有藝術方面的遠大追求。」
顛覆「宣言」:Cut掉和藝人的30%經紀分成
傳統的唱片公司跟藝人簽約,一般藝人需要給到唱片公司30%的經紀分成。胡彥斌想要搭建的服務平台同樣涉及藝人經紀,不同的是,胡彥斌為他們保留30%的分成做法。
例如一個藝人一年營收是兩千萬,公司要拿走30%,即六百萬,剩下的藝人可獲得1400萬。如果藝人養自己的團隊,一年花兩百萬用於所有的員工工資的開銷,也能省下四百萬。而這「兩千萬」並不是公開透明化的,這當中的利潤還存在想像空間。許多藝人對唱片公司繼續以這種方式合作已經有了牴觸,除非唱片公司敢做出類似承諾:「胡彥斌,我保證你一年賺多少錢?」
一些知名歌手,通過各類唱歌節目,曾一度從低人氣的狀態重新獲得了短暫的爆發,但勢氣一過,便往往又逐漸暗了顏色,消失在市場上。胡彥斌還是希望借由一個服務平台來幫助藝人獲得一個良性且持續發展的空間。「太歌」將平台服務做在前面,砍掉了藝人合作需要支付的30%分成,以此來吸附藝人的信任和支持。
「我們不簽約藝人,因為我們沒有僱傭關係,合作性質更多一些,我不要跟他有僱傭關係,我要的是他對我足夠的信任,我們可以幫他做長期的規劃和服務,合作時間上可以很彈性,一年或者只有三個月,我們會清楚地告訴他們,我們可以幫他做什麼,一年可以幫他達到什麼水準,我不在他身上賺他最在乎那30%,因為初衷是希望幫他創造另外更多的價值,在這個創造價值裡面我提取我的服務費,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胡彥斌說。
「願望」:打造互聯網時代下,音樂行業的整合服務平台
為了尋求新的出路,藝人通過選秀、增加電視曝光來延續自己的市場價值,這種做法胡彥斌並不看好。他認為即便單靠電視台這樣的平台能迅速引發關注,甚至在短時間內就能獲得巨大商業價值,都是下了舞台,過了熱氣,藝人容易再度陷入迷茫,因為可持續性差。
在胡彥斌看來,創業無論做什麼產品,一定是供求決定市場,他認為現在是做音樂行業的服務平台的最佳時期,換到前十年或者是前五年,時機或許都不合適,而現在唱片的實體東西已經死掉,大部分藝人都不願意簽唱片公司,這就是機會。
什麼是互聯網思維?胡彥斌的理解是,打造一個適合現行行業發展的完善體制去支撐、管理他們。畢竟,借助電視台這樣的公眾平台短暫的吸引人注意的方式,來的快去的也快。「你只是給他提供一個資源整合的平台,為他打通所有的渠道,不僅僅是出新作品、演出,廣告,還要靠戲劇和更多衍生產品去無限擴大價值,重在挖掘給藝人帶去的附加價值。」
如何將一個藝人的知名度的價值最大化,這就是「太歌」想要做的事情,胡彥斌對i黑馬錶示,傳統唱片能做的版權和演出服務仍會保留,如粉絲,電影,廣告歌曲,商業合作等模式,同時會將更多資源接洽進來,但如果單純靠藝人一己之力,需要背後有足夠強大的團隊支撐才能把控所有環節。
以「五月天」為例,在他們五個人背後,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團隊在支撐,這麼大規模的團隊才能做好一組藝人,那麼,從商業的角度來考慮,他們每年需要創造多少價值才能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盈利呢?
基於各方的考慮,胡彥斌認準了一條路,即用一個資源整合的服務平台,去打磨做一整套藝人服務,幫藝人用儘量「輕」的操作方式,完成個人商業價值的最大化。
胡彥斌認為做「平台」需要的思維模式跟人內心的價值觀要匹配。胡彥斌的價值觀是什麼?他回答說:「我的價值觀有錢一起賺,所有的平台的搭建,就是讓大家有錢賺,這是我的一個中心思想。」
「太歌」目前有兩種運作模式,一個是新人計劃;一個對成熟歌手的全方面製作、推廣服務。
搭建一個整合服務平台並不容易,為了打通早前的內容的分發渠道,胡彥斌全憑自己個人單對單去談合作,包括互聯網,移動端平台的接洽工作,幾乎沒有捷徑可走,他說:「我現在做的不是一個藝人該做的事情,我每天從早到晚全部見各種人,開各種會。」
「太歌」目前旗下有五位合作的藝人。談演出合作也將是收益的一部分來源。把音樂做廣告載體,視覺化的MV植入,未來會出現在所有的互聯網的媒體平台上,甚至全國的線下KTV平台上。
「太歌」通過與廠商合作,引入MV的廣告植入,抵銷掉製作成本。類似於京東今年4月聯合多家唱片公司發起的「東樂計劃」項目。「太歌」就與京東進行了深度的項目合作。這樣從前端可以有合作收益,後端會有平台版權收益。
未來他也要做自己的移動端的產品,但對於具體的產品形態和運營模式,胡彥斌表示,目前產品還沒面市,不便說得的太多。「我有做內容的情結,內容是核心價值,當所有的平台到最後現在是拼資源,資源拼到最後誰都在拼資源的時候,你就要拼自己。差異化的價值最有競爭力。所以你覺得你的競爭力在創作這一塊,區別於別人的。還有就是你所能提給給別人的附加價值。我需要把樣式模板跟藝人的價值全都體現出來的。目前來說,平台整合非常重要。」胡彥斌說。
讓更多藝人通過「太歌」這個資源全面整合的平台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在現在版權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為藝人創造更多價值。這是胡彥斌要做的事情,
作為一個歌手或創作人,胡彥斌無疑是成功的,但作為一個創業者,胡彥斌才剛剛邁開了步伐。
在一期福布斯《云集》的節目中,胡彥斌以一個初為創業者的身份這樣說:「一個年輕人的成就感,就好比很多大學畢業生去找工作,他們為什麼對工資要求不那麼高,就是因為他們想通過做事情來獲得社會的認同感。」
在創業這件事上,胡彥斌始終表現得很謙虛;在對抗音樂行業舊體制這件事上則表現得很堅定跟強勢,他笑著對i黑馬說:「既然玩顛覆,就該有些新花樣。」然後,輕描淡寫的撂下一句:「我要告訴那些轉型很難的唱片公司,你們再不變就會被我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