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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 為伴侶付出 是最大滿足 我的幸福時刻 暢銷作家從公主變好老婆

老婆婆的二十盧布

AI幫你挑老婆

光棍危機襲來 你需要一張“找老婆”路線圖

最近，山東臨沂的張大姐很苦惱，“我真是命不好，為這倆兒子娶媳婦，我是操碎了心。誰想到現在世道變成這樣了?”

51歲的張大姐來北京做家政服務員，目標很簡單，多掙點錢，給倆兒子都娶上媳婦。大兒子26歲，二兒子23歲，在老家算是大齡男青年了，現在結婚的對象都還沒有著落。張大姐著急得不得了，對她來說，最可怕的事就是兒子打光棍。

她一再說看不清現在的世道。原來想再生個閨女，克服千難萬險生了二胎，結果又是個小子。小子就小子吧，在農村兒子多不受氣。沒想到現在兒子們到了結婚的年齡，找媳婦卻變得這麽難。

“沒結婚的小夥子數一數一大把，小姑娘就少得很了，哪個村子都是這樣，人家再進城打工，相中了合適的就不回來了。以前想著咱把彩禮掙足了，找個媳婦不算困難，現在真沒辦法。”張大姐感慨。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末，中國大陸男性人口70079萬人，比女性多3376萬。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7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則高達206：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此前人口學者姚美雄曾經預警，中國光棍危機將於2020年全面爆發。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易富賢則判斷，從農村青年找媳婦難、彩禮大幅度提高來看，光棍危機已經提前爆發了。

讓人震驚的陡變

在易富賢的《大國空巢》里，有一張2017年的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在這張五彩斑斕的圖上，張大姐的家鄉是深紅色。

(2017年中國大陸地區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圖片來源：《大國空巢》圖文版)

深紅色意味著，初婚年齡男女的性別比超過140，也就是說，每140個男性，對應只有100個女性，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男性必然會被擠壓出婚姻市場。

所謂初婚年齡，指的是男性24-28歲，對應女性22-26歲。易富賢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推算並制作成圖的。

而在五年前，初婚年齡人群的性別比是另外一個狀況。從圖中可以看出，全國大部分地區是一片明媚的綠色，初婚年齡性別比絕大部分在105以下。

(2012年中國大陸地區初婚年齡性別比圖。圖片來源：《大國空巢》圖文版)

那麽從2012年到2017年，到底是什麽原因，在初婚年齡性別比上發生這麽巨大的變化呢?

易富賢解釋，這主要是因為1984年到1990年出現的一次出生高峰。由於這次出生高峰，導致在2010年前後，27歲男性的數量小於25歲女性。這就使得初婚年齡性別比並不高。

“這次出生高峰推遲了光棍危機的發生。2013年初婚年齡性別比出現陡升，2014年，光棍危機就開始爆發，此後就越來越嚴重。農村年輕男人找老婆難就是這種危機的直接表現。”易富賢說。

閃閃發光的“找老婆”路線圖

對於未婚男青年來說，易富賢繪就的2017年初婚年齡性別比地圖就是一張價值非凡的寶圖。其上綠色、淺藍、深藍、橙、深紅等五種顏色代表了初婚年齡性別比的不同程度。

從圖上看，山東的大部分、京津滬、蘇南、浙北、湖南湖北東部、青海北部、內蒙古西北部等地區為深紅色，初婚性別比超過140，是找老婆相對最困難的地方。而山西、甘肅、寧夏、貴州、廣東東部、安徽南部等地區則為綠色，初婚性別比低於105，找老婆相對容易。

“今後找工作容易，找老婆難。找老婆要趁早，到顏色比較淺的地方去找老婆容易一些。對女孩來說，也要到顏色淺的地方去，社會治安比較好，安全第一。”易富賢給出了這樣的建議。

捉姦照主角揀老婆要大......

民調：41%男性認為老婆應該辭職帶娃

生完孩子後女性是否應該辭職當全職媽媽?最新民調顯示，41%的男性認為女性生孩後應當辭職帶娃，而53%的女性不贊成做全職媽媽。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相關民調顯示，男性贊成“全職媽媽”主要出於小孩成長的考慮，各項贊成原因中認為媽媽帶小孩最安心的比例最高，達64%。而女性不贊成所考慮的主要是再就業難與性別不平等，這些在男性看來則問題不大。擔心媽媽再找工作難的男性比例為26%，明顯低於女性11個百分點;而且女性中多至46%的人擔心當了“全職媽媽”後社會地位會下降，男性該比例則為23%，僅女性的一半。

雖然在誰照顧、如何帶小孩的問題上男女主張不同，但在生兒數量、育兒經濟負擔及成長環境方面，男女態度整體趨同。在大多數男性看來，現在家庭生兩個小孩最合適，比例達66%;認為生一個小孩合適的人也不少，為26%。

數據還顯示，不僅“主內”的女性深深體會到生兒育兒的經濟負擔重，“主外”的男性也深有同感。男性受訪者中，多至76%的人認為目前小孩生活和教育的花費貴，而且70%的人還憂慮多生多養小孩會降低家庭生活水平;即使是高收入與中高收入的男性感受也一樣，上述兩項比例高達71%與68%。

此外，無論女性還是男性，對小孩成長環境的評價都不太好。分析發現，最基本的兒童食品消費安全，超過四成男性認為“不好”或“不太好”，而認為“好”與“比較好”的人不足兩成;兒童服裝、玩具和文具等用品的消費安全，男性評價多為一般，比例為41%，認為“好”與“比較好”的人少於三成。

至於小孩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醫療與教育服務，供給不足是男性的主流感受，與女性看法一致。即使在公共服務資源最豐富的“北上廣”三大城市，多達半數男性認為兒科醫生與幼兒園學位不足，而在兩年前“單獨二孩”政策推出時，擔憂兒科醫生與幼兒園學位會更緊張的男性受訪者已多至52%。

國家衛計委的公開數據顯示，在中國，0-14歲的兒童約占總人口的20%，而目前兒童專科醫院僅有99家，占醫療衛生機構總數的0.01%。2014年，每1000人擁有執業醫師為2.12人，而每1000名兒童僅擁有0.53名兒科醫生。

尼斯卡車案兇手真實生活還原(上)：嗜酒、吸毒、打老婆

他16歲時，父母因為害怕他的暴力傾向，一度把他趕出家門。到了19歲，雖然父母已經對他絕望，但還是拖著他去看了精神病醫生。醫生給他配了一些抗精神病的藥物、一些鎮靜劑和抗抑郁藥物。

“這是精神錯亂的開始。”在突尼斯北部港口城市蘇塞接受采訪時，這位名叫凱姆斯丁(Hamouda Chemceddine)的醫生一邊翻看著手中2004年8月的病歷記錄，一邊表示，“他並沒有生活在真實世界中。”

到了法國之後，這位病人在Facebook上展現了他的“另一個自我”：他在“職業”這一欄寫上了“莎莎舞教授”，還放上了一張身穿女裝模仿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的照片。

這名病人就是在7月14日那天，於法國尼斯開著卡車沖向人群，導致84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送貨司機穆罕邁德·拉胡艾吉·布赫萊爾(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當時這名31歲的司機開著一輛租來的貨車一頭沖向了正在觀看煙火的人群。

兇嫌布赫萊特去年在海邊的照片

恐怖襲擊or精神病發作？

慘案發生之後，所有法國人都在試圖搞清楚這樁自該國恐怖襲擊浪潮開始以來由單人發起的最血腥襲擊事件。布赫萊爾搞的是恐怖襲擊嗎?還是只是單純的精神病發作?抑或是兩者皆有?

“伊斯蘭國”(IS)很快就宣稱他是一名“戰士”。然而，通過在法國和突尼斯——布赫萊爾在這里出生和長大——的多次采訪所拼湊起來的信息顯示，他和真正的激進化之間並沒有太多聯系，甚至對伊斯蘭教也沒有太多熱情。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處於精神病邊緣、體內暴力因子一觸即發的人，他身上有很多標記：嗜酒、打老婆、吸毒、長期玩弄女性等等。

“他跳舞、吸煙，他好像根本就不是穆斯林。”布赫萊爾的弟弟、今年19歲的賈博爾(Jaber)在突尼斯馬薩肯(Msaken)的家中接受采訪時表示，“他甚至都不祈禱。”

或許這樣描述布赫萊爾更合適：一個精神不穩定的憤青，在聽到看到了“伊斯蘭國”的宣傳之後，他身上的暴力傾向仿佛得到了釋放的許可。

至於布赫萊爾為什麽會開著卡車殺死了那麽多人，現在還不清楚。不過，他的殺戮行為讓法國當局開始嘗試定義政治恐怖主義和個人精神病之間的交集。

在暴力滲透的媒體時代，這種交集催生了一種新型殺手，比如布赫萊爾，再比如上個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家同性戀酒吧殺死49人的奧瑪·馬丁。他們這些人飽受困頓卻又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讓超級暴力事件很難預期或預防。上周五的德國慕尼黑，一名曾在學校受到欺淩、對大規模暴力事件抱有幻想的年輕男子在槍擊9人之後選擇了自殺。這起事件和恐怖主義似乎也沒有什麽聯系。

巴黎檢察官莫蘭(Francois Molins)稱，布赫萊爾在至少5名同夥的幫助下策劃這次“屠殺”長達幾個月之久。這5名同夥已經被捕，其中一人為突尼斯人，兩人有法國和突尼斯雙重國籍，另兩人來自阿爾巴尼亞。這5人的罪名中均有“恐怖主義陰謀”這一項，他們被指控慫恿布赫萊爾，並幫他弄了槍、租了卡車。

和父母關系緊張

布赫萊爾的父母是一對勤奮工作、生活富足的農民兼地主，他們一共生了3個兒子、6個女兒。在布赫萊爾位於馬薩肯的家中，鄰居們對他的暴力行徑並不感到十分吃驚。鄰居們感到十分羞恥，許多人甚至反對將他埋葬在這里。不過，沒有人提到布赫萊爾和極端主義有什麽關系。

鄰居們倒是有不少關於他暴力的故事。他們說布赫萊爾經常逃課，過分癡迷於健身，靠吃蛋白質練就了一身大塊頭，性格易怒，連帽子掉了這樣的小事都會讓他勃然大怒，所以大家看見他都繞著走。

布赫萊爾的表弟紮伊德(Zied)說：“我小時候他常常開玩笑地打我，但最後我總是會受傷。”

還有許多人回憶起有一次，布赫萊爾開著一輛租來的汽車被後面的車追了尾。兩名司機都下了車，然後布赫萊爾把對方打了個半死。“這對於他來說太正常不過了。”目睹了這一沖突的哈森(Hamila Hassen)表示。

布赫萊爾的父親拒絕接受采訪。但所有人都說，父子倆的關系令人擔憂。

凱姆斯丁醫生回憶道：“就算沒發生什麽事，他也會對自己的父母大為生氣。”

有一次，布赫萊爾故意把父母鎖在了門外。父子間於是發生了“危機”。後來布赫萊爾就被帶去看精神病醫生了。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布赫萊爾似乎非常關註自己的外在形象，但他似乎有點過分沈迷了。凱姆斯丁醫生回憶說，“他對自己的形象不滿意，他覺得自己很醜。他對現實有一種扭曲的認知。”

借婚姻跳板來到法國

2009年左右，布赫萊爾利用一樁包辦婚姻的機會搬到了尼斯。他妻子是他的表親，原先也是馬薩肯當地人。這是布赫萊爾離開突尼斯的機會，他抓住了這個機會。

2009年年底，他就拿到了法國許可證，這意味著他可以工作了。很快，他和妻子有了一個孩子。可是，在拿到文件之後，他對妻子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一名和這對夫妻住在同一棟樓里、和布赫萊爾夫人來往密切的鄰居說：“他和她結婚就是為了拿到文件。之後就露出了真面目。”

一線城市“娶老婆”成本大降！剛需房即將被消滅？

每經地產評論員 楊羚強

網上有一個段子說，各個城市男青年娶妻成本，最貴的是深圳——不吃不喝30年+傾家蕩產，可以娶到中上條件的老婆。北京、上海也至少要不吃不喝28年以上。即使是房價最便宜的廣州，也要不吃不喝16.5年，外加傾家蕩產，才能娶到各方面都更好的妻子。

據說，推高娶妻成本的因素之一，就是“房價的丈母娘理論”，要娶妻，先要過丈母娘的財產考察關。其實，從丈母娘的角度，要求女婿買房，沒有什麽不對。畢竟辛苦養育女兒幾十年，希望看到她幸福，而不是吃苦。

所以當任誌強說“為什麽非要買房，可以租房”時，他成了網民抨擊的對象。在丈母娘眼里，租房的結果是女兒居無定所，隨時可能被房東趕出去，跟著老公顛沛流離。

所以，結婚買房，往往被界定為“剛需”，婚房是一種不能不買的商品。

好在今年以來國家的一系列政策，讓“剛需”買房的壓力驟減。

剛需不再“必須買房”

11月28日上海發布的《關於促進本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有序發展進一步完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的通知》，就要求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社會專業機構不斷擴大代理經租業務規模，切實落實居住房屋租賃合同登記備案制度，規範住房租賃行為，穩定住房租賃關系，保障租賃當事人合法權益。

這絕不只是一紙文件，上海早從土地政策上，就開始鼓勵租賃了。

今年5月，上海周浦一幅住宅用地出讓，規定了開發商必須自持項目15%住宅物業70年，只能租賃，不能銷售。自此後，上海所有出讓的住宅開發用地，都會有開發商自持面積的比例要求。

上海對開發商自持住宅比例的土地出讓要求，很快被全國的其他城市效仿。

11月25日，北京市住建委發布《關於本市“限房價、競地價”項目自持商品住房租賃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征求意見稿)，提出通過“限房價、競地價”的交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項目，房地產開發企業自持商品住房應全部用於對外租賃，不得銷售，其持有年限擬與土地出讓年限一致。

通知提出，企業出租自持商品住房前，應對房屋進行全裝修，確保滿足居住條件，且在應實行市場化機制，不限定承租主體，租金價格由租賃雙方按照市場水平共同商定。為保障租賃雙方合法權益，自持商品住房出租也將納入北京市房屋租賃平臺管理，租賃合同須網上簽約，單次租期不超過3年。

此前，北京市規劃國土委發布了位於海澱、大興的4宗地塊的出讓補充公告，提出將試點采用“限房價、競地價”的交易方式掛牌出讓。11月17日，4宗地塊全部完成現場競價，均為房地產開發企業100%自持。

業內專家分析認為，租賃房源將滿足以自住為目的的剛性需求，而且海澱北部地區是中關村科技園重要的產業功能區，租賃房源供應更能滿足年青群體的住房需求，增強城市活力。

“窮人”活得不累，才是好城市

一位地產圈的富二代認為，政府大規模發展租賃市場，是希望讓更多年輕人可以不用買房，這能讓他們的資金投到股市或者其他金融類產品中，或者更多地去消費，盤活實體經濟。下一步可能出臺的房產稅，也是想讓更多人放棄買房。

實際上，邦爺覺得，加大土地自持比例、鼓勵租賃，還有一個目的是防範金融危機。

最近上海印發了《關於調整本市住房公積金個人貸款政策的通知》要求，嚴格執行住建部還款能力的計算比例，從50%調減為每月還本額占工資基數不超過40%。

這其實就是一個信號，要把償債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從購房市場趕出去。

眾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最初就是因為美國的次貸危機。而引發次貸危機的“蝴蝶翅膀”，就是華爾街部分金融機構把大量的借款借給了沒有足夠還款能力的窮人。

但如果粗暴地把低收入人群擋在購房市場之外，他們無法滿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不僅違背國家“讓更多流動人口安居大城市”的意願，也將削弱城市中長期的競爭力和生活質量。

東方衛視的主持人駱新曾說，一個富人周圍要有八個窮人，才會感覺幸福。因為，富是相對窮而言的。如果他周圍沒有窮人，只有富人，甚至有很多人比他更富。那麽，他的富就完全沒有意義。沒有人為他燒飯，沒有人幫他打掃房間，也沒有人替他開車，他要自力更生做所有的事，那麽他的生活狀態其實和窮人是沒有區別的。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城市沒有相對低收入者，只有中產階層和富人。那麽，市民的生活不一定會幸福。

想想這樣的場景，當一碗普通的面要50元甚至100元才能吃到；理一次發，要100-200元；送一次快遞要60元…這樣的高消費城市，誰的生活壓力會不大？

對實體經濟來說，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低收入者，那麽對這個城市的產業沒有未來。複旦大學的孫立堅教授說過，全世界的制造業，無論低端還是高端，最後一定是拼成本，誰成本便宜，誰就有競爭優勢。

換句話說，如果人們為了買房，都要求制造企業給予高工資，那麽大多數制造企業只能遷廠，或者宣告破產。

如何讓相對低收入者願意留下來？發展房屋租賃市場，提供一個穩定並且能夠長期租賃的居所，是非常有效的辦法，而這才是住房租賃市場可能替代剛需房銷售市場的根本原因。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邦地產立場。望此文對您有幫助，可以加入邦地產粉絲群交流。（關註微信公眾號“邦地產”Real-estate-circle回複“粉絲群”入群）

昆明原書記高勁松受審：曾送白恩培老婆200萬港幣買官

12月27日據春城晚報消息，雲南省臨滄市中級人民法院今日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昆明市委原書記高勁松涉嫌受賄、行賄案。

高勁松曾任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常務副市長，玉溪市委副書記、玉溪市長等職。2014年8月出任昆明市委書記。2015年4月，雲南省紀委通報高勁松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此時，高勁松任職昆明市委書記尚不足8個月。

據公訴人宣布的起訴書顯示：從2000年一直到2015年，高勁松15年間受賄1190萬余元。高勁松還曾向白恩培的老婆張慧清送200萬港元，花錢買官。

高勁松

高勁松簡歷：

高勁松，男，漢族，1963年8月生，在職研究生學歷，中共黨員。

1996年7月——1998年3月，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副區長。

1998年3月——2000年4月，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委常委、五華區副區長。

2000年4月——2001年，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委副書記、五華區副區長、五華區代區長。

2001年——2008年，歷任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委副書記、五華區區長，昆明市五華區委書記；昆明市委常委、五華區委書記；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常務副市長、黨組副書記等職。

2008年1月——2008年3月，雲南省玉溪市委副書記、玉溪市副市長、玉溪市代市長。

2008年3月——12年12月，雲南省玉溪市委副書記、玉溪市市長。

2012年12月——2014年8月，雲南省曲靖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2014年8月——2015年4月，雲南省昆明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2014年09月16日——2015年4月，兼任昆明警備區黨委委員、第一書記。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雲南代表團)。

做創業者的老婆，一定要註意股權分配的3個坑

阿爾法公社 2017-02-24 10:03

本文由阿爾法公社（微信 ID:alphastartups）授權i黑馬發布。

股權分配的缺陷是一顆埋在團隊心臟的定時炸彈，能量足以使團隊瞬間崩盤。

而且，股權分配缺陷非常普遍，我見過的團隊有三分之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一般，問到創始人創始團隊股權分配，如果有明顯的缺陷，談話就此而至。一是因為分配缺陷帶來的巨大風險，二是因為懷疑創始人本身的判斷力。

股權分配問題發生在創始團隊形成的最早期，因此像先天殘疾，令人痛心，但是難以逆轉。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在那個階段，創始人忙於開發、搭團隊、談離職、找融資，往往對股權分配懵懵懂懂。創始人之間談得最多的是兄弟感情，對談利益談權力遮遮掩掩。

股權分配，可以成為公司高速增長的發動機，也可以成為埋在心臟的定時炸彈。

先說一個我接觸的真實的案例:

張碩（化名）已經拿到兩個基金的口頭承諾term sheets，成功在望。就在我準備打印term sheet給他的時候，我問他：

“你們三位創始人，你和田江都全職了，另一位陳大鵬，之前你說拿到天使投資就全職加入，定了嗎？”

“他現在還出不來。”

“那他30%的股份怎麽安排的？”

“工商登記，那30%是在他名下的。因為項目剛開始的時候，大鵬和我們的投入一樣多，而且他商業經驗最豐富，投資人都是他介紹的。”

“他沒有全職，股份就已經在他名下，這是個巨大的風險。Term現在我還不能給你，你和大鵬必須談一下。我的建議是他的股份轉到你名下代持。等他全職之後，再進行正式分配。希望大鵬從公司的大局著想，是他的終歸是他的。”

張碩接下來的一周進行了痛苦地談判，其挫折感遠遠大於他和投資人談融資。期間，我和另一位投資方也和陳大鵬直接打過電話，嘗試讓他全職加入或者股份轉讓給張碩代持，或者至少是部分轉讓。但是，都被拒絕了。投資人無法繼續推進投資。張碩非常痛苦。兩個月後，我驚訝地聽說，張碩被其他兩個創始人逼出局，被迫離開公司。

一顆定時炸彈，讓團隊崩盤，張碩近半年來的心血付之一炬。我記得當時安慰張碩，“現在看，你們幾位創始人的沖突遲早會發生，只是它發生得這麽早而且這麽劇烈，導致團隊分裂，讓你很難接受。早點發生也好，不然枉費更多青春。”張碩後來創業，順利拿到融資。

由此，講一下創始人怎麽解除這個致命的定時炸彈。股權什麽時間分，怎麽分，怎麽兌現。以及常見的定時炸彈有哪些。

1. 股權什麽時間分

建議：沒搞清楚，不要急於分。

上面的案例中，創始人身份和職責還沒有確定下來的時候就過早進行了股權分配。隨著公司發展，創始人之間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團隊分裂。關於分配時間，一個原則是：股權應該在創始人的角色、分工、是否全職、之前貢獻、未來貢獻等有共識之後，盡早確定下來。現實中，達成這個共識需要一段時間。

創始人還沒有搞清楚，可以有初步分配方案，但是一定說清楚在什麽時間點根據什麽情況進行調整，例如獲得第一筆融資、某個創始人全職加入等。不清楚的時候，不建議把分配確定下來，更不建議去工商登記做正式變更。

2. 股權怎麽分

建議：抱有正確的心態，利用科學的工具，獲得公平的結果。

首先，我想先強調一下股權分配的正確心態。

回到問題的根本，為什麽要分配股權？股權分配機制是對未來產生的價值進行合理地分配，同時也約定對公司的控制權。創始人應該利用這個機制最大程度地調動自身的驅動力和潛力，為公司的高速發展打造一個強大的發動機。

股權分配不是挖空心思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不是強取豪奪，不是比誰更精明會算計，不是試探人性的底線！被壓制的情緒，被歪曲的道理，不會煙消雲散，它們會時刻尋找別的出口，有時表現為幾句抱怨，而在關鍵節點上，例如新一輪融資、公司並購或者上市，它們會演化成完美的風暴。

其次，講講分配的技術層面問題。

創始人股權本質上是根據每個創始人對公司未來的價值貢獻而進行分配的。註意，是“對公司未來的價值貢獻”。而不是今天誰出的錢多，誰就一定是老大。創始人可以一起參考下圖里面的不同任務，坐下來一起想一想，量化一下。蘋果最開始的股權比例是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各45%，韋恩10%；谷歌，佩吉和布林一人一半；Facebook，紮克伯格65%，薩維林30%，莫斯科維茨5%。

how to split equity.png

最後，股權分配應該達成公平的結果。

技術操作其實簡單。有的團隊用了模型，用了工具，進行了量化，但是事後依然出現了分崩離析；有的團隊是拍腦袋決定的股權分配，但是一直團結到勝利的最後一刻。為什麽？這些技術性因素不是全部，甚至是次要的。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團隊分配股權，根本上講是要讓創始人在分配和討論的過程中，從心眼里感覺到合理、公平，從而事後甚至是忘掉這個分配而集中精力做公司。這是最核心的，也是創始人容易忽略的。因此複雜、全面的股權分配分析框架和模型顯然有助於各方達成共識，但是絕對無法替代信任的建立。

公平分配股權的團隊會走的更遠。因為這個分配不但體現是利益也是尊重。如果你的聯合創始人感覺沒有被尊重，他某一天會離開。

3. 股權怎麽兌現

建議：必須逐步兌現。

股權劃分完了，必須要有相應的股權兌現約定（Vesting），否則股權的分配沒有意義。這是說，股權按照創始人在公司工作的年數/月數，逐步兌現給創始人。道理很簡單，創業公司是做出來的，做了：應該給的股權給你。不做：應該給的不能給，因為要留給真正做的人。

一般的做法是按照4～5年兌現。比方說按照4年兌現，從公司獲得正式融資後開始計算，工作滿第一年後兌現25%，然後可以按照每月兌現1/48。這是對創始人之間能夠長久承諾、相互支持的保障。誰也沒辦法保證，幾個創始人會一起做5～7年。事實上，絕大多數情況是某個（些）創始人由於各種原因會離開。不想看到的情景是，2個創始人辛苦了5年，終於做出了成績。而一個幹了3周就離開的原創始人，5年後回來說公司25%是屬於他的。沒有股權兌現約定，股權分配沒有意義。

4. 常見的股權分配定時炸彈

原則和方法講完，說幾個常見的股權分配缺陷。

種子或者天使融資出讓過多。超過15%以上都會對後面A輪不利，最好在10%以內。天使出讓的15%加上A輪的20%~25%，A輪之後團隊還有60%~65%左右，如果再後續融資，團隊比例偏少。

老東家占股過多。一般是大公司內部孵化項目獨立發展。和第一條同理，老東家占股超過15%則會有不利影響。

出資的背後大老板占股過多。一般是金主或者是關鍵資源方，出錢或者提供關鍵資源，有的占股超過50%，但是並不全職或者根本不參與公司運營。如此安排創始人和團隊整體比例很少，這種團隊走不遠。

開篇案例提到的，沒有全職的創始人。沒全職加入根本就不能做為創始人，股權當然不能分配。

亞馬遜的創始人貝索斯說，善良比聰明更難，選擇比天賦更重要。當創始人面對股權分配這一創業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選擇時，這句話尤其值得我們深思。有智慧的創始人利用機制去激發人的善良和追求，而不是引發人性的奸詐和猜疑。這更多是一種價值觀，而不是具體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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