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智慧(601519.SH)而言,進入資本市場就像參加一場觥籌交錯的化妝舞會,只不過音樂還沒有停止,美麗的面具卻不幸滑落,落得一身狼狽。
2015年上半年,在杠桿資金推動下A股一路瘋漲,市場上“概念”橫飛,各類重組大爆發。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智慧”)正好搭上了這波行情,1月份公布與湘財證券“聯姻”預案,在“互聯網+券商”的概念之下,股價瘋狂上行,不到4個月時間,從6元/股漲到35元/股,翻了近6倍。
過會後的大智慧沒有收到發行批文,等到的卻是立案調查通知書。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處罰告知、聽證溝通之後,證監會正式宣布對大智慧進行行政處罰並對相關責任人采取市場禁入。
頂格60萬元的罰款對上市公司威懾有限,但是值得註意的是,隨著證監會作出處罰認定,高額的投資者索賠已經在路上。多位證券訴訟律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由於大智慧股東人數多、股價漲跌落差大,投資者索賠規模或可超過東方電子一案,成為證券市場訴訟案中第一大案。
索賠規模或超5億
證監會周五宣布對大智慧進行行政處罰,對公司頂格罰款60萬元、對董事長兼總經理張長虹處以罰款並采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據證監會調查,大智慧在2013年通過承諾“可全額退款”的營銷方式,以“打新股”、“理財”等為名進行 營銷,利用與相關公司的框架協議等多種方式,共計虛增2013年度利潤1.2億余元。
張長虹周六(23日)向董事會提交了辭職報告,公司周日下午對辭職事項進行了公告。就在該公告掛出之前一小時,張長虹在電話中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做出了簡短回應。他表示,公司收到證監會下發的正式處罰決定書之後,會認真思考如何處理。對於公司可能面臨的巨額索賠,張長虹說:“作為公司來說,是負責任的公司,董事會會認真的對待相關問題”。
事實上,證監會在對大智慧做出處罰的同時,還對公司的審計機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機構北京中同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一並作出處罰,對前者罰沒280萬元,後者罰沒48萬元。
在證監會的處罰權限之內,大智慧已經受到頂格處罰。但區區60萬元對上市公司來說震懾力十分有限。不過,大智慧的“違法成本”遠不止此。
據浙江裕豐律師事務律師厲健預計,大智慧投資者的索賠規模,保守估計在5億以上。“一方面股東人數較多,2015年3月底股東人數在15萬戶左右,索賠基數較大;另一方面股價跌幅較大,大智慧4月30日漲停價收盤,當晚公告被立案調查,之後股價出現連續兩日跌停,投資者損失金額較大。”厲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除此之外,還有兩方面因素可能會導致索賠人數較多。
一是近幾年市場上成功索賠的案例增多,投資者主動索賠的意向大大提升;二是大智慧案件歸屬審理法院為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該法院在處理證券投資者索賠案件時,基本上6個月到1年的時間可以做出判決,也有很多勝訴的案例和調解的案例。
證券訴訟案件中,截至目前第一大案仍是東方電子案,第二大案是佛山照明案。據厲健介紹,東方電子案索賠投資者人數近7000人,索賠規模4.42億;佛山照明案索賠投資者2700多人,索賠3.8億左右。
厲健律師表示,根據司法解釋,索賠條件為在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間曾買入大智慧股票,並在2015年5月1日後賣出或繼續持有股票的投資者。只要買入均價高於27.58元/股,就可以索賠買入均價與27.58元/股的差額損失等。依據2015年3月至5月大智慧股價走勢和成交量,參考此前相關案例索賠規模,在2年的訴訟時效內,預計大智慧索賠人數可能超過五千人,索賠總金額或突破5億元。
“在證監會宣布對大智慧立案調查之後,部分投資者已經開始表達索賠意願,但是因為案情並不明朗,所以也在等行政處罰決定書。”廣東奔犇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國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旦出發覺決定書下發,將很快啟動索賠程序。
上市公司違法被行政處罰之後,投資者隨後進行索賠的氛圍在A股市場正在形成。不過大智慧是否會像萬福生科案、欣泰電氣案,進行先行賠付呢?
對於這一問題,張長虹24日下午回應記者表示,投資者補償問題,要等監管部門的文件到達之後,公司相關部門、律師才會來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理論上只要在2016年4月30日晚間還持有大智慧股票的,都是潛在訴訟人。”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臧小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已上市公司先行賠付幾乎不可能。此前先行賠付的案例都是欺詐上市,上市後違法,保薦人沒有責任,所以保薦機構不會出資進行先行賠付,“只能靠訴訟了”。
4.30驚魂
大智慧收購湘財證券的計劃始於2014年,公司7月份停牌,開始制定並購重組方案。2015年1月份預案公布,大智慧及子公司上海大智慧財匯數據科技有限公司擬發行股份、支付現金購買湘財證券100%股份並募集配套資金27億。
湘財證券的並購重組交易,公司股票受到二級市場資金追捧。1月23日公司股票複牌之後,大智慧呈現連續十二個漲停板的盛況。
2015年4月17日,證監會並購重組委召開第30次工作會議。公司被要求補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後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權穩定的措施,上述並購重組事項獲得“有條件通過”。不過,公司當日稱,尚未收到證監會的相關核準文件,待公司收到證監會予以核準的正式文件後再另行公告。
隨後,投資者享受了股價飆升帶來的超額收益,然而大智慧卻在最後一公里掉了鏈子。
2015年4月30日,大智慧收到證監會下發的《調查通知書》,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大智慧在5月1日掛出了這份落款為“5月4日”的被調查公告。
4月30日公司股價收於33.48元/股,“五一”假期一過,迎接大智慧的是3個跌停板。到5月7日,公司股價最低跌至24.35元/股。當時就有投資者提出質疑,為何4月30日就收到了立案調查,卻在5月1日掛出?
對於這一問題,張長虹24日下午也對《第一財經日報》做出回應。“這個不可能,收到不公告這是不會的,”張長虹稱,收到立案調查通知書的時候,已經是當天收盤之後了。
在立案之後,證監會迅速對大智慧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的案件進場調查,這也是“2015證監法網專項執法行動”第二批案件中重點部署的案件。
然而,隨著監管層調查的深入,大智慧與湘財證券的“聯姻”也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經過7個月的調查之後,大智慧於2015年11月5日收到證監會下發的《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告知書》。對於證監會對公司財務造假的認定,公司及相關當事人向證監會申請進行聽證、申辯。一個月之後,證監會對該案舉行了聽證,但沒有立即下發處罰決定書。
今年3月25日,證監會正式對大智慧出具《政許可申請終止審查通知書》,對公司2015年2月11日提交的《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終止審查,暫停變終結。
繁華褪盡,大智慧這場“互聯網+券商”的美夢終究未成,與湘財證券的聯姻正式告終。證監會也於7月22日宣布對了處罰及禁入決定,當日公司股價下跌1.41%,報收於9.09元/股。
北京時間昨日(25日)晚間,美國電信公司Verizon宣布以48.3億美元收購雅虎的核心互聯網資產。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此次雅虎出售的資產包括搜索、郵箱、內容和廣告技術等,Verizon計劃將其與去年收購的美國在線AOL進行合並。這將明顯提升Verizon在數字廣告領域的競爭力,屆時其將占據美國互聯網廣告4.5%的市場份額。
交易完成後,雅虎依舊保留了一些業務,比如說與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的合作以及雅虎日本共計400億美元的業務,雅虎還保留了現金、非核心專利、可轉債以及其它小額投資。此外,雅虎將更名並且變成公開交易投資的公司,雅虎稱將會把幾乎所有凈現金返還給股東。
根據eMarketer調查顯示,在美國數字廣告市場份額排名中,Verizon將位列第三,而Google與Facebook分別以36%與17%的市場份額排名一二,優勢懸殊。
雅虎總部
Verizon移動廣告戰略
Verizon對雅虎的資產收購並非一時沖動,Verizon的CEO羅威爾·麥克亞當(Lowell McAdam)曾在去年公開表示對收購雅虎的興趣。
Verizon原名是“大西洋貝爾”,是1983年AT&T因為反壟斷被分拆的七個小貝爾“Baby Bells”之一。目前Verizon是美國主要的電信公司之一,提供寬帶和電信服務。其子公司Verizon wireless是美國最大的無線通信服務供應商,也是公司的主要利潤增長點。
目前美國手機運營市場已經飽和,銷售和用戶增長均進入平臺期。電信巨頭和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商都在嘗試開拓銷售接入之外價值更高的業務。
AT&T收購了衛星電視公司DirecTV,康卡斯特收購了廣播和電影公司NBCUniversal,而Verizon則選擇發展移動廣告和整合上遊產業發展移動內容提供。為了從單純的手機入網服務提供商轉型為移動內容提供商,Verizon嘗試涉足聯網汽車、遠程醫療和流媒體視頻等新領域。
在收購雅虎之前Verizon為了追求新業務增長點,於2015年斥資44億美元收購美國在線AOL。Verizon在解釋為什麽收購美國在線AOL時曾表示,AOL擁有約90萬部視頻內容的視頻業務和旗下的多份媒體都有助於提高Verizon向客戶提供內容的能力,並促進他們更多地消費Verizon的數據流量。此外,AOL通過自動化技術銷售廣告的技術也是Verizon發展移動廣告的重要推力。
除了需要AOL自動匹配廣告的技術外,Verizon的移動廣告戰略還需要大量的用戶和瀏覽量來銷售廣告。
而雅虎恰好能給Verizon帶來每月超過10億的活躍用戶數,大約是每月超過2億個自然人的廣告受眾。此外,雅虎還擁有BrightRoll等廣告技術資產以及Flurry分析業務,也有助於推進Verizon的移動廣告業務。
雅虎的掙紮
在線廣告業務其實是雅虎首創的。1994年,兩位斯坦福畢業生想出了一個幫助早期用戶在互聯網上導航的辦法,他們就是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和大衛·費洛(David Filo)。他們挑選出各自喜歡的網站鏈接——最初只有大約100個,並把它們集合在一個名為“致遠和大衛萬維網指南(Jerry and David’s Guide to the World Wide Web)”的頁面上。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兩人的指南就擴充到了九個大類(比如藝術、商業等等),每天的點擊量達到了100萬次。
為了跟上增長的腳步,雅虎迅速擴展了它的網頁目錄,並創造了大量由廣告支持的產品。1997年,雅虎上線了聊天室、分類廣告及電郵服務。1998年,雅虎推出體育、遊戲、電影、房產、日歷、文件分享、拍賣、購物和地址簿等產品。
在互聯網泡沫破裂的時期,還是有大量傳統廣告商從紙媒轉投數字媒體。雅虎的搜索業務則在此時實現了飛速增長。2002年,雅虎第一次嘗試通過在搜索結果中插入廣告來盈利,該年公司總收入達到9.53億美元。2003年,它的收入一舉突破16億美元。2004年,這個數字再次增長到35億美元。在它的巔峰時期,雅虎的市值曾達到1280億美元。
但高速的增長也掩蓋了一個越發嚴重的問題。當雅虎正忙於擴大業務範圍之時,新一代的創業公司都在專註於完善一款產品。很快,雅虎就在拍賣方面輸給了eBay,在搜索方面輸給了谷歌,在分類廣告方面輸給了Craigslist。隨後Facebook又取代了雅虎,成為數百萬人的瀏覽器主頁。這些改變最終又反映到廣告收入上,雅虎的營收增長很快陷入停滯。
2007年至2012年間,雅虎接連換了4任CEO,2012年5月,雅虎的股票市值只有不到200億美元。為了提升業績,雅虎2012年從谷歌請來了瑪麗莎·梅耶爾來擔任CEO扭轉雅虎頹勢。
梅耶爾把她的計劃看作是一種對雅虎初心的回歸。雅虎的知名度和市值在1990年代末都有所增長,因為它是當時用戶體驗最好的網站。梅耶爾相信,雅虎可以順應“PC時代”向“智能機時代”轉變的東風,讓雅虎的移動端瀏覽體驗也變得更為友好。
作為一個由廣告支撐的公司,雅虎只有兩種途徑提高收入。第一種途徑是獲取更多的用戶,以售賣更多的展示廣告位——前提是創造新的產品、改進或整合舊的產品。第二是通過升級自己的內容來提高廣告價格。
雅虎走到這一步
梅耶爾利用雅虎賬上現金,希望通過加大對視頻和網絡搜索的投資等手段來扭轉陷入困境中的雅虎。2012年起,雅虎接連買下了購物網站Polyvore、輕博客網站Tumblr等不少於40家公司。在剛發布的第二季度財報中,雅虎又一次為Tumblr的價值減記4.8億美元,總共已經減記了7億多美元,損失超過65%。而Tumblr的用戶中有17萬人聯署抗議雅虎的收購。
面對雅虎在谷歌、臉書等競爭對手的擠壓下,以廣告收入為基礎的雅虎商業模式在全球在線廣告市場份額從曾經的20%下降到3%。
雅虎曾經打算把擁有的阿里巴巴15%的股份剝離出來套現,來保住雅虎的核心業務。最終因為沒有辦法避開公司稅,未能成行。去年12月,雅虎決定放棄最初的分拆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計劃,轉而考慮分拆其他業務,包括所持雅虎日本35%的股份,然後組成一家新公司。但該計劃遭到了多家大股東的反對,Starboard Value、Canyon Capital Advisors和Mason Capital等主要股東均敦促雅虎直接出售核心的互聯網資產。
今年2月,雅虎宣布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以進一步探索戰略替代方案。最終,梅耶爾被迫做出了出售決定。根據目前的計劃,賣出雅虎的核心業務之後,雅虎的未來主要依靠擁有的4000項專利了。這些專利主要集中在搜索引擎和網絡廣告技術。雅虎已經通過賣出專利得到了6億美元。Starboard Value從歷史上來看,非常擅長專利訴訟,起訴其他公司在經營中侵犯了自己擁有的專利權,迫使對方購買自己的專利。
(本報記者高歌對此文亦有貢獻)
6日晚的南非地方選舉最終結果公布,激烈的競爭、失守的大城市和傳統陣地顯示出南非執政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下稱“非國大”)正面臨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以來最大的挑戰。
因現任總統、非國大黨主席祖馬的腐敗醜聞引發的政治動蕩,以及政府經濟管理不善和嚴峻的就業情況,令非國大的支持率下滑至歷年來最低。更現實的挑戰來自於其最大反對黨民主聯盟,該黨雖是傳統白人政黨,但去年選出了首位黑人領袖,吸引黑人選票,形成廣泛統一陣線,劍指2019年總統大選。
南非總統祖馬
南非史上最激烈選舉
6日的地方選舉結果被認為是非國大自執政以來所面臨的最嚴峻情況。根據當晚南非獨立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結果,非國大的支持率為53.91%,相比2011年的61.9%下降了8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民主聯盟的支持率則從23.9%上升到26.92%。首次參加地方政府選舉的經濟自由戰士組織則獲得8.18%的支持率,因卡塔自由黨的支持率是4.16%。
南非地方政府選舉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總統選舉結束後兩年舉行,同時選舉出200多個城市和4000多個行政區的官員,地方選舉同時還決定各黨在地方議會中所占的席位。
自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首次民主選舉中取得勝利以來,非國大一直是南非的執政黨。
南非此次中期選舉被評估為推翻種族隔離制度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選民參與選舉的政治熱情很高。南非獨立選舉委員會官員莫匹亞表示,經過驗證的投票人達到2360萬,投票率為58%,高於2011年。
6日晚在比勒陀利亞出席選舉結果宣布儀式時,祖馬也在發言中強調,這次選舉“競爭非常激烈”。
雖然在此次南非地方選舉後非國大繼續保持相對優勢繼續執政,但這個充滿榮光與歷史厚重感的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義政黨,正在承受著來自最大在野黨民主聯盟的強勢挑戰,提前預示了2019年南非總統大選的激烈競爭。
排隊的選民
白人政黨瞄準總統大選
民主聯盟在南非一些大城市和戰略性選區的勝利已經挑戰了非國大在這些地方的執政權。比如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港口城市伊麗莎白港和曼德拉灣,在此次地方選舉後,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將由民主聯盟執政。在伊麗莎白港,因為民主聯盟取得絕對多數,其白人候選人阿瑟爾·多利普有望成為新市長。
而在民主聯盟長期控制的西開普省省會開普敦,非國大的支持率已從2011年的33.17%下降到24.52%,民主聯盟的支持率則繼續攀升,從61.5%增長到66.75%。開普敦同時是南非第二大城市,也是南非召開共和國會議的立法首都。
民主聯盟前身是1959年由著名反種族隔離活動人士海倫·蘇斯曼等人創建的進步黨,該黨是廣泛的中間派,也是西開普省的執政黨。
傳統上講,民主聯盟是白人政黨,非國大是黑人政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以後的多年來,南非進行的是所謂的“種族選舉”,黑人多支持非國大,白人多支持民主聯盟。
但在此次地方選舉中,民主聯盟來自黑人選民和有色選民的支持越來越多。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越來越多原本支持非國大的黑人選民因為執政黨治理經濟不善、失業問題嚴重以及祖馬的腐敗醜聞而十分失望;二是民主聯盟正在積極擴大自己的選民基礎,沖淡白人政黨的種族色彩,以爭取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和有色人種的選票。
2015年5月,民主聯盟選出了首位黑人領袖,也就是此次選舉中風頭正勁的慕斯·邁馬內(Mmusi Maimane)。當時,前領袖海倫·齊勒突然宣布放棄尋求連任,邁馬內旋即接任。
邁馬內今年僅35歲,盡管有人認為,民主聯盟利用邁馬內吸引黑人選票的意圖十分明顯,但邁馬內在選舉前支持的呼聲就已經很高。邁馬內表示,將帶領民主聯盟在2016年地方選舉和2019年全國大選中取得勝利,“南非有一天會迎來一位民主聯盟的總統。”
此次地方選舉不僅是競爭最激烈的一次,也是南非獨立22年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選舉,約有6.3萬名候選人角逐9301個議員席位。
同時令人關註的是,此次南非地方選舉有至少五位華人候選人參選,分屬非國大和民主聯盟兩黨,分布在約翰內斯堡和比勒陀利亞的不同選區。
種種跡象表明,相比“2年27億”的版權費用,中超用戶數量或許並沒有達到樂視體育的預期,最起碼沒有達到收費的地步。
本文由懶熊體育(lanxionglanqiu)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余偉。
“昨天這個紀念日,怎麽就不知不覺的過去了呢”。9月26日,趙軍發了一條朋友圈。
一年前的9月25日,她所在的體奧動力正式宣布以80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買斷中超未來五年公用信號制作權及電視轉播權。
消息一出,整個中國體育產業為之一震。而這一天也終究將被載入中國體育產業史冊。作為總經理的趙軍本人也因此得到了一個響亮的外號:“80億姐”。
“80億一周年的時候,李總(體奧動力董事長李義東)提醒我,這麽個日子,咱們怎麽沒感覺就過去了?”趙軍對懶熊體育說。
她給出的答案是工作忙碌。在采訪中,趙軍並不願再回顧80億誕生的前後,她自己都忘了其間發生的很多事。的確,拿下中超後,體奧動力要回答的問題,很快就從“80億是否合理”變成了“80億如何落地”。
80億,讓很多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版權增值的付出與掣肘
在此之前,體奧動力已在足球電視轉播、信號制作、版權經營領域深耕多年,但真正讓他們在體育產業內盡人皆知的,正是80億這枚炸彈。以此為起點,體奧動力在中國之隊、足協杯等賽事資源上持續加碼,同時將觸角伸至街舞、搏擊領域,並謀求著向泛體育、泛文化的方向發展。
“今年比去年的壓力會更大。2015年,基本是處在項目招標的過程中,今年就是招標之後項目在一一落實,不管是中超、中國之隊還是足協杯。”趙軍表示。
當然,這其中中超權益是最核心的業務。
李義東在專訪中曾對懶熊體育說,80億是一個前瞻性的動態估值,需要中超整個系統的配合,否則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體奧動力勢必會面臨孤掌難鳴的困境。而這個系統既包括場地、燈光等硬件設施,也涵蓋媒體服務、球迷體驗等所有環節。
競標成功後,體奧動力多方面著手提高中超電視轉播信號制作水平:賽季初他們對所有中超賽場進行現場勘查,為新賽季出臺了新的統一制作標準;在公用信號中增加了信息量,包含即時數據和虛擬戰術分析;將信號制作團隊精簡到10支,並重新進行培訓。
“中超這個事,對我們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我們的制作團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中超上。”趙軍表示。
必須承認的是,80億版權天價誕生後,參與的各方主觀上無不希望物有所值。但在版權價格具體落地中,依然困難重重,其中人為因素是一大阻力來源。
“今年比較遺憾的一點是,我們本來想在賽程設置上,從媒體的角度出發做得更科學,盡可能少地受到人為因素而改變,但賽程還是受到了過多的調整。”趙軍承認。
因為國足在3月底出人意料地“奇跡般”殺入12強賽,為了配合國足備戰,中國足協對中超賽程做出了大面積的調整,至少涉及第12輪、13輪、14輪、15輪以及21輪、29輪、30輪等輪次。
“體奧動力也有中國之隊的信號制作權和賽事版權,比誰都希望國家隊成績好,支持國家隊。但我一直不太認同,聯賽就應該為國家隊讓路犧牲。這是兩個體系的事。”趙軍說。
這還沒完。因為綜合考慮公平競賽、南北方氣候溫差等因素,按照以往的慣例,中超每個賽季最後一輪八場比賽都是安排在下午同時開球,本賽季原本也是如此。但是,今年9月份,其中一個比賽場地表示,因為安排有大型活動,無法在10月30日下午舉行中超比賽,比賽不得不調整到晚上。
結果牽一發而動全身,這直接引發了最後一輪所有比賽都被迫調整到晚上進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巧合的是,充滿保級懸念的中超收官當晚,也就是10月30日晚上,恰逢CBA新賽季首輪全面打響。也就是說,本土最有影響力的兩大賽事將會在這一天“撞車”。
這勢必會導致部分轉播平臺因此而損失收視率或者流量。畢竟,對於傳統電視臺來說,黃金時間段資源是極其稀缺的,根本不可能在一個時間段內同時轉播中超和CBA。即便是新媒體,用戶的註意力也是稀缺的,同樣很難同時兼顧兩項賽事的轉播。
“媒體有選擇權,它可以決定不播你的比賽。反過來,媒體花錢買到的是每賽季30輪比賽的版權,但因為人為改變的原因,導致有一場無法正常播出,損失的價值怎麽算?”趙軍表示。
對於賽事IP擁有者和版權方來說,有規律、有延續性且合理的賽程設置,是對賽事轉播版權進行分包銷售的前提,更是版權商業價值最大化的基礎。而對轉播平臺,這樣的賽程設置對於滿足用戶需求,提高收視、吸引廣告主或訂閱用戶同樣重要。
英超誕生初期,默多克的天空電視臺與英超聯盟一道按照付費電視的特點制定了賽程,最終促成了英超天價版權的落地,也讓天空電視臺通過英超付費電視的經營而起死回生,並獲得長續發展。而且,這些年,為了照顧亞洲球迷的收視習慣,英超還進行了新的賽程調整。而德甲,每輪比賽固定為五個時間點開球,幾乎雷打不動。
“在國外成熟聯賽中,因為人為因素而進行賽程調整幾乎不可能發生,但我們的聯賽做不到。我們也感覺到,這會是我們在未來提升版權價值的過程中,壓力大的一點。”趙軍坦言。
雖然本賽季中超每輪挑選出一場焦點戰,並從轉播設備、信號等方面加強了包裝,但從將其打造成當地球迷節日的線下體驗方面,聯賽、俱樂部和場館方仍有巨大可提升空間。
“從最後實施的效果看,給這個賽季打70分。但考慮到80億的版權價格突然來臨,各種高標準要求也是從天而降,而不是從10億、20億積累上來的,其實是可以打到80分。”趙軍總結到。
軍備競賽和國足窘境
版權價格高企之下也引發了聯賽中頻曝天價。各俱樂部的軍備競賽加劇,瘋狂招兵買馬。
根據FIFA TMS(FIFA Transfer Matching System,國際足聯轉會匹配系統)的數據,2014到2015年間,中國俱樂部在引進國外球員上的投入增加了 60.5%。截至7月8日,中國俱樂部2016年花在國際轉會上的費用高達2.98億美元,位列全球各國(協會)之首,甚至超過了投入1.81億美元的英格蘭。
在2016中超冬季轉會窗口中,中超俱樂部的觸角甚至伸向了切爾西、巴黎聖日耳曼、馬德里競技、國際米蘭、加拉塔薩雷、羅馬等歐洲各國一線球會,特謝拉、拉維奇、傑克遜·馬丁內斯、拉米雷斯、熱爾維尼奧、瓜林、伊爾馬茲等在歐洲具備相當名氣的強援相繼入華。
“中國足球的一些層面正在發生顯著的改變,引發了全球的目光和討論。俱樂部在擴大球迷基礎的過程中,知名外援和名帥是能起到很重要助推作用。” 主攻體育產業研究的薩爾福德大學教授查德威克告訴懶熊體育。
在內援方面,張鷺7000萬、畢津浩6500萬、顧超5000萬、丁海峰5000萬······從廣州富力加盟華夏幸福的中後衛金洋洋,更是以1083萬歐元(近8000萬人民幣)轉會費成為2016中超冬窗本土標王。在此之前,他甚至從未為國家隊出戰,時至今日,在《轉會市場》上的身價也不過20萬歐元。
在資本的助推下,中超格局開始發生調整,聯賽競爭激烈程度明顯提高。與恒大一樣奉行金元政策的江蘇蘇寧、華夏幸福,以及上海上港也具備強大競爭力,北京國安、山東魯能、天津泰達的沒落則讓人唏噓不已。
雖然恒大提前2輪奪得了冠軍,但聯賽保級懸念更是保留到最後一輪,且其激烈程度更是被足球數據商搜達足球稱為“史上最複雜中超保級形勢”。
中超的熱鬧,更加襯托出了國足的落寞。意外時隔15年重回世預賽亞洲區最後階段比賽的國足,在12強賽中前四戰僅得一分,出現前景渺茫。主教練高洪波引咎辭職,里皮高薪上任。
比成績更讓人擔憂的是國家隊前鋒和後防線上並無足夠的強人可用。而在中超聯賽當中,這2個位置恰恰是為外援所占據主導。
“中超的巨額投資中,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引進外援上,而非提高中國球員的水平上。這背後引出的是足球文化、青訓系統的問題。在球場上,無論是進攻組織配合,還是進球,中超球隊都過於依賴外援。這就導致,由中超球員組成的中國國家隊缺少領袖,他們是11個球員,而不是一支組織有序的球隊。” 英國體育營銷咨詢公司FDKG Sports的CEO肯·格蘭特對懶熊體育解讀到。
“中國足球是在發生變化(evolution),而不是在經歷革命(revolution)。中國足球要想開始好轉,並取得終極成功,這背後有漫長道路要走。因此球迷要耐心,決策者要專註,而非追求短期目標。長期的專註、正確的策略、各方的資源投入,才能看到國家隊層面的變化。”查德威克對懶熊體育分析到。
商業開發、上座率和全球化的突破
外援的湧入、投資的加大,的確使聯賽精彩激烈程度得以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上座率、品牌和商業價值的提高和全球化的突破。
懶熊體育從中超公司得到的數據,截至第27輪,2016賽季中超場均上座人數為24173,2015整個賽季場均上座人數為22217。考慮到最後三輪產生冠軍和保級懸念,本賽季的上座人數值得期待。
穩步提高的還有中超聯賽的商業開發。在先後布局美國大聯盟、德甲等職業聯賽後,瑞士鐘表品牌泰格豪雅與中超簽下四年合約(2016-2019)。它也是中超手表及計時供應商,據懶熊體育了解到,這份合同價值每年約4000萬元。
中超商業贊助一覽
從上述表格可見,2016中超商業贊助收入在4.5億至5億元之間。算上體奧動力的版權分成(前2年每年10億,後3年每年20億),這個賽季,中超聯賽這2項的收入接近15億元。
中超的品牌價值不斷提升。今年7月,據專業足球網絡媒體《GOAL》報道,在過去一年世界各國聯賽的價值增幅排行榜上,中超聯賽高居第1位,品牌價值達到了2.77億英鎊,相對於一年前增長81.33%。
與此同時,中超在全球範圍內不斷開疆拓土。據懶熊體育得到的消息,2016中超聯賽通過版權及市場開發合作夥伴IMG的分銷,在海外覆蓋12頻道71國8000萬家庭用戶。另外,經過體奧動力授權,樂視體育在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等海外國家和地區亦能通過其終端直播中超賽事。
這其中,英國天空電視臺與中超簽下了一紙包含2016賽季的後11輪比賽以及2017、2018兩個完整的賽季的轉播合同。
“像SKY這種強勢平臺轉播中超,價值和說服力會更高一點。因為你提供的內容,經過了這種對節目和賽事轉播質量要求嚴苛的平臺挑毛病的過程,獲得了人家的認可。而且,後續人家還可能跟你去做商業開發。這對中國體育在國際上形象的提升,作用和意義特別大。”趙軍說。
當被問到天空電視臺轉播中超的合同價格時,趙軍表示,“肯定不是白給的,也不是我們花錢請他們給播的,這里面是有很大對價的。”
德甲沙爾克04俱樂部市場總監Björn Endter亦對懶熊體育說,“聯賽版權在海外的售賣對於中超的全球化是極為重要的一步。”
“過去18個月里, 巨資引進高水平外援,讓全世界對中國足球的興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某個層面上,從天空的角度來講,轉播中超可能是有商業價值的。天空可能有更大野心,想要達成某種交易,讓他們能夠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轉播中超比賽。”查德威克對懶熊體育表示。
不過,肯·格蘭特也指出,因為時差原因,中超比賽時段並不像歐洲聯賽那麽優質,而且天空電視臺也未對中超信號配備解說評論員,因此真正觀看比賽的人數可能並不多。
“對於天空電視臺來說,是一個戰略性的防禦決策。這只是它眾多賽事版權資源中的一個,但可以保證在中超變得更加受歡迎的時候,天空電視臺參與其中。而對於中超來說,這事的品牌建設價值高於商業價值。” 肯·格蘭特說到。
中超轉播收費嘗試未果
要變得更受歡迎,中超首先還是得先贏得更多中國本土球迷的眼球。
體奧動力的天價版權落地過程中,在新媒體層面新浪、騰訊、PPTV均無意參與,最終樂視體育接了下來。
在經過了一連串前期渲染後,樂視體育在2月23日宣布從體奧動力手中獲得2016、2017兩個賽季的新媒體轉播權,並表示共同開發2018-2020三個賽季的中超媒體權益。
隨後在4月6日,樂視體育召開會員日發布會推出針對大陸市場的體育會員計劃,並宣布,從2016賽季第16輪開始,樂視體育每輪將安排至少一場比賽進行頂級制作和提供增值服務,將該比賽作為樂視超級體育會員專享賽事。未來,從2018賽季中超全部場次將只對超級會員開放。
就關註度、影響力而言,在國內,的確沒有比中超更有可能進行收費觀賽嘗試的賽事了。樂視體育不可謂不努力,拿下無人能出其右的全部240場比賽新媒體直播版權後,針對中超轉播推出了多風格多語言的解說信號。這在一定豐富了互聯網用戶的觀賽選擇,與此同時,還將彈幕互動送硬件終端設備的玩法玩到了極致。
然而到第16輪乃至到賽季終,樂視體育還是未能將中超比賽納入收費會員專享。
在樂視體育之前,新英體育和騰訊體育分別就英超和NBA轉播進行了收費嘗試。但新英是中國大陸及澳門地區獨家版權方,而騰訊體育上賽季在NBA新媒體版權上,亦基本是獨家。
但相比上述國際體育賽事,中超賽事地域化極強,用戶對各自所在地域媒體抱有高忠誠度。央視、眾多地方臺以及少數新媒體、OTT等轉播方都有參與,這些平臺或大或小地分流了樂視體育的中超流量和用戶。
迄今為止,除了中超第11輪恒大與上港一戰觀賽人數“超過500萬”等數據外,樂視體育極少對外公布其中超收視數據。
從第24輪開始,包括中超App、北京國安App、上海申花App和天津泰達App,都開始視頻直播中超聯賽,而使用的直播鏈接均來自樂視體育。也就是說,上述移動端產品也在為樂視體育進行中超視頻直播的導流。
不可否認的是,中超體育產業要想真正實現商業價值的騰飛,收費模式是必經之路。但種種跡象表明,相比“2年27億”的版權費用,中超用戶數量或許並沒有達到樂視體育的預期,最起碼沒有達到收費的地步。
深圳萬科總部。(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圖)
2017年1月12日上午,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因為於1月11日晚間收到公司股東華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潤股份”)通知函,華潤股份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潤國內貿易有限公司將籌劃涉及所持公司股份的重大事項,萬科H股與A股同時停牌。
消息隨即引來市場各方高度關註:過去一年的“寶萬之爭”中,隨著寶能系、恒大等各方資本的高調進入,萬科的企業控制權之爭一度陷入白熱化。而萬科管理層以定向增發引入新進大股東深圳地鐵集團的計劃受挫,更令這家世界最大房企的命運撲朔迷離。
此時身為萬科第二大股東的華潤股份突然宣布涉及萬科股權的“重大事項籌劃”,顯然已到了博弈各方“最後攤牌”的時刻。
12日中午,騰訊財經發布消息稱,萬科股權之爭“大局已定”,華潤集團將向深圳地鐵集團出讓所持萬科股份。當晚7時30分左右,這一消息得到了萬科正式公告的確認。
公告顯示,華潤股份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潤貿易擬以協議轉讓方式將其合計持有的約16.96億股A股股份,以22.00 元/股的價格轉讓給深圳地鐵集團(下稱“深鐵集團”),轉讓總價約371.7億元人民幣。
盡管公告稱此次股權轉讓完成後,“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但在關系到企業控制權的股權比例上,天平顯然已經發生了關鍵性的逆轉。
隨著一度被市場擔憂與寶能系形成“一致行動人”的華潤退出,萬科的股權結構從前期寶能系25.4%,華潤持股15.29%,隨時可能對董事會形成“實質性控制”的股權結構,轉變為深鐵集團持股15.29%,萬科管理層和員工資管計劃合計持股8.41%,合計持股23.7%的“均衡博弈”結構。
此外,持股14.07%的恒大集團、持股6.18%的安邦以及證金公司和其他持股比例較高的散戶投資者,也在這一均衡博弈的股權結構下,獲得了影響公司治理的“決策參與權”。
本報此前報道中曾指出,由“寶萬之爭”所引出的“萬科實驗”,真正的意義在於通過市場規則約束下的多方股東博弈,令管理層在規範透明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維護和保障大小各方股東的公平權益。(參見《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日報道《萬科下半場》)
而在這一新的“動態均衡”治理結構中,無論是新晉大股東寶能系,還是管理層所歡迎的地鐵集團,一旦在董事會決策過程中試圖以損害公司發展和其他股東利益為代價,獲取自身的“特殊利益”時,勢必引發多方股東的聯手制衡;與此同時,萬科管理層也不再獨享因大股東信任而獲得的“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更加盡職有效的溝通前提下,在管理決策中充分考慮各方股東的利益訴求。
從這個意義而言,華潤的退出並不意味著萬科管理層在新晉股東地鐵集團的支持下,能夠重回此前多年習慣的“管理舒適區”,而是一場更加艱巨的挑戰:如何在理解平衡不同股東利益訴求的情況下,保證這家世界級房企持續穩健地繼續成長。
這場一度瀕臨惡化的股權之爭,之所以能夠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除了監管層的關註和地方政府的斡旋之外,同樣有賴於在資本市場的“公共治理結構”下,市場各方理性的利益考量與適度妥協。
作為萬科多年大股東的華潤集團,在此次股權轉讓中雖然被部份市場人士視為“輸家”,但是從華潤集團自身的發展戰略來看,這場交易未嘗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過去多年中已經形成與萬科“同臺競爭”之勢的華潤置地,由於萬科的存在而不得不“錯位發展”。隨著母公司華潤集團的退出,原本被迫在住宅與商業地產領域“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家房企,能夠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里發揮出各自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在深圳有著龐大房地產和零售等產業開發項目的華潤集團,也得以借此次股權轉讓修複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據財新網報道顯示,在萬科宣布放棄增發新股計劃後,萬科股權之爭便轉向了“老股層面的重組談判”。而在關系到老股重組成敗的轉讓價格上,談判雙方的“各讓一步”成為最後交易達成的關鍵。
對於深圳地鐵而言,從早期增發方案中15.88元的資產對價,到此次轉讓高於市價的22元/股現金出資,收購成本無疑大幅提高;而對華潤來說,雖然獲得了高達初始投資19倍的收益,但在市場面臨“資產荒”的今天,失去萬科這樣的優質資產也難言成功。
但正是在各方的合作與妥協下,為原本陷入“多輸”僵局的股權之爭帶來了新的變局:萬科得以與深圳地鐵展開期待已久的“軌道+物業”發展戰略;而華潤也借助股權轉讓所獲的豐厚收益,迅速展開了以“華潤通”為標誌的互聯網戰略布局。
1月12日夜里11點,華潤集團微信公號上發出了簡短的聲明,稱此次股權轉讓“是綜合考慮自身發展戰略和產業布局的需要,也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同時表示此次轉讓“有利於萬科健康穩定發展,有利於地方企業資源整合協同”,是一個“多方共贏”的方式。
就在聲明發出10分鐘後,財新網報道稱,在監管部門關註中國恒大增持萬科、出手處罰恒大人壽後,中國恒大早在12月17日便向深圳市委、市政府遞交書面報告,做出包括“不再增持萬科;不做萬科控股股東;可將所持股份轉讓予深圳地鐵”,以及願遵照深圳市安排暫時代持,全力支持萬科重組方案等五項表態。
同一天,恒大董事局副主席夏海鈞出席某研討會時公開表態:中國恒大無意、也不會成為萬科控股股東。
財新網報道同時批露了寶能系對所持萬科股權的最新態度,“保證經濟利益不受損”。這一說法比之11月份被媒體披露的1500億元“要價”,無異天壤之別。
但在深圳地鐵舉372億巨資收購華潤所持萬科股權後,是否有余力與意願再度出資收購寶能系所持股權,依然是未知之數——尤其是恒大以“代持”身份成為深圳地鐵“盟軍”後,在即將到來的董事會換屆選舉中,寶能系已再無“興風作浪”能力的情況下。
由於在2016年7月萬科複牌後曾繼續增持,按照《證券法》有關規定,“寶能系”持股鎖定期順延至2017年7月。按照萬科A股最新收盤價20.40元計算,“寶能系”至今耗資453億元收購的萬科股權賬面浮盈近120億元。
但在過去一個月內,隨著監管部門的重拳整治,萬科股價已累計下跌23%。據合資券商高盛高華的研究報告估測,萬科A股未來12個月目標價將跌至16.50元——接近“寶能系”持股萬科的平均成本16.16元。面對可能還有20%下跌空間的萬科股權,是否還有資本方願意不計代價地為寶能系接盤,繼續這場已被監管方高度關註的股權爭奪遊戲,其前景頗堪玩味。
而在寶能系解除禁售期後,即使能以高於市場目標價轉讓萬科股權,在扣除渠道費用和資金利息等高額融資成本後,能否“全身而退”依然是未知之數。
1月13日早間,中國恒大(03333.hk)在香港市場發布公告,表示無意進一步收購萬科股份,並將所持萬科股份入賬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深圳萬科總部。(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圖)
專欄:南方名記-黃河看經濟
2017年1月12日上午,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因為於1月11日晚間收到公司股東華潤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潤股份”)通知函,華潤股份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潤國內貿易有限公司將籌劃涉及所持公司股份的重大事項,萬科H股與A股同時停牌。
消息隨即引來市場各方高度關註:過去一年的“寶萬之爭”中,隨著寶能系、恒大等各方資本的高調進入,萬科的企業控制權之爭一度陷入白熱化。而萬科管理層以定向增發引入新進大股東深圳地鐵集團的計劃受挫,更令這家世界最大房企的命運撲朔迷離。
此時身為萬科第二大股東的華潤股份突然宣布涉及萬科股權的“重大事項籌劃”,顯然已到了博弈各方“最後攤牌”的時刻。
12日中午,騰訊財經發布消息稱,萬科股權之爭“大局已定”,華潤集團將向深圳地鐵集團出讓所持萬科股份。當晚7時30分左右,這一消息得到了萬科正式公告的確認。
公告顯示,華潤股份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潤貿易擬以協議轉讓方式將其合計持有的約16.96億股A股股份,以22.00 元/股的價格轉讓給深圳地鐵集團(下稱“深鐵集團”),轉讓總價約371.7億元人民幣。
盡管公告稱此次股權轉讓完成後,“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但在關系到企業控制權的股權比例上,天平顯然已經發生了關鍵性的逆轉。
隨著一度被市場擔憂與寶能系形成“一致行動人”的華潤退出,萬科的股權結構從前期寶能系25.4%,華潤持股15.29%,隨時可能對董事會形成“實質性控制”的股權結構,轉變為深鐵集團持股15.29%,萬科管理層和員工資管計劃合計持股8.41%,合計持股23.7%的“均衡博弈”結構。
此外,持股14.07%的恒大集團、持股6.18%的安邦以及證金公司和其他持股比例較高的散戶投資者,也在這一均衡博弈的股權結構下,獲得了影響公司治理的“決策參與權”。
本報此前報道中曾指出,由“寶萬之爭”所引出的“萬科實驗”,真正的意義在於通過市場規則約束下的多方股東博弈,令管理層在規範透明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維護和保障大小各方股東的公平權益。(參見《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日報道《萬科下半場》)
而在這一新的“動態均衡”治理結構中,無論是新晉大股東寶能系,還是管理層所歡迎的地鐵集團,一旦在董事會決策過程中試圖以損害公司發展和其他股東利益為代價,獲取自身的“特殊利益”時,勢必引發多方股東的聯手制衡;與此同時,萬科管理層也不再獨享因大股東信任而獲得的“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更加盡職有效的溝通前提下,在管理決策中充分考慮各方股東的利益訴求。
從這個意義而言,華潤的退出並不意味著萬科管理層在新晉股東地鐵集團的支持下,能夠重回此前多年習慣的“管理舒適區”,而是一場更加艱巨的挑戰:如何在理解平衡不同股東利益訴求的情況下,保證這家世界級房企持續穩健地繼續成長。
這場一度瀕臨惡化的股權之爭,之所以能夠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除了監管層的關註和地方政府的斡旋之外,同樣有賴於在資本市場的“公共治理結構”下,市場各方理性的利益考量與適度妥協。
作為萬科多年大股東的華潤集團,在此次股權轉讓中雖然被部份市場人士視為“輸家”,但是從華潤集團自身的發展戰略來看,這場交易未嘗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過去多年中已經形成與萬科“同臺競爭”之勢的華潤置地,由於萬科的存在而不得不“錯位發展”。隨著母公司華潤集團的退出,原本被迫在住宅與商業地產領域“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家房企,能夠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里發揮出各自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在深圳有著龐大房地產和零售等產業開發項目的華潤集團,也得以借此次股權轉讓修複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據財新網報道顯示,在萬科宣布放棄增發新股計劃後,萬科股權之爭便轉向了“老股層面的重組談判”。而在關系到老股重組成敗的轉讓價格上,談判雙方的“各讓一步”成為最後交易達成的關鍵。
對於深圳地鐵而言,從早期增發方案中15.88元的資產對價,到此次轉讓高於市價的22元/股現金出資,收購成本無疑大幅提高;而對華潤來說,雖然獲得了高達初始投資19倍的收益,但在市場面臨“資產荒”的今天,失去萬科這樣的優質資產也難言成功。
但正是在各方的合作與妥協下,為原本陷入“多輸”僵局的股權之爭帶來了新的變局:萬科得以與深圳地鐵展開期待已久的“軌道+物業”發展戰略;而華潤也借助股權轉讓所獲的豐厚收益,迅速展開了以“華潤通”為標誌的互聯網戰略布局。
1月12日夜里11點,華潤集團微信公號上發出了簡短的聲明,稱此次股權轉讓“是綜合考慮自身發展戰略和產業布局的需要,也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同時表示此次轉讓“有利於萬科健康穩定發展,有利於地方企業資源整合協同”,是一個“多方共贏”的方式。
就在聲明發出10分鐘後,財新網報道稱,在監管部門關註中國恒大增持萬科、出手處罰恒大人壽後,中國恒大早在12月17日便向深圳市委、市政府遞交書面報告,做出包括“不再增持萬科;不做萬科控股股東;可將所持股份轉讓予深圳地鐵”,以及願遵照深圳市安排暫時代持,全力支持萬科重組方案等五項表態。
同一天,恒大董事局副主席夏海鈞出席某研討會時公開表態:中國恒大無意、也不會成為萬科控股股東。
財新網報道同時批露了寶能系對所持萬科股權的最新態度,“保證經濟利益不受損”。這一說法比之11月份被媒體披露的1500億元“要價”,無異天壤之別。
但在深圳地鐵舉372億巨資收購華潤所持萬科股權後,是否有余力與意願再度出資收購寶能系所持股權,依然是未知之數——尤其是恒大以“代持”身份成為深圳地鐵“盟軍”後,在即將到來的董事會換屆選舉中,寶能系已再無“興風作浪”能力的情況下。
由於在2016年7月萬科複牌後曾繼續增持,按照《證券法》有關規定,“寶能系”持股鎖定期順延至2017年7月。按照萬科A股最新收盤價20.40元計算,“寶能系”至今耗資453億元收購的萬科股權賬面浮盈近120億元。
但在過去一個月內,隨著監管部門的重拳整治,萬科股價已累計下跌23%。據合資券商高盛高華的研究報告估測,萬科A股未來12個月目標價將跌至16.50元——接近“寶能系”持股萬科的平均成本16.16元。面對可能還有20%下跌空間的萬科股權,是否還有資本方願意不計代價地為寶能系接盤,繼續這場已被監管方高度關註的股權爭奪遊戲,其前景頗堪玩味。
而在寶能系解除禁售期後,即使能以高於市場目標價轉讓萬科股權,在扣除渠道費用和資金利息等高額融資成本後,能否“全身而退”依然是未知之數。
1月13日早間,中國恒大(03333.hk)在香港市場發布公告,表示無意進一步收購萬科股份,並將所持萬科股份入賬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澳大利亞前總理約翰·霍華德作為中澳企業家峰會聯席主席在會上致辭。(資料圖/圖)
緊跟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澳大利亞的步伐,2017年3月26日至3月28日,約100位中國企業家抵達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首府悉尼,參加了首屆中澳企業家峰會。他們與另外100名來自澳洲的企業家齊聚一堂,從會議室談到晚宴,又從晚宴談上了郵輪。
中國已經連續8年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此外,中國在2013-2014財年也超過美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外資來源國,2014年至2015年,澳大利亞批準了460億澳元的中國投資,幾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國的兩倍。
如今,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兩國也面臨新的合作空間,一位與會的中國投資者從中國視角出發,將中國企業出海的原因概括為三點:消費升級,品牌、技術升級以及全球資產配置。
澳大利亞貿易與投資部原部長安德魯.羅布對此表示認同,他在會上發言時稱,2016年中國與澳大利亞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大多數的發達國家非常驚訝,他們過去認為中國不可能簽署一個世界級的貿易協定。而中澳簽署之後,關稅頃刻下降,澳洲商品出口獲得了迅猛的增長,比如牛奶的出口翻了一倍,龍蝦的出口翻了三倍。
安德魯.羅布更想強調的是,中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不僅對澳洲的綠色商品需求巨大,同時更大的潛力存在於服務業,因為中國正在向服務經濟轉型。中國的企業來到澳大利亞,可以投資於澳大利亞的能源服務、建築服務以及醫療服務等等,然後再把先進的技術帶回中國。
“企業從本國市場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中澳企業家峰會聯席主席包商銀行董事長李鎮西雖然沒有來到會場,但他委托同事傳達了他的聲音。他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增速大幅下降,國際投資跌宕前行,逆全球化浪潮出現,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有所擡頭。然而,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溝通和合作始終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提振全球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據海富集團執行總裁、中外企業家峰會系列組委會主席董斌介紹,中澳企業家峰會衍生於中歐企業家峰會,後者原隸屬於博鰲亞洲論壇,已在倫敦、巴黎舉辦了七屆,峰會聯席主席包括前對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前秘書長龍永圖。本屆中澳企業家峰會的聯席主席除了中方的李鎮西,還有兩位來自澳洲,一位是澳大利亞前總理約翰.霍華德,另一位是澳大利亞政府未來基金首任主席大衛.穆雷。
經過五天的鏖戰,德州撲克人工智能系統Libratus毫無懸念獲得最終勝利。在這場德州撲克人機大戰中,中國龍之隊的六位牌手共與冷撲大師打了36000手牌,共輸792327分,AI完勝人類。
比賽的結局並不出乎意料,開賽之前,創新工場創始人、董事長李開複就曾表示:“對人類能贏感到悲觀,贏的概率不到10%。”事實上,今年1月,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的Rivers賭場,CMU開發的Libratus人工智能系統就曾擊敗過人類頂級職業撲克玩家,那場比賽共持續了20天,對玩了12萬手,最終AI贏得了176萬美元。
會詐唬的AI
Libratus是一個玩無限德州撲克的人工智能程序,Libratus的策略並非基於專業玩家的經驗,所以它的玩牌方式可能有明顯的不同。基於在匹茲堡超級計算機中心大約1500萬核心小時的計算,它使用算法分析德州撲克規則,從而建立自己的策略,而且它能夠在比賽中,通過預測所有未來步驟的勝率來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與圍棋強調計算和形式判斷能力不同,德州撲克更講究多人博弈過程,如何避免人性貪婪等弱點,並將科學的概率統計與靈活的實戰策略很好地配合起來。在圍棋、象棋等遊戲中,機器和人類在決策前可以獲得全部信息,而在德州撲克中,彼此無法得知對方的底牌是什麽,也不知道發牌員發出的下一張牌是什麽,在“不完整信息”下,人工智能需要根據經驗或概率統計知識,猜測對手底牌和下一張牌的可能性,然後再制定自己的應對策略。
“如果AlphaGo是一個超級天才,冷撲大師CMU系統其實一定程度上是一個EQ專家,是靠EQ來打敗你。”李開複表示。表演賽為求降低發牌中的運氣因素,機器人采用複式對稱發牌,兩兩成對的牌手其中一人將拿到與配對牌手對打的機器人底牌,因此六名牌手將拆分於兩個房間和冷撲大師對陣,比賽過程中還必須確保配對牌手彼此不能碰面交流。在整個比賽中,冷撲大師也經常出現一些“詭異”的打法,例如時常超池下註,給對手造成極大的壓力,並做出人類出於心理原因做不到但是正確的bluff(詐唬)。
“AI利用增強學習技術,從自我對局中學習最優的撲克玩法,而避免從人類的既定模式中學習經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李開複表示。不過,據了解,目前Libratus的算法還只適用於無限制投註的一對一比賽,如果將比賽擴展到更常見的多人制比賽,Libratus面對的挑戰會更大一些,還需要進行策略上的升級與調整。
人工智能應用挑戰
正如馬雲所提及的疑問一樣,人工智能打敗人類圍棋大師,所以會打撲克的人工智能在解決更為廣泛的現實問題方面又有哪些價值?在李開複看來,世界上大部分的信息還不是公開的,冷撲大師在面臨不完全或誤導信息時的推理能力,未來能夠解決在決策、外交、商業合作、談判方面的不確定性問題,成為人類的“參謀”。
但如同谷歌人工智能大勝人類圍棋大師,使得AlphaGo的能力被充分認知,但在商業化方法和能力方面卻並不明顯。以AlphaGo為例,需要學習數量龐大的棋局才可以掌握有效的下棋技巧,而冷撲大師目前的對戰形式也是一對一,而現實生活中德撲是多人遊戲,多人遊戲在計算上的複雜程度是目前冷撲大師所無法勝任的。
人工智能和冷撲大師所提煉出來的人工智能技術如何發揮其商業價值,李開複認為仍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海量的數據、數據有標註、單領域。例如在金融領域,金融是虛擬的、由人創造的,數據量龐大且天生帶有標註,譬如股票的漲停、小額貸款是否還錢、買了保險後是否出事都是一種標註,這使得AI在放貸、銀行、投資、保險方面具有潛力。
“相較於告訴人們人工智能能做什麽,目前更重要的反倒是告訴人們,人工智能不能做什麽。”地平線機器人技術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余凱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他看來,人工智能進一步拓展的首要挑戰就是數據不足的問題。眾所周知,人工智能是建立在海量數據基礎之上,通過大數據訓練,來優化算法模型,以人臉識別技術為例,訓練這一算法模型需要至少百萬級別的圖片數據。
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是監督式學習,有監督的訓練就需要帶標簽的數據,因此數據的質量和精準度與輸出結果密切相關。“如何剔除數據中的噪音、垃圾信息,獲取優質且帶有標簽的數據成為新挑戰,這其中就涉及到無監督式學習或者半監督式學習。”地平線機器人技術聯合創始人、算法副總裁黃暢說。
另一大挑戰在於深度學習的推廣和場景遷移能力不足,每個領域的數據都需要重新收集、標準和再訓練,很難進行跨領域推廣。這些挑戰也是人工智能工業界和學術界急需突破的問題。“在招聘的過程中,懂得深度學習的人很多,而懂得遷移學習、增強學習,具備思辨能力的人很少。”第四範式創始人、首席執行官戴文淵告訴記者。
在實際應用層面,人工智能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正如李開複在比賽結束後的回應一樣:“人工智能已從完美信息的AlphaGo,延伸到了不完美信息的冷撲大師,人機對戰基本沒有懸念了,據聞AlphaGo近期即將來華和柯潔對戰,其實已經不再具有科學意義了,以後更應該關註商業領域的人工智能,在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產生的商業價值。”
獅子合唱團,圖為賽前照片(資料圖/圖)
香港朋友曾追憶1980年代末的少年時代:一年中讓人期待的節日除了聖誕與春節,就屬十一月TVB電視臺的臺慶。
將時地稍微轉換一下,這幾年來,衛視們主打的幾檔熱門音樂節目每逢決賽,大概也算得上這個年代的觀眾翹首企盼的節日。湖南衛視的《歌手》自然屬於此列。
在長沙,節日的氣氛分外熱烈一些。總決賽在周六唱響,但周五晚上,舉著燈牌的歌迷已經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馬欄坡。這天晚上的紅毯,是幾位決賽選手和他們的幫唱嘉賓首度聯袂露面。為李健跨刀而來的嶽雲鵬在人海中發現了寫著自己名字的燈牌,激動地當場叫出來:“哎呀還有我的歌迷啊!我不是個歌手,還讓你們還大老遠跑到這兒。”
並不出人意料,在4月15日晚上進行直播的決賽中,這位非專業歌手奉獻了並不專業的演唱和專業級的喜劇效果,並一度霸占了朋友圈和微博熱搜。比起林憶蓮和張惠妹兩大歌後教科書般的演唱,這樣不完美卻充滿噱頭的演出,也許更符合這個娛樂時代觀眾對一檔電視節目的訴求。
就在《歌手》總決賽進行的同時,另一檔音樂真人秀《跨界歌王》第二季開播。同樣的星光璀璨,《歌手》卻承載著娛樂之外更多的希冀:無論以什麽樣的演出結束了一季的征戰,歌手參加這一節目最重大的意義在於被觀眾和音樂圈重新認識和了解。從這種意義上說,《歌手》的決賽,其實是下一段音樂征途的起點。
由《我是歌手》改名為《歌手》,這檔2013年面世的音樂類電視節目,走入第五個年頭。面對喜新厭舊的電視觀眾,一檔節目做到第三季已是不易,之後的每一季,對於制作團隊都無異於全新的挑戰。
回想2013年年初,初次登場的《我是歌手》帶來的是現象級的關註和討論。節目的機制是比賽與真人秀結合。與以往音樂選秀類節目明星評點素人的模式截然不同,在《我是歌手》里競演中,成名歌手被推上巔峰對決的舞臺,評判權被交給了觀眾。而在比賽之外,每名歌手都被安排了陪同全程的“經紀人”,無論是在臺上臺下,鏡頭隨時記錄歌手的狀態。
讓業已成名的歌手重新站在競演舞臺上,除了第一次亮相,歌手在競演中不允許唱自己的歌,比賽中不斷有歌手被淘汰也不斷有歌手補位……這些新鮮的嘗試為節目帶來了一批忠實觀眾。
從2013年到2016年,《我是歌手》一直是湖南衛視的王牌節目和收視保證。節目在首季決賽播出時創下過5000萬的冠名紀錄。四年里,這檔音樂真人秀為電視臺帶來超過40億的廣告收入和常年的收視冠軍寶座。
在經濟利益之外,對於一直被唱衰的華語樂壇,這檔節目重新發掘歌手的力量是巨大的。歌手彭佳慧是第一季最後一位補位歌手。在參加節目之前,她有七年時間沒有在大眾面前活躍。當她和林誌炫、齊秦一起受邀時,她覺得這種肯定太重大了。2016年6月,彭佳慧拿到了臺灣金曲獎最佳女歌手獎,她首先感謝的就是《我是歌手》:“謝謝湖南衛視洪濤導演,讓更多人聽到彭佳慧的聲音。”
觀眾的叠代與大眾記憶的更新無疑是快速而殘酷的。一批曝光度本已淡出的歌手,經由《我是歌手》加持,重新回爐升溫,不單喚回了曾經了歌迷,也吸引了更年輕一代的歌迷。總決賽前夜,超過五百名現場觀眾在場內觀看了“歌王”決戰的聯排。當去年決賽中老狼身穿白襯衫演唱《米店》的片段出現在現場屏幕上時,坐在我身邊的七歲小姑娘驚喜地大叫“老狼!”。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獅子合唱團與其幫唱嘉賓吳建豪、徐佳瑩一同出場時,小姑娘一直茫然地問媽媽:吳建豪到底是誰?
市場的反饋是最為直接的溫度計。“巨肺小天後”鄧紫棋在參加完第二季節目後,演唱會門票就被一搶而空。在第三季登場的新加坡歌手陳潔儀,雖然在第一階段就被淘汰,但經過此次亮相,也擺脫了此前“歌比人紅”的局面,重新打響知名度。從第一季開始,《我是歌手》不斷推出所謂的“爆款”歌手。第一季的黃綺珊、林誌炫,第二季的鄧紫棋,第三季的李健,無不在此之列。在第三季增加了踢館機制之後,李榮浩也一“踢”成名。本季前來挑戰的民謠歌手趙雷迅速帶起一波自媒體的“10萬+”,再一次應證了這檔節目的影響力。不被大眾熟知的樂壇老將、一鳴驚人的新人後輩、獨具氣質的小眾歌手……經由《我是歌手》的舞臺,不同資歷、不同特質的歌手得以重新出發。
與其說《我是歌手》的“音樂真人秀”定位精準,不如說這檔節目填補了音樂類節目的空白。十年前以“超女快男”和《超級星光大道》為代表的選秀類節目推出了一批新人,五年前《中國好聲音》等節目以另一種形式續寫了“素人成星”的故事。但在漫長的時間里,五花八門的音樂類綜藝節目聚焦的大多只是夢想成真的那一刻,著眼於歌手事業不同階段、提供二度展示機會的《我是歌手》因而成功突圍。
電視綜藝圈有“事不過三”的說法,《我是歌手》做到第五季,著實已經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我是歌手》第四季,審美疲勞已經顯現。雖然匯聚了李玟、徐佳瑩、李克勤、蘇見信等不同生代、不同音樂類型的歌手,但這一季既沒有奉獻出爆款歌手,在歌曲、話題甚至歌手人格形象塑造等多個方面都頗為疲軟。
“歌神”張學友參加電臺節目的一段視頻曾經廣泛流傳。在被問及是否會參加《我是歌手》節目時,張學友明確給了否定的回答。他說:“如果要參加比賽,就要會算計。我其實很佩服那些參加《我是歌手》的選手的,被那樣評判,老實說這些評判都不知道懂不懂得。”
對《我是歌手》大眾評審審美的質疑從來沒有停止:飈高音、炫技的歌手往往能收獲好名次,對音樂風格的追求大概可以簡單粗暴地概括為“把快歌慢歌都唱一遍”。在以往的節目中,“高音崇拜”的選擇趨勢主導了絕大多數競演,李健成為了僅有的法外之地。
進入第五季,這一趨勢並非改變,反而捧出了一個極致的高音天才。在節目進行過程中,來自哈薩克斯坦的迪瑪希成為了節目的最大驚喜。長腿、高顏值加上觀眾評審最青睞的高音,迪瑪希一路競演一路占領微博熱搜,甚至包辦了決賽直播中的插播廣告。
在迷戀”鮮肉“的娛樂氛圍下,迪瑪希的火爆並不讓人意外。“歌王”爭奪中,他與簽下自己的老板尚雯婕合作了邁克爾•傑克遜的歌曲串燒,拿下了第二名。而在決賽前的聯排中,他所就讀的哈薩克斯坦國立藝術大學的校長中途進入現場,立刻被場內歌迷瘋狂的尖叫所震撼。
第五季的選手配備集前幾季成功模式之大成。杜麗莎對應的是第一季黃綺珊所代表的歌壇老將——不廣為人知,卻實力非凡。迪瑪希對應第二季的茜拉和第四季的黃致列。而林憶蓮是地位、實力、曝光度都毋庸置疑的歌後級人物,也正是她的存在讓節目在大年初一播出也無需擔憂收視。
“找人難”是第四季時洪濤就提出的問題。如果以產品類型的眼光來看,在華語樂壇,符合節目要求、能夠打動觀眾、同時也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儲備日漸枯竭。
節目因而在這一季加入“逆戰歌手”和“挑戰歌手”的概念。逆戰歌手邀請往屆選手回歸,張傑、李健、林誌炫因而重新回到節目。三名逆戰歌手最終都闖入決賽,似乎更證明了華語樂壇人才枯竭的悲哀論調。
比起歌手人選的枯竭,更讓人擔憂的也許是歌曲的短缺。從《平凡之路》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涼涼》,在剛剛結束的總決賽中,除了三首非華語歌曲和林憶蓮、張惠妹合唱的《也許明天》,其他四首曲目無不是影視作品的主題曲。離開了影視作品的捆綁,高質量、有傳唱度的音樂作品似乎越來越難以出現。這也許是華語樂壇更讓人焦慮的現狀,會唱歌的人還在,好作品卻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