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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唱片工業已死 音樂工業能永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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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技術下，整個音樂產業鏈已經跟以前唱片時代的音樂產業鏈不一樣了，你還按照以前的模式去做不死才怪!現在的90後在寢室，蒙一床被子隔音就能錄製音樂，他們都能砸了70後的飯碗!」李敬在接受《瞭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強調，應該是「唱片工業已死，音樂產業要永存」。

介質革命帶來的新公司

理科出身的李敬把互聯網時代的數字音樂革命看得很簡單：一種介質代替另一種介質，「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

就好像當年有卡帶機，然後CD取代了卡帶。然而不同的是，在從卡帶到CD的變化中，唱片公司一樣賺錢，「而現在進入互聯網時代，有人賺不著錢了，所以反對。」他這樣比較說。

其實回顧整個現代音樂史，音樂產業的歷次飛躍都來自於技術革新。技術一次次打破舊有的產業利益鏈，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唱片就曾被譽為人類重大發明之一，它的產生曾經促進了音樂的大發展，成為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重要載體。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傳統唱片轉化為數字CD，全球唱片業迎來近20年的大繁榮。1982年，邁克爾。傑克遜的專輯《顫慄》全球銷量破億張，至今無人能破此紀錄。

「當時也充斥著很多盜版，即便這種情況下，普普通通一個唱片公司一個專輯就能賣上百萬，白金獎就能賣幾百萬，那時候我們開年會吃喝都在人民大會堂。」國際唱片業協會中國區首席代表郭彪對《瞭瞭望東方週刊》回憶說。

「那時候賺錢太容易了，傻子都能賺錢。唱片發行之前就已經聽到了錢的響聲。」李敬說。

其實數字音樂的介質在短短10年中也在變化：先是MP3機—它被李敬認為是過渡產物，然後是PC互聯網，現在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趨勢。

在數字介質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變化就是銷售和傳播合二為一：聽眾從聽到一首歌然後去淘唱片店，變為跑到網上找歌聽、直接下載。

當傳統唱片工業最輝煌的時候，發行商、音像廠「拿著錢堵在唱片公司門口排隊」，希望得到授權。音樂人需要集中精力生產好歌，唱片公司想要誰紅很少會失手，「因為它掌握了媒體，但現在網絡上一首歌不知道怎樣就紅了。電視報紙都沒那麼強勢了，網絡越來越受關注，這就是改變了音樂的傳播。」

為瞭解決這個被李敬稱為「複雜」的傳播問題，他的公司裡有幾十個人專門研究：剛研究透了搜索引擎，又出來了微博、社交媒體，「就算我們是網絡出身的，也應接不暇」。

成立於2002年的滾石移動，投資方除了滾石唱片集團，還有宏碁技術投資、德國西門子移動投資、華登國際投資、聯想投資，叫做「全網電信增值業務提供商」。其實它的前身就是滾石唱片旗下的滾石網路科技娛樂通信事業部。

作為一家「新型的音樂公司」，李敬稱自己的企業每年有4億元以上的營業收入，且一直盈利。不過他也說，自己還處在深刻瞭解傳統音樂的過程中。
這類公司的出現，大大改變了音樂工業的傳統—唱片公司以往都是以製作室、錄音棚為主，小型、個性突出。「我覺得未來這種工作室形式會被淘汰。未來的唱片公司有強大的銷售能力和推動能力，你會發現，這個產業鏈各個環節就發生了變化，更像四大國際唱片公司那樣，但是這對企業的管理能力、資源整合能力、資金籌措能力是一個考驗。」

具體來說，唱片工業是以製作人為核心，然而現在隨著市場推廣、銷售渠道的多樣化、複雜化，製作公司扮演了主要角色。

音樂的變現難題

唱片工業的衰敗是顯而易見的。2012年初，知名音樂人宋柯丟下一句「唱片已死」，短暫地離開過音樂圈。似一聲驚雷，士氣低落的唱片業為此紛紛攘攘了好長一段時間。

半年不到，宋柯加盟恆大音樂。2013年11月9日晚，裡皮帶領的恆大足球奪得亞冠冠軍。恆大音樂「主教練宋皮」(宋柯自我戲稱)將「恆大星光音樂狂歡節」大篷車從南京派到了天河體育中心，為狂歡夜助興。

但部分觀眾對「恆大星光音樂狂歡節」植入廣告太多頗有微詞，「音樂節像廣告節」。宋柯則公開回應稱，如果僅靠門票收入，恆大音樂節單場虧損近200多萬元。

2013年「恆大星光音樂狂歡節」30場巡演除門票收入外，還將帶來1億元廣告贊助。為此，2014年巡演預計將增加到40至50場。
現場音樂已經取代唱片業成為全球音樂產業中收入規模最大的部分，音樂節甚至被視為音樂人的出路之一。

在宋柯看來，音樂節遠遠沒有達到「井噴」，正規的非常少，很多地方還未曾有過音樂節。「蛋糕要做大，音樂人才有飯吃。」
1996年，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宋柯還是一個珠寶商人。在好友高曉松的慫恿下，心底仍懷理想的他創辦了麥田音樂。宋柯在太合麥田的辦公室裡有一幅漫畫，上面寫著「為人民的娛樂服務」。

這個口號也正是宋柯這些年摸索的主線。在正式成立麥田音樂之前，高曉松帶著宋柯在上海一些唱片發行公司轉了一圈。

那時盜版已經暗潮洶湧，但宋柯認為還是可以掙錢。麥田音樂成立之初，依靠高曉松、朴樹、葉蓓等歌手著實賺了一把。

進入21世紀後互聯網迅速崛起，唱片大勢漸去。網絡全面對接、深度介入音樂產業鏈。唱片公司既無法對接網絡的慾望，也沒能滿足音樂人的慾望。

身為老闆的宋柯，也曾感到這種內外壓力。據業內人士轉述，在2011年香港流行音樂節的論壇上，宋柯就曾表示：「我不開心，我不願去伺候那些膨脹的藝人，那我就要放棄。」

2011年6月，在文化部的鼎力協調下，音樂產業裡曾經水火不容的音樂製作方和百度等互聯網渠道方，在北京宣佈成立了網絡音樂的行業協調組織「網絡音樂行業發展聯盟」，各方簽署公約，貌似握手言和共同探尋多方共贏的產業模式。

但是，今天看來聯盟各方的利益糾葛並未化解，唱片業的頹勢也沒能扭轉。

2012年年初，宋柯去開烤鴨店了。或許坐在自家烤鴨店裡盤算著營收時，對於中國音樂行業的賺錢問題，他琢磨出了一點東西：內容提供商不能從音樂流通體系裡掙得40%利潤，就玩不下去。不是賺不了錢，是沒有話語權。

當時，宋柯曾對《瞭瞭望東方週刊》表示：「網絡音樂總體年收入約為300億元，作為內容製作方的音樂公司只拿到約6億元。與此同時，2010年電影市場票房為103億元，內容商可以拿到35%至40%，約35億至40億元。」

這種對比似乎也暗合形勢。中國音像協會常務副會長王炬就對本刊記者表示：「流行音樂發展百餘年，到現在為止，音樂的形成模式、流通模式已經越來越和電影相似了。」

北大青鳥音樂集團總裁許曉峰對《瞭瞭望東方週刊》表示：「行業中整個產業結構，嚴重地損傷原創者的利益。」

「中國大陸的音樂嚴格來說已經陷入趨眾，藝術個性沒有了，好作品就沒了。歸根結底還是缺少有個性有品位的藝術工作者。」王炬說。

當然，有業內人士也表示，音樂行業缺的不僅是音樂人才，更缺互聯網專業人才。

10%和90%

對於數字音樂，郭彪的看法是：2000年中國就有了數字音樂，至今已13年，「如果出現5年時就修法，那就好了。」

作為傳統音樂人，他說：「我現在真的有些害怕，害怕什麼新的科技又出來了。因為中國的科技更新太快了，中國人接受這個很快，利用新科技打煙霧彈。著作權人沒弄明白，國家主管部門沒弄明白，法官沒弄明白，但是他弄得明白，就借助這個機會就開始盜版。他說這不是盜版，這是技術手段。」
郭彪跟互聯網「打了這麼多年」，現在法院已經基本弄明白了，「覺得畢竟你們互聯網不能老這樣啊」。

他說，數字音樂面臨的網絡盜版主要有三種：大量的沒有經過授權的內容網站，將產品放在自己的服務器上，但這個問題並不嚴重;更嚴重的是深層鏈接網站，將盜版網站全鏈一起，使得盜版得以實現，自己通過MP3窗口收廣告費;第三是音樂愛好者將種子上傳，大約佔20%。

通過「鬥爭」，第二類的深層鏈接有一大部分已經進入合法範疇，比如百度等大網站提供的鏈接。但是下載工具提供的深層鏈接還沒有向音樂人付費。而在國外，第三種、即P2P才是焦點。

對於涉及多個文化藝術領域的版權問題，郭彪說：「最關鍵的還是法制環境。我們打了那麼多年官司，我們是在吃虧、在流血的，那些網站反正拖一天是一天。」
版權問題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投資積極性下降。因為投資的回收差，原來集中在唱片製作領域的資本進入演藝行業，「但這些都不是主業」。
郭彪說：「現在一開會，基本上是兩個陣營，一個是內容產業，一個是互聯網。」

不過他認為，唱片行業不可能消失。雖然科技使進入音樂行業的門檻降低，但是作為商業產品仍然需要對藝人的培養和包裝，「從這個意義上講，唱片公司無可替代」。

而面對財大氣粗的互聯網公司，「沒有幾個權利人能真正有實力和大的互聯網公司坐下來談判。」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副總幹事劉平對《瞭瞭望東方週刊》說。

他解釋說，無線音樂和在線音樂現在都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無線音樂雖然利益非常大，但是權利人尤其是原創作者獲得的利益寥寥無幾，一部分被唱片公司拿到了，更大一部分被運營商拿去了。中國移動數字音樂可以達到300億元，因為他們是渠道，是壟斷的。」

他舉出《兩隻蝴蝶》、《老鼠愛大米》為例：這兩首歌做彩鈴的時候，詞曲作者也能分到上千萬元，後來就再也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移動開始沒明白，後來明白了，就改規矩了，採取買斷方式，用5萬元買斷，剩下的跟你沒關係。這就非常不公平，但他是渠道，你不進它的渠道，當時就沒有其他渠道可上了。」

至於在線音樂，「其實上只是解決了不到10%，其他90%多的還沒解決呢!」

走出技術的牢籠

王炬曾參加一個關於數字音樂的論壇，他強烈地感受到，「唱片業已經從論壇的主人變成現在的聽客、看客。」
王炬說：「當時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一家是做演出的公司的負責人之外，其他都是做數字、網站、移動的，所有唱片公司的負責人都坐台下。演講的也都是做數字的，2011年還有宋柯、沈黎暉等做唱片的，2012年就完全沒有了。」

數字音樂給傳統唱片公司帶來的衝擊幾乎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於傳播方式和渠道，還體現在對音樂內容的影響上。「腐朽守舊」的傳統唱片工業，看起來在新技術面前幾乎一無是處。
不僅是曾經輝煌的國際五大唱片公司轉眼間從「五大」變「四大」，又從「四大」縮至「三大」，國內唱片業也是淒悽慘慘。

2004年，宋柯開始警惕地意識到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數字音樂有了商業化的可能。2005年中國唱片業進入資本時代，從華納音樂先後出走的宋柯、許曉峰相繼獲得巨額融資創業。

宋柯的太合麥田不僅從運作刀郎作品的無限增值業務中既賺錢又賺口碑，2005年又簽約了超女冠軍李宇春。許曉峰的創盟音樂則採取較為穩健的方式。不過在業餘時間，許曉峰鼓搗出了北大原創音樂20年紀念專輯《未名湖是個海洋》，至今被奉為經典。

網絡的興起以及無線增值業務的繁榮帶來了機遇，這期間的種種絢麗，讓不少業內人士都以為中國唱片業復活了，並且迎來了第二春。
殊不知，這更像是一次迴光返照。一些以唱片為主體的音樂公司已經私下將主營業務轉移到藝人經紀和商演領域。

多年以來，唱片界和互聯網公司形同水火，自身不會也不甘心擁抱新技術。唱片業一步步日薄西山。現如今，明星出專輯僅相當於印名片，一線歌手的專輯銷量也不過上萬張。唱片公司最大的願望就是活著。
至今，整個音樂產業也未能找到適應互聯網新技術的成功商業模式，陷入技術牢籠。做唱片掙不到錢，人們歸結為盜版猖獗;網絡音樂時代音樂依然不賺錢，人們歸咎於免費下載。

「不解決百度、中國移動對音樂的壓榨問題，中國數字音樂的發展就是一句空話。」許曉峰對《瞭瞭望東方週刊》表示，「全世界每首音樂都慰藉了千百萬人的心靈，唯獨在中國創造音樂的人的心靈卻受到很大的傷害。就像一個演喜劇的小丑，為大家帶來笑聲，自己卻生活在苦悶中。」

來源：《瞭望東方週刊》 作者：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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