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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向賣方角色轉換：保險資管“彎道超車”

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正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在過去的兩年中，由於“舉牌潮”、“海外購”、投資範圍不斷擴展，保險資管作為保險資管行業中的“生力軍”和“資本大鱷”。

“從人保資金應用部開始入行，2003年參與籌建成立首業內首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可以說見證了保險資金應用從比較混亂的階段到收窄，再到逐步放開的階段，看到自己從2004年開始組織的行業課題都開始成為投資實踐的時候，不禁感慨這個行業十年來發生的變化。”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投資金融管理部總經理盛今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感慨。

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雲稱：“保險資產規模實現第一個1萬億用了14年，第二個用了三年，第三個用了不到一年，保險資金運用余額為11.2萬億元，近十年來保險資產規模從2004年的1.1萬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12.4萬億元，年均複合增速超過22%。”起伏的收益率曲線也趨於穩定，在被多位保險資管大佬普遍認為“較為艱難”的2016年，也將成為歷史上保險資管在收益與風險平衡木上走的最為如履薄冰的一年。

投資收益長期目標5.5%至6%

由於業外高關註度，業內又異常低調，保險資管一直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保險資金如何投資?權益類投資占比和股市是否還有機會，是各方最為關註的險資走向。

截至2015年末，保險資產配置中銀行存款占比21.78%，債券占比33.39%，股票和證券投資資金占比15.18%，另類投資占比23.3%，其他投資占5.34%。

和其他機構相比，保險資金經常被認定是低成本、來源容易的資金，然而事實未必如此。在盛今看來，保險資金尤其是大型險企的資金“並不好用”。盡管保險資金5.5%-6.5%的收益要求相對較低，但因為保險資金具有負債特征，投向的目標資產不僅要滿足一時需求，還要滿足整個負債期的收益需求。而由於負債特征，保險資金運用的起點也比其他資金高。在目前市場下，保險資金運用一開張，就背負至少5%左右的成本。換言之，投資收益水平至少得高於5%才能有後續發展。

數據顯示，目前保險行業資金運用余額中，權益類資產配置比例均值在13%至15%左右。不過在盛今看來，衡量這類資產配置指標，不應該簡單的看會計報表的披露，債券型基金、貨幣型基金以及優先股等指標均無需考慮在內，與資本市場波動高度相關的股票以及股票型基金才是主要指標。據盛今透露，人保集團所持有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投資比例不足10%，最低位時僅為4%。

盛今告訴本報記者：“人保集團的整體投資收益率，並不取決於權益類資產投資的擇時，而是穩定類收益整體水平的擇勢，人保集團的投資收益不容易突破8%。”就保險資產配置概念，盛今也闡釋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保險資產配置至少包括4個維度：國際保險資金投資的最佳實踐;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宏觀環境;保險資本實力和風險偏好;管理成本以及合理判斷和心理預期。

大資管、新競爭：險資角色輪換

無論是基金還是券商，抑或銀行、保險，未來十年將可能是中國資管行業發展最快的十年，也可能是所有行業里面發展最快的一個行業。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統計，截至2015年底，各類資管機構管理資產總規模達到約93萬億元。

在這個風口，保險當然不能放過機會。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整個保險資產產品化率在提升，目前在15%左右，但和公募基金、券商等其他資管機構相比仍有待提升;在保險資管產品的認購中，業外比例正在不斷上升。

據曹德雲分析：“保險資管機構的業務模式正由單一模式向複合的模式發展，從買方角色到賣方角色、從賬戶到產品、從服務投資方到服務融資方的轉變，業務條線豐富和管理模式多元的綜合性資產管理機構正成為趨勢。”

值得關註的是，買方角色向賣方角色的輪換成為保險資管“彎道超車”的新機。據盛今分析：“中國人保集團管理的第三方資產規模已經達到3000多億元。從未來發展看，將呈現逐步擴大的態勢。目前金融市場上，第三方業務規模最大的是銀行，前五大銀行中每一家銀行的理財產品規模都超過兩萬億元。未來保險公司應該爭取其中的業務。”

而人保只是行業的一個縮影，再以中國太保為例，太平洋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余榮權近日亦透露：“太保資產的市場管理業務分為兩部分，一是服務保險主業，資金來自太保集團、壽險和財險公司，二是第三方資金，包括一些中小保險公司、銀行理財以及其他一些機構的資金。去年，來自集團內部的受托管理資金大概7600億元，來自集團外部的受托管理資金大概1500億元，但我們從集團外所獲得的管理費收入超過了集團內的管理費收入。”

資產荒、低利率：保險資金掘新機

在2016年的整體投資環境下，險資投資壓力非常大。盛今說：“當前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2.8厘，歷史均值是3.6-3.8厘，目前下降了80到100個基點，這個跌幅是很大的。再例如，目前3A級的中票的收益率基本上在3.2%左右，而歷史均值大概在5.3%-5.5.%，長期的資產配置並不能滿足負債端的需求，因此我們更願意把資金放在短期的產品上，例如買短融或是貨幣基金。”

在這樣困難的市場，保險資金如何挖掘新機?在資產配置上，盛今稱：“除了有發展潛力的新興行業外，我們更關註涉及民生的不可或缺的行業中的優質標的，包括大消費、醫藥板塊等。這些優質公司具有穩定的現金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升，需求越來越旺盛。投資這些公司還可以服務保險主業，實現投資、主業雙輪共贏。我們會抓住中國經濟轉型的結構性機會，調整固定收益配置結構、挖掘權益投資機會、拓展境外配置市場、推進保險資金在包括醫療、健康、養老在內的現代服務業領域的投資。”

就市場上可能出現的新的投資機會，盛今表示：“市場上的融資需求一直很大，但卻不能隨便把錢投出去，人保集團會在股權投資方面進行創新，一方面母基金將會是創新重點，此外，夾層基金，以及目標為產業深度整合的並購基金也將是工作重點。在夾層基金布局方面，盛今表示，人保集團可能會做一些分級產品，並分產投兩階段進行。而關於並購基金的布局，盛今則表示下一步會和上市公司展開合作，挖掘產業深度整合機會，關註成長性以及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行業。”此外，他亦表示看好銀行不良資產應該蘊含潛在的投資機會。

在創業王國以色列，風險資本扮演什麽角色？

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的0.2%，卻誕生了16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占諾貝爾獎總數的五分之一;國內生產總值的40%來自出口，其中信息與通信技術占出口總量30%，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超過歐洲所有公司總和;2012年來，高科技行業融資額年增長水平高達34%，約有10%的高科技企業每年都能成功融資，2015年該行業的年度融資額更是高達近45億美元。

一連串的數字背後，正是以色列不斷湧動的創新創業熱潮。正巴菲特所言，若來中東尋找石油，請別在以色列停留。但若是來尋找頭腦、能量和正直，以色列是你唯一的落腳點。

“受地緣因素影響，在鄰國關系不穩定的大環境下，以色列創業公司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業之初就想好面向全球市場，吸引海外資本。”《以色列谷》作者顧克文表示，作為Catalyst-光大基金和Cukierman 投資集團的創始人，顧克文曾參與以色列科技、制造業和醫療等方面的投資。

數據來源：IVC Research Center

風險基金私有化改革

在顧克文看來高科技產業是以色列的經濟增長支柱，技術作為以色列與其他國家進行溝通的通用語言，國家層面會啟動吸引風險資本的完整計劃，創辦國家科技孵化器幫助創業者將想法轉變為產品。

在矽谷，高科技的發展得益於四大投行和發達的民間投資市場，相較於美國金融業發展，以色列的風險投資歷史並不悠久。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由於地緣政治動蕩等因素，政府實行金融管制，直到九十年代之後，以色列政治和安全環境改善，風險投資才得到了迅猛發展。

為發展國內風險投資產業，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了YOZMA計劃，主要針對創業過程中所存在的創業企業融資渠道短缺以及創業公司互補性資產和技能的缺失等系統性風險。

1992年創建之初，政府投資1億美元成立國有獨資公司，在此基礎上設立設立多個子公司並引入外國資本。據顧克文介紹，一般來說，一個2000萬美元的子基金當中以方持40%股份，歐美投資方持股60%。

為鼓勵投資，以色列政府承諾不幹預基金運作，由私人風險投資家決定分配;如果投資獲益，政府將所持股份按原始價格出讓給投資方，實現資金撤出。

在這樣巨大的政策傾斜下，最初的十支風投基金全部獲益，政府也與1998年通過拍賣和轉讓股份的方式撤出全部國有資本，完成了YOZMA基金的私有化改革。

“由於自身資源貧乏，周邊敵對國家環視，企業只能在國際市場的大舞臺與狼共舞，貿易保護主義這種弱者的生存邏輯從來不在以色列企業家的字典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就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為了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相互配合開拓市場。”非盈利組織以色列計劃(IPO)創始人彭湘墨解釋道。

與歐洲將80%以上的資金投入到成熟公司不同，以色列風險投資基金大部分優先註資到初創階段的公司。在以色列這種限於早期階段的融資方式越來越普遍，通過孵化器向天使投資人或群眾募集資金。

顧克文認為“源於學術和軍事世界的技術方面的預測和創新為以色列烙下印記，大量投資者只針對研發的初級階段，為的就是在幾年內，創建的不僅是一家卓有成就的公司，更是一個其他高科技公司可以收購的技術平臺。”

技術采購“超市”

時至今日，以色列最重要的出口已不再是鉆石或者水果，而是技術和企業輸出，以色列的技術主要根植於發達國家的公司使用，越來越多歐美大型國際集團到以色列來購買技術。

根據IVC Research Center 2012 Year book顯示，自2000年以來，約有上千家以色列公司被國際企業收購。2013年谷歌斥資9.66億美元收購手機GPS導航軟件創業公司WAZE。2015年微軟2.5億美元收購，以色列安全軟件開發公司Adallom，短短兩年時間收購了以色列三家公司。

20年里，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出售給國際集團的交易總量超過500萬美元。“以色列成為國際投資買家的目的地，他們像在超市里選購商品，購買投資者可以根據其需求選擇技術。”顧克文說道。

在顧克文看來，以色列公民服兵役的安排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無論從團隊協作、相互學習抑或應對緊急狀況解決問題的能力，都使得以色列創業者更具冒險精神和執行力，而這些因素正是海外投資者所看重的投資因素。

而相對完善的經濟管理體系，極富活力的投資環境，以及在軟件、農業、生命科學、清潔技術方面的前沿技術研究，將以色列和海外市場的共同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

投資中的中國力量

在顧克文的觀察看來，過去幾年，來自於中國、俄羅斯及其他亞洲國家對以色列技術的購買成為新的增長趨勢。據以色列風投研究中心IVC 統計顯示，在過去10年間，有超過120個以色列高科技企業獲得來自中國的投資。自2012年來，共有64個中國投資者選擇投資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僅2015年就有18名來自中國的投資者。

中國針對以色列的投資方式多樣，包含投資以色列基金、建立當地研發中心、投資加速器/孵化器、收購並購等。目前，以色列擁有5個中國公司的研發中心，例如複星集團和和記黃埔集團進行了收購和並購，還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中心;小米公司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中心，同時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投資;聯想集團、360等公司也投資了以色列的風險基金。

不僅中資企業赴以投資有巨大的商機，以色列企業也開始把中國市場看作未來發展的重點。據IVC Research Center統計，有13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在中國設立了152個海外分支：其中，北京41個、長三角地區(江浙滬)38個、珠三角地區(廣深港)23個;涉及的領域以通訊技術(30%)、IT和軟件技術(27%)、清潔科技(21%)為主。

“中國將是未來最大的市場，在科技領域的發展將繼續攀升，對技術的需求尤為強烈，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探索力度。”利瑞(Leverate)金融技術公司聯合創始人Ital Damti向第一財經表示，利瑞是一家總部位於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外匯金融科技公司，創辦於2008年。從2014年開始陸續開展中國內地業務，並於2015年正式掛牌成立利瑞上海辦事處，將中國市場視為發展重心。

為了鼓勵更多的中國資本進入以色列相關行業，以色列政府發布相關的政策規定，在投資過程中受損失的中國企業可以獲得10%到15%的補償(最高金額1500萬美元)。

在彭湘墨看來，“以色列在新能源、網絡安全、醫療、高端制造等幾乎所有科技領域都或多或少擁有創新優勢，而中國巨大的市場與以色列小而美的科技密集型市場形成高度互補。”前沿技術生產和龐大的消費應用群體，將中以兩個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而風險資本作為創新的加速器將更多的合作變為一種常態。

最大賠錢貨手機，今年真能獲利？ 獨家專訪 索尼重生最關鍵角色

今天每個還是“小角色”的你，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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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的十年，周鴻祎的兩個角色及其蛻變

黃有璨 2016-08-04 11:07

文 | 黃有璨 文章授權轉載自黃的世界公眾號。

站在遠處看，能夠很明顯的感受得到周鴻祎近幾年身上有些有趣的變化在發生。

今天偶然興起，決定來聊聊未曾近觀過的老周。

我姑且說之，您姑且聽之。

（一）

2016年7月，作為國內用戶體量最大的產品之一，以及360公司的核心拳頭產品，“360安全衛士”這款桌面殺毒安全軟件，迎來了它發布10周年的日子。

至此，周鴻祎和他所創辦的360，也已經走過了10年有余。

有心者可能會註意到，相較於最風光的2010-2013年，近幾年來，360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時間和吸引到的關註，是越來越少的。並且，這幾年來，硬件、手機都未能大火，花椒這樣的產品也尚還前路未蔔，360也鮮少能看到如此前殺毒、搜索這樣的“拳頭產品”。

換句話說，這幾年來，面向媒體、大眾和用戶的360，是一個略顯弱勢的360。

以老周一貫的“大炮”風格，這一局面初看起來，是有些不可思議的。

然而，低調、式弱的表象之下，未必不是蟄伏已久，謀定而後動。

2015年下半年，360宣布正式啟動私有化，著力於回歸A股市場。2016年7月，360對外正式宣布私有化完成，即將正式拆分為2家獨立的公司，分別專註於提供企業級安全服務和消費者服務。

這些大刀闊斧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動作背後，讓人心中難免會有感嘆：也許360在一段時間以來的蟄伏和波瀾不驚，很可能只是在潛心蓄力厚積薄發而已。

這也不禁讓人聯想起來周鴻祎曾經在2014年年底的360內部郵件上說過的那句名言——

像我這麽倔強的人，總歸會回來的。

某種意義上，我會覺得，360是一家個人色彩濃厚的公司，這家公司的發展史，其背後，實質上也是周鴻祎個人一些性格、心性的蛻變史。

所以這一次，我想拋開具體的產品，來聊聊周鴻祎這個人。

（二）

在互聯網圈內，說到性格倔強，話語尖銳甚至是天生自帶“仇恨撕逼”屬性的，一般大家都會很容易想到兩個人。

一是羅永浩，二就是周鴻祎。

這兩個人，至少有兩個地方是高度相似的——

1.他們都會對曾經傷害侵犯過自己的人銘記於心，睚眥必報；

2.他們的性格都過於犀利，愛憎分明，時常會在公眾面前毫無先兆地面向某個自己的敵人開炮，也因此往往成為媒體的寵兒。

如果說羅永浩的尖銳可能更多源自於自己某些內在堅定的“信仰”以及或多或少的一些自大+目中無人，那周鴻祎的尖銳則可能更多來源於他潛藏在心內的一些“危機感”與“不安”。

2005年，奇虎公司成立。

在那一年之前，周鴻祎經歷過的事情已經很多——

他帶領3721與百度打過了三年仗，後來眼看著百度從自己身後做大，全面超越了自己，而3721也賣給了雅虎；他因為3721臭名昭著的“強制安裝”，而普遍受到一大群用戶們的唾棄；此外，在3721賣給雅虎以及自己成為雅虎中國總裁之後，老周的這一段職業經理人生涯也算不上順利。在執掌雅虎中國18個月後，因為團隊文化融合的問題，加上後來阿里巴巴入主雅虎中國，周鴻祎離開雅虎，且離開的方式應該算不上體面——無論是與楊致遠還是與馬雲，他們之間的關系都不是那麽順暢。

所有這些經歷，都多少屬於那種“雖有一個不錯的開局，但結尾卻不盡如人意”式的。我猜，經歷了這些的周鴻祎，雖然已經有了一些江湖地位，但內心無疑卻有了更多的“危機感”與“不安”。

以當時的狀態看，從雅虎中國離開之後的老周，內心應該是充滿了某種“不甘”的。

此時的他，最渴望的事，很可能是希望證明自己。證明自己也能夠做出來一款贏得用戶認可的產品，證明自己也可以做出來一家不遜於百度、阿里和雅虎的公司，以及證明自己不僅可以開創一個不錯的開局，也完全有能力引領一個圓滿成功的結局。

而2005年周鴻祎離開雅虎後所創辦的“奇虎”，正是老周在這一心境下的產物。

（三）

2005年的周鴻祎，35歲。這個年齡的男人，已過而立，尚未不惑，往往極度渴望證明自己。

對當時的周鴻祎，正是如此，他自認不比李彥宏、馬雲差，為此前3721在收入比百度要好的情況下“賤賣”給了雅虎而感到懊悔。所以，當時已經手握雅虎核心技術和團隊的他，特別希望打一場“速勝”的仗。

2005年成立的奇虎，本意是要做“搜索”，背後影射著的，是周鴻祎希望同時鬥敗百度和雅虎——兩個與他此前恩怨不斷的對手。

而當時的“360安全衛士”，還叫做“流氓克星”，基本是個不入周鴻祎法眼的東西，其本意只不過是一個想要用來推廣“奇虎搜索”的插件而已。背後的邏輯是：當時用戶瀏覽器上已經被強制插滿了各種插件，於是奇虎就想做一個叫“流氓克星”的東西，先把那些煩人的插件幹掉，再給用戶推薦奇虎搜索插件。

此時的老周，在行事風格上，多少沿襲了3721/雅虎時代的“取巧”心態，更希望能夠找到一條捷徑，然後迅速戰勝和超越對手。

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事與願違。

超過200人的團隊，每月上百萬推廣費用的奇虎搜索始終不見起色。而本來只是從屬角色，僅有10幾人團隊的360安全衛士卻獲得了迅速發展，到2007年，360安全衛士的裝機量已經達到了幾千萬。

我感覺，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老周開啟了自己的第一次蛻變。

蛻變的助推力來源於兩方面。

一是，自己全力主推，投入重兵且布局完整的奇虎搜索（當時的奇虎，同時在做火車票、衣食住行、BBS等各種垂直搜索），居然在內部會完敗於一個10幾人的小團隊——只是把“安全”和“殺毒”這麽兩件事做到了極致的桌面軟件安全衛士。兩相對比之下，他受到的沖擊是巨大的。可能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老周開始深刻感受到了“以用戶為中心”的力量。

一般來講，我認為存在兩個角色側重各自不同的周鴻祎，一是作為一個產品經理的周鴻祎；二是作為一家公司CEO的周鴻祎。

前者，借由3721萌芽，到360安全衛士的一統江湖而臻至大成。在此後周鴻祎出版的《我的互聯網方法論》一書中亦可看到，差不多就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周鴻祎開始大談“要尊重用戶”、“要做減法”、“微創新”等等理念。

而後者，也即作為一個CEO的周鴻祎，從360安全衛士和360殺毒，可能才剛剛開始自己的成長。

這與我們將要講到的老周在此階段發生蛻變的第二個推動力也有關，那就是：他在這個時期經歷了與傅盛的決裂。

（四）

老周與傅盛之間的故事，堪稱過去10年的互聯網世界內最引人矚目的恩怨情仇之一。

我試圖為這個故事梳理出了一個較為為簡潔的版本，大體是這樣的——

2003年，時年25歲的傅盛加入了3721，同年，老周把3721出售給雅虎。

2005年，老周從雅虎出來，要做奇虎，老周給當時還在3721團隊的傅盛打了3個小時電話，邀請其加盟，傅盛權衡下，拒絕了包括百度在內的許多公司的邀請，同意加入奇虎。

2005年開始，傅盛在奇虎開始作為產品經理負責“360安全衛士”（據說這個名字都是傅盛取的），而老周則親自負責搜索。然而，2年之內，搜索燒錢無數，進展寥寥，而360安全衛士則在傅盛的帶領下出人意料地取得了飛速成長，以極低的成本獲得了數千萬用戶，並延伸出來了360殺毒、360安全瀏覽器等一系列重要的產品線，傅盛本人在360內部的威望和影響力也開始扶搖直上。

2008年，奇虎的搜索業務遲遲不見起色，而360的用戶突破一億。老周終於下定決心砍掉搜索，專註於安全，甚至公司對外的形象和品牌也開始主打“360”。恰從此時開始，老周與時年30歲的傅盛之間的問題開始凸顯——背後的核心問題是傅盛身上潛在的“功高震主”，以及“360到底是姓傅還是姓周”的問題。

2008年5月，老周某次與傅盛探討產品，說起360半年都未加新功能，傅盛反問：奇虎之前做了那麽多垂直搜索，但做起來了嗎？這句話無疑激怒了周鴻祎。他說：傅盛，你做好了360，我沒做好搜索，你就可以跳起來跟我爭了嗎？此事開始成為二人間決裂的導火索。

2008年9月，時任奇虎360總經理的傅盛從360離職。離職時，360與他簽了一個極為嚴苛的協議，包括18個月內不能做任何與360有競爭關系的產品，不能加入跟奇虎有競爭關系的公司（包括了當時幾乎所有的主流互聯網公司），日後傅盛創業的公司不能接受360員工加入，永遠不能公開講對奇虎不利的話，等等。

從奇虎離開後，傅盛在經緯中國做了2年副總裁，日後又接受了雷軍的投資做了可牛，期間無論市經緯的張穎，還是雷軍，都收到過周鴻祎的帶話：不要接收傅盛，接收就是作對。

2010年，傅盛創辦的可牛推出可牛殺毒，上線第一天開始就被360全面攔截。自此開始，傅盛打破沈默，開始公開在媒體上指責360和老周，此後可牛與金山網絡合並，傅盛任CEO，開始正面與360對抗，甚至2011年，360狀告傅盛盜取360技術機密開發可牛殺毒，周傅二人的反目成仇，自那時開始，一直持續至今。

與傅盛之間的這段恩怨，是非暫且不論，但對於周鴻祎當時心中的“脆弱”和“不安全”，無疑是一次凸顯和放大。無論中間誰對誰錯，他顯然在整個過程中最擔心的事，是自己一手帶出來的傅盛會從自己手中奪走些寶貴的東西，即便在奇虎內部老周本人占據著絕對控股權，且傅盛基本沒什麽太高份額的股份。

另一方面看，這一段經歷對於周鴻祎本人的價值和意義可能也既深且遠。

傅盛走後，周鴻祎全面接手360，自那時開始，周鴻祎開始真正從3721/雅虎時代的主打合作/取巧的運營思路，轉向了紮實產品/贏取用戶的口碑路線，並在最短時間內穩定了團隊，帶領360實現了極其強悍的商業模式。

前文所提到的“身為一個產品經理的周鴻祎，在這一階段才真正臻至大成”，正是指此。

而另一個周鴻祎，也即“身為一個CEO”的他，經歷了與傅盛這名左膀右臂及心腹大將的反目，無論其表面上如何強硬和強悍，其內心受到的沖擊也勢必是巨大的，這種沖擊，很可能進而促成了他的一些反思和改變。

我隱隱覺得，差不多就是從這個階段開始，老周身上的某些尖銳開始逐漸淡化下來。

以2011年為界，在此之前，老周在圈內樹敵無數，從李彥宏到楊致遠到馬雲再到傅盛、馬化騰和雷軍。而自此之後，老周在圈內甚少再樹新敵，這一方面可能是360江湖地位已成，另一方面，也許多少也與周鴻祎內在的某些變化相關。

（五）

2011年3月，360正式登陸紐交所上市。

到了2012年，360的PC端產品和服務的月活躍用戶數更是達到了4.25億，這意味著360已經成為了國內用戶規模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

對老周而言，這是身為一名CEO的關鍵性勝利。

在過去3年里，他主導下的360以一系列極為強悍的打法擊敗了無數“安全”和“殺毒”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並開創性地構建起了一套以安全和瀏覽器占據用戶流量入口，再依靠廣告、軟件下載分發等業務獲得盈利的全新商業模式——在此之前，國內安全市場中沒有人采用過類似的商業模式。

更為重要的是，以此為節點，他也終於成為了互聯網圈內數一數二，在網民和媒體口中可以與李彥宏、馬化騰等人相提並論的大佬——證明自己不輸給李彥宏等人，這正是當初老周創業的核心初衷。

2012年的周鴻祎，42歲，剛剛步入“不惑”之年。

這一時期的老周，巨大的成功也帶給了他巨大的自信，你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不安”和“尖銳”已經越來越少顯露出來，相反，他開始可以在公眾面前更多流露出來某些“坦然”和“大度”。比如說，在2012年間，周鴻祎曾經先後數次公開贊揚過微信，稱贊微信的創新性，稱“騰訊布局移動互聯網的50個產品，都比不上一個微信”等等。

以一個遠觀者的身份看，一個人的一生從低往高走，很可能會經歷一個決定性的節點，一旦可以成功度過這一節點，你可能會在氣度、魄力、勢能等各方面都完全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而這個節點很可能是——一件你曾經摔過跟鬥，並對之執著無比的事，你終於成功實現了它，證明了自己，並在此中名利雙收。

對老周而言，這個時期，他可能就正是剛剛度過了這一節點，讓自己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和狀態中。

然而，2012年的老周，也並非完全就安靜了下來。

（六）

2012年的周鴻祎，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更多是一個CEO，而不再是一個產品經理。他開始更多需要去關註戰略和策略，關註自身影響力的構建與輸出，關註行業和產業的變化。

從2005年到2011年，360的勝利，是其在PC端的勝利。

然而，這期間，互聯網格局已經又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移動端在開始全面興起，移動市場成為了一個面向未來更加舉足輕重的市場。

360在移動端的腳步不能說不快，早在2010年前後，360就推出了“手機360安全衛士”，其包含短信、騷擾電話攔截、垃圾清理、防隱私泄漏等各類功能，並迅速占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

看起來，360在桌面時代以“安全”和“殺毒”占據用戶入口，然後在此基礎上再去憑借應用分發、廣告和增值服務等構建商業邏輯的模式，在移動端又將重演。

然而，互聯網世界中的敵人總是容易從無聲無息中襲來，對360，也是如此。

2011年8月，雷軍創辦的小米正式發布了小米手機，此後短短1年內，小米手機的銷量就達到了近1000萬臺。

因為其出貨量的巨大，加上原生的MIUI系統，小米開始漸漸擁有了移動端的“入口”，成為了360等軟件工具的“上遊”。坊間傳聞，當時的小米手機上，曾經連續收到過警告手機360“不安全”，提醒卸載的消息。

這樣的境況，也讓已經是一方大佬的周鴻祎再一次感受到了危機——他決不能真正讓小米完全成為自己的“上遊”。

由此，從2012年開始，老周的“炮口”開始對準了小米，他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抨擊小米手機，稱小米是“騙子”，“看不慣他們的做法”等等。

並且，老周也迅速行動起來，聯合阿爾卡特推出了一款自己的名為“AK47”的360特供手機，而後360又分別聯合海爾等廠商推出了數款特供手機。

看起來，“手機”這個移動端的核心入口之爭，是被老周視作一場硬仗來看待，決計不肯落下的。

可能老周也沒想到，這一仗，一打就是4年，且過程中的曲折遠超想象。

（七）

2013年，小米勢頭不減，全年出貨量接近2000萬臺。相反，360推出的幾款特供機，似乎都反響平平。這讓周鴻祎新一輪的危機感更甚。

同期，資本市場對於360遭遇的威脅也給出了反饋，在2014年中，360的股價從2013年最高的120多美元掉到了60美元左右，市值掉到70億美元，退出了百億美元俱樂部。

2014年12月，周鴻祎祭出了更大的動作：360與酷派成立合資公司，推出奇酷“大神”手機，周鴻祎任CEO，酷派集團董事長郭德英任新公司董事長，周鴻祎長駐深圳。

為此，2014年底周鴻祎甚至在360內部發布全員郵件，號召360員工：拿上AK47，跟我到南方去做手機！郵件中對於為什麽360需要做手機也首次給出了公開回應，稱“手機上的安全威脅是指數級別的，要在移動互聯網做安全，必須自己做手機。”

而前文中提到的“像我這麽倔強的人，總歸會回來的”這一名言，也正出自這封郵件。

我覺得，這一時期，小米對360所帶來的危機，可能已經開始讓老周漸漸意識到：互聯網江湖內波瀾起伏實在太快，與其圖一時之快，或許不如隱匿蟄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八）

2014年，對於周鴻祎可能是另一個蛻變的重要關口。

如果說，2008年與傅盛反目後帶領360成功上市的這段經歷，讓老周從一位“江湖梟雄”成功蛻變為互聯網圈內懂產品懂用戶的一名一線高手，那麽2012年到2014年這一時期，從公司發展受阻，到感受到移動端的威脅，再到反複對抗小米始終占據下風的這一系列經歷，則可能讓老周真正在氣度、魄力、謀略、眼界等各方面都再進一層，真正成為了一名內外合一，更加通透的大佬和大師。

2014年底，程苓峰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過“周鴻祎是不是老了”的問題，其中有過這樣的表述：

“一個人生的成長和蛻變，可能會走兩條曲線。第一條曲線是能力曲線。也就是把自己先天後天積累的勢能都釋放出來，逐步學會更多的東西，具有更大的能量，然後在職業上劃出一條美麗的增長曲線，一條上揚的拋物線。 周鴻祎做的產品越多人用，普及越快，市值越高，這就是一條增長曲線。

但一條曲線一定有下落的時候，或者一定有進入瓶頸期的時候。這就體現為qihu的股價許久不動了，甚至還在跌。

當這第一條能力曲線到達瓶頸時，另一條曲線就開始了。我稱之為性格曲線。人總是在意識到自己能力的瓶頸時，開始反思自己的內核。一般而言，敏感一點、通透一點的人，就會從性格里去找原因，其他人，就止步了。

回到那個問題——周鴻祎老了嗎？我的遠距離觀測是，他可能處在第一條能力曲線的末端，也就是產品、市值、勢能遇到瓶頸。與此同時，他很可能已經處於第二條性格曲線的起始端，也就是外在似乎沒變化，但內在的反思和否定機制已經啟動，正在加速進化的時期。”

恰是在2014年底到2015年初的時候，周鴻祎開始公開感嘆——互聯網世界里的商業，就是沖浪。沒有人可以永居潮頭。

也是在2015年年初，周鴻祎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開始公開反思：

“我也許太貪心了”

“我跟馬雲是有差距的。如果比懂技術、懂產品，可能馬雲不如我。但是他可能更懂領導力，更懂人性。所以馬雲可以駕馭更大的事業。”

也是在這次采訪中，周鴻祎坦然，自己過去一年的經歷，無異於一次“痛苦蛻變”，他用“Growth Pain”來形容自己當前的感受。

就是在這樣的陣痛和思考中，周鴻祎和酷派聯手的“奇酷手機”也沒能在市場上贏得更大的認可。

（九）

雖然沒能帶領360成功逆襲小米，但進入到2015年之後的周鴻祎，卻未必不是在變得更好。

還是站在外部遠觀，我的感受是，2015年之後的老周，開始變得更加深入淺出，公開罵人更少，更加沈穩，也更加平和。

那個身為CEO的周鴻祎，也許到了這個階段後，經歷了公司上市，名利加身的巔峰和此後的市場變幻對手威脅之後，才開始能夠把一切變化和威脅視作是常態，可以從容思考和應對，而不再如此前與傅盛反目時一般，表面強權在手呼風喚雨，內在卻可能極度敏感與脆弱。

一個敏感、追求“速勝”的周鴻祎，可能會更關註如何在外在氣勢和個體的口頭爭鋒上壓倒你，以及如何找到那些“畢其功於一役”的支點與你進行殊死搏鬥和決戰；而一個更加沈穩的周鴻祎，可能會考慮的是如何通過更加長遠的布局和謀劃讓自己在時間的賽跑中可以處於一個相對的優勢位置，天然就能夠對你形成威懾。

我認為，恰恰是有了這個變化之後，老周面對外界的非議，開始有意識地讓自己忍氣吞聲，更多開始蟄伏，去布局和謀劃。

然後，才會有像推動360私有化回歸A股，以及把360一分為二這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動作。

從1998年創辦3721至今，周鴻祎在互聯網江湖中，已經走過了18年。

如前所言，我認為360這家公司的發展史，其背後，實質上是周鴻祎個人一些性格、心性的蛻變史。

本質上來講，我認為每一個人的性格和內在特質都是兩面性的，就像一個人可能處事沈穩，但也時而會體現得缺乏魄力；一個人雷厲風行，但也時而會體現為急躁冒進。

但，假如能夠有幸遍歷人生事業中的各種高低起伏成敗興亡後，一個人可能會有機會臻至一種更加圓融通達的狀態，這個時候，他可能會更加看透外部世界的變化，也更加認得清自己的局限與邊界，從而能夠學會盡可能規避掉自己性格特質中負向的部分，而是更多讓自己不同的特質可以出現在合適的場景下，去發揮更大的作用。

比如說，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老周可能才真正可以把自己性格中天然“尖銳”的那一部分，轉化為遇到對手打壓和逼近時的“百折不撓”，可以更多把自己“取巧”的部分轉化成了一些“局部戰略謀劃方面的出色”，可以把自己原本“急躁”的部分，轉化為在面對取舍決策時的果敢。

當然，最為重要的，是老周可能真正開始把他潛意識里的那種“不安全感”和“脆弱”，轉化成了更多在面對大環境變化時的居安思危，以及某種絕不甘於人後的倔強。

這樣的老周，可能不會再像以往那般頻繁成為媒體的寵兒，但卻會是一個更加強大，也更加可怕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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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精”還是“正能量”？激辯險資“雙刃劍”角色

12月3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批評有人用“來路不正當的錢”從事“舉牌”、“杠桿收購”，“從陌生人變成門口的野蠻人，變成了行業的強盜”……

這一番慷慨陳詞隨即引發輿論的廣泛討論。險資究竟是“土豪”、“妖精”、“害人精”、“行業的強盜”還是股市的正能量?

業內一個共識是，險資是一把“雙刃劍”，要發揮好保險資金對於資本市場的積極作用，舉牌屬於市場化行為，應該加大險資權益類資產比例。但是借助金融產品監管套利的行為背離了初衷，“野蠻”收購的行為終將偃旗息鼓。

險資加大權益資產配置是大勢所趨

對於當前險資進入股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教授李永森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保險資金增加對資本市場資產的配置是大勢所趨，就當前情況來看，多數險資進入市場的時候也基本遵循了市場規則的要求，包括舉牌行為。

事實上，監管層本身對於險資投資二級市場本身持有中性的態度。劉士余明確表示：“你有錢，舉牌、杠桿收購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為對一些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戰，這有積極作用。”

對於險資投資二級市場的邏輯，海通證券策略分析師荀玉根認為，險資投資權益資產的空間大、迫切性強。一方面，險資是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持有自由流通市值6.7%。雖然險資在A股整體中絕對占比並不算高，但已成為機構投資者中重要的力量。

數據顯示，今年萬能險大量發行，保險資金運用余額依然保持了較高速增長，截止到10月底，保險資金規模為12.9萬億元，同比增長22%。在保險資金投資分布中，銀行存款占18%，債券占34%，股票和基金占14%，其他占34%。

荀玉根表示，險資持有股票等權益資產僅14%，占比並不高，遠低於美國的30%，也遠低於保監會要求的30%權益投資比例上限。

“低利率背景下，由於險資主要配置固收類產品，資產端收益率下行非常迅速，這倒逼了險資加大股票資產的配置比例，尤其是低估值高分紅的大盤藍籌股。”荀玉根分析。

在過去6年中，保險資管權益投資收益率僅在2012年微跌，其他年份均有絕對正收益，從歷史收益率來看，險資更應該加大權益資產的配置比例。

對股市是福是禍？

事實上，險資投資於A股市場在獲得收益率的同時，也同步助推了股市行情的上漲。一位曾在監管部門任職多年的金融機構高管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保險資金是今年股市行情上漲的主力軍，當前經濟處於下行期，優質投資標的有限，加之境外投資受限，市場閑置資金多流向股市。

廣發證券報告顯示，在去年“股災”之後的兩個季度，險資“舉牌”的規模大幅增長，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險資“舉牌”規模分別達到693億元和805億元。今年三季度以來，險資“舉牌”的規模再度出現明顯的擴張,截至11月22日, 2016年下半年險資舉牌規模累計達到310.4億元，“舉牌”潮或再次來臨。

寶能系A股部分持股情況

對於險資“舉牌”的動因，除了上述保費的快速增長及高負債成本要求險資加大藍籌配置比例的需求外，荀玉根分析，險資舉牌上市公司，權益法核算有益於增加保險公司業績。同時，“償二代”體系下，配置大盤藍籌有利於降低資本占用、改善償付能力。

荀玉根進一步分析，當險資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權且派出董事會代表，或者增持至20%以上股權時，會計上可以將該投資計做長期股權投資，按照權益法核算，以持股比例乘以凈利潤計入投資收益，不受二級市場股價波動影響，如果持有的上市公司市盈率不到20倍，相當於5%以上的收益率，超過信用債的收益率水平。

荀玉根還表示，由於“償二代”對不同股票賦予了不同的風險因子，風險因子越大，對資本的占用就越多。因此，險資增加大盤藍籌股配置比例、相應減小中小市值股配置比例。可以在維持權益配置比例不變的情況下，盡量減少價格風險對償付能力的影響。

就保險資金對於資本市場的影響，李永森表示，保險資金進入市場，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血液，擴大了資金的來源，促進了價值發現，提升了市場流動性，活躍了市場。險資舉牌上市公司，對促進有關公司治理、規則完善具有積極意義。

南開大學保險系教授朱銘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保險業的投資和險企在“資產荒”背景下投資上市公司，不僅是藍籌股具有投資價值，也要使投資有利於保險業的長遠發展，有利於構成了保險產業鏈的建設。

險資“舉牌”是非多

不過，前述金融機構高管也稱：“當前保險舉牌在中國市場表現反常，無視風險，進行監管套利隱含的風險顯而易見。”

他所言的風險更是被監管高層所不容。

盡管劉士余的講話並未直接點名“險資”，但結合去年以來險資在二級市場近乎“瘋狂”的舉動，市場上形成了以恒大系、寶能系、安邦系、國華人壽系、陽光系、華夏人壽系為代表的“門口的野蠻人”，在A股市場上掀起了“血雨腥風”，劉士余的指向似乎不言自明。

去年底的“寶萬之爭”，險資意圖爭奪優質上市公司控制權，直逼萬科公司管理層;同在去年底，安邦則重金掃貨民營股份相對分散的民生銀行，占據該行第一大持股股東，並終以博得民生銀行的董事會席位收場。

今年下半年，A股市場更是不乏險資的兇猛身影。恒大人壽以拉高股價快速套利離場、買而不舉等“玩法”，染指梅雁吉祥、金科股份等多只上市股票，“血洗”跟風小散戶；寶能系旗下前海人壽入駐南玻A，引發公司管理層集體離職，上演了兇猛“掠奪”公司控制權的“宮鬥戲”。

險企這一系列“野蠻行徑”背後的資金多來自於萬能險和結構化杠桿融資工具。劉士余所言的“來路不當的錢”也並非保險資金本身，而是通過萬能險和結構化產品募集的社會資金通過杠桿工具進入股市的資金。

“保險自身的資金來源與投資的資產配置需要註重期限錯配等風險的管控，在股票市場上也需要規範和約束自身的行為，避免操縱市場的產生。”李永森強調。

監管如何規範？

繼上周末證券監管層震怒後，保監會12月5日祭出政策整治萬能險，責令前海人壽整改並叫停其萬能險新業務;保監會還將派駐檢查組入駐前海人壽、恒大人壽，有消息稱，今日保監會檢查組已進駐兩家險企。一場監管風暴已然來臨。

由於險資舉牌事關資本市場，需要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協同。對此，朱銘來建議，在現有的法律法規環境下，險企有哪些投資行為還不夠規範，需要兩個監管部門之間密切合作配合，將相應規章文件進行規範完善，明確投資比例、投資金額等，畢竟從寶萬之爭、寶能系增持格力電器、安邦舉牌中國建築等險資投資案例看，並沒有直接觸犯行政法規。

“監管層要繼續鼓勵險資作為機構資金投資股票市場，要繼續致力於法規制度建設。”李永森也表示。

特別是對險資舉牌行為，監管部門應該區別加以引導。李永森建議，應鼓勵險資舉牌金融類公司，包括財務投資和控制權戰略投資，而當前應當適當限制險資舉牌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限制其對於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進行控制權類的戰略投資，限制金融類企業過度介入非金融類上市公司重大決策以及生產經營管理，避免出現南玻A事件以及之前的“寶萬之爭”等類似事件的重演。

“監管部門的核心職責是保護消費者利益。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監管部門核心是要關註哪些險企投資行為構成了對消費者的潛在傷害。”朱銘來說。

他進一步分析，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利用萬能險保費進行投資活動，針對當前合規前提以及未來是否合規，應不斷界定萬能險能否使用、使用比例多大，這些需要進一步細化管理，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使得保險資金不從事高風險投資、資產定價不致於出現問題，避免廣大投保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從監管立場來看，朱銘來分析，證監會也是為了保護廣大中小股民、股東的利益和基本權利，同時防止舉牌效應導致股價的過度波動。

“不管是長期股權投資還是短期的資金快進快出，無論是財務投資還是戰略投資，保險職責核心是風險管理，核心問題是投資活動與保險產品形成一個產業鏈的對接。”朱銘來說。

他的言下之意是，保險投資要與行業發展結合起來。醫療健康與健康險產品資金對接，養老產業與養老金、企業年金產品對接。而當前險資投資於萬科、格力電器、中國建築等藍籌股，這些能否與保險產品匹配的形成產業鏈建設，是亟待關註的問題。

朱銘來進一步指出，大盤藍籌股通常市盈率偏低，市值有所低估，保險資金進入後，企業股價發生變化，究竟是回歸正常估值水平，還是存在估值的嚴重泡沫，將對中小股民投資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這需要監管部門進一步評估和考量。

此外，朱銘來還強調，監管部門對不合規、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對違法違規的投資活動進行限制，在此基礎上，險企遵循市場化原則進行投資，至於展開哪些投資活動，應由險企根據自身戰略選擇。

【2017亞洲金融論壇】香港將繼續扮演超級聯系人角色

隨著全球經濟步入新常態，面對這些重大改變，香港也正面臨著很大的變化。在亞洲金融論壇上，多名業界人士認為香港已經準備就緒，將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超級聯系人和高效中介人的角色，未來香港更應該主動出擊，充分把握機會。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洪丕正稱，盡管目前世界經濟正在步入新常態階段，但一直都充滿著不確定性因素，未來中國的最主要驅動力就是創新，香港要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為中國和世界扮演超級聯系人的角色，相信未來可以輻射亞洲、全球。

“一帶一路”帶旺香港

多名業內人士認為，“一帶一路”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稱，香港在基礎設施、知識經驗、科技人才等方面擁有非常得天獨厚的經驗和優勢，可以很好地配合以及推動“一帶一路”政策和倡議的實施。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主席馬時亨稱，“一帶一路”，可以極大程度滿足香港經濟發展，能夠進一步強化香港的地位。馬時亨舉例稱，港鐵在去年設置了港鐵學院，當時就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香港，反應很熱烈，很多國家願意把年輕人送到香港來培訓，比如哈薩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正在建造一條輕軌系統，由中國公司來進行建造，中國也在為他們提供融資服務，這種模式可以讓中國和其他國家獲益。與此同時，香港也可以在其中參與一部分，比如港鐵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更多培訓，讓他們能夠更好地運營自己的輕軌或其他地鐵系統。

除了地鐵以外，香港在機場的管理、進口貨物的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也可以通過香港的銀行或者股市來進行融資。馬時亨認為，香港必須要主動出擊，不能坐等機會，要走出中國，去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城市的需求，並把自己強勢的能力與對方的需求對接上，比如香港的優勢在於法律、會計和仲裁，這些都是可以發揮的地方。

綠色金融有重大機遇

高盛亞洲有限公司主席範華達指出，2015年年底推出的巴黎協議，有195個國家簽署了，承諾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對氣候變暖。2015年央行推出一份報告稱，接下來5年時間里，為了實現綠色經濟的發展目標，需要1.5萬億美元融資，政府的資金只能提供其中的15%，剩下的需要私營部門的融資，加上“十三五”規劃中的綠色經濟發展目標，未來融資將成為一個最主要的需求。

高盛預計，每年中國需要2000億美元的資金進入綠色經濟中，其中大部分需要通過市場進行融資。目前，很多機構投資者已經開始對綠色經濟感興趣，範華達認為，這對香港意味著很大的機會，未來香港可以參與到綠色項目融資中，尤其是“一帶一路”方面，更可以參與綠色債券、綠色股份的直接投資。

範華達稱，由於香港具備很好的框架、開放的市場、優良的監管環境和龐大的資本市場，可以在融資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香港的債券市場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有所作為，比如允許內地投資者進入香港債券市場等。

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也認為，香港在綠色融資項目的執行方面擁有很好的歷史記錄和優勢，未來可以借助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進一步助力香港在金融領域的拓展，包括金融衍生品、綠色金融產品的發行和實施。

另一方面，馬時亨認為，中國應該繼續在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走下去，未來會有更多的人民幣計價的貿易，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機遇，因為香港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

範華達稱，香港可以持續作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為中國的公司持續提供融資服務，還可以幫助中國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也能發行大量債券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這些都可以是香港的機會，如果香港要抓住這些機會，需要香港政府顯示出領導力，而且金融行業也要同步跟上。

馬時亨稱，香港目前的關註點太少，需要進行多元化發展，過去深圳的IT行業做得不如香港好，但現在深圳已經開始超過香港，希望香港可以開發一些高附加值產業，比如像瑞士一樣，多開發一些不同的經濟元素。

谷歌應用商店入華傳聞再起 網易成理想角色

闊別中國內地市場7年之久的谷歌近日被傳出正在與網易談合作，希望把應用商店Play Store開在中國。但雙方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均不置可否的態度又給這次令外界興奮的猜想打上一個問號。

作為一個應用分發平臺，與蘋果App Store相比，處於弱勢地位的谷歌Play Store可能看上了在中國擁有龐大郵箱賬號體系的網易，而後者又不大可能在分發渠道上與谷歌商店構成競爭關系。鑒於此前涉及Play Store以及谷歌其他服務入華的多次傳聞，這次潛在的合作可能被視為一個敲門磚，以幫助“谷歌全家桶”里的其他服務入華，但現實面臨的監管阻力可能會讓這個猜想變為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故事。

為什麽是網易?

根據美國知名科技媒體the Information報道，谷歌正在和網易公司接觸，目的是將前者的Play Store引入中國內地，雙方甚至到了在協商成立合資公司可能性的階段。

但在2月8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網易與谷歌方面均表達了不置可否、未予置評的態度。記者從網易內部了解到，由於平時涉及手機遊戲與其他應用產品的分發等業務，網易一直與包括谷歌和蘋果在內的分發渠道保持著長期聯系，但對上述合作傳聞表示“一頭霧水”。

有網易員工稱，聽到這個合作消息後周圍一些同事感到很興奮。從這點不難判斷，谷歌Play Store的入華對擁有豐富手遊與移動產品的網易而言是一個利好消息。與另一家遊戲巨頭騰訊相比，網易的Android應用分發渠道更加分散，除了BAT旗下渠道、360、各種小渠道等，還充分利用網易的媒體屬性，在旗下各平臺推薦自家應用，同時與小米、OPPO等終端廠商進行內置捆綁。Play Store對網易產品分發而言將是一個強有力補充。

為什麽是網易？首先，與騰訊擁有應用寶不同，網易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強勢分發渠道，這減少了未來與谷歌商店競爭的風險。另外，與其像外界猜想的那樣，網易有強大的手遊產品線資源以及由此展開的合作想象空間，不如說谷歌看上了網易龐大的郵箱賬號體系，這也是谷歌尋求並借助中國廠商入華的一條可能途徑。此前，網易已經在與暴雪合作《魔獸世界》中積累了類似的中外賬號合作經驗。

易觀分析師趙子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判斷，谷歌Play Store進入中國面臨賬號問題，由於現行監管，谷歌賬號在中國內地不能使用，Play Store入華更可能采取建立一個與海外市場相對獨立的賬號系統，以應對中國的合規要求。這樣看，網易郵箱成熟的賬號體系將對谷歌有所幫助。

與蘋果的競爭

就在這次合作傳聞釋放前一個月，蘋果的一個做法似乎刺激到了谷歌的神經。當時蘋果與天貓獨家合作，低調地在天貓上開了一家專門售賣App Store充值卡等蘋果Gift Card的虛擬用品旗艦店。但有意思的是，翻遍整個頁面也找不出一個“蘋果”字樣。這被視為蘋果對中國用戶市場一種強化黏性的舉動。而谷歌的Play Store以及谷歌背後的地圖、郵箱等一系列服務只能暫時遊離於中國內地之外。

與蘋果App Store對中國消費者的品牌影響力相比，國內魚龍混雜的Android市場缺乏這種品牌效應，給人更多是一種雜亂無序，甚至缺乏安全感的印象，這也是不少用戶選擇蘋果手機而非Android智能終端的一個重要原因。背靠谷歌的品牌背書，Play Store有望對國內Android應用市場嘗試規範化，提升用戶體驗，前提是它能在內地落地。

谷歌應用商店的營收能力目前依然無法與蘋果抗衡。據蘋果公司發布的2016年9~12月季報顯示，蘋果服務類收入(包括蘋果商店、蘋果支付等)達到71.72億美元，以同比18%的增速成為蘋果業務線中增長最快的一塊。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發布的2016年三季報披露，一項“其他業務收入”為24.33億美元，這里邊不僅包括Play Store，還有雲計算、谷歌自己的硬件產品等營收。

因此，擁有龐大Android手機用戶的中國市場對谷歌Play Store而言可謂一座金礦。

但谷歌現在著手努力讓Play Store入華，似乎錯過了一個最好時機。在經歷了前期的跑馬圈地後，國內Android市場越發表現出從分散到集中的寡頭趨勢。特別是當阿里巴巴接連收購了UC與豌豆莢後，市場上形成了騰訊應用寶、百度手機助手、UC+豌豆莢這個BAT陣營，以及不可小覷的360。連遊戲巨頭巨人網絡也曾將旗下王牌手遊《征途手機版》的發行工作交由騰訊去運作。這四家留給新進入者的空間已經很小。

然而，Play Store也許將扮演一個敲門磚的角色，而非“現金牛”。倘若這次谷歌能夠借助與網易的合作讓Play Store進入中國內地，後續圍繞Gmail、谷歌地圖、谷歌導航等一系列Google Service入華將獲得一個明朗信號，這是一心想對內地市場“二進宮”的谷歌的更大野心。但業內普遍判斷，搜索、YouTube等服務目前來看很難被列入這個期望列表中。

Android開發者的福利?

事實上，谷歌此前針對Play Store在華早有動作。2014年11月，谷歌宣布中國開發者可以直接通過Play Store將付費應用程序向130個國家發布，所得收入將直接匯入中國的銀行賬戶，讓應用程序的銷售方式與路徑更便捷。此後，時任谷歌Play Store亞太區工程副總裁Chris Yerga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從谷歌宣布在本土提供對中國開發者的商業支持計劃後，已建立本地團隊推進此業務，並推出漢化版頁面，他認為，在Play Store上中國開發者“增長強勁”。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特別是這兩年以華為、小米為代表的國產智能手機崛起給Android系統重新帶來機會，也對發開者市場產生新影響。上述分析師趙子明認為，除了規範Android市場外，Play Store入華對國內開發者的一個利好是有望降低研發成本，特別是對於那些急於讓產品“出海”的遊戲開發者。過去在海外上架谷歌Play Store與在國內的Android渠道申請上線，研發人員在產品版本、後臺權限與流程等方面面對的內外差異很大，Play Store如果未來能在中國內地市場占據位置，將會縮小這種差距並降低研發成本。

但現實情況的複雜性未必是一個Play Store就能解決的，背後涉及監管、準入等很多不確定因素，讓一些業內人士對此持觀望態度。上海一位從事遊戲開發工作十多年的資深人士閆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單純從業務角度看，Play Store入華對中國遊戲開發者可能是一個利好，但這仍屬於一個“看起來很美”的故事。國內的遊戲監管審批在趨嚴，Play Store如何與之博弈，如果一款遊戲或應用需要配套使用到“谷歌全家桶”里的其他服務，相關服務能否跟進入華等，都是未知數。

對於谷歌對華的後續動作，外界表現出濃厚興趣。谷歌還有一個“大招”，就是在Android版本更新中強制內置谷歌各項服務。但在Android手機占市場主要地位的歐洲地區，谷歌此舉已在去年遭到歐盟反壟斷部門的指控，後者認為谷歌濫用Android移動操作系統的市場支配地位。

全球化逆轉中的中國角色 中德教授的對話

2016年11月29日，候任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北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對全球有效和公平發展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中國發展將給所有人帶來機遇。（新華社記者 邢廣利/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中國未來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獨”地論述自己，中國走出國門，她的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中國地方性全球主義”的哲學理論。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我們自經濟貿易全球化以來從未見到的一幕，中國領導人、知識精英在歐美各國穿梭訪問的時候，都會勸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要對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充滿信心。中國應當扛起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這面大旗。

我們的世界雖然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但並沒有發展出廣泛的全球認同感，認同感或是“認異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後民族國家”時代依然沒有來臨。

我們既不要仰視西方，但未來也不要俯視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視西方。

中國特別應該防範的是“特殊主義的誘惑”，特別是將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文化“特異體質”“特異稟賦”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這實際上排除了我們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

已經到來的2017年，世界充斥著空前的不確定感及未知感，甚至被一些西方輿論稱為二戰以來“最變幻莫測”的一年。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郁建興教授於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訪問德國、法國期間，與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所劉濤教授就全球化進程及其中國角色進行了多次對話，遂有了以下這些文字。

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資料圖）

劉濤，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資料圖）

全球化進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吊詭現象

中西角色的互換和轉化

認同感及其邊界

中國如何看待西方世界

2017年2月20日，中國丁酉雞年新春民族音樂會在德國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為慶祝中德建交45周年“今日中國”系列文化活動揭開序幕。（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圖）

“臉叔”科林·費爾斯：我的確跟我演的角色很像

《天才捕手》采訪

見到科林·費爾斯的一瞬間， 著實費了些力氣，才克制著沒有喊他“珀金斯先生”。

在電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費爾斯扮演麥克斯·珀金斯，美國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的編輯。在文學史上，珀金斯的名字總是和菲茨傑拉德、海明威、托馬斯·沃爾夫等大作家一起出現。這部電影講述的就是珀金斯與沃爾夫之間的一段故事。2017年3月10日，《天才捕手》在中國大陸上映。3月6日，他在倫敦接受了南方周末的專訪。

面前的科林·費爾斯比銀幕上年輕，不像57歲，是一個得體的英國中年男人：松弛、隨意、親和、儒雅。他有諸多公認的標簽：紳士的代表、奧斯卡得主、最英國的英國演員等。他曾經詮釋的銀幕形象都獨一無二，卻都有種內斂與克制之美，是嚴謹的，也是緊致的。正因此，與他一席談，最深的印象和最大的顛覆，是他的放松和尋常隨意。這種尋常，在於他答問的時候，從不刻意作驚人之語；而更像是刻意回避華美與高人一等的見解。

為什麽約翰·列儂就不是典型的英國人形象？

“沃爾夫寫得太臟了，菲茨傑拉德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